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統治蘇聯》（19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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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統治蘇聯》（一）

勃列日涅夫

　　香港七十年代雜志社今年六月編譯出版一本書，書名是《誰統治蘇聯》。這本書的編者在“內容介紹”中說：“在今日的蘇聯，社會的表面同其真正實質之間出現了巨大的矛盾。……一連串生動的實例顯示出一個結論：這個國家已背離了社會主義，它的政權是掌握在上層特權階級手中，他們所制定的對內對外政策目的是維護本集團的利益。本書的資料選自世界各大報刊，文章著重事例，深入淺出，有助于讀者透過現象認識蘇聯政權的實質。”
　　
　　本刊從今天起連續轉載這本書的部分內容。
　　
　　特權階層的生活
　　
　　西德《鏡報》周刊
　　
　　蘇聯領袖們平日生活怎樣？工余又作何消遣？一般人對這方面知道得很少。但如果任何人有興趣的話，他能夠在每日上午九時至十時之間看到他們，因為這正是克里姆林宮的主人們到達辦公室的時候，大多數的政治局委員經過庫圖佐夫和加里寧廣場，在“布拉格”飯店門前，交通警察讓官方汽車進入弗倫茲街——這是與正常的交通規則相反的；汽車于是經過國防部，從保羅維茨大門進入克里姆林宮。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二日，一名叫伊林的中尉在保羅維茨大門之后向勃列日涅夫的座駕車射擊。這件事情發生以后，安全措施加強了。市中心及領導人必經之路上的警察現在都有無線電聯系；當高級官方的汽車（一般都是黑色的）接近時，其他所有交通都停頓下來，通往克宮的保羅維茨大門前一直亮著紅燈。
　　
　　政治局的汽車很容易辨認：車頭的車牌總是空白的，車尾的車牌號碼總是由“１１”開始，但號碼經常更改，使人不易識別。
　　
　　開路的是一輛載著一名公安人員的伏爾加牌車子，接著便是一輛內有高級人士的海鷗牌或吉爾１１４型的轎車。三十公尺之后跟著另一輛契卡：里面有架著輕機關槍的秘密警察。整個車隊以一百公里的時速向前沖去。汽車的側窗及后窗都有窗簾，掩遮著車內人士。
　　
　　自從謀刺勃列日涅夫事件發生以后，柯西金不再和他的司機單獨駕車經過市區。他也改變了在商店前隨便停下來看看有那些貨品出售的習慣。
　　
　　順便提一下，車內電話在蘇聯高級人士中還未普及。政治局委員及高級將領們已經有了，但一般部長級官員及地方上黨領導人還在等待。西德的大電機企業“西門子”，為莫斯科的電話系統提供了技術設備。現代技術當然也已經為克宮所采用：電視攝影機監視著紅場，好象在任何一間美國百貨公司內一樣。
　　
　　克里姆林宮這個古老而龐大的沙皇堡壘的東北角，現在仍舊不對外開放。國務會議及政治局便設在以前是參議宮的地方。柯西金的總部設在樓下，二樓留給其他高級官員——馬祖羅夫、波德戈爾內、波利揚斯基和蘇斯洛夫。
　　
　　當最高蘇維埃開會的時候，可以對這批領導層作較接近的觀察。大約有一百人坐在主席臺上。柯西金、波德戈爾內和蘇斯洛夫坐在勃列日涅夫的右邊；后面坐著其他政治局委員。差不多都穿黑色西裝。只有蘇斯洛夫這位主要理論家有時穿上一套典雅的淺灰色法蘭絨西裝。他對領帶的選擇顯得他的越味不俗。
　　
　　在那些冗長的演講的同時，政治局委員們互相閑談。滿身勛章的勃列日涅夫喜歡講有趣的故事，引起柯西金和波德戈爾內嘻嘻地笑。工作過度和神經緊張的柯西金不停地挪動手指，玩弄著鉛筆。
　　
　　勃列日涅夫后面幾行中坐著他的最接近的親信：蘇共中央委員會書記卡圖謝夫。他忙于翻閱文件。當他寫的時候，好象小學生一般用他的手臂把他所寫的掩蓋起來，以防別人在后面偷看。除了柯西金、波德戈爾內和蘇斯洛夫之外，中央委員會書記基里連科是唯一敢于主動地和勃列日涅夫講話的人，謝列平、馬祖羅夫和波利揚斯基則完全不動聲色。
　　
　　蘇聯的命運幾乎是馬馬虎虎地決定的。最高蘇維埃這樣討論國防預算：主席對一千五百十七名代表們說：“現在輪到討論國防預算了，大家有什么意見？沒有。誰贊成通過這國防預算？”所有代表們都舉起手來。主席也不抬起頭來看一下，繼續問：“有誰反對或棄權？沒有。”于是，在二十秒鐘之內，最高蘇維埃就通過了國防預算。
　　
　　在公眾場合觀察勃列日涅夫所得的印象是他有意識地以元首自居。他喜歡拍下屬的肩膊。他在上午出現時總顯得疲乏；面孔臃脹，眼睛紅腫。他常常從袋中拿出一把梳來梳頭。在今年四月保加利亞黨代表大會上，他先用雙手拉直了他的頭發，然后開始演講。（一）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4.08.16

