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是個謊言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

李偉

近一二十年，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一直是我國思想界研究的熱點。如果說其中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與“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的爭論，曾是知識界的學術討論。那么《炎黃春秋》雜志最近發表《當代中國與新民主主義結構》、《政治改革的突破口》，則表明情況發生了根本變化。持“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的部分學者，不再滿足只是否定我國社會主義改造，而是要整個地否定我國的社會主義。他們斷言，當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新民主主義社會”，“也就是新式資本主義社會”，為了使當代中國“走新民主主義道路”，號召掀起一場“新式資產階級民主性質的革命”；[1]“打出新民主主義旗幟”，“就是新資本主義”。[2]持這種觀點的同仁在內部發表的文章說得更坦率，不僅要政府必須“承認兩極分化的現實，這是資本主義性質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必然出現的歷史現象”，甚至要政府公開宣布“改革就是要向資本主義改革，向新式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新民主主義方向改革”。他們出謀劃策，“考慮干部與群眾思想變化接受需要一個過程”，“防止‘紅色革命’才是當務之急”，要用“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理論來結束姓社還是姓資的爭論，可能更有利”。此種毫不掩飾的圖謀，透視出我國知識界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與“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的學術分野，已經轉變成當代中國向何處去的一場政治斗爭。可以說，“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不僅是國內某種政治力量用來否定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理論綱領，也是他們用來顛覆我國的社會主義道路，建立他們所向往的“新式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綱領，是他們打出的與社會主義作斗爭的旗號。

一

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出現這樣一種現象，一些資產階級學者和修正主義者自以為比馬克思恩格斯更懂馬克思主義。比列寧更懂列寧主義，他們熱衷于利用革命領袖的著作和文字，任意篡改、曲解甚至偽造，達到詆毀、消解、否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本身的目的。這種現象，在我國。尤其是近一二十年，頻繁地出現在關于毛澤東的研究領域，其中一個頗具迷惑性和欺騙性的議題是，一直有人反復兜售這樣一個謊言，“建國以后，毛澤東放棄了自己創立的新民主主義理論”。[3]——如此謬論，豈不等于是說毛澤東放棄了、否定了毛澤東思想嗎?!豈不等于是說毛澤東放棄了、否定了自己從事和領導的中國革命嗎?!編造一種子虛烏有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理論”，還把它說成是毛澤東的，欺騙全國人民，這樣一種無中生有、純屬假冒偽劣的理論謊言，在我國知識界居然被當作學術上的新發現和理論上的新觀點，至今受到某些人追捧。特別是一些不明就里的學人，學風浮躁，急于出成果，不假思索，通盤接受，不斷地寫文章復制謬種。甚至著書立說，自欺欺人，大有謊言重復千遍就能成為真理之勢，毒化了我國知識界理論界的學風。

實際上，認真學習和領會了毛澤東思想的人們，深入研究過20世紀四五十年代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和社會主義革命史的學者，都不會提出這種錯誤觀點，并與之進行了針鋒相對的辯駁。事實勝于雄辯，謠言止于智者。識破這個謬論，不是一件特別困難的事情，有這樣兩件事情，足以揭穿“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即“新民主主義社會論”這個謊言。

第一，在經歷過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一代革命家、理論家的著作和言論里，只有“新民主主義理論”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明確概念和系統論述，從來沒有“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的提法和概念；因而，在中國共產黨歷次代表大會或各種文件里，至今也沒有“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這樣的提法和概念。這就是為什么那些刻意宣揚“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學人，始終拿不出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云等老一代革命家的所謂“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詳實文字和系統思想。也拿不出任何黨的文件作根據。但是，某些人為了達到否定我國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道路的目的，挖空心思，東翻西找，挑撿出毛澤東在40年代與國民黨作斗爭時關于革命根據地“新民主主義社會”的言論。任意曲解和夸大：尤為惡劣的是。他們把自己的思想統統附加在上面，七拼八湊，編造出一套所謂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冒充為毛澤東的思想，擺出一副比新民主主義理論締造者毛澤東更懂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架式，擺出一副比經歷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老一代革命家、理論家更懂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姿態，混水摸魚，欺騙世人，用他們自己偽造的“新民主主義社會論”來丑化和否定毛澤東思想，丑化和否定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道路。此種惡劣卑鄙的做法，是國內外搞“非毛化”的人，從思想理論上欺騙讀者所慣用的一種手段。

第二，在我國研究中共黨史和毛澤東思想的著名的、權威的理論家思想家的文章和著作里，始終就沒有“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或“新民主主義社會論”這樣的思想和概念，從來就無此一說。比如，1951年6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時任國家新聞總署署長、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胡喬木為紀念黨的生日而作的《中國共產黨的30年》，是最早系統闡述“毛澤東同志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4]的名作之一。三天后，6月28日，《人民日報》發表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陳伯達的文章《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的結合——為紀念中國共產黨的30周年而作》。這兩篇分量頗重的理論長文，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是當時和后來在闡述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思想方面影響巨大的名篇和范本，其中連“新民主主義社會”這個詞都沒有。所以提出這兩位著名人物，并提出他們在剛解放不久——1951年闡述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理論思想的知名代表作。作為揭露和批駁“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一個基本事實和根據，是提醒讀者注意這樣一個基本情況，不論陳伯達晚年如何，這二人不僅具體地參加和經歷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而且都曾長期擔任毛澤東的政治秘書并主管黨的理論工作和中央重大文件起草工作，以他們的經歷和學識所產生的對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理論思想的體驗、認知和理解，是一般老革命干部，特別是建國后出自學院里的教授學者所難以具備的。胡喬木和陳伯達建國之初的這兩本理論著作，寫作和發表的時間比1952年9月毛澤東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要早一年多，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囿于后來社會主義改造的內容，更沒有后來政治運動的影響和痕跡。可以說，胡喬木和陳伯達那時的著作和思想不僅代表了，也是客觀地、真實地反映了早期乃至70年代之前全黨和我國思想界對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理論的理解和認識。可以確鑿地說，無論在70年代之前的中國知識界，還是在胡喬木和陳伯達一生的文章著作里，我國理論界在毛澤東思想研究方面就不存在“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這樣的提法和論點。這類東西，純屬是后來某些人刻意編造和偽造出來的，別有用心地嫁禍于毛澤東，實現他們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目的。

