東方欲曉按：北島主編《七十年代》新專輯刊登造反派回憶七十年代文章，值得一讀?，F將繁體字改回簡化字，以饗讀者　　

坎坷十年　　

陳紅兵　　

我在七十年代一書作者群中算是一個另類。沒有我這個另類，七十年代一書就無法組成真實的完整的篇章，就只能永遠是一部分人的邊緣的記憶，充其量不過是被拆掉的舊窗玻璃碎片的驕傲的閃光。那舊窗連同破碎的玻璃雖然又被裝起來使用了，但那舊窗的舊，和玻璃的破碎，卻只能永遠的“舊”和“破碎”下去。無法讓后人了解七十年代的全貌。　　

七十年代是六十年代的延續，是在文化大革命第一階段結束、中共九大勝利召開的大背景下開始的?？粗糯笾飨_上赫然坐著陳永貴、王進喜、孫玉國等代表人物，工人農民心里想的估計和精英們會有很大差距；李凌先生說，“八十年代開花，九十年代結果，什么事都醞釀于七十年代”，這話很經典，但他只是說出了一種趨向。如果我說七十年代是兩種思想的激烈搏斗，大概也很少有人反對。毛澤東1970年12月18日同斯諾談話中就說：“你說好一點我贊成。你說中國怎么怎么好，我不贊成。兩個東西在斗，一個進步的，一個落后的。”（《毛澤東文集》8卷第396-413頁）所有人都在思考，所有人都是在圍繞著這個大背景思考。不管你當時是否認識到，不管你自覺還是不自覺，也不管你承認還是不承認?！　?/p>

我是河南大學（原開封師范學院）中文系六六屆大學畢業生，文化革命中是學校造反派頭頭，1967年先后被選為開封師院革委會主任、河南省革委會常委。六七年底分配留校，六八年底再分配到解放軍農場接受再教育。七十年代開始的時候，我又被分配到河南原陽縣農村插隊，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兩年，在農村教學一年；批林整風后當縣委副書記兼公社黨委書記三年；毛澤東逝世后，七十年代最后四年在隔離審查、被大規模批斗、被登報逮捕、被判20年重刑投入監獄中度過?！　?/p>

我出身城市貧民家庭，父親是清潔工人，洛陽市勞動模范；文革前我是河南大學中文系團總支委員，學習也在前列。說造反派出身不好、不好好學習工作，對黨不滿、有野心，在我身上找不到根據。文革前我由于長期擔任學生干部，才對當時的黨群關系干群關系，了解較深，感到好多不正常，所以我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是出于那一點點膚淺的覺悟，后來斗爭發展到那么深刻的程度，卻也是我初始沒有想到的。雖然我在文化革命中遭遇的苦難比任何人都多，但從來沒有對自己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感到后悔、懷疑和動搖。因為有一個基本認識支撐著我：自從共產黨宣言發表，工人階級廣大人民的解放就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文化大革命是符合這個歷史潮流的；我認同毛澤東的人民之心！我的這個認識對不對，讓別人評價。我只是說出我自己的真實想法?！　?/p>

農村插隊和當“官”　　

1970年初我在太康縣解放軍農場鍛煉一年后，又被分配到新鄉地區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我當時并沒有感到什么不愉快，還主動放棄原分配方案，要求到最艱苦的、河南有名的貧困縣——原陽縣農村插隊。插隊的村子名喚下馬頭，早先大概是黃河岸邊的一個碼頭，因為黃河不斷滾道，逐漸南移，這里就成了村落，日久天長，“碼頭”也叫成了“馬頭”，當時歸福寧集公社管轄。我住在十一生產隊兩間泥坯草房的落分（記工分）屋里，生產隊會計把一半的空間打掃干凈，擺一張床，擺一張舊桌，就算是安下了家，每天和社員一起出工收工，在莊稼地里忙活，在群眾家里吃飯、拉家常，給五保戶困難戶擔水，學犁地等農活，對農民生活加深了了解?！　?/p>

