鶴齡：評楊繼繩的《通謂問題——“大躍進”五十周年祭》　　

最近，有人在天涯社區又搬出了楊繼繩這篇舊文。細看之后，有幾個問題，覺得很有必要一駁。　　

一、   混淆是非，以通渭代全國　　

楊繼繩此文的標題定為“通謂問題——大躍進五十周年祭”。問題是通謂的，可他祭的是大躍進是全國的。以通謂代全國，很不地道。　　

首先，誰也不能否定，“通謂問題”，只是一個個案，我國的縣級行政區劃數以千計，一個兩個或幾個“通謂”絕對不能表示全國就等于“通謂”。楊繼繩的這一篇本應是對通謂縣的《祭》變成了對整個中國的“祭”，就像某家死了一個人而旁人以其全家遇難為“祭”一樣，十分的荒唐。如果這種情況輪到了楊繼繩的家，我們不知道他會不會欣然受“祭”？　　

其次，稍有正義感和是非觀念的人都知道，大躍進的性質絕對不等于“通謂問題”。通謂問題是共產黨內某些人的官僚主義摧殘民生造成的惡果，其中帶有很大的故意成份（應有天災因素），而大躍進，無論是否取得成就，其立足點卻是推進和改善民生而不是摧殘民生。何況，大躍進時期，除了短暫的“全民煉鋼”造成了一定損失外，其他如交通、廠礦、農田水利等方面的基礎設施建設都取得了比較大的成績。盡管有些人拼命在抹殺它的成績，但是，它留下的無數水利工程、公鐵路線、廠礦橋梁等“硬件”至今都還在發揮作用創造效益。無論誰都抹殺不了的。　　

如何正確地看待“大躍進”？我們應該好好地向先人學習。　　

李冰主持興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受到我們的一代一代先人的崇拜和紀念，也包括了今天的我們自己。但整個工程并不是李冰的一己之力完成的。它依賴的是百姓之力。也就是說，李冰必須征調民力！而且可以肯定，在生產力生產工具十分落后的當時，李冰必須征調大量的民力！而且，還可以肯定，對于征調的民夫不會有按勞取酬的月工資，全是以徭役的形式征調的；而且也可以肯定，對于民夫，絕對沒有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和休禮拜天等人性化的管理；而且，在施工過程中，由于勞累及其他原因造成的非正常死亡肯定也不可避免！如果，要將這些情況作個全紀錄，說不定也可以造出一座“墓碑”來的。但是，當時的人們懂得，李冰所以要這樣做，是為了百姓而不是自己。所以，他們把“碑”的成分全部抹掉不“祭碑”，而只取了“利”的部份并“贊利”，將一個完美的李冰形象留在了后人的懷念里。　　

即使是秦始皇罷，我們也必須分清“贊祭”。同樣是徭役，但對于他的修驛道卻只能是贊，而只能對他的修墳墓修宮殿表示“祭”。　　

在大躍進的問題上，楊繼繩正好反其道而行之。他只取其弊而棄置其利！將是非完全顛倒，以利為“祭”！ 化利為弊！　　

二、      自我標榜，楊繼繩的“功臣”身份可以休矣　　

楊繼繩在在文中寫道：“通渭縣大量餓死人的事，除了高層以外，對外嚴密封鎖信息，直到幾十年以后的今天，外面的人還不知道發生了這樣的事。……通過多方努力，我終于弄清了解被掩蓋40多年的真相。”　　

這些字里行間，我們看到，楊繼繩在恬不知恥的標榜自己！好像沒有他的“努力”，就不會有一個人知道“通謂問題”，也正是由于他的“努力”，才揭露了這個真相，才為人民爭到了這個知曉的權利。　　

果真如此嗎？不是的。　　

先說所謂的“嚴密封鎖”。你楊繼繩應該沒有孫悟空的千變萬化，沒有本事鉆進鐵扇公主肚子里做戲。你是憑什么本事打開這個“嚴密封鎖”的？能由你這個沒帶長的普通新華社記者“通過努力”打開的“鎖”，怎么能稱得上“嚴密”！　　

