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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毛澤東的嚴重錯誤之“大煉鋼鐵”（舊文）

小人物未敢忘憂國 · 2011-01-05 · 來源：烏有之鄉(xiāng)
毛主席誕辰117周年 收藏（） 評論（） 字體： 大 / 中 / 小

　

紀念偉大的領袖毛澤東同志誕辰115周年　　

關于毛澤東的嚴重錯誤之“大煉鋼鐵”　　

小人物未敢忘憂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中國人民站立起來了，我國真正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真正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有近三十年的歷史。在這一歷史階段中，中國人民在毛澤東主席和共產黨的領導下，就是高舉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在探索社會主義和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上昂首闊步前進的；在這一歷史階段中，中國人民所取得的一切輝煌成就，無不銘刻著“三面紅旗”的豐功偉績！無不閃爍著“三面紅旗”的奪目光輝！筆者這樣說，很可能有人不以為然，甚至認為是謬論的，筆者寫作此文的目的雖然不是想以大量的歷史事實來說明以上的結論，但是，如果讀者是對新中國的發(fā)展歷史有一定研究,不抱有任何偏見和成見的話，你就會得出這樣一個比較客觀準確的結論。　　

薄一波同志在總結這段歷史時就比較客觀和準確，他說：“毛主席在三大改造的后期提出的一些意見和決策，事后看來過急了一些，有缺點有偏差之處，但當時大家都是同意和接受了的”。“要求在探索中不出一點偏差，完全正確，那是把探索理想化了，而這種理想化的探索在現(xiàn)實生活總是不存在的”。“要充分地看到，這些缺點和偏差同黨中央、毛主席領導全國人民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和開展大規(guī)模經濟建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相比，是非常次要的，而且許多也是難免的。事實已經雄辯地證明，黨中央和毛主席所確定的指導這個時期工作的總路線和基本方針、基本政策是正確的”。“我們所以能夠成功地探索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首先應該歸功于毛主席”。（薄一波著《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565頁至566頁）。　　

無須諱言，在高舉“三面紅旗”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存在著一些歪風邪氣：那就是以“官僚主義、強迫命令、瞎指揮、浮夸風、共產風”的“五風”。有無數的事實可以證明：那一小撮打著共產黨的旗號，披著共產黨的外衣，占據著共產黨的高位，實際上已經淪為洋奴、賣國賊的共產黨中的敗類；那一小撮始終信奉著“造不如買、買不如租”，“分田單干”， 熱衷于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就是“五風”歪風邪氣的制造者！他們反手為云、覆手為雨，拿出誣良為盜、誣良為娼的看家伎倆，瘋狂攻擊和竭力否定“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說什么“搞早了”、“搞糟了”，說什么“得不償失”，說什么“急功近利，好大喜功”，說什么“被勝利沖昏了頭腦，不謙虛謹慎了”，說什么“違反客觀經濟規(guī)律”，說什么“一九五八年，要求過急，搞‘大躍進’，搞人民公社，不對頭了，給我們帶來很大災難”，說什么“搞‘大躍進’、人民公社，就沒有按照社會經濟發(fā)展的規(guī)律辦事”，說什么“‘ 左’的思想發(fā)展導致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這是比較大的錯誤，使我們受到懲罰”，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借以達到他們否定毛澤東同志，否定毛澤東思想，否定社會主義的罪惡目的。在他們看來“大躍進”就是“五風”，“五風”就是“大躍進”，“大躍進”之所以錯了，就是因為有“五風”，真是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當搞“五風”問題的根源查到他們頭上的時候，他們的觀點又變成：因為搞“大躍進”，所以才有“五風”。總之他們認為，“三面紅旗”是錯誤的，錯誤是毛澤東的！他們是沒有任何責任的，他們是正確的，而且是一貫正確的！不過，非常遺憾的是，在毛澤東逝世以后，在反對和攻擊毛澤東的歪風邪氣甚囂塵上的三十多年中，他們沒有找到任何毛澤東搞“五風”的事實，他們不得不靠欺騙和謊言來過日子！與其相反，卻有無數的事實來證明，毛澤東是發(fā)現(xiàn)“大躍進”中“五風”問題的第一人，是反對“大躍進”中“五風”問題的第一人，是解決“大躍進”中“五風”問題的第一人！　　

那個當年在“大躍進”時期主持黨的宣傳輿論工作的人，那個與搞“五風”有著千絲萬縷關系而難辭其咎的人，當他主掌朝綱之后，大肆鼓吹“改革開放”，“走一段資本主義道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他的所作所為，經過三十年的檢驗，證明給我們的國家和中華民族造成了巨大的損失，理所當然的受到全國人民強烈譴責的時候，他卻說什么：“我們執(zhí)行的路線、方針、政策是正確的。大錯誤沒有犯，小錯誤不斷”，“”沒有斷，因為我們沒有經驗，沒有經驗就要摔跟頭，今后也難以避免。不冒點風險，辦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萬無一失，誰敢說這樣的話？一開始就自以為是，認為百分之百正確，沒那么回事，我就從來沒有那么認為”。把“客觀準確”和“實事求是”掛在嘴邊上的那個他，實際上實行的是截然不同的兩套標準，是截然不同的兩副嘴臉，是截然不同的兩種聲音，對待大躍進，竭力混淆局部錯誤和全局錯誤的區(qū)別，不遺余力，攻其一點不及其余！而對待自己的錯誤，則文過飾非，百般掩蓋。當年在“大躍進”中極力大刮“五風”，后來又180度轉彎又大刮“單干風”的頭面人物，受到毛澤東和黨中央嚴厲批評和組織處理的吳芝圃、李井泉、舒同、曾希圣、周小舟等人，在毛澤東逝世之后都被平反昭雪了，這難道不能說明問題嗎？什么是階級斗爭，什么是路線斗爭，由此也可略見一斑！　　

關于在大躍進中毛澤東是怎樣反對“五風”的，網友們已經有大量的文章加以論述了。我的這篇小文主要是想使讀者對大躍進大煉鋼鐵的高指標有比較準確清醒的認識，使那些借此問題對毛澤東大加污蔑和攻擊的陰霾早日煙消云散。因為歷史就是歷史，歷史是真實的，謊言與偽造終究不是歷史！　　

下面是節(jié)選于袁寶華同志的文章，題目是《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關于毛主席的若干回憶》，這篇文章刊載于中央文獻出版社《緬懷毛澤東》一書的上冊第318頁。袁寶華同志在1949年至1959年先后擔任過東北人民政府工業(yè)部計劃處副處長、處長，東北人民政府工業(yè)部秘書長，重工業(yè)部鋼鐵局副局長、基本建設局局長，重工業(yè)部辦公廳主任，冶金工業(yè)部辦公廳主任、冶金工業(yè)部黨組委員、部長助理、副部長等職。他是毛澤東調查研究決定鋼鐵指標過程的親歷者，有著不可爭辯的發(fā)言權。　　

　 　

