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毛澤東旗幟網

辛子陵的挑戰

鑒明

“30年，歷史長河中的瞬間，但中國改革開放的30年，卻風云激蕩，創造了全世界驚嘆的奇跡。”（2008.7.19解放日報）

11年前，經濟學家戴園晨，就因這等驚世奇跡贊頌中國領導人“高明”，說：“中國經濟接軌的目標定位有個特點，就是一點一點慢慢推進的。比如在北京向‘東’走，目標是天津，但不明說，先說到通縣，然后再說到廊坊，再走下去自然是天津。中國改革的目標或目的地，是一步一步地提出來的。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為了減少爭論。在中國改革，摩擦、阻力很大，你一開始就提天津，那還得了，人民接受不了的。”（1997年第6期《經濟研究資料》）

而今，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方方面面正在大做文章。7月10日《南方周末》大幅報道了對兩位經濟學家的專訪。他們和當年的戴園晨一樣，認定中國“漸進式改革”的成功。說是：“現在回過頭來看，中國老一代政治家的智慧是了不起的。”當年蘇聯改革的失敗，就是因為“戈爾巴喬夫沒有足夠的政治智慧，他不知道怎么把政治阻力化解，我們中國改革開放黨內政治阻力也很大。”“無論在中國還是在蘇聯，阻力都不小，關鍵是怎么走下來的。”

在中國共產黨第17次代表大會上，胡錦濤則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取得一切成績和進步的根本原因，歸結起來就是：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最根本的就是要堅持這條道路和這個理論體系。”

這個論斷，已經“十七大”一致通過，載入了中國共產黨章程總綱，難道還能有什么疑義嗎？

有的。

辛子陵發布于今年第7期《炎黃春秋》上的文章，就有質疑。此文題為《合成一個新東西——我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

廣東地下黨《南方周末》2007年末向《炎黃春秋》特別致敬

其中，辛子陵熱情洋溢地頌揚“在中共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胡錦濤以巨大的政治魄力和理論勇氣，拋棄誤導中國幾十年，給國家帶來貧窮、動亂和專制，至今仍掣肘和否定改革開放的‘左’的理論體系，鄭重宣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由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構成。今后，指導改革開放興利除弊的理論和衡量改革開放是非成敗的標尺，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而不是別的主義和思想。改革派由此確立了自己的話語權。”

他又豪情滿懷地展望：“中國共產黨人現在做的事情可能比俄國布爾什維克當年的‘十月革命’有進步意義。‘十月革命’造成一元世界的分裂，引起了兩種制度的長期對抗。中國共產黨人設計的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超越了‘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種制度’你死我活的舊意識形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將會融入世界，開辟一個由對抗變為融合，取長補短，和平發展的新紀元。”

如此頌揚，如此展望，豈不是和黨中央高度一致嗎？辛子陵還有什么不同意呢？

如此難能可貴的現狀，如此燦爛輝煌的愿景，豈不是超過了人們能有的最大想象嗎？辛子陵還有什么不滿意呢？

有的。

他明確地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每推出一項有利于發展生產的世界通用的政策，必進行一層社會主義理論包裝，開始還有減輕阻力的作用，越往后副作用越大，施政官員沒底氣，老百姓看不起，極左派批評打著紅旗反紅旗。如此怎樣凝聚人心，樹立對改革開放的信仰呢？”“當總結改革開放30年的時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已經居于主導地位，但宣傳很不夠，還沒有壓住極左思潮，要樹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權威。中國第三次思想解放，首當其沖的是直面私有制和資本主義，指鹿為鹿。承認當今社會中資本主義的出現是改革開放題中應有之意，名至實歸，不再指鹿為馬。把改革開放以來可意會不可言傳、能做不能說、要群眾跟著走又不向群眾說明白的問題說明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只有在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基礎上才能建設成功，這是不能超越的經濟規律。”

