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杜導正的“新民主主義回歸論”

奚兆永

杜導正先生在他自己主編的《炎黃春秋》今年第4期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新民主主義的回歸和發展》的文章，主張“新民主主義回歸論”，否定建國以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妄圖再走資本主義的老路，大搞歷史的倒退，值得引起我們的高度關注。

一、所謂“成也新民主主義，敗也新民主主義”

杜導正先生在文章中說，“2008年春，在北京薄一波百年誕辰紀念會上，我發表了一篇演說。題目是：中共八十年經驗教訓，可概括為一句話，成也新民主主義，敗也新民主主義。這是我長時間思索后的結論。這個結論，我想，用來總結共和國60年的歷程，也同樣適用。1949年奪取政權前，我們黨實行新民主主義，我們成功了。奪取政權后，我們拋棄了新民主主義，急急忙忙搞社會主義，搞烏托邦，我們失敗了，失敗得很慘。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們重又回歸到新民主主義的建設思路，并在實踐中予以發展，我們又成功了，成功得舉世矚目。”

杜導正先生對自己的所謂“成也新民主主義，敗也新民主主義”顯然十分欣賞，一會說它是“中共八十年經驗教訓”，一會又說它“用來總結共和國60年的歷程，也同樣適用”，他的這句“名言”簡直成了“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他完全不懂得新民主主義理論提出的歷史背景是十月革命以后的中國半封建半殖民的的社會，離開這個具體的歷史條件，把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應用范圍擴大化、永久化，是一種反歷史的觀點。杜導正說這樣的話，既反映了他對歷史的無知，也反映了他對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的無知。

我們知道，毛澤東在提出“新民主主義”理論之初，就明確指出,“這種新式的民主革命，雖然在一方面是替資本主義掃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會主義創造前提。中國現時的革命階段，是為了終結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和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之間的一個過渡階段，是一個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過程。這個過程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之后才發生的，在中國則是從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開始的。所謂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國的社會必須經過這個革命，才能進一步發展到社會主義的社會去，否則是不可能的。”（《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頁）他還說，“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趨勢。“（同上，第651頁）而在1948年9月為準備七屆二中全會而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更明確地指出，“現在點明一句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國的主要矛盾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寄上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國主義的矛盾。”（《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146頁）這就清楚地告訴我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就是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新民主主義本身并不是一個獨立的社會形態，而是“終結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和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之間的一個過渡階段”。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完成，同時也就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開始。當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還有一些屬于反帝、反封建性質的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如新區的土改、鎮壓反革命等）沒有完成，還必須繼續完成，但是，新中國的成立畢竟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的一個標志，所以毛澤東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在不在呀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9頁）

應該說，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完成以后即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這是毛澤東也是黨中央的一貫思想，根本不存在如杜文所說的什么“奪取政權后，我們拋棄了新民主主義，急急忙忙搞社會主義”的問題。

至于杜文把建國后所進行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假設說成是什么“烏托邦”，更是對毛澤東和新中國歷史的污蔑。鄧小平在1980年會見幾內亞總統杜爾時說，“在搞社會主義，毛澤東主席的最大的功勞是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我們最成功的是社會主義改造。那時，在改造農業方面我們提倡建立互助組和小型合作社，規模比較小，分配合理，所以糧食生產得到增長，農民積極性高。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我們采取贖買政策，一方面把它們改造成公有制，另一方面也沒有損害國民經濟的發展。我們長期允許手工業的個體經濟存在，根據自愿的原則，其中大部分組織成合作社，實行集體所有制。由于我們是根據中國自己的特點采用這些方式的，所以幾乎沒有發生曲折，生產沒有下降還不斷上升，沒有失業，社會產品是豐富的。”（《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3-314頁）他在1979年所作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報告中還說，“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長時期的破壞，使中國成了貧窮落后的國家。建國后我們的經濟建設是有偉大成績的，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培養了一批技術人才。我國工農業從解放以來直到去年的每年平均增長速度，在世界上是比較高的。”“我們盡管犯過一些錯誤，但我們還是在三十年間取得了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所沒有取得過的進步。我們的經濟建設曾經有過較快的發展速度。”（同上，第163、167頁）杜導正是崇拜鄧小平而反對毛澤東的，怎么可以閉著眼睛不看鄧小平的這些十分明確的論述和新中國頭三十年所取得的如此偉大的成就而把在中國搞社會主義說成是“烏托邦”呢？

還需要指出的是，鄧小平把改革看做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9頁）而杜導正卻把改革看做是“重又回歸到新民主主義的建設思路，并在實踐中予以發展”，這也是非常荒謬的。

應該說，改革中有些做法的確具于退的性質，但是，把這個改革說成是“重又回歸到新民主主義”顯然是極端錯誤的。鄧小平說，“過去我們進行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建國后完成了土地改革，又進行了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那是一個偉大的革命。”（《鄧小平文選》第 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頁）改革不是也不應該是對過去已經進行的的社會主義革命再進行所謂“革命”，更不應該是再“回歸”到社會主義革命以前的那種狀態，如果那樣的話，改革豈不成了倒退，那還有什么“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可言？

二、所謂 “有大功的毛澤東”和“有大錯的毛澤東”

杜文說，“1949年到1978年，這30年，是毛澤東時代；1921年至1949年，從廣義上說，也可以看作是毛澤東時代。這樣，對于毛澤東來說，大致也可以劃分為兩個30年。這樣的劃分，當然不是單純地從時間上來考慮，而是從毛本人前后的作為考慮。簡而言之，有兩個毛澤東。”他還說，“1949年建立政權后，毛澤東就好似換了一個人，也就是說，出現了與此前不同的另一個毛澤東：奪取政權前的毛澤東基本上是個好毛澤東，奪取政權后的毛澤東則犯有嚴重錯誤，是一個不好的毛澤東。”

