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在他的《中國經濟專題》這本書中，認為自己關于中國經濟的觀點“回過頭來看，竟然自成了一個以要素稟賦結構、比較優勢、產業技術制度內生、企業自生能力為主要內容的‘一以貫之’的經濟發展轉型理論體系。”在這個理論體系中，要素稟賦結構、比較優勢理論是最根本的理論，產業技術制度內生、企業自生能力的理論都是建立在要素稟賦結構、比較優勢理論的基礎上;而林毅夫的要素稟賦結構、比較優勢理論又是建立在西方標準的新古典經濟學方法基礎上。西方標準的新古典經濟學方法就是以一般均衡論為出發點、以價格經濟學為基礎、以邊際效率分析為核心、以配置經濟學為落腳點、以線性思維方式為特征的經濟學范式。雖然林毅夫否認西方經濟學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強調研究中國經濟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但由于林毅夫的思維方式、研究方法與他的經濟學基礎理論本質上仍然屬于西方經濟學范式，所以他的經濟研究成果“新結構經濟學”、“中國經濟發展轉型理論體系”、“國際經濟新架構”，與中國經濟轉型發展、世界經濟發展潮流貌合神離，給中國與世界經濟轉型發展帶來的作用只能是消極、負面的，而不可能是積極、正面的。