《誰統治蘇聯》（二）

　　
　　勃列日涅夫懂得在最適當的時候下淚——好象一九六八年在捷克的布拉迪斯拉發城時那樣：那時正在演奏國際歌。一九七○年，當卡可夫拖拉機廠的經理和工人們歡迎他的時候，勃列日涅夫也噙著眼淚。
　　
　　他的女兒加利娜披著名貴的皮裘出現在節日的觀禮臺上。她現在剛三十出頭，曾經是馬戲迷，曾和一位馴獸師結婚，離婚后又先后與一位神槍手和莫斯科大馬戲團的魔術師有來往。據說勃列日涅夫常常求她找一位有地位的官員或軍人作終身伴侶。
　　
　　勃列日涅夫的城內住所位在庫圖佐夫廣場二十四號的一座戰后興建的大廈內。他住在五層。
　　
　　大廈的其他部分住有其他官員。大廈門禁森嚴，一般人是不能通過大廈的鐵門的。
　　
　　勃列日涅夫閑時喜歡和公安部負責人在一起，有時他的昔日烏克蘭舊僚們也來湊興，對他們來說，大門是敞開的。他喜歡卷起袖來為客人們燒菜，也喜歡自己端菜端酒，伏特加和美國白蘭地都應有盡有。
　　
　　勃列日涅夫是一名狂熱的足球迷，很少錯過在首都舉行的大賽。他最捧狄納莫隊。當他們在外地比賽時，他就看電視轉播。他曾要求轉播墨西哥足球錦標賽，因為不想錯過它。在列寧體育館中，他和朋友們留有包廂。要等勃列日涅夫就座時比賽才能開始，即使他遲到。
　　
　　和他的同僚波德戈爾內、柯西金一樣，勃列日涅夫也熱中于狩獵。他常到莫斯科北面一百八十公里上伏爾加區的森林中去打獵。這一地區對蘇聯人或外國人來說都是禁區，它只是外國外交官和記者們的游樂場所。那里有別墅，有餐廳。當芬蘭的國家元首訪問蘇聯的時候，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就帶他到這一森林地區來打獵。
　　
　　勃列日涅夫的好友——公安部長謝洛科夫，掌管著民兵和警察。他愛好音樂，鋼琴彈得不錯，和文學藝術界中許多人物頗有交往。但他的兒子給他帶來了麻煩。二十多歲的小謝去年剛在“世界經濟與國際關系學院”畢業。他在一九六九年和一個比他大十歲的女人搞得難解難分。這個“平民”女人為了這位年青的上層階級朋友而和她的丈夫離了婚。部長兒子不聽雙親的話，決心和這個女人結婚。他的爸爸于是動用他的警察干預這件事。
　　
　　他們幾次命令這個女人斷絕和小謝的關系。他們倆雖然被警察跟蹤，但還是繼續幽會。最后這個女人被逐出莫斯科，并遭到其他“不愉快事件”的威脅。當這些恫嚇都顯得無效時，小謝被轉到外交機構。經過短期訓練之后，他被派到蘇聯駐澳洲大使館去工作。
　　
　　在文章和演講中，謝洛科夫部長常常批評蘇聯警察的素質。去年他在莫斯科的作家俱樂部說：自從他上任以來，約有五萬名警察因為能力有問題而遭解職。這位部長還因公眾對警察缺乏信心而表示不滿。事實上，小轎車司機和貨車司機已不把莫斯科的交通警察放在眼里。
　　
　　在一九六八至六九年之間，一股機動化的盜匪曾活躍于莫斯科，并搶劫了一間儲蓄銀行。經過與警察槍戰之后，他們束手就擒，其中有一個是莫斯科刑事警察。首都的年輕貌美的姑娘們恐懼被襲，她們回家時堅持要有人護送到自己住宅的門口；她們怕單獨乘搭電梯。
　　
　　人民渴望有良好的治安。秩序的象征不是勃列日涅夫而是柯西金。前者不怎樣受歡迎，但后者卻據說是唯一認真關心公共福利，特別是提高人民生活水準的政治局委員。（二）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4.08.17

