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人肉搜索”的熱議想起歷史上的《御史風聞》
——讀書隨筆之一
朱永嘉
近日徐州市以立法手段禁止網絡上的“人肉搜索”，其結果是有人叫好，有人反對?！吨袊嗄陥蟆窂囊辉露掌?，三、四天內，連續發表了三篇文章，《人肉搜索的罪與禁》、《人肉搜索：法制與法制環境的困惑》、《“網絡民意”有利社會穩定》。這個問題在網絡上的議論便更加熱烈了。在網絡上進行“人肉搜索”是一把雙刃劍，它既可能傷害部分公民的個人權益，又能挑開蒙在極少數權勢人物的面紗，去年以來幾宗倍受關注案件的獲證渠道大都來自網上的“人肉搜索”，起了紀檢和檢察部門短期內難以達到的效果，對貪贖行為有著相當的威懾力，究竟怎么思考這樣的問題呢？由于互聯網的開發性、匿名性，互動性，它使政府官員行政增強了透明度，民意表達的坦率度，同時也提供了民眾情緒宣泄的口子，它提供了政府與公民直接對話的通道，連國家主席都可以直接在網上與人民直接對話了。至于在互聯網上進行“人肉搜索”、“網絡監督”、“輿論監督”，說到底都是自下而上地對各級官員的監督，而紀監、監察部門實際上只是自上而下地對各級行政機關的檢察機構，這二者之間有一個互動的關系，如果沒有自下而上的監督，那么自上而下的監督往往終會落得一個瞎子的眼睛，聾子的耳朵，擺擺樣子而已，這個問題在中國歷史上由來已久。我在整理注釋《容齋隨筆》四筆卷十一《御史風聞》這一條，講的就是這方面的問題。全文不長，今引述于下，然后我作一些解釋和說明，或許對大家議論“人肉搜索”這個問題會有所啟迪。洪邁有云：
“御史風聞論事，相承有此言，而不究所從來，以予考之，蓋自晉宋以下如此。齊沈約為御史中丞，奏彈王源曰：‘風聞東海王源。’蘇冕《會要》云：‘故事，御史臺無受詞訟之例，有詞狀在門，御史采狀有可彈者，即略其姓名，皆云風聞訪知。其后疾惡公方者少，遞向推倚，通狀人頗壅滯。開元十四年，始定受事御史，人知一日劾狀，遂題告事人名，乖自古風聞之義?！粍t向之所行，今日之短卷是也。二字本見《尉陀傳》”
要弄清這一段文字，有幾個關鍵性的詞組必須解析清楚，御史是這么回事，風聞是這么回事，沈約彈劾王源是這么回事，蘇冕在《唐會要》講題告事人名是這么回事，南宋初年的短卷又是這么回事，這些關鍵詞組的內涵說清楚了，那么對我們剖析“人肉搜索”背后深層次的原因或許能提供一把鑰匙。
御史在戰國時，只是君主身邊分管文書的成員，史的原始意義是手持筆從事文書記錄。戰國后期秦國與趙國在君主身邊都設有御史，《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講到秦昭王與趙王相會時，二國的御史分別記錄二王會面的情況。又如張儀到韓國、趙國游說時，都是通過該國的御史獻上國書的，它說明御史在那時還有接受使節文書的事，由于御史侍奉在國君身邊，自然會成為國君的耳目，正如當今首長的秘書，既有起草、記錄、整理文書的職能，也是首長與方方面面的聯絡員一般，晉見首長必須通過秘書這一環節。國家官僚機構規模逐漸擴大以后，在君王身邊御史的成員也多起來了，于是要建立機構，秦漢時叫御史府，后來叫御史臺，御史府的長官叫御史大夫，其地位僅次于丞相，御史臺的長官叫御史中丞，丞相府的職能屬于官僚行政系統的運作，而御史府的職能是檢察，它是通過對官員的監督，監察、彈劾、懲戒等手段來制衡層級式官僚機構的，由御史府派到地方去監督某一區域的御史，在秦叫監御史，在漢叫刺史，刺史到了地方上，它的職權時什么呢？那就是“以六條問事，”據《漢書·百官公卿表》注引《漢官典職儀》云：
“一條，強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強凌弱，以眾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奸。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苛暴，剝截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茍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托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正令也。”