杜文的這個評價顯然跟鄧小平和十一屆六中全會《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評價是是大相徑庭的。

鄧小平說，“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時間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從危機中吧當合國家挽救過來。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毛主席最偉大的功績是把馬列主義的原理和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起來，指出中國革命勝利的道路。應該說，在60年代以前或50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許多思想給我們帶來了勝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確的。他創造性地把馬列主義運用到中國革命的各個方面，包括哲學、政治、軍事、文藝和其他領域，都有創造性的見解。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錯誤的，而且錯誤不小，給我們黨、國家和人民帶來許多不幸。”（《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345頁）他說，“我們要對毛主席一生的功過做客觀的評價。我們將肯定毛主席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我們要實事求是地講毛主席后期的錯誤。”（同上，第347頁）他認為，“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來說，是出于避免資本主義復辟的考慮，”（同上，第346頁）而十一屆六中全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更進一步認為，“毛澤東同志的錯誤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三中全會以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15頁）

兩種評價的區別在于：關于功，鄧小平肯定毛澤東的功績是“一生中大部分時間”，而杜導正則僅將其限制在1949年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之前；鄧小平的評價肯定毛澤東“做了非常好的事情”，“從危機中把黨和國家挽救過來”，并且講到了他的“最偉大的功績”，而杜文的評價則僅僅說“是個好毛澤東”，并且在前面還加了“基本上”這三個字做限制詞。關于過，鄧小平將其限制在“一生的后期，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而杜導正則將其確定為“1949年奪取政權以后”，說什么‘雖不能說毛澤東27年的執政絕對錯誤，但在重大政策上，特別是國內政策上，基本上是失誤的“；鄧小平說是“犯了錯誤，錯誤還不小”，而杜導正說“是一個不好的毛澤東”。至于功過的權衡，鄧小平強調的是“第一位”和“第二位”的關系，而杜導正強調的是所謂“兩個毛澤東”：“有大功的毛澤東”和“有大錯的毛澤東”；“基本上是好毛澤東”與“不好的毛澤東”。做這樣的評價，其實就是想要從根本上否定毛澤東，因為，就其一生的發展來說，是從“基本上是好”發展到“不好”；如果“蓋棺論定”，當然還是不好。

杜文說，“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其結論總體上是正確的，”那就讓我們看看《決議》中“建國三十二年歷史的基本估計”究竟是怎么說的：

“中國共產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的歷史，總的說來，是我們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并且取得巨大持久的歷史。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是我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是我國今后一切進步和發展的基礎。“（《三中全會以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94頁）

如果杜導正先生承認這個結論是正確的，那么，他對于1949年取得政權以后所說的所有的話就都是錯誤的。一方面，說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的結論是正確的，另一方面又否定1949年以后所做的一切，把搞社會主義說成是“烏托邦”，主張所謂“新民主主義回歸和發展”，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嗎？

三、將新民主主義與三民主義以及新舊三民主義混為一談

杜文的標題是“新民主主義的回歸和發展”，其第一部分的小標題是 “成也新民主主義，敗也新民主主義”，而其第二部分的小標題是“有大功的毛澤東”，照理說，毛澤東的“大功”應該和“新民主主義”有關才是，但是我們看到，他講毛澤東的“大功”時并沒有把它和新民主主義聯系起來，而是把它和三民主義聯系了起來。更有甚者，他完全不區分新舊三民主義之不同，而將它們混為一談。

關于新民主主義和三民主義的共同點和不同點，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曾作過如下的論述：

“第一，相同部分。這就是兩個主義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上的政綱。1924年孫中山重新解釋的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這三個政治原則，同共產主義在中國民主革命階段的政綱，基本上是相同的。由于這些相同，并由于三民主義見之實行，就有兩個主義兩個黨的統一戰線。忽視這一方面，是錯誤的。

“第二，不同部分。則有：㈠民主革命階段上一部分綱領的不相同。共產主義的全部民主革命政綱中有徹底實現人民權力、八小時工作制和徹底的土地革命綱領，三民主義則沒有這些部分。……。㈡有無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不同。共產主義于民主革命接的之外，還有一個社會主義革命階段，因此，于最低綱領之外，還有一個最高綱領，即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制度的綱領，三民主義則只有民主革命階段，……。㈢宇宙觀的不同。共產主義的宇宙觀是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三民主義的宇宙觀則是所謂民生史觀，實質上是二元論或唯心論，二者是相反的。㈣革命徹底性的不同。共產主義者是理論和實踐一致的，即有革命徹底性。三民主義者除了那些最忠實于革命和真理的人們之外，是理論和實踐不一致的，講的和做的互相矛盾，即沒有購買徹底性。由于這些不同，共產主義者和三民主義者之間就有了差別。忽視這種差別，只看見統一方面，不看見矛盾方面，無疑是非常錯誤的。”（《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7-688頁）

問題還在于，杜文所說的三民主義，沒有區分舊三民主義和新三民主義，而這一區分是至關重要的。《新民主主義論》里的第十節就是專門講這個區別的。毛澤東說，“我們共產黨人承認‘三民主義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基礎’，承認‘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愿為其徹底實現而奮斗’承認共產主義的最低綱領和三民主義的政治原則基本相同。但是，這種三民主義是什么三民主義呢？這種三民主義不是任何別的三民主義，乃是孫中山先生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所重新解釋的三民主義。我愿頑固派先生們，于其‘限共’、‘溶共’、‘反共’等工作洋洋得意之余，也去翻閱一下這個宣言。原來孫中山先生在這個宣言中說道：‘國民黨之三民主義，其真釋具如此。’就可知，只有這種三民主義，才是真三民主義，其他都是偽三民主義。”（《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9頁）