《誰統治蘇聯》（三）

　　
　　柯西金住在列寧山的一個別墅中。在保羅維茨大門事件之前，常常可以看到他和女兒柳德米拉在鬧市逛公司。柳德米拉直到現在還是用公共交通工具（公共汽車或地下火車）。
　　
　　柯西金經常地在家中主持沙龍，與蘇聯的高級知識分子討論各種問題。據說他熱愛爵士音樂，收藏了不少這方面的唱片。柯西金曾經到過不少地方；與任何人比較他和外界有較好的聯系。
　　
　　他的女婿格維希阿尼是國家科技委員會的副主任。他衣飾入時，能講流利英語，并經常在國外。西德克虜伯廠的經理這樣形容他：“我隨時都會聘他為推銷部經理。”
　　
　　格維希阿尼說他的最大休憩就是坐在駕駛盤旁。他說他只有一輛伏爾加。可以肯定不止這一輛。事實上高層人士所擁有的外國汽車不可勝數。勃列日涅夫喜歡羅爾斯銀云型，他最近在官式場合中常常用這輛汽車。
　　
　　在以前，莫斯科的貴族在官式活動時只坐在蘇聯自制的汽車中亮相。但在今年四月，勃列日涅夫到索非亞進行官式訪問時乘坐了本茨６００型汽車。國家規劃部部長巴伊巴科夫公余閑暇選擇駕駛雪佛蘭牌汽車出游，而波德戈爾內則喜歡本茨６００型。過去幾年間，克里姆林宮購買了兩部這個款式的本茨轎車；但是每年由本茨汽車廠往西德（駐莫斯科）大使館修理大使館汽車的工程人員，是不準接觸那兩部汽車的。
　　
　　在首都和烏平斯高爾兩地之間的高級游樂區里，人們往往看到沒有編號的新式外國汽車，載著一些青年男女，大概都是統治集團的兒女吧。
　　
　　當莫斯科天氣炎熱時，政治局委員就到黑海海濱的索契或加格拉去。年輕一代則稍有別于傳統習慣，他們到波羅的海的岸邊去。在那里，可以觀看芬蘭的電視廣播節目。但沒有一個領導人會到西方國家去度假。說實話，他們之中大部分不懂得西方是什么樣子的。
　　
　　有時候，政治局委員對外間的無知，達到使人驚訝的程度。譬如說，一九六九年謝列平對即要離蘇的德國客人問及杜塞爾多夫是不是一座大城市，有沒有機場。
　　
　　蘇聯高層領導人乘飛機、火車的一來一往，是禮儀上的重要事項。從報章里分析有關前往迎送的人的官階的準確報道，就可以對當前的政治動態下些結論。
　　
　　勃列日涅夫從外國訪問回來的時候，到達秩序的安排是經過周詳計劃的。路上設置了衛兵和路障。那少數偶然路過的蘇聯公民，則要回避到障礙物后面。一大群官員高聲呼叫：“共產黨萬歲！”他步出車站的時候，旁觀者肅靜，動也不動。沒有人歡呼或鼓掌；他踏進了他的羅爾斯—羅伊斯，便很快的消失了。
　　
　　上層分子按照等級和職務而享有不同的特權。有一個機構，專門負責供應傭人、宿舍、別墅、司機、汽車。有一些特殊商店專門為政治局或中央委員會委員而設立。這些商店沒有招牌，好像普通的辦公室或公寓一樣。持有許可證的人才能夠進入，里面的貨品從食品到家什，包羅萬象，就像西方的大百貨公司。每月的頭一天，官員在那些特殊商店，放下五十盧布，他的家人就可以獲得任何數量的食品，不必再付賬。
　　
　　不必說明也可以知道那些特殊商店里，滿是從沒有見過的貨式。在那里，訂購三公斤魚子醬，十瓶法國白蘭地，威士忌酒，鵝肝，龍蝦等都不成問題。英國外衣，意大利領帶，外國香水，唱片，書籍，錄音機等都一樣方便，送貨上門是不收取任何費用的。
　　
　　中等政府機關的官員，參謀部里軍階在將級以下的軍官，演員，作家，藝術家等人也有他們的特殊商店。低級的官員則享有一些較低級的特權，譬如能買來自社會主義國家、主要是東德的衣料。
　　
　　一些特殊的蘇聯人物，如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獲得列寧勛章的人、人民藝術家等等，享有一種十分少有的特權：在國家銀行里有一個“公開賬戶”。“公開賬戶”的戶主，只要是出于個人的需要，如購買汽車、鄉間別墅等，他可以在他的賬戶內支取任何數額的盧布。他的唯一限制是如果濫用特權就會有被取消特權的危險。實際上，這個“公開賬戶”是一個活期存款賬戶，這種賬戶在蘇聯以外的任何地方都是沒有的。（三）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4.08.18