這六條中，只有第一條是對著地方豪強，其余五條都是對著二千石長吏，也就是郡的太守（相當于現在地、市一級的黨政官員），對著其下屬各級官員包括其家屬和子女的違法亂紀行為，從這六條還可以看到丞相以下的各級行政官員是治民的，而御史大夫以下的各級監御史和刺史的職責是治官的，在君王，御史大夫，丞相這三者關系反映了國家的公共事務管理上立法或者決策權，行政權、監督權這三者之間互相關系，決策權居于至高無上的地位，行政與監督處于互相制衡的關系上，御史臺機構內部，御史與其長官御史中丞的關系，又不同于其他官僚機構，杜佑在《通典》稱：“御史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各彈事，不相關白?！蔽ㄆ淙绱?，才能盡帝王耳目之職。從地方的隸屬關系上講，刺史與郡太守各有其垂直的系統，太守是二千石秩，刺史只有六百石秩，但太守管不著刺史，在地方上它不存在一元化的領導關系，這叫作以小制大。
關于風聞的事，這二個字最早見于《漢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傳》，尉陀，姓趙名佗，真定（今河北真定）人，尉，是他的官稱。秦時，郡設守、尉、監三人，守是行政長官，尉是管軍事的，監是分管監察的，三者之間存在互相制衡的關系。在邊遠地區，尉的地位略高。秦始皇在統一南方以后，設置桂林、南海、象郡三郡、秦二世時，南海尉任器病重時，召龍川令趙佗托以后事，任器病死，趙佗行南海尉事，秦亡，中原地區楚漢相爭，趙佗便自立為南粵武王，漢文帝時，派陸賈使南粵，趙佗愿向漢稱藩臣，奉貢職，他在告國中書稱自己所以稱王的一個原因是“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于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號為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于天下?！边@是他為自己找一個下臺的臺階。風聞就是口口相傳的傳言而已?！对娊洝酚辛x，其第一義便是風，這個風字，既是傳言，又是諷諭的意思，古代有采風的官，也就是從采集民間傳言來諷諭和提醒統治者，它要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辈娠L的目的為了便于不同利益和矛盾各方之間的充分表達。御史風聞是采集來自民間的詞狀，用現在的話講，就是百姓來信來訪的詞狀，選擇其中可以彈劾的人和事，在奏彈時，要略去舉報者的姓名，而講“風聞訪知”，目的是為了防止矛盾和利益相關方對遞交詞狀者的打擊報復。這在現代的網絡上它就表現為大眾性和匿名性。
沈約《奏彈王源》這件事，發生在南朝齊武帝時，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今浙江湖州）人，在齊武帝永明八年（西元四九O年）任御史中丞，掌監察舉劾之職，他這篇《彈劾王源》的文章還收在《昭明文選》卷四十。在南朝時，士庶不能通婚，王源出身于士族，其父曾任高官，本人任諸府禁衛之職，但他唯利是求，嫁女與商人滿姓，以嫁女所得五萬錢為自己納妾，違背了當時的禮俗制度，他在這篇奏彈的文章中說：“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源雖人品庸陋，胄實參華。”那就是違背了士庶不得通婚的禮制。風聞僅僅是一個由頭，彈劾還是要有事實的根據，也就是要有人證和物證，所以沈約在這份奏文中，便講了自己如何找了王源的媒人劉嗣之到御史官府審問核實以后，才正式上奏文。為什么如此呢？因為風聞的信息，并不一定可靠，難免有狹私、誣告、報復的嫌疑，風聞只能是提出問題的由頭，不能是核實和判斷問題的根據，如果取消了風聞，那也就斷了監察部門自民間取得信息的來源。