其實，只要人們認真閱讀那些研究或吹捧“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學術文章．稍加思索和分析，就可以發現，被他們描述的“新民主主義社會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東拼西湊、七零八碎的東西，言之無物，空話連篇，由于這個理論蔑視并丟棄了中國革命的偉大實踐，不僅歷史內容非常單薄。而且理論上邏輯上也是東拉西扯，前后矛盾，根本就不成個樣子。在博大精深的毛澤東思想體系里，無論如何不會有這種雞零狗碎、自相矛盾的東西。這些編造“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學人，怎么可能比毛澤東更懂得中國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呢?!怎么可能比老一代革命家，理論家更懂得、更理解毛澤東的思想和中國革命的歷史實踐呢?!但是，就是有這樣一批人，自以為比中國革命的領導人毛澤東還懂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在他們的文章里——當然也只能是這樣——教訓已經過世的毛澤東該怎么做不該怎么做。這批學人，多數是遠離人民群眾，遠離社會生活，蝸居在大學和研究所，在書本里討生活、混職稱的人，而共產黨里也不乏這樣一批嚴重脫離實際的不明事理的書生。不要說他們沒有革命歷史實踐，甚至也極其缺乏在當代從事群眾工作和工農業生產的社會閱歷，卻把自己僅僅從書本里挑撿的只言片語，當成真理的標準，在那里指點江山，亂開“藥方”；其中的代表人物，要么是混進共產黨的理論騙子和當代新自由主義者，要么是這些人的御用學者和應聲蟲。

二

推崇“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學人，所以在研究上偏離了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實踐和理論，除了極少數與社會主義為敵的學者，大多數是被這樣一種十分惡毒的歷史謊言所欺騙，即“建國以后，毛澤東放棄了自己創立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否定了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社會需要幾十年上百年的結論，拋開了各民主黨派共同制定的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共同綱領》，急于發動社會主義改造”。[5]這種歷史觀，就單純的學術研究而言，一方面對馬克思主義、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關于革命轉變的實踐經驗、政策策略和理論思想不甚了了，一方面對毛澤東新民主主義革命思想的形成過程和基本內容不甚了了。

    革命階段論和不斷革命論是馬克思革命轉變理論的兩個緊密聯系的方面，是無產階級參加或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原理和政策策略，為列寧所領導的偉大十月革命成功運用并得到證實。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轉變理論和實踐經驗，是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的一個主要來源和重要組成部分：“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而一切共產主義者的最后目的，則是在于力爭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的最后的完成；只有認清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區別，同時又認清二者的聯系，才能正確地領導中國革命。”[6]毛澤東的這一指導中國革命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思想，就是在準確理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轉變理論和透徹把握十月革命的實踐經驗的基礎上產生的。不了解馬克思、列寧、毛澤東三者在理論和實踐中一脈相承的密切關系，忽視了其中任何一點。都不能正確地認識和把握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實踐和理論。

我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不是有的人說的那樣是在新中國成立后的50年代才做出的“選擇”，而是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就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中國革命走上社會主義道路，[7]為中華民族未來的新社會和新國家，腳踏實地地做了很長時間的準備工作，并在實際斗爭中，把思想上理論上的準備工作與現實中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相輔相成，互相促進。推動著革命向前發展。我們來看看，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為了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實現做了怎樣的思想上、理論上和組織上的準備。

——1928年底，毛澤東率領紅四軍上井岡山一年了。他多次與紅四軍、紅五軍領導人交談中國革命的性質與前途：“中國現時確實還是處在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階段……必定要經過這樣的民權主義革命，方能造成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真正基礎。”[8]

——1930年5月，毛澤東率領紅四軍創建贛南根據地。為了培養紅軍和地方干部理論聯系實際的作風，毛澤東決定從做好社會調查入手，寫作了《關于調查工作》即現在的《反對本本主義》一文，教導他們在當前的民主革命中一定要樹立起社會主義革命的遠大目標：“我們的斗爭目的是要從民權主義轉變到社會主義。我們的任務第一步是，爭取工人階級的大多數，發動農民群眾和城市貧民，打倒地主階級，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國民黨政權，完成民權主義革命，由這種斗爭的發展，跟著就要執行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9]請讀者務必注意引文中“跟著就要執行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這句話。什么叫“跟著就要執行”?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這兩種革命之間，不能有任何的間隔、間歇．不能有任何的停頓。

——紅軍長征到達陜北不久，1935年底，在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毛澤東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告誡全黨在當前的民族民主革命中不要忘記其中蘊含著未來的革命轉變問題，“在將來，民主主義的革命必然要轉變為社會主義的革命。”[10]所謂“必然要轉變”，就是“一定要轉變”的意思，只此一路，別無他途。

——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同題，中國革命的前途問題，成穩全黨關心的大問題。1937年5月延安召開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毛澤東專門指出，“共產黨人決不拋棄其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想，他們將經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而達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階段。中國共產黨有自己的政治經濟綱領。其最高的綱領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是和三民主義有區別的”；[11]“我們是革命轉變論者，主張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方向去”；在中國革命這篇大文章里，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是“雨篇文章，上篇與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堅決地領導民主革命，是奪取社會主義勝利的條件。我們是為著社會主義而奮斗，這是和任何革命的三民主義者不相同的。現在的努力是朝著將來的大目標的，失掉這個大目標，就不是共產黨員了。”[12]

——在抗日戰爭即將勝利的歷史關頭，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作《論聯合政府》的報告，告誡全黨：“我們共產黨人，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主張。我們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是要將中國推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去的，這是確定的和毫無疑義的。我們的黨的名稱和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明確地指明了這個將來的、無限光明的、無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個共產黨員入黨的時候，心目中就愿著為現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而奮斗和為將來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奮斗這樣兩個明確的目標，而不顧那些共產主義敵人的無知的和卑劣的敵視、污蔑、謾罵或譏笑；對于這些，我們必須給以堅決的排擊。”[13]

在毛澤東為革命轉變所做的準備中，不僅有政治方面的內容，還有哲學方面的內容。 1937年8月，抗戰爆發不久，毛澤東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做了《矛盾論》的講演。其中就中國革命轉變的問題，做了哲學上的分析和論證：“一切過程都有始有終，一切過程都轉化為它們的對立物。一切過程的常住性是相對的，但是一種過程轉化為他種過程的這種變動性則是絕對的”；“事物總是不斷地由第一種狀態轉化為第二種狀態，而矛盾的斗爭則存在于兩種狀態中，并經過第二種狀態而達到矛盾的解決”；用這種哲學的思維看待當前的革命斗爭，那么“共產黨人的任務就在于揭露反動派和形而上學的錯誤思想，宣傳事物的本來的辯證法，促成事物的轉化，達到革命的目的”；因此，共產黨人應當在當前的革命中創造條件，做好從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的各種準備，使“中國的革命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的前途，可以和社會主義直接聯系起來，不要再走西方國家的歷史老路，不要經過一個資產階級專政”。[14]請讀者務必注意“可以和社會主義直接聯系起來”這句話中的“直接聯系”四個字，把握毛澤東的這一基本思想，可以使讀者歷史地、全面地、正確地思考和理解中國革命的轉變，思考和理解為什么建國后毛澤東能夠領導全黨制定了過渡時期總路線，順利地開展了社會主義革命。

