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民黨統治期中國到底餓死多少人

    1929年，23歲的堪薩斯青年埃得加?斯諾來到內蒙古土默特右旗。這里沒有兵燹，可以說是安寧平和，但是他在《西行漫記》第四章《通過紅色大門》這樣寫到“斯諾接到的第一次采訪任務是沿著中國8000英里長的鐵路線作旅行報道。

　　在連年饑荒的中國北方農村，斯諾第一次看到了餓殍遍野的可怕場面。他在報道中寫道：“你有沒有見到過一個人有一個多月沒有吃飯了？兒童們甚至更加可憐，他們的小骷髏彎曲變形，關節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滿了樹皮鋸末，象生了腫瘤。“這是由當時中華民國的交通部長孫科安排的一次旅行，他的本意是為了讓斯諾寫寫沿途的風光名勝，以便吸引美國的觀光客。面對這些觸目驚心的人類災難，斯諾本該輕松的旅行變得沉重而壓抑，他只有一個想法，盡快離開中國。

　　而他夫人1981年理出版的《斯諾的中國》一書（Edgar Snow’sChina，Random House，1981。這本書好象沒有中文譯本）中提到，“饑民的尸體經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一些村莊，人肉公開售賣。”

　　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ohnLeighton Stuart）說過，1949年以前，中國平均每年有300--700萬人死于饑餓。如此推算民國時代曾經累計餓死過2億以上人口。解放前的嬰兒死亡率是170-200‰（侯楊方），而人口的平均壽命則是35歲!

　　再來統計下民國期間幾次大規模的有記載的饑荒:

　　1920-1921年華北四省區大饑荒：死1000多萬人，災民3000萬(一說5000萬）。

　　“1920--1921 年，發生在華北四省區的旱災和饑荒餓死了1000萬人。直隸的800萬饑民幾乎只有一半活下來，妻兒被賣，數百萬人闖關東，饒陽境內一片荒蕪。 1850-1932年，華北每一代人口中平均有8.8%死于饑荒，是全國平均水平的兩倍。殺死女嬰的情況惡化造成十分之一的男性未婚率。30年代到40年代的幾次大饑荒愈演愈烈。1939年華北地區的霍亂流行奪去了2萬人的生命。1943年，旱災加上日本人搶劫糧食，導致整個華北地區數百萬人餓死……”

　　——摘自任不寐（加拿大）：《在一場大災變前的反思--重申“災變論”》

　　1925年川黔湘鄂贛五省大饑荒，死人數不詳。

　1928-1930 年北方八省大饑荒：死1300多萬人。這是一次以旱為主，蝗、風、雪、雹、水、疫并發的巨災，以陜西、甘肅為中心，遍及山西、綏遠、河北、察哈爾、熱河、河南八省，并波及魯、蘇、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災情從1928年延續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無法數計，倒斃在荒原上的餓殍大約 1000萬。陜西原有人口1300萬，在三年大荒中，淪為餓殍、死于疫病的300多萬人，流離失所者600多萬，兩者合計占全省人口的70％。難民估計達五千萬左右。

　　1931年饑荒：長江1931-1949年發生水災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兩次水災死人都超過14萬人，1931年災民1億人，水災后因饑餓、瘟疫而死亡的人數達300萬人；

　　1934年全國大旱災，導致饑荒，餓死過600萬人。

　　1936-1937 年和平的四川發生大饑荒：成都盆地各縣都是災區，受災人口大約3700余萬。災區的情況總是相似的，只說一件事，1936年6月15日《西南評論》載：“ 蔣介石來川招待紳耆時，省賑委會主席尹仲錫將災區人吃人的照片交給蔣，蔣閱后放在袋內。”此后便無下文。蔣介石曾在牯嶺公開說：“水旱都要中央拿錢賑濟，試問中央以有限之財力，何能補助你們川人。”（載《國民公報》）當時還傳聞：某地軍閥駐軍一聲令下，操場周圍機關槍開火，集中火力，把一千多鬧事搶糧的饑民一掃而光。

　　1941年廣東大饑荒，死人數不詳。

　　1942年，是抗戰的對峙時期。“水旱蝗湯（恩伯）”四大災害輪番襲擊中原地區的110個縣、1000萬眾的河南省，有300萬人餓死，另有300萬人西出潼關做流民，沿途餓死、病死、扒火車擠踩摔軋而死者無數。婦女售價累跌至平時的十分之一，壯丁售價只及過去的三分之一。

　　蔣介石不信河南有災，大罵這是“謊報濫調”，見得太多了，嚴令河南的實物征集數額不能緩免。在河南成為新聞盲區的背景下，美國《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挺身而出，踏上河南的千里赤地。

　　在洛陽，白修德“不時看見血肉模糊的僵尸從過往列車上掉下來”。在騎馬從洛陽到鄭州的路途中，“絕大多數村莊都荒無人煙，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白修德聽到的也是棄嬰臨死前的哭聲，看見的也只是野狗從沙堆里掏出尸體并撕咬著上面的肉”。令他憤慨的是，軍隊和政府官員無視這次災荒，仍然征收繁重的谷物稅；盡管中國其它地方都有剩余物資，但并沒有任何東西被及時運往河南去制止這場災難。

　　1943 年3月，他的報道通過洛陽電報局的電報出現在《時代》周刊上，歐美輿論頓時大嘩。時值宋美齡“在美國各地進行奢侈的籌資旅行”，看到白修德的報道，要求《時代》周刊的發行人將白修德解職，被拒絕。白修德回到重慶后，重慶政府稱他撒謊、搞親共宣傳，致使他回到米國后受到麥卡錫主義的迫害。1964年，他獲得普利策新聞獎。補充一句，洛陽電報局的發報員被處決，罪名是“泄露機密”。

　　1943年廣東大饑荒，300萬人凍餓而亡。

　　1943年湖南, 薛岳, 抗日名將 蔣介石的心腹愛將;第九戰區司令長官. 為謀取暴利, 將湖南大米走私到廣州, 導致湖南在豐收之年缺餓死上百萬人。

　　1945年東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東﹑浙江﹑福建﹑山西﹑廣東﹑安徽﹑廣西等省災民達一千九百萬人。

