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不易解，又很費解，“真實的歷史”何在？
　　
——與《誰是<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的作者》的作者商榷
　　
作者:雙石
　　

　　《炎黃春秋》2009年第7期刊出了莊重先生文《誰是<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的作者》，作者稱自己才是《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的真正作者，關于《敦》文作者為誰這樣“一個易解而又費解的謎，現在解開了！”而且自己所言才是“真實的歷史”。
　　現如今這類公案很多——比如前不久網上就盛傳“《沁園春·雪》的真正作者是胡喬木”，筆者看了也就付之一笑，并未在意——這個“玄龍門陣”未免也太小兒科了嘛！不過哩，關于這類在黨史上的公文文獻的寫作中的“作者署名問題這好象也不是第一例，比如現如今收入了《周恩來軍事文選》的《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其執”筆者就是陳毅（周恩來曾言：“我一字未改”）。但這屬于公文文獻，表達的也是公文發布機關和代表人的意圖，只能由最后發布機關或發布機關代表人署名，而陳毅當時并不具備這個資格，所以該文收入《周恩來軍事文選》也是合情合理也合法的。
　　至于毛澤東，他給新華社寫新聞稿，改新聞稿的事情那就更多了。
　　不過這回莊老先生很是不甘寂寞且不依不饒，好象一定要較出個真兒來！而且還帶有很大的憤懣情緒，甚至上綱到“毛主席是世界偉人，比封建皇帝還皇帝。毛主席的書被稱之為‘紅寶書’，林彪說：‘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誰敢說一個‘不’字”！——這當然也是《炎黃春秋》的主編及編審人員十分喜聞樂見的“政治覺悟”。而莊老先生憤懣之緣由無，無非是認定《敦》文的起草者是自己，而毛澤東不過是改了文稿的抬頭、署名和“幾處技術性修改”而已——但這似乎又與莊老先生文中所言的“我深深感到自己的思想政治水平低，沒有總攬全局來寫這篇廣播稿”，不能自洽且自相矛盾。
　　遺憾的是，莊重先生并沒有拿出什么象樣的過硬的證據就匆忙宣布“一個易解而又費解的謎，現在解開了！”，大家都可以面對莊重先生所給出的“真實的歷史”了！這個，至少是有“過于偏執也過于草率”之嫌吧？比如“莊老先生自己寫的《勸》文原稿”這類非常重要的物證，就被莊老先生很不負責任地推給“檔案埋進山洞找不著了”這樣一個“五W要素不全”且離奇而又離譜的故事，而莊老先生所言經手過《勸》、《敦》等文稿的諸多當事人，又要么是大多已經故去，要么是“當事人”的身份乃至經手過程本身就很難得以證實！既如此，莊老先生不妨捫心自問：要是就這么著就打上法庭扯起官司來，恐怕就是最偏愛老先生的法官和陪審團，也很難認同老先生文中口中信誓旦旦的那個“真實的歷史”吧？
　　人們當然有理由說一句：橫不能你莊老先生說這事兒是咋回事兒，就是咋回事兒吧？
