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時間檢驗真偽　　

——兼評東夫《“大躍進”時期四川省大饑饉的特殊成因》　　

宋曉麗 姚齊源

1998年10月，原四川省溫江地委書記宋文彬寫了《我對原溫江地區大躍進中的兩個問題的交代》（下簡稱《交代》）一文，對他經歷過的兩個重要歷史事件——“大躍進”中的糧食產量“放衛星”，及接下來的三年困難時期該地區有糧食卻餓死人的問題（以下簡稱“兩個問題”），做了“大夸大，不縮小”的陳述。　　

檢驗真理靠實踐，檢驗真偽靠時間。這個《交代》，可以說經歷了三十年的時間檢驗，因為，在“宋文彬文史資料”博客中發表的宋在文革前期1968年寫的《檢查兩個錯誤》（下簡稱《檢查》，見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ad2c8a0100mbda.html），就是《交代》的原始稿。對比這兩份文獻，再看看時下“熱”到發燙的諸如東夫的《“大躍進”時期四川省大饑饉的特殊成因》（下簡稱《成因》）一類的文章，不能不令人感慨：對于那段過于復雜的歷史，無論它是由“王”寫還是由“寇”寫，由政客寫還是由史家寫，最終，都還是需要靠足夠的時間，去檢驗其真偽。　　

1、東夫“特殊成因”說的漏洞　　

特別熱衷于拿李井泉說事的東夫，在寫了“撼世”大作《麥苗青，菜花黃》后，去年又發表了《成因》一文，對三年困難時期四川超常嚴重饑荒的“特殊成因”，作出了一個帶有“終極版”味道的結論：　　

……除了全局性的因素外，四川的特殊性在于：從1949年中共建政伊始到“大躍進”期間，四川的糧食征收量和外調量均為全國最高，而農民的口糧標準卻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筆者認為，由于統攬地方大權的李井泉不遺余力地追隨毛澤東的“大躍進”路線，頑固推行極左政策，加上中央對四川的糧食等農產品外調施加了強大壓力，甚至不惜以四川農民的生命為代價，結果把素有“糧倉”盛名的四川變成了大饑荒的重災區。　　

簡而言之，四川饑荒持續久、餓死人多的“特殊成因”，主要是從中央到四川一致要對四川搞糧食高征購，其中“統攬地方大權”、“不遺余力地追隨毛澤東”的“極左分子”李井泉個人的因素，又特別突出。經過從《麥苗青，菜花黃》藝術性極強的宣傳，到《墓碑》的全面“論證”，以及挨李井泉“整”過的廖伯康的渲染，“李井泉要對四川大饑荒負重責”這個結論，眼下已成為許多人接受的定論。　　

無須諱言，由于歷史、文化及個人的諸種原因，李井泉在治理四川的過程中，時斷時續地出現過一些“左”的東西。在當時的中國，這是一種基本的政治生態，與其它地方相比，李井泉或許有這樣那樣的“獨到”之處，但并無本質差異。何以如是說？根據東夫以政績優劣判善惡的法則去推理，李井泉既然是一個一如既往的“極左”分子，那么李對四川的治理，就應該是一如既往地糟糕透頂：全國出大問題的時候，四川就該出最大的問題；全國形勢好的時候，四川也決不可能好于全國。以這樣的“東夫思維”去觀察，如何認識下面這樣一些史實，就真要費盡心思而難得其解了：　　

——自1962年走出困難時期后，到1966年（李井泉結束治理四川）截止，全國糧食年均遞增6%，而四川則遞增9%，相當于1966年多增產了糧食90億斤。四川人均糧食占有量，1962年比全國低7%，而1966年已高出6%。如果說僅僅比糧食還有某種偶然性，那么再看當時兩種最重要的農產品：生豬與油料，同期全國增幅分別為1.93%和1.94%，四川則為2.23%和4.43%。　　

——如果因為四川是“天府之國”有農產品天然優勢，那么再比基本工業產品增長：例如那時比較重要的鋼材、水泥、發電量、化肥等，同期全國分別增長2.27%、 3.36%、1.80%、5.19%，而四川的增幅則分別是2.94%、5.67%、1.94%、7.12%，四川好于全國。　　

——如果說上述比較還不夠全面的話，那么再看經濟總量，1952年四川人均GDP只有全國的66%，而1966年已達到79%。注意到1978—2006的30年間，四川人均GDP與全國的比例有16年都是下降的，而且從未達到過李井泉時期的最高水平。　　