蘇冕在《唐會要》講“題告事人名”這件事，先介紹蘇冕，是唐京兆武功（今陜西眉縣東）人，其祖父在武則天時曾為宰相，他是唐德宗時人，失職貶官后，撰自唐高祖至德宗九朝的唐會要四十卷，今之《唐會要》是宋代王溥所續成，洪邁講到的唐御史臺故事見于今本《唐會要》卷六十，其大意為唐時御史臺沒有直接受理百姓詞狀的職責，如果有人把詞狀送到御史臺，御史可以根據詞狀中確有可以彈劾的地方，那就略去投狀者的姓名，而講由風聞知道如此這般。這是制度上的規定，實際執行的狀況那就因人而定了，蘇冕講后來御史中缺少那種嫉惡如仇、為人公正而又正直的人，御史之間互相推諉，誰也不愿做那些得罪人的事，那么投狀人的狀紙便被壅塞積壓下來了。原來設計的制度搞不下去，于是對制度進行調整，因此在開元十四年（公元七二六年）規定御史臺接受詞狀時，由各個御史輪值接受詞狀，若需彈劾時，可以在奏文上寫明告事人的姓名，這樣做的話御史便可以不負具體責任了，由匿名變成實名的結果，告事人的人身安全就發生問題了，很容易受到另一方的打擊報復。所以蘇冕就批評這個變更完全違背原來所以允許御史風聞奏彈制度設計的目的和意義了。從這件事上可以看到一項制度設計的目的和意義，實際執行過程中由于人的因素隨著時間的推移發生的變化，然后是制度的變更，完全可以走到事物的反面。
南宋初年的短卷，是指告事人所寫高發他人簡單錄其事項的短篇文卷。明人楊士奇編的《歷代名臣奏議》所載南宋初年，孝宗時李椿的奏疏中講到：“臺諫官許風聞言事者，蓋內外官吏至眾，四方萬里之事至多，所以防壅蔽也。然則其言事于臺諫之官者，非有所怨增，則必兇險之徒，既不敢公言之，故多錄事目以納臺諫，謂之短卷，其來久矣。故臺諫章疏凡施行之間，則必曰：“臣察上言不顯姓名者，亦應幾無所顧忌，敢盡言而不隱也。然后四方之事，官吏之眾，悉無壅蔽，皆得上達者，惟許其風聞故而?！睆奶拼退未那闆r，每一個朝代，對一項制度的設計都有它的初衷，御史風聞的目的是為了使下情得以上達，監察機構如果沒有風聞來自社會下層和民間的呼聲和傳聞，就不可能有耳目了，李椿那篇奏文中還講到：“近聞言事官以言事去職，其納短卷者，罪至徒配，足以革告訐之風，為監司帥守者莫不稱快而服陛下圣明，察見萬里之外，至于形于歌頌者，甚盛舉也?！彼未陲L聞御史這個問題，也就是短卷的問題，走得比玄宗開元時期更遠了，連風聞的御史也被革職并加以刑事處罰，那么這個變化，什么人高興，什么人不高興不是非常清楚了嗎？其結果是什么呢？李椿在這篇奏疏中還說：“愚慮四方萬里監司郡守，期間貪婪害物不恤國事得以自恣無所忌憚者，不得聞于上矣。”是什么人得以逍遙法外不是非常清楚了嗎？其結果是缺少了自下而上的信息，整個監督機構便喪失其應有的功能了，那便是貪瀆之風橫行，吏治腐敗透頂，王朝的喪鐘敲響了。
從洪邁《容齋隨筆》的這條《御史風聞》告訴我們的雖然是歷史故事，這樣的故事也曾發生在不久以前的那個時代，大家還記得五十年代興起的大鳴大放，后來變成反右斗爭了，文革時期的大字報也曾起起伏伏，從法制的角度講，“四大”曾被憲法規定下來，后來又被取消。這些都是值得人們去思考的問題，任何事物都有二重性，都在不斷地演化，時而起正面的作用，時而起負面的作用，從歷史上這些問題的演變我們能吸取什么樣的經驗教訓呢？在互聯網的時代，在這個既古老又現代的歷史問題面前，我們能否比古人更聰明一些，做得更好一點，少一點過去曾經的反復呢？從中央倡導輿論導向的同時，還倡導輿論監督，從網絡監督的興起到“人肉搜索”的出現，實際是“御史風聞”在現代通訊條件下的新版本，它為我們紀監部門按了千里眼和順風耳。從“人肉搜索”發揮作用的過程，也可以看到積極和消極二個方面的作用，從網絡監督過程中出現“人肉搜索”，到“人肉搜索公約”再到徐州地區發布禁令，也是其自身演化過程必然的產物，我相信我們黨和國家的領導會把它引導到正確的方向，社會輿論也會發揮道德的約束力量，使它更加成熟，只要社會存在著不公，只要存在著網絡，只要反腐倡廉的斗爭還沒有結束，只要民意的表達，各種利益關系的表達還需互聯網這個工具，只要社會還需要維護自身的穩定，即使禁了恐怕還會再生。堵民之口是堵水的道理，中華民族在三千年以前便知道了。所以讀一點歷史還是能啟迪人們心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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