　　1946和1947南方大饑荒：兩年間僅粵桂湘三省就餓死了1750萬人。在湖南，1946年4-7月，饑荒遍及全省。饑民們始則挖草根、剝樹皮為食，繼以“觀音土”充饑。截至8月，湖南饑荒禍及400萬人。

二、1920年旱災“以工代賑”慘景

等待救助的災民。

　　1920年，河北、山西、陜西、山東、河南發生罕見旱災，災情遍及五省317個縣，幾千萬災民離鄉背井，逃荒逃難，死亡人口約50萬。面對天災，中外人士紛紛慷慨解囊救濟災民。在山西，晉東南半壁尤為死亡枕籍，為救助災民，美國紅十字會、華洋義賑會合作實施捐款賑濟筑路計劃，用“以工代賑”的辦法，召募沿途災民修筑平定縣陽泉鎮——遼縣（今左權縣）的平遼公路。筑路民工不但一日三餐有了著落，還可領取一定量的食物如高粱面或蛤蜊粉等，此舉既使得災民安然度過饑荒，又促進了山西交通的發展。1921年9月23日，總長121公里的平遼公路正式通車。

三、1936年四川大饑荒中的人吃人光路

來源：《龍門陣》　

　　1936年到1937年上半年，久旱不雨，災情已蔓延全四川。一隊金發碧眼的“國際社”記者，正行進在巴蜀大地上采訪災情。田野龜裂千里荒涼，餓殍遍野令人心驚……外國記者們坐在顛簸的車上，看著國民黨《中央日報》對劍門關內饑荒的現場報道：

　　“梓潼一宿，路愈曲折險峻，土色赤紅，重山裸露，草木稀疏，益覺不勝荒涼遼闊。沿途諸山高峰聳處，必有一二碉堡雄踞其上……一片凄涼，至此始知已入重災區矣……計全縣無一處不受旱災，以樹皮草根白善泥作食者約18萬人，餓死者約1000人……民食恐慌，已達極點……倘非親歷災區者，將不信四川夙稱天府之國，人民生活竟一降至于如此，恐直與閻羅鬼國相似矣！”

　　曠野里，幼小兒童提著大竹簍，不顧危險爬上枯樹摘葉充饑，而樹葉幾乎早已被捋光了；一群孩子餓死荒野，無人殮尸。在川北重鎮遂寧縣，成千上萬災民流落到縣城覓食。饑民多半是老弱婦孺，衣衫襤褸。孩子們多赤裸全身，骨瘦如柴，手上還拿著一枝賴以吊命的樹葉……

　　事實上，那場大饑荒的慘烈程度，遠非這篇報道所能反映！

　　從1930年后到1937年，是四川近代史上民不聊生的年代。旱災、水災、雹災、蟲災、匪災、兵災不斷。加上軍閥割據，連年混戰，苛捐雜稅多如牛毛，百姓生活苦不堪言。更為恐慌的1936年春夏到了，各路告急文書雪片般飛到省政府：久旱不雨、田土龜裂，十室九空、餓殍載道，糧盡食絕、盜食死尸。省民政廳長甘績鏞和“賑委會”官員，慌慌張張把災情公報向省主席劉湘報告：“川省共有148縣、3屯、1設治局，現受災者有125縣、3屯、1局。除成都盆地各縣外，都是災區，受災大約3700萬人以上！”

　　劉湘愁眉苦臉地問：“究竟餓死了多少人？”

　　甘績鏞小心翼翼地回答：“很難精確統計。但國民政府參政員黃炎培先生來川視察災情，路過簡陽縣，看到餓殍遍地，驚訝之余說，簡陽是'新生活'的示范縣，何以街間遍是倒斃之饑民，至于無人收尸！”

　　甘績鏞又拿出幾張報紙，對劉湘說：“1936年4月23日重慶《新蜀報》上面《宣漢通訊》說：'本縣餓殍遍野。據前20日中統計，每場饑餓死者，日在10人以上，近復漸次增加，每場日達20人左右。'同日《綏定通訊》上說：'現在萬源人口驟減三分之一……萬源城中，亦僅稀稀千余人而已。如旅行長途，整日難見炊煙，沿途倒斃饑民幾無地無之。'該報5月2日《南江通訊》中也說：'總計城鄉餓死者，每日達千余人……2月1日迄今，該縣餓死的饑民不下8萬余人。'”

　　劉湘驚駭地問：“餓死了這么多人嗦？”

　　甘績鏞嘆了口氣：“那還不算兇的。川北南江縣（現為旺蒼縣）是重災區，報該縣僅黃洋鄉160戶587人，就餓死71人。那里田地龜裂，溝渠干涸，所種玉米，遠望一片枯黃，可點火燒！溪邊、道旁、橋下，舉目都可見餓殍死尸！”

　　劉湘瞪大眼睛，有些發呆了。他沉默良久，兩手捧頭輕聲問道：“那、那現在災民吃啥子吊命喃？”甘績鏞回答：“據各州縣急報，饑民最初以草根樹皮、野菜野果野草等填肚。榆樹、枇杷樹、棕櫚樹等等，凡吞得下喉嚨的樹皮，早被剝得一干二凈，還有苧麻根、黃花根、菟絲子、野百合、老虎姜、黃姜子、毛洋芋、土茯苓、蘭草根、豬鼻孔，凡能吃的都挖，田埂山坡到處挖得像爛蜂窩，光禿禿的幾乎都挖斷種！災民隨挖隨吃，活像餓慌的野兔子。有一天，南江縣青龍鄉王子珍鍋廠的災民區餓死了48個人。當時本街熊大湖運回兩缸燒酒，缸底破裂，酒流滿地。棲息王家鍋廠的饑民大吼一聲：'酒倒地了啊！'蜂擁而來搶吃，躺在地下連泥帶酒喝得一干二凈。氣息奄奄的饑民喝后，醉死在地，橫著豎著擺了一大壩！”

