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毛澤東與蔣介石
袁南生     
  
 
　　中國革命史上的許多重大事件都與斯大林不無關系。由于斯大林的支持和援助,推動了國民黨的改組和國共第一次合作的形成;推動了土地革命戰爭的興起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成立;他支持了新中國的成立;鼓動毛澤東出兵朝鮮抗美援朝;等等。這一切,在中國現代史、中蘇關系史上都留下了深刻的影響。但是,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和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出現,蘇聯在東北和新疆對中國主權的侵犯等,也同斯大林有不可分割的聯系。斯大林曾以大國主義的態度對待蔣介石,也曾以大國主義的態度對待毛澤東。
　　《斯大林、毛澤東與蔣介石》一書由學者袁南生所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本報選登其中鮮為人知的部分內容,以饗讀者。
　　                                              ——編 者
　　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創辦
　　為了紀念孫中山的逝世,同時,也為培養中國革命干部繼續開展國民革命,蘇聯政府和共產國際決定在莫斯科創辦以孫中山名字命名的一所大學,其全稱是孫中山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
　　1925年8月13日,莫洛托夫主持的政治局會議決定,由拉狄克擔任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同時,要求有關部門研究中山大學的組織形式,“注意不宜讓它公開具有國立性質�如隸屬蘇聯教育人民委員部　”。
　　1925年8月27日,政治局再次開會,決定成立有政治局委員布哈林、托姆斯基、越飛、羅佐夫斯基、薩法羅夫等17人組成的中山大學促進會。
　　1925年9月17日,斯大林在政治局會議上親自拍板,莫斯科中山大學預算總額費用為55萬盧布。
　　在莫斯科阿爾罕格爾斯克大街16號,有一座并不十分華麗的4層樓的方型建筑,這就是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孫中山逝世后,蘇聯和共產國際決定以這所學校為基礎,建立中山大學。
　　1925年10月7日,鮑羅廷在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第66次會議上正式宣布了建立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消息。在這次會議上,鮑羅廷建議國民黨派學生去中山大學學習。這個提議獲得通過,隨即成立了由譚延  、古應芬、汪精衛組成的選拔委員會,鮑羅廷任選拔委員會顧問。委員會建立后,立即在廣州、上海、北京、天津著手選拔學生。
　　選派學生去蘇聯學習的消息迅速傳遍全國各地,僅廣州一地就有1000多人報名參加選拔考試。經過考核,選拔委員會選拔了250名學生,其中,廣州占了180人,大部分是國民黨員,其他地區選拔的多為共產黨員。
　　這批學生中,有20名是鮑羅廷親自推薦的,其中大多數是國民黨要人的子弟,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這年15歲,也由于其父的特殊地位而被鮑羅廷所推薦。于是,蔣介石、蔣經國父子都成為蘇聯、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系史上的著名人物。
　　也許是有意安排,也許是蘇聯方面愿意讓中國政界要人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蘇聯去,當時,國民黨的要人們,如汪精衛、于右任、馮玉祥、邵力子等都把自己的子女或親屬送到中山大學去學習。
　　正像黃埔軍校一樣,莫斯科中山大學受到國共兩黨領導人的關注:
　　胡漢民、于右任、邵力子、馮玉祥等國民黨領導人曾到中山大學講演;宋慶齡、陳友仁等在中山大學的招待會上講過話;張國燾、周恩來、向忠發、瞿秋白、陸定一、鄧中夏、關向應等中國共產黨的著名人物曾在這里作過報告。
　　中山大學的學生們,在學習期間,就已對國共兩黨的重要領導人有了多多少少的接觸。中山大學成了革命政治舞臺的縮影。
　　中山大學的中國學生,具有各種政治傾向,學生中既有共產黨人,也有國民黨人。堅持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立場的學生與堅持國民黨右派立場的學生,在關于中國革命的道路、對象、方法、指導思想等根本問題上,存在著明顯的分歧。著名的共產黨人鄧小平、烏蘭夫、傅鐘、左權、朱瑞、王明�陳紹禹　、博古�秦邦憲　、洛甫�張聞天　、王稼祥、楊尚昆、俞秀松、沈澤民、吳亮平、孫冶方、張琴秋等,著名的國民黨人蔣經國、鄭介民、康澤、谷正剛、谷正鼎、賀衷寒、肖贊育、鄧文儀、任卓宣等都曾在這所著名的大學同學。