事實上，當時的黨中央毛主席對諸如信陽、通謂這樣的問題，不但給予了高度重視進行了及時的妥善的處理，也進行了公開的大張旗鼓的討伐整頓，并沒有刻意進行“封鎖”，更不存在什么“嚴密”！　　

楊繼繩在本文也對當時的整頓情況作了表述，說明了通謂問題并不是只有高層知道，還有很多人知道，并沒有嚴密封鎖的。　　

文化革命中，大饑荒餓死人的問題作為對走資派批判的材料更是被造反派翻了個底朝天。通謂問題當時批過沒有我不知道，但湖北省的“餓死人”問題，我在一些大學的學報上是看到過批判的（算的是王任重的賬）。　　

楊繼繩刻意將這個問題神秘化，無非就是標榜自己：與“無道”和“邪惡”斗爭，我是勇士第一！　　

別玩這種自勛自授的把戲了。　楊繼繩　先生。你的“功臣”身份，可以休矣。　　

揭開餓死人真相批判餓死人問題的，首先是共產黨自己。如果不是共產黨自己的揭露批判整頓，這個問題肯定不可能在短期內消失，甚至還有可能繼續蔓延，有可能一直蔓延到今天。　　

其次，還有當年的造反派作過堅決斗爭呢，這“功勞”，怎么輪得上你！　　

三、   難以置信，對楊繼繩此文的一些質疑　　

通謂問題，是一個早已作過處理且再未復發的歷史問題。楊繼繩要整出這段歷史，也無可厚非。但記述必須客觀、真實，不允許夾帶任何個人意氣。通觀全文，發覺楊繼繩個人意氣很濃，極大地降低了本文的可信度，使得我們對一些問題不能不給以質疑：　　

1、          夸大數據，“餓死三分之一”　　

楊繼繩下筆點睛，文首即說：“雖然通渭餓死人數比信陽少，但通渭餓死人數占總人口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遠遠高于信陽八分之一的比例。”　　

接下來：“而1961年實有人口只有201255人，比應有人口少了98251人，相當于應有人口的32.8%。”　　

再接下來：“他們說，通渭縣向中共西北局匯報的數是縮小了的，實際是餓死了三分之一。”　　

上面這三個“三分之一”，前兩個是接近三分之一，第三個是“實際”三分之一。 三個“三分之一”的第一和第三都是指的“餓死人”數，而第二個則是指的“減少人”數。　　

由此可見，楊繼繩和“他們說”的那些“他們”，都是在隨口亂說，并沒有一個定準。“他們”將“減少人”當成了“餓死人”，楊繼繩則將“減少”與“餓死”這兩個性質和內容截然不同的概念攪和到一塊亂說一氣。一時是“減少人”，一時又是“餓死人”。　　

楊繼繩的“餓死和減少三分之一”又是怎么來的呢？　　

首先，楊繼繩按照工農業生產的目標計劃管理為通謂縣的人口生產制定了一個目標管理計劃。制定這個目標計劃的依據非常簡單，只有兩個參照數據，即1956—1958年三年的人口平均自然增長率2.67%和1958年的平均人口276742人。目標管理要求通謂縣的人口生產在1958年的276742人的基點上每年遞增2.67%，在1961年達到299506人，以證實他那個 “餓死三分之一”的“真理”。　　

其次，在通謂縣未完成目標計劃“欠產”98251人的情況下。楊繼繩不賣這個賬！因為他搞的是“承包”制，“欠了產”他也要“人” ！這樣一來，就催生出臺了一個“應有人口”項目，即應該有這么多人，即通謂縣“應有人口299506人”。應有而實際沒有，應有與實際的差額便是餓死的人！　　