　　當然，筆者也盡可能客觀公道地說一句：《敦》文由莊老先生起草而又由毛澤東修改爾后播出，這種可能性并不是不存在的！也是有過先例和后例的！然而“可能性”畢竟是“可能性”，并不等于就是“歷史的真實”呀！至少，即或是根據莊老先生文中所述的那些“五W”不全的故事，這種“可能性”與“歷史的真實”之間，也還有著不小的距離吧？至少，莊老先生的說法，還得經得起今人后人們的置疑吧？
　　好，現在筆者就根據莊老先生《誰》文中的說法，來置疑置疑莊老先生，希望莊老先生能給予負責任的回答！
　　根據《毛澤東選集》所載和莊老先生《誰》文所言，《敦》文是1948年12月17日由新華社播出的，是吧？這個基準時間，應該是此項公案的所有爭議者都認同的？是吧？——要不，再查查新華社播出文稿檔案？
　　那么問題也就來了——
　　莊老先生《誰》文是這樣記錄這個事件的——
　　
　　杜聿明率領三個兵團從徐州向西逃跑，于1948年12月4日在河南永城以東陷入我華東人民解放軍的重重包圍之中。粟裕將軍對我說：“我們要向杜聿明部開展政治攻勢，我給你一個任務，用陳毅、粟裕、譚震林的名義，寫信給杜聿明，要他率部投降。要寫得通俗、口語化，便于我前線部隊向敵人廣播。”我先后寫了七篇廣播稿，12月上半月，僅《勸杜聿明投降書》(這是粟出的題目)，我就寫了4篇。
　　12月17日，粟裕將一份電報交給我看。這是1948年12月16日24時毛澤東給粟裕并告劉伯承、陳毅、鄧小平的電報，全文如下：
　　
　　㈠黃維被殲，李延年全軍退守淮河南岸。
　　㈡我包圍杜聿明各部，可以十天時間休息。調整并集中華野全力，然后發起攻擊。
　　㈢向杜、邱、李連續不斷地進行政治攻勢，除部隊所做者外，請你們起草口語廣播詞，每三五天一次，依據戰場具體情況，變更其內容，電告我們修改播發。
　　
　　我將電報交回。粟裕對我說：“莊重同志，對杜聿明集團口語廣播詞的起草任務就交給你了！”這是命令，我欣然接受。我說：“我又寫好一篇《勸杜聿明投降書》，粟裕接過稿子連看兩遍。說：“好！合乎要求，就這樣發吧！”他在稿紙上寫了一行字：“急。即發新華社總社速送毛主席。”末了署名粟裕和日期、時間。然后他對我說：“你請張參謀長看看發出。”我馬上去見張震參謀長，張說：“粟司令已審閱同意簽發；我就不看了，我要軍臺發，毛主席可以很快看到。”
　　17日當天，新華社就播發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這是我寫得最快、總社播出最快的一篇稿件，也是毛主席親筆為我修改過的第一篇稿件。我心中非常高興。
　　第二天上午，我拿了原稿回到前線分社編輯部，大家對照總社播出稿，學習毛主席是如何修改的。　　
　　㈠毛主席把題目改了。用“敦促”一詞比用“勸”好。還加了個“等”字。
　　㈡此文開頭，在“杜聿明將軍”之下，毛主席加寫了“邱清泉將軍、李彌將軍和邱李兩兵團諸位軍長師長團長”。
　　㈢此文后面署名，毛主席并列改寫為“中原人民解放軍司令部、華東人民解放軍司令部”。
　　還有幾處，毛主席作了技術性的修改。
　　經過學習毛主席的改稿，我深深感到自己的思想政治水平低，沒有總攬全局來寫這篇廣播稿。
　　
　　這也就是說：12月17日，粟總根據軍委來電將寫作任務交給莊老先生，莊老先生當場交稿，粟總當場簽發，莊老先生交張震副參謀長看稿，張不看，讓莊老先生交軍臺發新華總社，新華總社轉毛澤東，毛澤東改稿，然后當天播出——沒錯吧？
　　然而筆者卻在《粟裕文選㈡》中查到這樣一個相關的電報——