只要認真閱讀毛澤東的著作。就不難發現，開于中國革命的前途，關于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關系，即在革命轉變這個總題目下的論述，內容之豐富，思想之深刻，文字之量大，是毛澤東思想——《毛澤東選集》、《毛澤東文集》的一個主要內容，教育全黨認識到了這樣一個真理，把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這樣兩個實質上不同的事情聯接為一，想在進行革命斗爭時把社會發展的兩個環節合二為一，這等于把前者和后者到來的時刻都推遲，而民主主義革命進行得越堅決越徹底，社會主義革命就會來得越迅速越順利。其中，毛澤東做出了一系列著名的論斷，至今讀來依然是那么的精辟：

——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分別為中國革命這篇大文章的“兩篇文章，上篇與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

——在中國革命的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革命階段中，第一個為第二個準備條件，而兩個階段必須銜接，不容橫插一個資產階級專政的階段，這是正確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發展論”。[15]

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為了將來實現革命轉變，為了社會主義在中國實現所做的準備不僅是理論上的，而是把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起來，深入到革命根據地的社會生活里。

在30年代的江西中央蘇區，毛澤東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為根據地的經濟工作制定這樣的政策：“我們的國民經濟，是由國營事業、合作社事業和私人事業這三方面組成”；“我們的經濟政策的原則，是進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須的經濟方面的建設，集中經濟力量供給戰爭，同時極力改良民眾的生活，鞏固工農在經濟方面的聯合，保證無產階級對于農民的領導，爭取國營經濟對私人經濟的領導，造成將來發展到社會主義的前提。”[16]。

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帶領全黨在1943年發動了大生產運動。在根據地的勞動力組織和調配方面，毛澤東有意識地培養和推廣有利于合作經濟和集體勞動的習慣和手段：“邊區今年來了一個革命，全區35萬個全勞動力，經常組織在集體勞動的變工隊、扎工隊中的有三萬余人，即占全勞動力總數的十分之一。臨時性組織的，就延安縣說有70％，明年一年還會有所發展和提高。邊區絕大多數的縣，應向延安縣看齊，要將勞動力組織在集體勞動的形式中，其中臨時組織的占大多數，經常組織的要根據各縣情況由十分之一提高到十分之二、三，達到十萬人左右。”毛澤東所以能夠主動地培養和推廣這樣的勞動習慣和生產方式，完全是因為他用科學的理論作指導，清醒地把現實和未來結合在一起：“邊區束縛生產力發展的是過去的封建剝削關系，這種封建剝削關系，在有一半的地方經過土地革命已經完全破壞，另一半的地方經過減租減息也受到打擊。這就是土地革命，是第一個革命。但是，如果不進行從個體勞動轉到集體勞動的第二個生產關系即生產方式的改革，則生產力還不能進一步發展。將個體經濟為基礎的勞動互助組織即農民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加以發展，生產就可以大大提高，增加一倍或一倍以上。如果全邊區的勞動力都組織在集體互助的勞動組織之中。全邊區1400萬畝耕地的收獲就會增加一倍以上。這種方法將來可推行到全國，在中國的經濟史上也要大書特書的。這樣的改革，生產工具根本沒有變化，但人與人之間的生產關系變化了。從土地改革到發展勞動互助組織兩次變化，這是生產制度上的革命。”[17]就在那個時候，毛澤東號召所有抗日根據地的農民“組織起來”，毫無隱瞞地告訴全體農民，組織起來的一個目的，就是“在將來發展為蘇聯式的被稱為集體農莊的那種合作社”。[18]

從毛澤東的這些自覺的有意識的歷史活動中，人們不難看出，建國后蓬勃發展起來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不是毫無歷史準備的、偶然的、個人“主觀意志”的產物；它的良種，不僅早已深深地播種在民主革命的廣大沃土里，而且已經是破土而出的幼芽了，它在建國后的社會主義年代茁壯成長并獲得大豐收，是必然的事情。如同毛澤東后來所說，“我們有經過幾十年革命斗爭鍛煉的共產黨和解放軍，有經過幾十年革命斗爭鍛煉的勞動人民。我們的黨和軍隊是在群眾中生了根的，是在長期革命火焰中鍛煉出來的是有戰斗力的。我們的人民共和國是經過革命根據地逐步發展起來的，不是突然建立起來的”。[19]俗話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種下的是社會主義，就不能長出資本主義。毛澤東是中國革命的有心人。中國革命的走向，寫完革命的“上篇”就寫革命的“下篇”，早就在革命進程的一系列事情中敲定了。

毛澤東在理論上的準備是中國革命在實踐方面的思想表現。因為在中國革命的“上篇”和“下篇”的關系里有一種不可分割的內在邏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長時期內是反帝反封建。在解放戰爭時期，我們又提出了反對官僚資本主義。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斗爭，包含著兩重性：一方面，反官僚資本就是反買辦資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質；另一方面，反官僚資本就是反對大資產階級，又帶有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過去有一種說法，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可以畢其功于一役。這種說法，混淆了兩個革命階段，是不對的；但只就反對官僚資本來說，是可以的。”[20]毛澤東對中國革命這段歷史的理論總結，揭示了中國革命轉變的內在聯系。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中，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自覺地貫徹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思想：“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斷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21]“我們的利益和我們的任務卻是要不間斷地進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產階級的統治全都消滅，直到無產階級奪得國家政權”。[22]可以說，在中國共產黨內，毛澤東是真正理解并徹底實踐馬克思主義不斷革命思想的第一人。那些持“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的學人，根本就不懂馬克思主義不斷革命論的原理和斗爭策略，甚至有些人在基本立場上就是反對實行社會主義的。所謂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就是他們編造出來在我國思想界用來否定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轉變理論，企圖論證這樣一個反歷史的觀點，即中國革命應停止在資產階級革命階段而不是前進到社會主義，從而達到否定毛澤東思想，否定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

三

陷于“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研究的多數善良學人，為自己論點所依據的資料，不外乎這樣兩個方面。毛澤東怎么說的，劉少奇怎么說的。其中經常引用的主要是，1936—1945年這十年，毛澤東總結新民主主義革命并創立新民主主義理論，寫作了《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一批為后來研究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學者經常引用的文章著作，引用劉少奇的文章只占很小一部分。他們引用的涉及“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文字，實際上幫不了他們的忙，因為所有論證“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學人，首先在思想方法上就是錯誤的，因而不可能得出正確的結論。

在歷史研究有這樣兩種思路。一種從觀念出發解釋實踐，一種從物質實踐出發解釋觀念。“馬克思揭示了這種社會歷史現象，創立了歷史唯物主義學說。指導人們觀察社會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種表現時，要求人們自覺地堅持這樣的思路，判斷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乃至一個變革的時代，不能以它的意識為根據，相反，應當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現存沖突中，在社會的生活條件和階級關系的變動中，去解決這個意識的發生和發展。”[24]

