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山里的芭雷——知識青年是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宣傳員
按:這篇知青作品,只是當年知青文化生活一瞥,像這樣的文藝活動,乃至知青們自己創作和編排的節目是很多的。前不久,一位老友給我看她8月份在一次活動中的壓軸節目:她在《白毛女》中再跳那段著名的“北風吹”舞蹈的錄象。已52歲的她說,當年她們在農村不僅參加宣傳隊,還兼做赤腳醫生,當然作赤腳醫生水平一般,沒有芭蕾跳得好,十年后她還要跳這個“北風吹”給我們看。
初到云南,奇異的邊疆風貌還使我們這些剛剛從大城市出來的學生感到新鮮,然而時間一長,先前那種“水中浮萍”般的浪漫便逐漸消逝了,我們不得不面對現實,來審視世界和自我。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單調生活,使我們感到一種莫名的哀愁:遠離城市,今生今世就這么臉朝黃土背朝天地生活么?有一個姓廖的知青很是動情,每天晚飯后,他就邀約一群知青去連隊后山,朝著成都的方向唱那首文革中走紅的歌曲《遠飛的大雁》。歌聲傳來,凄凄慘慘,使人黯然淚下。
再往后,生活的艱辛使一些知青開始講究實際了。他們不再把日光投注入思念故土的“情感建設”中,而是潛心于如何在現有條件下,把自己的日子打發得更實惠些,我便是其中的一個。
我自小喜愛文藝,尤擅組織別人排節目。當我累得不得了的時候,我就常考慮怎樣才能擺脫艱苦的勞動,可否以自己的一技之長作為突破口。1971年7月初,一條令人驚喜的消息傳來;八一建軍節那天,團部要舉行文藝會演,通過會演,要物色一批人員組建團部宣傳隊。我來勁了,恨不得這個日子早點來。連里決定讓我牽頭搞一個節目去參加會演。搞什么節目呢?當時我們連隊有一個成都5中的女知青,叫王捷,據說在學校的時候她就跳芭蕾舞,扮演《紅色娘子軍》中的吳清華,足尖能立起來。湊巧的是,臨來云南前,我買了《紅色娘子軍》的舞臺演出本,我雖不會跳舞,但我懂舞蹈語言,于是,我就可否編排《紅色娘子軍》中的一個片斷這事征求王捷的意見,她欣然同意。這樣,我們排出了《紅色娘子軍》第一場的后半部分——“常青指路,奔向紅區”。
沒想到會演時,我們的節目大爆冷門。深山里跳起了芭蕾,這事多有意義啊!許許多多的知識青年、佤族同胞,以及當時領導生產建設的部隊官兵都驚異不已。很快,“跳芭蕾”成了全團的熱門話題。8月 15日,興許正是沖著《紅色娘子軍》的緣故,我和王捷都收到了調令,要我們到團部籌組宣傳隊。一想到馬上就用不著再頭頂烈日去勞動,我高興極了。去團部那天,幾乎全連的知識青年都涌來為我們送行,我的幾個要好朋友送了一程又一程,但他們沒有什么話語。我知道他們的“出路”還是一個未知數,使極力壓抑自己的情緒。又過了半個月,宣傳隊建立起來,共29個隊員,除兩三個佤族外,全是知青。我們革命加拚命地編排了一些簡單節目,于國慶22周年時作了首場演出。《紅色娘于軍》無疑是其中的一個重頭節目。盡管限于條件只演了舞劇中的第一場,但為以后排練《紅色娘子軍》的全場奠下了基礎。
