謹以此文紀念斯大林同志誕辰130周年。

                                                            ——題記

　1956年2月14日　，蘇共二十大在莫斯科召開。會議閉幕的　2月24日　深夜，代表們又被召集到克里姆林宮，赫魯曉夫以蘇共中央第一書記的身份向代表們做了《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報告，即通常所說的“秘密報告”。這篇報告中赫魯曉夫將斯大林的錯誤無限擴大化，開展了對斯大林的尖銳批判。這是蘇聯史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　　

對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自蘇共二十大以來就一直存在各種不同的看法，關于它的爭議五十多年來一直就沒有中斷過。最近十余年，隨著蘇聯一些檔案材料的解密，與秘密報告相關的許多謎團得以破解。蘇共亡黨亡國的歷史悲劇和國際局勢的重大變化也使許多學者開始對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進行反思。　　

筆者在讀大學時就對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及其相關問題產生了興趣。在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就讀研究生期間接觸了一些關于此問題的材料，本文就所能看到的材料對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動因和出籠經過、內容、影響和教訓做初步的分析與研究。由于本人才疏學淺，史料收集工作做得也不全面，文章中難免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缺點和不足，敬請各位專家學者批評指正。　　

一、秘密報告的動因和出籠經過　　

1、  秘密報告的動因　　

赫魯曉夫為什么要在蘇共二十大上做批判斯大林的秘密報告？這是本文首先要解決的問題。　　

斯大林自1924年至1953年擔任蘇共總書記和國家主要領導職務的時期，是蘇聯共產黨和蘇維埃國家歷史進程中一個欣欣向榮、蓬勃發展的時期。斯大林時期的蘇聯向全世界顯示了社會主義制度的無比優越性和強大生命力，但是斯大林時期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仍存在著一些缺點和不足，如黨內不夠民主，經濟建設中對企業管的過死，農業、輕工業、重工業比例失調等等。蘇聯積累的這些問題需要進行改革和調整。斯大林逝世后，蘇聯黨內和社會上普遍有一種希望改變現狀的情緒。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帝國主義國家也逐漸意識到依靠戰爭和封鎖的手段無法使社會主義國家屈服。面對日益強大的社會主義陣營，帝國主義國家寄希望于“和平演變”，加強了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思想宣傳和滲透，在其內部培養親西方勢力和尋找代理人。在這種影響下，蘇聯國內的自由主義思潮有所抬頭。　　

在這樣的國際國內背景之下，赫魯曉夫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通過反斯大林的方式來攻擊對他的地位可能造成威脅的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伏羅希洛夫等中央領導人。正如俄羅斯歷史學家尤·瓦·葉梅利亞諾夫所指出的那樣：“赫魯曉夫奉行的是不講出有關斯大林的全部實情，而是力求鞏固自己并不穩固的地位。攻擊死者使赫魯曉夫不僅為自己在斯大林時代做過的不體面的事開脫，主要則是使人們相信，他現在的失誤與‘斯大林的罪行’相比算不了什么。隨后，對斯大林的攻擊使赫魯曉夫有可能從自己的競爭對手中找出‘斯大林罪行’的‘同謀者’，并把他們剔除出政權。”[1]　　

出于這種動機，以赫魯曉夫為首的一小撮人在蘇共二十大之前炮制了秘密報告。　　

2、  秘密報告的出籠經過　　

蘇共二十大是蘇聯共產黨一次例行的代表大會，是蘇共中央1955年七月全會決定召開這次代表大會的。本來在大會議程中并沒有批判個人崇拜的內容。　　

　1955年12月31日　，赫魯曉夫在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上提出了關于蘇聯三十年代“大清洗”的問題。從會議記錄看，當時未經充分討論就決定成立以蘇共中央書記波斯彼洛夫為首的委員會來研究審查有關“大清洗”的材料。　　

