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導正先生的為人和為學

奚兆永

本來，我對杜導正先生一點也不了解，這幾年，由于《炎黃春秋》上刊載的一些文章過于離譜，才引起我對于這份刊物以及它的領導人杜導正先生的關注。

新近，在網上讀到師馬東先生寫的一篇文章，謂：“最近一期的《鳳凰周刊》刊登了夏榆專訪《炎黃春秋》社長杜導正的文章的文章。其中提到1987年秋鄧小平跟非洲執政黨青年領袖的談話。鄧小平跟他們說的話是露骨地勸他們不要搞社會主義。杜導正說：“我看過官方的記錄，但是這個談話沒有收到《鄧小平文選》里面去。這幾句話我把他背過了。第一句，我勸過你們現在不要搞社會主義。第二句，我建議你們集中精力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第三句，只要經濟搞上去，人民生活改善了，滿意了，叫什么主義都可以。”于是，杜導正先生又一次進入了我的視野。

從上面所引的一段文字里，我們可以看到杜導正先生的為人和為學。

一、為人：不擇手段，知法犯法

杜先生說的是1987年秋鄧小平跟非洲執政黨青年領袖的談話。這個所謂的鄧小平談話，另一個比杜導正先生更老的杜先生——杜潤生先生在2007年第6期《炎黃春秋》上發表的一篇題為《理論思維的活躍是民族振興的喜慶氣象》的文章里曾提到過：“聽說鄧小平1987 年就說過，只要國民經濟搞上去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人民滿意了，叫什么主義都可以。”我曾在一篇批判謝韜和辛子陵的文章里對此提出過如下的批評：“一篇理論文章引用鄧小平的話竟然是‘聽說’來的東西！鄧小平究竟是不是講過這樣的話，我們不知道，但是，杜先生既然把這句話公之于眾，就應該提供出處，否則就有造謠之嫌。”現在杜導正先生再次提到鄧小平的這個談話似有回應之意。與老杜先生的說法不同，杜導正先生提供的時間不是籠統的1987年，而是“1987年秋”；不是含糊的“據說”，而是“我看過官方的記錄”；不是一般的說鄧小平說，而是具體地說是鄧小平“跟非洲執政黨青年領袖的談話”；而且，新說講鄧小平不是只講一句或兩句話，而是講了三句話。在這些方面，杜導正先生不愧曾當過新聞出版署的署長，比那位老杜先生強多了。

但是我們還是要提出質疑。根據新聞三要素，杜先生提供的時間、地點和人物仍然是含糊不清的：什么時間？“1987年秋”，秋是一個季度，而不是一個明確的日期；什么地點？是在哪里講的？沒有交代；什么人物？只說是“鄧小平跟非洲執政黨青年領袖”，這里沒有具體說出青年領袖的國家和人名。為此，我仔細查閱了《鄧小平文選》、《鄧小平年譜》，還查閱了1987年秋季即8月至11月的《人民日報》，根本就沒有鄧小平會見“非洲執政黨青年領袖”這一回事。人們有充分的理由懷疑杜先生所說的東西是捏造的，是為了一定的目的而制造的謠言。

退一萬步說，即使假定鄧小平會見所謂“非洲執政黨青年領袖”是秘密進行的，——這種可能性極小，因為實在沒有這樣作的必要，中央領導人也絕不會讓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杜先生知道此秘密之事，怎么會把所謂“官方記錄”給他看呢？而據杜先生自己說“這幾句話我把他背過了”，他顯然是偷看后背下的。人們要問：杜先生究竟是出于什么樣的動機要去偷看并默背中央的機密文件呢？

還有，無論是那位年紀更長的杜潤生先生，還是這位現在還在擔任《炎黃春秋》社長的杜導正先生，都不是鄧小平作品的著作權人，又沒有經過任何人的授權，究竟有什么資格公開發布鄧小平的所謂“談話”？特別是杜導正先生，曾經擔任過新聞出版署的署長，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應該說是非常了解的，這樣做是不是“知法犯法”的行為？

從這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杜導正的為人：他為了達到他們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而不擇手段、知法犯法，是什么壞事都做得出來的。

二、為學：不讀書，不求甚解

杜導正先生在中央黨校學習過兩年，又長期從事新聞工作，并且擔任過新聞出版署的領導工作，照理說，他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應該是了解的，特別是對他常常放在嘴邊的鄧小平理論，更應該是很熟悉的。但是，從上面提到的情況來分析，事實遠不是這樣。

