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無一用是書生：陳布雷家族的歷史悲歌

2007年11月09日 mangazine

文／林耀國

　　1948年11月14日清晨，籠罩在深秋寒意中的南京城里，無數人又驚又疑地讀著當天的《中央日報》，上面以三欄長題刊載了一條新聞：

　　陳布雷氏昨心臟病逝世

　　總統夫婦親往吊唁明大殮

　　“此樹婆娑生意盡矣”——陳布雷之死

　　人們怎能不驚疑呢？死者乃是國民黨的“領袖文膽”、“總裁智囊”，素有“國民黨第一支筆”之稱。他追隨蔣介石二十年，是最受寵信的“天子近臣”，他本人亦承認，“外間都說我在委座面前說話有效果”。這樣一個重要人物，幾天前還在出席“中央政治委員會臨時會議”，并受蔣之托，負責草擬“戰時體制綱領”。事先毫無征兆，怎么突然就撒手人寰？其中有何蹊蹺？

　　果然，幾天之后中央社就對外宣布，陳布雷是自殺身亡，“以死報國”。他留下的遺書也根據蔣介石的指令，由治喪會照相制版發表。遺書開篇就寫道：“人生總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輕于鴻毛。”“我的死，在我自身是不勝痛苦焦憂而死……看樣子我的身體是無法好起來的，我此心永遠在痛苦憂念之中。”

　　陳的死，讓蔣介石極其悲痛。噩耗傳來時，他立即中斷會議，親自趕到現場查看。大殮之日，他“偕夫人于上午十一時步入靈堂，親臨吊唁”，“在陳故委員遺像前，為渠二十多年來知己，默念約一分鐘，始緩緩退出”，“挽‘當代完人’橫匾一幅， 懸掛靈堂上端”。在祭文中，蔣更作蓋棺論定之語，盛贊“畏壘椽筆，逾百萬師”，“綜其生平，履道之堅，謀國之忠，持身之敬，臨財之廉，足為人倫坊表”。

　　關于陳自殺的原因，一直都是爭論的話題，時至今日仍然眾說紛紜。有的認為陳患有突發性的抑郁癥，無法解脫；有的說，陳是痛感國事之不可為，要對蔣進行“尸諫”；有的更傳言，陳死前曾向蔣犯顏直諫，痛陳國民黨權貴尤其是孔、宋兩家的腐敗，結果被蔣訓斥，不堪其辱而死；蔣介石本人則在10年之后表示，陳布雷是因為聽信他將下野的謠言，“憤慨之至而以死報國”。

　　這個謎團，或可與王國維之死相提并論。各種說法可能都有所本，但恐怕都不是正解。陳寅恪先生在《王觀堂先生挽詞并序》中說：

　　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現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于《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意義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猶希臘柏拉圖所謂Eidos者。若以君臣之綱言之，君為李煜亦期之以劉秀；以朋友之紀言之，友為酈寄亦待之以鮑叔。其所殉之道，其所成之仁，均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體之一人一事……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鉅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后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榮辱委瑣齷齪之說，皆不足置辨，故亦不及云。

　　陳布雷自青年時起，就真誠信仰三民主義，他擔任編輯主任的《商報》，堅決擁護國民黨，孫中山甚至贊揚“可稱為是忠實的黨報”，其宣傳比國民黨自己辦的報紙還更忠實。他一生受蔣介石的知遇之恩，恩遇之隆，無人能出其右，但他對蔣未必沒有微詞。他的“愚忠”，正是“君為李煜亦期之以劉秀”。

　　當他自殺前的十幾天里，遼沈戰役結束，國民黨47萬精銳部隊被全殲，人民解放軍百萬大軍入關，包圍平津，11月6日，“徐蚌會戰”(即淮海戰役)開始，國民黨軍的主力即將損失殆盡。更嚴重的是，國民黨政權人心盡失，南京、上海接連發生搶米風潮，金圓券迅速貶值，人民生活陷于絕境，上海經濟督導員蔣經國向行政院長翁文灝辭職，被陳布雷寄予了最后一線希望的翁內閣也隨之倒臺。可以說，國民黨政權已經是大廈將傾，陳所信仰的“主義”，再也得不到人民的擁戴。