當然，對于新舊三民主義，不同的人們是有不同的看法的。特別是國民黨反動派，對于新三民主義的說法持完全否定的態度，而80年代以后，大陸的史學界也有人否定新三民主義的說法。他們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并無三大政策的說法，甚至攻擊毛澤東是造謠。殊不知，孫中山是一個隨著時代的前進而前進的革命家和思想家，他的三民主義并不是一成不變的。早在1897年，孫中山就開始有了三民主義思想的萌芽。當時，他寫了一篇《中國的現在和未來》發表在倫敦的《雙日論壇》上，其中寫道：“不完全打倒目前極其腐敗的統治而建立一個賢良政府，由道地的中國人（一開始用歐洲人作顧問并在幾年內取得歐洲人行政上的援助）來建立起純潔的政治，那么，實現任何改進都是完全不可能的。”（《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88頁）以后，在1905年2月4日撰寫的《致公堂重訂新章要義》里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口號。（《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262頁）這里實際上已經包括了民族主義（前二句）、民權主義（第三句）和民生主義（第四句）的內容，但當時尚無“三民主義”之名稱。孫中山第一次講“三大主義”，是1905年10月20日寫的《<民報>,發刊詞》。他在那里說，“余維歐美之進化，凡以三大主義：曰民族，曰民權，曰民生。”（同上，第288頁）后來，他在《建國方略》里曾談到三民主義的形成過程。他說，“倫敦脫險后，則以實行考察其政治風俗，并結交其朝野賢豪。兩年之中，所見所聞，殊多心得。始知致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洲列強者，猶未能登斯民于極樂之鄉也；是以歐洲志士，猶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也。予欲為一勞永逸之計，乃采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也。”（《孫中山全集》第6卷，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232頁）可以說，三民主義的提出是他考察歐美、學習歐美的產物。但是，后來發生了十月革命，俄國革命的成功給了他極大的震撼。他認為，俄國革命超過歐美的所有革命。他一再拿中國革命和俄國革命進行比較，多次講到，“俄國革命之發動遲我國六年，而俄國經一度之革命，即能貫徹他等之主義，自革命以后，革命政府日趨鞏固。同是革命，何以俄國能成功，而中國不能成功？蓋俄國革命之能成功，全由于黨員之奮斗。一方面黨員奮斗，一方面又有兵力幫助，故能成功。故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學俄國的方法組織及訓練，方有成功的希望。”（《孫中山全集》第8卷，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437頁）這說明，僅僅有主義是不夠的，還需要有方法、組織和訓練，主義才能夠實現。正是在這樣的思想知道下，孫中山確定了“以俄為師“的方針，并且聘請了俄國人鮑羅廷做他的顧問；同時決定要改組國民黨，并且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實際上，這也就給三民主義注入了新的活力，添加了新的內容，使舊三民主義變成了新三民主義。

這一點，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里表現得很清楚：

先看民族主義。孫中山以前的民族主義只是推翻滿清的統治，而在《宣言》里則鮮明地提出了“中國民族自求解放”和“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關于前者，《宣言》說，“其所恃為后盾者，實為多數之民眾，若知識階級，若農夫，若工人，若商人是已。蓋民族主義對于任何階級，其意義皆不外免除帝國主義之侵略。”關于后者，《宣言》承諾，“承認中國以內各民族之自決權，于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之革命獲得勝利后，當組織自由統一的（各民族自由聯合的）中華民國。”（《孫中山全集》第9卷，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118、119頁）。這無疑是他過去的民族主義里所沒有的新內容。

次看民權主義。過去孫中山講民權就是建立民國或共和國，而在《宣言》里則指出，“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者所得而私也。于此有當知者，國民黨之民權主義，與所謂‘天賦人權’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適合于現在中國革命之需要。蓋民國之民權，唯民國之國民乃能享之，必不能授此權于反對民國之人，使得借以破壞民國。詳言之，則凡真正反對帝國主義之個人及團體，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權利，而凡賣國罔民以效忠于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無論其為團體或個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權利。”（同上，第120頁）這無疑是他過去所說的民權主義中所沒有的新內容。

再看民生主義。過去孫中山講民生主義只講平均地權，而在《宣言》里則進而提出，“國民黨之民生主義，其最要之原則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權；二曰節制資本。”對于后者，《宣言》說，“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占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節制資本之要旨也。”《宣言》還說，“國民黨之主張，則以為農民之缺乏田地淪為佃戶者，國家當給以土地，資其耕作，并為之整頓水利，移殖荒徼，以均地力。農民之缺乏資本至于高利貸以負債終身者，國家為之籌設調劑機關，如農民銀行等，供其匱乏，然后農民得享人生應有之樂。”“國民黨之主張，則以為工人之失業者，國家當為之謀救濟之道，尤當為之制定勞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宣言》還強調，“國民革命之運動，必恃全國農夫、工人之參加，然后可以決勝，蓋無可疑者。國民黨于此，一方面當對于農夫、工人之運動，以全力助其開展，輔助其經濟組織，使日趨于發達，以期增進國民革命之實力；一方面又當對于農夫、工人要求參加國民黨，相與為不斷之努力，以促國民革命運動之進行。蓋國民黨現正從事于反抗帝國主義與軍閥，反抗不利于農夫、工人之特殊階級，以謀農夫、工人之解放。”（（同上，第120、121頁）這些顯然都是他過去的民生主義里所沒有的新內容。