在我看來，杜先生其實大可不必捏造鄧小平的談話，也大可不必去偷看默背這個“三句話”，只要稍微認真一點地讀一讀《鄧小平文選》，就不難找到類似的“談話”。這里，不妨摘錄幾段在下面：

1980年4月12日，在會見贊比亞總統兼贊比亞民族獨立黨主席肯尼斯·戴維·卡翁達時說，“‘四人幫’怎么說呢？寧肯要窮的社會主義，不要富的資本主義。其本質就是說，社會主義就是窮的。馬克思主義歷來認為，社會主義要優于資本主義，它的生產發展速度應該高于資本主義。所以，林彪、‘四人幫’完全背離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根本原則。”（《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2頁）

1980年4月21日，在會見拉赫達爾·布拉希米為團長的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代表團時說，“要充分研究如何搞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現在我們正在總結建國三十年的經驗。總起來說，第一，不要離開現實和超越階段采取一些‘左’的辦法，這樣是搞不成社會主義的。我們過去就是吃‘左’的虧。第二，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發展生產力。發展生產力要講究經濟效果。只有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才能隨之逐步增加人民的收入。……要研究一下，為什么好多非洲國家搞社會主義越搞越窮。不能因為有社會主義的名字就光榮，就好。”（同上，低12-313頁）

1980年5月5日，在會見幾內亞總統艾哈默德·塞古·杜爾時說，“社會主義是一個很好的名詞，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確理解，不能采取正確政策，那就體現不出社會主義的本質。……在搞社會主義方面，毛主席的最大功勞是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我們最成功的是社會主義改造。……根據我們自己的經驗，講社會主義，首先就是要使生產力發展，這是主要的。只有這樣，才能表明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社會主義經濟政策對不對，歸根到底要看生產力是否發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這是壓倒一切的標準。空講社會主義不行，人民不相信。”（同上，第313-314頁）

應該說，鄧小平的這些已經公開發表的講話和杜先生偷看和默背的那三句話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杜先生又何苦舍近求遠、棄本逐末呢？這只能有一個解釋，那就是他不好讀書，不知道《鄧小平文選》里有這些論述。

不過，嚴格地說，鄧小平對非洲執政黨領導人如此強烈地宣傳他本人關于社會主義的觀點，如此強烈地宣傳中國社會主義的經驗，并不符合馬克思、恩格斯和毛澤東在長期革命實踐中所總結的對其他國家運動所應該采取的態度。恩格斯曾在一封信里說，“馬克思，其次是我，對其他國家的運動所持的態度同對法國人的態度是一樣的。我們總是同他們保持接觸，如果值得花力氣這樣做，而且有機會這樣做的話；但是，違反別人的意志去影響別人的任何企圖，都只會對我們有害，只會毀滅在國際時代取得的原有的信任。在革命事業中我們在這方面的經驗實在太多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6-647頁）毛澤東也一再告誡說，“一般地說，一切外國黨（馬列主義）的內政，我們不應干涉。他們怎樣宣傳，是他們的事。我們應注意自己的宣傳，不應吹得太多，不應說得不適當，使人看起來好像有強加于人的印象。”（《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1頁）他還說，“對于一切外國人，不要求他們承認中國人的思想，只要求他們承認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該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這是一個基本原則。我已說了多遍了。至于他們除馬列主義外，還雜有一些別的不良思想，他們自己會覺悟，我們不必當作嚴重問題和外國同志交談。只要看我們黨的歷史經過多少錯誤路線的教育才逐步走上正軌，并且至今還有問題，即對內對外都有大國沙文主義，必須加以克服，就可知道了。”（同上，第433頁）

當然，對這個問題，鄧小平自己后來也是有所認識的。就在上述講話以后還不到一個月，他在1980年5月30日與中央負責工作人員胡喬木、鄧力群談話時就說到，“各國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國的黨、各國人民，由他們自己去尋找道路，去探索，去解決問題，不能由別的黨充當老子黨，去發號施令。我們反對人家對我們發號施令，我們也決不能對人家發號施令。這應該成為一條重要的原則。”（《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9頁）這樣的話，他后來又講過多次。如他在1983年會見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代表團時說，“一個國家的革命要取得勝利最根本的一條經驗就是，各國共產黨應該根據自己國家的情況，找出自己的革命道路。任何大黨或老黨都不能以最高發言人自居。”（《鄧小平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904-905頁）同年11月6日，在會見澳大利亞共產黨主席希爾和夫人時又說“對兄弟黨，不能指手畫腳，否則是很危險的。”（同上，第944頁）1984年5月20日，在會見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代表團時又再一次談到這個問題，說“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一定要根據本國的實際制定自己的政策，同樣也要尊重別的國家、別的黨的實際。對別的黨指手畫腳肯定要犯錯誤。我們不可能比鐵托同志更了解南斯拉夫的實際情況，同樣，中國人民最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鄧小平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974-975頁）