　　故陳布雷的死，原不必以“流俗恩怨榮辱委瑣齷齪之說”來解釋，這個書生，注定了要和國民黨政權以及這個政權所代表的“道統”的氣運相始終。

　　長子代父、書生治家—陳布雷的家世

　　和幾乎所有的蔣介石親信一樣，陳布雷是浙江人。原名訓恩的他，少年時因面頰圓潤，狀如面包，而取筆名布雷(音諧bread)，結果以筆名聞世。

　　這個大才子，身世孤寒。他的祖父、父親都是茶商，生意往來于浙、贛之間。他生下來第二年的正月，母親應氏就去世了。父親陳依仁也只活到49歲。父親生前，他在杭州浙江高等學堂讀書，接受新思想，屢思出國留學，但是父親都不同意，父親去世之后，留下孤兒寡母十余口，食之浩繁，生之者寡，全靠他一支筆苦苦支撐。宗族的事務，也要他來維持。書生治家，實在難為他了，他有時候心里覺得委屈，就寫信對朋友說：“今而后乃知書生之無用，余向日在校之所習，到鄉村理家族事，一無所用之，而鄉人所視為克家之條件，在余乃無一而備，非如小學生從頭學起不可。”然而，他做事肯用心，又能大公無私，所以得到族人信服，他弟弟妹妹也得到極好的教育。

　　他一手帶大的弟弟陳訓慈，曾任浙江省立圖書館長。1937年8月，日寇在金山衛登陸，杭州危在旦夕。文瀾閣《四庫全書》和浙江省立圖書館的大量珍貴圖書亟待搶運。訓慈先生毀家紓難，終于將文瀾閣《四庫全書》安全地運出杭州，抵達富陽，之后又千辛萬苦地將《四庫全書》運抵貴陽。訓慈先生還負責把著名的寧波天一閣藏書搶救出來，運到浙南龍泉一個小山村。抗戰勝利后，他又將這些珍貴圖書文物運回杭州。今天我們在浙江圖書館古籍部能看到保存完好的文瀾閣《四庫全書》，就不能不為陳訓慈先生的偉大精神所感動。

　　陳布雷對弟弟妹妹的教育也總有長遠的考慮。弟弟陳訓悆中學畢業后，被送去上海同文書院學習日文，陳布雷對弟弟說：“甲午戰后，為中國大患者，北有俄羅斯，東則日本。民國以后，日本之謀我益亟，憂國之亡，以為欲謀御倭，必先通倭情，由語文而及其文物制度。”訓悆果然不負乃兄所望，精通日文，抗戰中為國家多有貢獻，后來曾任中央社總編輯、《中央日報》社社長，“其治事一清如水，而自奉一貧如洗”，有乃兄之風。陳布雷對弟弟講的這番話，今天讀來仍覺栩栩如生，仍然發人深思。

　　陳氏家族中還有一位值得一提的人物，即陳布雷的堂兄陳屺懷。這位老同盟會員曾主持了寧波辛亥光復事務，他一生辦學、辦報無數，而且特別提攜自己的小從弟陳布雷。1910年屺懷與湯壽潛、戴季陶創辦《天鐸報》，陳布雷參加，當時就因文章得了大名；1920年屺懷又創辦《商報》，陳布雷代主筆，在五卅運動中發表評論，“所有議論，均能在群眾中發生影響”，得到各方矚目。當時中共方面不僅在《響導周刊》上轉載這些文章，還曾打算爭取他，按陳布雷的說法是，“對余等極盡拉攏之能事”；陳屺懷則向蔣介石推薦，經過幾次接觸，布雷猶豫再三之后，終于成為蔣的幕僚長。