五、對蘇聯(lián)的援助不要要求太高
　　1952年上半年編了“一五”計劃。1952年8月，我跟著以總理為首的代表團到蘇聯(lián)去。總理是團長，團員4個人，有陳云、李富春、張聞天、粟裕。王鶴壽、陳郁、劉亞樓、羅舜初、宋劭文等是顧問，我們這些人是隨員。這個代表團有百把人，各行各業(yè)都有人去，我當時是東北工業(yè)部的代表。稍后，東北工業(yè)部撤銷，王鶴壽任重工業(yè)部部長，我又算重工業(yè)部代表。我們在蘇聯(lián)呆了整整10個月，直到1953年6月才回來，周總理去了后，依據毛主席的意見，向斯大林講了我們面臨的形勢，包括抗美援朝的形勢和我們要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決定，要求蘇聯(lián)對“一五”計劃給予援助。蘇聯(lián)人要研究一下，總理就回國了，把我們這些人留下。接著蘇聯(lián)召開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總理又去，談了談，又回來了。蘇聯(lián)十九大后人員變動比較大，估計他們顧不了我們的事，直到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以后，才開始分別談判。蘇聯(lián)計劃委員會有14個副主任，我們就分成了十幾組，分別對口談判。我當時負責冶金這個組，他們專門有一個副主任管冶金。與他們談判時，他們一天到晚追問我們的礦產資源，我們答不上來，因為我們的地質工作太粗糙，條件太簡陋，只有國民黨給我們留下的十幾臺鉆機，就是東北有一點，底子也很薄。蘇聯(lián)援助的項目基本確定以后，派宋劭文回國匯報，他那時是中財委秘書長兼計劃局長。宋助文匯報時，毛主席親自聽了。他回去給我們講，毛主席很高興，說，蘇聯(lián)已經花了這么大的力氣了，不要要求太高，可以簽字了。舉個例子說，當時我們沒有經驗，總想一口吃個大胖子，第一個五年內提出要修一萬公里鐵路，而那時全國鐵路一共也就是三萬公里，是從清朝到北洋軍閥和國民黨時期修了幾十年才修起來的，我們五年就要修一萬公里，蘇聯(lián)人聽了認為做不到。所以談判時卡岡諾維奇問我們，你說要修一萬公里，鐵路器材誰給？你們需要多少機車，多少車皮，你這些機車、車皮誰維修？電動機車少，主要是用蒸汽機車，每個車站都要有上水設備，風、水、電氣，這一套東西，怎么解決？這些問題我們一時答不上來，最后商量下來，把計劃砍掉一半，改為修五千公里，這時蘇聯(lián)才答應，覺得差不多。協(xié)定于1953年5月15日簽字，當時蘇方的談判主持人是米高揚(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兼外貿部長)，卡岡諾維奇(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兼交通部長)、卡維爾(他是貿易部第一副部長，留美學生，后來曾到中國檢查蘇聯(lián)援建項目)參加；我們這邊是富春同志主持，宋劭文、錢志道和我參加，我是管重工業(yè)方面的，錢是管軍工的。簽了協(xié)定，完成了任務，我們就動身回國。　　

　 　

（這段話表面上看來與“大躍進”及大煉鋼鐵無關，我之所以把這段文字也抄錄在此，是為了說明所謂的“高指標”，是早已有之的事情，并不是毛澤東所提倡的。有些人在建國之初，在“一五”時期就提出過一些不符合客觀實際的高指標，這些高指標高的連蘇聯(lián)人都感到驚奇！是毛澤東指出對蘇聯(lián)的援助不要要求太高！這顯然是對那些指責毛澤東搞“五風”的人是一種有利的回擊！）　　

　 　

六、敢想敢說敢于，一切經過試驗
　　“一五”時期，從傳達中聽到的毛主席的講話，還是實事求是的。
　　1958年大躍進，是從南寧會議批判反冒進開始的。成都會議講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提出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成都會議討論了計劃、財政、金融、物資、商業(yè)等的體制改革問題，形成了好幾個講體制改革的文件。1958年8月召開北戴河會議，我作為冶金部的工作人員參加。會議結束以前，毛主席專門找我們談了一次。當年完成1070萬噸鋼，冶金部的部長王鶴壽向毛主席拍了胸脯，他是想借毛主席的威望把鋼鐵搞上去，后來王鶴壽專門檢討了這一條。毛主席又把幾個省市的負責人和冶金部負責人找在一起開會，王鶴壽、劉彬和我都參加了。當時劉彬是冶金部副部長，我是辦公廳主任主要管建設和計劃。毛主席找我們這些人在他的會議室里詳細地詢問了1070到底可靠不可靠，一個人一個人地問。首先問上海市副市長馬天水行不行，馬天水說，可以。接著問鞍山市委書記趙敏(已去世)行不行，說可以。又問武漢市委書記，也說行。還問了太原市委書記(他那里有個太鋼)。太原市委書記姓麻，問行不行，說可以。毛主席開玩笑說，你姓麻，隋朝大將有個麻叔謀，與你有什么關系？后來又一個一個地問主要鋼鐵基地包括重慶、北京、天津、唐山、馬鞍山，大家都說行。問到劉彬，毛主席說，你這個模樣我好像見到過，劉彬說，我是劉英的弟弟(劉英是張聞天的夫人)。毛主席說“怪不得眼熟，你管什么？”劉彬說“我管生產，我是冶金部副部長。”主席說“就看你拿主意啦”。劉彬說“可以，我們都作了計算啦。”我當時心里打鼓，估計會問到自己，得作些準備。后來問到我，說“你做什么呢？”我說我先在東北工業(yè)部，后來去蘇聯(lián)談判，回來在鋼鐵局。毛主席說：“你是經常接觸基層的，你說究竟有沒有把握？”我說：“冶金工業(yè)的生產，從礦山、冶煉、軋制到機修、運輸等等有十個環(huán)節(jié)，我們樹了十面紅旗(先進單位)，只要十面紅旗能站得住，他們的經驗能夠推廣，我看有希望。”別人講得簡單，只是拍拍胸脯，我講了十面紅旗，毛主席很注意聽十面紅旗是什么。問到王鶴壽，他說：“主席只要下了決心，我們可以動員全國的力量實現(xiàn)這個目標。我們認為，實現(xiàn)這個目標是可以的。”當時是八月，到年底只有五個月時間。最后問到薄一波同志，他是比較實事求是的，他不贊成1070，可是又不好說不贊成。他講了什么呢？他說：“主席，我建議把1070登報，登報以后，大家都看得到了，義無反顧，就會努力奮斗。”毛主席說，這是個好主意，根據你們剛才講的不是1070，是1100多萬噸，發(fā)表1070(上年是535，翻一番是1070)，那我們兜里還裝有幾十萬噸。主席的思想是留有余地，這是他一貫的主張。當時他要秘書馬上通知胡喬木，明天見報。這一次談的時間不短，總有兩個鐘頭。毛主席提出這個問題，有些不放心，所以專門開了這個會，結果大家都說行，而且報的數字超過1070，所以毛主席相信了，并在報紙上發(fā)表了。他對陳云說，1070看來還是可以的。陳云不放心，專門找王鶴壽和我去談了一次。“究竟怎么樣，你們算個細帳給我，毛主席那里不能算細帳，在我這里你們算個細帳。”我就把當時他要求的數字，現(xiàn)有的基礎能生產多少，新建小高爐有多少，能生產多少，生產能力都打了折扣；原來煉鋼設備能生產多少，新建小轉爐能生產多少，這也是按公稱能力打了折扣算的，今后五個月我按四個月算。這樣算了細帳，陳云認為，看起來是有希望的。后來毛主席與陳云同志談話時，陳云說，我與冶金部的同志算了細帳，看起來是有希望的。陳云同志說話向來是很慎重的。
　　這一次毛主席的談話給我的深刻印象是，他對于重大問題抓得很細，一個人一個人地問，在場的一個不拉。實際上匯報假情況的責任在我們，分明不行，卻拍著胸脯硬說行，后來總理在批評這幾個部長時就講這一條。
　　1070有個背景，就是1957年莫斯科會議后，毛主席窩了些火，要超英趕美。那時說，你蘇聯(lián)比我們強大，你超過美國去，我們選的對象是超過英國。
　　大躍進前，毛主席做了一系列解放思想的工作。他提倡敢想敢說敢干，同時又說要一切經過試驗。毛主席講了兩條，不是一條。現(xiàn)在大家只說解放思想，敢想敢說敢干，忘了毛主席說的一切經過試驗，是只講一面。
　　1958年8月初毛主席去北戴河召開的這次座談會，我印象非常深刻。后來冶金部的同志坐下來作檢討，我說，大躍講問題，是我們在那里唬弄毛主席。農村搞“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工業(yè)也是這樣。鞍鋼的黨委書記就寫了一首詩登在鞍山日報上：“人有多大膽，鋼有多大產，坐八百，看一千。”現(xiàn)在鞍鋼生產八百萬噸不成問題，但三十年前坐八百看一千，確實有些浪漫主義。后來毛主席在黨內通訊中提出，他和農村基層干部是同呼吸共命運的，農村基層干部犯了浮夸、共產、平調這些錯誤，他要負責任，而且寫了檢討，要求發(fā)到全黨。少奇同志把它壓下來沒有發(fā)，我參加了他主持的西樓會議。少奇說，毛主席的威望不是他個人的，而是全黨的，毛主席寫了檢討，發(fā)出去有好的影響，也有副作用，以不發(fā)為好，我們在實際工作中糾正。事后來看，不如發(fā)了，發(fā)了容易統(tǒng)一思想，毛主席都檢討了，大家還不認真地去檢查自己？