《誰統治蘇聯》（四）

　　
　　出國的藝術家，把外匯帶返蘇聯。依據國家銀行的條例，而不是根據法律，他們可以把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來購買“有價券”——這是持有外匯人的一種特權。國家銀行還把“認可獎金”和“現款禮”區別開來。比如，索爾仁尼琴的諾貝爾獎金就不算是“認可獎金”，只是“現款禮”，因此，這位作家獲得的七萬一千五百四十美元獎金，到目前為止，只從中換取了五千美元“有價券”。
　　
　　從外國帶外匯回國的蘇聯人，他們有權在國外花費部分外匯，并且可以進口一些外國貨品，像美國的電冰箱、法國時裝、德國汽車等等。他們還可以到白樺樹商店——專門為外國人開設的商店——以“有價券”來購物，有一個秘密的供銷系統，供應各領導人物的太太們一些名貴的裘皮，以便在國宴中穿戴；或者供應某莫斯科主婦舉行招待外國大人物宴會時所需求的各款佳肴。
　　
　　蘇聯的高層領導人永遠不會光顧莫斯科的骯臟而擠迫的菜館。上流人物都在家里，或在各種專業工作人員的俱樂部里吃飯，比如作家俱樂部，建筑師俱樂部，醫生俱樂部，官員俱樂部等等。記者俱樂部只有在星期四這一天才招待外國客人，那里供應全莫斯科最好的牛排。各俱樂部的菜色都是可口的，侍應生彬彬有禮。如果想吃龍蝦，則要到電影工作者俱樂部去。電影工作者俱樂部是莫斯科上流社會子弟們的活動場所，在那里可以看到不能公開放映的影片，象《春光乍泄》之類。
　　
　　莫斯科的舒適生活主要是在上層人物的私人住宅里才有。中級官員的宿舍集中在城中心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大街和托爾斯泰大街的幾座整潔的，高大的，磚砌建筑之內。正面有窗和露臺，草地管理得好，梯階打掃得好，升降機保養得好。
　　
　　舉例說，莫斯科城市蘇維埃主席普羅梅斯洛夫就住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大街。他的月薪是五百盧布（五百六十美元）。
　　
　　文化部長福爾采娃住在托爾斯泰大街，和當外交部副部長的丈夫費留賓一起居住。她已失去了她在赫魯曉夫時代的權力，是部長會議里的唯一女性。她的女兒是前任黨人事部長高斯洛夫的離婚妻子，她離婚后就在新聞社工作，這個通訊社雇用另外一些出名人物如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人的女兒和赫魯曉夫的養女尤利婭。新聞和外交機構總是一些紈袴子弟的好出處。
　　
　　上中級機關人員工作和生活在他們自己的圈子里，和下級機關人員或是統治階層之外的人隔絕，甚至連住屋也是附屬于機關的。比如庫圖佐夫大街上的一座公寓式大樓，是留給對外貿易部的人員用的。這個制度也適應于其他各部門，包括《消息報》和《真理報》的編輯人員。
　　
　　有些官員希望走出這些宿舍，購買自己的小型住屋——“合作房屋”。其中一些售價六千盧布，有一半（等于二十個月薪金）是現金的首期付款，其余按月分期付款。
　　
　　任何有地位的官員都有一座叫做“達恰”的鄉村別墅。比較重要的官員都住在“達恰”區。勃列日涅夫和他的親信最近建造了他們自己的加利福尼亞農場型的房屋，這些房子有雕花的窗，周圍是草地和私家游泳池。這在蘇聯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這些住宅區有許多公安部隊守衛，普通蘇聯公民是不能接近的。還有，這些鄉村住宅區的保安措施使有關當局可以密切注視任何人探訪他人的活動。
　　
　　政治局委員的“達恰”，就在離莫斯科很近卡朱加村的西北角。部長們的“達恰”則建在距離烏平斯高爾幾英里一個叫做“高爾基十號”的禁區，這些部長雖都是高級官員，但不是政治局或黨中央委員。這些房子是由一個法國建筑師設計，擺設著芬蘭制造的家具。不用說也知道“高爾基十號”內有游泳池、網球場及其他體育設備。一個俱樂部內附有飯館，電影院和特殊商店。在夏天，如果這些鄉村房子的主人沒有人能夠調遣公眾車輛作私人用途，他們每天可以免費乘坐長途車三次。（四）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4.08.19