很顯然，《宣言》所解釋的三民主義的這些新內容，是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正是這“三大政策”給三民主義加進了許多新的內容，稱這樣的三民主義為新三民主義應該說是很自然的。值得注意的是，孫中山稱《宣言》對三民主義的解釋是“真釋”，他說，“國民黨之三民主義，其真釋具如此。”而在《對于中國國民黨宣言旨趣之說明》里，孫中山更明確地說，“現在本黨召集此次代表大會，發表此項宣言，就是表示以后革命與從前不同。前幾次革命，均因半路上與軍閥官僚相妥協、相調和，以致革命成功之后，仍不免于失敗。”他還說，“此次我們通過宣言，就是從新負起革命的責任，就是計劃徹底的革命。終要把軍閥來推倒，把受壓迫的人民完全來解放。這是關于對內的責任。至對外的責任，有要反對帝國侵略主義，將世界受帝國主義壓迫的人民來聯絡一致，共同動作，互相扶助，將全世界受壓迫的人民都來解放。我們有此宣言，決不能又蹈從前之覆轍，做到中間又來妥協。以后要把妥協調和的手段一概打消，并且要知道，妥協是我們徹底革命的大錯。所以今天通過宣言之后，必須大家努力前進，有始有終，來做徹底成功的革命。”（同上，第125、126頁）這也正是毛澤東把《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所解釋（“真釋”）的三民主義稱之為“新三民主義”或“革命的三民主義”的原因所在。

但是國民黨的右派總想否定這個建立在三大政策基礎上的新三民主義或革命的三民主義，蔣介石發動4.12政變以后就更是如此。他們從不宣傳更不踐行三大政策。但是，這并不能說明三大政策是不存在的。應該說，三大政策是一個客觀存在，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除了《宣言》對三民主義的解釋外，許多事實也都可以證明三大政策的存在。比如聯俄的政策，孫中山請鮑羅廷做顧問并且讓他起草國民黨黨綱、黨章可以說明，孫中山于1923年8月16日派蔣介石去蘇俄考察，直至12月15日才回，時間長達四個月之久，蔣剛回上海，孫即去電稱，“兄此行責任至重，望速來粵報告一切，并詳籌中俄合作辦法。”（《孫中山全集》第8卷，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552頁）同樣可以說明。怎么能說沒有聯俄之政策？又如聯共之政策，在國民黨改組過程中，許多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選舉中，共產黨員李大釗、譚平山、毛澤東、林祖涵、瞿秋白等１０人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或候補執行委員，約占委員總數的１／４。會后，在國民黨中央黨部擔任重要職務的共產黨員有：組織部長譚平山，農民部長林祖涵，宣傳部代理部長毛澤東等。隨后，全國大部分地區以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為骨干改組或建立了各級國民黨黨部。沒有聯共的政策，這可能嗎？至于輔助農工政策，在《宣言》里論述甚詳，前面已經摘引不少，此處當不再贅述。在這些事實面前，誰又能否認三大政策的存在呢？

杜導正先生在這個問題上，如果不是無知，就是故意將新民主主義和三民主義混為一談，將新三民主義或革命的三民主義混為一談。如果是無知，我們希望他能夠謹言慎行，在一些自己并不清楚的問題上最好免開尊口，以免謬種流傳，貽害讀者。如果是故意，我們就要指出他的罪惡用心：他提出的“新民主主義回歸論”其實是要人們回歸到舊民主主義，回歸到舊三民主義，也就是回歸到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去。我們要說，如此開歷史倒車，不僅是對社會主義的反動，也是對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或革命的三民主義的反動！

四、所謂毛澤東有濃厚的烏托邦情懷、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和民粹主義思想

杜文說，“毛澤東有著濃厚的‘烏托邦’情懷，也就是劉少奇說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后來，學者胡繩概括為‘民粹主義思想’。”

在我看來，所謂“烏托邦情懷”，所謂“農業社會主義思想”，所謂“民粹主義思想”，這些統統都是強加于毛澤東的不實之詞，理應予以推翻。

我們知道，所謂“烏托邦”是1516年英國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家托馬斯·莫爾寫的一本書的書名。當時，資本主義正在原始積累時期，但是，圈地運動所造成的“羊吃人”的現象，給人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莫爾由此而認識到資本主義的弊端，并且設想了一個關于烏托邦新島的理想的社會制度。《烏托邦》在世界上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成為空想社會主義的奠基之作。在其之后，在法國和英國，還出現了像圣西門、傅立葉、歐文等著名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家。他們不僅著書立說，還進行試驗，希圖改變社會。他們批判資本主義，研究社會發展的規律，有許多閃光的思想，有些思想成為科學社會主義的思想的思想來源，為人們所稱贊，但是，他們所采取的方法是錯誤的。他們向社會呼吁，甚至希望統治階級發善心，結果只能流于空想，而不可能實現。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吸收了他們的思想，深刻地研究了階級斗爭特別是近代社會的階級斗爭，剖析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發現了剩余價值理論，找到了資本主義的掘墓人和新社會的建設者，把社會主義由空想轉變為科學。列寧、斯大林在新形勢下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依靠無產階級這一歷史上最先進的階級，通過社會主義革命，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使社會主義由理論變為現實。毛澤東在半封建半殖民的的中國，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創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理論，運用階級斗爭的手段，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并且通過革命勝利后的過渡時期，完成了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應該說，中國革命的勝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偉大成果，將其說成是“烏托邦”，這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污蔑。