10月一過,團里就接到師里的通知,說是1972年春節要進行全師大會演。我作為編導,很為節目發愁。我們團政治部的常副主任當時直接管理宣傳隊。他提議,可不可以把《紅色娘子軍》的全場排下來。我提出有很大困難,一是我們人少。而《紅》劇有100多個人物;二是沒有服裝、道具、燈光、布景;三是這么厚一本書,光是“照本宣科”也不是四五個月就能完成的。誰知常副主任板起臉訓斥我:“中國人死都不怕,還怕困難嗎?”他還說:“毛主席的話,我們不聽,誰聽?革命工作,我們不干,誰干?”最后他說:“你必須干,我可以為你開綠燈!”我吞吞吐吐地答應以后,每天就關禁閉似的,別人去干活,我就啃那本書,要么,就放唱片、畫圖、寫舞劇的動作語匯。團里還專門租了《紅色娘子軍》的電影片子給宣傳隊開小灶。弄來弄去,大約不到四個月,《紅色娘子軍》的全場排出來了。是怎么排練,事后我真不敢想。我只記得好多人都是一人扮幾個角色。為了不誤場,身上重重疊疊地穿了五六件衣服,根據需要,一件件地脫去。有些女知青,鼓鼓囊囊地穿了一身后,往臺上一站,伊如孕婦,甚至因衣服太多太重,連足尖也立不起來了。服裝幾乎全用麻布、紗布經過染色縫制而成。上面的花紋,有的是涂抹銀粉,有的是貼紙。團政治部副主任馮大宏經常來宣傳隊,一來就出些點子。有一次,他號召要不惜一切加緊排練,上班時要練。下班時也要練,甚至走在路上還要練。有個知識青年問他,那么,上廁所時練不練,他說,練!烏蘭牧騎就是在馬背上練出來的。出于掙表現,也出于一股熱情,以后,很多知青,尤其是女知青真的不分什么場合都練。我還記得有個女知青打飯時也在跳,結果踩進放在地上的米湯盆里去了。
到師部所在地臨滄會演,我們全然沉浸在一片幸福之中,因為全師3個團,4個獨立營,再加1個師部宣傳隊,一共八支以知識青年為骨干的隊伍濟濟一堂,真可謂盛況空前。雖然大家互不認識但因為都是成都知青,所以彼此之間很親熱。盡管我們團演出的是“土芭蕾”,但是鶴立雞群,還是被評為一等獎。我們高興得蹦了起來。師部要求我們,首先在臨滄地區的黨政軍部門和一些工廠作巡回演出。我們更是巴不得,打從頭年到滄源縣勐省壩,八九個月里,還沒有人出來見過世面,真虧得《紅色娘子軍》,使我們出人頭地。當然大家還幻想著,說不定有朝一日,我們宣傳隊會開到昆明去演出呢。
到人民解放軍駐臨滄32師和駐雙江縣部隊演出給我留下深深的印象。這兩個部隊差不多傾巢出動來看戲,特別是那些四川籍軍人,更是圍著我們轉,謝幕很久了還不愿離去。有些戰士還擁到后臺與我們拉家常,問四川的情況。還有些戰士說著說著就哭了,拉著我們的手,久久不松開。那時,就是這點老鄉情誼,常常使我們忘卻生活的艱苦和工作的繁重。
我們載譽回到團里,團政治部很快就決定我們遍演全團。那時,我們團的電站在遠離場部十多公里的深山中,機耕道很不好走,一邊是高聳的紅土山,一邊是湍急的拉勐河。夜間,山風吹得嗚嗚響,路上還會遇到人們傳說的深不測底的“落水洞”,永遠走不到盡頭的林中“無底路”,和一種能卷起人來吸血的水中怪物“河席子”。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中,知青們怎樣生活?我一方面出于好奇,一方面確實考慮到那里的文化生活極其單調,于是提出先去電站。那次到電站演出,還有好些上版納寨的佤族同胞打著火把成群結隊從高山上下來觀看。他們第一次看芭蕾舞很稀奇,我們呢,第一次見到高山上的俠族,也開了眼界,黝黑的臉龐,蓬亂的頭發,粗糙且裸露不堪的服飾,真是風俗未開的樣子。