　　在鮑羅廷宣布莫斯科中山大學成立時,毛澤東從湖南到達了廣州,雖然他在中共中央“四大”上失去了中共中央委員的職務,但他還是國民黨的候補中央執行委員,于是,在國民黨中央黨部住了下來。恰好,此時兼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的廣州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無暇顧及宣傳部長的職事,于是,推薦長于寫作的毛澤東代理宣傳部長。毛澤東一上任,便實際主持了國民黨選派學生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事宜。
　　蔣介石在叛變革命之后,在一段時期內,他嘗到了自己種下的送兒子到蘇聯學習的苦果,意識到自己做了一件事與愿違的事,不得不下大力氣去為兒子“洗腦”。但是,當時的蔣介石送兒子到莫斯科學習自有他自己的一番用意。蔣介石的羽翼尚未完全豐滿,盡管已成廣東的軍事實力派人物,但連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都不是,在國民政府中也沒有位置,他還需要蘇聯、共產國際的繼續扶持,如果鮑羅廷主動推薦他的兒子去,他竟然不領鮑羅廷的情,這會引起蘇聯顧問和共產國際代表的懷疑;此外,曾經訪蘇的他,雖然不贊成共產主義,但對蘇聯的集權制、軍隊和建黨的嚴格制度和組織卻有濃厚的興趣,自己的兒子到蘇聯去對此學習研究一番,不見得沒有一點好處。
　　廣州國民政府為即將出國的蔣經國等國民黨要人的兒子舉行茶話會餞行。汪精衛親自致詞,鮑羅廷也出席發表演講,足見國民黨和蘇聯顧問對此事的重視。汪精衛勉勵大家努力學習,要以愛祖國、愛民族為前提,希望大家整個地去,整個地回,并向大家分析介紹了當年旅法勤工儉學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
　　來到莫斯科中山大學的蔣經國等學子,置身紅都,自然不免被逐漸“赤化”。以善于強化思想教育為特長的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　,自然用同樣的手段來教育熏陶中山大學的學員。當然,僅僅是學校的氣氛就給人一種非革命不可的強烈感覺,使學員們從踏進校門的第一天起就把謀求中國的解放,實現蘇俄式的革命理想,當成天賜的偉大使命。
　　在第一期每個學員心中印象最深、終身難忘的也許是中山大學的隆重的開學典禮。
　　1925年11月底的一個晚上,開學典禮在工會大廈的圓柱大廳舉行。主席臺上出現了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拉狄克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舞臺上的著名人物。頓時,大廳里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和歡呼聲,無數盞枝形吊燈像閃電一樣亮了起來。
　　校長拉狄克主持開學典禮。
　　拉狄克原是波蘭人,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于克拉克夫大學和伯爾尼大學。1904年參加波蘭立陶宛社會民主黨,曾被關押一年之久,出獄后繼續在德國和波蘭從事秘密革命活動。1917年二月革命時期,他和列寧、季諾維也夫等一起出生入死,十月革命后,在蘇俄外交人民委員會工作,參加舉世聞名的蘇德布列斯特條約的談判,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1918年,當德國革命爆發時,他以俄共�布　中央代表的身份幫助工作,對德國共產黨中央領導人員的確定起了重要作用。1922—1923年間,他再次在德國組織工人起義,再次遭到了失敗,但他作為一名共產主義的革命家、才華橫溢的理論家和學者,其聲望并沒有受到影響,相反,受到列寧的重視和信任。他還是俄共�布　中央委員會委員。
　　開學典禮上最引人注意的人物當然是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登臺演講時,掌聲雷動,持續數分鐘之久。
　　這是托洛茨基第一次面對中國的學生,單獨發表演講。這位令全世界資產階級為之膽寒的蘇聯紅軍統帥,有極好的口才,以極富感染力和煽惑力的語句,向學生們描述了世界革命的大好形勢,告訴中國的學生們,他們將目睹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滅亡,將迎接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勝利。
　　此時的托洛茨基,和列寧等革命家一樣,都認為共產主義的實現并不是遙遠的未來。因此,他希望中山大學的學生們,做舊世界的掘墓者,新社會的開路先鋒。
　　最使中國學生為之心動的是,托洛茨基強調不許以輕蔑的態度來對待中國的學生。他說,從現在起,任何一個俄國人,不論他是一個同志或是一個公民,他如果用輕蔑的態度對待中國學生,見面時把雙肩一聳,那他就不配當俄國共產黨人或者蘇維埃公民。
　　校長拉狄克是托洛茨基的追隨者和崇拜者,是托洛茨基理論的積極擁護者和宣傳者;中山大學校董事會主席、著名外交家越飛是托洛茨基的密友,后來他以自殺來表示對托洛茨基的忠誠;校董事、列寧夫人克魯普斯卡婭與托洛茨基有良好的個人關系;由于這些原因,托洛茨基在中山大學有較大的影響。不少中山大學的學生成了托洛茨基的信徒,其中許多人回國后成立了擁護托洛茨基、反對斯大林、反對站在斯大林一邊的中國共產黨的托派地下組織。