　1956年2月9日　，在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上，以波斯彼洛夫為首的委員會向主席團報告了調查結果。赫魯曉夫乘機提出要向代表大會報告“大清洗”的情況問題，而莫洛托夫、馬林科夫、伏羅希洛夫和卡岡諾維奇等人反對，他們認為這會在黨的隊伍里和人民群眾中引起不滿情緒，使蘇共以及其他國家的共產黨和工人黨陷入困境。赫魯曉夫向主席團其他成員威脅說：“我提醒你們，每一個中央委員都有權向代表大會表述自己個人的觀點，即使這個觀點不符合中央的總結報告所擬定的總路線。假如你們反對提出這個問題，那我們就請教黨代表大會的代表們。我們深信不疑，大會一定贊成討論這個問題。”于是在代表大會上做關于個人崇拜問題的秘密報告的建議就被接受了。[2]　　

　2月14日　，蘇共二十大開幕，大會按照原定議程進行。　2月18日　，由波斯彼洛夫和阿里斯托夫簽署的報告第一稿交給了赫魯曉夫。　2月19日　，赫魯曉夫又口述了一些內容。他口述的內容以及波斯彼洛夫和阿里斯托夫提交的報告成為秘密報告的基礎。　　

蘇共二十大原定議程于　2月24日　全部結束，這一天已選舉產生了新的中央機關。赫魯曉夫選擇在當天深夜做秘密報告，據一些人分析，他這樣做的原因是擔心秘密報告如果放在投票之前可能遭到代表們的反對而影響選舉結果。這次會議沒有邀請外國代表團參加。秘密報告進行了四個多小時，直到　2月25日凌晨　時分方才結束，赫魯曉夫作報告時還臨場發揮，在原有稿子的基礎上還“即興”講了一大堆話。大部分聽眾由于沒有思想準備，感覺相當震驚，其中有幾位代表由于身體不適，甚至被抬出了會場。報告結束后沒有按照議事規程安排討論，只宣讀了一個事先準備好的只有十幾行字的決議就宣布散會。　　

　2月25日　晚，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速記稿經審定后打印成冊。出席代表大會的各國共產黨代表團應邀來到克里姆林宮，看完速記稿后如數交回。　　

從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出籠經過可以看出，秘密報告是在蘇共二十大開幕后由赫魯曉夫等人匆忙拼湊而成，未經中央委員會主席團審查和討論就拿到代表大會上去的。這種做法是嚴重違反共產黨一貫的民主集中制的要求的，是對黨的紀律的粗暴踐踏。俄羅斯聯邦共產黨著名理論家科索拉波夫在　1996年2月15日　的《俄羅斯真理報》上指出，赫魯曉夫做秘密報告“實質上是一種反黨行為”。　　

二、秘密報告內容分析　　

赫魯曉夫在秘密報告開頭講到“我這個報告不想全面評述斯大林的生平事跡”，隨后便把話題引向了“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報告引用了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關于個人崇拜的論述，在報告的主體部分，談了以下四個方面的問題：　　

1、“列寧遺囑”問題　　

秘密報告摘引了“列寧遺囑”中有關斯大林的部分，全文引用了克魯普斯卡婭給加米涅夫的信和列寧給斯大林的信，力圖引導人們認為：斯大林違背了列寧明確要求他解除領導職務的遺言，隱瞞了列寧的遺囑。而現在公開發表的歷史材料證明：斯大林在這一問題上是光明磊落的，是忠于和貫徹列寧遺囑的，斯大林繼承列寧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是眾望所歸、民心所向、黨心所向，這才是歷史的事實。　　

所謂列寧遺囑，是指列寧在　1922年12月23日　到26日口述的《給代表大會的信》以及　1923年1月4日　口述的《對1922年12月24日信的補充》。這兩封信里列寧對聯共（布）的四位政治局委員都做了評價。使列寧感到不安的原因，是黨內可能發生分裂。在談到斯大林時，列寧認為他“太粗暴”，這個缺點在總書記的職位上“是不可容忍的”，建議把斯大林從這個職位上調開。但在這兩封信中列寧不僅僅批評了斯大林，對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布哈林和皮達可夫都做了各種各樣的批評。根據斯大林同事的看法，斯大林與別的蘇維埃領導人有所不同，對自己的同時難得地耐心和有誠意，在極端氣憤時也常常避免說粗話。[3]　　

