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階級猖狂反攻倒算的宣言書　　

——評《地 主——一個百年難盡的話題》　　

偶翻《雨花》，從“精彩文摘”欄目得以見識刊于《書屋》2010年第8期的王宏任《地 主——一個百年難盡的話題》，還真有點開眼界。《炎黃春秋》與《南方》報系妖魔化土改為周扒皮們的翻案文章，也曾拜讀并評論過，但還是沒有想到，在中國大陸居然還有如此公開全面地為地主階級翻案的文章！　　

與藥家鑫案可以成為“爭論話題”一樣，從這里也可看出當前的政治氣候。　　

不折不扣，這是一通為地主階級翻案的反攻倒算宣言書。不能置之不問。　　

這樣的文章居然能夠為各式官方媒體廣泛傳播，說明黃世仁劉文彩們的代表在掌控著話語霸權，他們就是這樣通過給年青一代洗腦以支撐其統治。左翼話語，僅有網絡一席之地，反撥肅毒主要還是靠生活自身。本文與其說是批判，倒不如說是當前政治斗爭情勢的一個信息通報。近日孔夫子出而復隱，本文遵循其“述而不作”原則，“引”多而“批”少，兼以以回敬其當代的孝子賢孫們——中國買辦精英如此弱智的所謂理論，其實也不值一駁　　

一，從顛倒文學史入手顛倒歷史　　

文章顛倒的是以反帝反封建為基本主題的現當代文學。　　

作者對魯迅茅盾等塑造的以趙太爺、假洋鬼子、魯四老爺、高老太爺等地主形象，還比較客氣，認為其“批判與控訴都是自發感性的認知，沒有上升到階級與階級斗爭的自覺的政治層面”，算是高抬貴手。　　

但對從葉紫的《豐收》（順便牽連到被韓毓海改編成電視劇的《星火》）開始的“三十年代左翼文學”，認為其“宣傳階級斗爭，有了階級斗爭的性質”，特別對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后的“無產階級斗爭文學”，就毫不客氣了。反映農村天翻地覆革命變革的的紅色經典，從《白毛女》起，包括《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暴風驟雨》《紅旗譜》創業史》艷陽天》《苦菜花》，則一棍橫掃，全部打翻在地。　　

“這種為了突出階級斗爭的擴大與深化的對于地主的刻意的妖魔化的抒寫，實在對幾代人的意識進行了極大的毒化”    “經過幾十年的宣傳、渲染和灌輸，一提起‘地主’，人們便聯想到上述四大地主的丑惡形象，他們成了‘地主’的典型代表，人人橫眉冷對，個個切齒痛恨。”（陳沅森：《談土改殺地主》）　　

為階級斗爭服務的左翼文學，虛假文學，實在是罪莫大焉。　　

這個彌天大罪，直到新時期撥亂反正之后才得以清算。　　

作者用幾部得過茅盾文學獎和魯迅文學獎的長篇說事。　　

陳忠實的《白鹿原》，“徹底擺脫了極左觀念，而是忠實生活中的真實”。接著，兩個“魯迅文學獎” 周同賓在《土地夢》史鐵生在《記憶與印象》“就以自己家族的真實吞吞吐吐地說出了對地主同情的話題”。莫言的《生死疲勞》就公開地近于猖狂地為地主翻案了。（注意，“公開”“猖狂”是褒義贊語）嚴歌芩的《第九個寡婦》“公開地給某個地主翻案”。“這些在文壇上有廣大影響的作家在為地主‘翻案’，對被鎮壓（槍斃）的地主表同情，我們的主流輿論沒有對他們進行批判”。　　

“同時，專家學者開始了對那些虛假妖魔化的文字的揭露”。　　

1999年11月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就出版了署名笑蜀的《劉文彩真相》，2008年修訂成《大地主劉文彩》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對極左的集體意識的重新解構與重建，其顛覆作用是巨大的。”再后，則是《先鋒國家歷史》推出《周扒皮的1947》，以追尋原型的形式為《半夜雞叫》周扒皮翻案。　　

文學 “撥亂反正”后，地主“真實形象”就除了“勤勞先富”的典型:　　

“再往上數，到老老老太爺，到老老老老……太爺，總歸有一站曾經是窮人，窮得叮當響，從什么地方逃荒到了此地，然后如何克勤克儉，慢慢富足起來——這也就是中國地主所常有的、牢記于心的家史。”　　