　　

這是毛澤東決定1070萬噸鋼鐵指標過程的真實述說！當時的冶金工業(yè)部部長王鶴壽是怎樣向毛澤東拍著胸脯保證的，毛澤東是怎樣一個一個的當面詢問那些相關省市的領導和鋼鐵企業(yè)大員的，王鶴壽是怎樣想打著毛澤東的旗號動員全國大煉鋼鐵的（后來是付諸實際行動了），薄一波是怎樣“實事求是”的向毛澤東建議將鋼鐵指標登報的，陳云是怎樣“慎重”的向毛澤東說“看起來有希望的”，毛澤東在1070萬噸鋼鐵指標上是怎樣留有余地的，毛澤東是怎樣在“提倡敢想敢說敢干”的同時又講“一切要經過實驗”這兩條的，毛澤東是怎樣勇于承擔責任作自我批評的，在這里全部寫的清清楚楚，說的明明白白！這對那些靠造謠污蔑和謊言欺騙過日子的人，對那些靠無視歷史事實和昧著良心向毛澤東身上潑污水的人，毫無疑問是有力駁斥！　　

在“大躍進”中，毛澤東憂國憂民，一心為了把中國的事情辦好的奮斗精神；毛澤東身體力行，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發(fā)現(xiàn)問題的銳利目光，解決問題的不懈努力；毛澤東主動承擔責任，主動做自我批評，千鈞重擔一身擔，與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同呼吸共命運的高風亮節(jié)，是中國人民永遠不能忘懷的！歷史是不能任意戲說的，毛澤東的光輝是烏云遮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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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看《強國論壇》的這個帖子，或許能說明一些東西：　　

大躍進大煉鋼鐵的口號是誰提出的嗎？我上學的時候有位老師跟我講，是某個管工業(yè)的副總理提出的，有人把臟水潑到了毛澤東頭上。　　

[ 218.24.160 ] 于2008-04-24 16:07:40 上帖 [ 發(fā)短信 ]　　

實事求是的寫作文風,真實客觀看待歷史.寫的很好,收藏了.    [ 124.135.237 2008-04-24 09:53:27 ] 0字 [ 0/59/0 ]　　

我選了幾篇文章請讀者品讀，或許能有些心得。　　

附文1:　　

請看《沙家浜論壇》署名“皮皮魯”的奇文：　　

1956年9月，中國**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在大會的預備會議上說：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是美國。美國只有一億七千萬人口，我們人口比它多幾倍，資源也豐富，氣候條件跟它差不多，趕上是可能的。……人家一億七千萬人口有一萬萬噸鋼，你六億人口不能搞它兩萬萬噸、三萬萬噸鋼呀？你趕不上，那你就沒有理由，那你就不那么光榮，也就不那么十分偉大。……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
    1957年11月，毛澤東率中央代表團出訪蘇聯(lián)，參加十月革命勝利40周年慶典。毛澤東主席在世界64個**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說，蘇聯(lián)15年可以超過美國，中國15年后可能趕上和超過英國。怎么跟人家“老牌帝國主義”比，有一個指標就是看鋼鐵產量。當時英國年產鋼2000萬噸，再過15年，可能達到3000萬噸。有人估計中國再過15年可能達到4000萬噸，不是超過英國了嗎？
    1958年3月，中央召開的成都會議，提出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隨著總路線的實施，一場聲勢浩大的“大躍進”運動就在中國大陸轟轟烈烈展開了。從中央到地方，從領導到小民，大家的頭腦都發(fā)熱了，“大躍進”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作為革命家、政治家的毛澤東，向來是說出來就要做到的。他放出豪言，在兩年內要在鋼產量上趕上英國。英國在1957年鋼產量是兩千萬噸，中國是535萬噸。于是他下令在1958年鋼產量要翻一番，達到1070萬噸。命令九千萬人“土法煉鋼”。就在大躍進的浪潮中，根據毛澤東主席提出的鋼鐵產量要超過英國的雄心勃勃的指標，中央發(fā)出了“大煉鋼鐵”的號召，要“讓鋼鐵元帥升帳”。于是全國各地轟轟烈烈地掀起了全民大煉鋼鐵的高潮。　　

“皮皮魯”還寫到：　　

二五計劃中，原已超額的鋼鐵生產指標，被毛澤東的新指標代替了，這新指標對鋼鐵生產的預計是，一九五八年的生產量是一九五七年生產總額五三五萬噸的翻了一番，成為一○七○萬噸了。這一個鋼鐵產量大翻身，據當時實際主管鋼鐵生產的國務院副總理薄一波事后的回憶，也是出于一個天大的偶然。原來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的六月初，為想提高鋼鐵生產量，曾召見薄一波到他中南海游泳池去，一起游泳，并提供口頭咨詢。毛在池中問薄，一九五八年的鋼鐵產量的指標能否翻一番？剛好薄一波正在游泳池中翻了個身，因而隨口說翻一翻。毛聞言大悅，就說翻一翻吧。他二位決策者，因而就這樣決定了，把一九五八年的鋼鐵產量翻一番，就訂下了一○七○萬噸的指標了。　　

　 　

簡評:　　

這位“皮皮魯”先生，就是靠想當然和主觀妄想來戲說歷史的的一個佼佼者。他說，“毛澤東下令在1958年要翻一番，達到1070萬噸。命令九千萬人‘土法煉鋼’”。最為有趣的是“皮皮魯”先生對1070萬噸鋼鐵指標由來的說法，真是令人驚詫萬分！1070萬噸鋼鐵指標竟來源于游泳池，誰人在游泳池中游泳翻身時還要說一說啊，毛澤東問的是時候，薄一波翻身翻的是時候，薄一波回答的也是時候！說什么此事出自薄一波自己的回憶，這樣的文字如果也需要評判，那會把人累死的，就是不累死也要被氣死啊！　　

小人物未敢忘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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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2: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二．“大躍進”的發(fā)動和全民大煉鋼鐵（選）　　