筆者絕不主張以“生產力標準”論成敗，更不贊同僅僅憑某一時段的經濟數據（哪怕足夠多），就去對某人的治理作出評價。作為全國的一個局部，四川經濟發展態勢是由諸多的因素決定的：受歷史條件，在全國的地位，國家的戰略決策等影響，經濟量的增減絕非一個“李井泉因素”就能決定。而東夫等人實用主義地尋找出自己需要的一堆數據，去論證其要為某人某事下的結論，因此筆者不得不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無非是要告訴此輩：思維不要過于簡單化了。　　

在《從<墓碑>中的一樁歷史公案說開去》一文中，筆者已分析過這一“特殊成因”。其中談到一件基本事實：在“大躍進”接下來災害已開始嚴重起來的1959年，作為全國糧基地的四川，減產幅度超乎尋常地接近了30%，比全國的15%降幅大了一倍，這事與調“過頭糧”一起發生，無異于雪上加霜。東夫作為50年代初出生的四川人應該知道，“天府之國”四川的糧食生產出現此種異常，很值得深入研究。從宋文彬對于“兩個問題”第一稿《檢查》開始，到他最后寫的《交代》，都介紹過一個重要的事實：四川1959年大面積地搞“萬斤田”，極大破壞了農業生產力，導致了比全國嚴重得多的減收。《檢查》中如是說：　　

李、鄧決定四川搞一千三百萬畝畝產萬斤的高額豐產田，給溫江分配四百萬畝。我先盲目迷信他們，省委第一書記、總書記研究決定，是經過考慮的，我接受了。后研究布置，要采取廣東辦法，2X2X5雙龍出海密植法，發現人力、畜力、肥料和生產季節都不允許。當時只認為（四）百萬畝不行，還沒認為萬斤不行。　　

《交代》中則說：　　

黨中央鄭州會議以后，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同志來西南視察工作，李井泉同志陪同鄧小平同志到貴州省視察工作，給省委打電話回來，要四川省一九五九年種畝產一萬斤的水稻一千萬畝，畝產五千斤的水稻多少萬畝，畝產兩千斤的水稻多少萬畝(后兩個數字記不得了)，省委召開地、市、州委書記電話會議，省委書記、省長李大章同志進行了傳達，具體布置我們溫江地區種畝產一萬斤的水稻四百萬畝。　　

這才是導致了四川1959年糧食比全國大出近一倍的減產幅度（再加上調“過頭糧”），從而使四川饑荒的特殊（即全國多數其它地方沒有完全這樣做）的“成因”。這一點，不僅在《墓碑》里沒有講清楚，就是在把“批李”轉向“批鄧”的《成因》一文中，也只是稀里糊涂地帶過而已。《成因》把一貫的高征購、高指標、大躍進之類的東西加到四川身上，不能說一無道理，但對于四川比全國其它地方突出得多的饑荒，這些其實并未起“特殊”作用。為此，筆者曾經算過一筆帳：如果1959年四川的糧食減產幅度能與全國一樣，就可以騰出救活約1200多萬人的糧食，“餓死人多、時間長”的歷史又焉有不改寫之理？再反觀后來的發展，如果硬要說這是李井泉對“左”熱愛至極所致，就難以解釋四川經濟恢復的狀況為何會明顯好于全國。　　

2、“非線性”的歷史與“線性”思維　　

明擺著是出于特殊的政治需要，在《成因》一文中，除了重復李井泉的“極左”之外，東夫又煞費心機地加了一個“鄧小平因素”，指李的“極左”是受到了鄧的支持。為此，東夫不惜狂耗筆墨：　　

——1949年底，共產黨占領四川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征糧，主政西南的鄧小平以強硬手段組織了這場運動。……川南區因征糧進度相對緩慢，鄧在大會上對川南區負責人李大章、杜義德點名批評，迫使李大章等人一再做檢討。　　

——鄧小平到中央工作，將接力棒交給了李井泉。李井泉以激進著稱，在不擇手段方面與鄧小平的作風投合，因而被鄧看重，李對鄧則幾近崇拜。　　

——李井泉與鄧小平的個人關系也日益密切。1952年四川合省，鄧小平推薦李井泉為省委書記兼省政府主席。1956年鄧小平擔任中央書記處總書記后，開始參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重大決策，并被毛澤東有意作為接班人培養。鄧對李井泉的信任和支持也強化了李井泉的地位，促使李井泉全力以赴地為中央效力。　　

