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說過，
民族的統一不是要加以破壞，相反地，要由公社在體制上、組織上加以保證，要通過這樣的辦法加以實現，即消滅以民族統一的 現者自居同時卻脫離民族、凌駕于民族之上的國家政權，這個國家政權只不過是民族軀體上的寄生贅瘤。

蘇聯時代主體民族民族主義被政府強力壓制是其解體的主要原因 

大衛 科茨 馬薩諸塞大學教授 加州伯克利大學經濟學博士

蘇聯是15個加盟共和國聯盟的產物。表8—1按其人口排名順序列出了這15個共和國。三個斯拉夫共和國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占了蘇聯總人口的72.6%。五個中亞共和國烏茲別克斯坦、哈薩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土庫曼斯坦占總人口的17.6%。因此，斯拉夫共和國和中亞共和國加在一起，就占了蘇聯總人口的90.2%，在土地面積上更占了97.6%。三個位于高加索山脈的共和國阿塞拜疆、格魯吉亞、亞美尼亞擁有蘇聯總人口的5.5%，三個波羅的海共和國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占2.8%，與羅馬尼亞毗鄰的摩爾多瓦占1.5%。俄羅斯民族散布在其他14個共和國，在有些共和國，俄羅斯民族還占人口的較大比例。

在某些共和國，聲勢浩大的民族主義運動早在80年代末就已開始，而到了1991年蘇聯徹底解體的時候，一場各共和國紛紛宣布獨立的浪潮就達到了高峰。這令一些分析家把蘇聯體制的終結首先歸結為民族主義強大作用的結果。照這種說法，只要戈爾巴喬夫在蘇聯體制中推行民主，長期受壓抑的民族主義就必然要求獨立，其最終歸宿只有一個:蘇聯體制終結。

這種解釋根本無法說明蘇聯垮臺的最重要的特征:在俄羅斯，同時也在大多數剛剛從蘇聯之中獨立出來的國家，曾經存在的社會經濟體制都被拋棄了。雖然民族主義在蘇聯垮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上述觀點太過簡單化了。有人詳細分析過蘇聯歷史，認為:“并不是民族主義的存在……引發了崩潰”，而是“政權的衰落和事實上的崩潰，給了它們以脫離的機會”。我們認為，這種分析比那種認為民族主義必然導致蘇聯體制壽終正寢的觀點更加符合事實。

許多研究民族主義問題的專家認為，與通行的說法相反，民族主義并不是人類社會中的古老現象，它只是在最近兩個世紀才問世的。雖然民族、種族、宗教、部族、地區的認同可以追溯到幾千年以前，但民族國家以及與之相伴隨的民族認同感、民族忠誠心、每一個民族都擁有自己的權力觀念，則是現代的發展。正是資本主義時代，才催生了民族主義。 資本主義工業化把人們從孤立的農村地區趕進大城市，發展起各種大眾交通工具，用市場關系的力量把廣大的地區連結成經濟實體。所有這些過程都使得人們走出早期的部落、種族、宗教和地方關系，融入更大的民族關系。

正如歷史學家羅納德·桑尼（Ronald Suny）所指出的，把蘇聯看成是一個在早已存在的、劃分嚴格的民族團體基礎上簡單地建立起來的體制是明顯的錯誤。蘇聯體制及其所帶來的快速經濟和社會發展，是引發不同團體產生民族意識的關鍵。1918—1920年內戰以后，人口密集的廣大地區都控制在布爾什維克手中，他們創建了一個由各個共和國聯合組成的蘇聯，每個共和國都具有自己的民族身份。雖然有些共和國是以早已存在的獨立國家為基礎，例如格魯吉亞，但另外一些卻從來沒有獨立過，例如阿塞拜疆、白俄羅斯等。烏克蘭從1654年以來一直是俄羅斯的一部分。哈薩克人則是游牧式的部落群體。中亞各共和國的人民比其他國家的人民抱有更強烈的穆斯林認同感。