郭大鈞　　

11月，為慶祝蘇聯(lián)十月革命40周年并出席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毛澤東率領中國共產黨代表團赴莫斯科。在會上，蘇聯(lián)提出15年趕上和超過美國的目標。毛澤東在征得中央其他領導人同意后提出中國15年鋼產量趕上或者超過英國。
　　12月，劉少奇在中國工會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代表中共中央致詞中，向全國人民公開宣布了15年在鋼鐵和其他重要工業(yè)產品的產量方面趕上或者超過英國的口號。這年冬天到1958年春，全國農村動員了六、七千萬人掀起了以興修水利、養(yǎng)豬積肥和改良土壤為中心的農業(yè)生產高潮，這實際上揭開了農業(yè)“大躍進”的序幕。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以后，“大躍進”運動從醞釀發(fā)動進入了全面開展階段。
    ……
　　自從中共中央提出在15年或者更短的時間內，在鋼鐵和其他主要工業(yè)產品和產量方面趕上和超過英國的目標以后，追求鋼鐵產量的增長成為經濟建設的中心，成為工業(yè)“大躍進”的一個重要口號。
　　1958年3月成都會議確定1958年鋼產量的第二本帳為700萬噸。5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建議提高至85O萬噸。6月，各協(xié)作區(qū)鋼鐵規(guī)劃會議競相提高計劃指標，冶金部經過匯總向中央提出1959年全國鋼產量可超過3000萬噸，到1962年達到8000萬噸，甚至900O萬噸。為此，1958年必須達到1000萬噸以上。　6月19日　，毛澤東說：干脆一點吧，翻一番，何必拖拖拉拉呢？搞1100萬噸（后對外宣布為1070萬噸）。但是，7月份的產鋼計劃完成情況很不理想，只生產70萬噸鋼，l月到7月底累計產鋼380萬噸多，同1100萬噸的計劃相差約700多萬噸。　8月16日　，毛澤東感到產鋼計劃有完不成的危險，決定實行黨委書記掛帥，全黨全民大辦鋼鐵。
    　1958年8月17日　至3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通稱“北戴河會議”。這次會議重點討論了1959年的國民經濟計劃以及工業(yè)生產、建立農村人民公社等問題，通過了《號召全黨全民為生產1070萬噸鋼而奮斗》、《中共中央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關于1959年計劃和第二個五年計劃問題的決定》等40項決議。會議對當時國內經濟形勢作了不切實際的估計，認為1958年農業(yè)生產出現(xiàn)“大躍迸”，糧食總產量可達6000—7000億斤，比上年增產60—90％，棉花將達7000萬擔，比上年增產1倍以上。基于這種盲目樂觀的估計，會議認為我國農業(yè)問題已經解決了，注意力應轉移到工業(yè)上來。會議決定當前工業(yè)的中心問題是鋼鐵生產和機械生產，并正式確定1958年的鋼產量要在1957年的535萬噸的基礎上增加1倍，達到1070萬噸。此外，會議還確定了一批1959年和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工農業(yè)生產和文教事業(yè)的高指標，決定在全國農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
    ……
　　北戴河會議以后，全民大煉鋼鐵運動掀起高潮井成為“大躍進”的中心。然而，在4個月時間里生產620萬噸鋼（前8個月生產了450萬噸），從當時鋼鐵工業(yè)生產能力和交通運輸、采礦、能源等生產能力來說是不可能完成的。為了實現(xiàn)鋼產量翻一番的高指標，全國各地采取許多強有力的措施。例如：
　　（1）各地區(qū)、各部門把鋼鐵生產放在首位。凡與大煉鋼鐵在設備、材料、能源、人力等方面發(fā)生矛盾的其它工業(yè)部門，一律“停車讓路”，保證鋼鐵生產的需要。（2）大搞群眾運動，大搞小土群。除了原有大中型鋼鐵企業(yè)發(fā)動群眾突擊煉鋼煉鐵以外，全國動員大批群眾采取土法煉鐵、煉鋼。到1968年9月，全國有5000萬人直接從事冶煉工作，建立各種規(guī)模、大小不一的小高爐、土高爐60萬座。到12月大煉鋼鐵的人數達到9000萬。同時，尚有2000萬人從事找礦、挖煤、交通運輸、后勤保障等工作。（3）不斷追加投資，擴大基本建設規(guī)模。
    ……
　　經過幾千萬人4個月的日夜苦戰(zhàn)，到1958年底宣布全年鋼產量為1108萬噸。但是，其中300萬噸不合格，無法使用。　　

　 　

簡評:　　

在描寫“大躍進”的諸多文章中，郭大鈞的文章是比較少見的。之所以說少見，是因為此文中基本上不含有惡毒攻擊和漫罵毛澤東的文字，而且，還提供了這樣的基本的歷史事實：毛澤東率領中國共產黨代表團赴莫斯科，慶祝蘇聯(lián)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并出席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提出的中國十五年鋼產量趕上或超過英國的說法，是事前征得中央其他領導人同意的，也就是說，在提出這個目標的時候，毛澤東并不是獨裁的，也不是武斷的，而是民主的。應該準確的說：中國十五年鋼產量趕上或者超過英國是中央的決定！　　

需要說明的是，毛主席說的是“十五年后我們可能趕上或超過英國”， 請注意，這個“可能” 用詞是嚴謹的，是留有余地的。　　

小人物未敢忘憂國　　

毛澤東在1957年11月18日在蘇聯(lián)的講話中說：　　

我國今年有五百二十萬噸鋼，再過五年，可以有一千萬到一千五百萬噸鋼；再過五年，可以有三千五百萬噸到四千萬噸鋼。當然，也許我在這里說了大話，將來國際會議再開會的時候，你們可能批評我是主觀主義。但是我是有相當根據的。我們有許多蘇聯(lián)專家?guī)椭覀儭Ｖ袊耸窍肱Φ摹Ｖ袊鴱恼紊稀⑷丝谏险f是個大國，從經濟上說現(xiàn)在還是一個小國。他們想努力，他們非常熱心工作，要把中國變成一個真正的大國。赫魯曉夫同志告訴我們，十五年后，蘇聯(lián)可以超過美國。我也可以講，十五年后我們可能趕上或超過英國。因為我和波立特、高蘭同志談過兩次話，我問過他們國家的情況，他們說現(xiàn)在英國年產二千萬噸鋼，再加十五年，可能爬到年產三千萬噸鋼。中國呢？再過十五年可能是四千萬噸鋼，豈不超過了英國？那么，在十五年后，在我們的陣營中間，蘇聯(lián)超過美國，中國超過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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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3:　　

簡評：　　

這是一位自稱“有良知的當代中國史學家”的文章，很值得一讀。其用語之尖刻、之惡毒，可以說是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什么是造謠污蔑，什么是信口雌黃，什么是胡說歷史，什么是狂犬吠日，這位“有良知的當代史學家”在這篇文章中有“上佳”的表現(xiàn)，給善良的人們上了很好的一課！連起碼的歷史事實都不顧的“史學家”，他所謂的“良心”不是獻給中國和中國人民的，而是用來向洋人主子及其在中國的走狗獻媚的！　　

小人物未敢忘憂國 　　

　 　