陳毅、粟裕、譚震林關于休整十天如敵突圍殲滅之致中央軍委等電

（1948年12月17日）
　　

軍委：
　　甲、銑[十六日]二十四時電敬悉。我們遵令休整十天，恢復疲勞，溶化俘虜，研究戰術，整理組織及展開對敵政治攻勢，作為十天中心工作。但據息，敵有突圍企圖。，我們仍隨時準備乘敵于突圍中，乘機殲滅之。
　　乙、對杜邱李等口播，第一次于前天已預發總社（刻已播出）。第二次，當于明日經總社轉呈。并另擬就各種傳單、標語，關于開展對敵政攻指示，亦已另報。
　　
　　陳毅
　　粟裕
　　譚震林
　　
　　十七日二十二時
　　
　　——《遵令休整十天如敵突圍殲滅之（1948年12月17日）》，《粟裕文選㈡》第703頁～第704頁，軍事科學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
　　
　　
　　電報中的乙項就是關于“對杜邱李口播”的事項，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在陳粟譚簽發電報的時候（17日22時），“第一次”稿件已于當天播出（刻已播出——粟總們已聽到了），而且，這“第一次”，是在“前天”（也就是12月15日）就已經“預發總社”了的！而“第二次”稿件（當然也可能就是莊老先生稱他當天交粟總的稿件或莊老先生的稿件也在其中）則于“明日經總社轉呈”。
　　這也就是說，莊老先生當天交卷的這篇稿件，最快也得18日才能播出，是吧？
　　至少，1948年12月17日播出的《敦》文，并不是莊老先生于17日當天得令又當天神速交卷，又于第二天取回“學習”的那個《勸》稿，是吧？
　　看來，當年陳粟譚的這個電報，對莊老先生這個“真實的歷史”，非常不利呀！
　　再者，筆者還有一個納悶兒：莊老先生次日取回原稿時，怎么就能斷定是毛澤東而不是其他人親筆修改過的哩？雖然莊老先生在文中安排了張震副參謀長出場，并分配其告以“毛主席可以很快看到”之角色，但“看到”并不等于“修改”（還是“親筆”！）呀？請問莊老先生是從何處得知“毛澤東親筆修改”這個振奮人心的好消息的哩？
　　當然，據莊老先生稱，此前他也寫過多篇《勸》稿（4篇？），而且已經播出過。莊老先生也有可能記憶發生了錯訛：莊老先生把《敦》文究竟出自自己“4篇”《勸》文中的哪一篇給弄混了？17日新華社播出的《敦》文實際上就是莊老先生此前寫的那“多篇”之一的稿件？然而遺憾的是，《敦》文中所言及的“黃維兵團已在十五日晚全軍覆沒，李延年兵團已掉頭南逃”等等信息，最早也是16日晚上才得以確認的呀！莫非莊老先生比毛澤東、劉陳鄧、粟陳張譚還消息靈通，能未卜先知，15日寫稿時就已預知到了16日才發生的事情？——17日陳粟譚電分明是在證實：這個（些）稿件是“前天”（也就是15日）就已發給新華總社，而且17日當天就已播出了！！！
　　如此，莊老先生如果還要繼續堅持《敦》文是由自己所撰《勸》文或“之一”而來，除了需要解釋“15日或之前寫的《勸》稿如何能預知16日夜才得以確認的事件”外，至少還需要提供這樣的證據：
　　
　　㈠陳粟譚17日電中的“第一次”（15日）傳給新華總社的稿件，是莊老先生寫的《勸》文，或者莊老先生寫的“4篇”《勸》文或“之一”，就包括在這“第一次”的稿件之中（也許不止一個稿件，還有別人寫的？）。
　　㈡如果㈠成立，那么莊老先生就需要提供莊老先生《勸》文的原稿，以與《敦》文對照，看看毛澤東是怎么改的，改了多少？是不是僅僅是“幾處技術性修改”！
　　㈢莊老先生17日或18日，是從何處得知自己的《勸》文或“之一”，是由毛澤東“親筆修改”成《敦》文的？
　　
　　如果上述證據莊老先生俱不能提供，那么最低限度也要提供這樣一個佐證：莊老先生的類似作品中，是否有文風語氣與《敦》文相類或相近者？《毛澤東選集》主編將《敦》文收入的做法，筆者雖然目前尚不敢斷言妥與不妥，但人家的理由至少還是合乎情理的：口氣文風很象毛主席！
　　毛氏文風——哪怕是他寫的公文，的確不是那么好模仿的。
　　很巧，《粟裕文選㈡》也收入了另一篇勸降信——《陳毅、粟裕致杜聿明等的勸降信》，不知是不是出自于莊老先生的手筆，各位可將這個“勸降信”與《毛澤東選集》中的《敦》文比較一下，看看文風語氣方面有何不同？（參見附件一和附件二）
　　最后說一句，現在仍然不能排除這樣一種可能：收入《毛澤東選集》的《敦》文的確是由莊老先生聲稱為自己所撰的《勸》文或“之一”由毛澤東修改而來。但既便如此，莊先生要聲稱這個文獻是屬于自己的才是“歷史的真實”，還要讓世人相信，那恐怕還需要繼續努力，把“五W”找全！——莊老先生是革命前輩，也是新聞界前輩，不會不知道新聞寫作的“五W原則”吧？