有些蘇聯加盟共和國的城市，開始時住的大部分都是其他民族。例如，在白俄羅斯，絕大多數城市人口開始時都是猶太人、俄羅斯人和波蘭人。阿塞拜疆首都巴庫在革命前一直控制在俄羅斯人和亞美尼亞人手中。烏克蘭人幾乎都是農民，盡管有些地主或官吏是俄羅斯人或波蘭人，有些商人是猶太人。然而，蘇聯幾十年的發展已經把這一切都改變了，至少在許多蘇維埃共和國中是如此。

在蘇聯大部分時期里，少數民族語言和文化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積極的鼓勵 。每個共和國都具備民族國家的許多特征（雖然沒有真正的政治主權），也擁有自己的政治和文化制度。隨著快速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城市化進程的加速，群眾文化素質、公共交通事業、民族認同感 ，在許多共和國中都有了發展。同時，俄羅斯人對蘇聯體制的操縱，來自莫斯科的隨意擺布，少數民族人民要想成為體面的“俄羅斯人”就得遭受壓力，這日益招來民族怨恨，從而侵襲著蘇聯的肌體。在斯大林恐怖統治時期與斯大林一同進入墳墓以后，民族運動就開始日益抬頭，特別是在三個波羅的海共和國更是如此，這三個共和國都曾經在內戰時期有過主權國的經歷，只是到1940年才被蘇聯吸收進來。

當戈爾巴喬夫推行公開性和民主化政策時，這些本屬地下的民族運動就可以公開亮相了。但在不同的加盟共和國里，民族運動采取的形式也不同，且最后的結果必然都是導致蘇聯國家的分崩離析。在少數幾個共和國——波羅的海國家、格魯吉亞，獨立建國的記憶猶新，獨立的呼聲極高。但它們只占蘇聯的一小部分，且自然資源稀少。至于其他的共和國，情況要復雜得多，結果根本就無法預料。

改革時期的民族沖突開始于1988年，它不是什么反莫斯科的運動，而是采取了兩個毗鄰共和國暴力沖突的形式。亞美尼亞人和阿塞拜疆人因納戈爾諾—卡拉巴赫的歸屬問題發生沖突，該地區絕大部分是亞美尼亞人，但又處于阿塞拜疆范圍內。蘇聯當局派兵去重建該地秩序，但也無法找到使沖突雙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同年，“愛沙尼亞民族陣線”開始在那些波羅的海共和國中煽動更大的自治。

接下來的一年，大規模的民族運動在蘇聯的邊疆地區風起云涌:包括全部三個波羅的海共和國、格魯吉亞共和國。1989年的民主改革，為這些共和國中長期處于地下狀態的民族運動公開活動并尋求選民支持提供了機遇。1989年4月，發生了一次關鍵性的事件，蘇聯派兵到第比利斯、格魯吉亞去鎮壓民族運動，繼而引發了一次流血沖突。這導致各地掀起一股反對中央政府使用武力的浪潮，特別是在新的蘇聯議會和大眾媒體中，這種反對尤為強烈。被世人稱為“第比利斯綜合征”的這次反對浪潮，使得政府很難再次考慮對鬧事的共和國作出大規模的軍事反應。

1989年期間，幾個鬧事的共和國——波羅的海國家、格魯吉亞、現在又多了個亞美尼亞——膽子越來越大，首次要求自治，接著又要求在蘇聯之內擁有自己的主權。1989年11月，蘇聯議會批準波羅的海諸共和國自治，但這并不能讓其滿足。1990年3月的共和國選舉在波羅的海諸共和國中產生了更多的民族主義者，新的立法機構現在采取了進一步的行動，宣布脫離蘇聯獨立。

顯然，莫斯科只有使用武力，才能讓波羅的海諸共和國繼續留在蘇聯之內。但戈爾巴喬夫引進的民主改革似乎又和這條路線相沖突。蘇聯憲法也正式保證過，任何共和國都有權脫離聯盟。因此，戈爾巴喬夫沒有挑戰波羅的海諸共和國這樣做的權力，雖然他也呼吁它們不要這樣做;他說，只要波羅的海諸共和國脫離蘇聯的決定是依據一定程序作出的，就不必訴諸武力。確實，波羅的海諸共和國的脫離并不會有損于蘇聯本身，因為它們只占蘇聯總人口的2.8%，也不擁有什么重要的自然資源;再加上它們并入蘇聯的那段不光彩的歷史——它們是聲名狼藉的斯大林與希特勒1939年秘密協定的產物——這樣做就更無損于蘇聯了。

