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中國精英主義者的說法，中國自從秦始皇開始就是一個封建專制國家，兩千多年從來都是以不民主為特色，他們推崇的民主和自由等等普世價值只存在于西方，因此除了全盤西化之外別無出路。

　　老實說，我這個人從來是不高估中國那些個知識精英的水平的，而且是把秦始皇時代開始到今天的知識精英，都是一視同仁，除了極其個別的例外，毛澤東時代那些滿口馬列詞匯的知識精英也是據此看待。

　　最典型的就是用“五階段論”來解釋中國歷史，毛澤東時代的知識精英們說，中國在夏朝就開始進入了奴隸制時代，在春秋戰國之間進入封建時代（另外有人主張秦漢封建說和魏晉封建說），近代開始有資本主義萌芽。對于這種治學方式，我認為完全是胡說九道，中國的歷史與西方歷史進程完全不同，根本不能套用這個“五階段論”。不過用“五階段論”治中國史雖然不能說很好，但是也算是一個進步，在敘述模式和選材方面，開始有了統一的標準，大大的突破了傳統史學的任意性，最值得肯定的是在這個治史階段，沒有過分去突出知識精英的職業利益，多多少少肯定了底層社會的歷史作用，否定了精英階層控制和主導歷史的神話。這在與錢穆的《國史大綱》一對比，優勢就非常明顯，我讀錢穆寫的歷史，腦袋老是盤旋著一句話就是“累累若喪家之犬”，也難怪，錢穆先生剛剛好碰上了取消科舉的時代，恰好中國又沒有現代工商業提供的就業機會，有限的幾個教育職位常常還要受到一些半吊子海龜的威脅，個人生存危機總是無法從腦海中間驅除，寫國史的時候或者做學問的時候，無時無刻不記著要捍衛關涉個人生存的職業利益，最后把中國歷史寫成沒有那些“死讀書、讀死書”的人，就沒有國家和民族的一切。

　　從今天掌握的資料看來，這個“五階段論”在歐洲是否成立都是大有疑問的。按照番邦蠻夷的主流歷史敘述，他們最早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和羅馬時代的文明，然后進入中世紀，基督教保護和傳承了古希臘文化，在中世紀的黑暗時代的城堡邊緣地區產生了早期的工商業城市，資本主義和市民社會開始成長，現代西方社會就是這個發展過程的邏輯結果。這個敘述怎么看都不是歐洲多數地區和多數人的歷史演進模式，在希臘的一小撮城邦之外，大量的地區和人口是處在什么生活方式里面，難道是與城邦一樣的嗎？中世紀的城堡之外，馬爾克公社到底是少數特例還是普遍形式？至于說到近代以來的工商業成長過程，跟中世紀的城市關系基本上可以說是風馬牛不相及，這樣的歷史敘述，跟中國知識精英的“專案組治學”模式不相上下，希望中國的知識精英會因此高興起來，他們的治學方法原來也是符合西方的“普世價值”的。

　　秦始皇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制國家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廢封建、置郡縣”。這個事情乃是一個質變，從前都是地主和官員合一的分封體制，政治權力是緊密結合經濟權力的。秦始皇干的這件事是典型的“政經分離”――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分開，這是現代民主國家典型的特點。從此以后，地主就是地主，官員就是官員，不是給你一塊封地，同時又是封地上的行政首長了。

　　這個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的分立過程，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是根本性的，與歐洲的中世紀相比，中國農民能夠受到政權的部分保護，在經濟上有資格壓榨農民的人，手上沒有政治權力，因此與歐洲中世紀莊園和城堡類似的組織模式，在中國就很不發達。換言之，中國農民除了經濟剝削之外，在政治上不受地主支配，或者地主手上沒有政治權力，對農民的支配力量有限。這樣就造成了中國社會的一個根本不同于歐洲的特征：農民的身份相對自由，超經濟強制沒有歐洲突出。因為政治權力完全由中央集權制政府把握，沒有殘留的政治權力幫助社會上的精英階層去壓榨和奴役農民，歐洲那樣的農奴制和普遍的人身依附關系在中國就很不突出，因此中國居民之間的血緣關系和鄰里關系就顯得更加重要一些，于是乎中國的那些個知識精英就有了一些發現，首先是梁漱溟說中國人是“倫理本位”，李澤厚說中國社會是“血緣基礎”，費孝通在江村調查的時候命名了“差序格局”。

　　現象上面都發現了，但是在解釋上面就成了問題，中國知識精英一貫的毛病是“貪天之功為己有”，說這些都是儒生們按照儒家理性設計的結果。這就是胡說九道了，中國社會的血緣關系和鄰里關系比較突出，是因為政治權力相對公有，沒有和經濟權力合一的結果，換言之，中國社會不同于歐洲中世紀的原因在于秦始皇建立的中央集權制國家，壟斷了所有的政治權力的后果，沒有政治權力殘留在地主手上，他們就搞不成農奴制。顯然，中國古代社會人際關系方面與歐洲的區別，是秦始皇改變了權力分配模式實現“政經分離”的結果，而不是處于儒家理性的設計和落實。在中國的秦始皇廢除封建制之后，農民的人身自由就相對多了起來，自由發展的結果，是突出了基于血緣和地域的人際關系，否定的就是歐洲那樣的人身依附關系模式。按照毛澤東的判斷是“祖龍雖死業尤在”“百代多行秦政法”。