杜文說烏托邦“也就是劉少奇說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這樣說是不正確的。實際上，在中國首先提出反對農業社會主義思想的，并不是劉少奇，而恰恰是毛澤東。早在1948年4月1日，毛澤東在晉綏干部會議的講話中就說，“現在農村中流行的一種破壞工商業，在分配土地問題上主張絕對平均主義的思想(是一種農業社會主義的思想)，它的性質是反動的，落后的，倒退的。我們必須批判這種思想。”(《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4頁) 同年9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再次指出，“我們反對農業社會主義，所指的是脫離工業、只要農業來搞什么社會主義，這是破壞生產、阻礙生產發展的，是反動的。但不能由此產生誤解。將來在社會主義體系中農業也要社會化。”（《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9頁）而劉少奇講這個問題則是在解放后。1951年7月，劉少奇在山西省委關于發展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報告上寫了一個批語，說它是“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主義思想”。這個批語受到了毛澤東的批評。（《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9頁星注）很顯然，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就去反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搞絕對平均主義式的社會主義，是完全錯誤的。但是，這絕不是說，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以后不要向社會主義過渡。如果那樣的話，那就犯了時代的錯誤。劉少奇批評山西省委發展農業互助合作，就是犯了這樣的錯誤。農業的社會化，當然需要大工業的發展，但是，也要看到，無論是工業化還是農業社會化，都需要經歷一個發展的過程。應該看到，在農業社會化的初期階段的互助組，還不可能對農業機械等生產資料產生多大的需求，僅僅組織起來實行互助合作本身就可以形成一種結合力或集體力，就可以使生產力得到提高。實際上，如果要等工業發展起來以后再搞農業社會化，這時工業生產的農業機械等生產資料就會因為個體經濟缺乏這方面的需求而找不到市場。可見，工業化和農業的社會化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兩者是互動的，人為地確定其先后順序是不符合事物發展的規律的。劉少奇主張先機械化后社會化的觀點顯然是一種形而上學的、錯誤的觀點。

至于胡繩說的“民粹主義思想”，應該看到，胡繩自己也承認，“至少在毛澤東一生最輝煌的時期之一，即大體在民主革命時期的1939年到1949年，毛澤東不但沒有絲毫染上民粹主義的思想，而且是堅決地反對民粹主義的。他不僅僅在口頭上反對，而且從理論上和實踐上鮮明地，堅定地反對民粹主義，甚至可以說，雖然過去我們黨內有些同志表示反對民粹主義，但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堅定地，透徹地反對民粹主義，毛澤東是我們黨內的第一人。”.

胡繩把毛澤東反對民粹主義限制在1949年之前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而認為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之后仍然需要反對民粹主義，這本身就是對新民主主義理論的一個極大的誤解。前面已經指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就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開始，這是毛澤東在提出新民主主義理論之初就已經明確指出了的。

胡繩在他的文章中說，“毛主席在解說七大的報告時說：‘這個報告與《新民主主義論》不同的，是確定了需要資本主義的廣大發展……資本主義的廣大發展在新民主主義政權下是無害有益的。’”(《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275頁.).他在七大的口頭報告里又說：“在我的報告里，對資本主義問題已經有所發揮，比較充分地肯定了它。這有什么好處呢？是有好處的。我是在這樣的條件下肯定的，就是孫中山所說的‘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的資本主義，至于操縱國民生計的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那是不包括在里面的。’‘我們這樣肯定要廣泛地發展資本主義,是只有好處，沒有壞處的。對于這個問題，在我們黨內有些人相當長的時間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種民粹派的思想。” (注:《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322～323頁.) 他在七大的口頭報告里又說，“在我的報告里，對資本主義問題已經有所發揮，比較充分地肯定了它。這有什么好處呢？是有好處的。我是在這樣的條件下肯定的，就是孫中山所說的不能操縱國民之生的資本主義，至于操縱國民生計的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那是不包括在里面的.。’‘我們這樣肯定要廣泛地發展資本主義，是只有好處，沒有壞處的。對于這個問題,在我們黨內有些人相當長的時間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種民粹派的思想。’ (注:《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322～323頁.)”對此，我想指出的是，毛澤東在七大報告中之所以要強調資本主義要有一個廣大的發展，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因為當時還處于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反帝、反封建的任務還十分艱巨，需要組成最廣泛的革命統一戰線。事實上，當時還處于抗日戰爭時期，國共兩黨還在實行第二次合作，并且還準備在抗戰結束后成立聯合政府，也就不能不更多地考慮資產階級的利益。但是，毛澤東的強調是有條件的，這一點他說得很清楚，胡繩也是注意到了的，而這也正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國家的方向是向社會主義方向發展而不是象資本主義方向發展的一個重要保證。

杜文說，“學者胡繩在《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再評價》一文中指出：毛澤東在建國后的重大失誤之一，是離開新民主主義的正確道路，以民粹主義觀點看待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系，急于消滅資本主義。這一評論，觸及到了建國后我們黨在毛澤東領導下一系列“左”的失誤的思想認識根源。胡繩以非凡的勇氣指出這一點極其重要，不但對于我們從更深的層次，即從究竟應該以馬克思主義還是以民粹主義看待問題制定政策這一理論層次，來理解和總結毛澤東的失誤非常有益；并且，在中國這個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占絕對多數的國家，警惕那種往往容易從民粹主義出發，誤把民粹主義路線當作人民大眾路線，來處理路線方針政策問題，更是具有理論和現實雙層針對意義。”

我查了一下胡繩的文章，根本就沒有杜文所說的該文“指出”的那些話，什么“重大失誤之一”，什么“離開新民主主義的正確道路”云云，全是杜文自己的話。當然，我們也不否認胡文也確有有與杜文暗合之處。