楊繼繩的“通謂人口餓死三分之一”的結論就是按照這個荒唐透頂的計劃管理目標“統計分析”得出來的。　　

我們知道，決定增長率的要素是出生率和死亡率，而影響“兩率”的客觀條件是多方面的。就出生率而言，生活條件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餓死人達到三分之一的惡劣生存條件下，可以說，不會有幾個孩子出生的。因為沒有幾個人有生育的能力。可是，在楊繼繩的目標計劃管理下，不但餓得奄奄一息的人要保證完成他下達的任務，就連那餓死的三分之一也不能例外，死人也必須為楊繼繩生“活人”，以保證楊繼繩有足夠的“三分之一餓死人”！　　

還有更荒唐的：直接將活人當死人！由他自己翻出來的通縣文件上所載的“外流11940人”不能作數，外流人員被他直接轉化成了餓死的人，納入了三分之一的餓死人之列。　　

2、發明創造，“引病代死”　　

楊繼繩在本文中有一個發明創造，這就是“引病代死”。所謂“引病代死”，就是將“病”字帶上引號表示“死”。　　

他說：“當時餓死多少人叫“病”了多少人，不能說餓死人。縣里指示：‘要把他們全部埋掉，‘病’一個埋一個。’縣委還指示，只能說這是打掃衛生，不能說是掩埋死人。”　　

楊繼繩將“病”帶上引號表示“死”。如果縣里作的是文字指示，雖然也可以“引病代死”。但如果不作個注釋，那就很難保證不會有活埋病人的情況發生！本人深信這樣的文字指示不會有。如果楊繼繩說有，那就請亮出證據：原文件或復印件！　　

如果這個指示是縣里口頭傳達的，楊繼繩首先就得告訴大家是誰開的這個尊口？ 其次還得介紹一下這位開尊口的是怎樣將“病”字也在口里打上這個引號的！要知道，少了這個引號的“病一個埋一個”的指示肯定會把全縣所有的病人包括大病小病重病輕病的人統統埋掉的！　　

再就是這個指示的實際意義何在？你把“死”說成是帶引號的“病”，人家就相信“死”不是死嗎！不死為何要埋呢？不死誰敢埋？這是罪加三等的事！　　

“指示”還有一個執行問題。如果通謂成立了由財政撥款發工資補貼的專業埋尸隊，縣里的指示可能還有幾個人聽。如果沒有專業埋尸隊，那就是向全縣的老百姓作指示了。已經餓死了三分之一剩下的這些時刻面臨死亡的百姓，還有誰聽你縣里的這狗屁樣的“指示”！　　

這種沒有任何實際意義、絕無可能執行的所謂指示，即使是馬大哈當縣長也不會作出來的！能作出這樣指示的，只能是楊繼繩自己。 　　

那個把埋人說成是“打掃衛生”的“指示”，同樣荒唐！更加荒唐！掩埋死人用“打掃衛生”發話，這話該怎么說？埋一個死人是叫打掃一次衛生還是叫打掃一個衛生還是叫打掃一遍衛生！　　

可以肯定，傻瓜也不會說出這樣的傻話，虧這個楊繼繩也想得出。不過，偏偏那個吃人肉卻又沒有不準說的指示。我看也得補上一個：不準講吃人肉，叫吃衛生！　　

3、弄巧反拙，通謂問題應有天災因素　　

對于通謂饑荒發生的原因，楊繼繩全部歸結為人禍，只字未提自然災害的作用。可是，當著中央省地采取積極補救措施結束了通謂的災難以后。楊繼繩卻一反常態，搬出了氣象因素說事：　　

“而真正解除饑餓的是1962年的好年景。《通渭縣志》記載：‘是年，風調雨順，夏秋作物全面大豐收，緩解了全縣人民的吃問題。’”　　

為什么楊繼繩忽然想起了“氣象”？因為他在本文中一再叫嚷中央和省地派出的整頓工作組“到通渭不是反左，而是‘反右’”。“反右”這個名詞對于他來說是一付很傷肝肺的毒藥。可是，通謂餓死的問題客觀上卻在“反右傾”中被克服而扭轉形勢了。這不就成了“反右傾”的一個成績和功勞嗎？　　