下馬頭大隊屬中等偏上的大隊。大隊有一臺履帶式拖拉機，一臺天津鐵牛55輪胎式拖拉機，一個小磚窯。各生產隊有自己的菜園，農民生活雖不富裕，但沒有一個人生活過不去，軍烈屬、五保戶都得到照顧。農村基層造反派很少，當時中央表態支持二七公社、八二四造反派之后，原新鄉地委書記耿其昌一句話：“貧下中農都是造反派”，穩定了農村局勢（但可惜這位優秀的地委書記八十年代被打成反革命抱恨去世）。但農民心有不平敢于說話、敢于向干部提意見，大隊干部謹謹慎慎，關乎大家利益的事情常開會向群眾說清楚。這些還是同文化革命前有了很大不同。農村干部學大寨積極性很高，平整土地、打機井抓得很緊。農村買拖拉機和城市比便宜很多，打機井國家出資為主，農民出力為主，群眾對黨的農村政策很滿意。打機井時我和年輕農民四人抬一個六百多斤的水泥機井筒，一手拄杖或者抓住旁邊人的肩膀，喊著號子，把機井筒送到井邊。夏天麥收打場是農民最高興的日子，我也向農民學會單胳膊把五斗麥子布袋放上肩膀的本領。一般農民勤勞樸實，很善良，對待下放鍛煉的干部學生，對待在政治運動中被批判過而下放到農村的人，從不歧視。不管上面說這個人如何壞，他們從來都有自己心里的評判標準。這一點給我的感觸很深，使我從內心里認他們為朋友。　　

后來我女朋友畢業了，她放棄直接分配工作的機會要求和我一起插隊。我們到福寧集公社登記結婚，生產隊把落分屋用磚墻隔開，經我愛人一整理，半間草屋的新房竟然光彩四射，令人驚訝。我平生第一次感到女人的偉大、愛情的溫馨！我們一起住進新房的那天晚上，各生產隊插隊的大學生和鄉親們擠滿一院子，笑著嚷著。我們兩個向大家三鞠躬，唱一首革命歌曲，撒了喜糖，就算舉行了婚禮。村里的大嬸大嫂過來教我愛人學做飯，我們婚后一起參加勞動，日子很香甜，沒有八十年代精英那種天下苦痛集于一身的、仿佛耶穌受難的感覺，也從來不說“上山下鄉、五七干校是變相勞改”那樣的話。不到勞動者中間，怎樣了解他們的需要，不了解他們的需要，怎樣為他們服務？共產黨不為大多數人服務，難道還叫共產黨嗎？　　

我愛人懷孕后反應很厲害，經常嘔吐，串村賣豆腐的來到門口，她要多買一些，我只讓買了二斤。不是沒錢，也不是不心疼她，只是不想讓自己的生活與農民有太大的差距。誰知當天晚上被貓拱開了案板上扣蓋豆腐的瓷盆，豆腐糟蹋得一塌糊涂，也沒有吃成。妻子眼淚流得嘩嘩的。后來遇到同學們，她常常用這件事訴我的苦。他的女伴也笑著指著我指責說：“極左！極左！快賠禮道歉！”但是七六年以后我被抓進監獄，她因我吃了很多苦而無怨無悔，又對朋友說：“我實在想不出他的壞處。”一直等我十多年，一手把兩個孩子養大。　　

1970年一打三反和抓五一六運動，不知怎么，又變成了整造反派的運動。學校里軍代表掌握了領導權，我的幾個戰友成了五一六嫌疑，看管他們的是過去對立群眾組織的骨干；省委軍代表王新把第一書記劉建勛的秘書王書慶也打成“五一六”關進了學習班。我有一次回鄭州，看到街上貼的法院布告，開封地區我熟悉的三個人名被打了大紅勾槍斃了，其中馬九春，雖不是令人喜歡的人物，但絕沒有該殺的理由，肯定是冤案。這種恐怖氣氛當時確實讓我一陣心寒。無產階級專政決不能用來鎮壓人民！這是毛澤東1956年提出、文化大革命中多次強調的社會主義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可惜，很多領導人沒有記取?！　?/p>

把學習班變成限制人身自由、搞逼供信的專政手段，是從林彪開始的，一直流毒至今，造成大量冤案，很值得人們思考。后來知道，我的同學被辦學習班，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讓揭發我這個造反派頭頭。如果不是林彪事件暴露，在解放軍農場已經被“清理階級隊伍”審查過的我，恐怕也難逃又一次厄運?！　?/p>