　　了解了這段淵源，也就不難理解1941年周恩來在重慶托人給陳布雷傳的一段話：“對他的道德文章，我們共產黨人是欽佩的，但希望他的筆不要為一個人服務，要為全中國四萬萬人服務。”

　　伴君如伴虎的“侍從室政治”

　　陳布雷一生以文章名世。比如他起草的著名的蔣介石廬山講話，“如果戰端一開，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的決心”，為中國四萬萬同胞廣泛傳誦，激勵了全國軍民同仇敵愾、團結抗戰的最大決心。

　　但是，如果真以為布雷只是個御用文人，“搞文字的”，那就太不了解中國的權力運作模式了—須知道，權力的大小，并不決定于名位的高低，而在于與權力中心距離的遠近。所以我們觀察中國政局，切莫小看了這些“筆桿子”。

　　盡管布雷自稱無派無系，政治上光棍一條，但其實在國民黨的政治版圖上，卻以他為靈魂形成了所謂的“官邸派”也有人稱之為“清流派”)。陳領導下的侍從室，近水樓臺，或可與清代的軍機處相比擬，更兼有宦官機構的某些特點，其實際權力，絕不是任何一個浮在面上的中樞機構所能比擬的。

　　蔣介石為人精明但心理陰郁，他的難侍候是出了名的。但是，蔣對陳布雷的信任卻始終不改。當蔣遇有重大事件時，大都要單獨約陳密談，由陳條陳各方面的意見，供決策參考；蔣每次公開講話，皆由陳事先起草或擬提綱；即便是蔣即席講演的記錄稿，也必須經陳潤色才能定稿。

　　位高權重的陳布雷，痛苦煩惱亦無法避免。伴君如伴虎，古往今來的天子近臣，必傾全部心力揣摩上意。所謂天意難測，居于權力頂端的人，往往性格扭曲，多疑而反復無常。陳布雷隨侍蔣介石二十年，其中的曲折亦可以想見。

　　為了集中精力侍蔣，也為了切斷人情往來上的干擾，陳布雷在南京工作時，把家安在上海；在重慶工作時，則把家安在北碚。始終與夫人王允默及子女分居兩地。如此不近人情，內中又有多少苦衷。

　　由于長期心事重重，精神壓力太大，加之長年服用安眠藥，陳布雷臉色很難看，一次去云南，吸毒人“慧眼識俊杰”，竟與陳接頭打聽“吃黑米”的事，這使陳十分沮喪。

　　無論如何，陳的書生本色始終不改，他對官場上那一套，時時感到難受。在1938年4月9日的日記里他就直言不諱地寫道：“余于彼等亦常覺格格不相入，蓋大多數人言不及義，思不及義，唯知以挈較權利為急務，稍便則酒食征逐，只要瞞得過首領而已。”

　　陳布雷的廉潔與謹慎也是驚人的。據工作人員回憶：陳從不收禮，當然上門送禮的也不多。南京時期，舟山一位官員曾送來一大包目魚干，硬要放在收發室。收發室不收，那人摸出一張卡片，放下就走了。收發何仲明只好在登記本上寫上那人的姓名，然后將目魚干送到廚房，由廚房、門衛等一干人吃掉了，陳一點不知道。一次中秋節，上海一位“國大代表”送來幾盒月餅，收發有了上一次的經驗，如法炮制，替陳布雷“代勞”了。 等陳布雷自殺之后，家人清點遺物，發現他留下的金圓券“只夠付里弄清潔員的小費”。