然而，1990年6月，一種全新的因素加入到了民族沖突之中，俄羅斯共和國通過了它自己的主權宣言!俄羅斯總是在蘇聯體制中占據不應有的地位。俄羅斯人是占壓倒性多數的民族。他們構成了蘇聯總人口的一半，而且往往在蘇共和國家機關中占有不應有的代表比例。在所有其他共和國的黨和政府機構中，俄羅斯人也是高級職位的占有者。蘇聯周邊共和國所發生的反抗，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反抗他們認為是俄羅斯人掌管的一切。

雖然俄羅斯人擁有這種種控制蘇聯的途徑，然而在同時，俄羅斯民族主義在某些方面也受蘇聯體制的壓制 。列寧就老是擔心“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將會威脅到蘇聯的完整，蘇聯體制的組織方式也正是反映了這種擔心。與其他14個共和國不同，俄羅斯共和國沒有自己獨立的共產黨組織。它也是唯一一個沒有獨立的科學院、工會組織、共青團和克格勃的共和國。為了替蘇聯人民建立一種全聯盟的認同感，俄羅斯人的民族感在某種程度上一直受到壓制。 　　
隨著蘇聯周邊共和國的民族運動日益高漲，其要求自治甚至獨立的呼聲日益強烈，俄羅斯人的民族怨恨感也在滋生。 這給葉利欽和親資本主義聯盟提供了機遇。葉利欽給俄羅斯民族怨恨感火上澆油，一再重彈下述調子:在蘇聯，只有俄羅斯和土庫曼斯坦生產的商品價值比他們消費的多。葉利欽當上俄羅斯議會主席剛剛一個月，民主俄羅斯就提交了一個法律議案，要求宣布俄羅斯是一個主權實體，擁有對自己的自然資源的控制權，其自行通過的共和國法律高于蘇聯法律。葉利欽認識到了這個提議是他最終戰勝戈爾巴喬夫和整個蘇聯政府的絕佳方式。盡管在蘇聯憲法中找不到這一法律議案的任何根據，葉利欽還是說服俄羅斯共和國議會在1990年6月8日以544票對271票通過了《主權宣言》。

雖然俄羅斯共和國缺乏支持這一新法案的法律依據，但它的《主權宣言》的通過對其他共和國造成了直接的和深刻的影響，改變了遍及所有共和國的民族主義沖動的性質。不管蘇聯體制被抹上了多么濃重的俄羅斯民族色彩，聯盟的框架至少為那些非俄羅斯共和國提供了安全和實力保障，也包括重大的經濟利益。例如，俄羅斯豐富的原材料曾便宜地供應整個蘇聯。而現在，俄羅斯共和國居然聲稱要掌握對其自然資源的控制權和使用權。

以前相對平靜的共和國的領導層，現在也立刻通過了自己的主權決定。到1990年8月，烏茲別克斯坦、摩爾多瓦、烏克蘭、土庫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均通過了主權決定。10月，甚至一貫忠誠的哈薩克斯坦也效法了這些榜樣。在有些共和國，之前并沒有出現過大規模的民族運動，但它們中的共產黨領導人眼看葉利欽已有能力取消蘇聯，因而急于自己掌握主動權。

烏克蘭領導人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的所作所為，就是俄羅斯共和國走向獨立所引發的一連串反應的典型例子。克拉夫丘克原為烏克蘭共產黨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央書記，曾專門與烏克蘭民族主義作過斗爭，倡導過新型的社會主義的國際主義。1989年末，烏克蘭出現了一股民族主義運動，其大本營是該共和國的西部地區。隨著莫斯科的中央政府日益衰弱，隨著資本主義成分日益增多，克拉夫丘克，這位在1990年7月高升為烏克蘭最高蘇維埃主席的共產黨人，現在為保住自己在烏克蘭政權機構中的顯赫地位，而開始尋找新的支持。他放棄了共產黨員的身份，拋開了有關社會主義的國際主義的教導，將自己打扮成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從而在蘇聯垮臺后的烏克蘭繼續做他的領導人。