把功勞算在“反右傾”上，楊繼繩當然不能答應，“風調雨順”的氣象資料在這關鍵的時刻正好幫了他一個大忙！氣象資料在配合他說：“這不是‘反右’的功勞，這是天老爺的功勞！”　　

不過，楊繼繩卻沒想到，弄巧反拙，氣象資料也在這里幫了他一個倒忙。人們透過“是年風調雨順”，還可以探測出另一個信息：“不是年”即去年前年的氣象情況，肯定不會是風調雨順的。如果也是風調雨順，楊繼繩絕不會有這么傻，竟然會不搬出來助上一陣：去年、前年風調雨順，就是在風調雨順的情況下，通謂縣餓死了三分之一的人！　　

“風調雨順”在這個問題上所具有的能量，可以說不亞于一顆原子彈。　　

楊繼繩沒有搬出去年前年的“風調雨順”來，至少可以肯定，去年前年的“風調雨順”不存在，不存在“風調雨順”就意味著有天災，可能是小災，也可能是大災或是重災。我沒有能力查閱到通順縣當年的氣象資料。如哪位網友有此能力，請幫忙罷。　　

4、言辭夸張，用小說筆觸述“史”　　

“會后，縣里成立了“萬人整社團”，到各生產小隊和農民家里搜糧食，挨門挨戶，翻箱倒柜，普遍搜查，斤兩不留，有的地方挖地三尺。搜查中見什么拿什么，連婦女的針線包也拿走了。”　　

上面是楊繼繩對通謂縣“搜糧行動”的一段記述。說確切點，是描述。基本上都是帶著夸張的泛泛之詞。其中的“挖地三尺”與“連婦女的針線包也拿走了”，可以說是夸張到了極至。是誰在哪家“挖地三尺了”？是誰在哪家“把針線包都拿走了 ”？可以肯定，楊繼繩并沒有掌握什么真憑實據。也不可能會發生這樣的事情。挖地三尺就不用說了。“拿針線包”也荒唐得很，有權來人家搜查的，會在乎一個不值幾分錢的針線包！　　

下面是關于通縣“酷刑”的描寫：　　

“在搜糧食過程中，對群眾采用各種殘酷的刑罰。”　　

“在這些斗爭中，對被斗的干部群眾實施各種酷刑：竹簽子插指頭、站冰塊、雪里埋人、打夯、拔胡子等120多種。”　　

如果他用的是“多種殘酷的刑罰”，也還勉強說得過去。“各種殘酷的刑罰”就夸張得沒有邊際了。“各種”是“所有的”之意，也就是說，世上所有的酷刑每一種都用上了。　　

可能是他自己發覺“各種”難以服人的緣固，所以，在下面改用了一個具體的概數：120多種，并列出了五種刑名。僅僅列出了五個刑名的“120多種酷刑”能不能令人信服？我以為還是不能的。雖然我們不能要求在一篇短文中將120多種酷刑名稱、具體施刑方法等內容全盤托出，但起碼你必須交等一下“120多種酷刑”的出處，是來自于《通謂酷刑志》還是另外什么《酷刑志》？反正120多種酷刑的內容和使用情況是足可以編寫出一本《酷刑志》來的。　　

下面是對“人吃人”的濃墨重彩描寫：　　

“因為村里吃人肉的不少。”　　

《金橋路漫》，這本書是用縣檔案館的資料寫的，還訪問了很多當事人，書中記錄了很多人吃人的事件。　　

“當時人吃人的現象不是個別的。”　　

用了幾個“不是個別”、“很多”、“不少”的形容詞描寫還不過癮，又來一個高度“藝術”的修辭手法把人吃人的嚴重現象夸大到了極至：　　

“那時人餓急了，餓瘋了，提著籃子出去，看看倒在路邊的死尸上還有可吃的肉，就割回家去。”　　