　　林毅夫：“我接受波普的說法，理論不能被證實，只能不被證偽。一個理論的推論和被解釋的現象一致，只能說暫時可以接受這個理論來解釋這個現象，而不能說這個理論被證實了，認為理論被證實容易把理論當作真理，以為可以放諸四海而皆準。” ①“現在的主流理論大部分是在發達國家產生的，那么它確實可以解釋發達國家的現象，但是因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階段、要素稟賦、制度安排不完全一樣，因此，決策者所面臨的限制條件和選擇的機會成本是不一樣的，所以，在發達國家的最優選擇，在轉型中國家或發展中國家不見得是最優的，也就是說，現有的主流理論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 ②“經濟學是人的選擇行為的科學，那么，從人的選擇的最基本的動機出發來建立的理論體系，對人的行為有最大的解釋力，貝克爾的貢獻就在這一點上。” ③林毅夫的“不能被證實，只能不被證偽”的既不能證實又不能證偽的“理論”只能是神學或玄學而不可能是科學。科學雖然不可能被證偽，但任何科學，只要是真正的科學，就肯定能被證實。林毅夫在這里是用真理的相對性否認真理的絕對性，進而走向科學虛無主義的不可知論和相對主義真理觀，然后得出人的理性就是選擇理性、人們可以根據實際需要隨意選擇“理論”的實用主義真理論。西方經濟學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絕對真理，不能被照搬照套到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不等于經濟學沒有絕對真理，不等于沒有可以“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一般經濟學、人類經濟學，不等于不能從西方經濟學、中國古代經濟學和其他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思維科學、橫斷科學、縱深科學、綜合科學、哲學中揚棄、提煉出可以“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一般經濟學、人類經濟學。建立在歸納或統計基礎上的“真理”固然只是暫時未被證偽，建立在典型分析基礎上的真理，則永遠不能被證偽。“人都是要死的”這個結論，從歸納邏輯來看，只是暫時未被證偽而不是不可能被證偽，但從對稱邏輯來看，則永遠不可能被證偽。任何普遍必然性結論即絕對真理的產生，都有一個從歸納到分析、從潛意識的分析到顯意識的分析的過程。甚至邏輯科學本身的產生，也必須遵循這一過程。有的普遍必然性的結論似乎可以直接從不完全歸納得出來(比如“人都是要死的”)，實際上是由于這些不完全歸納的長期刺激，在人的潛意識里已經形成對特定對象的典型分析;只不過這種典型的分析隱藏在人的潛意識里，不為人所自知。只會做歸納和演繹的選擇理性固然“所面臨的限制條件和選擇的機會成本不一樣”而不能放之四海而皆準，但擅長典型分析的創造理性則因為它的超越性和相容性，其適用范圍完全可以打破時空條件的限制。西方經濟學作為選擇理性，不但不能有效解釋中國經濟，而且連他們自己國家的經濟現象也同樣解釋不了，這不是真理的相對性，而是形式邏輯、選擇理性的局限性。任何普遍必然性結論的產生，不能靠歸納演繹，只能靠典型分析;不能靠形式邏輯，只能靠對稱邏輯。經濟現象是復雜性現象，只對經濟現象進行排列組合、統計分析、歸納演繹，只能隔靴搔癢;研究經濟現象、把握經濟規律，只能靠對稱邏輯的典型分析方法不能靠形式邏輯。由于經濟現象的復雜性，不懂對稱邏輯不可能進行任何真正有科學價值的經濟學研究。林毅夫：“所謂經濟學的理論是用以說明社會經濟現象的幾個主要經濟變量之間的邏輯關系體系。既然經濟學的理論是一套邏輯體系，那么首先，在經濟學的理論創新中就必須嚴格遵守形式邏輯的要求，因為只有嚴格遵守形式邏輯，幾個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才能說明清楚。” ④如果僅到此為止，林毅夫只是說明遵守形式邏輯是“經濟學的理論創新”的必要條件，那也無可厚非。問題是，接下來林毅夫筆鋒一轉，“因此，方法論規范化的第二個要求是嚴格檢驗那些依照這個理論的邏輯推演產生的推論是否和所解釋的經驗事實一致。” ⑤這說明，形式邏輯不僅是林毅夫“經濟學的理論創新”的必要條件，而且是林毅夫“經濟學的理論創新”的充分條件。以形式邏輯為充分條件的“經濟學的理論創新”，其結論即使和所解釋的經驗事實一致，也只能“暫時被接受”⑥并不為奇，出現“當一個現象可以用一個內部邏輯一致的理論來解釋時，通常也可以通過不同變量的選擇組合，而同時形成幾個內部邏輯嚴密并同樣可以解釋這一現象的理論”⑦即“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情況，也很正常。經濟現象是復雜性現象，以形式邏輯為充分條件推導出來的理論可以符合經濟現象的某一側面，但不可能符合經濟現象的整體，因此也不可能符合經濟現象后面的規律，揭示經濟現象后面的本質;它可以被經濟現象的某一方面證實，同樣可以被經濟現象的另一方面證偽。用僅僅滿足形式邏輯要求的經濟學理論指導經濟工作，只能對經濟活動產生誤導。西方標準的新古典邊際分析方法在形式邏輯上是嚴密的，也得到了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積累了近4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的“巨大成就”的證明，因此在形式邏輯這個層面而言，西方標準的新古典邊際分析方法是真理。但就我國的近4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目前遇到的由于美國金融危機使美元不斷貶值而我國卻無可奈何的困境、國家為對沖4萬億美元外匯儲備而增發與4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相當的人民幣基礎貨幣使國內通貨膨脹的困境、因通貨膨脹使人民不敢消費而使國內市場低迷、內需企業前景暗淡、失業率提升、資源枯竭、技術水平與產業結構提升速度緩慢、發展缺乏后勁等等現象來看，我國積累的近4萬億美元外匯儲備不是出口導向型經濟成功的標志而是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失誤的證明。形式邏輯用邊際分析方法，對稱邏輯用規模分析方法，只有規模分析方法才是對經濟現象的整體分析，邊際分析只能作為規模分析的環節而被包容在規模分析之中。用邊際分析方法，符合形式邏輯要求的西方標準的新古典方法是真理;用規模分析方法，符合形式邏輯要求的西方標準的新古典方法是謬誤，并給我國的發展戰略造成重大誤導，給我國的經濟發展造成重大損失。既然經濟現象是復雜性現象，對經濟現象的整體分析只能用規模分析，所以符合形式邏輯要求只能是經濟學真理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僅僅符合形式邏輯要求的經濟學理論既可以被證實也可以被證偽。規模分析方法是對稱的、五度空間的、復雜系統論的方法在經濟領域的具體運用，而對稱的、五度空間的、復雜系統論的方法是對稱邏輯的方法，所以只有不但符合形式邏輯、而且符合對稱邏輯的經濟學理論才是真理。這樣的真理只能被證實不能被證偽。所以形式邏輯是經濟學研究的必要條件不是充分條件。