　　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一度也是托洛茨基的崇拜者。
　　中山大學成立后,誰是它的領導部門,一直沒有明確。雖然,是蘇聯政府出錢創辦的,蘇聯共產黨�布　的領袖們出席了它的開學典禮,并且一直過問學校情況,但無論是托洛茨基,還是斯大林,或者其他蘇聯重要領導人,都沒有直接掛名當中山大學的校長。也許是蘇聯和共產國際為了不給人們特別是資本主義列強以蘇俄輸出革命的口實,也許是怕國民黨右派攻擊蘇聯要“赤化”國民黨,反正中山大學成立后五六個月,它的法律地位、歸屬關系才予以明確。在蘇聯的國民黨要人、曾任廣州革命政府代理陸海軍大元帥的胡漢民親自過問了這件事。
　　1926年4月初,胡漢民從莫斯科給廣州國民政府發出了這樣一個電報:“中山大學校長拉狄克提議,該校應置于蘇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領導之下。”拉狄克的提議顯然不是他個人的意見,而是蘇聯政府和共產國際的意見,經拉狄克之口,以他個人的名義表達出來。
　　這個提案被提交給1926年5月5日召開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第139次會議討論。與會者沒有經過爭論就議決接受拉狄克的提議,并決定將此決議電告拉狄克。當天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的秘書起草了國民黨中央貫徹執行這一決定的正式指示信。
　　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于1926年5月11日舉行第27次會議,其第六項議程就是再次討論拉狄克的建議,結果作出了一個正式決議:“中政會議決,同意拉狄克的提議,即莫斯科中山大學應置于蘇共中央和國民黨中執會共同管理之下,并將我們的決定通知拉狄克。”
　　此后,著名的國民黨人邵力子受國民黨中央的派遣,擔任國民黨駐中山大學常駐代表,負責監察。他于1926年夏天來到莫斯科,中山大學為他的到來舉行了盛大的歡迎會并授予他名譽學員稱號�被授予名譽學員稱號的還有赴中山大學訪問的馮玉祥將軍　。后來,他成了中山大學理事會的成員。
　　                �選載之一　
 
摘自：《作家文摘》2000年第78期 

　　斯大林的指導和所謂“陳獨秀主義”
　　蔣介石、馮玉祥、汪精衛都從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支持和援助中獲得了巨大的利益,可是,他們一個接一個地反戈一擊,相反,作為共產國際一個支部的中國共產黨,卻因為斯大林眼中的這些“左派”的接連叛變而蒙受了巨大的損失。
　　大革命失敗的責任主要在誰�
　　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回答是:責任在于陳獨秀。
　　汪精衛叛變之際,共產國際嚴厲批評了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它指出,當中國共產黨廣大黨員群眾進行“自我犧牲的真正革命斗爭”時,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卻在“執行束縛群眾手腳的路線”。因此,共產國際決定“采取措施,糾正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機會主義錯誤”。
　　按照布哈林的要求,具體地說,中共必須“召開黨的緊急會議,改選中央委員會,嚴厲批評黨的領導,執行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各項指示,對那些認為中國共產黨應當受國民黨中資產階級上層分子支配的人進行堅決的斗爭,直到將他們開除出黨”。這表明共產國際已決心將陳獨秀從中共的最高領導位置上趕下去,建立新的中央最高領導機構。
　　長期以來,受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把大革命失敗的責任推給陳獨秀這一做法的影響,陳獨秀成了造成大革命失敗的千古罪人,陳獨秀的錯誤成了造成大革命失敗的最基本的主觀原因,仿佛陳獨秀之所以犯錯誤,就是違背了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正確指示,事實證明,這種觀點是站不住腳的。
　　正確的說法是,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對中國大革命指導中的右傾錯誤是造成大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或者說是第一位的原因,而陳獨秀的個人錯誤則是造成大革命失敗的次要原因,或者說是第二位的原因。為什么這么說呢�
　　首先,從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主要表現形式來看。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主要表現形式是什么�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共產國際政治書記處第一書記布哈林在向大會的報告中指出了3點:�一　中共在與國民黨合作中沒有保持自己的獨立性;�二　對同盟者不敢作正面的批評;�三　動員群眾的力量不夠。
　　布哈林的這個說法 ,正如周恩來所說,是不中肯的,因為“當時的情況也并不完全如此”。“從整個大革命的過程來看,特別是1925年到1926年中,黨的兩次中央擴大會議都強調了組織上的獨立性;對國民黨的批評是有的,甚至有些批評是不恰當的;群眾是動員起來了,……”群眾運動的發展,“在歷史上是空前的”。
　　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主要表現不是在這些方面,按照毛澤東的說法,而是集中地表現在“自愿地放棄對于農民群眾、城市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尤其是放棄對于武裝力量的領導權”。這就是說,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主要表現形式有3點。但是,歷史事實卻證明,在毛澤東指出的這3個問題上,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有著比陳獨秀更明顯的右傾表現。
　　在農民問題上,不可否認,雖然陳獨秀說過農民問題是“不可漠視”的,農民“是國民革命之一種偉大的潛勢力”,雖然陳獨秀主持下的中共中央也曾一般地提出過土地革命的要求,但是,當農民真正起來后,他卻又“害怕起群眾的覺悟”了。在大革命的高潮中,陳獨秀等人,“主要是被國民黨的反動潮流所嚇倒,不敢支持已經起來和正在起來的偉大的農民革命斗爭。為了遷就國民黨,他們寧愿拋棄農民這個最主要的同盟軍”。然而,同樣不可否認的是,斯大林和共產國際雖然要求中國共產黨開展土地革命,但是,當土地革命真正提上議事日程以后,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或者害怕刺激了國民黨而有意推遲土地革命,例如,1926年10月,共產國際特意指示中共中央,“在上海占領以前,暫時不應加強土地運動”;或者為了拉住國民黨,故意降低土地革命的綱領,如在“五月緊急指示”中,斯大林一方面提出“沒有土地革命,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就會變成不可靠的將軍們的可憐玩物”,另一方面卻指示“不要侵犯軍官的土地”、“對于軍官和士兵的土地不要沒收”;或者提出自相矛盾、難以操作的土地革命的辦法,如既支持武漢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又指望武漢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支持和領導土地革命,使中國共產黨面臨兩難選擇:要么為了維護與國民黨的統一戰線而犧牲土地革命,從而損害農民的利益;要么為了農民的利益開展土地革命,而加劇、激化與武漢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矛盾,甚至冒與武漢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關系破裂的風險。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在中國農民問題、特別是在土地革命問題上的錯誤的政策和策略,是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思想基礎、政策基礎和策略基礎。
　　在資產階級的問題上,陳獨秀確實存在過高估計資產階級的革命作用、過低估計中國工人階級和農民的革命作用的傾向。但是陳獨秀對資產階級的一再讓步,得到了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支持,或者,更準確地說,共產國際在這方面的錯誤,是造成陳獨秀對資產階級一再讓步的關鍵性的原因之一。例如,陳獨秀在“中山艦事件”、在“整理黨務案”、在陳獨秀和汪精衛聯合宣言等事件中的錯誤,都同共產國際的錯誤政策和策略有密切的關系。
　　在武裝力量的問題上,不可否認,陳獨秀對建立中國共產黨自己領導的武裝力量這件大事確實不重視,但是,首先是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對國民黨控制下的軍事力量進行了大量的援助,并將這些軍事力量抬高到“人民軍”的高度,不僅對中國共產黨建立自己的武裝力量沒有給予實實在在的援助,而且嚴格規定要通過武漢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來建立所謂可靠的軍隊。在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將全部軍事援助給予國民黨,并且要求中國共產黨千方百計維護與國民黨的統一戰線的前提下,陳獨秀獨立建立共產黨自己的軍事力量,勢必激化國共兩黨之間的矛盾,而這又違背了斯大林和共產國際要拉住國民黨的要求。