這句話有很大的隨意性。“那時人”是泛指，沒有界定范圍為“那時的幾個人、那時的一部份人、那時的一些人”。因此，它表示的可以是那時的所有人！　　

如此重大的人吃人問題，楊繼繩竟然將吃人者以“那時人”代替，我們不得不佩服楊繼繩的敢想敢說的大無畏精神了。　　

那時人真是這樣的嗎？那時人餓急了，提著籃子出去不是想去挖野菜，也不是想著去刮樹皮，一心想的就是找路邊的死尸割肉！這種現象，只有在路邊的死尸多于野草、樹皮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出現！沒有比較固定的尸源，誰也不會一餓急了就想到尋尸割肉。　　

路邊有那么多可供人尋的尸源沒有？我以為是絕對沒有的。那時人，請恕我也用“那時人”了。那時人一是活動范圍窄，從事耕種的都在自己生產隊這片小天地里活動；那時人二是活動都有組織性。被征調外出勞動的都是實行的軍事化管理。所以，像今天城市路邊經常出現的找不到主的死尸少見而又少見。即使餓死了三分之一，也還有三分之二的活人嘛。哪有可能出現有主的死尸丟棄路邊不埋的情況。一個生產小隊也就百幾十個人，哪怕一天之內餓死了三分之一，活著的平均兩人埋一個，草草的掩埋，一天時間也就解決問題了。何況這種情況絕對沒有發生過。　　

可見，在路邊尋到尸體割肉的“機率”很小很小。小到接近于零！所以，餓瘋了的人提籃到路邊尋尸割肉的現象，我以為是很不真實的。　　

再看：“他說，1959年秋天，他們（工作組）來這里看到炕上，路上，田間，地頭，都躺著人，死人活人不分。”　　

這種遍地皆是的餓殍和“準餓殍”混在一起的慘況，應該也是一種極度夸張的描寫。前面已經說過，即使三分之一的人同一天餓死，也不會出現無人收尸的情況。　　

還有：“工作組給還活著的人灌湯搶救。當時不怕死人怕活人。死人太多了，不怕。活人要吃人，害怕。”　　

這像什么話？工作組的人怕被饑民吃掉去！工作組憑什么要怕！楊繼繩的筆下也只有吃死人的事而沒有吃活人的嘛。即使有吃活人的也不可能在大歲頭上動土吃“工作組” ！　　

5、居心不良，劍指毛主席　　

通謂縣委書記席道隆在楊繼繩的筆下，一方面是一個“丑話說盡壞事做絕”的禍害人民的人。而另一方面卻又是一個為楊繼繩深表同情的受害人。楊繼繩既做歹又做好。一邊對他聲討，一邊為他辯護！說出了“通渭縣委這么做，是上級逼出來的”的混活。　　

真是上級逼出來的嗎？上級的“逼”應該是“一視同逼”的，不會專門逼他一個。可是，事實上甘肅就“逼”出了一個席道隆。為什么只逼出了一個席道隆！可見有“逼”也好，沒“逼”也好，主要還是個人的主觀起作用。　　

有沒有上級在“逼”？我認為“逼”也不大。“縣里向公社下達命令：‘完不成糧食任務，提頭來見！’”這是席道隆在逼公社干部。可有誰用“提頭來見”逼過席道隆沒有呢？沒有！　　

明明是席道隆這個上級在逼公社，可是，楊繼繩卻說成是上級在逼席道隆。　　

這個“逼”的上級是誰？楊繼繩沒有明言，文中多次委婉道出來的是中共中央和毛主席。　　

他的此文是祭大躍進，而大躍進又離不開人民公社。大躍進是誰弄出來的繼承認為不是中央決議的，而是毛主席號召出來的。在簡單地介紹過席道隆和縣長田步霄以后。楊繼繩寫道：　　

1958年，他們響應毛主席“還是辦人民公社好”的號召，把全縣原有的169個高級合作社合并為14個人民公社，全縣為一個聯社。在一個月之內辦起了2759個食堂，男女老少都得到食堂吃飯。農村管理實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斗化、生活集體化。……。　　