1973年春節,我們團為了和地方搞好軍民關系,命令宣傳隊到地方慰問老百姓。我第一次去到滄源縣,縣城在我們9團南部62公里處,離緬甸已經很近了。我們抽空去轉了一趟街子,整個走遍了也難見幾個漢族人。那些佤族同胞一逢趕街就去搶購鹽巴,大籮小籮地買。當地人說,這些佤族人是緬甸來的,因為緊鄰滄源的緬甸一方是游擊區,買不到鹽,只好越國境過來。街子上的交易也很奇特,不用秤,數個數,出售的多是芭蕉、芒果、黃果(廣柑)。緬甸來的佤族人一般帶黃果賣。他們多是卷發,黑皮膚,小伙子要么穿尼龍衫,要么一塊黑布裹住身子了事,姑娘大多用額頭背一個籮筐。最難忘的是,我在縣城親眼見到了跨越薩爾溫江來的緬甸東部土人——撣邦人。她們脖子上的金項圈很多,據說是人長歲,就會上一個,日久,隨金項圈的增加,變成了長脖子女人。我還數了一下一個婦女脖子上的項圈,有32個,說明她32歲。她嘴上銜一桿銀煙,滿口焦黑,雙眼外凸,十分可怕。
春節初一,應縣政府的要求,我們宣傳隊開到了距縣城28公里、剛好位于國境線上的滄源縣芒回煤礦演出。去芒回煤礦的路,彎彎曲曲在國界上延伸,從中國一方可以看到緬甸公路上奔馳的大卡車和在梯田里勞動的農婦。當時,我們還對著國界那邊田里的緬甸佤族人喊話,他們也友好地咿咿呀呀地吼。汽車經過一條很深很窄的山溝,這里離緬甸只有10來米遠。陪同我們的縣委宣傳部的同志說,溝里立有1954年周恩來同志親自裁定的國界樁。正說著,對面山上突然響起了槍聲,縣上的人說,這是解放前夕逃到云南境外的國民黨殘部開的槍,他們經常襲擊邊境上的村寨,他還叫我們都蹲下以防流彈。真遺憾,因為打槍,我們沒能下到深溝去看國界樁。
一路顛簸到了芒回煤礦,那里早已搭好了戲臺,由于地面不好,礦上就在地面鋪了一層竹席。當天晚上,我們就在竹席上跳開了《紅色娘子軍》。竹席軟綿綿的,根不好立足尖,可這是把芭蕾舞跳到了國界線上,非同小可,大家就不說什么不好。演出進行到第二場時,一個佤族小伙子突然吼了一聲:“吳清華,思歹冒!”(低語:“吳清華,好得很”)接著,許多人也跟著吼了起來,把吳清華扮演者王捷嚇了一跳,竹席一絆,摔倒在地,整個演出一時亂了陣腳。演出結束后,佤族人就到處燃起火堆來陪伴我們,一群一群的佤族男女咿咿呀呀地唱著什么,縣上的人說,他們感謝你們。我趁黑環顧了四下,周圍全是山,有一處山頂火光沖天。礦領導告訴我,那就是國界線,緊挨國界燃大火的地方是我們的一個煉焦廠。這一夜,大家擠在一起睡地鋪。第二天,礦上請我們參觀采煤,還招待我們吃肥砣砣肉,我雖怎么也吃不進嘴,但我切切實實地領受到了礦工們的一片心意。
1973年夏天,因為“農業學大寨”在團里掀起了高潮,我們9團宣傳隊奉命解散了。知青們各回各的連隊。可能出于將來還要用我的緣故,我暫時留在團政治部打雜。兩年來,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給我們這群知識青年帶來了幸運和歡快,它使我們在頻繁的演出中,增長了見識,接交了朋友,使我們在工作、學習、勞動中建立了友誼,當然更使我們有較多的機會了解邊疆,了解佤族人民,了解我們知識青年共同的生活。雖然這以后,我們9團又組建了幾次宣傳隊,但卻再也未能排出《紅色娘子軍》的全場。18年后的今天,當我重新捧起當年用過的那本厚厚的、已經開始變色的《紅色娘子軍》舞臺演出本時,我仍然非常激動,仿佛當年的生活一幕一幕又重現在眼前……
作者: 楊建華 男 原云南生產建設兵團第二師九團宣傳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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