關于林彪事件，我是在縣里聽到中央文件傳達的，之后五一六學習班便漸漸撤銷。物理系的一個頭頭在街上與我偶遇，對我沒進學習班表示大惑不解。他緊抓住我的手把我拉到路邊，反復地問：“你真的沒進學習班？你真的沒進學習班？你這個大魚真的沒進學習班！”看得出，他的精神受到很大刺激。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多次處于被壓制狀態中，以致毛澤東親自出面說“對造反派要高抬貴手”?！　?/p>

1972年初我和插隊的學生們一起被分配工作，教育局局長和我談了兩句話：“紅兵，就是這樣了，也別有其他想法了，去農村教學吧！”我被分配到原陽縣最邊緣的祝樓公社高中教學。臨行那天，祝樓派一輛馬車前來縣城接我們一家。大雪初晴，溫暖的陽光籠在厚厚的雪原上，讓人體味到，真正的美麗有時是非常簡單的。清脆的鞭響，嘚嘚的馬蹄聲，喜鵲蹬落的雪粉和歡快的叫聲，沖破原野的寧靜。我和妻子以及執意要送我的長春地質學院學生李旭，搖晃著坐在裝著鋪蓋行李的車上，未滿周歲的兒子倚在妻子的懷里，好奇地看著這個世界。一只不知名的白色大鳥，忽然在路邊溝渠未結冰的水面上掠了一下便騰空而去，是不是叼到小魚我沒有看到，水面上散開的漣漪卻永遠留在了我的心里。趕車的老鄉五十多歲，從舊社會過來，對生活很滿足，一路上給我們講一些風土人情、笑話、掌故，大家爽朗地笑著，蜿蜒五十里鄉路也不覺得遙遠?！　?/p>

祝樓高中是個文革中新建的學校，班級不多，沒有設美術課，我愛人改教地理，我則干老本行，教語文。我教《曹劌論戰》等古典課文，不看教案和課本，邊背誦邊講，甚至還講與課文注釋不同的見解，蒙得學生睜大眼睛聽；我重視改作文、幫學生辦壁報，循著學生思路和思想，把他們不成文章的作文改成完整文章，思路不清的理順，讓學生從實踐中體會寫作方法，對學生幫助也很大；我和學生一起參加建校勞動，一起打掃廁所，不擺老師架子，直到現在學生都愿和我保持聯系。校長是個沒有學歷的農村基層干部，踏實為教師服務，任勞任怨，對造反派沒有好感。他后來對我說：“聽說分來個造反派頭頭，我心里不安了好多天。來了一接觸，不是想象的那回事，人還不錯，教學也有本事。你這個造反派我贊成！”　　

1973年3月，我在農村入了黨，選拔到中共原陽縣委擔任縣委副書記、兼靳堂公社書記。靳堂公社不大，僅兩萬人，十多個生產隊，社小隊小，土地肥瘠不同，有黃河灘地，有背河澇洼鹽堿地，有沙地，也有較好的兩合土地。因在鹽堿地推廣種稻，吃飯住房問題不是很大，但公社、大隊、小隊普遍缺錢，科學種田投資跟不上，制約了發展，集體經濟不富裕。用有的生產隊長的話來說：“買根鞭稍的錢也發愁！”。我一方面和農民一起學大寨，興修水利，平整土地，一方面號召大家發展社隊工業和集體副業，自力更生辦起個公社機制磚瓦廠。磚窯是動員干部群眾打土坯建起來的，50米高的煙囪是請來獲嘉縣的一個行家帶領農民自己建起來的。獲嘉這個行家出身不好，又懂建筑又懂翻砂，別人不敢用他，我把他請了來。只有鋼筋和磚機是花錢買的，20多門的機制磚瓦窯廠，總共花兩萬元錢就開始生產。工人宿舍都是利用爛磚自己動手陸續蓋起來，不經意間培養出一批建筑工匠，在公社氨水廠建設中發揮了巨大作用。氨水廠高高的煙囪上書寫著紅色的大字：“走自力更生道路，建社會主義大業！”很振奮人心。我又幫助夾灘大隊辦起了大型面粉廠，看到好處，其它大隊也在醞釀。為了節約資金，氨水廠建設用的石頭，是我和干部群眾一起從百里之外的新鄉潞王墳山上拉回來的。“縣委書記拉石頭”，在當時并不罕見，但群眾卻記在心里，一直傳說到今天；冬天搞農田基本建設，寒風凜冽的十一月份，縣里組織引黃渠清淤會戰，我也和群眾一起挖泥修渠，晚上和群眾一樣，在黃河灘上鋪一層厚厚的麥草豆秸和褥子，蓋兩個被子，夜里涼涼的霜紛紛落在臉上，這讓我認識到，什么困難都是可以解決的；夏天里和社員一起深鋤地，渴了喝機井水，肚子咣咣作響……。那時的新干部，大都不脫離勞動；無論職位多高，和群眾拿一樣的工資；后來河南數千名新干部被判刑，貪污犯罪幾乎沒有。七六年之后我挨批判，批判的人在大會上說：“我是只批信（指我給劉建勛寫的一封表達批評意見的信），不批人。說實話陳紅兵來原陽辦了很多好事，沒辦壞事。”　　