為追求俄羅斯主權并實現自己把俄羅斯引向資本主義的諾言，葉利欽不得不采取進一步的舉措。1990年9月，一個經濟顧問小組提出了加快市場化和私有化步伐的“500天計劃”，對此我們已在第5章作過討論。雖然戈爾巴喬夫最后放棄了這一計劃，但葉利欽卻使它在1990年9月11日獲得了俄羅斯共和國議會的批準。葉利欽是無權在俄羅斯推行“500天計劃”的，因此這種批準只具有象征性意義。但它進一步造成了經濟混亂，可謂是給蘇聯雪上加霜。現在，蘇聯和它最大的共和國通過了相互沖突的法律，這既牽涉到經濟重建，也關乎所有權關系的未來。在這種政權斗爭的影響下，昔日環環相扣的蘇聯經濟機制開始垮臺，各共和國企業之間的經濟聯系開始被打破。

1990年12月，葉利欽向中央政府發動了一次仍屬大膽的攻擊。一直以來，在俄羅斯共和國征取的稅收約占蘇聯政府財政收入的一半。12月27日，葉利欽通過俄羅斯共和國議會發布了一項法案，決定俄羅斯只為中央政府1991年的預算提供不到1/10的稅收來源。這對中央政府本身的存在構成了威脅，使得政府赤字迅速增長，通貨膨脹進一步加劇，蘇聯1991年的經濟完全陷入癱瘓。

俄羅斯《主權宣言》以及其他共和國類似的決定發布之后，戈爾巴喬夫認為，要想保住蘇聯，就必須在允許各加盟共和國更多自治的基礎上重建蘇聯。他開始啟動一項新的聯盟條約談判進程。為達此目的，戈爾巴喬夫計劃了一次保留聯盟的全民公決，他相信解體過程并沒有反映大多數蘇聯人民的意愿。

全民公決于1991年3月17日舉行，除了三個波羅的海共和國、亞美尼亞、格魯吉亞和摩爾多瓦，其他所有的蘇維埃共和國都參加了這次投票，參加投票的人數為 1.47億，76.4%的票數贊成保留蘇聯。九個參加投票的共和國中，同意該法案的人都占了壓倒性的多數。戈爾巴喬夫因此可以大聲地宣布，保留革新了的聯盟國家是民眾鼎力支持的。蘇聯經濟內部依賴程度極高，誰都知道解體就必須付出高昂的物質代價。在那些貧窮的共和國里，許多人都知道自己從聯盟關系中獲得了不少的經濟好處。大多數俄羅斯人也不愿看到自己的國家縮小成原來的一半大，拋開 2 500萬俄羅斯同胞（幾乎占了全部俄羅斯人的1/5）不管，讓他們成為少數民族而散落在各個不同的國家里。許多人確實希望自己的共和國有更多的自治，但1991年3月的全民公決卻發現，在九個參與投票的共和國中，只有極少數人要求自己的共和國成為獨立之國。 　　
然而，盡管普通老百姓反對獨立，但仍然有一股推動聯盟瓦解的強大勢力在作祟。戈爾巴喬夫和革新后的聯盟國家不只是代表了聯盟的保留，而且代表了某種類型的社會主義體制的保留。 戈爾巴喬夫是把各個共和國拉到一起的關鍵人物，他拒絕放棄他的社會主義改革目標，不允許它被資本主義所取代。葉利欽及其同僚決心廢除社會主義，那么戈爾巴喬夫當然成了攔路石。雖然在許多共和國里掀起的民族運動確實反映了民眾的感受，但如果沒有親資本主義聯盟取消社會主義體制并為資本主義大開方便之門的決心，民族運動能否摧毀聯盟還很難說。

真正使《主權宣言》成為一股旋風的事件，正如我們上面已看到的，是俄羅斯自己1990年6月的主權宣言。這并不是什么擺脫外來政權的民族意愿所引起的——俄羅斯擁有的比獨立情況下擁有的更多，所有多民族共和國都在它的掌握之中。正是葉利欽與親資本主義聯盟提出的、受到戈爾巴喬夫與聯盟政權阻撓的社會經濟變革計劃，才激起了這一連串重大事件，啟動了最終把聯盟撕成碎片的歷史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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