列寧逝世后，在聯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召開前夕，列寧的遺孀克魯普斯卡婭于　1924年5月18日　把列寧的這兩封信送交了中央委員會。當時，斯大林和中央委員會都沒有隱瞞這個“遺囑”。　5月21日　，中央舉行特別會議，政治局委員加米涅夫代表列寧文件接受委員會做了情況通報，向大會宣讀了列寧的這兩封信。加米涅夫代表政治局建議：把列寧的信傳達給出席大會的全體代表，但不在全體會議上討論這封信，由各代表團分別討論。加米涅夫說，政治局建議在討論列寧的信時要考慮可以讓斯大林擔任總書記，條件是：他承認列寧所指出的他的性格上的那些缺點，并同意對此做出必要的結論。　　

聯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會是由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共同主持的。大會閉幕后兩天，斯大林就在第一次中央全會上正式提出解除其總書記的職務的請求，但未獲全會同意。斯大林在這次全會上仍然被選為政治局委員、組織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并再次當選為總書記。由此可以看出，斯大林并沒有背叛列寧的“遺囑”，而斯大林成為聯共（布）和蘇聯的領袖，也是聯共（布）和蘇聯人民作出的歷史選擇。　　

2、“大清洗”問題　　

秘密報告中有將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是關于20世紀三十年代的“大清洗”問題，這也是本文將要進行詳細分析的一個重要問題。　　

在談及“大清洗”問題時，赫魯曉夫首先提到了列寧對于黨內斗爭的處理方式，指出在必要的情況下是可以采取嚴厲的措施的。隨后赫魯曉夫講到：“而斯大林采取最極端的方法，實在革命已經取得了勝利，蘇維埃國家業已鞏固，剝削階級已被消滅，社會主義關系在國民經濟的各個部門已經確立，而我們黨在政治上業已鞏固，無論從數量上和思想上已經受到了鍛煉的時候。”　　

赫魯曉夫對于“大清洗”的歷史背景的分析是錯誤的。在20世紀三十年代后期，蘇聯面臨的國際國內形勢都非常復雜而嚴峻。從國際背景上來看，德意日法西斯化，瘋狂地擴軍備戰，處心積慮地準備入侵蘇聯。蘇聯亟需做好反抗外敵入侵和保衛國家的準備。從國內背景上來看，社會主義建設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敵對勢力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敗，仍在用各種方式進行反抗，黨內斗爭復雜激烈。黨內一些反對派的首領如亞戈達、皮達可夫、克列斯廷斯基、托姆斯基等人也與國外敵對勢力相勾結。[4]　　

在這種情況下，進行肅清反革命分子的運動，無論對于保持國內穩定還是對于防止敵人內外勾結搞垮蘇聯來說，都是有其必要的，也可以說是備戰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二戰開始之后，西歐不少國家在法西斯發起進攻后一觸即潰，德國“第五縱隊”起了相當大的作用。而蘇聯則沒有出現這種情況，其原因就是徹底地肅清了反革命分子。《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結束語對“大清洗”的必要性做了科學的歸納：“在工人階級的領導司令部里，絕不能容許信念不堅定者、機會主義者、投降主義者和叛徒有立足的余地。在自己的司令部中，在自己的堡壘中有投降主義者和叛徒而去同資產階級做殊死斗爭，就會陷于腹背受敵的地位。不難理解，這樣的斗爭只會遭到失敗的結局。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為要達到勝利，首先必須在工人階級的黨內，在工人階級的領導司令部內，在工人階級的先頭堡壘內，把投降主義者、逃兵、工賊和叛徒清除出去。”[5]曾在1936年到1938年“大清洗”高潮中任美國駐蘇大使的戴維斯在蘇德戰爭爆發后也說，“大清洗”中肅清的反革命分子確實有叛國的罪行，“大清洗”證明“斯大林及其親密戰友具有驚人的遠見”。[6]　　