　　劉湘閉著眼，聽甘績鏞繼續匯報：“草根樹皮都沒有了，饑民只好吞食俗名叫觀音土的白善泥。涪陵縣第三區因挖取白善泥致將北巖華廠坡山腳挖空，山石崩坍，壓死饑民50余人。榮昌、岳池等縣或因搶挖白善泥而發生械斗事件。各地均報，災民食白善泥后，因屙不出來，許多人腹脹而死！”甘績鏞又翻出一張公文，繼續說：“餓死路旁的饑民到處可見，有個叫石懋修的鄉人對縣長哭訴：'3月初，父親和我去趕后壩場，20多華里的大路上，來往看到的死人有12個。我們去的時候，看到路上偏偏倒倒的饑民還在走，轉來時有的已倒在地上了。那些尸體的大腿、臀部上被割得血淋淋的。還在路上走的饑民，衣衫襤褸、骨瘦如柴，臉帶黑浸色，顴骨高聳，兩眼深凹，兩頰皮肉下垂，看一眼都令人膽戰心驚……'”

　     省府秘書長鄧漢祥站在劉湘身旁，此時忍不住長嘆一聲：“這、這簡直是一幅活生生的《饑民圖》，難怪《中央日報》等報紙上，形容川省災區是‘閻羅國’了！”

　　人吃人真況實錄

　　1936年春夏到1937年夏一年多時間，四川各地頻頻傳來饑民吃人肉充饑的可怕消息。

　　1936年5月4日《天津日報》載《成都通訊》說：“今年樹皮吃盡，草根也吃完，就吃到死人的身上。聽說死尸的肉每斤賣五百文，活人肉每斤賣一千二百文。'省賑會'特派員王匡礎到六口場視察，在一肖姓的屋里發現女饑民張彭氏、何張氏等圍食死尸。通江麻柳坪有一婦女楊張氏因生活艱難，攜其六七歲及九歲的兩個女兒向他處逃荒。不料剛走不遠，該婦遂倒斃道旁，二女饑極，就在她娘身上嚙面部及身上的肉充饑。”

　　萬源縣出現更可怕的殺活人及小孩充饑的事！1936年4月10日《重慶快報》上《鄰水通訊》說：“近有桐木洞貧婦邱氏因迫于饑餓，將其3歲小女殺而食之，以延旦夕之命。”

　　同一天的《賑務旬刊》載：“涪陵饑民、豐都饑民，烹子充饑，殺食胞弟。蒼溪饑民、閬中饑民慘食子女，燒食小孩。”

　　大饑荒已使人性泯滅、變態。南江縣木門文昌宮有個叫孟利生的，全家3人，母親和妹妹都被餓死。他餓得沒法，母親剛死，即將她的一對乳房割下煮在鐵罐里，被人發現，當即被群眾打罵了一頓。有人說：“他也不行了，饒他罷……”

　　普濟魚池灣（今中江村）楊傳興全家5人，妻子和兒媳都已餓死，只剩下一個幾歲的孫女。一天晚上，楊傳興饑餓難熬，用刀把孫女砍死吃了肉。砍的時候，鄰居聽到那孫女直叫：“莫砍我，我長大給你揀柴呀！”

　　一些人在大饑荒中喪失人性，已成野獸。鹿停溪有個康三春，女兒餓死后，就把她身上的肉割下來吃，說比野菜味道好。從此便到處找死人吃，后來竟發展到吃活人！他家在岔路口上，有人路過時，他尋機將人打倒在地，然后勒死，把死人肉割下裝在缸里，將骨頭埋在窖中。有人聽他說：“小娃兒肉好吃不出門，小伙子肉好吃打不贏，老婆婆的肉吃起綿得很！”聯保處去抓他，他便逃往外地。

　　南江縣木門場下街大橋巷還有個趁亂世賣死人肉掙昧心錢的孫光。他原本在本地賣牛肉，后來賣起了人肉。有人在聯保處告發，派團丁孫騫、譚正明去檢查。去時裝著買肉吃，先問：“是啥肉？”孫答：“牛肉加野豬肉。”團丁買肉后發現，的確是人肉，便將他擒獲，綁在石門枋上審問，孫對自己賣人肉的事供認不諱。

　　張孝忠先生20世紀80年代末編修金川縣志搜集資料時，在百歲老人口述和塵封多年的民國檔案里，還接觸到1937年四川靖化縣（今金川縣）幾十例觸目驚心的案件：馬奈聯保的農民羅老四綁送王大妹姐弟倆到縣政府。縣長于竹君審問，王大妹供認：“我騙二妹說：'二妹，我們來學咋個套獐子。你當獐子，我和弟娃套你。'二妹信以為真，于是我和弟娃用麻繩將二妹頸項套住，一人一頭扯住，用腳蹬緊，把她勒死后，我倆就把她的肉煮來吃了。隔了幾天，我和弟娃又把隔壁羅四爸家的4個娃娃哄到我家里來睡覺。夜深時，我倆用青岡棒把他們打死后，又煮來吃了。過了幾天，羅四爸回來后到我家里找娃娃，發現了人腦殼骨頭和衣服，就把我倆綁起送來了……”

　　另一起案例是，觀音巖農民劉文元到縣里向于縣長哭訴：“我妻去年病故，遺下兩男一女。4天前因家中斷炊，我走了20里路來縣里買糧，耽擱了3天。回家后卻不見娃娃，到周家詢問，周云發說：'3個娃娃在房后玩耍，我去叫他們來！'轉身到房后去了。我突然看見周家屋內有幾個籮筐里堆滿了人骨頭，我心想大事不好，娃娃肯定叫他殺來吃了！正驚疑間，見周云發手提斧頭直奔我而來。我見勢不妙，轉身就跑。”于縣長當即派縣保安隊長申時全帶3名士兵去抓周云發。周早已逃得不知去向，屋內籮筐里共有孩童頭骨41具，大人頭骨22具！

　　可憐的政府賑災

　　小小一個靖化縣，人吃人案接連不斷。1937年4月8日，靖化縣長于竹君寫信給四川省主席劉湘：“此間食人之風日盛，急盼賑災！”劉湘吩咐甘績鏞：“趕快賑災！”

　　但賑災糧遲遲不到。本來對人吃人深惡痛絕的縣長于竹君，被一樁樁人吃人的案子弄得近于精神失常。他是學法律出身，后來竟然寫了一篇為吃人者辯護的文章，說食人者不犯殺人罪，應正名為正當防衛：“食人者不食人，則時刻有被人食之危險！”這篇引經據典的奇文還登在某學術文集之中。