針對這種弊病，辛子陵開出了救治之方：把“社會主義公平”和“資本主義效率”，“合成一個新東西”——“混合經濟模式”，說這在“美國叫做新資本主義，社會民主黨人叫做民主社會主義，在中國，我們可以叫它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他認為，美國的富有、發達，我們固然望塵莫及；而美國政府為人民謀福利方面，我們也只能自愧不如。所以，要“理直氣壯地說服全黨和全國人民，光明正大地回歸新民主主義”，即新資本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要脫離蘇聯模式，創立新社會主義，這個新社會主義可以叫做新民主主義，也可以叫做新資本主義，因為兩者的經濟基礎是相同的。”

盡管從上所述可見，辛子陵在理論表述上自相矛盾，混亂不堪，但這并不妨礙他大言不慚：“理論只有徹底才能說服人。把問題講透徹，講明白，極左朋友就沒有什么好攻的了，有利于團結全黨和全國人民，同心同德，心明力定，共創美好的未來。”

就這樣，辛子陵至少提出了三重挑戰。

一是向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倡導者和“建構者”的。他認為，你們是“把改革開放以來可意會不可言傳、能做不能說、要群眾跟著走又不向群眾說明白的問題”，進行了一層一層“社會主義理論包裝”，實質是“指鹿為馬”，把資本主義冒充為社會主義。“開始還有減輕阻力的作用”，（如戴園晨1997年時所說），“越往后副作用越大，施政官員沒底氣，老百姓看不起，極左派批評打著紅旗反紅旗”。也就是說，“高明”已經不再，“了不起的”“政治智慧”捉襟見肘，應該如辛子陵要求的那樣，丟開“包裝”，“指鹿為鹿”，“把問題講透徹，講明白”，就是要唯美國馬首是瞻，高揚“新資本主義”旗子了。你們認不認呢？敢不敢呢？能不能呢？你們又將如何與辛子陵“較真”呢？

二是向著中國老百姓的。辛子陵已經看到，那種“社會主義理論包裝”盡管一層又一層，而且不斷“創新”，但已經為老百姓識破，“看不起”了。那種二千多年前的“指鹿為馬”的把戲，在21世紀的今天，在久經歷史風云的中國老百姓面前，也只能貽笑大方了。現在，辛子陵要使理論“徹底”了，要“說服”中國老百姓跟在美國屁股后面實行“新資本主義”了。你們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你們會看得起這一套嗎？

三是向著“極左派”的。辛子陵認定，你們“批評打著紅旗反紅旗”并非沒有根據，那種“指鹿為馬”的“社會主義理論包裝”確有“好攻”之處，所以，他為“還沒有壓住極左思潮”而心憂啊！現在，辛子陵認定，“中國第三次思想解放，首當其沖的是直面私有制和資本主義，指鹿為鹿。”這樣一來，“左派朋友就沒什么好攻的了”，“壓住極左思潮”也指日可待了。你們呢？你們怎么辦？面對如此“新的歷史起點”，你們有足夠思想準備了嗎，又將何以作為？

（2008年7月25日）

辛子陵的底氣

鑒明

在其《合成一個新東西》一文中，辛子陵嘲笑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主義理論包裝”，“指鹿為馬”，“越往后副作用越大”，“施政官員沒底氣……”，認為要“理直氣壯地說服全黨和全國人民，光明正大地回歸新民主主義”，即“新資本主義”。

在這方面，這位號稱“共產黨”的國防大學教授，實是身體力行，豎起了某類樣板。近年來，因為在香港出版《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一書，受到某些方面青睞，他脫穎而出，成了反毛反共的一大明星。雖說他講的是歪理，卻也氣壯如牛。較之“社會主義理論包裝”者，他又算得“光明正大”。他呼朋引類，搖唇鼓舌，引經據典，振振有詞，傾力鼓吹“新資本主義論”，顯得底氣十足尚有余，大有天下舍我其誰的架勢。這是當代中國意識形態領域中一大新景觀，令人觸目驚心，須得好生研究。

尋根刨底，不難發現，辛子陵這種底氣是大有來由的。

首先，最主要的，他只是摸透了中國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他們的底細，“把改革開放以來可意會而不可言傳、能做不能說、要群眾跟著走又不向群眾說明白的問題說明白”，即“捅破了一層窗戶紙”而已。

辛子陵今年以來發表于《炎黃春秋》的多篇文章認定：經鄧江胡三代領導人的持續努力，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拋棄誤導中國幾十年、給國家帶來貧窮、動亂和專制，至今仍掣肘和否定改革開放的‘左’的理論體系”，其矛頭指向路人皆知。