　　
　　

附件一

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

（1948年12月17日）
　　

杜聿明將軍、邱清泉將軍、李彌將軍和邱李兩兵團諸位軍長師長團長：
　　你們現在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黃維兵團已在十五日晚全軍覆沒，李延年兵團已掉頭南逃，你們想和他們靠攏是沒有希望了。你們想突圍嗎？四面八方都是解放軍，怎么突得出去呢？你們這幾天試著突圍，有什么結果呢？你們的飛機坦克也沒有用。我們的飛機坦克比你們多，這就是大炮和炸藥，人們叫這些做土飛機、土坦克，難道不是比較你們的洋飛機、洋坦克要厲害十倍嗎？你們的孫元良兵團已經完了，剩下你們兩個兵團，也已傷俘過半。你們雖然把徐州帶來的許多機關閑雜人民和青年學生，強迫編入部隊，這些人怎么能打仗呢？十幾天來，在我們的層層包圍和重重打擊之下，你們的陣地大大地縮小了。你們只有那么一點地方，橫直不過十幾華里，這樣多人擠在一起，我們一顆炮彈，就能打死你們一堆人。你們的傷兵和隨軍家屬，跟著你們叫苦連天。你們的兵士和很多干部，大家很不想打了。你們當副總司令的，當兵團司令的，當軍長師長團長的，應當體惜你們的部下和家屬的心情，愛惜他們的生命，早一點替他們找一條生路，別再叫他們作無謂的犧牲了。
　　現在黃維兵團已被全部殲滅，李延年兵團向蚌埠逃跑，我們可以集中幾倍于你們的兵力來打你們。我們這次作戰才四十天，你們方面已經喪失了黃伯韜十個師，黃維十一個師,孫元良四個師,馮治安四個師，孫良誠兩個師，劉汝明一個師，宿縣一個師，靈璧一個師，你們總共喪失了三十四個整師。其中除何基灃、張克俠率三個半師起義，廖運周率一個師起義，孫良誠率一個師投誠，趙壁光、黃子華各率半個師投誠以外，其余二十七個半師，都被本軍全部殲滅了。黃伯韜兵團、黃維兵團和孫元良兵團的下場，你們已經親眼看到了。你們應當學習長春鄭洞國將軍的榜樣，學習這次孫良誠軍長、趙壁光師長、黃子華師長的榜樣，立即下令全軍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軍可以保證你們高級將領和全體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這樣，才是你們的唯一生路。你們想一想吧！如果你們覺得這樣好，就這樣辦。如果你們還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總歸你們是要被解決的。
　　
　　中原人民解放軍司令部
　　華東人民解放軍司令部
　　
　　根據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二版）刊印。
　

附件二 

陳毅、粟裕致杜聿明等的勸降信

（1949年1月1日）

杜聿明將軍暨邱清泉、李彌司令：
　　十二月八日函諒達。二十天來，北線十六兵團、南線十二兵團已先后為我解決，及二十余萬官兵均已獲得解放。正副司令黃維、吳紹周雖放毒逃跑，但亦不能幸免。邇來天候轉寒，風雪交加，空投不繼，亦系杯水車薪無濟于事。貴部官兵露宿郊野，以樹根充食，士氣沮喪，不僅攜械來歸者日眾，且有倒轉槍頭，殺死反動官長棄暗投明者。先生如再固執已見，壓迫士兵作頑強抵抗，則貴軍內部實行兵諫之革命行為，亦將接踵而起，眾怒難犯，尚望再思之。況徐總撤滁州后已令李劉部南竄江邊，蚌埠即放棄，北上援軍已成絕望，貴部已成南京之犧牲品也明甚！當茲新歲，本軍為挽救十余萬生靈涂炭，特再作忠告：希望你們立即命令部下，停止抵抗，切實保護武器彈藥器材，實行有組織地繳械投降。只要能如此做，我軍當可保證汝等全體官兵的私人生命財產安全。
　　為蔣介石一人效忠，反人民而死，徒落千古罵名；能勒馬回頭，尚能將功折罪，為人民所寬恕。是非利害，幸速圖之。

