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老新聞工作者協會秘書處主辦
《中原老新聞兵》
編者按
正當全國人民以飽滿的熱情迎接中國共產黨建黨90周年之際，一些所謂“專家”、“學者”、“教授”，借大躍進中河南的信陽事件，對共產黨、毛澤東主席進行肆意攻擊，語言之惡毒令人發指。我協會會員、原八路軍的紅小鬼、中南空軍軍官、《河南青年報》記者、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駐山西記者站站長、《中國法制日報》高級記者王生明同志，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對這些黃口小兒進行有力的駁斥。文章在中廣網發表后，許多網站迅速轉發，點擊率數以萬計，評論、跟帖近千條，外國網站也有轉發。現將此文編發于此，供大家參閱。
走進大饑荒的中心地帶
——與辛子陵（大校）對談“大躍進”(修改稿)
端陽生撰文
（一） 首先亮出發言權
2011年2月10日 ，國防大學的一位大校軍官，名叫辛子陵（本名宋科）在科技部召開的某次座談會上發言稱：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國共產黨搞的“大躍進”，活活餓死3755萬人。毛澤東和他推行的社會主義制度是罪魁禍首。毛澤東倒“三七開”才對。
關于“大躍進”的講話、文章、專著，伴著解放思想、改革開放的腳步，翻江倒海，可謂鋪天蓋地。但像辛子陵先生公布的這個餓死人數字，和對毛澤東的有罪指控，我還是頭一次遇到。
他對“大躍進”的發言權（資格）和招引力，無非就是他在網上亮出的諸多金字招牌：國防大學、解放軍大校、共產黨員、著名學者、傳記文學作家等等，可謂光華四射，居高臨下。更有“廬山會議專業戶”李銳先生的推崇呼應，一夜之間在網上走紅，成為時政領域的明星。
至于老漢我，筆名端陽生，實名王生明，只是1944年入伍的一個八路軍小兵，轉業后依次在河南青年報、潢川報、山西四清報、雁北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國法制日報從事新聞報道工作的無名記者，名片的含金量遠不及辛子陵先生。但是單就“大躍進”這個話題而言，我自信比辛子陵先生更有發言權。理由如下：
首先，我想問一下辛子陵先生：你知道“大躍進”的發源地在什么地方嗎？我來告訴你：
“大躍進”既不是發源于我的故鄉山西省，或你的故鄉河北省，也不是發源于北京城的中南海，而是發源于一位名叫吳芝圃的故鄉河南省。因為“大躍進”建樹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人民公社，新中國的第一個公社，就誕生在河南省信陽地區遂平縣嵯岈山鄉，它的創始人不是毛澤東，而是大名鼎鼎的譚震林（毛澤東戲稱“譚老板”） 。 “人民公社”這個響亮的名冠創始人，也不是毛澤東，而是河南省新鄉地區七里營鄉政府（人民公社）的徐秘書。第一個為“大躍進”作總結的哲學家、政治經濟學者，也不是毛澤東，而是時任中共河南省委書記的吳芝圃，他是“杞人憂天”的杞人（河南省杞縣人）。1959年秋天，他撰寫的宏偉論著《躍進的哲學與哲學的躍進》，占了《人民日報》的4個版，占了《紅旗》雜志（某期）的全部頁碼。這是新中國新聞出版史上罕見的，也可能是空前絕后的。上述有關“大躍進”、 “人民公社”的軼事，都發生在河南省，都發生在我的身邊。因為我當時就在河南省工作，我經歷了“大躍進”的全過程。難道沒有資格和你對談一下“大躍進”嗎？
再者，我想再問辛子陵先生：你知道“大躍進”時期餓死人最多的地方在哪里嗎？我告訴你：
災情最嚴重、餓死人最多的地方，不在廣西，不在安徽，也不在四川，就在我工作的地方河南省，河南省餓死人最多的地區，是信陽專區（18個縣）。在18個縣里，餓死人最多的縣是光山、潢川縣。我在潢川縣餓過肚子，，患過浮腫病。
你不是說餓死了3755萬人嗎？那我就是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人了。所幸我沒有死，要是死在那個年代，不論是因為什么原因死的，你都會把我統計到餓死人的數字里去的。因為多統計一個，你就能給毛澤東、共產黨多增加一份罪責。今天，我這個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人，要和你理論一番“大躍進”，你不感到突然吧？
（二） 身歷“大躍進”全過程
如上所述，我在“大躍進”的發源地河南省，親身經歷了“大躍進”的全過程。運動初，我從武漢空軍轉業到信陽，到崗位沒幾天就擔任了信陽地區“衛星”報告團（團長），帶領十幾位科學種田能手，到全區18個縣巡回宣講 “放衛星”，也算是個鼓吹手了。不久，我被調到省城鄭州市，以《河南青年報》記者的身份，先后在豫南固始、商城、新縣一帶采訪過青年試驗田；在豫西伏牛山魯山一帶，采訪過青年煉鐵廠；又在豫北源陽、滑縣、新鄉一帶采訪過若干個人民公社。我撰寫的經濟調查報告《七里營人民公社一周年》，編輯部用一個整版的篇幅予以發表，鼓吹“大躍進”不能說不賣力氣。
然而，黨和毛澤東主席對我的一貫教導，八路軍、解放軍的優良傳統，沒讓我的頭腦發昏。尤其是毛主席對黨的高層領導表現的浮夸之風，及其潛伏的巨大危害很不放心，除先后在武昌會議、鄭州會議、上海會議討論和印發文件，制止刮“共產風”外，他還打破常規，于 1959年4月29日 ，以他個人的名義，向全國農村黨支部、生產隊、生產小隊長寫信，印發《黨內通訊》，號召基層干部堅持實事求是原則，理直氣壯地抵制來自省級、地級、縣級、社級的高指標、瞎指揮。（這封信的全文我附在后面——端陽生注）這里，我先摘錄其中的3段：