《誰統治蘇聯》（五）

　　
　　沿著通往烏平斯高爾的公路兩旁的田野，是一個國營農場的耕地。夏天的時候，這些耕地都有現代化的灌溉系統。村民看來要比蘇聯很多地方的人整潔得多。這個農場負責供應各“游樂區”的蔬菜、生果、蛋類和肉類。春天的時候，農場的木柵欄都重新漆了一遍。
　　
　　烏平斯高爾村藏在一片優美樹林的中央。流經這里的莫斯科河的兩岸叫做“外交草地”。那里，外國駐蘇的外交人員及記者可以在警察的戒備之下進行河浴。
　　
　　村中的房子，都是作家、藝術家、科學院士、記者、各色部長或中級官僚的避暑別墅。這些房子的大部分，都有木柵圍著，園地上長滿了櫻桃、草莓、黑葡萄。國家規劃部部長巴伊巴科夫的“達恰”，就在史美特街上，再往村尾走遠一些，就是斯大林獎金作家米哈爾科夫的住所。去年他在《真理報》發表了一篇奉承的文章，談論作家對黨的忠心。他的酬報是被準許（更為重要的是獲得建筑材料）在原地建造另一所“達恰”。
　　
　　村中和河邊沙灘上滿是“達恰”主人的兒女和侄子。就是這些年青人制造了情調和氣氛。他們不是蘇聯年青一代的典型。女孩子穿上比基尼泳衣，戴上進口太陽眼鏡。盒裝錄音機播出最新的西方流行歌曲。健牌香煙、美國香口膠在人群中互相傳遞。
　　
　　這些年青人都懂得點“門路”的。他們懂得這個世界的動態。他們懂英語、法語或德語；他們收聽英國廣播電臺、美國之音或者是德國之波；他們閱讀蘇聯的地下報刊。他們嘲笑父老叔伯輩的生活方式。
　　
　　他們熱心地聽某個舊同學談話，這個人現在可能當上了蘇聯駐巴黎、開羅或是倫敦大使館的秘書。他們不斷地談論著西方世界；他們和不遠的“外交草地”的外國人交朋友，他們閱讀西方的報紙和雜志。女孩子特別喜歡時裝雜志。男的翻看象《明鏡》等新聞雜志。在河的另外一邊，蘇聯將軍在騎馬馳騁。
　　
　　青年們不怕邀請外國人到他們的“達恰”舉行舞會，在周末尤為普遍。客人以旅行冰箱裝著威士忌、氈酒、補身飲料赴會，俄國主人則在野火上預備烤肉。這樣的飲宴的唯一顧忌就是公安人員的陰影。公安保衛人員對活動情況看得清楚，然而年青的俄國人聳一聳肩膀說：“沒問題嘛。我們是蘇聯公民，在家里我們可以干我們喜歡的一切。”
　　
　　這些年青人沒有幻想。他們對共產主義的看法和他們的先輩不同。他們知道薩哈羅夫備忘錄所要求的言論自由和多黨的政制；他們知道他們國家的經濟、文化生活停滯不前；還有，這個政權的意識形態的僵化對他們來說是討厭的。很多人對捷克的實驗寄予希望。他們懂得官僚作風下的規劃的失敗；他們又懂得當前的領導人不可能將蘇聯的科學成就變成經濟的收益。
　　
　　他們最覺得困擾的，就是他們國家的自我孤立。他們希望能夠到比黑海或波羅的海更遠的地方去。“我希望我能夠到羅馬或是倫敦去。”說這句話的是一個穿了比基尼泳衣的女工程師，泳衣是她到外國開科學會議的父親送的。她又說：“可是這些夢斷不能實現的了。我以為，在這里，沒有任何東西會改變的。”
　　
　　一個年輕的男子說，他是可以隨著團體到華沙或是布達佩斯去的。“可是，這是什么樣子的生活？向導每兩小時就一、二、三的數著團的人數；你坐在長途車里，他們就叫你往左看，往右瞧。哎，謝謝了，我不如留在這里，直至我能隨我所欲地旅行的時刻。”
　　
　　苦澀與逃避現實使年青人脫離政治。其中一些人多年來沒有看蘇聯的報章。“滿紙都是謊話，我想從報上看看戰爭是否已經爆發，然而，我還是從外國的廣播中獲得初步消息。”
　　
　　當黃昏來臨，蚊子出來活動時，“達恰”的花園門上響起了一陣敲門聲。巡警開口發問：“你們在干什么？”主人回答說：“你看到我們在舉行小舞會吧。喝杯酒好嗎？”巡警除下帽子，擦去額上的汗水，接受了一杯香檳。可是他還沒忘記他的任務：“你們都是蘇聯公民嗎？”全體點了點頭。
　　
　　他周圍瞧了瞧，指著一雙夫婦說：“你們呢？”
　　
　　“我們是法國人。”
　　
　　“請把護照給我。”他將姓名和外交護照編號錄下來，問了問他們的汽車是否停在彎角的地方。他們點點頭。巡警說一聲“謝謝”就離去了。
　　
　　這個外交家對他的年青朋友們表示有點擔心。他們一再保證沒有什么。可是歡樂的氣氛給破壞了，舞會就此收場。
　　
　　烏平斯高爾的黃昏常常就是這樣過去的。
　　
　　（五）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4.08.20