偉人逝世   　　

一九七六年毛澤東主席逝世，人民由衷地感到悲痛。我當時從外地趕回。在公社附近的路上，一位農民正走著忽然蹲在路邊抱頭痛哭，我趕快停住自行車把他攙起來，他指著哀樂傳來的方向說；“不說別的，毛主席這些年把國家治理得多平穩！”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工人農民對毛主席懷著深厚的感情，這種感情有著深厚的實踐基礎，不容易輕易撼動。工人農民士兵和勞動知識分子的優秀代表被選拔到黨和國家各級領導崗位上來，任何一個普通群眾可以寫大字報或者公開批評他的上級，沒有哪一個農民或者工人有了重病，因為沒錢得不到醫治。這是有史以來任何國家都沒有過的翻天覆地的新鮮事，但毛主席領導的國家做到了，人民怎能不熱愛他！　　

毛澤東以工人階級為核心的人民主體思想，和群眾結合，就是中華民族歷史進步的偉大動力，毛澤東指出我國“所有制問題還沒有解決”，清醒而意義深遠；他實施的用人民權力監督、限制和逐步消滅官僚特權、資本特權，最后消滅一切特權的方案，已在實踐中起到遏制腐敗的明顯效果，要比現代社會用一部分官僚監督另一部分官僚腐敗，用所謂“兩只手”來遏制資本壟斷和社會不公，都先進而有用得多。毛澤東在文化上站在歷史的前列，本應該中國的知識界認真研究。鄧小平說永遠不去掉天安門上的毛主席像，胡錦濤說要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我想是會得到歷史的肯定的。　　

我被推進地獄　　

1976年11月，在停職檢查一段時間后，我被押回開封隔離審查。那天開封來了四五個人，開一輛面包車，從柳園渡口坐船過河到開封。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大木船過黃河，黃河水混不易辨別深淺，船頭一位瘦筋筋但結實果斷的老艄公，眼睛盯著水面，抖動著胡子的嘴里發出堅定的聲音：“進一！”“進三！”……，船尾的搖櫓人倒是神色沉穩，兩邊船幫上，幾個年輕人手執長篙，高聲吆喝著，前后走動，不斷同時把長篙插進水里，用力給船行輸入動力。這場景，簡直就是一個國家進步的譬喻：方向、動力、團結！我記得當時曽哼了幾首古詩，記錄下心中的感慨，后來偷偷寫成文字，只是輾轉中遺失了。然而祖國這只大船今后如何前行，那時我已經不知道了，我已經失去了自由，并沒有說話的地方！船抵開封上岸，押送我的人掏出手槍朝天放了兩槍，大概是慶祝他們的勝利，我也很快從這一情節中讀出其中隱藏的險惡：還沒有審查，他們就已把我看成了敵人！　　

就在那天晚上，我被送到開封高壓閥門廠一個棄用的倉庫的小屋里，被廠保衛科的人看管了起來。此后又轉移到空分廠氮氣車間、空分廠澡堂樓上、空分廠技校操場小屋。十個工人輪流值班看管我一個人，房間里換上低壓燈泡，燒開水電爐也是低壓的，那大概是在防范我自殺；氣氛搞得很緊張。其實那時我根本沒有想到要自殺，因為我一點也沒有精神崩潰的感覺。隔離審查中我確實認真讀當時的批判文章，希望能使我看到自身思想的錯誤和文化大革命的問題。但是很遺憾，我并沒有看到一篇有說服力的、不自相矛盾的文章。　　