既然胡文和杜文都把民粹主義問題看得那么重要，那我們就來談談這個所謂的“民粹主義路線”問題。

在我看來，對于民粹主義應該有一個歷史的全面的觀點。胡文說，“大家知道,民粹主義是19世紀末年在俄國出現的一種思潮，列寧，普列漢諾夫花大力批評它。它的基本特征就是毛主席說的，主張不經過資本主義,直接從封建經濟，也就是從小農經濟發展到社會主義.。”這個說法并不準確。民粹主義并不是“19世紀末年”才出現的，而是早在60年代之初就已經出現了。它的創始人是偉大的民主主義者赫爾岑和車爾尼雪夫斯基，而主要的思想家是巴枯寧、拉甫羅夫和特卡喬夫。馬克思曾這樣評介車爾尼雪夫斯基和他的民粹主義觀點：“我曾經以應有的高度的尊重談到‘俄國的偉大的學者和批評家’。這個人在幾篇出色的文章中研究了這樣一個問題：俄國是應當像它的自由派經濟學家所希望的那樣，首先摧毀農村公社以過渡到資本主義制度呢，還是與此相反，俄國可以在發展它所特有的歷史條件的同時取得資本主義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經受資本主義制度的苦難。他表示贊成后一種解決辦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0頁）民粹主義反對沙皇專制制度，對資本主義也非常痛恨，想在俄國農村公社的基礎上不經過資本主義階段直接實現社會主義。對于民粹主義，我們應該采取分析的態度：一方面，他們反對專制制度，痛恨資本主義，有其革命的一面；另一方面，他們想跨越資本主義階段，又帶有某種主觀空想的色彩。民粹主義者對馬克思和恩格斯很崇拜，希望能夠得到他們的指導，曾多次向馬恩請教俄國革命道路問題。馬恩認為，在一定條件下，俄國走非資本主義道路是有其可能性的。馬克思在1977年寫的《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中說，“如果俄國繼續走它1861年所開始走的道路，那它將會失去當時歷史所能提供給一個民族的最好的機會，而遭受資本主義制度所帶來的一切災難性的波折。”（同上）而早在1975年，恩格斯就說：“俄國的公社所有制早已度過了它的繁榮時代，看樣子正在趨于解體。但是也不可否認有可能使這一社會形式轉變為高級形式，只要它能夠保留到這樣做的條件成熟的時候；只要它能夠發展到農民已不再是個別而是集體從事耕作的程度；并且應該使俄國農民不經過資產階級的小塊土地所有制的中間階段，而實現這種向高級形式的過渡。然而這種過渡只有在下述情況下才會發生：即西歐在這種公社所有制徹底解體以前就勝利地完成無產階級革命，而這個革命會給俄國農民提供實現這種過程的必要條件。其中也為他們提供在農業制度中實行必然與其相聯系的變革所必需的物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第一版，第620頁）1882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給普列漢諾夫翻譯的《共產黨宣言》俄文第二版作序時又再一次指出：“對這個問題，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復是：假如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話，那么先進的俄國土地公有制便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頁）但是，馬恩所設想的情況并沒有發生，既沒有發生俄國革命，也沒有發生西方革命，更不存在二者的相互補充，俄國迅速地走上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1894年，恩格斯寫道：“在克里木戰爭失敗和皇帝尼古拉一世自殺以后，舊的沙皇專制制度原封不動地繼續存在，在這種情況下，就只有一條出路：盡快地過渡到資本主義工業。”（（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7頁）這樣，兩種可能性變成了一種可能性，馬克思主義者的任務，就是要進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掃除障礙。但是，一些民粹主義者仍然抱持過去的主張，繼續要走非資本主義道路。因此，曾經是民粹主義者而后來轉為馬克思主義的普列漢諾夫，特別是后起之秀的列寧，與他們進行了堅決的斗爭。胡繩作為一個理論家和歷史學家，對這些情況應該是清楚的，但是，他為了全盤否定民粹主義，竟然刻意回避這一段馬恩和民粹主義接觸的歷史，刻意回避馬恩關于俄國非資本主義道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是可能的明確論述，甚至不惜把民粹主義出現的時間由19世紀60年代初改成“十九世紀末年”，這些都是有違一個學者的科學良心和職業道德的，是很不應該的。
    列寧在《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一書中說，“抽象的真理是沒有的，真理總是具體的。”（《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2-593頁）我們反對民粹主義，也要根據具體的歷史條件，不能抽象地、籠統地加以反對。在民主革命時期，我們要反對民粹主義，因為民粹主義希圖不經過民主革命階段直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混淆了兩個革命的界限，在民主革命階段就要反對資本主義；但是，當民主革命已經取得了勝利，革命的目標已經轉向社會主義時，繼續反對民粹主義就是錯誤的了。在這方面，我們看到，在民主革命時期，特別是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列寧寫了大量批判民粹主義的論著，但是，后來，到了社會主義革命階段，列寧就不再批判民粹主義了，其道理就在這里。毛澤東也是這樣。在建國以期，他是反對民粹主義的，而在建國以后，在社會主義階段，他就沒有再反對。而在這個問題上，胡繩也好，杜導正也好，竟然在民主革命勝利之后還要反對所謂的民粹主義，甚至在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之后還要反對民粹主義，他們那樣做，實際上并不是反對民粹主義，而是反對社會主義本身，這顯然是非常錯誤的。

五、鄧小平的功過是非和所謂“叫什么主義都可以”問題

杜文說，“毛澤東之后的鄧小平，是一位劃時代的人物。……從他主持的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來看，他在中共黨史上、中國現當代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殺的，論功績，比起毛澤東還會大一些。”

在一篇文章里只用幾行字來討論毛、鄧這兩個重要的歷史人物，顯然是很不嚴肅的。討論這樣大的問題，最好要寫一本書，至少要寫一篇像樣的有觀點、有材料的文章，像杜文這樣說幾句沒有任何論證的個人看法究竟有什么價值呢？在這里，我只想引用宋慶齡在毛澤東逝世后對毛澤東的評價來作為對杜文評價的回應：“他是一位目光遠大，舉世無雙的領袖和導師，他是偉大事業的引路人，而朱總司令和周總理是偉大事業的得力助手。”（《宋慶齡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1頁）“舉世無雙”是什么意思？就是無人可與之相比。宋慶齡是一位曾經親身經歷了舊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并且是有著廣泛國際交往的偉大女性，她把一生獻給了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和全人類的解放事業，她的這一評價無疑是值得人們重視的。