——李井泉在“文革”中承認，他對鄧一直有好感。鄧到中央工作后，許多重大事情李都是先向鄧匯報，然后按照鄧的意見行事，“特別是干部問題上，常和他商量，再報中央”。　　

——鄧小平獲毛澤東的信任，擔當了“大躍進”操盤手的角色（后來他也不得不承認，那時候頭腦很熱），李井泉在“大躍進”期間的狂熱，與鄧不無關系。　　

……　　

在一篇不到兩萬字的文章中，“批鄧”文字如此之多，確實是東夫關于“餓死人”問題的一個“新創意”。有一點東夫倒是沒有完全說錯，作為“特殊成因”的四川的1000萬畝萬斤田，確實主要不是李井泉的個人行為，而是與總書記有關。于是按照“既然‘左’是災難的原因，那么就要追究李井泉的后臺鄧小平也‘左’”的線性思維路線，東夫便把矛頭轉向了鄧小平，這就很容易地達到了東夫等要達到的理論頂峰——最終把問題提高到了“GCD專制是萬惡之源”的高度。但是，從東夫“這與鄧小平在貴州宣傳‘少種、高產、多收’有關”這句話不難看出，此公并未真正搞清楚事情的真正原委。此事最初宋文彬記載在《檢查》中：　　

（二）黨的八屆六中全會決定，一九五九年的計劃，在五八年翻一番的基礎上，增加百分之四十。同時決定實行“少種、高產、多收”方針，主（逐）步實行“三三制”，搞高額豐產運動。我都接受了。　　

①李（井泉）、鄧（小平）決定四川搞一千三百萬畝畝產萬斤的高額豐產田，給溫江分配四百萬畝。……　　

到了寫《交代》時，宋文彬關于此事的描述有了跟具體的內容：　　

一九五八年冬黨中央鄭州會議提出，農業“少種高產多收”的方針，具體解釋是，耕地三分之一種糧食，三分之一種經濟作物和飼料，三分之一輪息。黨中央鄭州會議以后，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同志來西南視察工作，李井泉同志陪同鄧小平同志到貴州省視察工作，給省委打電話回來，要四川省一九五九年種畝產一萬斤的水稻一千萬畝，畝產五千斤的水稻多少萬畝，畝產兩千斤的水稻多少萬畝(后兩個數字記不得了)……　　

筆者在最初注意到這一事件時，多少感到有種種的別扭：1959年，大躍進“最狂熱期”已經過去，為何四川還會有此“萬斤田”之舉？“萬斤田”這樣的荒唐行為，怎么會出自以“務實”著稱的鄧小平？對鄭州會議決定逐步實行“三三制”更感意外，因為這與那個“以糧為綱”的年代的指導思想似乎出入太大。在反復仔細查閱了當時的相關文獻才感到，對于復雜的、“非線性”發展的歷史事件，實在不宜用“線性”思維去理解之。　　

在《中國園林》2002年第3期上，畢業于丹麥哥本哈根皇家農業大學的著名園林學家、中國工程院院士陳俊愉先生，發表了一篇題為《重提大地園林化和城市園林化》的文章。其中說到：　　

1958年8月，毛澤東在北戴河提出：“要使我們祖國的山河全部綠化起來，要達到園林化，到處都很美麗，自然面貌要改變過來。”同年11～12月，中國共產黨八屆六中全會指出“應當爭取在若干年內，根據地方條件，把現有種農作物的耕地面積逐步縮減到三分之一左右，而以其余的一部分土地實行輪休，種牧草、肥田草，另一部分土地植樹造林，挖湖蓄水，在平地、山上和水面，都可以大種其萬紫千紅的觀賞植物，實行大地園林化。”　　

……　　

大地園林化反映出廣大人民群眾對祖國錦繡河山生態環境建設和全面綠化、美化以及生態建設宏偉目標的向往。今天在全國人民基本實現小康的情況下再提大地園林化，實有其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　　