隔離初期是查我和四人幫的牽連，但查來查去，除了我寫給劉建勛的批評信之外，也沒有查到其它實質性問題，拉我到全市各系統參加了十八場批判大會，也沒有突破性進展。1978年上半年，市委審查組很少來問，對我的看管也松了一些，每天早上我到操場跑步，看守的工人繼續呼呼大睡。有一天，我忽然看到妻子在操場鐵門外向我張望。我快步跑過去，鐵門也并沒有關，但妻子擺手不讓我出去，說：“你繼續跑步吧，我就是想看一看你！”……?！　?/p>

1978年7月鄧小平批評鄭州大學揭批查有阻力，劉建勛應聲下臺，全省又掀高潮，我也被轉移到開封煙廠嚴加看管。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六日深夜，我被宣布逮捕，戴上手銬，塞進一輛北京吉普，左右兩人押送，沿著鄭汴大道從開封向鄭州駛去。起初我并不知道后邊還有一輛吉普車尾隨著，中途偶爾向后邊一望，才發現那雪亮的車燈、顛簸的車身和車前側飄飄的紅綢帶。我在心里笑了一笑，猜著里面可能坐著我們的戰友、蘭考著名縣委書記張欽禮。到了省看守所正給我辦手續的時候，又聽見有人進來問，黨言川到了沒有？給我辦手續的看守小聲回答，已經關進號（監房）里了。這我才知道，當夜河南革命造反派的三大著名頭頭同時被逮捕。黨言川是河南二七公社的學生頭頭，我是開封八二四的學生頭頭，張欽禮是蘭考衛焦的頭頭。河南支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幾派——河南十大總部、河南造總、開封左司、蘭考衛東林焦的頭頭一個沒抓，并且這時大都成了整我們的掌權者。　　

文化革命前，我對于監獄的了解是從小說里得到的，寫的也都是國民黨的監獄。特別是小說《紅巖》里描寫的監獄，白公館、渣滓洞，水牢、地下室，給我的印象格外深刻。所以一九六七年文革二月逆流中，我第一次被抓進開封市看守所的時候，一看不是地下室就覺得比小說里寫的要好多了，只是衛生條件太差，使我生了滿身虱子，戴著手銬的手一抓就是一兩個；這次被抓來省看守所，感覺清潔程度比開封市看守所好了許多。雖然我知道斗爭又升了一級，但憤怒在我在逮捕證上簽字之后就已經轉歸于平靜了——在逮捕之前，我認為是黨在審查自己，審查一個黨員；看到逮捕證時，我知道眼前的這些人根本不講理了，已經不實事求是了，不再抱任何幻想，知道這是一次嚴酷的斗爭，比一九六七年二月逆流那次更為嚴酷；既來之則安之，問題反而變得簡單。心里竟然漾著一種并不十分明白的樂觀情緒，心情并不沉重，甚至沒有什麼失落感?？词匕盐业难潕Ш托瑤С槿?，給我編了一個號碼——010，告訴我以后提審叫010就是叫我，然后把我送進一個監房，隨著一陣咚-嘁里夸啦-咔嗒的熟練的關門聲，我就成了河南省看守所的一個在押人犯，代號010。　　

省看守所原名省直監獄，座落在鄭州市緯四路十號。省直監獄可能是在國民黨監獄的基礎上整修而成的，保留著那時的八卦布局，犯人在筒子里分不清東西南北。解放后這里主要關押國民黨戰犯和全省重大案犯，五九年以后國民黨戰犯分批放完，這里就逐漸冷清起來，只有延安時期中共保衛局長、解放后中共開封市委第一任書記戴季英還關在這里。他吃小灶，可以自由活動，并沒判刑，是吳芝圃五十年代把他抓起來的。我們進來不久，他就被釋放。從此，省看守所關押的人犯，共一百零五人，除少數過路號（臨時羈押的外地犯人）和幾個刑期很短的犯人外，九十多人都是造反派干部。當時鄭州八科（鄭州市看守所）和各地市縣看守所，人滿為患，也以我們這班運動犯為多。　　

我所在的監號，大約不到十平米，進門是一條橫的、寬約一米的通道，通道一端放著茅桶。通道里面便是半米高的一條通鋪，連我一共六個人就擠在這三米多長的通鋪上，白天坐，晚上睡。享受每人一平米多的、被嚴格限制的“自由”。　　

幾天之后，看守給我送來一份河南日報，證實了我的猜測，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河南日報頭版右下以重要新聞的規格赫然登載一篇消息：“中共河南省委決定  依法懲辦反革命分子黨言川、陳紅兵、張欽禮”，全文如下：　　