　　當時的報紙曾寫了一篇八卦文章，叫《陳布雷懷中三寶》，全文如下：

　　陳布雷稱記室大手筆，近年佐主席司理筆札，許多重要文告和演詞，大都出之他手。陳才思華瞻，下筆敏疾，可是身體甚弱。而且養成習慣，非深夜不能工作，白天則非過午不起。這與主席所倡導的新生活大相悖謬，但主席倚俾甚深，不欲譴責。他無論家居外出，懷中備有法寶三件。一、安眠藥片；二、萬金油；三、八卦丹。由于用腦過度，他患有失眠之疾，血肉之軀不休息怎行？于是每晚乞靈安眠藥片，其次他已養成一種嗜好，即每當搖筆構思的時候，只需在太陽穴搽些萬金油，更輔以八卦丹一小塊，入口咀嚼，文思即泉涌而出。

　　這則剪報，被陳貼在日記里，不知他當日讀到是何感受？哭笑不得？或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家庭叛逆 女中英豪”——陳璉的道路

　　陳布雷身在政治漩渦之中，但他卻不允許自己的子女參與政治。長子陳遲想報考中央政治學校，他斷然拒絕，說“農業也可救國，中華以農立國，化雜草為肥料與拒倭寇救國一樣”，要求兒子報考浙大農學院。

　　可命運偏生是最愛作弄人的。他越是怕政治，政治就越要來找他的孩子。他最疼愛的女兒陳璉，深深卷入到當時的國共政治斗爭之中，而且父女兩人選擇了截然不同的道路。萬萬沒想到的是，最終他們竟殊途同歸，都在絕望中自盡。

　　陳璉的生母，是陳布雷的元配夫人楊氏。楊氏即將分娩前，一天突然哭著對陳布雷說，“昨晚我得了一個噩夢，夢中見三姐入棺，我與眾人哭送，卻見旁邊有一新棺，上寫楊氏”。

　　一夢成讖。楊氏誕下陳璉之后，很快就去世了。陳布雷狂性大發，將剛出生二十多天的女兒扔出窗外，結果這嬰兒卻大難不死，被天井里的篾棚架住了。陳布雷十分懺悔，給女兒取名“憐兒”，上學后改名為璉。

　　陳璉是個非常美麗的女子，當事者在回憶時幾乎都會提到她的容貌：大大的眼睛，兩個深深的酒窩，秀麗、端莊，是真正的大家閨秀；然而她又是一個特別倔強和追求上進的人，父親曾要她念幼師，但是她讀了一年之后，和父親大鬧，堅決轉學，考入了杭高，之后又考上了當時的“進步堡壘”西南聯大。

　　陳璉一直仰慕俄國的“十二月黨人”，這些貴族浪漫而富于激情，背叛了自己的出身，為了推翻沙皇統治而不惜殺身成仁。她在合川國立二中讀高中時，中共地下黨組織便為她的心跡所感動，發展她入黨。她高中畢業后即打算去延安，結果被周恩來、鄧穎超勸阻，要她以大局為重，留在大后方。

　　在西南聯大，陳璉找到了共產黨的秘密組織，而她的上級就是后來成為她丈夫的袁永熙。袁也是世家子，祖父是滿清的顯宦，和徐世昌是兒女親家。陳布雷曾請北平市副市長、“三青團”北平市主任張伯瑾幫他查一查這個未來的女婿是什么人，張調查了一段時間后告訴他，外交部次長葉公超教授是袁的姐夫，孫國華教授是他另一個姐夫，吳晗教授是袁的好朋友，朱自清教授則和孫國華相熟，對他十分賞識……

　　這兩個身世煊赫的青年，很快成為了進步學生運動中的重要人物。1946年底，“沈崇事件”引發了強烈的抗議，而“袁永熙就是這場大規模群眾運動的主要領導人和組織者，陳璉也是這場運動的積極分子”。

　　1947年夏天，陳璉與袁永熙舉行了婚禮。但蜜月剛過，兩人就意外被捕。陳璉已是有孕在身之人，卻十分堅強，在獄中他們守口如瓶，經受住了考驗。過了幾個月，陳布雷和葉公超才終于將兩人保出來。