　　1937年9月5日，抗戰已全面爆發。四川省政府委派的查照員黃正中向省府報告：“十室九空，餓殍載道，尸骸滿谷。雖有回天之力，亦不能賑靖化縣災民于水火！”

　　身為四川省主席的劉湘，對大災荒無計可施。他多次向國民政府請求賑災，卻毫無結果。

　　1936年6月15日《西南評論》載：“蔣介石來川招待紳耆時，省賑委會主席尹仲錫將災區拍攝的人吃人的照片交蔣，蔣閱后放在袋內。”此后便沒有了下文。早已被內憂外患弄得焦頭爛額的蔣介石在廬山的牯嶺就說過：“水旱都要中央拿錢賑濟，試問中央以有限之財力，何能補助你們川人？”

　　1937年4月，甘績鏞又捏著厚厚的文書、報紙，向劉湘匯報說：“1936年夏季到今年的旱災，已持續近一年之久。近90%的縣受到影響，以川北、川東災情最重。據《新民報》等報紙說：不甘坐以待斃的饑民，到處搶米奪食，成群結隊'吃大戶'。潼南、銅梁、廣安等縣饑民，計有81萬之多，沿鄉挨戶乞討。無數饑民被逼迫為匪為盜。稍有錢糧的人戶日夜不安，常備刀槍棍棒防搶，豬、牛不敢出戶，人不敢夜走……旺蒼縣何家埡有戶人家中只有三斗包谷，結果糧食被搶走，三婆孫被殺死……”

　　劉湘瞪大眼睛呆呆地聽著，一籌莫展。甘績鏞接著說：“《西南評論》上這篇《饑餓壓迫下的四川》，還登得有綿陽、劍閣等地出現‘教匪’……其實咧，都是逼慌了的饑民，他們拖兒帶女，喝了碗啥子草紙灰灰的‘符水’，高吼‘刀槍不入’，沖擊縣城、砸爛政府，同軍隊拼死拼活要搶糧，被開槍打死不少！”劉湘大驚失色，忙問：“是饑民造反？還是駐軍處理失宜？”

　　甘績鏞苦笑一下說：“倉促急變，說得清楚啥子？遂寧縣蔣系人員強調中央政府的合法性，縣政府在城內豎立了一根旗桿，說‘懸掛國旗可在老百姓中培養愛國感情’。結果謠言紛起，當地老百姓說：‘旗桿’就是‘齊干’，才引起了大旱災。他們要求拔掉旗桿，王縣長拒絕了。老百姓就沖進縣府，搗毀了辦公室。警察開槍，許多人被捕或打死。你說這是饑民造反還是百姓愚昧？警察開槍又是不是處理失宜？”

　　甘績鏞接著說：“還有大批難民擁入重慶，成千上萬的人餓死街頭。警察僅在今年2月和3月兩個月中，就埋葬了近4000名災民尸體。重慶專門修建了一個火葬場來燒死人……連外國人都在關注川省的大災情！”

　　劉湘很少向下屬發火，這時也大為惱怒：“媽的，你們搞的啥子賑災喲？死了那么多人，叫我這個省主席，挨國內國外的人臭罵！對不起川中父老，叫老子臉面往哪里擱啊？”

　　甘績鏞猶豫一陣，說道：“我們也沒辦法呀，無數次報中央求助，拖到今年，才撥下一點點。省政府為賑災，好不容易向銀行借了131萬元，又由民政廳籌款10萬元，共140余萬元。賑災人員出發前，省賑會主席尹仲老涕淚滿面，大哭著向發賑人員下跪，叮囑務將賑款發到災民手中……”

　　劉湘急忙問：“賑災可有效果？”

　　甘績鏞嘆了口氣：“區區賑款，如按災區120余縣平均分配，每縣僅1萬元；如按受災人口3000余萬人平均分配，每人僅能得4分錢！能起啥子作用嘛？”

　　劉湘一愣，大罵起來：“媽喲，蔣介石要統一四川，四川遇到麻煩他又不管……統一他媽個鏟鏟！”

　　各地紛紛“拜神祈雨”

　　為了求雨減災，劉湘親自到重慶請江湖術士“劉神仙”（劉從云）幫忙：“蜀中大旱，懇我師廣施大法以求甘露，以救百姓！”“劉神仙”說：“請將軍于朝天門內搭二丈高臺，再派生肖屬龍蛇之兵丁，我自有法。”“劉神仙”選定時日，身著道袍、披發仗劍裝神弄鬼。按“劉神仙”之令，36兵丁按地煞之數、取北方壬癸水之義，手執畫戟、幡旗，香煙繚繞中，“劉神仙”踏罡步斗，口中呢喃有詞。然而卻滴雨求見。

　　重慶《商務日報》1937年5月1日報道：“成都紳耆善士聯合組織辦祈雨法筵，于北門石馬巷玉參慈善會內，由二仙庵退隱老方丈王伏陽法師主壇，并由省賑會主席尹仲錫手撰祈雨疏文……”

　　宜賓專員冷寅東見許多人吃白善泥充饑，就請某大學鑒定。上海某科學家回信稱：白善泥含有人體所需要的礦物質，吃百斤可獲熱能三百卡云云。冷寅東興奮地上報劉湘。劉湘批示省政府轉發到全省各市縣。災民吃了排不出大便，腹脹如鼓，匍匐呻吟，痛得喊爹喊娘，死者不計其數。有人還編了一段順口溜：“吃了神仙面，脹得光叫喚。屙又屙不出，只有上西天！”

　　四川大學某教授搜尋典籍，從漢代董仲舒《春秋繁露》書中發現一個“解旱古方”獻給劉湘。劉湘便明令各地對民間祈雨活動一律保護。各路神仙妖人也紛紛出頭，怪聞不絕。明眼人都知道，這類活動，對改變四川的災荒情形是不可能起任何作用的。