本報消息  為了深入開展“一批雙打”斗爭，堅決打擊“四人幫的社會基礎，中共河南省委決定，將反革命分子黨言川、陳紅兵清除出黨，依法懲辦；將反革命分子張欽禮，開除黨籍，依法懲辦。公安機關已將三犯依法逮捕?！　?/p>

反革命分子黨言川、陳紅兵惡毒攻擊中央領導同志，反黨亂軍，大搞打砸搶，殘酷迫害老干部，瘋狂鎮壓群眾，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罪惡昭著，不加懲辦不足以平民憤?！　?/p>

原開封地委書記兼蘭考縣委第一書記張欽禮，惡毒攻擊中央領導同志，包庇縱容壞人，反黨亂軍，大搞打砸搶，踐踏社會主義法制，殘酷迫害革命干部和群眾，嚴重破壞工農業生產，擅自扒堤決口，使群眾遭受嚴重損失，罪惡累累，民憤極大?！　?/p>

依法逮捕反革命分子黨言川、陳紅兵、張欽禮，大快人心，大得人心。當地黨委正放手發動群眾對三犯的反革命罪行深入進行批判斗爭。　　

決定中“罪惡昭著，不加懲辦不足以平民憤”和“罪惡累累，民憤極大”這些話都是過去死刑判決書里才會出現的套話，其意已經十分明顯。但罪狀不實就沒有震懾力。比如張欽禮“擅自扒堤決口，使群眾遭受嚴重損失”，我一看就知道是顛倒黑白。張欽禮繼承焦裕祿遺志，帶領群眾引黃灌淤，使二十多萬畝鹽堿沙荒地變成良田，徹底改變蘭考面貌。這怎么變成了罪過呢？后來他出獄后去世，十萬蘭考人民自發為他送葬，民心蒼天可鑒。我們后來都沒有按反革命罪判刑，也說明河南省委這個決定給我們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是錯誤的。后來我了解到，正是從這時開始，凡是曾經支持過造反派的干部，包括劉建勛紀登奎，無一幸免成了被清查的對象；工廠里直到班組長，農村里直到生產隊長，全省達一百萬人?！　?/p>

在看守所里就三件事：提審、放茅（放風）、打發時光。提審包含兩個內容，一是說清楚自己的問題，二是讓揭別人的問題。我最想不通的就是讓“揭”別人的問題。文化大革命是黨中央毛主席號召的，光明磊落，不是陰謀活動，至今仍是全世界政治最公開透明的時期，一切都在明處；我們只是按兩報一刊社論、毛主席指示領會精神，揭發什么？不揭發就說你態度不好。有一天半夜里把我提出去，說是省委常委會議在等我的揭發材料，一個問題是劉建勛支持攻打開封化肥廠的武斗，另一個問題是紀登奎派專列送我和八二四的群眾回開封武斗。攻打化肥廠的武斗就沒有發生過，開封化肥廠“左司”武斗據點是空十三師師長王洪智派人打入內部做工作和平解放的。為此江青還稱贊王洪智是“楊子榮式的人物”。劉建勛從來都不支持攻打化肥廠，我們也較早批判“向凡爾賽進軍”、“武裝保衛開封”的極左口號，制止了攻打化肥廠的思潮，這些在開封人所共知。紀登奎派專列，他當時就沒有那樣的權利。解釋后他們讓我馬上寫成材料。當夜又提審一次，聲色俱厲的對我說：“省委常委對你的材料很不滿意！”讓我再回憶揭發。不滿意就不滿意吧，那是事實！后來我也沒再寫，他們也沒再問。　　

有一天，我們監房里關進一個過路號，十七八歲，一坐到床上就唱起了《獄中之歌》：“鐵門呀鐵鎖呀鐵鎖鏈……”。唱著唱著，他忽然側過臉問我們：“你們都是因為啥事兒進來的？偷了？搶了？X了？”我們回答都不是，他仰頭一笑，連連搖頭說：“不值，不值，不值！”然后繼續哼他的歌?！　?/p>