　　陳璉當時在著名的貝滿女中教書。在她的學生中，有一個是李敖的二姐。很多年后，這位李敖大師看到了他二姐的回憶錄，并從里面抄出來一大段：

　　清早到學校就聽說教語文的田先生和教歷史的陳璉先生被捕了，學生組織罷課，我立即參加，因為我喜歡陳璉先生，抓那么好的老師太不公平……

　　解放后一次全校聯歡會在風雨操場舉行，這種不在大禮堂舉行的全校聚會，表面看似乎不那么正式。但陳璉先生突然穿著解放軍的灰色棉軍裝出現在臺上，引起全場沸騰般地歡迎！陳先生的樣子依舊羞答答，與軍裝那么不協調。顯然那套軍裝對嬌小的她是太大了點，她舉手敬軍禮又那么不習慣不自然，但是臺下長久持續的歡呼聲和掌聲，說明她多受同學的歡迎和敬愛！陳先生用平靜的微笑等待臺下能聽她講述自己被捕后的經歷。

　　解放后，陳璉長期在團中央工作，曾被選為中共八大代表。而袁永熙則十分坎坷，先是被開除出黨，又被批準重新入黨，在團中央干過，1954年擔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兩年后下臺，任校長助理，1957年被劃為右派。陳璉為了三個孩子，被迫與他離婚，1962年調到上海任華東局宣傳部教育處長。

　　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中，陳璉內心世界的痛苦或許是旁人無法想像的。她的女兒回憶說：“媽媽讓我到松江縣二中讀書，是為了讓我和農民出身的學生在一起生活，學習他們吃苦耐勞的精神。兩個弟弟想爸爸的時候，對小孩子怎么能說得清楚爸爸怎么會變成右派呢？所以媽媽只好說爸爸是壞人，免得別人說我們劃不清界限。”

　　無論陳璉如何改造自己，但她終歸逃不脫命運的安排。“文革”風暴中，她被批斗，要求交待歷史問題。她是那么地忠于自己的信仰，為了信仰，她不惜背叛自己的家庭，可是她卻并沒有得到信任，如今她還有任何一點活下去的理由嗎？

　　和她的父親一樣，她也留下了遺囑，要她的孩子們無論在什么樣的情況下，都要相信毛主席，都要跟共產黨走。

　　她在團中央時期的老領導胡耀邦，后來給她的紀念文集題了詞，“家庭叛逆 女中豪杰”。

　　“外省權貴、鐵桿臺獨”——數典忘祖的陳師孟

　　陳布雷家族的故事，并沒有終結在大陸上。陳布雷也好，陳璉也好，萬萬想不到，他們的后人中居然出了一個“鐵桿臺獨”。

　　陳師孟，陳布雷的嫡長孫。1948年8月生，畢業于臺灣大學經濟系，后又獲得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經濟學碩士和博士學位。1966年加入國民黨，1991年，因參與“推動廢除刑法一百條”運動遭到軍警鎮壓，他憤然退黨，轉而加入民進黨。此時，他受到陳水扁的關注，此后在其力邀下出任臺北市政府政務副市長。2000年“大選”后，陳師孟進入“中央銀行”任“副總裁”，之后又被陳水扁欽點為“總統府秘書長”，后來還擔任過民進黨黨校校長之職。

　　陳師孟1949年才到臺灣，是個不折不扣的“外省人”，可是他于1992年發起成立了“臺灣外省人子弟臺灣獨立支援會”。為了使自己的“臺獨”血統“更加純正”，他聲稱自己一歲多就來到臺灣，“到中國沒有印象，因此政治上百分之百是個臺灣人。所謂‘既是臺灣人又是中國人’的說法是不通的，是沒有道理的事情”。輿論―片嘩然。