“他對長工很厚道，給長工吃得很好，他這樣的人在今天不是應當受到層層表彰的致富模范嗎？他這種品質不正是中華民族吃苦耐勞的典型代表嗎？中國的強大與富裕實在賴于這樣的人。可是在土地改革的大潮中，他的土地、財產被分，他被槍斃了。”　　

新時期文學是打著“啟蒙”的旗號登場的， “啟蒙”者，補資產階級反封建之課也。30余年的“思想解放”，他們到底“啟”的什么“蒙”，反的是什么“封建”？真所謂“做賊三年不打自招”，氣候已成，他們就迫不及待地“亮劍”，“圖窮匕見”了。　　

王宏任的文章就是一個“不打自招”絕妙文獻。　　

二，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歷史地位顛倒過來了　　

共產黨政治斗爭的需要，煽動挑動農民丑化打擊地主，顛倒了歷史，應當重新顛倒過來。　　

1，作者筆下地主階級簡直成了“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的代表　　

這是文章對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地主階級的總體評價：　　

“其實，地主在那個社會不是完全阻礙社會發展的力量，他本身有許多積極因素。絕大多數地主們青少年時期都受過嚴格的教育，是農村中文化素質較高的群體，他們讀的是四書、五經，“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新一代或者上新式大學，或者到外國留學，有的儒家思想深入骨髓，有的民主自由思想鑄造人格，成為新的紳士，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具有憐貧恤老、救濟鰥寡孤獨、助教興學、救災賑災、修橋補路、興修水利、調解糾紛、倡導文化活動（舞龍燈、賽龍舟、唱大戲等）的善舉，舉凡農村中一切需要錢、物的公益事業、慈善事業，他們帶頭發起、熱情贊助并充當捐資、獻物、出力的主角。經過較好教育進入官場、文壇、教育界、商場、工廠等上層社會的，大多數是地主家的子弟。因此，當年的地主階層，集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文化精英于一體，理所當然地成為社會的主流。那些讀書不多無意于仕途的讀書人，回到鄉梓后，因其品德、學問，主持正義，辦事公平，往往被推舉為地方領袖，掌握著村、鄉、區的地方事務的管理權。而當年的政府（縣級以上）是那樣軟弱，既沒有“社會救濟”概念，又沒有過問地方事務的經濟實力。因此，大量地方事務便責無旁貸地落在本鄉本土有聲望的富紳（地主）的肩頭上。當年地主將土地出租，解決了貧苦農民的就業問題，與資本家辦工廠給城市貧民提供就業機會，與當今外資進入中國解決城鄉富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是一碼事。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資的回報，工商企業利潤提成是資本的回報，同樣是一碼事。　　

“集政治經濟文化精英于一體”，“百分之九十五’,道德高尚，治國濟民，朝野皆賴……總之，完美和諧。　　

“土地出租，解決貧苦農民就業”， 地主養活農民，資本家養活工人。　　

“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當之無愧。　　

第一次大革命的“農民運動”的確是“痞子運動”，實在“糟得很”。“大海般胸懷的蔣委員長”發動“4.12清黨”，“好得很”。“十年剿共”未成，“朱毛共匪”漏網，乃讓中國精英遺恨千古，直到今天才得揚眉吐氣，可為嘆息！　　

2，是共產黨的政治宣傳妖魔化了地主的美好形象　　

“經過幾十年的宣傳、渲染和灌輸，一提起‘地主’，人們便聯想到上述四大地主的丑惡形象，他們成了‘地主’的典型代表，人人橫眉冷對，個個切齒痛恨。”（陳沅森：《談土改殺地主》）　　

“由文學形象的塑造，到對現實生活真人的變本加厲，肆意夸大歪曲，誣蔑成假想敵給予殘酷鎮壓打擊，地主就成了人間最壞的東西。與此同時，對窮人百般美化、神圣化，吹捧為大公無私、聰明智慧、勇敢頑強的英雄，當這些英雄執掌權力，變成比過去的假想地主更兇殘時，事情就走向反面。”　　

3，土改運動一片血腥　　

“毛澤東逐步推行的土地改革，‘土豪劣紳’們被拖拽到群眾大會上公審并處決。殘酷行為破壞了農村的團結，農村的階級關系被人為地激化了，其目的是把農民中最貧苦的階層趕上架，逼他們與共產主義事業共存亡。”　　