顯然，前者的思路——“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思想方法，不能揭示事物的本質。這種思路的誤區，在于它找錯了確定事物性質的根據，以三四十年代國共合作時期，毛澤東思考中國社會走向而提出的這樣或那樣的設想，以毛澤東代表中國共產黨向執政的國民黨政府提出的這樣或那樣政治改革的要求，作為判斷后來經歷了社會大變動而產生的新中國社會生活的根據，以此剪裁中國革命的轉變，剪裁新中國的社會性質。這種思路的錯誤，在于不懂得任何思想首先是一種結果，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應當從產生這個思想的時代中，從這種思想所反映的社會關系、政治力量以及它們與其它社會關系、政治力量的相互斗爭中尋求。思想、理論不是這種相互作用的原因，而是它的結果。“新民主主義社會論”在思想方法上的錯誤，就在這里。

后者思路的方向是正確的。它力圖從社會本身的變動中探索毛澤東的社會思想變化的原因。它不是以毛澤東這樣或那樣的社會思想作為判斷中國革命歷史結果的根據，而是從他的思想變動中發現中國社會發生了什么實際的變化。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結果是社會主義，或者說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歷史結果不是資本主義而是社會主義，是中國共產黨為之奮斗的目標，也是毛澤東新民主主義革命實踐和革命理論的本質和歸宿。反映這些內容的基本觀點，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已經做了闡述。 1949年，毛澤東著文《論人民民主專政》，寫了這樣一段話：“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外國有的，中國不能有，因為中國是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惟一的道路，是經過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25]顯然，這樣的國家只能是社會主義的新中國。

由于社會生活的復雜性，人們對事物本質的認識，總有一個或長或短的過程，所以人們的思想認識與實踐活動不總是同步的。況且，任何革命都不是純粹的，在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中有社會主義革命的因素，而社會主義革命又可以附帶地完成資產階級革命的某些任務，在革命的轉變時期尤其是如此，這就是毛澤東指出的：“十月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它附帶地完成了民主革命遺留下來的任務。”26中國革命也是如此。這種革命交叉的社會現象必然要反映到社會意識方面，認識不到這點，自然也就分辨不出作為其意識表現的思想理論的復雜性和豐富性，在思想認識上犯簡單化、機械論的錯誤。這就是為什么1949年《共同綱領》仍然規定新中國是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原因之一，而不少學者對此現象難以解釋清楚。 1953年，毛澤東指出了“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這一說法的不確之處，批評了黨內存在這樣一種思想傾向，“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來的地方。他們沒有懂得革命性質的轉變，還在繼續搞他們的‘新民主主義’，不去搞社會主義改造。”[27]后來又明確指出“難道可以說既不走資本主義的道路，又不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嗎?”[28]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了新中國第一部《憲法》，確認新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經過十年思考，1959年底，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以十分明確而肯定的態度，就新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個歷史階段的劃分作了這樣的論斷：“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基本結束和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開始。”[29]這表明，經過建國前后的實踐，毛澤東對復雜多變的社會現象，對新中國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的本質認識得越來越深刻了；或者說，經過建國前后幾年的發展，新社會的本質越來越清楚地表現出來，它必然通過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在人們的思想，在黨和政府的理論和政策中表現出來。社會存在一定要在社會意識中反映出來，推動社會意識的變化和發展。

毛澤東認識中國革命轉變的問題，也是在不斷的探索中前進。反映在他的思想進程中，由于革命交叉這種社會現象而導致思想認識上的這樣或那樣的交叉性或矛盾性是正常的，有許多情況也是出于現實斗爭策略上的需要和安排。因此，要找出反映事物的本質東西，就不能停留在他的思想或文字上，而是從他解決社會問題的實踐中，追尋社會存在的變化怎樣引起了他的思想變化。 1953年，毛澤東說過這樣一段話，反映了他的思想認識和實施革命策略的曲折過程：“我們說標志著革命性質的轉變、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基本結束和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開始的東西是政權的轉變，是國民黨反革命政權的滅亡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并不是說社會主義改造這樣一個偉大的任務，在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就可以在全國一切方面著手施行了……那時我們一方面在農村實行民主主義的土地改革，一方面在城市立即著手接收官僚資本主義企業使之變為社會主義的企業，建立社會主義的國家銀行，同時在全國范圍著手建立社會主義的國營商業和合作社商業，并已在過去幾年中對私人資本主義企業開始實行了國家資本主義的措施。所有這些顯示著我國過渡時期頭幾年中的錯綜復雜的形象。”[30]

毛澤東自覺思考“我國過渡時期頭幾年中的錯綜復雜的形象”，抓住“政權的轉變”這個重大歷史現象，通過現象看本質，認識到社會主要矛盾不僅改變了，而且工人階級是社會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領導中國人民堅定不移地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我們可以把這些思想，看作他創立的新民主主義理論體系的一個歷史性的總結。

我們說以政權的歸屬作為判定國家性質及其社會性質的標志，實質是以誰是領導階級作為判定國家性質及其社會性質的根據。有的讀者會提出這樣的問題，那時還沒有經過社會主義改造，社會的經濟基礎還沒有全部改變，還不能說是一個社會主義社會。顯然，要正確地認識這個問題，須把握無產階級的政治革命和經濟改造的相互關系和歷史特點。

無產階級革命與以往任何革命的不同之處在于，它不是以一種私有制代替另一種私有制，而是以生產資料公有制逐步取代任何一種私有制，因而無產階級不能將革命停留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一定要把革命推向前進。因此，在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之間，不會有一個革命停頓時期，不會有也不可能有一個既不是資本主義，也不是社會主義的社會階段。十月革命，中國革命，20世紀勝利的無產階級革命都證明了這一點。另一方面，無產階級不能像其它任何一個剝削階級曾發動的社會革命那樣，在他所反對的那個社會里建立起自己獨立的社會經濟基礎。以往的剝削階級所以能發動社會革命，一個基本的前提是，在所反對的那個社會里初步建立起自身獨立的社會經濟基礎，然后發動政治革命，奪取政權，再鞏固和發展自己的社會經濟基礎。由于無產階級不能在他所反對的那個社會里建立起公有制的社會經濟結構，所以無產階級必須先行進行政治革命，奪取政權，然后以政權為強有力的工具，造就自己獨立的社會經濟基礎。這就是為什么蘇聯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都是在奪取了政權以后，才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即經濟改造。在無產階級革命的進程中，經濟改造反而是政治革命的結果，是把政治革命的成果貫徹和推廣到經濟領域。這是無產階級革命進程中一個帶有規律性的普遍的社會現象和歷史特點。關于這一點，毛澤東清晰地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已經產生了科學的社會主義思想，但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建立起來的。”[31]

無產階級政黨堅持不斷革命，并不否認在他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舊的經濟基礎的也有這樣或那樣的變化。解放戰爭期間，隨著革命進程的發展，國民黨政府和官僚資本的資產易手于無產階級。這種量的變化是有重大意義的。但是，根本問題還是政權在誰手里。有了政權，可以奪取和造就更多的東西，沒有政權，奪取到的東西也會失掉。這就是為什么國內外史學家都是以1949年新政權的建立來劃分中國社會發展的階段。盡管這個剛剛誕生的社會主義社會是那樣的稚嫩，難道因為它是嬰兒，不具備成人的特征，就不承認他是一個人嗎?所以說，那種認為只有經過社會主義改造，1956年以后中國才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觀點，應當改變。