　　人類迄今為止的“經濟學”都是政治經濟學，都只研究構成經濟活動與經濟發展本質與規律的某個層面、某種要素、某類結構，因而都不能從總體上揭示經濟活動與經濟發展的本質與規律。與時俱進，根據新經濟時代的要求對它們揚棄、綜合、升華，是研究人類經濟活動與經濟發展本質與規律、建構對稱經濟學體系的必經途徑。通過對各種經濟學流派按不同的參照系進行定位，然后對他們進行揚棄，成為自身的組成部分，也是對稱經濟學形成體系的方法之一。只有以五度空間為參照系，才能在經濟全球化與知識經濟背景下通過對稱分析而形成一元化的人類經濟學。用對稱的方法認識經濟，首先要求經濟主體與經濟對象的對稱。經濟學的多元化，不能排除每一“元”都必須能自圓其說，在特定參照系中必須是絕對真理。但由于西方經濟學在方法論與主體性上的缺陷，所以他們連“多元化”中的每一個“元”都算不上，只能算為真正的科學研究提供了有參照價值的資料。決定經濟解釋能否得出正確結論的，關鍵的不在于解釋本身，而在于解釋者的思維方式。如果思維方式停留在歸納(統計)、演繹這個線性局面上，那么再精密的解釋過程，籍以建立起來的再嚴密的數字模型，也難以保證其結論的科學性與有效性。同樣的“經濟解釋”，不同的主體、不同的思維方式，得出的結論不一樣;在特定的參照系中，這不同的結論中只有一條是正確的。從一般經濟學角度來看，只有同宇宙本質相一致的對稱思維方式，才是正確的思維方式;只有同宇宙本質相一致的對稱方法、五度空間方法、主體性與科學性相統一的方法、規范性與實證性相統一的方法、復雜系統論的方法才是科學的方法。而用形式邏輯作指導，經濟解釋不能得出科學的結論。以形式邏輯為邏輯充分條件進行“經濟學的理論創新”建構起來的經濟學理論體系，不管邏輯多嚴密，在理論上都不可能真正自圓其說，在實踐上都經不起長期檢驗。

　　經濟是社會復雜系統。經濟信息是無序的，經濟知識是有序的;經濟感性是無序的，經濟理性是有序的。人的認識從經濟信息上升到經濟知識，從經濟感性歸納到經濟理性，就是人的“理性”從有限上升到無限、從相對上升到絕對的過程。對界線明確的特定經濟對象的規律性的認識，可以深化，不可以證偽。可以證偽的，是偽科學。用對稱邏輯的眼光看來，自詡“唯一”“科學”的西方主流經濟學，恰恰就是這樣的偽科學;西方主流經濟學把可證偽性作為經濟學的本質屬性，只能證明它們底氣不足。經濟學數學化的根源之一，是西方經濟學研究人的理性行為，不研究人的非理性行為。這是把經濟學的不可能性結論作為前提，雖然這種做法貼上了“理性”的標簽。波普的批判理性主義從理性主義出發而陷入經驗主義，說明他并不是真正的理性主義;而經驗主義本質上必然要陷于相對主義。反過來，歷史主義的相對主義的科學發展觀把多元的理論發展看成是非連續的過程，則把各種理論的產生看成是非還原的、獨斷的，因而倒陷入絕對主義。這就是科學發展觀上的“兩極相逢”。只有對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這兩個極端的揚棄，實現從還原論到整體論的超越，才是唯一可行的科學方法論。能夠對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這兩個極端的揚棄、實現從還原論到整體論的超越的，只能是對稱邏輯而不可能是形式邏輯。真理是具體的。抽象的“真理”在“自圓其說”時會陷入“悖論”，在實踐運用中會陷于“悖境”。經常陷入“悖論”、陷于“悖境”、有時還會陷進“囚徒困境”的西方經濟學的正統地位，源于西方哲學的正統地位;西方哲學的正統地位，源于西方傳統形式邏輯的正統地位;西方傳統形式邏輯的正統地位，源于傳統形式邏輯普適性的絕對性、線性思維方式的統治地位。然而，也恰恰就是悖論與悖境的大量出現，宣告了傳統形式邏輯普適性的絕對性與線性思維方式的統治地位的終結。形式邏輯不能作為建構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充分邏輯，只有對稱邏輯才能成為建構經濟學理論體系的方法論原則。