《誰統治蘇聯》（六）

　　
　　蘇聯的間諜活動
　　
　　據美國情報指出：駐在海外的蘇聯官員，有一半至四分之三從事間諜活動，在第三世界的國家內，這個比數很可能還會更高一些。一九六八年的美國《時代》周刊報道：蘇聯間諜網擁有的工作人員達七十五萬，單是公開的國外情報官員也有九千人，其中有三千五百人駐在海外各地，在蘇聯集團國家和西方國家都有他們的影子。
　　
　　蘇聯的間諜組織有兩個主要體系：一個隸屬于內政部，統稱為國家安全委員會（ＫＧＢ），負責國內外的情報、國內的安全、移民及關稅等事項，同時又指揮反間諜機構；滲入軍隊、行政機關、工商界、農業團體及教育機構等各階層去，從事監視工作。另一方面，隸屬其下的國外情報官員則被分配到海外的大使館、塔斯社分社、蘇聯電影出口部、旅游社、國家航空公司、黑海和波羅的海保險公司及輪船公司等機關進行各類間諜活動。除了以上的公開身份人員外，還有無數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屬下的間諜分布全球各地，很多扮成記者、學者、貿易官員、甚至海員、汽車司機等角色，滲透各階層，進行收集情報及煽動的工作。西方的情報人員認為在海外的蘇聯人，不論是僑民或旅客，總有一半以上是被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搭上的。
　　
　　蘇聯的另一個間諜組織是軍事情報組織（ＧＲＵ），負責一些日常的資料收集工作，但也有幾個部門專門從事反間諜、顛覆和煽動等活動。
　　
　　但軍事情報組織比國家安全委員會小，經費也沒有那么龐大，而且，前者在國外的權力，也受到嚴重的限制。在不久以前，一名蘇聯上校曾說過，百分之六十的外交人員是這兩個機構中某一個機構的專職軍官（國家安全委員會占百分之四十，軍事情報組織占百分之二十），而那些非專職的人員可以隨意指定。從這里，我們對它們的規模就可以知道一個梗概了。
　　
　　現在讓我們看看這類間諜和特務干了些什么勾當。
　　
　　英法合作的“協和式”機與蘇聯的圖一四四超音速客機實在太相似了。據說有很多的“協和式”機發展計劃都是被東德的特務頭子斯坦布勒查偷去，攝制成微型底片，塞進牙膏筒內而偷運到蘇聯。
　　
　　在一九六九年，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人員想賄賂一名黎巴嫩的空軍，盜取一架法制“海市蜃樓式”戰斗機，結果那名軍官向上司揭發該項陰謀，使蘇聯人碰了一鼻子灰。
　　
　　在一九六八年，一名蘇聯工程師也曾要求兩名在意大利外交部任職的人員，交出一些有關電子技術的情報。
　　
　　除了向工業國家動手外，蘇聯也使用陰謀以圖阻止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以達到它控制他國目的。（六）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4.08.21