當然，“大清洗”中確實是存在相當多的錯案，有不少無辜的人被殺，給蘇聯造成了巨大的損失，對此斯大林確實應該承擔責任。但是把“大清洗”中的所有錯案責任都歸于斯大林，則是有失公允的。干部中有些人為了保全自己，或顯示“政績”，或以此機會公報私仇，在“大清洗”中推波助瀾，采取了很多過頭的做法。這些人在“大清洗”中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而赫魯曉夫正是這些人中表現得較為突出的一個。1988年，蘇共中央政治局專門委員會在一份報告中說，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即“克格勃”）的檔案里保存著能證明當年擔任莫斯科市市委書記的赫魯曉夫參與大規模鎮壓運動的材料，包括他本人呈交的建議逮捕莫斯科蘇維埃和州委領導人的文件。1938年，赫魯曉夫調任烏克蘭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后，那里有大批黨政機關和經濟部門的領導干部被逮捕。他還寫信給斯大林告狀，說烏克蘭每月報審批逮捕的為17000-18000人，而莫斯科批準的不超過2000-3000人，請斯大林出面干預。[7]　　

赫魯曉夫在論及“大清洗”時指出斯大林在國內實行大規模恐怖的理論依據是1937年中央二、三月全會上《論黨的工作的缺點和消滅托洛茨基兩面派及其他兩面派的辦法》的報告中提出的“愈接近社會主義，敵人就愈多”的論斷。赫魯曉夫對這一“理論依據”進行批判，認為“大清洗”中相當多的錯案都是源自于斯大林的這一“論斷”。其實斯大林在此次報告中的原話是這樣的：“相反地，我們的進展愈大，勝利愈多，被擊潰了的剝削階級殘余也會愈加兇惡，他們愈要采用更尖銳的斗爭形式，他們愈要危害蘇維埃國家，他們愈要抓住最絕望的斗爭手段來做最后的掙扎。”[8]斯大林說的是“被擊潰了的剝削階級殘余也會愈加兇惡”，并沒有說“敵人就愈多”，而赫魯曉夫則曲解和篡改了斯大林的意思。可是現在很多關于蘇聯歷史的書卻根據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認為是斯大林提出了“愈接近社會主義敵人愈多”，可見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流毒危害不淺。　　

3、  衛國戰爭期間的若干問題　　

談完了有關“大清洗”的問題后，赫魯曉夫接著講到：“斯大林集大權于一身，這在偉大衛國戰爭中造成了嚴重惡果。”下面他分三方面來論述這一觀點：斯大林對德國突然襲擊喪失警惕，不做任何迎戰準備；斯大林不了解戰爭的實質，又包攬一切地進行亂指揮；在衛國戰爭期間對一些少數民族實行強制性遷移。下面即對這三個方面逐一進行分析。　　

赫魯曉夫在談到斯大林在衛國戰爭中的表現時，首先指責斯大林對納粹德國喪失警惕，沒有做好戰爭準備，致使戰爭初期遭到失敗，損失巨大。可是他所說的與事實有很多不符之處，斯大林在戰前領導蘇聯軍民做了不少備戰工作：第三個五年計劃中加強了軍事工業的發展，使蘇聯具有了強大的軍事工業生產能力；在西部國境進行了要塞和工事的修筑；在東面與日本締結《蘇日中立條約》，以避免兩線作戰；加緊烏拉爾山以東地區的經濟建設，有計劃地將西部一些國防工業東遷；對人民進行了大量軍事教育和訓練。赫魯曉夫對這些戰前準備一概視而不見，在秘密報告中一味地指責斯大林消極避戰。在秘密報告中他還提到“在希特勒軍隊侵犯蘇聯領土前夕，有一個德國人逃奔到我國境線上來，說德國部隊接到命令將在　6月22日　夜晚3時發動對蘇聯的進攻。當時立即把這件事報告了斯大林，但是，這一信號仍然沒有引起注意。”恰恰相反，斯大林在接到報告后立即把朱可夫、鐵木辛哥、布瓊尼和梅赫利斯叫到自己的辦公室里召開緊急會議，并指示邊境軍區的部隊“處于完全戰斗準備狀態，迎接德國或它的盟國的可能襲擊”。[9]由此可見，斯大林根本沒有無視戰爭可能開始的警告。　　