分析建國前后毛澤東的思想發展，應注意到毛澤東的思想已經隨著社會存在的變化前進了。比如，毛澤東告誡全黨：“過渡時期充滿著矛盾和斗爭。我們現在的革命斗爭，甚至比過去的武裝革命斗爭還要深刻。這是要把資本主義制度和一切剝削制度徹底埋葬的一場革命。‘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實際斗爭情況的，是妨礙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的。‘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這種提法不明確。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15年還叫走向?走向就是沒有達到。這種提法，看起來可以，過細分析，是不妥當的。”[32]毛澤東的這些話非常深刻。我們應當通過這些不同于三四十年代的思想認識和思想現象，去發現和挖掘中國的社會生活發生了哪些深刻的變化。毛澤東是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創造者。他緊跟發展著的實踐，不斷地完善這個理論，而不是在某一階段停滯下來。因此，忽視這種變化，既不能全面理解新民主主義理論。也不能對中國革命的歷史結果做出正確的分析和判斷。

抗日戰爭勝利前夕，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同時召開了各自的代表大會，即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七大，毛澤東作了《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這個報告是在第二次國共合作這個背景下，以國民黨為主要對象來設計戰后的“聯合政府”。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的報告里，對戰后的“聯合政府”，對未來的中國做了怎樣的設想，提出怎樣的政治主張和社會要求是一個問題，它能不能實現。結果是什么，則是另一個問題。在抗日戰爭勝利后的重慶談判中，中國共產黨為實現“聯合政府”做了政策上的調整，準備在“即將”到來的“和平民主新階段”，為爭取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國家”而努力。但是．作為當時中國社會主要矛盾主要方面的國民黨政治集團，拒絕任何進步的社會要求，拒絕變革。因此只有通過革命手段，改造國民黨政治集團，中國社會才能前進。于是解放戰爭爆發了。從而導致了一場翻天覆地的大變革。正是在這個大變革中，無產階級奪取了政權。解放戰爭的實質，是把一個新國家、新社會即社會主義的新中國解放了出來。無疑，由于國民黨統治集團拒絕中共“聯合政府”的“新民主主義”的社會改革，導致中國社會的發展不得不“另起爐灶”，兩種力量的較量推動中國的社會發展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

這是不以各階級、各種政治力量的意志為轉移的社會革命。在此以前，不論社會各階級及其政黨對戰后的中國做過怎樣的設想，提出過怎樣的政治主張和社會思想，都要在實際發生的這場政治大革命中，依據階級關系的新變化，依據政治力量的新對比，依據它們之間實際較量的結果，做出這樣或那樣的變動。新的社會存在必然導致新的社會思想、新的社會意識的發生和發展。因此，各階級、各黨派的社會思想和政治主張發生這樣或那樣的變化是必然的、正常的思想現象。史學的任務，不是停留在這場社會革命即解放戰爭之前各階級的社會思想和政治綱領上，不是翻老賬，不是看他們以前說過什么，而是應當下大力研究這場社會革命如何使各階級自身及其思想朝著什么方向發生了什么變化，研究他們提出了什么不同于以往的新的社會思想和政治綱領。所以，40年代前期的《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的社會思想和政治綱領，那時毛澤東說過什么，已經并不特別重要了，它們為毛澤東后來的新的社會思想和新的政治綱領所改變，所取代，是歷史的題中應有之義。誠如馬克思所說：“一步實際運動比一打綱領更重要。”[33]

解放戰爭改變著中國的社會面貌。中國各階級相互關系的根本改變是在這個時期發生的。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轉化也是在這期間發生的。這種變化的實質是屬于資本主義社會范疇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滅亡了，社會主義社會誕生了。這個新社會，不全是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和《論聯合政府》中設想過的那個樣子。這就是后來毛澤東講的：“除了社會主義，再無別的出路。”[34]

毛澤東最先覺察到這個正在發生的社會變化，自覺地捕捉這個變化，領導全黨、全國人民適應這個已經走來的變化。 1947年]2月，他在一次會議上的講話，實際上已經蘊含了這個正在發生著的巨大變化：“中國人民的革命戰爭，現在已經達到了一個轉折點……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這是一百多年以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是一個偉大的事變。這個事變所以帶著偉大性，是因為這個事變發生在一個4．75億人口的國家內。這個事變一經發生，它就必然地走向全國的勝利。”[35]

中國革命史、中共黨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研究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深入揭示這個“歷史的轉折點”所包含的社會變化的性質及其所達到的深度和廣度。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戰爭摧毀了百年之久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把一個嶄新的社會主義社會從中解放出來。那種認為中國革命的歷史結果是新民主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的觀點，既忽視了解放戰爭造成的階級關系、生產關系的巨大變化，也忽視了毛澤東的思想發生了怎樣的變化。認為中國革命的歷史結果是社會主義的觀點，注意捕捉毛澤東思想變化的根本內容，高度估量新思想的重大社會意義，注意研究起了變化的社會存在是怎樣影響一個人，一個政黨，一個階級，乃至整個社會的思想變化及其發展的。

解放戰爭把革命的矛頭，把社會改造的矛頭對準了帝國主義、大資產階級、大地主階級的政治代表——國民黨反動勢力。 1948年4月，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路線作了新的表述：“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這就是中國的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在當前歷史階段的總路線和總政策。”[36]其中官僚資本主義是那一時期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而使這場政治斗爭和社會革命具有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因素，從而使新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緊密地聯系了起來，使新民主主義革命可以直接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

毛澤東后來指出，“打垮蔣介石，這是一個質變”。[37]這說明，革命的轉變在解放戰爭中已經悄悄地、不依各階級的主觀愿望而發生著。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從三座大山與人民大眾的矛盾，轉化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由先前的三座大山轉化為工人階級。這一社會變革的信息，已經在毛澤東的思想里，在黨的一些文件或政策中明確地表露出來了。1949年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講過這樣一些話：“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了城市”；“我們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國營經濟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成分，這一部分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把中國建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等等。[38]在七屆二中全會期間，毛澤東確定，由于“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國會制度在人民中已經臭了”，所以在即將成立的新中國，“我們不采取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國會制度，而采取無產階級共和國的蘇維埃制度”，就是“采用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權制度”，即“人民代表會議制度和黨的代表會議制度” 。[39]盡管那時在文字表述上還保留著某些“新民主主義”概念的痕跡，但這已經不是問題的本質方面了。

后來毛澤東這樣解說解放戰爭：“在解放戰爭時期，我們又提出了反對官僚資本主義。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斗爭，包含著兩重性：一方面，反官僚資本就是反買辦資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質；另一方面，反官僚資本就是反對大資產階級，又帶有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過去有一種說法，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可以畢其功于一役。這種說法，混淆了兩個革命階段，是不對的；但只就反對官僚資本來說，是可以的。”[40]無疑，在我國的民主革命中含有社會主義革命的因素和成分，所以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可以直接連接起來。所謂兩種命運、兩種前途的決戰，實質就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一次決戰，除此之外，沒有第三種命運，第三種前途。“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41]其它“主義”都不能救中國。解放戰爭直接回答了這個問題。

1959年底，毛澤東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對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作理論上的總結，講了這樣一段話，可以看作是對中國革命歷史結果的明確結論：“我們經過解放戰爭，贏得了民主革命的勝利。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基本結束和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開始。我們立即沒收了占全國工業、運輸業固定資產80％的官僚資本，轉為全民所有。同時，用了三年的時間，完成全國的土地改革。如果因此說全國解放以后，‘革命在最初階段主要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的，只是后來才逐漸地發展成為社會主義革命’，這是不對的。”[42]

四

那么少奇同志對待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態度又是怎樣呢?