毛主席寫道：
我想和同志們商量幾個問題，都是關于農業的。
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不可能的。
……
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閑時少吃，忙時吃干，閑時半干半稀，雜以番薯、青菜、蘿卜、瓜豆、芋頭之類。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緊。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緊很緊。而且要抓得及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一定要有儲備糧，年年儲一點，逐年增多。經過十年八年奮斗，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
……
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收獲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對各項增產措施，對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于人民事業有利，于自己也不吃
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愿”，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干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據后來黨的高層會議（1962年中央7000人大會）簡報披露，毛澤東同志的這封信被河南、四川等省委扣壓，沒有發到基層，有的省只發到縣級。《河南青年報》總編輯崔澤東、副總編胡煒同志（已故），認為不能對新聞工作者封鎖消息，才得以在全體采編人員中傳達。聽了毛主席關于“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的教導和警示，壓在我心內的“老實話”一躍而發。我在多種場合冒然發言：
“你們河南人盡會吹牛”、“《河南日報》、《人民日報》也搞虛假報道”、“西平縣畝產小麥7320斤是顆假‘衛星’”， “魯山縣馬樓鄉根本沒有鋼鐵書記，讓我空跑兩趟，丁ⅹ副總編指責我沒完成任務，我不接受”、“人民公社可以試辦，但不該‘化’”、“在全省我只見過一個公社辦得不錯（指七里營人民公社），其余的都差勁，有的還不如退回高級社，退回初級社”、“信陽地區上蔡縣某鄉政府的墻壁上，把潘復生、楊玨、王庭洞三位同志畫成狐貍和狼，是混淆兩類矛盾、侮辱同志的人格”‥‥‥
我的上述言論，終于引來災禍。1959年深秋，黨內“反右”運動開始，我們的崔總編（某領導說他一貫右）被指令下鄉搞調查，副總編胡煒被送黨校學習（保他體面過關）。我被共青團省委指控為惡毒攻擊“三面紅旗”，批斗會整整持續了半年之久。黨小組決定“開除黨籍”，支部決定“留黨察看”，省直黨委決定：“思想嚴重右傾，免于處分，下放勞動。”
1960年深秋，我和省直機關500多名“右”字牌干部，被發配到信陽地區勞動改造，這大概是由于信陽地區“三面紅旗”舉得最高，有利于震懾、改造我們這些“右派”的緣故吧！（官僚主義者沒有想到，正是由于把我們這么多“右派”發配到這個地區，他們吃了大虧）
當我和一部分下放干部到達勞動改造地潢川縣不幾天，就發現此地不大對勁，好像經歷過一場大地震，“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當地干群自我描述）。群眾見了我們不搭話，只喊：“媽吆！”我們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不久，所有下放干部接到通知，緊急回縣城開會，傳達毛主席的指令：
“信陽事件，是民主革命不徹底，壞人和死官僚掌權，要向他們奪權！”
這真是晴天霹靂！在省城和“當權派”們爭論了大半年的“形勢問題”豁然開朗，我們“右”字號干部該翻身了。但誰也不敢猜測，翻身的那一天何時到來。沒幾天又接到通知回縣城開會，傳達中南局的決定：
省委書記吳芝圃到重災區光山、潢川等縣，向人民群眾當面請罪（這個場面我親眼見了）；原中共信陽地委，除副書記、專員（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張樹藩同志官復原職，其余9名常委（包括地委書記路憲文）統統請進臨時看守所接受審查。全區地、縣、社（鄉）、隊（村）四級政權、四級黨組織全部一鍋端，讓所有下放到當地的“右”字號干部，一律放下思想“包袱”，輕裝上陣，參加奪權斗爭。下放干部（右字號）張時遇同志（原省農業廳副廳長）被指定為臨時縣委書記。我跟隨張時遇同志到幾個公社（鄉），召開群眾大會，把原公社（鄉）隊（村）干部，由武裝戰士從看守所提出，押解回村，接受群眾面對面的審查。主要追究餓死人的責任。根據群眾檢舉揭發事實，征得群眾的同意，當場作出決定：或繼續關押，進一步審查，或當場解禁，官復原職。
以上就是1960年，因“信陽事件”引發的全國“5個月民主革命補課運動”，也可以說是，調查“大躍進”中餓死人事件。
(三) “黨代會”擺功追過