　　其次,從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的關系來看。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共產國際是中國共產黨的上級機關,兩者的關系是上級與下級,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毛澤東曾經說過:“看來共產國際在1927年提供給中國共產黨的不是什么‘意見’,而是干脆發命令,中國共產黨顯然甚至無權不接受。”
　　第三,從陳獨秀的作風來看。有這樣一種普遍的看法,即陳獨秀存在著嚴重的“家長作風”,因而,大革命失敗的責任理所當然由他來負。有“家長作風”是一碼事,能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黨則是另一碼事。事實上,陳獨秀雖然性格倔強,作風粗暴,但基本不存在把個人意志強行變為黨的路線和政策的情況,換句話說,陳獨秀奉行的只不過是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既定路線和政策。即使是在所謂“陳獨秀是中國黨的徹頭徹尾的獨裁者”的時候,參加中共“五大”的代表們還是能夠對陳獨秀開展面對面的批評,陳獨秀也作了自我批評。因此,借口陳獨秀有“家長作風”,而將這個時期中國共產黨發生右傾錯誤認為其主要責任在陳獨秀個人的說法是不妥當的。
　　可以這樣說,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導致了中國共產黨人在大革命的失敗,這一機會主義,既包括中共中央和陳獨秀本人,也包括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布哈林、鮑羅廷、魏經斯基、羅易等人在大革命時期所推行的錯誤思想、錯誤路線和錯誤政策。
　　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同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在指導中國大革命中的失誤和錯誤有不可分割的聯系,陳獨秀在大革命中的錯誤從一開始就不是“違背了共產國際的紀律”,恰恰相反,主要是陳獨秀執行了共產國際的指示。
　　隨著蘇聯和共產國際關于中國檔案的解密,隨著歷史的真相越來越為人們所了解,隨著人們不再以神圣、教條的眼光看待斯大林和共產國際,也隨著人們不再以定勢化、臉譜化的眼光看待陳獨秀,人們終于對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后期奉行的機會主義路線的內涵有了新的認識,這就是說: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是斯大林、布哈林、鮑羅廷、羅易、魏經斯基、陳獨秀、彭述之等人在大革命后期所實行的錯誤的政策和策略的總稱。
　　事實上,當時的中共中央領導人,包括共產國際賞識的瞿秋白,內心都知道斯大林在指導中國大革命中有嚴重的失誤和錯誤,但是,為了維護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威信,為了使斯大林在和托洛茨基反對派的斗爭中處在有利的地位,也為了維護中共中央的整體形象,不得不有意回避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錯誤,而將主要的責任推到陳獨秀頭上。張國燾的一段回憶可以從一個側面印證這個問題:
　　7月21日,瞿秋白從廬山回到武漢,立即提出了改組中共中央領導的問題。在漢口法租界他的那所新布置的秘密寓所內,他告訴我鮑羅廷可以經過馮玉祥的西北區回莫斯科去,……又表示他這幾天在廬山與鮑羅廷冷靜的研討,認為中國革命是失敗了,責任問題要有交代。中共一切,雖然事實上是遵照共產國際的指示進行,但不能讓共產國際擔負這個失敗的責任,因為莫斯科威信的喪失,將會影響世界革命,也會助長托洛茨基派攻擊斯大林的氣焰,更會使中共黨員不信任共產國際的領導。為了使共產國際今后能夠領導世界革命,中共中央只有挺身出來負擔起這個責任,才是避重就輕的辦法。
　　瞿秋白更具體地表示,如果這一失敗責任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全體來擔負,中央的領導就會破產,損失也太大了。陳獨秀在這次失敗中,原有重大過失;現在又采取了不正確的消極態度,那我們不如把全部的失敗責任,推到他一人身上。而我們自己應站在擁護共產國際的立場上,反對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這樣才能穩定中共中央的領導。
　　瞿秋白提出把大革命失敗的責任推在陳獨秀身上,這樣做確實保全了斯大林和布哈林等人的面子,但陳獨秀內心并不服氣。斯大林的政敵托洛茨基也不接受這樣的解釋,他們認為,是斯大林和布哈林的錯誤路線和政策導致了中國大革命的失敗,斯大林和布哈林則猛烈予以還擊,由此引發了共產國際歷史上有關中國革命的一次最激烈的爭論。
　　這場爭論,對中國革命的進程產生了長遠的影響。
　　斯大林眼皮底下召開的中共“六大”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近郊茲維果羅德鎮召開。
　　這是中共在共產國際指導下唯一在國外召開的一次代表大會。