　　歐洲中心論的歷史觀，不單單表現為“五階段論”一種，另外一種最重要的表現是突出資本的歷史作用，特別是資本推動國家機器的強化和完善過程。在后一種認識底下的典型“范式”是資本主義，啟蒙、民主和自由、市民社會與國家的二元敘述，把歐洲國家的近代歷史路徑說成是所有正面價值的唯一寄托。至少從20世紀初開始，在中國發生的有關歷史和社會科學論戰中間，通常是沒有真正的中國思想出席的，都是典型的“西人與西人戰”，參與論戰“西人”的兩方，通常是馬克思和他的對立面。然而在內核上，馬克思與他的對立面的認識是相通的，本質上都是突出資本及其人格化的資本家階層的歷史作用。實際上這個馬克思話語與他的西方對立面的話語競爭，于今尤烈，一些新銳自由主義者早就不耐煩那些“老馬克思主義者”的“補課論”了，這么粗俗的辯護還占著如此大的話語權，完全是“彼可取而代也”，迫切希望通過把他們邊緣化，自己占據更多的話語權，這個新自由主義要奪“補課論”者話語地位的進攻戰爭，早已如火如荼。

　　馬克思和他同時代以及其后的許多人，把中國的歷史看作是“東方專制主義”的典型案例，這其實也好理解，畢竟西方人對中國歷史的了解，到今天為止都是非常有限的。對中國的大規模研究，實際上是從新中國成立之后才開始，把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看作對手的時候，才需要認真對待的。在此前對中國的了解，西方人基本上就是依據水手、士兵、商人、傳教士等閑雜人等來傳遞信息的，基本上沒有什么經過專業訓練的人士來做研究中國的工作，可以說沒有冷戰，就沒有對中國研究的升級。在啟蒙時代，伏爾泰等人對中國的高估固然是寄托了自己的理想，而盧梭對中國的低估又何嘗不是寄托了自己的訴求，就是這種個人想象中間的中國，在西方人的心目中間停留了很長的時間，實際上今天的西方漢學家們，又有幾個真的很好的把握了中國的歷史與現實呢？其實還可以把視野縮小到國內來，那些動不動就是要援引“普世價值”的人，又真的對中國歷史把握得很好嗎？

　　從20世紀初期開始，中國的知識分子們又何曾認真對待過中國的歷史與文化呢？錢穆固然是在捍衛中華文化，但是你能分清楚他到底是在捍衛一種文化，還是在捍衛自己的飯碗呢？老實說我自己就分不出來，特別是讀了《國史大綱》之后越發分辯不出來了。今天的那些個新儒家們，又有幾個真的是對儒家思想有興趣，而不是把這一套話語作為職業利益對待呢？我分明看到這些人自五四之后，就一步一步地想要把儒家思想改造成一種“西化新禮教”，試圖去爭取洋人的接納和認同，就像是傅斯年所說的，要把西方國家的東方學權威地位奪過來，他們的心胸和眼光終究不過爾爾。因為洋人那里宗教地位比較突出，而儒學思想又與西方主流的精英主義思想真有些格格不入，因此試圖把儒學說成是宗教以爭取一點洋人認同的努力，難道不是大陸社科院的高級專家的杰作嗎？

　　在對中國社會的認識上面，今天特別流行的“國家－市民社會”話語，早已經悄悄地在史學界占據了大半壁江山，據說是承接法國布羅代爾開始的新潮流，名之曰“社會史”。以前有人笑話有些人總是想要在中國找到資本主義萌芽，今天另外一些人已經是按圖索驥，在晚清和民國社會中間去“爬羅剔塊”，尋找“市民社會”的影子，并想盡說辭把他們抬高到曾經主導國家和社會的地位上。內地實在是難以找到，就去通商口岸徘徊，洋行總辦個個深目高鼻，就先拿聽差充數。中國歷史如果不是“市民階級”主導的，那中國的歷史專家就會感到顏面無光，出不了世界級的研究成果。還有的精英如雷頤說多虧了鴉片戰爭一頓好打，要不然咱們還在封建社會，最可恨的是晚清和民國年間竟然有人想要抗拒洋人，結果是延誤了現代化進程。中國的市民社會不行，看來也不要緊，洋人的市民一樣會引領中國進入現代化。

　　秦始皇手下沒有市民階級起作用，就算是實現了“政經分離”，也絕對不能算是民主步驟，除了市民社會哪里還有民主，沒有歐洲哪里還有歷史呢？可不要對咱們中國的知識精英說外行話。

　　二○○四年五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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