毋庸置疑，毛澤東是新民主主義理論或者說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創造者，是毛澤東的著作和文章全面闡述了新民主主義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方方面面．毛澤東的實踐之全面、思想之深刻、著作之豐富，這在中國共產黨里是找不出第二人的。中國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改造的順利與成功，證明了毛澤東的理論是正確的，這是黨內外、國內外都公認的基本事實。任何研究者，無論以何種手段企圖淡化、貶低或歪曲這個事實，特別是有人試圖在中國共產黨里另找出一個人物，比如說豎起劉少奇，非要搞出個“劉少奇治國、建國路線”，與毛澤東思想一爭高下，好像是給了少奇同志很高的榮譽，實際上是給了少奇同志侮辱。這種有意或無意的貶毛抬劉、分庭抗禮的做法。是對歷史的歪曲，已經越出了理論研究和學術討論的范圍，客觀上是在分裂中國共產黨。

毛澤東引領著新民主主義革命前進的航程及其理論創造，中國共產黨的其它領導人盡管也曾提出過一些有價值的思想觀點，但就全局而言，就主要方面和主要方向而言，特別是在中國革命“上篇”和“下篇”這樣的戰略轉變問題上，他們基本上是毛澤東思想忠實的執行者和實踐者。普列漢諾夫說得好，方法在每一個嚴肅的體系中有決定性的意義，“方法無疑是任何一個哲學體系的靈魂”。[43]這就是為什么在目前公開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袖人物的選集中，在毛澤東的著作里才讀到了以“戰略”這個概念和術語作題目的理論專著，比如《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戰爭和戰略問題》等；不僅如此，在毛澤東的著作里才讀到了關于方法論的專門文章，比如《關于調查工作》即后來更名為《反對本本主義》、《改造我們的學習》、《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黨委會的各種方法》等等，以及社會主義建設年代寫的《工作方法60條》。這種現象說明了什么呢?即鄧小平很早就闡明的，“中國的革命，不是由別的思想引導到勝利的，而是由毛澤東思想引導到勝利的。革命勝利以后，也正是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才獲得了這樣偉大的成就”；[44]也如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坦誠指出的：“毛澤東思想培育了我們整整一代人。我們在座的同志,可以說都是毛澤東思想教導出來的。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產黨，這也絲毫不是什么夸張。”[45]可以說，包括少奇同志在內的黨的大多數領導人，他們囿于中國革命特別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思想觀點，基本上是在毛澤東的啟發和教育下而逐步獲得的，說明這點，絲毫不會貶低少奇同志等黨的領導人在中國革命中應有的地位和作用。——革命不僅需要，也在客觀上造就出不同角色的領導人。

由此不難理解，對一種理論而言，它的創造者和執行者在對該理論的理解方面和實踐方面是有區別的，有差別的。不可能是同步的，否則就分不出誰是理論的主要創造者了。

所以建國初期，一方面，少奇同志執行毛澤東提出和確定的大政方針是沒有錯的；另一方面，作為掌握中國革命前進方向的毛澤東，一直在思考并在方方面面潛移默化地逐步地實施著革命轉變，不可能被包括少奇同志在內的很多中央領導所同步認識和把握的。這種認識上的先后和實踐上的早晚，這樣的差別或矛盾是永遠存在，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不值得大驚小怪，更不要小題大做，夸大它、曲解它都是錯誤的。無疑，這種理解上的和實踐上的差別，也可能發展，也可能不發展，因此研究者須要注意的是不要用后來發展的結果概括和取代它初期的差別，二者之間有著很大的甚至根本的不同。

闡于這一事情和現象，革命老前輩鄧力群作了實事求是的陳述：

那個時候的黨中央，那個時候的高級干部，都有個共同的認識，我們取得全國政權以后，要按照共同綱領來進行全面工作。對于過渡到社會主義問題，那時采取非常慎重的態度，甚至決定在共同綱領里“社會主義”四個字都不寫。參加起草共同綱領的同志，都同意按照共同綱領的要求來進行經濟恢復、進行經濟建設。意見都是一致的，沒有什么不同的意見。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問題，按照共同綱領搞一段以后，看情況的發展再說。在這種情況下，1951年劉少奇同志寫了一句“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并不奇怪。共同綱領的起草，共同綱領的執行，黨中央是一致的。在一致的基礎上，劉少奇此時講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沒什么出格的。

1952年10月，劉少奇代表中央組織代表團去參加蘇共的19次代表大會，他作為代表團的團長，臨行前毛主席委托他代表中央也是代表他自己向斯大林說明，我們黨根據新的情況，準備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征求斯大林的意見。在莫斯科期間，他給斯大林寫了一封長信，認真負責地完成了這個委托。這個長信，只一頭一尾沒有，其余部分在薄一波的上卷回憶思考里都選錄了。這說明什么呢?沒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之前，劉少奇在1951年確實提過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可是等到中央、毛主席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以后，他和大家一起醞釀，一起討論，意見完全一致，而且在接受毛主席的委托時盡心盡意。斯大林看了信后，同意我們黨的考慮，認為這樣做合適。[46]

正是由于這樣，1954年少奇同志作《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講了這樣的話：

由于解放后的人民在勞動戰線土表現出驚人的熱情和創造能力，加上我們的偉大盟國蘇聯的援助，我國已經在很短的時間內，恢復了被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所破壞了的國民經濟，開始了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事業。社會主義經濟在實際生活中，已經無可懷疑地證明了它比資本主義經濟具有極大的優越性，它已日益壯大，并且日益鞏固自己在國民經濟中的領導地位。我們的國家關于社會主義事業所采取的具體步驟和具體措施，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從1953年起，我國已經按照建設社會主義的目標，實行了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并且已經獲得了成就。

我國近代歷史中，人們曾經長期爭論過的一個根本問題——中國的出路是什么，是資本主義呢，還是社會主義?對于這一個問題，五年以來我國發生的巨大變化已經作了生動的解答。五年以來的生活充分證明，由目前復雜的經濟結構的社會過渡到單一的社會主義經濟結構的社會，即由目前的新民主主義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是我國應當走的惟一正確的道路。