　　“天府之國”為何滿目瘡痍，幾成人間地獄？當時有識者就評論說：民國后四川軍閥之間470多場混戰和橫征暴斂，是根本原因。“果無軍閥防區制之毒害，則雖有天災，亦能預為應付，而無吞泥粉、嚼草根、嚙樹皮、人食人之慘相。是故今日四川之一切災象，統謂之不良政治之總暴露，亦無不可！”

　　這場大饑荒從1936年熬到1937年，下了幾場雨后才逐步緩解。

四、河南大饑荒：饑荒受得了，賦稅吃不消

    從1941年開始，地處中原的河南就開始出現旱情，收成大減，有些地方甚至已經“絕收”，農民開始吃草根、樹皮。到1942年，持續一年的旱情更加嚴重，這時草根幾乎被挖完，樹皮幾乎被剝光，災民開始大量死亡，在許多地方出現了“人相食”的慘狀，一開始還是只吃死尸，后來殺食活人也屢見不鮮。然而，國民政府對此似乎了解無多，不僅沒有賑濟舉措，賦稅還照征不減。

　　1943年災區氣候依然干旱，災情進一步惡化。這時，災區的情況開始外傳，2月初重慶版《大公報》刊登了該報記者從河南災區發回的關于大饑荒的報道，卻遭到國民政府有關部門當即勒令停刊三天的嚴厲處罰。消息傳來，駐重慶的外國記者一片嘩然，白修德決定親赴災區一探虛實。月底，經過有關部門批準，白修德來到河南災區。雖然已經有所耳聞，但親眼看到災區的情況他還是深受震動。路旁、田野中一具具尸體隨處可見，到處都是野狗在啃咬死尸。白修德拍下了多幅野狗從沙土堆中扒出尸體來啃的照片。在當地傳教士的陪同下，他走訪了許多村莊，訪問了許多災民。從災民的口中，他才知道吃人已不鮮見，問題只在于是吃死人還是吃活人，不少災民都聲辯自己只吃死尸，沒有吃過活人。一個父親被控把自己的兩個孩子殺掉吃了，這位父親辯解說是在孩子死后才吃的。還有一個農民被控殺掉別人送給他的八歲兒童，因為在他家屋旁的大壇子里發現了小孩的骨頭。這位農民也辯白說是小孩先死。白修德寫道：“我們在這個村子里只待了兩個小時，無法判斷是非曲直，任何人都可能說謊，所以我們又繼續策馬前進。”［美］白修德：《探索歷史》，馬清槐、方生譯，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113頁。

　　最初的震驚之后，白修德開始從技術上入手搜集最低的統計數字，每天都和農民及低級官員交談，了解更多的背景材料。他發現，軍隊征收的軍糧往往高于全年的收成，農民還要向地方政府官員納稅，貪污腐敗比比皆是：

　　收稅時實際上的野蠻和侮辱是傷心慘目的，但和收稅同時進行的貪污更壞。征收谷物的軍官和當地官員認為抽稅是他們薪水的補貼，是一種搶劫的特權。每個月在稅款分配之后，高級軍官們就把多余的谷物分了，送到市場上出售，得款飽入私囊。這種不法抽得的谷物，實際上是到達市場谷物的唯一來源，而控制谷物的囤積居奇者，把價格抬得天一樣高。

　　這些事實并不是從報章上收集得來，而是從農民嘴上收集得來的。我們曾經設法跟某些老百姓談話。有一天晚上，當我們住在一個軍司令部的時候，一群中年人來訪問我們，說他們代表著當地社會。他們起草了一個條陳及一個報告書，希望我們帶到重慶去。他們給了我們兩份。這報告書說，全縣十五萬人中，十一萬人已什么都沒吃了，垂死的人每天約有七百，死掉的人每天也有七百左右。自從饑荒開始以來，政府發放的救濟品為麩皮一萬斤。我們和這群人的領袖談了一下。他有地嗎？是的，二十畝。他收獲多少谷物呢？每畝十五斤。抽稅要抽多少？每畝十三斤。

　　這時，一直在旁聽他們談話的指揮官勃然大怒，這位指揮官級別不低，是位將軍。他把那個農民叫到一旁訓斥一番，然后這位農民回到白修德旁邊，改口說剛才說錯了，稅不過每畝五斤。同時，這位將軍要求他們把這些農民剛才給他們的書面報告退回。他們退回了一份，但這位將軍堅持必須把另一份也退回。白修德寫道："我們相對默然，在昏暗之后，我們可以看到那老人在發抖。我們明白，待我們走后，我們的一切罪名都會歸在他身上，而且我們自己也害怕；我們交回了報告書。"有此經歷，以后他們盡可能在沒有任何官員在場時和百姓交談，無論何時何地，聽到的都是在重復同樣的呼吁："停止征稅吧，饑荒我們受得了，但賦稅我們吃不消。只要他們停止征稅，我們是能夠靠樹皮和花生殼活命的。"［美］白修德、賈安娜：《中國的驚雷》，端納譯，新華出版社,1988年版，第195、196、197頁。

　　把各村、縣情況匯總后，白修德估計受災最重的四十個縣中大約有三百萬至五百萬人餓死。但是，當他向河南省省主席說起餓殍遍地的情景時，這位省主席卻說他夸大事實："只有富人才得把賦稅全部交納。對于窮人，我們所征收的，絕不超過土地上所能出產的東西。"［美］白修德、賈安娜：《中國的驚雷》，第195頁。白修德知道旱情固然嚴重，但如果政府停免賦稅、采取賑災措施，就能迅速減少災民的死亡人數，因為在河南省鄰省陜西就有大批存糧。然而，各級官員對災情總是輕描淡寫，力圖掩蓋真相。

    面對這種情況，白修德意識到只有讓外界知道情勢如此嚴峻才能挽救災區無數生命，因此迫不及待地想把災區實情告訴世人。洛陽電報局是他歸途中經過的第一個電報局，他立即就將電稿發出。他清楚，"按照規定，這篇報道和任何新聞報道一樣，應當發回重慶，由我在宣傳部的老同事進行檢查，這樣，他們肯定會把這篇報道扣壓下來的。然而，這封電報卻從洛陽通過成都的商業電臺迅速發往了紐約。或者是因為這個電臺的制度不那么嚴格，或者是因為洛陽電報局某一位報務員在良心的驅使下無視有關規定，這篇報道不經檢查就直接發往紐約了。于是，消息首先在《時代》雜志上傳開了--這家雜志在整個美國是最同情中國人的事業的"。當時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正在美國訪問，頓時大怒，認為有損中國政府形象，由于她與《時代》周刊老板亨利·盧斯（Henry R.Luce）是老朋友，所以強烈要求盧斯將白修德解職，這一無理要求理所當然被盧斯拒絕。［美］白修德：《探索歷史》，第120頁。消息登出后，在美國引起很大反響，美國朝野對當時中國政府不顧民眾死活的作法大為不滿，甚至感到非常憤怒。