 “四川雙流縣1951年初兩個月就造成二百二十二人以自殺相抗，不少地主甚至“舍命不舍財”，寧愿全家自殺也決不肯拱手交出財產。土改干部林成云在斗爭大會上甚至用刀割斷了被斗地主的脖子，眾目睽睽下當場將地主殺死。由于地主成為受辱和死亡的代名詞，一些農戶得知被劃為地主后，竟絕望自盡。有地主生恐被斗，硬被拉到斗爭會場后，即用頭當場撞柱而死。僅這幾個鄉地主富農就自殺了九十六人（男三十九、女五十七），當場斗死十六人（男九、女七）；斗爭后幾天里又病死、餓死了六十六人（男四十二、女二十四），加上關押致死的十二人（男八、女四），總共死了一百九十人（男九十八、女九十二）。”　　

法學精英為藥家鑫辯護時，同情全部屬于施暴的“這孩子”，受害的“難纏”農民是一點沒份。　　

買辦精英談論土地改革時，立場正好相反，同情全部屬于“受害”的地主，翻身農民也不屑一顧。　　

事實與否且置勿論。　　

這就叫立場。　　

4，煽動階級斗爭是為了共產黨的統治 　　

胡適和的李澤厚是“啟蒙”“解放”的祖師之一，作者引以為據：　　

“政權象鐵桶一樣，還是心驚膽戰，老覺得敵人很強大。意識非常脆弱，老是神經兮兮的，以為江山立即要變顏色，結果人為地制造那么多階級斗爭，對那么多不該實行專政的人實行專政。而作家也神經兮兮的，人為地膨脹階級斗爭，把文學作為階級斗爭教科書和土地改革的小冊子。”“這是非常古怪的現象。作家竟然呼喚人們進行無窮盡的互相殘殺。這當然是為當時的革命、斗爭服務。于是非常復雜的社會現象和人性現象，被簡化為兩種階級符號式的人物決一死戰。思想簡單，藝術粗糙。《暴風驟雨》盡管粗糙，還有片斷的真實感，而《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卻連片斷的真實感也沒有。但在當時也許可以起革命的作用。不過毛澤東本人卻從不讀這些作品，他也看不起他們。作家真有點上當了，很可笑。”（李澤厚著《世紀新夢》安徽文藝出版社1998年1版）　　

“胡適指出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惡果時說：‘無形之中養成一種階級的仇恨心，不但使勞動者認定資本家為不能并立的仇敵，并且使許多資本家也覺勞動者真是一種敵人。這種仇恨心的結果，使社會上本來應該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兩種大勢力，成為兩座對壘的敵營，使許多建設的救濟方法成為不可能，使歷史上演出許多本不需有的慘劇。”　　

4，晚晴廢科舉與共產黨的土地改革兩次使“鄉村地方領袖惡質化”。　　

改革深化，理論也在深化。

“鄉村地方領袖第一次惡質化，是從晚清1906年廢除科舉制度后開始的。由于大家都沒了功名，誰可以當地方領袖。三教九流之輩見有機可乘，便憑借土地、資本、祠堂、武力、公產、宗教和個人關系……紛紛鉆了進來，這些人魚龍混雜，良莠不齊，形成派系小集團，忙于爭權奪利，置貧苦農民于不顧，這些人不受儒家道德公益心的約束，不受政府控制，貪贓枉法，為所欲為。加上人口暴增，人多田少的矛盾突顯出來，從此，農村社會開始動蕩不安了。”　　

“第二次惡質化是‘土改’利用‘流氓無產者’（扒手、小偷、地痞、惡棍、無業流民……）打沖鋒，斗垮地主、富農后，這批‘苦大仇深’的‘土改根子’紛紛入黨做官，趾高氣揚地成為‘書記’”、‘委員’、‘主任’、‘鄉長’、‘村長……使農村基層領導徹底惡質化。這些人大多一字不識，居然洋洋得意上臺作報告，開口第一句便是：‘我是個大老粗，只曉得三擔牛屎六箢箕……’不因沒有文化感到羞恥，反以為榮！這些人自私自利，吹牛拍馬，偽裝積極，拉幫結派，任人唯親，欺下瞞上，惟命是從……他們能力低下，不懂生產，卻指手畫腳瞎指揮，常常造成重大經濟損失。農村領導權落在這樣一幫沒有文化、素質低劣、目光短淺的人手里，農業生產怎么能搞得好？再加上領袖頭腦發昏，“土改”后不久，一意孤行地加速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躍進……到1960年前后，農業生產全面崩潰。”　　