我國是否還有什么別的道路可走呢?或許有人想到一條維持現狀的道路，即既不是資本主義的道路，也不是社會主義的道路，而是既有社會主義，又有資本主義，將我們現在所處的狀態維持下去。大家知道，我國正處在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時期。在我國，這個時期也叫做新民主主義時期。這個時期在經濟上的特點，就是既有社會主義，又有資本主義。有一些人希望永遠保存這種狀態，最好不要改變。他們說：有了共同綱領就夠了，何必還要憲法呢?最近幾年，我們還常常聽見“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這樣一種說法。這種說法就是反映了維持現狀的思想。這究竟是否可能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相反的生產關系，在一個國家里面互不干擾地平行發展，是不可能的。中國不變成社會主義國家，就要變成資本主義國家，要它不變，就是要使事物停止不動，這是絕對不可能的。要變成資本主義國家，我在前面已經說過，此路不通。所以我國只有社會主義這條惟一的光明大道可走，而且不能不走，因為這是我國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

工人階級領導和以工農聯盟為基礎，標志著我們國家的根本性質。這就表明我們的國家是人民民主國家。人民民主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在性質上是完全不同的兩類國家。[47]

少奇同志講得多么坦然啊!這里絕沒有什么欲與毛澤東思想一爭高下的“劉少奇治國，建國路線”。任何企圖利用少奇同志的言論，歪曲歷史，大做什么“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的文章，都是自欺欺人，枉費心機。

五

編造“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一個主要目的，是用來否定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其中產生了這樣幾種錯誤觀點，進而企圖整個地否定我國的社會主義道路。

一，“唯意志論”。這種論點實際上是把社會主義改造看成是毛澤東個人的事情，硬是把一場改變我國面貌的社會革命說成是毛澤東個人的獨斷專行和主觀意志，從而否認社會主義改造是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發展的必然產物和歷史結果，進而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建立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合理性。社會主義事業是人民群眾的事業，不是哪一個人想怎么辦就怎么辦的。更不是哪一個人哪一天下個命令，第二天社會主義就搞成了。在我國之所以搞起了社會主義，是因為有那個客觀需要，是因為絕大多數人民群來堅決跟著共產黨走社會主義道路，任何人攔也攔不住。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國人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是經過了一個很長的奮斗歷程，根本就不存在哪個人的主觀意志的問題。

二，“人為加速論”。認為社會主義改造的速度太快，是不正常的，硬說這是毛澤東個人作用的結果。那么什么速度合適呢?一些學者認為是1953年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時設想的18年，用“18年”這個時間表來剪裁社會主義改造的歷史進程，于是“18年”成了判斷社會主義改造速度正確與否的標準；至于為什么“18年”是正確的，不是“18年”就是錯誤的，持“人為加速論”的學者從沒有解釋過。在速度問題上，把一種設想的大概的時間表當作判斷歷史進程正確與否的標準，不是“用人們的存在說明他們的意識”。而是“用人們的意識說明他們的存在”，[48]反映出這些論者的思想是多么嚴重地背離了唯物主義歷史觀。社會發展的速度即歷史進程本身是不存在正確與否的問題。一段歷史的進程或快或慢，為什么是這種樣子而不是別的什么樣子。只有從各種社會經濟關系及其政治力量的相互作用、相互較量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釋。況且，人世間的事情又有哪個不是人為的呢?不去主動地改造社會，不要說社會主義改造。任何社會變革都不會自己從天上掉下來。

三，“翻版論”。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方面不同于蘇聯，在城市方面成功地實施了馬克思曾經設想的贖買資產階級的政策；在農業方面克服了先有機械化才能搞合作化的思維屏障，經過了互助組、土地入股的半社會主義的初級社和土地公有的高級社等步驟，徹底鏟除了存在幾千年的土地私有制。創造出了富有中國特色的農村社會組織形式，打開了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道路。關于中蘇兩國社會主義改造的若干不同方面，毛澤東做過明確解說，“我們的農業集體化經過幾個步驟，跟他們不同；我們對待資本家的政策跟他們不同；我們的市場物價政策跟他們不同；我們處理農業、輕工業同重工業的關系，跟他們不同；我們軍隊里頭的制度和黨里頭的制度也跟他們不同”。[49]可是一些學者就是視而不見，硬說我國的農業合作化是30年代蘇聯農業集體化的翻版，試圖通過全盤否定蘇聯的農業集體化來影射，直至否定我國的農業合作化和整個社會主義改造。

四，“剝奪農民論”。是農業合作化實現的土地公有制，消除了我國農村幾千年來土地私有制造成的階級剝削，從而使全體農民一勞永逸地成為土地的主人，成為國家的主人。我國全體農民幾十年來為國家工業化、現代化承擔了巨大的人力、物資和資金，做出了偉大的歷史貢獻。但是一些學者卻把以實現土地公有制為主要任務的農業合作化和全體農民為實現國家工業化而做出的巨大歷史貢獻，歪曲并誣蔑為是對農民的剝奪。其中，把1953年梁漱溟與周恩來、毛澤東的一次爭論，[50]視為一樁須重新評價的“歷史公案”；他們吹捧20世紀30年代梁漱溟依靠軍閥地主階級搞的短命的“鄉村建設”，極力回避梁漱溟搞“鄉村建設”的宗旨是對抗中國共產黨的土地革命，回避其受到當地貧苦農民反對和徹底失敗的歷史事實，誤導讀者以為梁漱溟搞的“農村建設”是中國農村的出路，以此影射、貶低，直至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民土地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

五，“超越生產力論”。這是“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理論基礎。他們認為新中國的社會生產力遠沒有達到可以建立社會主義的程度，搞社會主義改造是超越了生產力的發展水平。這一理論觀點的實質和特點是，不相信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改造社會的偉大力量，用被他們歪曲了的抽象的空洞的生產力概念諷刺、挖苦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視而不見社會主義改造在發展工農業生產和國民經濟方面發揮出的巨大作用，視而不見我國在短短的20幾年里就建立起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這樣巨大的成就。那么什么樣的生產力，或者說生產力發展到什么水平才能搞社會主義呢?他們遠遠地回避這個問題。其實，這種自欺欺人的觀點不過是重彈第二國際修正主義者否定十月革命的老調，沒有任何新東西。馬克思的生產力學說指明，“在一切生產工具中，最強大的一種生產力是革命階級本身：革命因素之組成為階級，是以舊社會的懷抱中所能產生的全部生產力的存在為前提的。”[51]無疑，革命本身——偉大的社會主義改造就是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產物，革命階級本身就是一種偉大的社會生產力。用“生產力”概念否定社會主義改造的理論觀點，與馬克思主義的生產力學說毫無共同之處，反而暴露出這些“專門從書本上討生活的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學者[52]編造的“新民主主義社會論”。距離馬克思主義是多么的遙遠。