赫魯曉夫接著又攻擊斯大林在衛國戰爭中“根本不了解前線的真實情況”卻“直接干預作戰進程”，結果“造成人員的巨大損失”，還說斯大林指揮作戰時“包攬一切，不和任何人商量，也不需要聽別人的意見”。赫魯曉夫竭力使人們相信斯大林的獨斷專行是衛國戰爭初期蘇軍失利的原因。但是斯大林在衛國戰爭期間并不是像赫魯曉夫講的那樣獨斷專行，當時一直擔任蘇共黨和軍隊高級領導的朱可夫在其回憶錄中說：“在整個戰爭期間，聯共（布）中央政治局、黨中央組織部和書記處共召開了200多次會議，研究討論有關國防、外交、經濟發展等重大問題。斯大林領導的國防委員會共做出10000多項決議；在國防委員會上經常出現一些針鋒相對的意見……如果達不成一致意見，則馬上由爭論的雙方派出代表組成專門委員會，負責在下一次會議上提出經過協商一致的決議。”[10]赫魯曉夫還說斯大林是“按地球儀制定作戰計劃”的，他的這一“名言”流傳很廣，可是赫魯曉夫在衛國戰爭期間在烏克蘭工作，他和斯大林只見過幾次面，怎么就這樣妄下結論呢？在斯大林領導下經歷了戰爭的全過程并對斯大林有著深刻了解的蘇軍高級將領們完全是另一種看法，蘇聯元帥梅列茨科夫聽到赫魯曉夫的胡言亂語后有力地反駁說：“我從來也沒有讀過比這更荒謬的東西。在戰爭期間，在大本營和最高統帥辦公室匯報時，在出席許多會議時，我看到一些戰役是怎么決定的……斯大林在軍事戰略上甚至也不根據‘地球儀’來確定方針。對于各種戰術問題來說這一點就更加可笑了。”戰爭期間曾一百九十九次和最高統帥會見的瓦西列夫斯基也說斯大林“非常細心地關注前線形勢的一切變化，洞悉國家國民經濟中所發生的一切事件”。[11]　　

赫魯曉夫還談到了衛國戰爭期間遷移車臣、印古什、克里米亞韃靼人的事，說“這種遷移絕不是從軍事方面考慮決定的”，是“粗暴破壞蘇維埃國家民族政策和列寧主義原則的行為”。而根據俄羅斯歷史學家佩哈諾夫研究后指出，斯大林這樣做是有原因的：　　

第一，這些民族在戰爭中有投敵行為。據貝利亞　1944年5月10日　給斯大林的報告，克里米亞韃靼人有2萬人參加蘇聯紅軍，但在1941年紅軍從克里米亞撤退時，這2萬人全部逃離紅軍，并加入德國占領軍。車臣和印古什人的情況也大抵如此。　　

第二，并非是“斯大林因這些民族的部分人犯罪而懲罰整個民族”，實際上這些民族絕大部分成年男人都卷進去了。　　

第三，并非把整個民族都遷移了，這些民族中一些參加紅軍的人，包括一些婦女沒有遷移。　　

第四，在二戰中美國也曾采取過這種做法。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美國總統羅斯福下令把居住在西海岸的日裔美國公民不分男女老少統統遷往內地的集中營，可是并沒有人對此進行指責。[12]　　

4、“個人崇拜”問題　　

赫魯曉夫指責斯大林“千方百計地鼓勵和支持崇拜他個人的做法”，制造個人崇拜。可是赫魯曉夫在指責斯大林時只是談到了種種蘇聯國內存在的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現象，卻沒有深入分析為什么會有這么多人崇拜斯大林。個人崇拜現象不可能是無根之木和無源之水，它的出現首先應該由于斯大林對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事業做出的巨大貢獻，而不是像赫魯曉夫所說的是斯大林“吹噓自己”的結果。　　