在留過洋的老專家眼里，50年前共產黨中央與毛澤東做出的“大地園林化”戰略決策，至今還“實有其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恐怕就不好簡單地以一個“左”字概言之了。這里可以算一筆帳：1957年，全國谷物單產平均約為100公斤/畝，2008年達到了約370公斤/畝，提高了3倍多，超過了實行“三三制”所需要的單產。此即是說，當年這個宏偉目標至少在技術上是有其可行性的。特別是在被今人概括為“以糧為綱”的年代里，能夠提出這樣具有“科學發展觀”的戰略性措施，不能不說是一種遠見卓識，而非一些人喜歡說的“好大喜功”。就此而言，鄧小平、李井泉貫徹中央這一戰略部署，本來無可厚非。　　

然而，對實現“大地園林化”過于積極的鄧、李二人，卻犯了一個極其嚴重的錯誤：按照前面的算帳，推行“三三制”完全無必要去搞什么“萬斤田”，只要有比原來高出兩倍的產量即可。就四川而言，即便是優勢不大的小麥，90年代初單產超過1957年的2倍以上，技術基礎也是存在的，而四川有優勢的水稻，只要搞個大約1500斤的畝產即可。因此，提出要單產高出近20倍的“萬斤田”，實在是大無必要。特別是1958年各地已經出過不少“萬斤田”笑話，身處總攬全局地位、應該知道些“內部情況”的總書記，就更不該出此誤招。　　

為什么作為一個既有務實思想、又有戰略遠見領導者的鄧小平，當年竟然會做出這種決定，人們不妨繼續去做種種研究或猜測，但無論怎么樣去研究或猜測，有一個結論則是毫無疑問的：在那個年代，即便像是鄧小平這樣后來領導了舉世矚目的中國改革開放的偉人，也同樣難免犯重大錯誤。　　

無論是東夫的《麥苗青，菜花黃》，還是楊繼繩的《墓碑》，翻來覆去地就是想說一個意思：“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出現的饑荒，根子都在制度。這話不能說沒有道理，否則中共建國以后就不必進行不斷的制度改革了，但其最大可疑之處，就是難以解釋中國恰恰是在“制度根子上就不好”的中共手中、而不是在其它什么政黨手中，從一個積貧積弱的國家變成為世界強國。其實，這種認定了中共“只左而不右”的線性思維，否定了中國近代歷史曲折、復雜的非線性歷程，否定了鄧小平所說的“在黑暗中”艱難探索的過程。有探索就會有試錯。東夫們不是盛贊美國“最完美”的民主制度嗎？但正是有著“完美制度”美國，在某些重大問題上，不僅犯錯誤，而且一次又一次地重犯同一種錯誤：朝鮮戰爭是美國第一次試圖以武力戰勝“獨裁政權”，至少不成功；越戰再次犯同一錯誤，大敗而歸；20多年后又到伊拉克去一錯再錯。而且，這是一個科技、經濟、政治都世界第一的國家之所為，其制度能說就“完美”了嗎？所以，對于“大躍進”及三年困難時期那一段慘痛歷史，你可以將之歸咎于制度上的缺陷，但也可以說：制度因素有其影響，但這同時也是一個長期落后的大國在艱難探索中的一次重大“試錯”。這就取決于人們是線性地還是非線性地觀察、研究歷史了。而最后的結論，也只能靠時間的檢驗，去鑒別其真偽；而不能靠占據“主流”而展開姿意的想象，靠夸大其詞的宣傳，甚至靠刻意造勢，去對歷史做“結論”，最終使一些相信其“結論”的人對其“歷史預見”終感失望。對此后面還要做進一步探討。　　

3、偽造出的“歷史場景”　　

“文革”中曾在某報搞過新聞的東夫，大概是習慣了那個年代新聞人愛用的“情景創作”，去制造出一種包圍讀者心態的語境氛圍，從而提高自己文章的“心靈穿透力”。在《成因》這樣原本屬于研討性的文章中，此公憑著自己的豐富想象力，對人物的心理活動展開盡情的“文藝創作”，不僅夸張離譜，還不能不編造謠言，留下笑柄。下面就是一個例子：　　

廖志高敢于如此解釋毛澤東的話，是因為掌握了李井泉提供的背景信息。在向地委書記傳達時，溫江地委書記宋文彬讀了毛的信后宣稱自己是“悲觀派”，廖志高便向他交底說，主席這樣寫，是因為“北京有冷空氣，主席有壓力”，暗示毛所寫的并不是真心話，宋聽后嚇得趕緊作檢討。　　