　　華東野戰軍司令員陳毅、副司令員粟裕

　　一九四九年元旦

　　——《致杜聿明等的勸降信（1949年1月1日）》，《粟裕文選㈡》第721頁～第722頁，軍事科學出版社2004年9月　　
　
　　
　　

附件三

誰是<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的作者
　　

作者：莊重
　　

　　1966年3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其中《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的題解說：“這是毛澤東為中原、華東兩人民解放軍司令部寫的一個廣播稿。”果真如此嗎？非也。那么，作者究竟是誰呢？這是一個拖延了幾十年易解而又費解的謎。
　　那時候，我從勞改農場——河北唐山柏各莊農場回北京在新華社當編輯已有數年。一天，遇老友鄧崗，他問我：“《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總社播出后，我們不是對照原稿學習過嗎？……怎么上了《毛選》？”我感覺他是在“明知故問”，我無可奈何，只好回答：“我不知道。”　　
　　1983年12月，新華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首頁“出版說明”稱：“本書在中共中央宣傳部的領導下，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和新華通訊社合編。”新華社副社長繆海棱(曾兼任新聞研究部主任)和新華社新聞研究所所長成一任主編。有一天，我與成一談起此書的編輯過程，我問他為什么不把《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編入這本文選？他說：“毛主席寫的《人民解放軍總部向黃維兵團的廣播講話》和《劉伯承陳毅兩將軍向黃維兵團的廣播講話》，我們都注明：‘根據手稿刊印”’。而《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雖然登上《毛選》，因為沒有找到手稿，還不能斷定是毛主席寫的，所以我們沒有采用。我問為什么《毛選》四卷刊登呢？成一說：最初也有人懷疑這一篇不是毛主席寫的，但該卷主編認為是毛主席寫的，他的根據是：文章的口氣像是毛主席的口氣，這是第一；第二，經毛主席修改過，又是毛主席簽發的。
　　更荒唐的是著名傳記文學作家葉永烈竟然繪聲繪色地說，《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的作者是陳其五。
　　葉永烈為了烘托此文的重要性，首先將陳其五介紹一番，意在表明陳是一位不尋常的人物，好像只有陳其五才能寫出這篇文章。其實，陳其五和我，彼此很熟悉。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大約有十年時間，陳其五和夫人馮劍與我在一個地區和軍隊里工作過。最后，陳其五在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崗位上，被張春橋打倒。
　　葉永烈在其所著的一部傳記里，有一節專寫陳其五。據他介紹，陳其五原名劉毓珩。1935年，“一二·九”學生運動在北平爆發時，21歲的劉毓珩是清華大學物理系學生。在學生運動中，他成為學生領袖——清華大學學生會主席、全國學聯副主席。1938年2月，劉毓珩加入中國共產黨。黨派遣他去國民黨軍隊某部做地下工作時，劉少奇給他改名陳其五。(不久，陳其五回到新四軍里工作)
　　葉永烈還說：陳其五曾任“第三野戰軍前委委員、政治部宣傳部長兼華東前線總分社社長。”