大躍進“始作俑者”心理動機探秘
余習廣　　

      起于1957年底的那場大躍進，給億萬中國人帶來了一場無情的大災難！
      毛在廬山會議上對彭德懷施以”機關槍、迫擊炮及其他“的火力攻擊時，曾經怒發(fā)戟指地說過：”"始作俑者，其無后乎？我其無后乎？“
      禍起于莫斯科會議后毛澤東“超英趕美”壓蘇聯(lián)、與赫魯曉夫爭霸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袖地位的“雄心壯志”，和由此而來搶先于蘇聯(lián)，“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烏托邦夢想。“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把中國社會拖進了災難深重的苦海。
      　1958年1月11日　，在南寧會議上，毛澤東大批周恩來的“反冒進”時，他氣勢攝人地借題發(fā)揮了一通：“陳銘樞批評我‘好大喜功，偏聽偏信，喜怒無常，不愛古董。’張奚若批評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輕視過去，迷信將來。’” 毛澤東一股作氣應承下來，并以此洋洋自得地大談起他心中的宏圖偉略：大躍進！大躍進是毛澤東狂熱沖動的產物，是一場因“偉大領袖”個人好惡和性格而造成的民族大災難！
      1957年11月的莫斯科之行，無疑是毛澤東心理沖動的巨大刺激：自建國以來“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態(tài)，在斯大林去世、赫魯曉夫粗魯莽撞的機遇下，迅速膨脹為“超英趕美”壓蘇聯(lián)，爭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袖地位，“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極度狂燥焦慮狀態(tài)！
      南寧會議，體現(xiàn)了他不顧一切向前沖的決心；北戴河會議，正式吹響了人民公社化和“全民大煉鋼鐵”的進軍號。什么大不列顛、美利堅，統(tǒng)統(tǒng)不在話下！“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三年建成共產主義”，“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成了毛澤東心中最富特色的口號。毛澤東的激情好象一把火，燃燒著整個神洲。中國大陸陷入一場全民狂熱的激情沖動之中！
      以歷史的眼光，平心靜氣而論，就毛澤東的心理特質，遇上魯莽而又叛逆，大刀闊斧而又敢作敢為的赫魯曉夫，真是他命中注定的不幸！引發(fā)起毛澤東晚年心理上糾纏不息又揮之不去兩大夢魘的，就是這個蘇聯(lián)人！
      晚年毛澤東心理障礙重重，尋根刨底，基本都能溯源于赫魯曉夫行為所造成兩大刺激：超英趕美的大躍進全面破產，否定斯大林而引發(fā)的接班人危機。
      1956年，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發(fā)表揭發(fā)斯大林罪行的秘密報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引起巨大的社會震蕩，波蘭波茲南事件，匈牙利布達佩斯“暴亂”，憤怒的群眾搗毀了斯大林銅像……
      毛澤東說：“一九五六年，斯大林受批判，我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
      對于斯大林神像的坍塌，毛澤東也是有些私心竊喜，這是中國人伸張民族情懷的大好機遇。他說：“孫悟空甩掉了頭上的金箍咒！”他在黨內發(fā)起了一場關于斯大林對中共所犯錯誤的清算。
      毛澤東不喜歡也看不起赫魯曉夫這位魯莽、沖動、夸夸其談且狂妄自大的蘇聯(lián)領袖，他不能容忍赫魯曉夫對斯大林身后的批判，和由此將在中國引發(fā)的危機。他說：“個人崇拜還是要搞一點的。六億多人口的中國，不搞一點個人崇拜，那還得了！”
      1957年11月的莫斯科之行，無疑是毛澤東心理沖動的巨大刺激：自建國以來“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態(tài)，在斯大林去世、赫魯曉夫粗魯莽撞的機遇下，迅速膨脹為“超英趕美”壓蘇聯(lián)， “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極度狂燥焦慮狀態(tài)！
      在大唱“蘇聯(lián)為首”高調的同時，毛澤東以斯大林問題、國際共運中各國黨的關系、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核時代是和平過渡還是戰(zhàn)爭、社會主義建設要趕超資本主義等一系列問題上，

（小人物未敢忘憂國簡評: 毛澤東在莫斯科會見對“以蘇聯(lián)為首”的提法不以為然的波蘭的哥穆爾卡時就耐心的做解釋說服工作說:“有事總得有人來召集一下，大家才能商量，開會討論，現(xiàn)在蘇聯(lián)的力量最大，蘇聯(lián)作為召集人是最合適不過了。赫魯曉夫同志說希望輪流召集，我覺得不行，論到霍查、金日成、胡志明，可能不太好辦。赫魯曉夫同志還說過由中蘇兩黨輪流召集，我覺得這也不妥，我們還是要搞成一元制比較合適。哥穆爾卡同志，你和南斯拉夫同志在這個問題上有共同看法是可以理解的。”“要不要以人為首，這不是我們單方面的事。帝國主義有個頭，我們也總得有個頭，一旦有了事，總得有人來召集一下嘛。”“蘇聯(lián)有多少力量，你我有多少力量，我們誰能代替蘇聯(lián)這個角色？”（三豆村  曹志為編著<毛澤東兩次蘇聯(lián)之行>第213頁）　　

而這位有良知的史學家，不顧基本的歷史事實信口雌黃，說什么毛澤東1957年11月的莫斯科之行是“爭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袖地位”，“向赫魯曉夫的國際共運領袖地位，發(fā)起全面挑戰(zhàn)”。 他歪曲歷史、篡改歷史的功力已經到了睜著眼睛說瞎話毫無廉恥的程度！)
      但他心中有數，關鍵的問題還是經濟實力。
      　11月7日　，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慶祝大會上，赫魯曉夫激情洋溢地宣布，要通過和平競賽，蘇聯(lián)在十五年內要趕上并超過美國。蘇共領導人確定，從1959年內算起，在十二年內達到共產主義。
      爭強好勝、不甘人后的毛澤東聞風而動，　11月18日　，在六十四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更是慷慨激昂地向世人宣布：“中國人是很努力的。中國從政治上、人口上說是個大國，從經濟上說現(xiàn)在還是個小國。他們想努力，他們非常熱心工作，要把中國變成一個真正的大國。赫魯曉夫同志告訴我們，十五年后，蘇聯(lián)可以超過美國。我也可以講，十五年后我們可能趕上或超過英國。”
      1958年8月風起云涌的人民公社化運動，將中國大陸引向了“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狂潮。毛澤東豪情勃發(fā)，激情似火，大躍進、人民公社、“大煉鋼鐵”，“超英趕美”、爭雄蘇聯(lián)，那是為了他爭強好勝的性情，為了他領袖群倫的欲望，更是為了他從青年時代癡迷的“新村”主義演繹而來的那個共產主義烏托邦的夢想！

（小人物未敢忘憂國簡評:這位史學家不講“大躍進”產生的國際背景和國內環(huán)境，不講“大躍進”中“官僚主義、強迫命令、瞎指揮、浮夸風、共產風”的由來，不講毛澤東為制止這“五風”所做的種種不懈努力和斗爭，而是把所有的污水都一股腦的潑向了毛澤東，說什么“大躍進是毛澤東狂熱沖動的產物，是一場因‘偉大領袖’個人好惡和性格而造成的民族大災難”，說什么“自建國以來‘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態(tài)”，“迅速膨脹為‘超英趕美’壓蘇聯(lián)，爭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袖地位，‘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極度狂燥焦慮狀態(tài)”，譴詞用句之惡毒，真是到了無以復加的極點，他不是擺事實講道理，除了污蔑還是污蔑，哪里還有一點“有良心的史學家”的影子呢。按照他的觀點，我們中國人是不應該“豪情勃發(fā)”，也不應該“激情似火”，也不能“爭強好勝”，更不能“不甘人后”！應該老老實實的仰人鼻息，跟在美英蘇等外國人的屁股后面，亦步亦趨的慢慢的爬行才正確、才偉大、才能不患什么“極度狂燥焦慮”！什么是小人之心，什么是小人之口，莫過于此人！）
      “人民公社是金橋，通向共產主義天堂！”人民公社的社會模式被創(chuàng)造出來后，毛澤東自認為是找到了他心中的“共產主義天堂”。人民公社被稱之為“共產主義的新曙光”，“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結構”。
      在兩千多年歷史的小農經濟和皇權專制的中國，人民公社大有市場。
      人民公社的“原教旨”指導思想是“一大二公窮過渡”，組織原則即軍事共產主義，社會結構為共產、共食、共居的新村烏托邦。人民公社實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zhàn)斗化，生活集體化”，并建立起公共食堂、托兒所、幸福院、縫紉廠，實行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公社所有，建立起軍事化共產主義體制。
      這種軍事化的國家農奴制，使得幾千年來小農經濟的農民，成為國家農奴，并成為其最大限度榨取農產品的源泉，成為各級干部大搞“大兵團作戰(zhàn)”，“爭上游”、“奪紅旗”、大躍進的工具，“五風”如洪水猛獸橫掃中國大陸。所謂“五風”，即“共產風”、“瞎指揮風”、“浮夸風”、“高征購風”及“強迫命令風”下的干部強迫命令、違法亂紀和生活特殊化。
      這一切使得中國大陸的廣大農民徹底失去了生產積極性。加上時值秋收季節(jié)，又大搞“鋼鐵元帥升帳”，“九千萬人大煉鋼鐵”，致使收割時節(jié)嚴重缺乏勞動力，各地普遍出現(xiàn)“谷撒地，禾葉枯，青壯煉鋼去，收禾童與姑”的情景。
      到1958年底，豐年不豐收的各人民公社，就普遍陷入嚴重的饑荒。而1959年的春荒，更是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席卷整個中國大陸。據中共中央有關材料表明，至1959年4月底，全國因饑餓而發(fā)生浮腫、干瘦、胃腸道、婦女絕經、小兒嚴重營養(yǎng)不良、疳積、紫紺等嚴重病情，將近四千萬人次，河南、山東、河北、安徽、湖北、四川、廣西、廣東等15個省普遍發(fā)生餓死人的情況。