　　另外一個事情讓他被罵得更慘。在未就任“中央銀行副總裁”之前，他曾三次提出應該開征“國安捐”，要對那些到大陸投資的臺商課以重稅，“以保障國家安全及增加政府收入”，這個意見遭到商界的強烈反對。于是他表示這“純為學者意見，就任副總裁后絕不再提”。然而，這位“陳副總裁”就任不到十日，就違背其先前的承諾，以官方身份提起應開征“國安捐”！輿論都認為，這實際上是陳水扁政府的政策風向球，同時也“恐嚇”臺商，脅迫他們支持民進黨。很多人認為，陳師孟這個人和陳水扁一樣，毫無信義。

　　他這種喜歡信口開河的性格也造成了不少麻煩。在接受廣播節目訪問時，他說“新臺幣還有貶值空間”，結果導致新臺幣一天內跌了一塊，“國庫”損失了二十億美元，大家都說，這個人是“一言喪邦”。

　　陳師孟還有一個八卦，就是特別愛豬，他每天打的領帶都是小豬圖案，私人搜集了一千多種豬的收藏品，還辦過展覽。他自己說，愛豬是因為讀了英國政治家丘吉爾的傳記，里面說“豬總是兩眼平視，平等待人，而不傲視或自卑”，他認同這樣的不卑不亢的“風骨”，而且還經常公開勸政治人物“向豬學習”。

　　當然，陳教授也有不那么“豬”的時候。在“倒扁”風潮中，他繼臺灣前“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發表公開信呼吁陳水扁下臺之后，表態不支持扁堅持下去，并且投書媒體，建議陳水扁依蔣介石模式“引退離職”，接受司法調查。陳師孟認為，陳水扁若仍是“總統”身份面對檢察官，受審的是“總統夫人”吳淑珍以及親密幕僚，那么陳水扁將徒然被視為“躲在保護傘下茍存”，只有以平民身份證明清白才可杜悠悠之口。

　　陳師孟被視為最挺扁的親綠學者，陳水扁到處宣稱他是“最佳工作伙伴”，他們的關系再親密不過。陳師孟此時發表長文勸扁引退，確是替綠營大局著想。陳水扁這個貪腐的“總統”，已背離了民進黨立黨時的理想。但是，陳師孟的苦心，并沒有得到多少好評。他的老對頭李敖諷刺說，根據“憲法”，“總統”請辭下臺就不能回來，也沒有所謂“代總統”，當初蔣介石又“復行視事”，根本就是“違憲”。陳師孟的做法，是又想要拍阿扁馬屁，又要裝出一副知識分子獨立思考的樣子，真是豬八戒照鏡子？里外不是人。而民進黨內的“死忠分子”則早有先見之明地指出，陳師孟這個外省人，究竟還是外省人，怎么可能真心實意地愛臺灣，愛“臺灣人的總統”呢？

　　從某種意義上說，陳師孟和陳璉一樣，都背叛了自己的出身，我們甚至也不愿意去懷疑他的初衷。這位經濟學博士、臺灣大學教授，冒著那么大的風險反出國民黨，也可能真是為著自己的理想與信仰。

　　曾幾何時，他因為是陳水扁的親信而權勢熏天，他死心塌地地幫陳打天下。但近來的局勢發展，卻讓他顯得那么尷尬和無奈。他決不會見容于泛藍群體，而“臺獨”分子又能真的信任他嗎？他好像是寓言故事里的蝙蝠，他那些激烈的“臺獨”言論，或者也是為了掩飾內心的虛弱？名利得失，是非榮辱，終歸不過是過眼云煙，將來怎么去見自己的祖宗，怎么對得起腳下的土地！

　　他的祖父陳布雷曾嘆息說，“我一生最大的錯誤就是從政而又不懂政治。”這句話，陳師孟一定是知道的，只是不曉得，他如今是不是已經明白了這句話的意思？

　　百無一用是書生，書生從政，終被反噬。這就是陳家三代人的悲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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