“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是把西歐民主社會主義作為參照物制定改革開放政策的。”

江澤民“‘三個代表’理論的提出，本意是要向全國人民宣示團結資產階級、建設社會主義。”“我認為，‘三個代表’的新意是：中國現階段的先進生產力是民營經濟，‘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就是代表他們的發展要求，這是對《共產黨宣言》正確方面的繼承（正是《共產黨宣言》肯定了資產階級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是從根本上、從源頭上對黨的指導思想的撥亂反正，隱含著對代表先進生產力的資產階級的包容、保護和重新定位。”

胡錦濤“科學發展觀超越了姓社姓資、姓公姓私、姓馬姓修的宗派狹隘眼界。私有制和資產階級的出現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相容的。這是科學發展觀題中應有之義。”

總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對私有制和資本主義是兼容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其實質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回歸與發展，理所當然地包括更多的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就是因為純而又純的公有制搞不下去了，要引進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成分”，搞“混合經濟”。“混合經濟是當代發達國家資本主義的主要形式”。“這種混合經濟模式，美國叫新資本主義，社會民主黨人叫民主社會主義，在中國，我們可以叫它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是同根生，唯“包裝”各異而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只有在資本主義高度發展基礎上才能建設成功，這是不能超越的經濟規律。”

簡而言之：私有制！資本主義！團結資產階級！混合經濟！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往“為了防備左翼朋友攻擊，宣傳上刻意模糊化、空泛化，雖然聲勢很大，但沒有直接點破主題。要繼續用思想解放推動改革開放，讓改革開放再上新臺階，就必須點破這個主題，讓私有制和資產階級不僅在法律上合法，而且在理論上、在輿論上合理，成為光榮體面的事業，成為富民強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力軍。”改革開放30年，中國早已從“北京”“一點一點慢慢推進到”“天津”了，難道還能指“天津”為“北京”嗎？

辛子陵的這番揭露，事實俱在，證據無數，再“高明”者也難以辯駁。所謂“施政者沒有底氣”，原因就在于此。而“老百姓看不起，極左派批評打著紅旗反紅旗”者，也正是針對著這一套。所以，辛子陵也就“理直氣壯”“正大光明”得可以。

除已知的材料外，2007年1月在香港出版的《趙紫陽在軟禁中的談話》一書，又提供了以往鮮為人知的材料，很值得注意。由趙紫陽的“老戰友”記述的此書披露，作為“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首要成員之一的趙紫陽追憶，“六四”以前，他和鄧小平之間，“合作都是很好的”。眾所周知，鄧小平曾稱贊趙在黨的十三大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這個設計好”。即便“六四”后，1992年鄧“南巡講話”中，也念念不忘趙主政的1984——1988“那五年的快速發展功勞不小”。趙紫陽這位前共產黨總書記在1994年回憶道：“十三大報告的貢獻在于，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論斷同改革開放的新政策聯系在一起，作為鄧小平提出的方針政策的理論基礎、思想基礎。”“我當時非常興奮，找到這個論斷，雖然不是新提法，但是可以避免爭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重點不在‘社會主義’，而在‘初級階段’，即現在是‘不合格的社會主義’，也就是說還不是社會主義。”他在1992年時認定：“所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是要在共產黨領導下通過發展資本主義，來增加社會主義成分，來發展經濟，發展社會生產力。”在次年7月1日與于光遠談話時，他進一步明確了：“中國經濟改革的理論，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發展資本主義，走向共同富裕。”在1995年間，他又指出：“中國目前社會經濟要發展還必須發展資本主義”。“搞市場經濟，就不能搞公有制與一黨專政。”“所謂要實行現代化，就是西方化，就是要實行西方的一套”。早在1992年1月，他就認定：“社會主義改革既不能回到原來的體制上去，也不能是資本主義的，今后可能是‘后社會主義’，即‘混合經濟’的社會類型”。2004年10月24日，趙紫陽生前與其“老戰友”最后一次談話時，趙說：“中國社會的發展，無疑總會轉向社會民主黨主導的方向”。

