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辨　　

“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這個提法據說是這樣來的：

　1961年5月3日　劉少奇回到家鄉搞調查，“他對農民說：這幾年，聽說工作搞得很不好，社員吃不飽飯，病了很多人，死了一些人，田地荒了不少。”“一次，在同農民談話時，劉少奇問：你們的困難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沒有天災？農民們回答說：天災有，但是小，產生困難的原因是“ 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還有一次，他問幾個農民，1960年門前壙里的水是不是車干了？安湖壙里的水是不是車干了？農民們回答說沒有，還有半壙水。安湖壙是離劉少奇家不遠的一口大水壙。他記得，小時候有二年家鄉發生旱災，安湖壙和門前壙里的水都車干了。這次還有半壙水，可見災情并不像說的那樣嚴重。這兩件事給劉少奇留下很深的印象。后來在中央召開的會議上，劉少奇多次引用這兩個生動的例子，來說明農村的困難主要不是自然災害而是我們工作中的失誤造成的。”（見廖心文著的《努力理解毛澤東的周恩來》一文）

“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一個湖南農民講的這么一句充滿感情色彩的話，在八十年以后，居然被某些人奉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在徹底否定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 時用它；在鼓噪毛澤東時代餓死幾千萬人時用它；在咒罵毛主席“獨裁”、“ 專斷” 時用它——總之，這句話到處被濫用，差不多用爛了。

這句話，究竟真理乎？謬論乎？今試辨之。

     1959——1961年是什么樣的自然災害？　　

判斷災小災大，是看一鄉還是看全國？

1960年，劉少奇家鄉的水壙里還有半壙水，所以當地農民說“天災有，但是小”。 但是全國的災情如何呢？一個“三分天災” 論者在其所著的《天堂挽歌》中也不得不承認如下事實：“我國歷史上，幾乎無年不災，無地不災。但是1959年至1961年，卻是我國極其嚴重的受災期。”1960年“北方冬麥區如河北、河南北部、山東西部、山西、陜西關中、遼寧西部等地，冬春雨雪奇缺，從上年的12月直到本年6月降水量少，干旱一直持續到初夏。由于降雨奇缺，山東省境內的墳水、濰水等8條主要河流發生斷流。黃河下游范縣至濟南河段曾有40多天斷流或幾乎斷流。許多地方壙庫干涸，水井斷源。廣東沿誨、海南島旱期長達7個月。云南、四川西南部和貴州西部一帶冬春連旱。”“7月下旬至10月受臺風影響，沿海各省暴雨成災。、、、、、、、”

對1960年的災情，官方的統計數據是：“全國僅受旱面積就達到6億多畝，水災面積1億多畝，再加上蟲、風、雹等災害共約9億多畝，占全國16億畝耕地面積的一半以上。”

 周恩來說：“這樣大的災荒那是我們開國11年所未有的，拿我們這個年令的人來說，二十世紀記事起，也沒有聽說過。”　　

1959——1961年國民經濟陷入嚴重困難的最突出表現是糧食問題。“社員吃不飽飯，病了很多人，死了一些人”， 也是由于糧食問題。那未糧食問題主要是什么造成的？真是如某些人說的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造成的嗎？

先看一下建國至1961年的歷年糧食總產量：1949年為1。1318億噸；1950年為1。3213億噸；

1951年為1。4369億噸；1952年為1。6392億噸；1953年為1。6683億噸；1954年為1。6952億噸；1955年為1。8394億噸；1956年為1。9275億噸；1957年為1。9505億噸；1958年為2億噸；1959年為1。7億噸；1960年為1。435億噸；1961年為1。475億噸。

   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一是從1955年合作化至1958年人民公社化，年年糧食增產；二是全國高舉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1958年，也是農村中浮夸風、瞎指揮風、共產風最嚴重、最突出的一年，糧食產量最高，比全國土改完成后的1952年增長22%。　　

為什么在毛主席和黨中央發現了工作中的問題，并著力糾左，克服浮夸風、瞎指揮風、共產風，問題開始得到逐步解決以后的三年即1959——1961年，糧食產量卻下降如此厲害？顯然，當時決定糧食產量的主要因素還不是我們的方針政策。　　

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國的農業生產是以人力、畜力為主，施肥也主要施農家肥，農田水利建設正在進行中，簡言之，還是“靠天吃飯” 的農業。碰上風調雨順，糧食自然豐收，我們工作做得好，方針政策對頭，可以增產多一些；遇上大的自然災害，如連續干旱少雨六七個月，江河“斷流”，“ 壙庫干涸、水井斷源”， 田地龜裂，禾苗枯萎，糧食自然要減產甚至失收，我們工作做得好，方針政策對頭，可以少減產一些，但減產是無法避兔的。1959——1961年我國遇到幾十年“也沒有聽說過” 的“極其嚴重” 的自然災害，全國一半以上耕地受災，糧食大面積減產是無法避免的，如果把它說成“主要是我們的工作失誤造成的”， 豈不是“主觀意志決定論”？ 豈不是說，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們就已經可以“人定勝天” 了？　　

那為什么在不受災、受災小的地區如劉少奇的家鄉，仍然出現“社員吃不飽飯，病了很多人，死了一些人” 呢？

這的確是高征購造成的。但把當時實行高征購政策稱為“人禍”， 則是非常錯誤的！　　

在全國糧食大減產的局面下，當時對不受災、受災小的農村不實行高征購政策行么？　　

1957年全國糧食總產量1。9505億噸，農村留糧 1。47億噸，國家征購糧食4805萬噸，占糧食總產量的24。63%。國家征購的糧食主要用來供應城鎮工礦人口、軍隊、災區災民。1959——1961年由于嚴重自然災害，糧食大減產，如1960年糧食總產量只有1。435億噸，比1957年減少了5155萬噸。按1957年城鄉人均年消費浪食約200公斤計，也就是缺2。5775億人的糧食。怎么辦？