　　葉永烈以很長的一段篇幅寫陳其五寫作《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的情況。原文如下：“1948年12月，當杜聿明部陷入重圍，那篇以中原人民解放軍司令部、華東人民解放軍司令部名義發出的廣播稿《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初稿便出自陳其五手筆。后來經毛澤東審閱，作了幾處修改，發出。此文被收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在‘文革’中《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是‘牛鬼蛇神’們‘天天讀’的‘課本’，就連被打入‘牛棚’的陳其五也要背誦此文，他背得極為熟練。近來發現此文最初的手稿，上面有兩種筆跡，毛澤東的筆跡人們一望而知，那是作了幾處修改留下的，而通篇的筆跡則是陳其五的。”
　　其實，《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的作者不是陳其五，陳其五也不是“兼新華社華東前線總分社社長”，新華社歷史上沒有“華東前線總分社”，有的是華東前線分社，分社社長是康矛召，不是陳其五。葉永烈說，《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通篇是陳其五的手跡，我說“否！”通篇是孫書明的手跡(但原稿不是他寫的)，孫書明離休前是新華社老干部局局長，現住北京龍潭湖公園附近。附帶說一句：陳其五不是第三野戰軍前委委員。
　　事情本來很簡單，卻弄得越來越復雜、越來越離奇了。甚至《張震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中也寫了這樣一段：
　　“我軍大力開展政治攻勢，進行火線喊話，贈送食品，散發傳單等。毛主席還專門為淮海前線起草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廣播稿，對瓦解敵軍起到了重要作用。20天內，
　　敵副師長以下1.4萬余人繳械向我投誠。”(《張震回憶錄》上冊第346——347頁)
　　第三野戰軍戰史也寫上一筆：“毛澤東起草了中原人民解放軍、華東人民解放軍《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
　　最近，一些紀念淮海戰役勝利六十周年的文章，無例外地寫上《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一文出自毛澤東之手。
　　我不知道，迄今為止，《毛澤東選集》(包括各種外文版在內)總共出版發行多少萬冊，我粗略估計，少說也有幾千萬冊吧。《毛選》中若有錯誤，《毛選》發行量愈大，則錯誤流傳愈廣，影響黨史、軍史……改正錯誤更加困難。　　
　　《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的作者究竟是誰？——這個經歷半個多世紀的謎，該是揭開謎底的時候了。我是個有七十多年黨齡的老共產黨員，而且92歲了，我應該對歷史負責。今天，我宣布：《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一文真正的作者，既不是毛澤東，也不是陳其五，而是我本人——莊重。
　　歷史真相是這樣的：
　　杜聿明率領三個兵團從徐州向西逃跑，于1948年12月4日在河南永城以東陷入我華東人民解放軍的重重包圍之中。粟裕將軍對我說：“我們要向杜聿明部開展政治攻勢，我給你一個任務，用陳毅、粟裕、譚震林的名義，寫信給杜聿明，要他率部投降。要寫得通俗、口語化，便于我前線部隊向敵人廣播。”我先后寫了七篇廣播稿，12月上半月，僅《勸杜聿明投降書》(這是粟出的題目)，我就寫了4篇。
　　12月17日，粟裕將一份電報交給我看。這是1948年12月16日24時毛澤東給粟裕并告劉伯承、陳毅、鄧小平的電報，全文如下：