　　由于國內白色恐怖嚴重,沒有合適地點,中共中央于1928年2月13日請求共產國際執委會批準中共“六大”在蘇聯召開,并請求斯大林和布哈林出席大會指導。
　　5月上旬和中旬,中共中央負責人多數前往莫斯科出席“六大”,國內由李維漢、任弼時、羅登賢組成常委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由于時間倉促,毛澤東、朱德、劉少奇、惲代英等重要領導人未能出席大會。共產國際沒有忘記陳獨秀,邀請他出席“六大”,但遭到陳獨秀的拒絕。
　　在中共歷史上,從來沒有哪一次黨的代表大會,有如此之多的蘇聯共產黨人參加大會文件的起草工作。例如,沃林、約爾克、塔爾漢諾夫、弗列依耶爾、米夫和李立三、瞿秋白、向忠發一起負責起草土地問題和農民問題決議案,加倫將軍、馬邁耶夫和周恩來一起負責起草軍事工作決議案,米夫還參加了組織問題決議案的起草工作。
　　6月12日,也就是中共“六大”正式召開前6天,斯大林會見了中共中央領導人瞿秋白、蘇兆征、周恩來、蔡和森、李立三、項英、張國燾、向忠發等,跟他們作了重要講話。
　　斯大林指出:中國革命性質仍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一句話就統一了大家的思想。那么,當時中國革命的形勢究竟是高潮,還是低潮呢�中國共產黨人當時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也很不一致。斯大林指出,中國革命形勢現在還是退潮而不是高潮,但正在走向高潮。
　　斯大林補充說,中國革命形勢處在兩個高潮之間。接著,斯大林指示中國共產黨人要爭取群眾,準備暴動,但不是今天就暴動;要反對盲動主義傾向。
　　共產國際事實上的最高領導人斯大林和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布哈林親自指導一個支部黨的代表大會,這在共產國際與各支部黨組織關系的歷史上,都是不多見的。這在中共黨的歷史上也是唯一的。
　　“六大”的重頭戲是布哈林代表共產國際所作的題為《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的長篇政治報告。
　　根據代表們在討論中提出的問題,布哈林又作了關于政治報告的結論。
　　毫無疑問,斯大林的講話和布哈林的報告對于提高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認識起了積極作用。
　　當中共許多高級領導人在莫斯科就黨的重大問題進行討論研究的時候,毛澤東正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領導工農紅軍進行艱苦卓絕的斗爭。中共“六大”雖然選舉毛澤東為中共中央委員,但斯大林、布哈林對毛澤東所代表的正在興起的蘇維埃運動和農村游擊戰爭的前途持懷疑的態度。
　　斯大林在“六大”開幕前談到中共領導班子時說,中共還是瞿秋白、張國燾等幾個“大知識分子”起領導作用,應當更多地選拔工人到中央來。黨的“六大”在斯大林片面強調工人出身的影響下,在組織安排上出現了失誤,36名中央委員中,有21人是工人,連惲代英、劉少奇這樣聲望卓著的知識分子革命家都未能入選。
　　更有甚者,共產國際竟然安排選拔了工人出身、極不稱職、后來被捕叛變的向忠發擔任黨的總書記。
　　           �選載之二　
 
摘自：《作家文摘》2000年第79期 

　　斯大林讓小蔣回到老蔣身邊
　　在“西安事變”之前,蘇聯就制定了對華以蔣介石南京政府為中心去團結各派政治力量的新政策。
　　“西安事變”發生后,斯大林譴責張學良“無論其動機如何,客觀上只能有損于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力量的團結,并鼓勵日本的侵略”。蘇聯政府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并釋放蔣介石。斯大林最擔心不明真相的人把“西安事變”與蘇聯聯系起來,把張、楊的行動說成是蘇聯指使、操縱的。
　　斯大林致力于改善蘇中關系的一個表現,是主動將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送回中國。
　　“西安事變”時,堂堂的“委員長”,一夜之間成了階下囚。在此境遇下,蔣介石十分想念他的家人,尤其是遠在蘇聯的蔣經國。
　　他在托黃仁霖給宋美齡的信中寫道:“余決為國犧牲,望勿為余有所顧慮。余決不愧對余妻,亦決不愧為總理之信徒。余既為革命而生,自當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體,還我天地父母也。對于家事,余無所言,唯經國、緯國兩兒。余之子亦即余妻之子,望視如己也,以慰余靈。但余妻切勿來陜。”
　　周恩來在西安與蔣介石談判。那天,蔣介石因逃跑時跌傷了,躺在床上講話。雖然,蔣介石此時身不由己,形同囚徒,但他恥于與共產黨人相見的心態絲毫沒有動搖,尤其不愿同意張學良、楊虎城提出的六項主張。只是由于宋美齡的一再斡旋,他才同意與周恩來會見。但他繃著面孔,打算與周恩來敷衍兩句就算了。
　　聰明過人的周恩來仍以“校長”稱呼蔣介石,在談話中,周對六項主張只字不提,卻在閑話家常中,將斯大林提供的有關蔣經國在蘇聯工作、生活的情況一一加以轉述。