　　回到重慶后，白修德想立即向蔣介石面呈實情，但蔣卻拒不接見，因為"一夜之間我在重慶成了一個引起爭議的人物。一些官員指責我逃避新聞檢查；另一些官員指控我和電報局里的共產黨員共謀，把我的報道偷發出去"。宋慶齡得知這種情況，一再對蔣介石說事關數百萬人性命，堅持要蔣見白修德。在宋慶齡的堅持下，蔣介石最終同意會見。見面時，蔣介石厭惡之情溢于言表，堅決否認有人吃人和野狗吃死尸的情況。白修德不得已拿出野狗吃人尸體的相片，蔣看到這些相片，表情極其尷尬，問他在何處拍下這些相片，而后要他提供完整的報告，接著他又向白修德表示感謝，說他是比自己派出的任何調查員都要好的調查員。后來的事實說明，一旦政府采取有效措施，災民的死亡便迅速減少。幾個月后，白修德收到了一位一直在災區的傳教士的一封來信，信中感激地寫道：

　　你回去發了電報以后，突然從陜西運來了幾列車糧食。在洛陽，他們簡直來不及很快地把糧食卸下來。這是頭等的成績……省政府忙了起來，在鄉間各處設立了粥站。他們真的在工作，并且做了一些事情。軍隊從大量的余糧中拿出一部分，倒也幫了不少忙。全國的確在忙著為災民募捐，現款源源不斷地送往河南。

　　在我看來，上述四點是很大的成功并且證實了我以前的看法，即災荒完全是人為的，如果當局愿意的話，他們隨時都有能力對災荒進行控制。你的訪問和對他們的責備，達到了預期的目的，使他們驚醒過來，開始履行職責，后來也確實做了一些事情。總之，祝愿《時代》和《生活》雜志發揮更大的影響……在河南，老百姓將永遠把你銘記在心。有些人心情十分舒暢地懷念你，但也有一些人咬牙切齒，他們這樣做是不奇怪的。［美］白修德：《探索歷史》，第120－122頁。

　　"災荒完全是人為的，如果當局愿意的話，他們隨時都有能力對災荒進行控制。"這位傳教士當年從自己親身經歷中得出的結論，在半個多世紀后被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的深入研究作了理論上的證明，這也是森在1998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在《貧困與饑荒--論權利與剝奪》、《以自由看待發展》兩書中指出，貧困不單純是一種供給不足，而更多的是一種權利分配不均，即對人們權利的剝奪。由于格外注重"權利"，阿馬蒂亞·森強調自己的經濟學采用的是"權利"的分析方法，將貧困、饑荒問題與"權利"緊密相連，指出相當多的人的權利被剝奪才會導致大饑荒；從權利角度認識貧困、饑荒問題，把這看似單純的經濟學問題與社會、政治、價值觀念等因素綜合考慮，突破了傳統經濟學僅從"經濟"看問題的角度，使經濟學的視野更加開闊、分析更加深刻。通過對饑荒與經濟、社會機制的聯系的分析，他的研究說明經濟活動背后離不開社會倫理關系。這是他對經濟學的最大貢獻，他也因此被稱為"經濟學的良心"。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公告對他的研究作出如此評價："阿馬蒂亞·森在經濟科學的中心領域做出一系列可貴的貢獻，開拓了供后來好幾代研究者進行研究的新領域。他結合經濟學和哲學的工具，在重大經濟學問題討論中重建了倫理層面。"

　　阿馬蒂亞·森以大量資料和經驗研究為基礎，證明現代以來雖然饑荒與自然災害有密切關系，但客觀因素往往只起引發或加劇作用，權利的不平等、信息的不透明、言論自由的缺乏、政治體制的不民主才是加劇貧困和饑餓、導致大規模死亡的饑荒發生的主要原因，在糧食問題的后面是權利關系和制度安排問題。因為只有在民主自由的框架中，信息才有可能公開，公眾才有可能就政策制定進行公開討論，大眾才有可能參與公共政策制定，弱勢群體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政府的錯誤決策才有可能被迅速糾正而不是愈演愈烈。在沒有重大災害的承平時期，人們對民主的作用和意義往往并不在意；或許只有面對災害的嚴重后果，人們才能意識到民主的重要。

　　歷史經驗和理論研究都已說明，對重大災難的深刻反思，往往是社會改革、進步的重要契機。只有在這個意義上，"多難"才能"興邦"；一個民族今天失去的，才能以明天的進步作為補償。

　　（摘自：雷頤 《歷史的裂縫--近代中國與幽暗人性》）

五、河南百姓為何幫日軍繳殺活埋5萬多國軍

摘自：《國家歷史》 作者：白偉志

    媒體對1942年發生在河南災荒的披露，打破了蔣介石的全盤布局，他對三千萬子民生命的漠視，最終失去了所有人民。

　　1943年，在美國《時代》周刊駐華記者白修德看來，這是他人生中的轉折之年，也是“所有記憶中最為刻骨銘心”的一年。

　　此前，他是蔣介石忠實的擁躉，稱其為“團結的象征，人民的偶像”，他認為“中國想成為一個民主國家……必須在極權統治下再堅持一段時期才能成熟地步人民主社會”，并為此不遺余力地高調贊揚中國軍隊，呼吁美國對華援助；此后，他對蔣介石的評價變為：“這畜生……犧牲了無數個中國生命，我為此痛惜不已。”

　　這一年，心靈遭受重擊，導致巨大轉變的絕不止自修德一個人。這一切源于此年二月重慶《大公報》刊載的一篇報道。回憶起這篇報道，晚年自修德說：“1942年是大旱之年，我們在重慶得知，河南的農民正在瀕臨死亡。”