辛子陵揭露的鄧江胡三代領導人的“理論體系”，以及他自己“合成”的“一個新東西”，不正是由此“一脈相承”，較此而“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嗎？難怪很有些人稱趙紫陽是“黨的頭腦”。更難怪他們為趙“六四”后的遭遇抱不平，期待著“歷史終會還歷史真面目”了。而辛子陵的底氣，不也正由此更加深厚了嗎？

其次，辛子陵依仗著“中央表示滿意”。

今年2月20日《炎黃春秋》新春聯誼會上，辛子陵談及他《千秋功罪毛澤東》一書出版前后時，說道：“一切都比我預期的順利。去年7月在香港舉行國際書展，隆重推出本書，邀請我去參加開幕式，我順利成行了。8月《明報》和香港大學舉行民主社會主義座談會，邀請謝韜和杜導正同志參加，也沒有受到阻撓，他們在會上都作了有分量的發言，中央表示滿意。本書有兩篇序言，李銳序言是政治性的，謝韜序言是理論性的。李序的題目是《功勞蓋世，罪惡滔天》，這在中國是石破天驚的話，是對正三七開（三分錯誤，七分功勞）的否定，為重新評毛定下倒三七的基調。現在中央沒有鄧小平、陳云那樣的人物了，沒有人敢定這個基調，借終于德高望重的李銳同志，是一種恰當的做法，中央還特邀李銳同志列席十七大，是對倒三七基調的肯定。這些巧妙的做法都是很有深意的。”又說：“特別應該提到的是，去年2月杜導正社長以極大的政治魄力把謝老的序言在《炎黃春秋》發表，震動朝野。盡管有不同看法，甚至是激烈反對意見，但許多沒有公開講話的高級干部和高級知識分子開始換腦筋，從另一個角度思考國家的前途和出路問題。這個意義就很大。”

辛子陵這番話語，躊躇滿志，益復自喜，內涵卻極其豐富深刻，聯系及上文所說這一點，更加耐人尋味，發人深省。
由此，我們也就可以明白，為什么會出現如下這種令人不可思議的情況了。這就是：辛子陵所說“謝老的序言”，即謝韜所著《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一文，公然打出“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旗號，向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狂妄挑戰，理所當然地受到廣大讀者義正言辭的嚴肅批判，也受到一些中央媒體“旗幟鮮明”、“權威準確”、“有力”的批評，但謝韜及其同伙，不僅沒有稍加收斂，反而越發氣勢旺盛，如辛子陵所言所為，進一步打出“新資本主義”的旗號，喪心病狂地反毛反共，卻又不見“政治紀律”對之有絲毫約束。

第三，辛子陵立足于相當深厚的“新資本主義”社會基礎。

中國改革開放整整30年了。“總設計師”的藍圖早已變成現實，中國早已從“北京”逐步走到了“天津”，“改天換地”，處于“新的歷史起點”。這是每一個中國人，憑自己日常的生活經驗，就可以明顯覺察，強烈感受得到的。

辛子陵的文章說：“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給中國人民帶來了什么好處呢？由于私有經濟的平衡快速發展，國家財力大增。”“‘國退民進’的歷史證明，民營企業對今日中國的繁榮富強、推動歷史的進步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今后，民營經濟必將在優化我國經濟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創造財政稅收、促進廣泛就業等方面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這就是中國的新民主主義經濟，也可以叫中國的新資本主義，是撐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廈的經濟基礎，是改革開放30年的光輝成就。”

辛子陵就是用這等虛幻輕浮的田園詩，美化和掩飾這30年血與火的史實：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號下，中國億萬勞動人民在毛澤東時代，經幾十年艱苦奮斗創立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改革”成了私有制，中國暴發了一個新資產階級，億萬勞動者則重新淪為外國資本和本國剝削階級的雙重奴隸，社會主義因此而變為“新資本主義”。不過，辛子陵指出的“新資本主義”，確是我們必須正視的無情現實。這種“新資本主義”，歷經30年苦心經營，已經有了相當深厚的社會基礎，盤根錯節，根深蒂固。它還在進一步擴展，還在進一步吞噬社會主義殘余。中國暴發的新資產階級，也正在日長夜大，不僅在經濟領域，而且在政治領域和思想文化領域，不斷擴張勢力，攻占陣地。辛子陵的“新資本主義”論，正是這種客觀現實的反映，這種發展勢頭的需要。一句話，辛子陵的底氣，在當今中國，著實有著相當深厚的社會基礎，切切不可無視，切切不容低估。