至于赫魯曉夫提到的斯大林“吹噓自己”的例子更是顛倒黑白、混淆是非。例如他提到蘇聯國歌的歌詞“把偉大列寧黨的全部教育、領導和鼓舞作用，都歸于斯大林一個人了”，可他對于歌詞中“偉大的列寧，指明了前程”一句該作何解釋？他還說“斯大林很喜歡看《難忘的1919年》這部電影，影片實際上把他描寫成站在鐵甲車的踏板上，舉起大刀砍殺敵人”。筆者為了寫此篇論文，特地看了《難忘的1919年》這部反映斯大林在1919年領導彼得格勒軍民粉碎反革命叛亂、抵抗外國干涉軍的電影，但是從頭到尾也沒有看到斯大林“站在鐵甲車的踏板上，舉起大刀砍殺敵人”的場面，赫魯曉夫真是睜著眼說瞎話。　　

赫魯曉夫在秘密報告中還指出“我們這里曾經有不少奉承拍馬、擅長欺騙和虛報成績的人”，這些人對“個人崇拜”現象是有責任的。赫魯曉夫此話多少道出了些實情，他自己就是這種人。正是赫魯曉夫，1939年3月在黨的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20分鐘的發言里居然把斯大林恭維了32次之多。又是赫魯曉夫，經常肉麻地吹捧斯大林是“人類最偉大的天才、導師和領袖”、“偉大的常勝將軍”、“親生父親”，這是常人難以說出口的。[13]可還是同一個赫魯曉夫，出于某種不可告人的需要，在黨的代表大會上，捶胸頓足地咒罵斯大林是“兇手”、“刑事犯”、“強盜”、“賭棍”、“　暴　君”、“獨裁者”、“混蛋”、“白癡”等等。他雖然參與了斯大林時期黨和國家的領導，積極支持和堅決執行了當時的政策（不管是對的還是錯的），卻以“反戈一擊有功”的姿態出現，把斯大林領導時期的一切都全盤否定，并把一切過錯都推給斯大林一人，而把自己洗刷得一干二凈，其人格之卑劣，可見一斑。　　

況且斯大林也不是唯一享有這種個人崇拜的黨和國家領導人。蘇聯黨和國家機關的辦公室里除了有斯大林的畫像，還有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卡岡諾維奇和其他政治局委員的畫像。而且還有許多城市、海灣、山峰、工廠、集體農莊用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卡岡諾維奇、加里寧、米高揚、奧爾忠尼啟則、基洛夫等人的名字來命名。而且斯大林本人也不止一次地對向他的不應有的諂媚表示過不滿，他不同意授予他自己蘇聯英雄稱號，并為接受大元帥軍銜表示后悔，后來還堅決否定了把莫斯科改名為斯大林達爾的提議。赫魯曉夫在秘密報告中對這些都只字不提。　　

赫魯曉夫雖然提出要反對個人崇拜，可他根本不懂個人崇拜是什么；雖然講了一些發揚民主和堅持集體領導的話，但實際上并不那樣做。他壓制黨內不同意見、破壞集體領導原則，炮制秘密報告的過程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總而言之，赫魯曉夫在秘密報告中通過歪曲篡改歷史事實的無恥手段，把斯大林描繪成一個殘暴無禮、獨斷專行、病態多疑、殘酷狡詐、濫用權力、動輒殺人的獨裁者，全盤否定斯大林建立的歷史功勛。他這樣咒罵斯大林，實質上是對偉大的蘇聯人民和蘇聯共產黨的莫大污辱，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社會主義一些根本原則的否定。必須徹底清除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秘密報告中對斯大林的中傷和污蔑，還斯大林應有的歷史地位。　　

三、秘密報告的影響和教訓　　

1、  在蘇聯國內引發的不良后果　　

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所作的秘密報告在蘇聯社會各界造成了一系列嚴重的后果。首先在格魯吉亞引發了一場動亂。1956年3月，第比利斯人民群眾為紀念斯大林逝世三周年舉行集會。在斯大林的紀念碑前，集會者高喊“打倒赫魯曉夫！”“擁護莫洛托夫出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還有一些人提出給貝利亞恢復名譽，撤銷赫魯曉夫的職務，甚至傳出了要求格魯吉亞退出蘇聯的聲音。集會最終變成了動亂，示威者與軍隊發生沖突，造成大量人員傷亡。　　