（小人物未敢忘憂國：這位史學家在這里還比較客觀，只是說因饑餓而發(fā)生病情近4000萬人次，15個省普遍發(fā)生餓死人的情況。而不是像某些人說的餓死4000萬人！僅因此給予表揚吧！）
      無情的現(xiàn)實，迫使毛澤東逐漸清醒起來。兩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上海會議，1958年11月開始的9個月糾左工作，使得大躍進以來的社會危機得到一定程度的好轉。
      1959年8月，廬山風云，為民請命的彭德懷，在萬言書中一句“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詰難，激起毛澤東歇斯底里的勃然大怒，一場“反右傾”、“更大躍進”勢不可擋。從此，中國社會徹底改變了因面對困境而實施半年之久的調整方向，并由此陷入了長達三年之久而造成5500萬人死難于斯的大饑荒和大災難！

（小人物未敢忘憂國簡評：我剛剛因此還表揚過這位史學家，在這里他就變本加利了，說死了5500萬人口！中國當時的人口情況如下表：　　

年份    年末總人口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長率     總和生育率
　　    （萬 人）     （‰）    （‰）      （‰）           (個)
1949      54167       36.00      20.00       16.00           6.14
1950      55196       37.00      18.00       19.00           5.81
1951      56300       37.80      17.80       20.00           5.70
1952      57482       37.99      17.00       20.99           6.47
1953      58796       37.00      14.00       23.00           6.05
1954      60266       38.19      13.18       25.00           6.28
1955      61465       32.18      12.28       19.90           6.26
1956      62780       33.67      11.40       21.39           5.85
1957      64238       34.03      10.80       23.23           6.41
1958      65346       29.22      11.98       17.24           5.68
1959      66012       24.78      14.59       10.19           4.30
1960      66207       20.86      17.91        2.95           4.02
1961      66457       18.02      14.24        3.78           3.29
1962      67295       22.63      10.02       12.61           6.02
1963      69172       40.00      12.11       27.89           7.50
1964      70499       30.68      11.50       19.18           6.18
1965      72538       38.42       9.50       28.92           6.08 
1966      74206       31.82       8.83       22.99           6.26 
1967      76032       33.04       8.43       24.61           5.31 
1968      78198       36.70       8.21       28.49           6.45 
1969      80335       35.35       8.03       27.32           5.72 
1970      82542       35.07       7.60       27.47           5.81 
1971      84779       34.42       7.32       27.10           5.44 
1972      86727       30.59       7.61       22.98           4.98 
1973      88761       30.49       7.04       23.45           4.54 
1974      90409       25.91       7.34       18.57           4.17 
1975      91970       24.59       7.32       17.27           3.57 
1976      93267       21.35.      7.25       14.10           3.24 
　　1953年的人口死亡率是14‰，1959年和1961年的人口死亡率與之相當，顯然這兩年沒有發(fā)生大量的饑荒和非正常人口死亡。1960年的人口死亡率是17.91‰，超過1953年死亡率14‰數量3.91‰，超過1958年人口死亡率17.24‰數量0.67‰，這里面還應該包括著自然死亡率。總不能說1953年和1958年的死亡率統(tǒng)統(tǒng)都是非正常的死亡率吧，你更不能說1960年的死亡率全部是非正常死亡率吧！請大家自己算算那幾年到底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最大值是多少，最小值是多少？雖然是個計算得來的理論值，但是也足以說明大躍進期間餓死5500萬人是純粹的無稽之談！再者，我國1960年的人口為66207萬人，如果說非正常死亡了5500萬人，那就是每十幾人里就死一個人啊！現(xiàn)在經歷過那個時期的人還多的是啊！可以訪一訪、問一問嘛！這位“有良知的歷史學家”撒了彌天大謊啊！）　　

 “反右傾”運動，在“打倒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同時，黨內370余萬敢于講真話的正直之士被打成“右傾反黨”分子，這還不包括在9月“鳴放”運動中遠遠大于此數的被動員起來“鳴放”而治罪的廣大社員群眾！
       但是，毛澤東決不甘心承認失敗，更不愿意為他所造成的失敗承擔責任。

（小人物未敢忘憂國簡評：什么“毛澤東決不甘心承認失敗，更不愿意為他所造成的失敗承擔責任”之類的謊言是值不得一駁的！因為，毛澤東不止一次的說過，無論中央和地方的問題和錯誤，“我是中央主席，都有我的份”。）
      當大饑荒來臨之后，河南省最早向中央報告餓死人的原因時提出，“連續(xù)發(fā)生了嚴重的自然災害”，“因吃了不衛(wèi)生的食物和不注意衛(wèi)生，造成一些地方發(fā)生了死人情況”，毛澤東將此批轉全國后，于是心領神會而又急于推卸責任的各省省委正好以此為由，在上報材料時紛紛效尤，以此為死人的緣由。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全國各省、地、縣紛紛成立“防病治病領導小組”。

（小人物未敢忘憂國：我沒有查找毛澤東是否批轉過這樣的文件的資料，就是毛澤東批轉過這樣的文件，毛澤東的批語是什么，難道是讓各級領導“心領神會”的推卸責任嗎！？這樣說有什么事實依據呢？在這里順便說一句：河南省的吳芝圃可是搞“五風”的高手呢！）
      盡管赫魯曉夫鑒于中國發(fā)生的嚴重災難，主動提出希望中國暫緩還債的建議。面對慘敗而惱羞成怒的毛澤東，記恨于赫魯曉夫對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批評，不顧于大饑荒和大量死人的嚴峻現(xiàn)實，意氣用事，硬是為了“爭一口氣”，還清外債。
      為此，強奪饑民口中食，以高額征購任務，加重了那場災荒的程度。毛澤東又一手挑起了中蘇大論戰(zhàn)，造成中蘇交惡。“蘇聯(lián)修正主義”、“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成為“偉大領袖”用民族矛盾掩蓋國內危機、轉移民眾視線的有效口實。
      于是，“三年自然災害”、“蘇聯(lián)逼債”成為推卸1960～1962年大饑荒責任的理由，成為向全國人民推諉造成苦日子原因的最好解釋！