當然，我們說鄧小平的功績不能與毛澤東相比，也不是全盤否定鄧小平。毛澤東對鄧小平就做過肯定的評價。作為第二代領導人來說，我認為，鄧小平的功績主要有兩條：一條是主張改革開放，一條是主張四個堅持。應該說，這兩條都是對是對毛澤東思想的繼承。恩格斯早就說過，“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 693頁）列寧也說，“在社會主義下，對抗將會消失，矛盾仍將存在。”(《列寧全集》第60卷，人民出版社第二板，地82頁)斯大林是講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是“完全適合”的，但是，他在晚年寫《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時對此也做了重新解釋：“‘完全適合’這種說法是不能在絕對意義上來理解的。不能把這種說法 理解為仿佛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絕沒有生產關系落后于生產力增長的現象。“（《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 577頁）當然，“他還是沒有把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當做全面性的問題提出來，他還是沒有認識到這些矛盾是推動社會主義社會向前發展的基本矛盾。”（《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56頁）對此，毛澤東作了一個全面地、系統地闡述：“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已經建立起來，它是和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的，但是，它又還很不完善，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產力的發展又是相矛盾的 。除了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發展這種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以外，還有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同上，第374頁）對于毛澤東的這個闡述，鄧小平曾給予極高的評價。他說，“從二十多年的實踐來看，這個提法比其他的一些提法妥當。”（《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2頁）很明顯，他后來提出的“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就是以毛澤東的上述論述為根據的。毛澤東不僅解決了改革的理論基礎問題，而且親自領導了改革的實踐。1956年，他發表《論十大關系》，實際上揭開了社會主義改革的序幕。他還說，“中國的改革和建設靠我們來領導。……我們國家要有很多誠心為人民服務、誠心為社會主義服務、立志改革的人。”（《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至于開放，更是毛澤東的一貫思想。這些，在《論聯合政府》、《論人民民主專政》里都有明確的論述。但是，由于帝國主義對我實行封鎖禁運的政策，赫魯曉夫上臺后蘇聯也對我采取敵視的態度，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當然應該強調自力更生為主的方針。在這方面鄧小平也說，“從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即在建國三十二年多的時間里大體上有二十幾年，我們完全或基本上處于沒有外援的情況，主要靠自力更生。沒有外援也有好處，迫使我們奮發努力。在這種精神的激勵下，我們在這個時期搞出了原子彈、氫彈、導彈、發射了人造衛星等等。”（《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可見，在這個問題上，鄧小平也是繼承了毛澤東思想的。

同樣，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問題上，鄧小平也是繼承了毛澤東的思想。本來，四項原則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一個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和命運的大是大非的問題。在這方面，鄧小平不僅講得多，而且行動也果斷有力，兩個不堅持四項原則而支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總書記就是經過他和一些老一輩革命家的堅決斗爭而下臺的。如果這兩個總書記不下臺，那中國今天還不知是怎樣一種局面？應該說，這是他的又一個功勞。

不過鄧小平在這兩個方面也有過錯。在改革開放方面，由于他性子急，急于要把經濟搞上去，對于正在形成中的新資產階級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并采取積極的限制的措施，致使私營經濟過快發展，新資產階級迅速形成。他在1985年曾說，“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頁）而在1986年他還對美國記者說，“坦率地說，我們不會容許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同上，第172頁）但是，他的這些話顯然都落了空。當然，這件事不能歸罪于鄧小平一個人，但是，作為黨的第二代領導人，他是難辭其咎的。同樣，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方面，鄧小平在所有領導人中確實是講得最多的。但是，從理論上來說，他在這個問題上也是不徹底的。本來堅持還是反對四項原則，是社會上階級斗爭在黨內和革命隊伍內的反映，或者說，這個斗爭的前提就是因為在國際上和社會上還存在階級斗爭。鄧小平雖然不否認這一點，但是卻否定“以階級斗爭為綱”這個馬克思主義觀察和分析社會問題的根本方法。列寧說，“某一社會中一些成員的意向同另一些成員的意向相抵觸；社會生活充滿著矛盾；我們在歷史上看到各民族之間、各社會之間，以及各民族、各社會內部的斗爭，還看到革命和反動、和平和戰爭、停滯和迅速發展或衰落等不同時期的更迭，——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實。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一條指導性的線索，使我們能在這種看來撲朔迷離、一團混亂的狀態中發現規律性。這條線索就是階級斗爭的理論。”（《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6頁）階級斗爭理論是“指導性線索”不就是“綱”么？顯然，列寧的話是完全正確的，“以階級斗爭為綱”也是完全正確的。在這個問題上，鄧小平實際上是把工作重心問題和馬克思主義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問題混為一談了。工作重心問題，在戰爭時期是以軍事為重心，而在和平時期則轉為以經濟建設為重心，但是，只要還存在階級和階級斗爭，“以階級斗爭為綱”這個馬克思主義的觀察和分析社會問題的方法就不能丟棄。丟棄了這個武器，四項基本原則也就不可能真正得到貫徹了，這是顯而易見的。

杜文說，“鄧小平曾坦承，他讀書不多，他只懂得對人民好一點，辦一點實事。趙紫陽同志生前也曾對我說，他不認為鄧小平有這個理論那個理論，而就是四個字：求實膽大。”