只要恢復當年的真實歷史場景，就不難看出這段描述繪聲繪色的實在是中看不中用。不妨來看看宋在40年前的《檢查》中是怎么說的：　　

舊省委在成都召開西川地區地、市、州委書記會議……。我在這個會議上講了我的意見，被廖（志高）批為“吹冷風”，雖沒點我的名，但我知道是指我……先我問郫（縣）意見，他們說下面研究的4X7寸，省委問郫（縣）3X6寸怎么樣，他們又說可以。我發火了，冒了兩句：“我是穩健派，不是激進派。”最后決定，按他們的黑“紀要”辦。我又從私字出發，怕犯錯誤，沒敢堅持。　　

宋文彬政治上比較謹慎，一般諱言自己是什么“派”別，在反對給溫江下達的400萬畝“萬斤田”任務時，情急之下用過一次自己屬于什么“派”的說法。而其原話，是說自己是“穩健派”而不是“激進派”，東夫卻無中生有地編造出一個頗具“傷感”色彩的“悲觀派”說法，無疑可以增強其“藝術感染力”。而制造出廖志高給宋文彬“交底”這樣一個“私密動作”，更塑造出了廖的“陰謀家”形象，連“文革”中喜歡玩這一手的造反派都不能不佩服這一高招出藍勝藍。至于宋文彬被“嚇得趕緊作檢討”一事，就更是拙劣透頂的“人物心理創作”，請問：宋文彬究竟在什么地方、做過什么“檢討”？事實是：李井泉確實說過“宋文彬還沒給我檢查呢”，但此時的宋在與地委常委商量后，就到了李井泉那里，非但不做檢討，而是“危言聳聽”地說了溫江切不可搞400萬畝“萬斤田”的理由，而且李也接受了宋的意見（如果按照東夫的“場景創作”，倒是不妨說是宋文彬把李井泉“嚇”倒了），這才是“終極版”的真實場景。東夫這簡單幾句戲劇化描述，借宋的“畏縮”去襯托出李井泉之“獨裁”、“威嚴”，把嚴肅的研史文章寫成了“新編歷史劇”，真該獎勵他一枚“一等戲說歷史勛章”。　　

這種以戲說方式偽造歷史場景的筆法，在東夫文章中幾乎是隨處可見。如：　　

1950年1月，200萬人的征糧工作隊進入全川各地鄉村和城鎮，以征收1949年公糧的名義，開始全省范圍的強制性征糧，隨即便發生了大規模的“土匪叛亂”，征糧隊遭到武力抵抗，許多縣城被圍困。　　

這里隱藏的邏輯，無疑是想說建國初期的四川嚴重的匪患，是因GCD強制性征糧所致。這真要令那些費了許多力氣，搜集了大量資料研究建國初期剿匪史的人蒙“羞”。　　

再如：　　

川南饑荒發生后，李大章等一再向西南局反映困難，并指出是征糧過多等原因所致[10]，結果鄧小平對李大章十分不滿。　　

那么，對李大章“不滿”、又在干部問題上聽計于李井泉（他與李大章有矛盾）的鄧小平，就該想方設法地迫害我們的“大章同志”，那又如何解釋1960年成立新西南局后，作為四川省長（而不是書記）的李大章卻能當到西南局的二把手（常務書記）？　　

再再如：　　

李井泉在糧食征購上對中央的特殊貢獻，使其個人政治地位大大提高。1958年5月的八屆五中全會上，李井泉和柯慶施、譚震林一起被提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成了全國各省區第一書記中的拔尖人物。　　

真是絕妙無比，這可算得上是傳說中的那個“李井泉用幾百萬四川人的命換了個政治局委員”的翻版。本來，中共八大以后政治局補選，是在當時那個特定歷史條件下進行的，有著多種的、復雜的考慮，而東夫先生拿一個“調糧有功”，就解釋了李的政治升遷史，真把那時的干部提拔當成小孩子“過家家”了。　　

……　　

等等等等，難一一而足之。如今，隨著那個年代的越來越遠去，人們對“困難時期”等的看法，越來越容易受后來敘述者的影響。而由于歷史天翻地覆的變化，無論是出自何種原因或目的——或者是記憶有誤，或者是感情用事，抑或是政治需要，再或者是想改寫個人歷史，等等等等，這些“后來敘述”，都多多少少帶上了種種“加工色彩”，這就為東夫這類急于重寫歷史者創造了絕好機會，他們將這些“色彩”堆砌在一起，“布置”出了一種全新的“歷史場景”，讓人們習慣于在這種場景環境的包圍、影響下去看待歷史，從而大大提高了東夫之類的宣傳品的“信用度”。下面這個例子雖然小，就頗有寓意：　　