　　于是,蔣介石嚴肅的表情開始轉為笑意,內心的防線也開始因此松懈。
　　周恩來對他說:“10年不見,你蒼老了。”
　　蔣介石說:“恩來,你過去是我的部下,應聽我的話。”
　　周恩來說:“只要你停止內戰,改變先安內而后攘外的錯誤政策,一致抗日,不僅我個人聽你的話,連我們的紅軍也可以聽你指揮。”蔣介石提出三條:“一、停止剿共,與共產黨聯合抗日,統一中國,受我指揮;二、宋子文、宋美齡全權代表我,同你們談判,決定一切;三、我回南京后,你可直接去南京找我談。”
　　蔣介石思子心切,在談判中提出讓蔣經國回國的要求,周恩來答應設法幫助他們父子團圓。
　　經過談判,蔣介石接受了中國共產黨關于“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八項主張,抗日統一戰線正式形成。國民黨政府與蘇聯政府的關系逐漸開始解凍,蘇聯政府答應以人力物力支援國民黨政府抗日。周恩來通過中共駐莫斯科代表把蔣介石思子之情轉達給了蘇聯最高統帥斯大林。
　　其實,斯大林早就知道蔣介石盼子回歸的迫切心理。
　　“西安事變”前,蔣廷黻出使蘇聯后,第一次同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斯托莫尼亞科夫會見時,就轉達了蔣介石的心愿:“本大使動身之前,曾經蒙蔣委員長關照,代為查詢其公子蔣經國的情況,不知閣下能否給予幫助�”
　　回答是外交辭令:“我們可以去做,不過此事難度很大。試一試吧。有消息我會盡快告知閣下。”
　　蔣廷黻一直在等待回音。這一試就是幾個月。
　　這期間蔣經國正經歷蘇聯風云變幻的政治風波的嚴重考驗,介紹他入黨的蘇聯共產黨的老布爾什維克、奧爾忠尼啟則區委書記一夜之間成為“人民的敵人”,慘死在瘋狂的大清洗的浪潮中。蔣經國本人被撤消《為重工業而奮斗日報》主編的職務,并被無情地卷入了失業的大軍中。
　　此時的蔣經國像一艘失控的船在海風中搖蕩,是到達平靜的彼岸,還是葬身魚腹,只有老天知道。
　　仿佛是命運有意促成,“西安事變”后,蔣經國兩次直接給斯大林寫信,并直接給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寫信,壯著膽子正式要求回國。
　　他的請求自然更加引起斯大林的注意。
　　出于對中蘇睦鄰友好關系、對蘇聯國家安全的重要性的重視,同時也由于中國共產黨人代蔣介石表達的意愿和蔣經國本人的要求,斯大林決定讓小蔣回到老蔣身邊。
　　蔣經國接到通知,斯大林要接見他。
　　蔣經國懷著急切而又忐忑不安的心情來到了克里姆林宮。斯大林對蔣經國說:“你雖然在蘇聯已經13年了,但你是個中國人。你們的國家和人民正遭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奴役,你應該回中國去,為你們的國家和民族的解放而奮斗。”
　　可以回國的消息使蔣經國萬分驚喜。冒著零下20多度的嚴寒,蔣經國直奔中國駐蘇聯大使館,他向蔣廷黻行過禮,以風雪夜歸人的感覺,自我介紹說:“您好,蔣大使,我是蔣經國。”
　　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蔣經國倒自己出現了。蔣廷黻不勝驚奇。
　　蔣經國不等他從驚愕中清醒過來,就連忙問道:“大使先生,您認為我父親真的希望我回國嗎�”
　　蔣經國這樣問,自有他的苦衷。他未經父親同意�也無法與父親聯系　已經和一個俄國姑娘結婚,并已有2個孩子,蔣介石會接受嗎�
　　還有,1927年“四·一二”事件后,蔣經國公開發表聲明,對“革命的叛徒、帝國主義的幫兇”蔣介石予以嚴厲譴責,蘇聯塔斯社將其傳播到了世界各地:“蔣介石的背叛,并非意外,當他口頭頌揚著革命的時候,已漸漸地開始出賣革命,一心想和張作霖、孫傳芳同流合污。他的革命事業,已經結束了。就革命而言,定了死刑。
　　“背叛了革命,從此他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敵人。過去他是我的父親、革命的好朋友,去了敵人的陣營,現在他是我的敵人。”
　　這一公開宣言,使蔣介石丟盡了臉面,下不了臺,蔣經國的這一與中國數千年文化傳統和倫理觀念的大相徑庭之舉,蔣介石會計較嗎�蔣經國非常擔心。
　　然而,蔣經國最懸慮的是他給生母毛福梅的一封信,信內一些用語,按照傳統的中國禮教,確實可以說是“大逆不道”。這封信于1935年1月23日寫成,托一位朋友帶回中國送到生母手中,后來又公開發表了:
    　　親愛的母親:
　　您把我送到莫斯科已經有10年了,我們分離的時候,您說出了您的愿望,您希望我幸福、富有,今天我已達成了。但是,我達成的方式跟你當時的想象并不相同。您的兒子已經成了真正富有的人,但這富有既不是田產,也不是銀行鈔票,而是人類實際生活的知識和解放被壓迫、被剝削的人們的辦法。您的兒子雖然成了真正幸福的人,但這個幸福不是舒適安樂的寄生蟲似的生存,而是勞動和自由的生活,是斗爭和作戰的偉大前途,是為全國人創造幸福的將來。
　　1927年您給我的信要我馬上回家,這個要求到今天還未能實現。但是您的兒子已經開始了新的生活道路,他也許永遠不會回來了,他也許永遠不會再落入父親那個笨蛋的手中,去做一個可憐膽小的孩子,您的孩子正要以堅定的決心在中國革命的大道上勇敢地邁步前進。
　　母親�人家說,共產黨是匪徒、野蠻人,共產黨員不要家庭生活,對父母不要孝敬的這些話,您千萬不要相信,這些話都是騙人的。共產黨員是為爭取自己的真理什么都不怕的戰士,他們為了創造人民幸福的生活在斗爭著,共產黨員就是這樣的人,只有這樣的人才能真正了解生活和善于創造家庭生活的。