　　林毅夫由于秉持形式邏輯充分性的、西方經濟學通行的線性思維方式，所以他在經濟學范式上仍然屬于西方經濟學。林毅夫：“能夠用一般均衡，就用一般均衡，不容易用一般均衡表達的時候，就用局部均衡。” ⑧“局部均衡”的方法論本質仍然是一般均衡。這說明，林毅夫否認絕對真理是假，把頭腦中的西方經濟學看成絕對真理是真。西方經濟學就是把經濟學看成“幾個主要經濟變量之間的邏輯關系體系”即均衡關系體系，而把經濟學看成資源優化配置的學說，否認經濟學是關于經濟發展規律的科學。一般均衡是西方經濟學的基礎理論，西方經濟學的核心配置經濟學和價格經濟學均建立在一般均衡論的基礎上。把一般均衡論看成絕對真理，就是把西方經濟學看成絕對真理。一般均衡論是西方線性思維方式的產物;以一般均衡論為基礎理論的西方經濟學，不但不能解釋中國經濟，而且也不能解釋西方經濟，所以一般均衡論是根本錯誤的理論。對稱關系是宇宙的最深層本質，對稱規律是社會的最根本規律，對稱原理是科學的最基本原理，也是經濟學的最基本原理。對稱和均衡的區別在于：均衡是客體和客體的平衡，對稱是主客體的平衡。經濟學的對稱和其他科學的對稱的不同點在于：經濟學的對稱是主體與客體、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價值關系的對稱。經濟規律是客觀性、主觀性、必然性的統一，社會是一個有機的整體，社會經濟系統的各個層次、各個要素是互相聯系、缺一不可、平衡發展的。主體一方面，要遵循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而不能違背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另一方面，人在經濟規律面前不是無能為力的，人的行為和意識的要素構成經濟規律的一個層面。人的素質如何，直接影響到這些規律發生作用的方式，從而影響到社會經濟發展的速度。因此，只有以主客體對稱關系為出發點和核心規律的對稱經濟學，才能正確解釋經濟，才能正確解釋作為經濟復雜系統典型的中國轉型經濟。

　　對稱邏輯以對稱規律為基本的思維規律，是天與人、思維與存在、思維內容與思維形式、思維主體與思維客體、思維層次與思維對象、科學本質與客觀本質對稱的邏輯。對稱邏輯就是對稱的思維方式。對稱邏輯產生，既是人類思維、理論與實踐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悖論”“逼”出來的產物。“悖論”，是對稱邏輯產生的催化劑。對稱邏輯的產生是邏輯學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對稱思維是中國哲學一以貫之的思維方式。天人合一、陰陽對立、義利統一、內圣外王、極高明而道中庸的對稱思維方式，是中國哲學的最本質特征，是中國哲學的獨特優勢，同宇宙的對稱發展規律有著天然的一致性。正是靠著對稱思維方式，奠定了中國哲學在世界哲學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因此，對稱邏輯的產生有歷史的必然性，對稱哲學的產生有歷史的必然性，對稱經濟學的產生有歷史的必然性。對稱邏輯-對稱哲學-對稱經濟學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的產生，符合人類思維發展的、通過空間交替展示時間之矢的自然歷史過程。

　　本文摘自陳世清著《超越中國“主流經濟學家”》一書(80萬字)，該書已先由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數字出版。紙質版稍后。

陳世清：新古典經濟學方法與對稱經濟學方法（二）

　　林毅夫：“數學不是經濟學，數學只是一種邏輯工具，其實邏輯性強的人即使不用數學，只用語言也是能把這種因果關系講清楚的。” ⒃但林毅夫同時又說：“但對于同學們來說，我認為數學是加入經濟學家俱樂部的門票，各位在當學生時要盡力學好數學工具，拿到進入經濟學家俱樂部的門票”。⒄林毅夫第一句話認為數學不是經濟學研究的必要條件，林毅夫第二句話認為數學是經濟學研究的必要條件。從形式邏輯上看，林毅夫這兩句話違背了形式邏輯的不矛盾律。這又和林毅夫的“在經濟學的理論創新中就必須嚴格遵守形式邏輯的要求”相背離。遵守形式邏輯雖然不是經濟學研究的充分條件，然而又確實是經濟學研究的必要條件。而數學，則既不是經濟學研究的充分條件，也不是經濟學研究的必要條件，充其量是某種程度上有用的工具之一。如果說一門學科只有成功地運用數學才是成熟的學科，那么也只有在正確的思維方式的基礎上運用數學才算成功地運用數學。如果不是在正確的思維方式指導下，以正確的內容為基礎，運用數學只能是文字游戲、嘩眾取寵、故弄玄虛、故作高深，形式再精美也只能是水上浮萍、南轅北轍;數學模型越精致，越是誤人子弟，離成功地運用數學十萬八千里。用數據與數理邏輯說話，本身就是貨幣經濟學范式的產物。要不要用數據說話、用數學方程式來表述，不是方法、邏輯、語言表達方式之爭，而是方法論之爭;而隱藏在方法論之爭背后的，是范式之爭。西方經濟學論著中通篇數據與數學符號，不是其學科成熟的標志，而是其線性思維方式使然;要不要用數學公式來表達經濟學原理的結論就在線性思維方式的前提之中。西方經濟學用剔除主體性的數學模型方法來研究博弈論的數理博弈論，相當于用力學方法來研究量子力學，是方法和對象的不對稱。西方經濟學非數理博弈理論，否認了博弈理論中邏輯的普適性，等于說博弈理論可以不需要邏輯來建構，這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在這里方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西方經濟學家最拿手的數學方法，由于本質上屬于傳統邏輯范疇，其先天的局限性，決定了其對于紛繁復雜的經濟現實的解釋的蒼白無力和缺乏指導意義。霍金用數學方法推出整個宇宙起源于既存在又不存在的 “奇點”，這個“奇點”不是宇宙、時間真正的起點，而是荒謬的極點。這說明，用數學這種抽象的方法來演繹復雜的過程、推斷具體的結論，無異于用樹叉來打漁。