主管宣傳的省委書記處書記閻秀峰曾因阻止報道郫縣紅光公社的萬斤田消息而挨了李井泉的罵，被下放到紅光公社蹲點。　　

這里，一個悄悄加進來的“下放”，就巧妙地布置了一個“被迫害”的“慘景”。在過多過濫的偽造下，“下放”如今已經成了那個年代某人被“貶謫”的同義語：被打成“右派”后要被“下放”，壓縮回鄉的人口叫“下放”，知青下鄉也叫“下放”……“下放”于是就等同于了“悲慘遭遇”。于是，李井泉的“親信”閻秀峰到郫縣“下放”，就當然是一種懲罰。　　

在那段歷史的親身經歷者看來，這真是有點滑稽：且不說李井泉確實一直重用的閻秀峰“文革”前從來就沒有受過懲罰，東夫說的閻1959年到郫縣下放，本是李要他去搞密植試點，在某些情況下，能夠享受到這種“下放”待遇恰恰是可能是要提拔的前兆。這種“下放=懲罰”的細微奧妙的歷史場景編造，今天甚至被一些上了年紀的人“推廣應用”，例如自稱在四川受李井泉排斥的省委副部長馬XX、明X等，就曾暗示自己當年被下放擔任縣委書記是被貶謫。這種說法可以騙騙不知情的后人，但知情者則會如此去揭穿這種偽造：就在這些人被“排斥”的同時，李井泉的“親信”、省委辦公廳副主任、李的秘書黃流，李井泉從晉綏一直帶到四川的“隨從”、省委副秘書長周頤，李井泉的秘書陳震寰……，當時也都曾被“下放”去當縣委書記。再聯想到那位“正省級歷史偽造者”廖伯康之所為，人們不禁要哀嘆：眼下，連某些“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也要加入到“歷史改寫”隊伍中去，那一段本來就復雜的歷史，什么時候才能真正“大白于天下”？　　

4、“政治道具”與歷史邏輯　　

三年困難時期四川餓死人過多一事，無疑是建國后經濟建設最重大失誤所造成的一個最嚴重后果，即便在四十多年后的今天，這都應該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歷史課題。如果真是立足于實事求是地研究問題，東夫、楊繼繩等人對此事提出自己的獨特見解，無論觀點多么出格，言辭多么激烈，本來都不必苛責。然此輩的“巨著”，顯然已經遠遠脫離了“研究”的范疇，更多地透出了一種政治上的謀略，甚至透出一股子騰騰殺氣。《成因》一文在講述完了李井泉受1000畝“萬斤田”任務后，就有這樣一段來勢洶洶的論斷：　　

毛澤東在“大躍進”中重用鄧小平，鄧小平則把毛的意圖傳達給李井泉，李井泉便義無反顧地忠實執行——這是解讀“大躍進”中李井泉狂熱表現的一個關鍵點。　　

東夫的這個把毛澤東、鄧小平、李井泉都拉到一起的所謂“關鍵點”，是欲言又止，他真正想說的是：僅僅說一貫“左”的毛澤東之“左”，尚只算是特例，只有GCD里“最務實”的鄧小平也不過是毛的一丘之貉，才能體現楊繼繩所說的，餓死人的問題不是人的問題，而是ZG實行的制度從根上就爛掉了。因此，被右翼法學家們所指唯一支撐GCD“執政合法性”的“政績合法性”，不唯在毛澤東主政的前三十年就一塌糊涂，由于鄧某人有大罪在身，所以他后來繼續主政也無合法性可言。進而，楊繼繩、東夫等人也就順理成章地向國人獻上最后一道“大菜”：他們通過《炎黃春秋》（筆者就是從該刊物中查到《成因》全文的）等媒體號召的中國式“顏色革命”，很有必要且非常及時。東夫要用“關鍵點”一詞，就是要點出其結論的這一“深刻”或者說真實內涵。　　

這里暫且放下“爛制度”，先沿著東夫的思路往下走：鄧小平既然是秉承毛澤東之意，在“大躍進”最狂熱的1958年過去之后，還要指示李井泉搞“萬斤田”，而且，既然李井泉已經知道鄧小平已位居“毛澤東參謀長”高位，那么，下面一件宋文彬先后在《檢查》和《交代》中都說到的事，就顯得十分詭詭譎：　　