“饑餓的河南”

　　1942年冬，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24歲的天津小伙張高峰，剛從武漢大學政治系畢業，就被《大公報》派往河南擔任戰地記者。從陜西入河南時，他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隴海路上河南災民成千成萬逃亡陜西……火車載著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樣，沿途遺棄子女者日有所聞，失足斃命，更為常事……”

　　到了昔日繁華的洛陽街頭，躍人張高峰眼簾的是更加悲慘的景象，到處都是“蒼老而無生氣的乞丐”，“他們伸出來的手，盡是一根根的血管；你再看他們全身，會誤以為是一張生理骨干掛圖”，這些蒼老的乞丐“一個個邁著踉蹌步子，叫不應，哭無淚，無聲無響的餓斃街頭”。

　　離開洛陽繼續南行，“一路上的村莊，十室九空了”，餓狗畏縮著尾巴，“在村口繞來繞去找不到食物……吃起了自己主人的餓殍”。

　　在葉縣，他看到當地老百姓吃的是花生皮、榆樹皮、一種毒性很強的野草“霉花”、甚至是干柴……所有人的臉都是浮腫的，鼻孔與眼角發黑，手腳麻痛。物價已經漲到不可理喻的程度，許多人被迫賣掉自己的年輕妻子或女兒去做娼妓，而賣一口人，還換不回四斗糧食……“先生，官家什么時候放糧呢？”一個小孩子問張高峰。“月內就放”，張高峰只能用謊言安慰他。這謊言讓災民們“絕望了的眼睛又發出了希望的光”，但“希望究竟是希望，時間久了，他們那餓陷了的眼眶又埋葬了所有的希望。”

　　如果說天災帶給張高峰的是無比悲痛，讓他出離憤怒的則是隨處可見的人禍：拿著柳條抽打災民的警察、強逼納糧的地方政府、不知所蹤的賑災款項、自欺欺人的官方說辭……

    于是他奮筆疾書，把此行所見所聞寫成一篇6000字的報道，發表于1943年2月1日的《大公報》。這篇報道最初的題目叫《饑餓的河南》，張高峰憤怒地指出：“災旱的河南，吃樹皮的人民，直到今天還忙著納糧！”

　　“委員長不相信河南有災”

　　張高峰的報道，題目被謹慎的編輯改為不溫不火的《豫災實錄》，但仍一石激起千層浪，在各界引起強烈反響。次日，社長王蕓生親自撰寫社評《看重慶，念中原！》，將矛頭直指當政者。他將逼災民納糧的官員比作“石壕吏”，更提出質問：中央宣稱的賑災款項為何遲遲未能到位？政府既然可以“無條件征發一切物資來分配分售”，為何不征發既得利益集團資產用于救災，卻對災民敲骨吸髓“照納國課”？王蕓生還引援了一條政府喉舌中央社發自河南的消息：“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實征購，雖在災情嚴重下，進行亦頗順利……征購情形極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貢獻國家。”對這冠冕堂皇的欺世之言，王蕓生評論到：“罄其所有”四個字，實出諸血淚之筆！

　　這前后一通訊一社評，惹得蔣介石勃然大怒。2月2日晚，他下令《大公報》停刊三天。不僅如此，3月初，尚在河南的張高峰被國民黨豫西警備司令部逮捕，并遭刑訊。王蕓生為此去找蔣介石秘書陳布雷詢問究竟，陳布雷告訴他：“委員長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災，說是省政府虛報災情……嚴令河南的征實不得延緩。”

　　《大公報》被停刊激怒了一向為蔣介石說好話的美國記者白修德。白修德決定和他的朋友，《泰晤士報》記者哈里森·福爾曼一起奔赴河南，看看那里到底發生了什么。

    和張高峰一樣，這兩個外國人被河南修羅地獄般的場面震呆了：無窮無盡的難民隊伍，隨時因寒冷、饑餓或精疲力竭而倒下；尋找一切可以吞咽的東西來吃的饑民，·因此而失去生命；一群群恢復了狼性的野狗，肆無忌憚地吞噬著死尸……最觸目驚心的，母親將自己的孩子煮了吃，父親將自己孩子煮了吃……有的家庭，把所有的東西賣完換得最后一頓飽飯吃，然后全家自殺……

　　“沒有人真正了解河南大災的嚴重程度。官僚機構～層層掩蓋著災荒的真相……”和張高峰一樣，自修德出離憤怒；這個政府非但不作為，而且變本加厲盤剝災民。軍隊征走了農民的所有糧食，倉庫里堆滿了吃空額剩余的糧食，軍官們便通過黑市倒賣這些糧食中飽私囊。教會和清廉的官員，卻要花高價從黑市上買來糧食用于賑災。當1942年秋收稅糧征齊之后，政府才偽善地宣布免除河南1943年征稅。

　　1943年3月22日，白修德的報道《等待收成》刊發在美國《時代》周刊。

　　災難背后的真相

　　《等待收成》在美國引起了轟動，也帶給蔣介石前所未有的輿論壓力。此時正值宋美齡在美國巡回作秀、討要貸款最關鍵的時刻，這篇文章不啻一顆重磅炸彈，極有可能打碎蔣氏夫婦全盤計劃。

　　而另一方面，自修德迫不及待想要見蔣介石。在他看來，蔣介石是被手下的層層官員蒙蔽了。后來，他見到了蔣介石，但蔣介石“臉上帶著明顯的厭煩神情聽我講述”。他告訴蔣介石災民紛紛餓死的慘狀，官員們征稅和敲詐勒索的丑行。蔣介石一開始對此矢口否認，但當白修德拿出大量現場照片后，“總司令的腿開始輕輕抖了一下，有點神經質地抽搐。”

    蔣介石問了照片的來歷，又詢問了很多官員的名字，還拿本子和毛筆記了下來，表現出要整頓這件事的決心。20分鐘后，白修德被送出了總統官邸。但之后發生的事，讓他徹底看透了蔣介石。“的確有人受到處分彈劾甚至掉腦袋了”，比如洛陽電報局那個將自修德的文章發往美國的發報員。