1961年小麥上場的時候，潢川縣召開了“黨代會”。想起張時遇同志向全縣新選出的黨代表作報告的盛況，至今都讓我熱血沸騰，熱淚盈眶。他在講話過程中，每宣讀完一個數字后，都會引發出熱烈的掌聲。
“同志們！我們總共清查出XX個土改時漏網的階級異己分子，和為非作歹的壞分子！（熱烈鼓掌）
我們撤職查辦了以梁XX為首的一伙死官僚分子！（熱烈鼓掌）
全縣生產和社會秩序得到恢復，人民的生活有了可靠保障！（熱烈鼓掌）
我們有XX個婦女有了月經，有XX個婦女懷了孕！（眼淚、嗚咽，經久不息的掌聲）”
“同志們！還有一個數字大家都很關心，但是我不能向大家公布，不是不敢公布，是幾個數字自相矛盾，不好確定哪一個數字比較準確，這很讓我作難……
去年一秋一冬，由于死官僚主義者好大喜功，謊報豐收，春天吹了牛，秋天沒給群眾留足口糧，我們潢川縣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大饑荒，發生了餓死人的嚴重事件。但到底有多少人因為完全斷糧餓死，又有多少人是因為供應短缺，營養不良，對疾病的抵抗力不強而死亡的？很不好分辨。我和縣委辦公室的同志，一起到醫院請教過幾位醫生。醫生們說：要弄清這個數字，需要對每一個具體對象做死前健康調查，和死后尸體解剖。而這是我們無力辦到的。因此這個數字只好暫時懸著……
同志們！我多次說過：不要因為自己曾對餓死人負有責任，而有意縮小這個數字；也不要因為自己在反右傾運動中受到批斗，受過委屈，為了出氣，為了給梁德柱同志（前縣委書記）、路憲文同志（前信陽地委書記）、吳芝圃同志（前省委書記）加重責任，而有意擴大這個數字。我們一定要記住毛主席的教導：‘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結底，于人民事業有利，于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梁德柱同志就是因為沒講真話，向黨和人民講了假話，害了潢川人民，也害了他自己……”
1961年盛夏，在中南局的直接領導下，省直機關在反右傾中被下放的干部，全部返回省城，住在河南飯店。我們主要以撰寫文章的形式，向大會、向中共南方局、向黨中央，傾訴自己受到的迫害，檢舉揭發以吳芝圃（老同志）為代表的“當權派”所犯的錯誤和罪行。我們的文章不限長短，不限篇數，只要本人愿意登《會議簡報》，就能以大號字秘密文件的形式，送到總書記鄧小平和陶鑄、王任重、李先念等同志的案頭。
這次平反會議開得很民主、很輕松，甚至很舒服。兩人住一間客房，寫字臺上擺著筆墨紙張，還有象棋撲克牌，伙食有特供補助，省軍區開倉庫送來了蚊帳，每晚都有電影或豫劇招待。為時一個月的馬拉松會議期間，只開過3次大會，審聽吳芝圃同志的檢討。就在這一次會議上，我們500多名“右”字號干部全部獲得平反。
(四) 回望“大躍進”
回望遠去的“大躍進”年代，每想到河南省千百萬勤勞樸實的農民和基層干部，為了加快社會主義建設，滿足城市用糧、工業用糧，向國家多賣商品糧，他們不辭勞苦、勒緊褲帶，忍饑受餓的情景，我的心里就不是滋味。
他們中的一部分人，一部分干部，在熱情與自信的燃燒中，沒把毛澤東同志向他們敲響的警鐘（《黨內通訊》）當一回事（有的人就不知道），以致一年以后，由他們釀制的苦果，把全省人民帶進了大饑荒的困境。他們有錯、有罪，應該受到懲罰。而且當時就受到了懲罰。就因此該把“大躍進”當作共產黨的惡行、當作毛澤東的罪行，沒完沒了地聲討下去嗎？
我至今認為：“大躍進”用哲學的觀點審視，是科學的（孫定國、艾思奇兩位哲學家親自到鄭州市、登封縣論證過）；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審視，它是革命的、激進的；再用實踐檢驗，也是成功的。不“躍進”，就沒有新中國；不“躍進”，新中國就立不住；不“躍進”，新中國會永久失去擁有原子彈、氫彈的機會；不“躍進”， 就沒有大慶油田；不“躍進”，就沒有紅旗渠和千計萬計的大、中、小型水利設施；也不會有昆成鐵路、南京長江大橋和攀枝花煉鋼廠；不“躍進”，就沒有當今的劉莊、南街村、大寨、華西等聞名世界的鄉鎮企業。這些企業大都是人民公社的產兒。不“躍進”，就會被帝國主義擺布蹂躪。現在執政的領導人，不也說 “要跨越式發展”嗎？
總而言之：由河南人和河南人民發起，被毛澤東認可、推廣的“大躍進”，不是愚人的盲動，而是歷史所迫，是毛澤東的英明選擇，是一個碩果累累的英雄時代！否則，我們中國人沒資格站在國際舞臺上講話，我們的藝術家沒有底氣高歌《我是中國人》！
我愿以原河南省普通干部的身份向歷史作證：河南人、信陽人、潢川人，在他們父兄的墳頭上，在“5個月的民主革命補課”中，沒有人控訴共產黨，沒有人控訴社會主義制度，更沒有人控訴過毛澤東。恰恰相反，他們感謝共產黨、毛澤東及時把饑餓的人群，從國民黨的殘渣余孽和壞人，以及死官僚分子的魔掌下解救出來。他們面對面地質問吳芝圃、路憲文、梁德柱，為什么不傳達、不執行毛主席在 1959年4月29日 親自撰寫的《黨內通訊》（一封信）。
我，一個在“大躍進”中挨過批斗、餓過肚子、患過浮腫病的老兵堅信：“大躍進”是新中國歷史畫卷上很悲壯、也很亮麗的一頁。我有幸經歷“大躍進”的洗禮，感到十分自豪！
身為解放軍大校軍官（師級）的辛子陵（宋科），既要享受“大躍進”的成果，又要嘲弄、漫罵、詛咒“大躍進” ，我對他們這種不道德行為，只能以鄙夷的口吻說：“你們是狗咬呂洞賓！”
想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最省力氣的辦法，是在3755萬后再加一個“ 0” 。 （正文完）