我把話（錄者注：即向李井泉解釋溫江為什么不能搞400萬畝萬斤田一事）講盡了以后，李井泉成（沉）默了一會兒，很勉強地說：“也許你考慮的比我實際一些。”問我你們的意見怎么辦？我把我們的意見又講了一遍。最后（李井泉）勉強地說：“那你們就按你們的意見搞吧！！！”我才回去把我們的意見傳下去。把四百萬畝產萬斤和2X2X5密植吹了，可是堅持了一個五（千斤）、一個兩（千斤）的計劃，和4X7寸密植。　　

須知，李井泉從鄧小平那里奉命而來的“圣旨”，是搞1000萬畝“萬斤田”，而被宋文彬這一“吹”，就少了40%！有鄧小平撐腰，又有東夫說的毛澤東的私下授意，“以激進著稱”，“不擇手段”，在“大躍進”中表現“狂熱”的李井泉，僅僅聽了一位地委書記的話，居然就放棄了他的好大喜功，這就實在不像是東夫筆下那個霸氣十足的“李政委”了；而且，在四川位極人臣說一不二的“李政委”，居然還會承認這位自“放衛星”以來就同他“鬧別扭”的宋文彬“比我實際一些”，更是實在需要東夫再寫點“補充劇本”。　　

要解釋李井泉的這種矛盾表現，可以有兩種不同的思維：　　

——第一種，為了否定GCD執政合法性的需要，繼續把歷史事件和人物當作“道具”，這就需要繼續編出更多的瞎話，偽造出更多的歷史場景，例如像楊繼繩把李井泉演繹成了一位善于揣摩毛澤東的“心理學家”那樣。而越是這樣，就越是會漏洞百出，愚不可及。　　

——第二種，就是承認歷史本來的“非線性邏輯”：既要承認從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到李井泉在大躍進的“左”的錯誤，又要承認他們在之后的“右”的校正，還要承認這種校正過程中還會有反復。而這種反復，即基本政策不斷的“左-右-左-右……”的調整，恰恰是執政以后的中共與其它類似政黨的一個重大差別，是其能將一個積貧積弱之國逐步引入世界大國行列的“秘訣”之所在。　　

筆者曾仔細研究過李井泉在執行“萬斤田”過程中的“四次搖擺”，研究過在東夫、楊繼繩之類看起來很別扭的李敢于違抗“毛澤東之右”，及其追隨“鄧小平之左”的怪異行為，研究過李井泉至少在溫江地區“萬斤田”問題上尚能“不唯上”而能“唯實”的行為（這保住了溫江當年減產幅度低于全省，從而保留了這個天府之國的核心區域對全省的支撐能力）。其實，這四次搖擺，也恰恰是建國后經濟建設道路艱難的探索過程的一個縮影。　　

最有意思的是，今日楊繼繩、東夫筆下的“李極左”，在“史無前例”中，卻被當年那些極左派看成是“反毛澤東思想”、“復辟資本主義”的一個典型。如果認真翻一翻那時候出的“大批判作品”，人們可以找出“李極左”的大量“極右言論”，而現如今被東夫們大加渲染的李井泉追隨鄧小平堅定地執行毛澤東極左路線的“光輝事跡”，那時卻被造反派們一筆勾銷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已逝去20余年的李井泉，在與“文革”大相徑庭的今天，再度成為狠批猛斗的對象，而“顏色革命派”為其安排的角色則與“文革”完全相反，他又成了“忠實追隨毛澤東的極左分子”，李在三十多年前就被造反派揭發出的“改革功績”（走資本主義道路），又被全部抹殺了。　　

這一看似極其矛盾的現象，恰恰映襯出了中國非線性歷史的最深刻之所在：一個真實的李井泉，與其他一些既有過“忠實追隨毛澤東”歷史、又有過“反對毛澤東思想”經歷的高級領導干部們類似，既不是什么“一貫”的“左派”，也不是什么“從來”的“右派”，而是在“左”和“右”中不斷地反復調整、摸索前進的“試驗派”；可能是軍人出身的原因，李井泉做事有些過于操切，所以探索中出現過一些大的失誤；加之李又被委以了四川這樣一個非常復雜的地區之重任，最終導致了較多的民怨官怨。非此認識，就難以解釋李井泉“極右言論”與“極左言論”并存的歷史，難以解釋他在四川搞的那些“復辟倒退”，更難以解釋四川為何在饑荒后能以快于全國的速度好轉。而也正是因為李的這種起落較大的特點，也就使得無論是堅持“極左”還是“極右”的人們，都可以將之挑選出來，去當作彰顯自己態度的最佳“政治道具”。　　