　　㈠黃維被殲，李延年全軍退守淮河南岸。
　　㈡我包圍杜聿明各部，可以十天時間休息。調整并集中華野全力，然后發起攻擊。
　　㈢向杜、邱、李連續不斷地進行政治攻勢，除部隊所做者外，請你們起草口語廣播詞，每三五天一次，依據戰場具體情況，變更其內容，電告我們修改播發。

　　我將電報交回。粟裕對我說：“莊重同志，對杜聿明集團口語廣播詞的起草任務就交給你了！”這是命令，我欣然接受。我說：“我又寫好一篇《勸杜聿明投降書》，粟裕接過稿子連看兩遍。說：“好！合乎要求，就這樣發吧！”他在稿紙上寫了一行字：“急。即發新華社總社速送毛主席。”末了署名粟裕和日期、時間。然后他對我說：“你請張參謀長看看發出。”我馬上去見張震參謀長，張說：“粟司令已審閱同意簽發；我就不看了，我要軍臺發，毛主席可以很快看到。”
　　17日當天，新華社就播發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這是我寫得最快、總社播出最快的一篇稿件，也是毛主席親筆為我修改過的第一篇稿件。我心中非常高興。
　　第二天上午，我拿了原稿回到前線分社編輯部，大家對照總社播出稿，學習毛主席是如何修改的。　　
　　㈠毛主席把題目改了。用“敦促”一詞比用“勸”好。還加了個“等”字。
　　㈡此文開頭，在“杜聿明將軍”之下，毛主席加寫了“邱清泉將軍、李彌將軍和邱李兩兵團諸位軍長師長團長”。
　　㈢此文后面署名，毛主席并列改寫為“中原人民解放軍司令部、華東人民解放軍司令部”。
　　還有幾處，毛主席作了技術性的修改。
　　經過學習毛主席的改稿，我深深感到自己的思想政治水平低，沒有總攬全局來寫這篇廣播稿。
　　我還要說一下關于手跡問題。
　　上文已經說過，手跡是孫書明的。
　　45年前，孫書明與我談起《毛選》上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一文，我不假思索，脫口而出：“那是我寫的，不是毛主席著作。”我簡略說了寫這篇東西的過程。孫書明接著說：“這事與我有關，那天，我在總社機要室值班，總參三局來電話，說淮海前線給新華社總社發來一篇急稿，是軍臺發來的，是密碼電報，不能給你們，我們口傳，請你們筆記。我連忙拿來稿紙，對方一字一句地口傳，我一字一句地記，稿子題目叫《勸杜聿明投降書》。”
　　我的手跡在哪里？我的手跡被封藏在大別山的山洞里。
　　上個世紀某一年，因輕裝備戰，南京軍區將歷史檔案資料包括新華社華東前線分社(當時負責人為沈定一)的存檔稿件，(沈定一說內有我寫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原稿)清理打包，運往大別山藏在一個山洞中，洞口密封，外堆泥土，植樹種草，隱蔽起來。因未作標志，后來軍區幾次派人去取檔案資料，卻找不到那個山洞。1985年夏，我與新華社高級記者閻吾曾專程赴南京尋找，也空手而返。我想，天長日久，洞中陰暗潮濕，那些檔案資料，大概早已腐爛成泥了！
　　我手頭有一本1964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選集》豎排精裝本(合訂一卷本)，其卷首“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的《本書出版的說明》，卻寫于1951年8月25日。由此可想而知《毛澤東選集》在1951年8月就已經編成 “出版的說明”中說：“選集中的各篇著作，都經著者校閱過”。又說，“本選集有兩種裝訂的本子”，一種是合訂的一卷本，另一種是四卷本。　　
　　《毛選》第四卷出版于1966年3月，迄今40多年過去了，為什么我不早提出《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是我寫的，推遲43年才提出來，原因很復雜，一言難盡，概括說來有兩個，一是害怕，一是期待。怕是害怕惹火燒身，株連“九族”。毛主席是世界偉人，比封建皇帝還皇帝。毛主席的書被稱之為“紅寶書”，林彪說：“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誰敢說一個“不”字。我在1957年被劃為“右派”，打人“牛鬼蛇神”行列，“只許老老實實”，進行“脫胎換骨”勞動改造，“不許亂說亂動”。　　
　　再說期待，期待什么？
　　期待毛主席有一天能發現校閱時的疏漏，自己提出來改正這個錯誤。
　　期待《毛選》的編者、出版者能發現這個錯誤，采取適當方式予以更正，以示對讀者負責。
　　期待粟裕、張震、廖承志、廖蓋隆、鄧崗等知情者能為我說一句話，問題便可解決了。我默默無語地期待著、期待著……一年又一年飛逝而去，《毛選》四卷出版了多少年，我期待了多少年。我終于失望了，不再期待下去。
　　今天，我親愛的祖國給予我新的力量，我又勇敢起來，敢于直言了。
　　憲法和法律保障我享有言論出版自由的權利，我要出版一個文集，將我寫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一文收進去。我的自傳也要寫上這件事。這叫做順理成章，物歸其主。
　　正如本文開頭所說的一個易解而又費解的謎，現在解開了！
　　我們面對的就是這樣真實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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