中國現代鄉村歷史變化的先鋒分析。

他彈奏出的是一曲以黃世仁南霸天們鄉紳為統治基礎的古老的田園詩。

這是對共產黨建立新中國后的階級路線和基層政權的根本否定。　　

趙大春、梁生寶等是渣滓，打倒痞子！

魯四老爺、高老太爺、趙太爺、馮老蘭千古，黃世仁、劉文彩、南霸天、周扒皮萬歲！豪紳政權萬歲！

三，顛覆階級斗爭后作者給出的美妙理論模式和設計藍圖：　　

理論模式與設計藍圖如此美妙，姑引幾段以供大家開開眼界。

我經常想：哪個社會哪個國家都鼓勵人們勤儉持家、發家致富，真的去做，抓住機會又聰明智慧、勇敢耐勞的人就富了起來假如天下都是窮光蛋，都沒有剩余價值，那么人類還在原始社會徘徊，哪有剩余財富去發展文化文明，那有知識分子去研究社會科學，建立馬克思與列寧的理論。正是因為有了周春富這樣省吃儉用去買地，去拼搏致富的人，才有了富人，才有剩余價值，才有了人類文明，才有了科學的發展。（原來“剩余價值”是富人創造的，與張賢亮讀《資本論》，同為奇跡。）　　

我們把剝削視為罪惡，罪也不在這些努力致富的周春富之流，他們依據人的本性在努力發展并且取得成就罷了，你統治的社會不允許人們發家致富，你把他們的財產分掉，讓他們去與窮人過同樣的生活就可以了，何必以三年經濟狀況劃的成分要對他們進行永無休止的專政與斗爭？并且把那些勤儉持家、發家致富的領頭人判處極刑，這無論怎么說，都是一種罰過于罪的殘忍和專橫，是對無罪者的濫殺無辜，也是對貧苦的群眾的獸性掠奪的啟發，還是對無力、無能、不愿致富的鼓勵與縱容（這其中許多人把致富希望寄托在瓜分富人上，今天這樣的人仍然很多，他們在等待第二次“文革”），更是對文化文明的殘酷的圍剿與扼殺。當這種錯誤理論與實踐作為主流輿論而強勁流傳時，其惡果是嚴重的。　　

“假如當時我們只是平分了地主的土地和多余的財產，不以“階級斗爭”為綱對地主又打又罵地施以殘酷的斗爭，讓他們在新的條件下和貧下中農一塊勞動致富，不搞過左的階級斗爭和殘酷的專政，那么，中國早已進入發達國家之列，而我們的民族也不會有這么多仇恨、矛盾和創傷，我們的道德與文化不會遭到毀棄與破壞，那是多么好呀。”　　

這么簡單、這么美好的道理，從孫中山到毛澤東怎么就不懂呢？　　

遺憾的是，這“全球化”的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不搞階級斗爭”，都搞地主與農民、勞動與資本“一塊勞動致富”，可惜除了歐美幾國，也未見幾個“早已進入發達國家之列”，實在可惜。　　

——領著時代潮流三十余年，與胡適一脈相承，李澤厚們熏陶出的中國先鋒精英，就是這么個水平！　　

四，霸道而又弱智的理論　　

地主丑惡是共產黨虛假宣傳的結果，一根棍子橫掃千軍。

依仗霸權話語，捧出幾個“好地主”，進一步充作“原型”，一下子否定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時代的地主階級的典型。

于是地覆天翻，黃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和劉文彩們成了“先富”楷模，“先進”代表。

通過顛倒文學顛倒歷史。

方法方式，霸道而又弱智。

不是是非爭辯問題，立場對立，沒有共同語言。

中國買辦精英的理論品位，就是如此。

實在不值一駁。

只想說兩點：

一，國共兩黨幾十年生死斗爭，“4.12”清黨“寧可錯殺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網”，仍然撲滅不了“痞子運動”的燎原烈火，十年“圍剿”，在蘇區實行日本鬼子式的三光政策，殘酷血腥屠殺幾十萬人喪生，有的村莊是老幼婦孺無一幸免，湘贛浙閩、鄂豫皖、陜北的廣大農民，依然跟著共產黨鬧革命。——這是共產黨“丑化地主”蠱惑的結果嗎？

二，在你們的霸權話語里，共產黨是“封建專制”。而以黃世仁劉文彩為代表的制度，較資本文明“先進生產力”，是落后野蠻得多的“傳統”，所以，你們把“補課”作為自己的階級使命。怎么，一到為黃世仁劉文彩翻案時，他們又如此美好，簡直也成了“代表先進文化”代表？