如果仍然按1957年的比例24。63%征購糧食，則國家只能征購到3534。4萬噸糧食，這意味著至少有6353萬城鎮工礦的老百姓和解放軍沒有飯吃！（還不包括1958年以來因生育和招工而增加的城鎮工礦人口）恐怕古今中外，也沒有那個朝代、那個國家敢對幾千萬人沒有飯吃的問題置之不理。

即便按1957年的征購數4805萬噸征購，也占到當年糧食總產量1。435億噸的34。48%。與實際征購的比例35。7%差不多。這樣，農村的留糧就由1957年的1。47億噸減少到0。9227億噸，農民人均口糧比1957年減了37%左右，（相當于缺120天的口糧）實際上無災區、小災區的農民缺糧相對沒這樣嚴重；而重災區的億萬農民由于糧食失收、基本失收、大減產，則缺糧非常嚴重，急需國家從征購糧及歷年庫存中調撥大批糧食救饑度荒。為此，在三年困難時期，供應城鎮工礦的人均糧食消費也下降了15%，糧食定量、油、肉、副食品供應也明顯減少。在三年嚴重自然災害時期，即便對不受災、受小災的農村實行高征購，城鎮工礦減少糧食消費，并動用歷年糧食庫存，全國的糧食供應仍一直非常緊張，周恩來總理變成了全國糧食總調度，許多地方的庫存已挖空，全國幾乎到了無糧可調的地步，“在最緊張的日子里，京津滬庫存只剩幾千萬斤，甚至還不到。”當時糧食供應緊張到什么程度由此可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對救災工作是怎樣的竭心盡力也由此可知！當時對不受災、受小災的農村實行高征購政策實在是迫不得巳的救災手段更由此可知！　　

抓住三年嚴重自然災害中餓死一些人大作文章，借此對毛主席和共產黨大加攻擊的右派精英，他們似乎都患了歷史健忘癥。

中國歷朝歷代，那一次大災荒不餓死大批人？！遠的不說，說近代的：

1876——1878年整個華北地區大旱，死亡人數超過1000萬。（見雪珥著《餓死千萬：大清國如何維穩》）

1920——1921年華北四省區大饑荒，死1000多萬人；

1928——1930年北方旱、蝗、風、雪、雹、水、疫各災并發，死1300多萬人；

1931年長江水災后，因饑餓、瘟疫而死亡的人數達300萬人；

1934年全國大旱災，餓死600萬人；

1942年“水旱蝗湯（恩伯）”四大災害輪番襲擊中原地區的110個縣、1000萬眾的河南省，有300萬人餓死，另有300萬人西出潼關做流民，沿途餓死、病死無數；

1943年廣東大餓荒，300萬人凍餓而死；

1946年和1947年南方大饑荒，僅粵桂湘三省就餓死1750萬人；

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說過，1949年以前，中國平均每年有300——700萬人死于饑餓。

（以上摘自2009年10月22日《星島環球網》文章“國民黨統治時期中國到底餓死多少人”， 編輯陳誠）

如前所述，1959——1961年我國遭遇“幾十年未聽說過” 的“極其嚴重” 的自然災害，一半以上耕地受災，致糧食大減產，如1960年糧食總產量比1957年還少5155萬噸，相當缺二億五千多萬人的口糧！這樣嚴重的災荒，不說發生在過去任何一個朝代，就是發生在現今世界任何一個國家，恐怕都無法完全解決二億五千多萬人的糧食，都無法避免餓死人。所以說，在三年嚴重自然災害中出現餓死人的事，根本不值得象右派精英那樣大事鼓噪、大張鞭撻。我倒覺得應該強調以下兩點：

（一）與歷朝歷代不同，過去在饑荒年代，盡菅餓殍遍野，枯骸塞途，但是官商之家，奢費依舊，正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可是在1959——1961年自然災害帶來的饑荒年代里，從國家領導人到基層黨員、干部，都和老百姓一樣吃不飽，勒緊褲帶率領群眾，千方百計共度饑荒。就連日理萬機的毛主席也吃野菜，生浮腫病。試問：古今中外，有那朝那代的皇帝、那個國家的元首、那個執政黨的領袖能象毛主席那樣？！有那個王朝那個國家的政府能象共產黨領導的政府那樣？！

（二）、在三年嚴重自然災害中，在二億多人缺糧的嚴重局面下，如果不是毛主席和共產黨領導；如果不是實行統購統銷政策；如果不是對無災區實行高征購政策，搞全國糧食統一調配，以豐補歉，征有糧救無糧；如果不是盡可能動用歷年糧食庫存用于救災；而是象過去朝代那樣，任由糧商囤積居奇，哄抬糧價，任由災民逃荒流散，則餓死的人必定會更多更多。

從全國救災大局考慮，政府對無災區、小災區實行高征購，拿走農民部分口糧，使那里許多人生浮腫病，還想不到竟致餓死一些人（成百上千人）；但政府把征購到的糧食送到重災區，則變成缺糧災民的救命糧，使大批（成千上萬）瀕臨餓死的災民得以活命。政府這樣做，是功德乎？罪過乎？

總而論之，一個只看到本地情況、只關心自身利害的湖南農民憤然說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這句偏頗的話，是可以理解的；但懂得全國嚴重災情、關心億萬缺糧災民生命的人，是斷不會茍同“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這句話的。除非他另有目的。　　

                                        寫于2011年3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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