　　自然語言和數學語言等人工語言雖然都是語言，因而都是思維的形式，但同思維內容的關系不同：前者的“自然”性質，使其同內容有著天然的一致，而后者由于形式化了，所以同思維內容距離較遠。所以用自然語言建立的模型是思維內容與思維形式原始統一的概念的模型，因而更符合真實;而用數學語言建立的模型則只是思維形式的模型，因而往往脫離現實。雖然前者看起來淺顯，然而揭示了事實的真實本質，因而更深;而后者雖然看起來深不可測，然而只是形式化的東西，與事物的本質和規律不沾邊，因而更淺。這就是經濟學深和淺的辯證法。用高度形式化的人工語言來建立具有高度具體性的經濟學模型，本身就是方法和對象的不對稱。經濟學數學化的認識根源在于經濟發展的規律性同人的主體性的對立。實際上經濟社會的規律性同人的主體性是統一的，前者恰恰通過后者體現出來，正好像微觀世界的自然規律通過基本粒子的無序運動體現出來一樣。經濟世界的多樣性與經濟學的形而上學性質，決定了在經濟學體系中，傳統邏輯是必要的，數理邏輯、數學工具是有益的但不是必要的，更不是充分的，過量使用是有害的。重形式輕內容、重技巧輕思想，過度迷信數學模型、把數學模型神化，把建立數學模型看成建構經濟模型的唯一手段，是西方經濟學模型遠離經濟現實、特別是遠離中國經濟現實的根本原因。西方經濟學整體上脫離實際，使之顯得似乎不夠科學。為了彌補這個缺陷，就用嚴密的數學推理來使之披上科學的外衣。可是，當它這樣做時，卻使自己離現實更遠，數學推理越嚴密，使自己越不科學。“精致”的理論體系及其“精致”的模型缺乏現實的基礎，只能失去對經濟活動的指導作用。西方經濟學的各種定理、公理，有那么多的例外甚至“悖論”存在，是由于傳統邏輯的線性思維方式所致，是由于線性思維方式同豐富多彩的現實生活不對稱所致。經濟現象是經濟社會生活中最具體、最核心的現象，要解釋經濟現象、特別是轉型中國的經濟現象必須用對稱邏輯。

　　經濟世界是實體、屬性、關系的統一。經濟科學是研究經濟世界實體、屬性、關系的，數學是純粹研究數量關系的。經濟系統的功能是經濟要素和經濟結構統一的屬性深層次的結構是經濟事物的本質。結構就是要素的結構，所以結構的屬性已經包含了要素的屬性在內。現代經濟的發展，結構功能所占的比重比單獨的要素功能所占的比重越來越高。而計量經濟學與數理經濟學由于忽視了結構的功能，只看到要素的數量屬性，不能反映任何層次的本質，雖有抽象的認識意義，卻無任何實用價值。線性的知性邏輯只能使經濟科學成為抽象的真理。意義和價值的不對稱不會使經濟學成為合理的真理。經濟學的核心是價值,價值是實體、屬性、關系的統一，只體現關系的價格只是價值的局部表現。以價格為市場的核心機制，這個經濟學數學化的前提不成立。從錯誤的前提出發，不管推導過程邏輯多么嚴密，數學體系多么完整，必然導致錯誤的結論。以偏概全的根源在于把經濟學看成局部學科，這在前知識經濟時代是正確的。在知識經濟時代，經濟學是整體的學科，經濟學數學化將制約經濟學的發展。數學的純理性、抽象性與橫斷性使之不具備形而上學功能。從表面上看，數學是實證的;然而從本質上、整體上看，數學工具是不實證的。計量經濟學、數理經濟學都是從數量著眼對經濟學形式化，不能產生新內容、新觀點。除了數學以外，任何一門學科都不能數學化。數學悖論的產生、危機的出現，說明數學本身也要運用對稱邏輯的思維方式，不對稱的思維方式，只能使數學發展陷入困局。無論是數理邏輯還是數學,其普適性都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數學只能是經濟學輔助工具而不是必要的工具。經濟發展是對稱的過程，中國轉型經濟發展是對稱的過程，經濟科學發展是對稱的過程，數學本身的發展也是對稱的過程。只有對稱地運用數學才算成功地運用數學。數學屬于知性邏輯，經濟屬于復雜現象，作為“帝國主義”的經濟學，必須用新的、與之相對稱的思維方式來整合，這個思維方式就是理性邏輯——對稱邏輯;必須用新的、與之相對稱的哲學范式來建構，這個哲學范式就是對稱哲學。