杜文沒有注明這些話的出處，我也沒有見過這些話，不知其真偽。對這一類說法，我是持否定態度的。一個共產黨的全國領導人怎么能夠靠所謂“懂得對人民好一點，辦一點實事”就實現其領導呢？至于引用“趙紫陽同志”的所謂“四個字”，其實是想為當年因支持資產階級自由化而受到嚴厲處分、早已成為政治僵尸的趙紫陽招魂，更是別有用心。不過在公開發表的鄧小平視察南方的講話里有這樣的話：“學馬列要精，要管用的。長篇的東西是少數專業的人讀的，群眾怎么讀？要求都讀大本子，那時形式主義的，辦不到。我的入門老師是《共產黨宣言》和《共產主義ABC》。”從這里也可知他讀的馬列著作不是很多。所謂“精”、“管用”，其基礎和前提還是廣泛地閱讀，否則你怎么知道哪些是“精”的和“管用的”？長篇的東西也不只是少數專業的人讀的，《資本論》在歐洲大陸曾被看做是“工人階級的圣經”，在工人群眾里有過非常廣泛的影響，作為領導干部特別黨的最高領導人怎么可以不讀馬克思主義的最基本的著作呢？在我看來，鄧小平和毛澤東的最大的差距就是他不太專注于讀書，其理論水平是無法與毛澤東相比的。這不能不說是鄧小平的一個很大的缺陷。

杜文說，“鄧小平與毛澤東的最大區別在哪里？在我看來，就是鄧小平重新回到了1949年的新民主主義理論；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演變而來的。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質上是新民主主義論的回歸和發展。”

說“鄧小平重新回到了新民主主義理論”這樣的話，就是鄧小平本人也是要反對的。這只要看看他生前所講過的一些話就可一目了然：

——“建國后十七年這一段，有曲折，有錯誤，基本方面還是對的。社會主義革命搞得好，轉入社會主義建設以后，毛澤東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講錯誤，不應該只講毛澤東同志，中央許多負責同志都有錯誤。”（《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6頁）

——“可以肯定，只要生產發展了，農村的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發展了，低水平的集體化就會發展到高水平的集體化，集體經濟不鞏固的也會鞏固起來。關鍵是發展生產力，要在這方面為集體化的進一步發展創造條件。”（同上，第315頁）

——“我們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個好制度，必須堅持。我們馬克思主義者過去鬧革命，寄上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崇高理想而奮斗。現在我們搞經濟改革，仍然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年輕一代尤其要懂得這一點。”（《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頁）

所有這些，都是對于社會主義的肯定，怎么能夠把它說成是“重新回到了1949年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實質上是新民主主義論的回歸和發展”呢？

杜文說，“我至今記得一篇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對非洲領導人的談話記錄，遺憾的是它沒有收到《鄧小平文選》里。第一句，‘我勸你們現在不要搞社會主義’；第二句，‘我建議你們集中精力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第三句，‘只要經濟搞上去，人民生活改善了，滿意了，叫什么主義都可以！’對這段話，我非常欣賞，最后一句話尤其精彩。”

去年，《鳳凰周刊》曾刊登過一篇夏榆專訪杜導正的文章的文章。其中也談了這個所謂的鄧小平三句話。當時杜的說法有所不同，那里說得比較具體，說是“1987年秋鄧小平跟非洲執政黨青年領袖的談話。”杜導正并說他看的是“官方的記錄”。而在這之前的2007年，杜潤生也在《炎黃春秋》的一篇文章里說，“聽說鄧小平1987年就說過，只要國民經濟搞上去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人民滿意了，叫什么主義都可以。”

去年和前年，我對兩位都姓杜并且都是《炎黃春秋》的“核心作者”所講的有關所謂的鄧小平的話，都寫了文章提出質疑。現在杜導正先生又再次提出這個問題，不僅沒有澄清我的質疑，反而露出了更多的破綻，實有進一步提出質疑的必要。

去年杜先生說“1987年秋鄧小平跟非洲執政黨青年領袖的談話”，我曾根據新聞三要素，指出杜先生提供的時間、地點和人物都很不明確，并且根據我查閱《鄧小平年譜》和《人民日報》所載鄧小平在“1987年秋”的全部活動的情況，指出根本就沒有什么鄧小平會見“非洲執政黨青年領袖”這回事。文章還分析，會見不公開的可能性極小；而且如果真的很保密的話，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杜先生也是不可能看到這份“官方的記錄”的。現在，杜先生又把時間由“1987年秋”改為“80年代”，時間不是更具體，反而變得更加模糊了；人物也由“非洲執政黨青年領袖”改為“非洲領導人”，也不是更具體，反而更加模糊不清了；而地點，則和過去一樣，仍是空白。至于所謂記錄，也由“官方的記錄”改成是沒有“官方的”三字的“記錄”了。這樣一個沒有明確時間地點和人物的所謂“記錄”怎么能夠讓人相信呢？不過，我還是做了一件“笨事”，查閱了整個80年代的《鄧小平年譜》，仍然沒有查到杜導正先生所說的那個談話。還有使人懷疑的，鄧小平與“一個非洲領導人”（人們要問：是“非洲國家統一組織”領導人，還是某一個非洲國家領導人？又是哪一個非洲國家的領導人？此人究竟是誰？）談話，記錄竟然沒有對方的提問，只有鄧小平的回答，而且所說只有三句話，完全像是發布指示或命令，這也讓人匪夷所思。總之，我懷疑這個所謂的談話是捏造出來的。再說，發布鄧小平的講話應該是中央檔案和文獻部門的事，杜潤生和杜導正先生有什么資格發表鄧小平的未公開發布的講話？

從道理上來說，主義是一個思想體系或奮斗目標，代表一種信念，一種理想，一種信仰，是非常神圣的東西。革命烈士夏明翰在其《就義詩》中寫道：“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還有后來人。”無數革命先烈為了主義而置生死于度外，不怕流血犧牲，前仆后繼，英勇奮斗，怎么能夠說“叫什么主義都可以”呢？我相信鄧小平是絕不會講這個話的

總之，所謂鄧小平的三句話十分可疑，很可能是某些人為了達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制造出來的一個謠言。

造謠惑眾是一種墮落，更是一種犯罪，造謠者的前景絕不會美妙，奉勸杜導正先生們能夠迷途知返，而不要在這條邪路上走得太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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