　　聽許多人說,蔣介石在宣傳孔子的孝悌和禮義廉恥學說,這是他迷惑人的慣用手段,以此欺騙和愚弄人民的意識。
　　母親�您還記得吧�是誰毆打您、抓住您的頭發,將您從二樓拖到樓下�那不是他蔣介石嗎�是誰打我的祖母,使祖母因此致死�那不是他蔣介石嗎�這就是他對父母和妻子的孝悌和禮義。
　　昨天我是一個軍閥的兒子,今天我成了一個共產黨員,有人也許真覺得奇怪,但是我對共產主義的信念一點都不動搖,我有充分的自覺,對真正的革命理論成就有研究、有認識。您和世界上許多人一樣,因為對政治不懂,對各種的真相了解有困難,因此,也許對蔣介石的兒子變成共產黨員就不能理解了。
　　也許您不會沒有見過千百萬人餓死的事吧�那些餓死的是因為蔣介石及其同黨,把窮人以自己光榮的努力得到的一碗飯搶去吃了。還有,也許您不會沒有見過外國人在中國各都市農村中毆打、殺戮中國人吧�這種事情的發生,是因為蔣介石把數千、數萬為革命事業奮斗的優秀戰士用石油燒死了。不會沒有見過蔣介石把共產黨員砍殺�蔣介石的手已經被全國工農血染紅了,他應該在人民的面前負起這些罪惡的全部責任。
　　蔣介石在帝國主義的援助下,前后發動了六次“圍剿”,反對中國的蘇維埃,打算消滅蘇維埃政權,但是蘇維埃政權是挽救中國,使中國獨立的唯一出路。
　　他雖然打算消滅紅軍,但紅軍是中國人民的武裝力量,他的這種企圖永遠不會成功的。我們應該了解,也不應忘記,運動的規律和斗爭的邏輯都說明了,所有的統治階級必定滅亡,被壓迫者必定得到勝利�
　　母親�我希望您站在正義的一邊,站在您的兒子的一邊,站在革命的一邊,這是您的兒子對年老的母親的愿望。
　　1930年以后我在工廠工作,成了工人,后來成了技師,現在是副廠長,在這個分廠有4000個工人,我有自己的房子,每個月有700盧布的薪水。當然,對我來說,重要的不是生活的這一方面,而是精神方面的快樂,我對您說這點,是因為在中國有一部分人說我被布爾什維克虐待,蘇維埃政府把我放逐。所有這些謠言都會使我笑破肚皮。確實,有各式各樣的壞人和卑鄙的人,把別人也看作與自己一樣。蔣介石非法監禁了太平洋勞工組織的書記官員同志夫婦,只因為他們是反對帝國主義,擁護中國的利益的積極戰士,我想蔣介石以為蘇聯對于在蘇聯的所有中國人,也像他對住在中國的各國革命戰士的態度一樣,但這是絕對沒有的事。
　　母親�最近就會和您相見,是值得高興的,假如您能出國,不管哪一個國家,我都準備與您見面。
　　蔣經國寫這封信,也許是為了求生存,也許是受了外力的強迫,也許是為生母抱不平,也許是思母心切。一種說法是:蘇聯克格勃不停地監視他,作為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王明更是從不忘記他和蔣經國之間的私怨,不時將蔣經國召回莫斯科,查問那些查無實據的指控反對蘇維埃的言行。1935年,蔣經國再度應召,王明告訴他:“中國方面,謠言四布,說你已被捕,你應該寫封信給你母親,說你在工作,完全自由。”在王明的壓力下,蔣經國終于同意寫信,幻想以此作為回國的交換條件。
　　但不管怎么說,這是令蔣介石難堪和生氣的。蔣經國對蔣廷黻大使短短的一句“我父親真的希望我回國嗎”,充分顯示了他內心的不安、后悔和尷尬�
　　蔣廷黻不僅盡量打消蔣經國的疑慮,為蔣經國返國做好一切準備,而且特地在大使館內舉行了一個神秘的宴會,為蔣經國餞行。
　　在蔣廷黻的回憶錄中,曾這樣記載:
　　1937年某夜,當我和部屬郭閑談時,有人報告我說有客來訪,但于未見我本人前,不愿透露姓名。當我接見他時,他立即告訴我他就是蔣經國。我很高興。在我還未來得及問他計劃和意圖前,他說:“你認為我父親希望我回國嗎�”我告訴他,委員長渴望他能回國。他說他沒有護照、沒有錢。我請他不必擔心,我會為他安排一切。接著他又說:他與一位俄國小姐結婚,而且已經有了孩子。我肯定告訴他,委員長不會介意此事。接著他又問是否應該給委員長及夫人帶一些禮物。最后,我幫他選了一套烏拉爾黑色大理石制的桌上小裝飾送給委員長,一件波斯羊皮外套送給夫人。
　　幾天過后,他們到大使館來,和我共進晚餐。經國夫人是一位金發美人,外表很嫻靜。經國先生告訴我他對中國未來的抱負。我勸告他,請他在回國后一年內不要提出他的理想,盡量了解中國的問題以及導致這些問題的原因,然后再提出解決的辦法。
　　當天晚上,蔣廷黻還特地準備了麻將、橋牌、舞會。蔣經國夫婦兩人,當晚有“說不盡的快樂”。
　　正當中國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戰爭即將拉開序幕的前夕,蔣經國于1937年3月25日,帶著妻兒,登上特快列車,離開莫斯科,告別紅色麥加,結束了他漫長的旅蘇生活,踏上歸國的征途。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在蔣經國動身的這一天,把他全家請到自己家里,意味深長地對他說:“現在我們都認為過去‘以蘇維埃化來拯救中國’是錯誤的。請告訴令尊說共產黨絕對有誠意要與國民黨團結一致。我們都深明蔣介石是最能干的戰略家、杰出的政治家和中國最偉大的領袖。請向他轉達我誠摯的祝福。”
　　季米特洛夫的這番充滿外交辭令的話,使當時身價卑微的蔣經國頓生飄逸之感。
　　�選載之三·全文選載至此
 
摘自：《作家文摘》2000年第81期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