《誰統治蘇聯》（七） 

　　
　　在政治上，蘇聯又在一些較小國家中策劃政治陰謀，以圖干涉他國內政。就算在表面上是它盟友的國家，也不放過。七一年七月，蘇聯特務就參與蘇丹的政變，其他在墨西哥、埃塞俄比亞、肯尼亞等地方也發生過類似的事情。
　　
　　另外，揭人陰私以達到自己的目的，也是蘇聯間諜的慣技。當一位曾負責收集蘇聯海軍情報工作的英國海軍將領哥尼在下議院提出有關蘇聯間諜活動警告時，激怒了蘇聯的國家安全委員會，這機關便在哥尼競選國會議員的時候，公開了有關哥尼私生活的一些照片，結果使他失去競選機會并離了婚。
　　
　　蘇聯的滲透和大量的活動，確是無孔不入，但這亦往往嚴重地影響了蘇聯與這些受滲透國家的外交關系。
　　
　　據不完全的統計數字，在過去十年中，就有六大洲的三十六個國家把搞間諜活動和其他有關活動的蘇聯外交官逮捕后驅逐出境。
　　
　　近年來，最嚴重的一宗蘇諜被逐案件發生于七一年，就在那年的六月，一名莫斯科高級特務萊阿林以貿易官員的身分被派往英國，進行收集各方面的情報活動，包括“協和式”超音速客機的一切技術資料，有關電子工業、電子計算機的發展和英國的導彈警報系統設備等秘密。這位特務的行藏非常隱蔽，完全不著痕跡。但后來他遇上了一位英國女子，大概是由于個人感情上的關系，他在當年九月挾著一批秘密文件，轉向了英國政府，要求政治庇護。
　　
　　英國情報人員獲得該份秘密文件后，在數星期的時間內，破獲了一個潛伏在英國多時、規模龐大的蘇聯間諜網。
　　
　　希思政府認為這是嚴重危害英國國內安全的陰謀，遂下令驅逐蘇聯駐英一百零五名外交人員——占全部五百五十名中的百分之二十。同時亦警告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促請他們防范蘇聯的間諜活動。不出數星期，布魯塞爾的比利時人員亦破獲了一個指向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蘇聯間諜網（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總部設在布魯塞爾），使三十七名蘇聯間諜被逐。
　　
　　另一宗引人注目的蘇聯間諜被揭露的事件發生在北京。（即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五日晚我公安人員在北京市西壩河橋下逮捕蘇修特務的事。《人民日報》作過報道，本刊從略）
　　
　　蘇聯間諜多次在世界各地被逐，并不意味著這個到處伸手的超級大國會收斂它的不光彩活動。
　　
　　由于它的勢力到處伸張，蘇聯諜報人員亦會繼續活躍于世界各地。蘇聯的間諜活動，也一定會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關注。
　　
　　（七）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4.08.22