劉文彩的收租院到底是魔窟還是天堂先不說，你們所“補課”呼喚出來的，比劉文彩黃世仁更“先進”普世文明，又怎么樣？

最先進的富士康一年內的13跳，次一點亞先進的黑窯奴工的“用工不當”，改開最發達地區珠三角每年農民工4萬根斷指，一個東莞數以萬計的“性服務”大軍……就憑這些斑斑血淚血淚斑斑的訴說，就不難想象劉文彩南霸天們當年的“仁慈”和“先進”是個什么樣子。

五，警示意義　　

 “楊白勞借債還錢天經地義”，“喜兒嫁給黃世仁是最佳選擇”，十幾年前只是聳動聽聞個案，如今，黃世仁與楊白勞各自代表著他們的階級，已經實現普世性的“回歸” 了。　　

文章傳達出的信息足以警人。　　

哪里有什么“階級斗爭擴大化”！　　

階級分析理論禁錮30年，“熄滅論”暢銷30年，可階級斗爭不僅一刻沒“熄滅”而且驚心動魄。不同的是，過去是無產階級是旗幟鮮明地“殺過去”；如今，是資產階級嘴上喊著“熄滅”磨刀霍霍“殺過來”。攻守易勢，強弱易位，天翻地覆。　　

清算極左，“變天賬”一直是謔笑對象，王宏任們的文章，不就是最厲害的變天賬嗎？　　

共產黨啟發階級覺悟的 “憶苦思甜”教育方式，一直是譏笑輕薄的對象，可30年來，右翼精英控訴“專制”謳歌“撥亂反正”的“憶苦思甜”文章，間斷過一天嗎？　　

在東歐“轉型”之后，劉文彩黃世仁們不僅政治上“平反昭雪”，在經濟上，革命年代被剝奪的“神圣不可侵犯”私有財產，也都要“落實政策”，追不回的還要“依法”給予 “國家補償”。　　

東歐、俄羅斯，包括當下由美國送“民主”的南聯盟和利比亞，舊日的王室后裔，都依仗著北約航母炸彈或改革“憲政”，爭相卷土重來。　　

正所謂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也。　　

借此可以窺見 “轉型接軌”的底蘊　　

《炎黃春秋》標榜“民主社會主義”，詠頌“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一如戈爾巴喬夫的“民主人道”，不過是欺世騙人的把戲。他們的后臺，過去稱之為“民主派”，在革命年代曾經是共產黨的“同路人”；如今，“走資派”已經是封建地主階級復辟的同盟軍。由資產階級舉旗掛帥，封建地主和一切剝削階級結成了顛覆社會主義的聯合陣線，組成了浩浩蕩蕩的討伐革命的十字軍，依托美國霸權，瘋狂反攻倒算。他們要補的“課”，何限于“姓資”，曾被革命風云掃蕩進歷史垃圾堆的一切，都要沉渣復活，包括由劉文彩和達賴喇嘛代表的最野蠻的封建農奴制度。　　

有什么樣的聯合陣線，自然會有什么樣的目標。　　

毛澤東主席說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民群眾和國民黨反對派長期斗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和國民黨反對派長期斗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階級斗爭的繼續。”　　

經過一反一正，我們才算真正理解這段話。　　

革命年代，是批判“封資修”；如今，是“封資修”聯合起來批判革命。　　

不少人感到不解：為什么 “反封建”叫嚷 30幾年， “封建”反越“反”越多，以致沉渣滾滾，尸臭熏天，滄海橫流了呢？　　

看清階級斗爭大勢，就不會困惑了。　　

明乎此，對孔子像在天安門廣場的出現，也就不會感到奇怪了。　　

一直關注“鄉土中國”的費孝通，1949年應邀訪問西柏坡時曾就途中觀感寫過如下文字：“卡車在不平的公路上駛去，和我們同一方向，遠遠近近，行進的是一個個，一叢叢，一行行，綿延不斷的隊伍。迎面而來的是一車車老鄉趕著的糧隊……這成千成萬的人，無數的動作，交織配合成了一個鐵流，一股無比的力量……經過百年來革命斗爭鍛煉的人民，終于把具有飛機、大炮的敵人趕走，這只是這股深厚潛伏著力量的一個考驗，就是這個力量同樣會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在現代世界中先進的國家，當我看到和接觸到這個力量時，我怎能不低頭呢？”　　

60年河東河西，今天的中國右翼所設計呼喚的“鄉土中國”是個什么樣子呢，看看王宏任們的文章吧。　　

（2011、5、3）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