毛主席在 1959年4月29日 親自撰寫的《黨內通訊》（一封信）如下：
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們：
我想和同志們商量幾個問題，都是關于農業的。
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不可能的。
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兒要密。有些人竟說愈密愈好。不對。老農懷疑，中年人也有懷疑的。這三種人開一個會，得出一個適當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產，密植問題就得由生產隊、生產小隊商量決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規定一個密植幅度，不當作命令下達，只給下面參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為好，積累經驗，根據因氣候不同，因地點不同，因土、肥、水、種等條件不同，因各種作物的情況不同，因田間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個比較科學的密植程度的規定，幾年之內達到一個實際可行的標準，那就好了。
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閑時少吃，忙時吃干，閑時半干半稀，雜以番薯、青菜、蘿卜、瓜豆、芋頭之類。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緊。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緊很緊。而且要抓得及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一定要有儲備糧，年年儲一點，逐年增多。經過十年八年奮斗，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個問題，播種面積要多的問題。少種、高產、多收的計劃，是一個遠景計劃，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內不能全部實行，也不能大部實行。十年以內，只能看情況逐步實行。三年以內，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內，要力爭多種。目前幾年的方針是：廣種薄收與少種多收（高額豐產田）同時實行。
第五個問題，機械化問題。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要有十年時間。四年以內小解決，七年以內中解決，十年以內大解決。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這四年內，主要依靠改良農具、半機械化農具。每省每地每縣都要設一個農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學技術人員和農村有經驗的鐵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縣各種比較進步的農具，加以比較，加以試驗，加以改進，試制新式農具。試制成功，在田里實驗，確實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廣。提到機械化，用機械制造化學肥料這件事，必須包括在內。逐年增加化學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收獲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對各項增產措施，對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于人民事業有利，于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愿”，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干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以上六件事，請同志們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見，以求得真理為目的。我們辦農業工業的經驗還很不足。一年一年積累經驗，再過十年，客觀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們認識，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認識。
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里唱的是低調，意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
毛 澤 東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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