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但他自己又大搞個人崇拜，主動走上了“神壇”。其程度，比斯大林有過之而無不及，如1963年一年，全國性大報共刊登了赫魯曉夫的120幅照片，1964年前9個月竟至140幅，而當年斯大林照片載之報端一年也不過10到15次。[14]赫魯曉夫的這種做法使得相當多的人大失所望。蘇聯社會的思想氛圍發生了重大變化，越來越多的人不再相信共產黨、不再相信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喪失了理想與信仰，極端個人主義、拜金主義與享樂主義思想泛濫。　　

秘密報告對斯大林的否定還為蘇聯解體埋下了禍根。蘇共黨內一批不熟悉黨的革命傳統、對社會主義缺乏堅定信念的青年人，正是在蘇共二十大和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的思想影響下開始成長起來，他們后來被稱為“二十大的產兒”。正是這其中一些人，如戈爾巴喬夫、葉利欽、雅可夫列夫、謝瓦爾德納澤等成了20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瓦解蘇共、埋葬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骨干。戈爾巴喬夫在2001年3月接受俄羅斯燈塔電視臺采訪時就談到了蘇共二十大對他們這代人的影響：“我們是蘇共二十大的孩子，蘇聯六十年代的歷史對我們影響很大，年輕時我們是懷著對黨的信任和忠誠入黨的，但蘇共二十大后，我們的思想開始發生轉變。”[15]雖然不能把蘇共亡黨亡國的全部原因都歸結為對斯大林的錯誤評價，但是否定斯大林就必然導致對斯大林為之奮斗了一生的蘇聯共產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否定。　　

歷史在前進中不可避免地要遇到一些曲折，人民群眾暫時也會受一些謊言的蒙蔽，但隨著歷史的發展，謊言必將被揭穿，真相將會顯露。近年來，俄羅斯重新評價斯大林的呼聲越來越高。據2005年俄羅斯社會輿論基金會調查，58%的受訪者對斯大林以肯定的評價，只有18%的受訪者不同意這個看法。[16]前蘇聯地區共產主義政黨聯合組織“共產黨聯盟——蘇共”在其三十二次代表大會上做出決定：鑒于赫魯曉夫集團在蘇共二十大上“虛偽和無根據地”做出反斯大林的決議給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和共產主義事業的惡劣影響，大會決定撤銷蘇共二十大《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決議。　　

2、  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惡劣影響　　

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不僅在蘇聯國內引發了一系列嚴重的后果，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也產生了種種惡劣影響。　　

　1956年6月21日　，美國國務院公布了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全文。西方媒體和政界人士利用這個報告大做文章，掀起一場大規模的反共浪潮。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陷入思想混亂。東歐國家的共產黨和工人黨所受沖擊最為嚴重，波蘭、匈牙利局勢動蕩，接連發生“波茲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給兩國黨和政府造成大量損失。西歐一些國家的共產黨也受到影響：法國三百名議員領隊，兩萬人舉行反共游行，法共中央辦公室和《人道報》社被搗毀；英法等西歐國家的共產黨有大批黨員退黨。秘密報告使社會主義國家和各國共產黨蒙受了巨大的損失，處于非常被動的地位。[17]　　

秘密報告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造成的最嚴重的后果是引發了中蘇兩黨兩國之間的矛盾沖突，最終釀成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大論戰，社會主義陣營分裂。中國共產黨人不同意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做法。鄧小平曾出席蘇共二十大，他在看完秘密報告速記稿后就表示：斯大林是國際人物，這樣對待他是胡來！不能這樣對待革命領袖斯大林。[18]毛主席也對赫魯曉夫做秘密報告表示反對，赫魯曉夫率團訪華時，毛主席質問他：“譴責斯大林的決議是否做得過于匆忙和主觀了呢？要知道他對許多國家的共產主義運動、對偉大的革命事業，包括中國在內，曾做過巨大的貢獻。怎么能全盤否定或貶低了呢？”毛主席還說：“斯大林的名字在世界上許多國家受到尊敬，他樹立了一個革命者的榜樣。我們相信他，相信他的學說和經驗。現在全都一筆勾銷，這樣一來，我們幾十年來英勇斗爭所取得的成果有可能毀于一旦，我們會失去共產黨人的威信、失去信仰……”[19]赫魯曉夫對這些逆耳忠言一概充耳不聞，還對中國共產黨的觀點進行指責，這成為中蘇兩黨意見分歧的開端。此后他想使用強權使中國共產黨屈服，最終引發了中蘇關系的完全破裂，由各國共產黨人浴血奮斗創立的、使資本主義世界望而生畏的偉大的社會主義陣營不復存在。　　