（小人物未敢忘憂國簡評：按這位史學家的觀點，難道我們面對蘇修咄咄逼人的攻擊，毛澤東讓中國人民高舉白旗向蘇聯(lián)俯首稱臣才算正確的嗎？我們是不是應該滿足赫禿子在中國建立長波電臺、搞聯(lián)合艦隊的欲望啊，是不是應該修改我們獨立自主的五項外交原則啊，是不是應該讓赫禿子來入主北京啊！？我很懷疑這位史學家是不是中國人，很可能是個典型的外國奴才！）
      與此同時，各級干部中迷途知返者為解民于水火倒懸，開始推行的“責任田”，與農民死里求生自發(fā)的“承包制”和“單干風”相呼應。隨著中央一線領導人對于“好大喜功”、“頭腦發(fā)熱”、“專權獨斷”的“偉大領袖”的“英明領導”失去信心，“陽奉陰違”，甚至“公然對抗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戰(zhàn)略路線”，實行起明智的政策調整。隨著救民于水火倒懸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政策出臺，中國大陸，終于逐漸走出困境，國計民生漸次有了起色，人民群眾、尤其是億萬農民才有了填飽肚子的糧食。
      然而，他人的成就必然會凸現(xiàn)其既往的錯誤，必須將以劉、鄧為首的中央一線領導人置于萬眾唾棄的絕地！
      為此，“偉大領袖”刻意進一步煽動起民眾新的危機感，劉、鄧為首的中央一線領導人，漸次與“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聯(lián)系掛鉤在一起。

（小人物未敢忘憂國簡評：這位“有良知的史學家”，把發(fā)現(xiàn)“五風”糾正“五風”的毛澤東丑化為制造“五風”的罪魁禍首，而把大刮“五風”以及后來又大刮“單干風”的元兇美化為“救民于水火倒懸”的英雄！真是一位顛倒黑白、顛倒歷史的“史學家”！要知道歷史事實是任何人都無法掩蓋的啊，人世間是有真理的啊！）
      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大批“黑暗風”、“翻案風”、“單干風”，危言聳聽地對深入人心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大舉發(fā)難。他說，包產40%到戶，單干、集體兩個競賽，這實質上叫大部單干。任務提得很明確，兩極分化，貪污盜竊，投機倒把，討小老婆，放高利貸，一邊富裕，一邊軍烈工干四屬、五保戶，這邊就要貧困了。他批評鄧子恢等人支持“包產到戶”，是代表富裕中農利益要求單干，甚至是站在地主富農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反對社會主義。還憤憤不平地說，“赫魯曉夫也不敢公開解散集體農場”！
      歷來習慣于受人愚弄和臣服于強權而剛吃飽肚子的中國人民，被“兩極分化”嚇得膽戰(zhàn)心驚，又將再次隨著牧羊人手中的皮鞭，被轟趕緊了新的危機和災難……

（小人物未敢忘憂國簡評：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是兩極分化的真實寫照。無論是外國的政黨還是中國的政黨，無論是共產黨或者是國民黨，都無一例外的打著講民生，講平等的旗號以爭奪人心，只不過是有真有假！國民黨實際上是為四大家族牟利的，只有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是真心實意為人民大眾謀利益的！而在這位“有良知的史學家”看來“兩極分化”好象是個好東西，其為人，其立場，其觀點由此可見一斑啊。）
     的確，大躍進是毛澤東自詡的“好大喜功”，狂熱沖動的產物，也是從此以后毛澤東心中諱莫如深的瘡疤。如果說此前毛澤東的心理動機，志在高遠，以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氣慨，要建千秋大業(yè)，立萬世奇功；而自此以后，他心中感到受人以柄，危機四伏，惶惶不安，生怕出現(xiàn)“中國的赫魯曉夫”，落到像斯大林那樣身后被人否定的下場。
      從而，一場新的運動，又在窺視著劫難叢生的中國……

（小人物未敢忘憂國簡評：這位史學家的立場是多么的旗幟鮮明啊，他對“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是多么的情有獨衷啊。他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多么的頂禮膜拜啊，他對“大躍進”是多么的“恨之入骨”啊。可是歷史已經對他所崇拜的東西判了死刑！因為鄧氏上臺后的三十年“改革開放”，已經用無數鐵的事實告訴中國人民：“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是錯誤的、是萬惡之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反動的、是賣國的，毛澤東是正確的、是偉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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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4:　　

“大躍進”的歷史教訓　　

王也揚　　

50年前的“大躍進”運動，曾造成數以千萬計的民眾“非正常死亡”，如少奇同志所說，這是“要上書的”。假使我們不能夠深刻地反省，汲取歷史教訓，獲得人民諒解，也如少奇同志所說：“我看我們要滅亡”。（《在湖南省直和地市委負責干部會議上的講話》）　　

 “大躍進”的歷史教訓，根本的一條，就是把和平時期的經濟建設當作了階級斗爭（用毛澤東的話說，“我們是搞發(fā)動群眾，搞階級斗爭”。《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 “大躍進”的發(fā)動，是作為“反右派”斗爭這場“社會主義革命”接下來的又“一個革命”而搞起來的（用毛澤東的話說，“我們的革命是一個接一個的”。《工作方法六十條》）。見過“反右派”斗爭的陣勢，社會上已沒有人再敢提不同意見。周恩來等在一線主持經濟工作的同志因“反冒進”，而被指“是政治問題”，是和右派“只剩了五十米”。（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的講話》）表明黨內最高領導層也沒有了異議磋商的余地。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給上級的意見信，果然以敵我矛盾論之，毛澤東指出：“廬山出現(xiàn)的這一場斗爭，是一場階級斗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斗爭的繼續(xù)。”（《機關槍和迫擊炮的來歷及其他》）在如此嚴重的階級斗爭面前，廬山會議的參加者無人敢就事論事地替彭德懷辯護，便完全可以理解，而違心地服從階級斗爭的最高利益則是革命者對革命忠誠的表現(xiàn)。一般認為，“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路線確立于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事實上，繼“反右派”斗爭擴大化之后，毛澤東便開始了在國家經濟建設中“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大規(guī)模嘗試，這恰是“大躍進”錯誤的要害所在。　　

     搞階級斗爭，使人不敢發(fā)表不同意見，生怕被打成階級敵人；搞階級斗爭，又必須緊密團結在領袖周圍，統(tǒng)一思想、統(tǒng)一步伐。但人非神仙，孰能無錯？領袖人物也不例外。當億萬人的命運由一個人來決定的時候，這個人的缺點錯誤就會被無限擴大，終必釀成巨禍。鄧小平晚年說，將國家的命運系于一個人是危險的。此乃教訓之談。按照階級斗爭的觀點，社會輿論的“一律”是階級專政的題中應有之義。“大躍進”中，《人民日報》頭版曾發(fā)表過一張后來被證實造假的照片：田中密實的谷穗竟托住了一位小姑娘（說明畝產“放了衛(wèi)星”）。這可能嗎？質疑的聲音在當時無法發(fā)表，而此類完全控制了輿論導向的假信息則能夠把大科學家錢學森弄糊涂，連親身種過田的毛澤東也對糧食畝產超萬斤甚至百萬斤信以為真，嘆曰：“世界上的事情有這么怪，不搞就不搞，一搞就很多！”（《在第十五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這便成了高指標、高征購的決策依據，直至交完最后一粒糧的農民變?yōu)轲I殍。50年后的今天，一張華南虎再現(xiàn)叢林的照片，被某地方政府公之于眾，隨之社會輿論一片質疑，很快造假者便自陷尷尬，造假的危害只限于一場鬧劇。兩張假照，兩個時代，是輿論一律好，還是輿論監(jiān)督好，不言自明。　　

錯誤和挫折教訓了我們。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毅然決定放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路線，黨和國家開始了探索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新時期。經過近30年的奮斗，我們終于創(chuàng)建了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學發(fā)展觀等在內的新的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這一理論體系科學地回答和解決了如何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問題，使和諧社會建設真正成為可能。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我們運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光輝成就。中共十七大報告有“徹底否定‘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理論和實踐”語，的確，“以階級斗爭為綱”不止是一個錯誤的口號（“口號”提法見《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我們應該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對它的錯誤加以清理，徹底擺脫這種思維和行為定式，以迎接時代的挑戰(zhàn)。　　

　 　