最后，辛子陵托庇于美國余蔭。

辛子陵把美國看作“新資本主義”的祖宗和榜樣，頂禮膜拜，阿諛奉承，托庇于美國的余蔭，這是世上一切反共英雄們的必然動作，早已算不得什么新聞，更談不上任何“創新”，不過是在近30年來中國甚囂塵上的崇美、恐美、親美、媚美大合唱中加添了一副破嗓門而已，這里也就不多議了，謹以下述新材料供大家參考。

據《趙紫陽在軟禁中的談話》一書，2001年，趙紫陽在一次談話中如是說道：美國“經濟上一直在增長、繁榮、發展，高科技又一直領先，社會是穩定的，國家領導人也是一直穩定交替的，對外并不進行領土擴張、搞殖民地，而是開展自由貿易。……這個民族的價值觀與憲法制度根植于人心。”“美國這個價值觀是符合人類社會走向現代文明要求，是符合人類社會發展利益的。”“從國際范圍來看，美國才是‘三個代表’。……這樣，有人一定會說我是賣國主義，但這卻是客觀的現實。”“在相當長時間內，仍然是美國主導世界。同美國搞好關系，乃是戰略利益。”“中國的發展，必須跟美國搞好關系。鄧小平就是從這一戰略高度來處理問題的。”

2008年7月28日

辛子陵的恐懼

鑒明

充當反毛反共急先鋒的辛子陵，除了“歪理18條”，手中沒有任何真理。所以，他雖說氣壯如牛，卻色厲內荏；雖欲氣吞山河，又膽小如鼠。他怎么也難以掩飾對毛澤東思想的無限恐懼。

他“理直氣壯”、“光明正大”地鼓吹“新資本主義論”，發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新資本主義”這樣一個世界大同、混沌一片的公式，卻令人難以置信地抬出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作為自己立論的依據，以壯行色。說什么：“毛澤東在創立新民主主義理論時說，新民主主義就是新資本主義。……從這里接軌，向民主社會主義前進，就徹底解決了改革開放的合法性和正統性問題。”看來，這位國防大學四級研究員，并沒有讀過《新民主主義論》，起碼是讀了也一竅不通。要知道，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正是回擊當時甚囂塵上的反共聲浪的，其矛頭所向主要是反共頑固派，即反毛反共的辛子陵的老祖宗和老前輩的啊！在這里，辛子陵偷天換日的宵小伎倆，實在是弄巧成拙，很不“光明正大”的。

也正因此，辛子陵一講馬克思主義，就讓上帝恥笑不已。請看，這位國防大學教授竟然從《共產黨宣言》里讀出了“道德情感色彩”，更加讀出了它的“正確方面”是“肯定了資產階級是先進生產力代表”！他還大言不慚地宣稱：“中國改革開放最大的意義是脫離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空想社會主義道路，……。”上帝啊！《共產黨宣言》從第一句到最后一句，貫串的一條紅線，就是階級斗爭，就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斗爭，就是無產階級要用暴力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統治，進而逐步消滅私有制。這——正是馬克思主義與空想社會主義，以及其他一切別的什么主義的根本界限所在。離開了階級斗爭，離開了這個“綱”，還有什么《共產黨宣言》，又談什么馬克思主義？至于空想社會主義，《共產黨宣言》里明明白白批判其“超乎階級斗爭的幻想”，“看不到無產階級方面的任何歷史主動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活動”……。這些，辛教授讀到過沒有呢？讀懂了嗎？這個號稱“共產黨”的有學問者，竟還胡扯什么：“中國共產黨人設計的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超越了‘兩個階級、兩條道理、兩種制度’你死我活的舊意識形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將會融入世界，開辟一個由對抗變為融合，取長補短，和平發展的新紀元。”既然如此，你還扯什么《共產黨宣言》，扯什么“馬克思主義”呢？你責怪他人進行“社會主義理論包裝”，指鹿為馬，讓“極左派批評打著紅旗反紅旗”，理論不徹底，可你自己的所作所為，豈不與之同出一轍，也并不“光明正大”嗎？