從20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來看，在上半個世紀欣欣向榮、成就巨大，但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后則逐漸變為低潮，最后直到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陷入了前所未有過的低潮。由高潮轉向低潮的轉折點就是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　　

3、  秘密報告的教訓　　

    應該看到，蘇聯歷史上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確實存在過，并造成了一些消極作用。在這個問題上確實應當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對之進行認真的、全面的、科學的分析，在認清其危害的基礎上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加以防止，以保證社會主義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健康地向前發展。而赫魯曉夫借口反對個人崇拜否定斯大林和蘇聯社會主義制度，最后導致蘇聯亡黨亡國，并且造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分裂，其歷史教訓不可謂不沉痛！　　

相比之下，中國共產黨在斯大林評價問題上則堅持用馬克思主義觀點進行客觀公正地分析。在蘇共二十大之后，中國共產黨便發表了《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對斯大林的功過進行了全面客觀地分析與評價。毛主席在斯大林評價問題上指出：“我們應當用歷史的觀點看斯大林，對于他的正確的地方和錯誤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適當的分析，從而吸取有益的教訓。”[20]“對斯大林要三七開。他們的主要的、大量的東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東西是錯誤的。”[21]鄧小平同志在談及斯大林評價問題時也說：“我們不能要求偉大領袖、偉大人物、思想家沒有缺點和錯誤，那樣要求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態度……黨中央、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干赫魯曉夫那樣的事。”[22]這一堅持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客觀公正地分析歷史人物的原則也很好地被中國共產黨傳承下來。在“文化大革命”后鄧小平同志就沒有全盤否定毛澤東，而是對毛澤東一生的功過是非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評價。　　

對比一下中蘇兩黨兩國對斯大林評價的不同導致的不同后果便可知這個問題不僅僅是一個學術問題，而是一個政黨、一個國家怎樣對待自己的歷史的問題，也是關系到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前途命運的重大原則問題。只有尊重歷史，才能更好地面對現實，進而更好地去建設明天。　　

參考文獻：[1]中共中央馬克思 恩格斯 列寧 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 聯共（布）中央特設委員會編，中共中央馬克思 恩格斯 列寧 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3]《毛澤東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　　

[5][蘇]朱可夫著，徐錦棟等譯：《朱可夫元帥戰爭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2003年版。　　

[6][蘇]尤·阿克秀金著，李樹柏等譯：《赫魯曉夫——同時代人的回憶》東方出版社1990年版。　　

[7][俄羅斯]尤里·葉梅利亞諾夫著，張捷譯：《斯大林：未經修改的檔案——通向權力之路》鳳凰傳媒出版集團、譯林出版社2006年版。　　

[8][俄羅斯]尤里·葉梅利亞諾夫著，石國雄、袁玉德譯：《斯大林：未經修改的檔案——在權力的頂峰》鳳凰傳媒出版集團、譯林出版社2006年版。　　

[9] [美]邁克爾·塞耶斯、艾伯特·卡恩合著，鄒如山譯：《反蘇大陰謀》，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　　

[10]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石人譯：《斯大林時代》世界知識出版社1979年版。　　

[11]李慎明主編：《歷史的風——中國學者論蘇聯解體和對蘇聯歷史的評價》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2]葛新生著：《赫魯曉夫傳》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年版。　　

[13]崔奇著：《我所親歷的中蘇大論戰》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年版。　　

[14] 師哲口述，李海文整理：《中蘇關系見證錄》當代中國出版社2005年版。　　

[15] 吳恩遠：《再論俄羅斯反思歷史、重評斯大林思潮》。《世界歷史》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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