《誰統治蘇聯》（完）

　　
　　亞非國家對俄國幻想破滅
　　
　　肯尼亞《明鏡》雙周刊
　　
　　就在一九六七年六月戰爭（西方國家在戰爭中幫助以色列占領了阿拉伯的領土）之后，巴勒斯坦領導人阿拉法特訪問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總理再次給納賽爾總統一個非常重要的口信。周恩來對阿拉法特說，請告訴納賽爾總統：俄國人不會幫助阿拉伯人。俄國人拿阿拉伯問題做交易，把它作為同美國進行全面交易的一部分。
　　
　　中國領導人的預言有多么正確，這個問題將有待歷史作出判斷。
　　
　　但是阿拉伯人民的困難處境是非常明顯的。雖然以色列得到了它想從美國得到的一切東西，但是俄國人并沒有向阿拉伯人提供最現代的武器。阿拉伯人靠步槍和“原始的”俄國導彈是不能同以色列打仗的。
　　
　　關于阿拉伯人不能打仗和他們是膽小鬼的印象，事實上首先是在美國和蘇聯共同出現的。
　　
　　美國人給以色列人一切幫助，而阿拉伯人卻被蘇聯孤獨地拋在壕溝里。阿拉伯人被打敗了。納賽爾被出賣了。
　　
　　當赫魯曉夫開始和西方勾搭的時候，納賽爾感到擔憂。他寫信給俄國領導，表達了他的不安。納賽爾感到，非洲解放運動將會失去勢頭，如果俄國人和美國人“指揮”世界事件的進程的話。
　　
　　斯大林政權幫助過非洲和亞洲人民進行反對法國和英國帝國主義的斗爭。
　　
　　但是，他的繼承人現在正在計劃和美國人在空間共同飛行。俄國人和帝國主義者的調情不僅僅局限于國宴上。現在俄國人和美國人正處于劃分勢力范圍的新階段。
　　
　　周恩來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再次訪問了開羅。他問納賽爾：你從蘇伊士運河國有化得到什么教訓？教訓就是，我們東方人和西方人一樣能夠管好事情。西方總是企圖把復雜的東西塞給我們，企圖使我們相信我們不如他們好，我們貧窮、是下等材料。你們管理蘇伊士運河從經濟上看不是主要的，它的重要性就在于證明：他們能做的，我們也能做。
　　
　　中國總理向納賽爾敘述了俄國人背叛中國的經過。俄國人撤回了在中國的技術人員和援助。俄國人留下了沒有建成的工廠和很多其它未完成的工程。周恩來說：“然而，我們自己干起來了。”
　　
　　納賽爾聽得仔細。但是他沒有講不利于俄國人的話。
　　
　　然而，當中國爆炸第一顆原子彈的時候，納賽爾感到喜氣洋洋。他對一位埃及記者說：“現在人們對東方最有信心。”
　　
　　正如周恩來所說：“西方能做的我們也能做。”這意味著很多事情。
　　
　　共產黨中國在沒有得到西方或白人共產黨國家的很大援助的情況下取得的這些驚人的進步，將是使一度淪為殖民地的人民蘇醒的最大因素之一。
　　
　　在非洲的消除南部非洲的白人至上的決定命運的戰斗中，中國起著最大的作用。俄國人對南部非洲人解放自己的土地的具有歷史意義的斗爭只給予暫時的關心。這是歷史事實。
　　
　　當中國人在修建龐大的坦—贊鐵路以幫助贊比亞擺脫羅得西亞和英國叛徒們的束縛的時候，俄國對非洲解放的貢獻僅限于提供成噸的毯子和醫藥，以及一些陳舊的彈藥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機槍，的確沒有什么可提的。
　　
　　現在，代表所有亞非人講話的是中國。這種情況已在聯合國得到證實。北京的代表們在維護亞非的利益時是如此直言不諱，甚至一些溫和的亞非國家都感到為難。
　　
　　但是十分明顯的一點是，北京正在成為第三世界一切受壓迫者的發言人。
　　
　　盡管埃及總統薩達特消除了俄國在中東的存在，但是所有阿拉伯人逐漸明白了一個令人吃驚的真理：中國領導譴責一九六七年六月戰爭之后的停火的說法是正確的。
　　
　　美國人和俄國人之間的合作實際上進一步達到了這樣一種階段，即它達到了兩個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無恥交易的程度。（完）
　　
　　原載《參考消息》，出版日期：1974.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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