由之可見，辛子陵雖說似是底氣十足而有余，其實不過全是陰霾之氣，見不得陽光。所以，他也就聲嘶力竭地詛咒“紅太陽的隕落”，唯恐它的升起啊！

你看，他一面喜不自勝地唱著贊歌：“改革開放以來，經過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三代領導人的持續努力，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這個理論體系對私有制和資本主義是兼容的。在中共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胡錦濤以巨大的政治魄力和理論勇氣，拋棄誤導中國幾十年、給國家帶來貧窮、動亂和專制、至今仍掣肘和否定改革開放的‘左’的理論體系”。他慶幸“紅太陽”由此“隕落”，“改革派由此確立了自己的話語權”，撐足了底氣，披掛上陣，大反特反毛澤東，“理直氣壯地說服全黨全國人民，光明正大地回歸新民主主義”，即他所發明的“新資本主義”了。

可是，另一面，他又對“毛晚年的巨大陰影”無限恐懼，對被剝奪了話語權的“左派朋友”（又稱“極左派”等等）怕得要命。說是：

“三十年來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為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礎。如果繼續維護毛澤東晚年的錯誤，那只能證明自己三十年來搞錯了，不能加強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只能削弱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不能給改革開放帶來合法性，只能給反對改革開放的政治主張帶來合法性。對中共的執政地位形成挑戰的，不是遠在天邊的西方勢力，是‘蕭墻’之內把毛澤東的錯誤當作旗幟揮舞的持極左看法的朋友們。”又說：“由于政治改革沒跟上，貪污腐敗不能有效遏制，社會出現不公正現象，老百姓意見很大，群體事件不斷增加。左派朋友們利用群眾中的不滿情緒，說改革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鼓吹回到毛澤東時代。使反對改革開放和對改革開放不滿的人數迅速增加。如果民眾被左派朋友煽動組織起來，把解惑和尋求出路的視線投給毛澤東晚年的繼續革命理論，并且以毛澤東交給的方式去發泄自己的不滿，打起有些領導干部不敢反對還作秀支持的毛澤東旗幟，揪斗‘資改派’，局面就不好收拾了。這是中國未來十年最大的隱憂。”還說：“承襲‘毛澤東晚年的思想’搞改革開放，必然阻力重重，反對聲浪不斷。承襲毛晚年的意識形態，改變毛的經濟政策，政治上的‘左’凸現了經濟上的‘右’。今日如果真要以毛晚年的是非為是非，各級領導干部現今可都是‘正在走的走資派’。”

辛子陵在其短短《政治改革的突破口》一文中，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其“隱憂”，如此淋漓盡致地描述了他及其同伙的內心世界，實在是當今難得的好教材，必會使一切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者獲益匪淺，得力無窮。

針對上述“隱憂”，辛子陵提出了解救之道：“在意識形態領域必須確立改革開放路線的正統地位。必須徹底與困擾改革開放的極左理論體系告別，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回顧總結改革開放三十年。”為此，“客觀地、科學地評價毛澤東的是非功過，是意識形態領域一場深刻的革命。這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留給第四代領導人的偉大歷史任務。完成這個歷史任務，年輕的中央領導人才能夠從毛晚年的巨大陰影下面走出來，擺脫那種瞻前顧后、謹小慎微的狀態，占據歷史舞臺的中心，不卑不怯地拿出自己的理論、政綱和路線來，放開手腳，有所作為，領導全黨和全國人民開創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的一段太平盛世。”

至此，辛子陵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徹底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壓住極左思潮”，剝奪其僅剩一點的發言權，不予“寬容、寬松、寬厚”。這樣一來，也就再一次證明了毛澤東的論斷是萬古長青的真理：“幾十年以來的老的社會民主黨和十幾年以來的現代修正主義，從來就不允許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有什么平等。他們根本否認幾千年的人類歷史是階級斗爭史，根本否認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根本否認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革命和對資產階級的專政。相反，他們是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同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一道，堅持資產階級壓迫、剝削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和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他們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們同我們的斗爭是你死我活的斗爭，絲毫談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們對他們的斗爭也只能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斗爭，我們對他們的關系絕對不是什么平等的關系，而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關系，即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獨裁或專政的關系，而不能是什么別的關系，例如所謂平等關系、被剝削階級同剝削階級的和平共處關系、仁義道德關系等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卷第41頁）