常為左派網站群毆的“鳳凰網”，最近發了《四川大躍進人口損失占全國一半，事后如何過關》一文，對李井泉做了稍微客觀一點的評價，招來右派網站群起而攻之。此事深有意味。其實，2009年以前，“鳳凰衛視”一直是師從國內極右翼，為“08憲章派”們試圖發起的“中國式顏色革命”幫忙。但奇怪的是，自2009年下半年起鳳凰衛視悄然轉向，開始宣揚“憲章派”們深恨的愛國主義，甚至要扭扭捏捏地為毛澤東、李井泉等說幾句“不偏不倚”的話，居然全無了“浴火”壯烈“涅磐”風姿了。原因在哪里？別看“鳳凰”那位劉總裁很是腸肥，卻不腦滿，當年他作出要為“顏色革命”敲邊鼓的選擇，是在謝韜、辛子陵、楊繼繩等人鼓噪下，以為中國“顏色革命”時機成熟，當然極想入伙其中去分一杯羹；但是，隨著中國在搞“特色”而不搞“普世”中崛起，08北京奧運會中國被莫名損害，特別是從08金融危機暴露出自由資本主義的缺陷中，劉老板終于看出這個世界眼下需要一點“向左轉”了，才定下了要走“愛國路線”，盡管絕非真心，劉還是見機而作“脫右入左”，以不錯過對“崛起紅利”的分潤。而著了迷要否定GCD執政合法性，誓為“顏色革命”做宣傳的楊繼繩、東夫等，似乎不如劉總裁明智，把自己重復多遍了的謊當作了真實，以為“顏色”指日可變，不依不饒地拿困難時期餓死人一事和“極左分子”李井泉當政治道具，幻妄著要為“革命”作“歷史性貢獻”。然而，隨著“民主”與“民粹”糾纏不清而導致的右翼內部“經改派”與“政改派”的分裂，本來期望在某個20周年紀念日前后發起的“革命”，逐漸失去良機，悄然進入“低潮”，歷史繼續按照其自身的（而非楊繼繩、東夫們想象甚至編造的）邏輯前進，這些“戲說家”們除了剩下幾套供人玩賞的歷史編造術外，只能茫然迷失于“革命自戀”之中。　　

中國數千年文明史極其復雜的歷史邏輯，及其在戰亂和被侵略中展開的近代史，使得任何試圖變革者都不能不進行一次又一次地反復探索。而中國共產黨，在工業化這一社會發展中世界各國都難以避免“血腥周期”中，盡管也走了不小的彎路，甚至付出過慘痛代價，至今也還面臨著諸多的棘手難題，但它畢竟是實踐這一探索的一個耐久力最強的政黨，也是在世界上所有共產黨之中進行“左右”路線調整最多的一個黨。這本身就證明，至少到目前為止，中共還算得上是一個具有一定自我校正能力的政黨。有曲折不怕，就怕不能校正。有時侯，甚至在有了“好制度”情況下，也未必做得到能夠恰當地自我調整。十九世紀就建立起了民主憲政體制、民主傳統最悠久的法國，長期為偏“左”的福利市場制困擾，但其花費了近三十年時間，仍不能調整到偏“右”一點的制度上去，以至于經濟停滯乃至倒退，足見“好制度”也確實不是萬能的，這未必就不是一種“制度悲劇”？而有了困難時期的大饑荒教訓，即便在“文革”那樣的極左狀態中，中國的農業也基本保持了發展，這就是“壞（？）制度”未必無效的例子。　　

歷史已經也還將繼續證明：既不能把“左”當作主要傾向，也不能把“右”當作絕對合理。合理的狀態是：當左能左，則社會穩定，如建國初期；當右能右，則發展迅速，如改革開放；當左時不能左，甚至極右，則國破民亂，如建國以前；當右時不能右，甚至極左，則國貧民窮，如三年困難時期。這也可以說是到目前為止的中共不斷的自我改革史的基本寫照吧。　　

（本文是縮寫，原文正在宋文彬文史資料研究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219308682中陸續刊出）　　

2010年11月18日——12月2日，第1-6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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