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民主國家”印度
——《西方民主末日》之三
無論出于構筑對華包圍圈的急功近利的考慮，還是基于剿滅社會主義、擴大和深化對第三世界進行掠奪資源、盤剝勞動力、控制市場的全球戰略，西方首先是美國，都對保持現有體制的印度，表現出持續的、過分的熱情。他們把這個英國前殖民地、其后美國長期而有效地施加影響的國家，塑造為樣板式的“世界最大民主國家”。然而因此印度也成為西方認可的第三世界實行西方自由民主的展臺。
奧巴馬的經濟政策助理拉里·薩默斯，把印度的政治經濟模式封為“孟買共識”，相比于“北京共識”，既有“鬧哄哄的民主保護人民的公民自由”，又“更注意均衡增長”，因此“可能會最終取得勝利”。據說也有需要繼續解決的問題：“國有企業是個爛攤子。急需私有化”。[i]2011年8月17日，印度爆發大規模反對腐敗的群眾性運動。恰恰在運動爆發前兩天，8月15日，不知道有什么深謀遠慮和微言大義，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發表講話，特意夸獎一番印度民主如何“生氣勃勃”和“強壯有力”。
印度1991年以來經濟翻兩番。世界人民為印度20年來經濟的高速增長高興，但是為西方自由民主對印度的侵蝕深深憂慮。這種自由民主的第一個成果是兩極分化。最富有的100位印度人所擁有的財產規模，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1/4。首富穆凱什·安巴尼的一處豪宅27層樓，有3處停機坪、9部電梯、6層樓的停車位，有空中花園、舞廳、健身房和600名傭人。在他的豪宅的周邊，是印度8億貧困潦倒的農民、25萬因負債累累自殺的農民的幽魂。
這種自由民主的第二個成果，是腐敗。企業收買政客、法官、政府官員和媒體。價值數萬億美元的儲量巨大的鋁土礦、鐵礦、石油、天然氣，以極低價格賣給私人。“國家征用”名義強占的土地，也交給私人企業。這就是印度：從護照和出生、結婚、死亡的證明，到建筑許可、房契、燃氣通氣、入學資格、駕照、養老金、醫療服務，沒有一件事情可以離開行賄。法新社的一個報道說，“正如啟動汽車需要汽油，在印度，辦成事就需要賄賂”。賄賂成為辛迪加式的聯合產業和社會體制的一部分。
香港《南華早報》說，印度存在一種“鼓勵效忠于個人和趨炎附勢的政治體制”，經濟上漲而道德淪喪，威脅到國防和國家安全等敏感部門，“腐敗使印度炫目的經濟增長失去光輝”，“可能將它們破壞殆盡”。[ii]印度著名作家阿倫德哈蒂·羅伊撰文指出，在這個號稱最大的民主國家，“民主已被淘空”，而且“資本主義正在毀掉這個星球”。[iii]
腐敗激起印度人民的憤怒，演化為2010年的大規模群眾性反腐敗運動。運動推出一位以個人絕食作為斗爭方式的安納·哈扎雷。西方主流媒體似乎又找到了他們的自由民主的明星，呼吁爆發印度版的“阿拉伯之春”，熱捧哈扎雷為“反腐斗士”、“道德楷模”和“甘地式”領導人。但是甘地在領導反殖民主義的斗爭，而哈扎雷卻未曾對導致腐敗的私有化、西方跨國公司壟斷或是為實現這種政策而進行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有過半句抗議之辭。主流媒體成功地將關注重點移開，反而強調加大私有化的力度。這場起初聲勢浩大的運動，落得只有表面文章，取得某些形式上的勝利之后不了了之，如前引羅伊文章所說，愈演愈烈的源于群眾力量的動蕩局勢，如何把抗議變成乖乖聽話的寵物，改變方向和進入死胡同，“由安納·哈扎雷領導的反腐抗議活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奧巴馬政府要人寄望“孟買共識”對“北京共識”“最終取得勝利”。中印均屬第三世界，只有平等相處、取長補短的道理，不存在誰戰勝誰的問題。倒是美國官方在這里制造問題。兩國都是大國，都曾長期受西方蹂躪，都需要在國家主權、民族獨立的前提下促進社會經濟發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進行比較未始不是一種相互交流、共同提高的方式。這很容易使人想起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爾蒂·森的比較：在社會發展方面，印度和鄰國中國差距最大的是教育和醫療衛生，“在諸如壽命預測、嬰兒死亡率、平均受教育時間、疫苗接種等一些生活水平最關鍵的社會指標方面，這兩個國家之間的差距正在擴大，而不是縮小”。印度人均受教育時間4.4年，印度小學師生比僅及中國的1/3，頂級的學校和技術院校培養出最優秀人才，其他方面則排在最糟糕之列。[iv]
[i] 《印中比較：哪個是發展中國家的最佳典范？》，美國《時代》周刊2010年10月29日。
[ii] 《腐敗使印度的經濟增長失去光輝》，香港《南華早報》2011年11月29日。
[iii] 《謹防印度億萬富翁富裕的‘噴涌理論’》，英國《金融時報》2012年1月13日。
[iv] 《印度學校沒有跟上經濟發展的步伐》，英國《金融時報》2012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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