看來，辛子陵底氣再足，本領再大，招數再多，也仍然逃脫不了“毛晚年的巨大陰影”啊！辛子陵奈何？

辛子陵的命運

鑒 明

68年前，1940年1月，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以《新民主主義論》回答了“中國往何處去”這樣一個根本問題。毛澤東說：“科學的態度是‘實事求是’，‘自以為是’和‘好為人師’那樣狂妄的態度是決不能解決問題的。我們民族的災難深重極了，惟有科學的態度和負責的精神，能夠引導我們民族到解放之路。真理只有一個，而究竟誰發現了真理，不依靠主觀的夸張，而依靠客觀的實踐。只有千百萬人民的革命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尺度。”

68年來，中國人民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實踐，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實踐，改革開放實踐，從正反兩個方面，反反復復證明了：在當代中國，真理只有一個，就是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最主要的，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中國共產黨執掌全國政權前的新民主主義理論，二是建國后、黨執掌全國政權后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這兩者是前后相承、不可分割和舍棄的整體。

1976年9月毛澤東辭世后，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的“改天換地”，以及蘇聯的解體和東歐的巨變，都已經無可辯駁地證明了他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是防止共產黨蛻化變質和社會主義國家改變顏色的唯一真理。

“現在世界上有兩種共產黨。一種是真的，一種是假的。”“共產黨里頭有國民黨。”“我們這個黨里至少有兩派，一個社會主義派，一個資本主義派。”“社會上有資產階級、封建階級，他就要在共產黨里找代理人。”“問題是自己屬于小資產階級，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資產階級，卻說階級矛盾看不清楚了。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還停止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革命不理解，有抵觸，甚至反對。”“民主革命后，工人、貧下中農沒有停止，他們要革命。而一部分黨員卻不想前進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一百年后還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還要不要革命？總還是要革命的。總是一部分人覺得受壓，小官、學生、工、農、兵，不喜歡大人物壓他們，所以他們要革命呢。”由于中國現存的社會條件，“所以，林彪一類如上臺，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

凡此犖犖大端，是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畫龍點睛”之點，凡是過來人，都是耳熟能詳，記憶猶新的。而30年來的改革開放，現今辛子陵輩的所作所為，不是都為毛澤東言中了嗎？辛子陵“未來十年最大的隱憂”，是“民眾被左派朋友煽動組織起來，把解惑和尋求出路的視線投給毛澤東晚年的繼續革命理論”，其要點不也就是這些嗎？因為，對改革開放30年，“如用毛澤東晚年思想去回顧和總結，必然得出‘糟得狠’的結論”，“只能證明自己三十年來搞錯了”，這樣群眾就會打起毛澤東旗幟，“揪斗‘資改派’，局面就不好收拾了。”“今日如果真要以毛晚年的是非為是非，各級領導干部現今可都是‘正在走的走資派’。”這樣，這30年的慘淡經營，豈不全然泡湯？既沒有改革開放的“合法性”，當也沒有“執政地位”。至于那個“和平發展的新紀元”就更是水中撈月了。“改革派”好不容易“確立”的“自己的話語權”也必將蕩然無存。

這當然是萬萬不能容許的性命交關的事情啊！于是，我們就見到了滿懷恐懼的辛子陵輩，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尤其是對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與實踐，發動了瘋狂的挑戰，或明或暗，時起時伏，屢戰屢敗，屢敗屢戰，實是你死我活，見了棺材也不落淚。