　　蔣介石真的不知道災區的事嗎？張仲魯，這位畢業于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時任國民政府河南省建設廳廳長的老人，在數年之后道出了實情。

　　1942年夏，河南災情初現，蔣介石便接到了軍方密報。他于第一時間趕往西安，召開緊急“前方軍糧會議”。在會議上，蔣介石宣布：本年河南軍糧配額減為250萬石——并沒有免掉。河南省政府隨即指派大員分頭出發，一面督催軍糧，一面視察災情。在張仲魯看來，他們真正的目的本就是催繳軍糧，至于救災，不過是“粉飾門面，欺騙百姓”。

　　就在蔣介石宣布減低河南軍糧配額后不久，糧食部長徐堪卻把250萬石改為了250萬包。一石小麥約為140多斤，一包約為200斤，這一字之差，逼死了多少窮苦無告的農民！張仲魯回憶說：“超額完成征收軍糧任務的河南糧政局長盧郁文，卻受到了蔣介石的記功褒獎。”

　　抗戰爆發以后，幾十萬軍隊駐扎在河南，軍糧、草料、兵源全部“就地取材”。1937年到1942年，河南出兵出糧均列全國之首。異常沉重的兵役徭役和賦稅，使得河南民力物力財力早已枯竭，即使是在風調雨順的年頭，農民交完賦稅后也只能靠野菜雜糧勉強度日；遑論1942年全省遭災，麥收只有一兩成，秋糧完全絕收！

    在蔣介石看來，河南是中日軍隊角逐的主要戰場，而非相對穩定的大后方，他隨時準備放棄河南。因此，他提出“不讓糧食資敵”的口號，一面將河南農民搜刮殆盡，一面隨時準備拋棄這三千萬子民。正是沿著這樣的邏輯，他才會在1938年下令炸開花園口黃河大堤。而這件事情，也是導致1942年河南大旱的根本原因之一。

　　如此背景之下，當局嚴密的新聞封鎖，《大公報》的停刊，張高峰的入獄，也就不足為奇了。

　　民心的反噬

　　《大公報》和《時代》對于河南災情的披露，讓蔣介石陷入國際輿論壓力之下。為堵人非議，蔣介石派中央勘災大員張繼、張厲生二人前往災區視察。

　　根據張仲魯回憶，此二人來到河南，先召開一個小會宣示“中央德意”：一方面，救災、軍糧是兩件事情，災要救，但不能為救災減免軍糧；另一方面，不應對災荒夸大其詞、過分宣傳，以免影響抗戰士氣、混亂國際試聽……總之就是賦稅一個子都不能少，輿論上正面文章要正面做、反面文章也要正面做。二張告誡河南官場：諸君受黨和領袖撫育栽培提拔才有今日，一定要“實事求是”。

　　“二張回去后，把縮小了的情形報告蔣介石后，蔣介石才決定撥給河南法幣1.2億的救災貸款”。即使是這點杯水車薪的錢，也被河南省政府秘書長馬國琳和省銀行行長李漢珍扣下用來做投機倒把買賣，一直拖到1943年麥快熟時才買了一批發霉的麥子發給災民，而截至彼時，河南至少已經餓死了三百萬人。這個數字，被當時的河南官方統計為：1602人。

　　“我們知道，在河南農民的心底，有一種暴怒，要比死亡本身更酷烈；我們也明白，政府的勒索，已使農民的忠誠化為烏有”。從河南回到重慶的白修德，看著重慶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內心涌起無限悲哀：“重慶誰也不相信我們，直到一年后日軍在這全部的插曲內，最后加上歷史性的一幕。”

    “歷史性一幕”發生在1944年春夏之交。這一年，日本在太平洋戰場受到重創后，孤注一擲在中國發動空前規模的“一號作戰”，意欲打通直通南方的大走廊。歷時38天的戰斗中，日軍5萬余人的兵力，打垮了40萬人的國軍，豫中30多個縣城被日軍占領。

　　湯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時，“歷史性一幕”發生了：豫西山地的農民舉著獵槍、菜刀、鐵耙，到處截擊這些散兵游勇，后來甚至整連整連的解除他們的武裝，繳獲他們的槍支、彈藥、高射炮、無線電臺，甚至槍殺、活埋部隊官兵。5萬多國軍士兵，就這樣束手就擒。

　　“中原王”湯恩伯惱羞成怒，這位河南民眾口中的“四害”(水、旱、蝗、湯)之一，把中原會戰失敗的罪責推到河南百姓身上，破口大罵河南人都是賣國賊。其實何止一個河南，其他地方這樣的事情也不新鮮。《劍橋中國史》還記載：“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國司令官抱怨說：‘鄉民……偷偷地穿越戰線，把豬、牛肉、大米和酒送給敵人。鄉民情愿讓敵人統治，卻不想在自己政府下當自由民。’”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守衛洛陽的第四集團軍卻受到了民眾的大力支持，其總司令孫蔚如回憶說：“在陣地十八日之激戰中，輸送軍食、傷兵，皆人民自動為之。”原因很簡單，大災之中，這支軍隊曾在駐地汜水縣節省軍糧大力救災，在民間廣為傳頌。

　　日軍攻克的湯恩伯部倉庫中，僅面粉便存有100萬袋，足夠20萬軍隊一年之用。為什么不分出一些來賑災呢？早在自修德還在河南時，他便提出了這個疑問。一個官員告訴他：“如果人民死了，土地還會是中國的；但如果士兵餓死了，日本人就會占領這些土地。”

　　這恐怕也是蔣介石的心聲，但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日本人竟然在災區拿出軍糧賑起了災，這也導致了河南民眾對國民政府的唾棄。對此，白修德說：“他們是創造了世界上最偉大文化之一的民族的后代，即使是文盲，也都在珍視傳統節日和倫常禮儀的文化背景中熏陶和成長。這種文化把社會秩序看得高于一切，如果他們不能從自己這里獲得秩序，就會接受不論什么人提供的秩序。如果我是一個河南農民，我也會被迫像他們一年后所做的那樣，站在日本人一邊并且幫助日本人對付他們自己的中國軍隊。我也會像他們在1948年所做的那樣，站在不斷獲勝的共產黨一邊。”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