1979年10月，黃河水利委員會黃希正等四名工人首先被判刑。他們的問題68年已經由軍管會判過刑，刑滿已釋放，這次以幫派體系包庇為名，同樣問題再抓加判兩年。他們不服，上訴到最高法，結果裁定再判無效，立即釋放。最高法依法辦事被河南從反面理解為“教訓 ”。他們為了規避最高法的二審權力，同時避開1980年1月1日新《刑法》《刑事訴訟法》的約束，趙文甫通知全省將我們的一審權限層遞下降，比如我們本應省高法一審的，下放到市中法一審；本應市中法一審的，下放到區法院一審，把終審權牢牢掌握在當地和本省，為他們違法突擊判決掃清道路?！　?/p>

河南原省委書記吳芝圃五八年搞浮夸風共產風命令主義歪風，給河南人民帶來巨大災難。當時趙文甫是吳芝圃的黑高參。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理所當然地批判了他們，趙文甫一上臺就大搞報復 ，根本就沒有把法律放在眼里。就在1980年1月1日新刑法正式實施前的一個月時間里，把數千人的案件突擊判完。不公開審判，不出示證據，不允許辯護，在新刑法正式生效前運用新刑法的罪名入人于罪，判決書只說依法卻不說依據什么法哪個條款。據當時省委領導人公布，全省開除黨籍十萬零六千人，判刑2700人，實際比這更多，開創了建國以來的冤案之最。   　　

看守所里后來讓送書，不知是不是《收獲》雜志上，登載的兩篇小說，給我思想影響很大。一篇是《羅曼親王》，一篇是記不起名字的南斯拉夫的小說。《羅曼親王》說的是一位王室貴族支持農民起義失敗后受審的故事。他的妹妹買通法官，約定：只要在下次開庭審判時，羅曼親王承認自己支持農民起義是受了壞人的蠱惑，就可以宣布無罪釋放。妹妹將這一切轉告給羅曼親王。開庭這天，法官問道：你身為親王，支持農民暴動，是不是受了壞人的蠱惑？羅曼親王高聲回答：“不，這完全出于我的自愿！”結果羅曼親王被判流放。期滿后靠妹妹接濟生活，他還是經常把妹妹接濟的錢散給周圍的窮苦農民。南斯拉夫那篇小說寫的是二次世界大戰中，納粹德國兵在樹林里捉住一名南斯拉夫一腿受傷的戰士，他們讓戰士面向大樹要槍斃他，但戰士勇敢轉過身來面對著德國人。幾次把他轉過去，他又一條腿跳著轉過來，表現出不懼死亡的英雄氣概。這兩篇小說極大鼓舞著我的信念和勇氣。當我的《起訴書》發下來的時候，全號看過的難友都屏緊了呼吸，用奇怪的眼光看著我。因為起訴書把開封所有的武斗死傷的責任都堆到我一人身上，不了解實情的人看了自然會為我的生命擔憂。但我清楚自己是無辜的，也做好了各種準備。當晚照舊倒頭便呼呼大睡，給獄友留下深刻印象?！　?/p>

12月26日，我接到對我的判決書（1979汴法刑字第365號）——有期徒刑20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判決書寫了長長的四頁，而且指控我“拒不認罪”。我怎么認罪呢？比如指控我1967年7月指揮人民會場武斗，武斗引起與八二四無關，我們一些人去解救二七被圍人員，也不是我派的，唯一“根據”是說我“派周兵向黃澤生傳達命令，向人民會場發動總攻”。但同是開封中法下達的、黃澤生的判決書中卻根本未提我向他傳達命令的事。這說明開封市中法本來就知道我是冤枉的，但照樣判決。我當時簽了反對意見，并寫了上訴書。后來省高法裁定維持原判。1980年初省高法院長丁石到河南省第三監獄接見我，他說：“我們并不是非要判你們這些學生，關鍵是你態度不好，你要向***學習。”僅僅態度不好，不該判刑也要判嗎？但那時向誰講理呀?！　?/p>

判決書下達后，看守所安排一次與家屬見面?？吹蕉嗄晡匆姷钠拮?，想著她這些年因為我所承擔的壓力和苦痛，忍不住熱淚滂沱。我說：“這一次年數長，不是一年兩年，不要再等我了，該走了……”妻子反倒很鎮定，她說：“快別說這些！原來傳說你要殺頭，或者判無期，現在判二十年，總算有盼頭，我等你！你不要流淚，我都不流淚你流啥淚！”　　

七十年代結束后，我被送到禹縣河南省第三監獄——中國夏朝第一個監獄“鈞臺”遺址所在地，在四圍大墻中度過了整整十年，那是我的八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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