這伙反毛反共的共產黨“老領導”、“老干部”和“精英人士”，眾口一致地假借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和政策，為他們自己的“民主社會主義”和“新資本主義”等私貨，裝潢門面。其虛仁假義，讀過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就一目了然。尤其是，這些一個勁兒高喊“與時俱進”者，在這個問題上卻止步于20世紀40年代。毛澤東早在1953年6月15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鮮明批評了有人提出的“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等，脫離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右傾機會主義觀點。（見《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81-82頁）在毛澤東英明領導下，遵循這條總路線，中國在1956年初取得了社會主義改造的輝煌勝利，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制度。半個世紀過去，這伙人又跑將出來，大叫大嚷，肆意妄為，大搞什么“中國的新民主主義經濟，也可以叫中國的新資本主義”，這不是歷史大倒退，不是復辟，又是什么呢？

事實上，改革開放30年來，人們看得越來越清楚：他們宣揚“新民主主義”，就是為的對中國社會主義革命《改造》，對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對毛澤東時代中國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反攻倒算，徹底否定。他們借這樣一個史無前例的艱難曲折的宏偉事業中發生的一些錯誤，許多是早已糾正了的，攻其一點，不及其余，肆意攻擊詆毀。其手段的卑鄙，行徑的惡劣，其寡廉鮮恥、喪心病狂的程度，恐怕中外反共老手都會咋舌。因為他們畢竟是“共產黨”啊，有的還“德高望重”咧！他們的所作所為，把整個中國共產黨，整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搞得黑白不明，是非混淆，敵我不分，人妖顛倒。一片烏煙瘴氣，令人窒息。

辛子陵已經坦白，這種反共反毛濁浪，正是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前后，達到了新的峰頂。更駭人聽聞的是，辛子陵說“中央表示滿意”！辛子陵他們竟是如此得意，忘乎所以，對“年輕的中央領導人”指手劃腳，耳提面命，要他們“從毛晚年的巨大陰影下面走出來”，進入他們設計的“新資本主義”極樂世界。這等令人匪夷所思的情景，和1989年蘇聯“819事件”后，葉利欽對戈爾巴喬夫“逼宮”，何其相似乃爾。歷史總是在新的基礎上不斷重復，我們面對的是何等樣的“新的歷史起點”啊！

辛子陵唯恐“年輕的中央領導人”不懂世事，言之鑿鑿地告誡道：“只有實行認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政治改革，包括意識形態的改革和政治體制的改革，才能避免一場新的浩劫。”“歷史的教訓是，政治改革的‘機遇期’是不容易抓住的。”比如，“1945年下半年至1946年上半年是蔣介石國民黨的機遇期，蔣如抓住國共兩黨共商國是的機會，不打內戰，進行政治改革，與共產黨組織聯合政府，實行民主憲政，則不致被趕出大陸，中國就此建立了良性循環的民主制度。”而今，“重新評毛的時機和條件成熟了”，時不再來，機不可失，若“頑固地拒絕改革，或優柔寡斷掉以輕心”，則當危機爆發時，“只能被歷史洪流席卷以去了。”

當今種種情況表明，辛子陵既非白日做夢，也非危言聳聽，而是從反面揭示了客觀存在的無情現實，并且從反面揭示了中國今后的一種趨勢。在看得見的一段時期內，他們大有可能得其所哉。你看，他們不正在那里為改革開放30年的“光輝成就”大事表功、論功、請功和爭功嗎？

回到68年前，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針對蔣介石國民黨反共頑固派說道：“聽說外邊某些人有這么一句話：‘反共好，反不了。’如果傳言非虛，那么，這句話只有一半是錯的，‘反共’有什么‘好’呢？卻有一半是對的，‘反共’真是‘反不了’。其原因，基本上不在于‘共’而在于老百姓，因為老百姓歡喜‘共’，卻不歡喜‘反’。老百姓是決不容情的，在一個民族敵人深入國土之時，你要反共，他們就要了你的命。這是一定的，誰要反共誰就要準備變成齏粉。如果沒有決心準備變自己為齏粉的話，那就確實以不反為妙。這是我們向一切反共英雄們的誠懇的勸告。”這些反共英雄聽不進，結果“被歷史洪流席卷以去了。”這是遠去不久的歷史。

1966年7月8日，在《給江青的信》中，毛澤東就以蔣介石為例，說明“反動派當權總是不能長久的。”他說：“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于一時，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第73頁）在“毛晚年的巨大陰影下面”，辛子陵，以及其同伙，其命運只能如此，必然如此，在劫難逃。信乎？

（2008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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