六，“超階段論”，這是“超越生產力論”觀點的另一種表述方式。一些學者提出了一個實際上沒有發生過因而也不可能得到回答的問題，即把“新民主主義社會”搞得時間長一些，中國的發展“可能”更好。在這個偽問題、假問題下，企圖從主觀編造的“可能”這一虛假的邏輯出發，演繹出否定社會主義改造的現實結論，硬說我國過早地搞了社會主義，超越了“新民主主義”即資本主義社會發展階段，超越了生產力的一個發展階段，或明或暗地要求恢復“新民主主義社會”。這種論調，與公開要求我國退回去補資本主義課的觀點，可謂異曲同工。

這幾種觀點互為補充，共同的結論都是一個，50年代的社會主義改造搞早了，搞糟了，應當退回去。 20多年來，理論界不絕于耳的批判和否定社會主義改造的聲音，就是這么來的。問題的實質，就是要不要走社會主義道路。在我們看來，上述一系列有爭議的問題，恰恰是毛澤東結合中國實際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改造中國的生動實踐，表現了最鮮活、最深刻、最濃郁的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特色，是毛澤東豐富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成果。

這些思想理論上的分歧，關系到馬克思主義的一系列基本觀點。特別是如何正確認識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關系，是馬克思主義革命實踐和理論思想中的一個重大問題。馬克思揭示出無產階級革命中的一種現象，“由于無產階級在為摧毀舊社會而斗爭的時期還是在舊社會的基礎上進行活動，因此自己的運動還采取多少同舊社會相適應的政治形式，——所以，在這一斗爭時期，無產階級還沒有建立起自己的最終的組織，為了解放自己，它還要使用一些在它獲得解放以后將會放棄的手段。”[53]列寧把握了馬克思的這一思想，深刻剖析了社會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本質區別，指明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俄國無產階級政黨建立之后，“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融合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的俄國社會發展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告誡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必須在實踐和理論上清醒地認識到“這兩種思想之間橫著一條鴻溝”，“應該懂得和民主主義者的思想完全和徹底決裂的必然性和絕對的必要性”。[54]馬克思、列寧的這一理論思想，照射出所謂的“新民主主義社會論”反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思想實質。這也是為什么當歷史的發展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當社會主義革命到來的時候，進行的時候，曾是革命同路人的某些社會民主主義者或早或晚地要停止前進的步伐，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社會主義者與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分道揚鑣是不可避免的，是一定會發生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與“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的爭論，就是上述“徹底決裂”、“分道揚鑣”的思想表現和理論斗爭。

毛澤東真正領會和把握了馬克思、列寧的這一理論思想和革命經驗，科學地制定了中國革命“上篇”和“下篇”的戰略策略，[55]要求全黨不僅在思想上，更要在行動上把握住“只有認清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區別，同時又認清二者的聯系，才能正確地領導中國革命。”[56]所以當社會主義革命的形勢一經產生，就堅決地從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這是毛澤東創造性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改造中國，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一個切入點和結合點，也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一個生長點，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實際表現和偉大成果。什么叫理論聯系實際，什么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社會主義改造就是這樣一個光輝的典型!

通過《炎黃春秋》雜志最近發表的一系列文章、講話，通過這些論者明確的語言及其所想所為，在思想上和實踐上把“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的實質和目的十分清晰地展現了出來，可以說，“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與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創造和長期堅持的新民主主義理論毫無關系，是性質根本不同和對立的兩種思想體系。但是這些論者卻非要掩飾這點，非要把他們編造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與毛澤東的名字聯在一起，說成是毛澤東的，這就不折不扣地表明，“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是他們偽造出來強加給毛澤東的，因而是一個欺騙讀者和世人的謊言。

備注：

[1]姚監復：《當代中國與新民主主義結構》，《炎黃春秋》2008年第二期。

[2]辛子陵：《政治改革的突破口》，《炎黃春秋》2008年第五期。

[3]姚監復：《當代中國與新民主主義結構》，《炎黃春秋》2008年第二期。

[4]《胡喬木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5頁。

[5]姚監復：《當代中國與新民主主義結構》，《炎黃春秋》2008年第二期。

[6]《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51頁。

[7]《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647頁。

[8]《井岡山的斗爭》，《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7頁。

[9]《反對本本主義》，《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1 15頁。

[10]《論反對日本帝固主義的策略》，《毛澤東送集》第一卷，第160頁。

[11]《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稿》，《毛澤東送集》第一卷，第259頁。

[12]《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276頁。

[13]《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59頁。[14]《矛盾論》，《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330—333頁。

[15]《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666，685頁。

[16]《我們的經濟政策》，《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133、130頁．

[17](切實執行+大政策)，(毛澤東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杜1996年，第70`71頁。

[18](組織起來)，(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931頁。

[19](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7頁。

[20](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節選)>，(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3~1]4頁

[21](1848年至]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馬克思懇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62頁

[22](共產主義者中央委員會告同盟書)，(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368頁。

[23]《“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馬克思思格斯選集》第一卷，第92頁。

[24]《德意志意識形態(節選)》。《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頁

[25](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頁。

[26]《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節選)》，《毛澤東文集》第八卷，第113頁

[27]《批判離開總路線的右傾觀點》，《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81頁

[28]《闡于農業互助合作的兩次談話》，《毛澤東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9頁。

[29]《續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節選)》。《毛澤東文集》第八卷，第113頁

[30]《革命的轉變和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毛澤東文集》第六卷，第315頁。

[31]鄧力群編：《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1958年11月——1960年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1998年，第30頁。這部文集由鄧力群同志編輯整理。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于1998年以(國史研究學習資料，清樣本)的形式，分上下兩冊，分平裝和精裝兩種形式，印了幾千套，分送給中央，國家機關、北京地區高校和理論研究部門的干部、教師和研究人員，其它省市自治區亦有贈送——作者注。

[32]《批判離開總路線的右傾觀點》，《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82頁。

[33]《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6頁。

[34]《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毛澤東文集》第六卷，第429頁。

[35]《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244頁。

[36]《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317頁。

[37鄧力群編：《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1958年11月一1960年2月)》，第257頁。

[38]《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上的報告》，(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427~1437頁。

[39]《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總結》，《毛澤東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65頁。

[40]鄧力群編：《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1958年11月一1960年2月)》，第157頁。

[41]《闡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214頁。

[42]《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節選)》，《毛澤東文集》第八卷，第]13頁。

[43]《Cant反對康德，或伯恩施坦先生的精神遺囑》，《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第二卷，三聯書店1962年，第420頁。

[44]《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鄧小平文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8頁。

[45]《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8~149頁。

[46]鄧力群：《關于社會主義時期階級和階級斗爭問題的講話(一)》，參見烏有之鄉網站http://www.wyzxwyzx.com/shudian/ShowArticle.asp?ArticleID=5644。

[47]劉少奇：《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4l一147頁

[48]《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365頁.

[49]《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20頁。

[5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326頁；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274頁。

[51]《哲學的貧困(節選)》，《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194頁。

[52]《反對本本主義》，《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111頁。

[53]《巴枯寧“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一書摘要》，《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291頁。

[54]《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列寧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36頁’

[55]《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276頁。

[56]《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6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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