通謂嚴重的餓死人問題就是在“響應毛主席號召”這個前提條件迅速暴發出來的。　　

將責任追溯到毛主席的文句還有多處，不一一細列。　　

四、質疑數據，是擴大還是縮小　　

楊文寫道：事過五年以后的1965年7月5日，中共通渭縣委才就此事件寫出報告：《通渭的歷史經驗教訓》，這個報告稱：“全縣人口死亡60210人，死絕了2168戶，1221個孩子失去了親人成了孤兒，外流11940人，……　　

這里的餓餓死60210人比楊繼繩的餓死人計劃目標98251人少了30041人。不合其意。于是，　2000年8月9日　，楊在通謂縣召開老干部座談會上，尋找老干部的“支援”。工夫不負有心人，楊繼繩如愿以償，　　

“幾位親歷者講述了當年的慘狀。他們說，通渭縣向中共西北局匯報的數是縮小了的，實際是餓死了三分之一。當時，70%以上的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都死絕了，大量尸體沒有人掩埋。”　　

至此，楊繼繩的“三分之一”論便大功告成了。　　

看起來，通謂縣這個報告里的數據特別是死人數據，在楊繼繩和幾位老干部眼里都是很不真實的了。其中的外流11940人，楊繼繩還找到駁倒的數據：“據資料記載，1960年2月外逃未歸人口只有3892人。”　　

既然如此，這些數據還真有可疑之點，不足為信。那么，我們不是也可質疑質疑嘛。我的認識與那幾位老干部的認識相反。我認為：數據可能被夸大了。　　

理由一、少所不可能，沒有必要少報。因為中央并不忌諱而是非常正視這個問題，不但當時進行了嚴肅處理，五后后還要求通謂就此問題作出匯報。這是一種十分認真的態度，而不是今天流行的“做秀”。所以，它需要的是客觀的真情實況。所以，實報無需承擔風險。而少報一旦查出，性質是類同瞞報，要承擔故意隱瞞不報的風險。　　

理由二、此時的席道隆及其同伙均已下臺。對于繼任領導來說，不存在來自席道隆方面的任何壓力。而且，前任的問題愈多愈大愈嚴重，繼任領導愈好開展工作愈能體現出工作成績。從這個角度分析，繼任領導夸大餓死人數據不是沒有可能的。　　

理由三、 繼任領導很可能就是倒席者。如果是，夸大餓死人數據就成了必然。就像楊繼繩為攻擊毛主席要拼命夸大餓死人數據一樣。那幾個親歷的老干部所說的“實際是三分之一”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楊繼繩將外流的人以及三分之二的“準餓殍”生的人和三分之一的餓殍生的人全部湊到一起，也只湊出了一個接近三分之一。可這幾位老干部僅僅憑著“親歷”兩個字一出口就是“實際是三分之一” ！要知道，即使你“親歷”了幾萬餓死的人，也不等于你就有資格“親歷”了70%，有資格“親歷了三分之一”！　　

理由四、楊繼繩的此文應是一面之詞。在他調查的時候，當時的責任人很多都還健在，席道隆也還健在。但是，我們沒有聽到他們對這個問題發出的聲音。楊繼繩為什么不聽一聽他們聲音？　　

如果楊繼繩聽取了他們的聲音，那就可以肯定，他們的聲音是與楊繼聲不太合拍的聲音。如果與楊繼繩的聲音完全合拍。聰明的楊繼繩一定會將他們的聲音錄下來交給聽眾。因為，他們對楊繼繩的贊同聲可以消除任何人對楊繼繩此文的任何質疑！　　

事實上，楊繼繩不愿意這樣做。他在文章結尾時寫道：　　

2000年，作者到定西采訪時，得知席道隆從地區水利局副局長位置上離休在家養老；2005年作者到定西采訪時得知，席道隆已去世。　　

非常遺憾，楊繼繩給了質疑者一個死無對證！　　

附文：

通渭問題——“大躍進”五十周年祭
楊繼繩
 
2008年第10期 炎黃春秋雜志
 http://www.yhcqw.com/html/cqb/2008/1010/0C0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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