但是，不知是什么緣故，也許是“習慣勢力”使然吧，鄧小平后來又多次用很重的口氣向非洲一些國家領導人談起了中國搞社會主義的經驗并對這些國家現在是否搞社會主義的問題發表明確的看法。如他在1988年5月18日會見莫桑比克總統希薩諾時說，“有一個問題，你們根據自己的條件，可否考慮現在不要急于搞社會主義。確定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方向是可以的，但首先要了解什么叫社會主義，貧窮絕不是社會主義。要講社會主義，也只能是講符合莫桑比克實際情況的社會主義。”（《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頁）又如他在1989年3月23日會見烏干達共和國總統穆塞韋尼時說，“現在國際形勢趨向緩和，世界大戰可以避免，非洲國家要利用這一有利的和平國際環境來發展自己。要根據本國的條件制定發展戰略和政策，搞好民族團結，通過全體人民的共同努力，使經濟得到發展。我很贊成你們在革命勝利后，不是一下子就搞社會主義。我和許多非洲朋友談到不要急于搞社會主義，也不要搞封閉政策，那樣不會獲得發展。在這方面，你們做對了。”（同上，第289-290頁）顯然，這樣講是不符合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于外國革命所持的態度以及毛澤東所講的“基本原則”的，也是不符合鄧小平自己一再宣稱的“重要原則”的。不過，這也使我們看到，鄧小平的這些公開發表的話與杜先生神秘兮兮地“發布的”所謂 “三句話”非常一致，根本無秘密可言，更加證明后者乃是不折不扣的捏造；而杜先生不引公開出版物，卻捏造出什么“三句話”的謠言，除了證明其知法犯法和不擇手段外，也可見其讀書之太少也。

在歷史上，晉代大詩人陶淵明曾以“好讀書，不求甚解”自況，但是人們對他說的“不求甚解”卻理解不一：有人認為“甚”就是過分，“甚解”就是過于迂腐，咬文嚼字，“不求甚解”是一個褒義詞；而有人則認為，“甚”就是很，“甚解”就是“很解”，就是深入、充分的理解，“不求甚解”就是一知半解、淺嘗即止，沒有真懂，是一個個貶義詞。或許可以說，陶淵明當年是將“不求甚解”作為褒義詞使用的；但是，語言是約定俗成的東西，社會發展到今天，人們實際上都是將其作為貶義詞來理解和使用的；“吾從眾”，自然也是將它作為貶義詞來理解和使用的。

聯系杜導正先生，我想說的是，他應該屬于那種“不讀書，不求甚解”的類型。說一個文化人不讀書，的確難于令人置信，但是，一個長期從事新聞工作并且擔任過新聞出版署領導工作的人，一個雜志社的社長，一個大講鄧小平如何如何的人，連一個《鄧小平文選》都沒有好好去讀，更不用說他會認真地讀馬列著作和毛澤東著作了。由于杜先生不好讀書，他的“不求甚解”也就理所當然了。實際上，所謂“甚解”，也就是人們說的完整地、準確地去理解，也就是要聯系歷史和現實，聯系前人的論述，聯系同一作者在其它地方的論述去理解，這樣，如果不讀書或不好讀書能夠做得到嗎？

杜先生“不求甚解”，很突出地表現在他對于所謂“三句話”的過分看重上。其實，稍具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人都知道，根據不斷革命論和革命發展階段論相結合的原理，對一些過去曾是帝國主義的殖民地的非洲國家來說，由于資本主義沒有得到充分發展，必須首先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然后才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這本來是理所當然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認為，鄧小平提出在非洲一些經濟落后的國家“不要急于搞社會主義”也是正確的，并不值得大驚小怪，更不會把它當作是什么獨家新聞。但是，由于不熟悉或不懂得不斷革命論和革命發展階段論相結合的原理，杜先生（還有那位老杜先生）在理解時卻出現了偏差，把鄧小平針對一些非洲國家講的話當成了普遍真理，似乎在已經進行過社會主義改造的中國（對于這個改造，鄧小平是充分肯定的，前面引述的鄧語“我們最成功的是社會主義改造”就是證明）搞不搞社會主義都無所謂，叫什么主義都可以。這和鄧小平一再講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特別是“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顯然是大相徑庭的。

杜導正先生曾經位居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出版署署長的高位，現在也還是一個頗受世人關注的人物，但是從一些事觀其為人和為學，實不足道也。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