簡評：　　

此文的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他把“大躍進”和毛澤東的“以階級斗爭為綱”拉在一起；他把1958年的“大躍進”和1956年的“反冒進”拉在一起；他把搞階級斗爭和使人不敢發(fā)表不同意見拉在一起；還把搞“五風”當權派說成了反“五風”的英雄，把真正反“五風”的毛澤東說成“五風”的倡導者。這位研究員是個顛倒黑白，指鹿為馬、牽強附會，是搞《關公戰(zhàn)秦瓊》這類風馬牛不相及戲曲的好編劇、好導演。　　

中國有史以來：商紂王時期的奴隸倒戈，周歷王時期的國人暴動，秦二世時期的陳勝、吳廣大澤鄉(xiāng)揭竿而起，王莽時期的綠林赤眉起義，漢靈帝時期的張角兄弟黃巾軍起義，隋王朝時期的王薄長白山起義、翟讓的瓦崗軍占山為王、李淵太原起兵，唐朝末年的黃巢起義，宋太宗時期的青川農民王小波起義，宋徽宗時期的方臘起義，明崇禎時期的李自成搖旗吶喊殺進京城，清道光時期的以洪秀全金田起義為標志的太平天國運動，清咸豐時期的劉麗川上海小刀會起義，　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的黃興黃花崗起義，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　的武昌起義敲響了清王朝的喪鐘，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　爆發(fā)的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　中國共產黨誕生之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各種起義和運動更是風起云涌：　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　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運動；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　周恩來同志等領導的南昌起義；　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　毛澤東同志領導的秋收起義；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張?zhí)淄绢I導的廣州起義；　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　彭德懷同志等領導的平江起義；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　，反對內戰(zhàn)，要求抗日的學生愛國運動；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　，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青年學生“反內戰(zhàn)，爭民主”的愛國運動；　一九四七年五月四日　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上海反對美蔣反動派的“反饑餓、反內戰(zhàn)、反迫害”群眾運動等等,以及新中國成立后在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問題上復雜的、曲折的、嚴酷的、激烈的種種斗爭，這些活生生的歷史事實，難道不是階級斗爭嗎？毛澤東同志早就說過：“階級斗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此話千真萬確，一語中的，太深刻了，太精辟了！何人能駁倒？共產主義沒有實現(xiàn)，階級斗爭就不會停止！以“階級斗爭為綱”就是抓住了人類歷史發(fā)展的主要矛盾，抓住了根本！“以階級斗爭未綱”何錯之有！“以階級斗爭為綱”沒有錯！　　

這個研究近代史的研究員，這個不講歷史事實、不講科學的高級科學工作者，我真不知道他是如何從事科學研究工作的？我真不知道他是如何得出“以階級斗爭為綱”是錯誤的結論的，我真不知道他能有什么有關近代史的研究成果可以貢獻給祖國和人民？在這里，我實在是憤怒了，我也要犯一回主觀主義了，我也要罵人了，我看此人是個不折不扣的、不學無術的、濫竽充數的、帶者“科學工作者”桂冠的不入流的超低級混混！我真的不想對他的文章作什么評價了！但是，我很奇怪，我很驚詫，我們的那些高高在上的官老爺們，為什么會用人民的血汗錢養(yǎng)這樣的狗屁研究員！實際上我是不應該奇怪的，也不應該驚詫的，因為，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有什么樣的主子，就會有什么樣的奴才！　　

小人物未敢忘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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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5：　　

趙啟強在《毛澤東扼住了歷史的咽喉——1958年紀實》寫到：　　

　　慢性子的歷史老人在中國這塊國土上顯得特別的懶散——幾百年一個朝代，幾千年一種社會形態(tài)。這種幾十年、幾百年如一日的生活，是那樣有力的塑造了中國人的生活惰性，所以中國的政治家都把超越這種惰性、使中國社會飛躍前進為己任。　　

毛澤東是所有這類政治家中最偉大，也是最性急的一位，他以“一千年太久，只爭朝夕”的氣吞山河的魄力，使１９５８年——這個沒有戰(zhàn)爭、沒有革命、沒有動亂，也沒有流血犧牲的平常年頭，成為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一年。
　　這是“一天等于２０年”的一年，是中國人不再象中國人的一年，最富有理性的中國人一夜之間便被超越歷史的欲念和狂熱煽得如癡如醉，他們不分晝夜地戰(zhàn)斗——向可惡的經濟法則開戰(zhàn)；向無情的自然法則開戰(zhàn)；也向蒼蠅、麻雀開戰(zhàn)——沒有哪一位政治偉人有膽量發(fā)動一場戰(zhàn)線如此廣泛的戰(zhàn)爭，也沒有哪一位政治偉人能動員出如此規(guī)模的戰(zhàn)斗力——從幾歲的紅領巾，到七、八十歲的小腳老太太全上陣了——這場戰(zhàn)爭的目標是明確的：立即實現(xiàn)人類夢寐以求的天堂——共產主義。　　

毛澤東真是所有偉人中最大膽的一位——他要中國在１９５８年就實現(xiàn)共產主義！他憑什么敢于作如此危險的政治許諾？憑人。這是毛澤東的答案。
　　年青時代的毛澤東是位什么都不相信的偉大叛逆者——他不相信家規(guī)、祖訓、國法；領袖時代的毛澤東則是什么也不相信的挑戰(zhàn)者——他不相信斯大林的權威，不相信帝國主義的強大，不相信原子彈，不相信技術能力……
　　毛澤東只相信人——而且是沒有文化的人——相信“只要有了人，什么樣的人間奇跡都可以創(chuàng)造出來”。碰巧這位只相信人的偉人就出在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尤其是沒有文呵化的人——的中國。于是，領袖找到了用武之地，而人民卻從人多為患的苦悶中解脫出來，從領袖那里得來了世界第一大國的民族自豪感的滿足；而勞動人民也從無知的屈辱中解脫出來，從領袖那兒得到了歷史創(chuàng)造者的偉大稱號和雄心壯志；于是，上自領袖，有了“敢叫日月?lián)Q新天”的治國雄心，下至農民有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豪言壯語……
　　１９５８年的序幕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拉開的。　　

簡評：　　

這個作者趙啟強，毫無疑問是個小人。　　

之所以說他是個小人，是因為他把“立即實現(xiàn)共產主義”的錯誤強加給了毛澤東，毛澤東說過：“現(xiàn)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給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義，中國農民很早就有平均主義思想，東漢末年張魯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農民交五斗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飽飯。這恐怕是中國最早的農民空想社會主義。我們現(xiàn)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產主義過渡，這非常危險。北戴河會議規(guī)定了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五個條件，哪一條也不能少，缺—條也不能向共產主義過渡。”“反正我不準備急急忙忙的過渡。我今年65歲，即使將來快要死的時候，也不急急忙忙過渡。”毛澤東的這些話，這個作者置若罔聞，卻硬著頭皮在那里造假，說他是個小人，不冤枉吧！　　

之所以說他是小人，是因為他把毛澤東的話“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作了“性急”這樣荒唐的解釋；是因為他把毛澤東“只要有了人，什么樣的人間奇跡都可以創(chuàng)造出來”這種相信群眾，發(fā)動群眾，依靠群眾的真知灼見，作了“只相信人——而且是沒有文化的人”的荒唐解釋；是因為他把毛澤東歌頌中國勞動人民的著名詩句“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lián)Q新天”中的“敢叫日月?lián)Q新天”作了是領袖的“治國雄心”的荒唐解釋，并且與“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荒唐的聯(lián)系起來，這種集歪曲與污蔑、誹謗與胡說、卑鄙與無恥大成的所謂文人難道不是小人嗎？對于這種文人，國人應該用唾液淹死他一百回！
                                         小人物未敢忘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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