　　本文摘自陳世清著《超越中國“主流經濟學家”》一書(80萬字)，該書已先由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數字出版。紙質版稍后。

陳世清：新古典經濟學方法與對稱經濟學方法（三）

　　對稱經濟學是發展經濟學而非增長經濟學。增長經濟學著眼于經濟總量的增長、經濟規模的擴大，發展經濟學著眼于國家、民族主體性的增強，人的全面發展與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主客體對稱的對稱經濟學看來，經濟全球化并不否認國家、民族的主體性;相反，經濟全球化以國家、民族的主體性為前提。產業結構由勞動力密集為主向資本密集、知識密集為主的提升，增長方式由產品運營為主向資產、資本、知識運營為主的轉變，既是人類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向，也是發展中國家發展的必由之路;發展中國家比發達國家更自覺地、在更短的時間內完成上述發展轉變過程，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因而是必然的。問題的關鍵，是使這必然性轉變為現實性，要靠發展中國家的主體性——國家與國民的自覺能動性。如果否認發展中國家的主體性——國家與國民的自覺能動性，把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結構提升、增長方式轉變的希望全部寄托在純客體的“要素稟賦”上面，那么只能跟在西方發達國家后面一步步爬行。而要理解這一點，又必須靠對稱的、五度空間的思維方式。之所以經濟學界普遍認為西方主流經濟學解釋不了中國經濟，是因為在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時代，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與其說是例外，還不如說是經濟發展五度空間模式的典型，只有用五度空間的思維方式才能與經濟發展的典型現實相對稱。根據五度空間模式，經濟全球化與國家經濟主體化不但不矛盾，而且相輔相成，是雙向同步過程。西方經濟學家在解釋中國經濟現象時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礙——思維方式同客觀現實的不對稱。西方經濟學的主體性和邏輯性是對立的。有邏輯則無主體、有主體則無邏輯，是西方經濟學形式邏輯基本思維方式帶來的悖論。新古典經濟學的線性思維方式，使其內容和形式、觀點和方法、理論和實際不對稱，整體上滯后于西方經濟的發展，不能解釋、指導經濟的發展;對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中國的改革開放發展更是一種誤導。由于林毅夫秉持西方標準的新古典經濟學線性思維方式與經濟學范式，所以他無法正確定位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中國的經濟發展路徑，無法正確定位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中國的經濟發展和西方發達國家發展的關系，無法正確定位中國國家的主體性——國家與國民的自覺能動性在中國經濟轉型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林毅夫：“發展中國家在產業、技術結構上以及社會、政治制度上和發達國家有很大的差距，發展中國家的產業、技術以及制度看起來都比發達國家落后，一個發展中國家要成為發達國家，產業、技術水平的提升以及社會、政治制度的變革都是必須的，但是，一個國家的產業、技術結構是內生于這個國家的要素稟賦結構的，如果不提升這個國家的要素稟賦結構而試圖去提升這個國家的產業、技術結構，結果就是拔苗助長的趕超。” ⑨林毅夫：“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產業會有競爭力，企業靠自己改善經營管理就可以獲得正常利潤，政府可以減少補貼，社會可以積累更多的財富;而按照趕超發展戰略，經濟就會變得沒有效率，還會引發各種社會問題。……在分析問題時，需要看到短期和長期的差別。假如現在有兩個發展中國家，初始的經濟規模一樣大，一個國家采用違背比較優勢的趕超戰略，一個國家采用遵循比較優勢的發展戰略。在短期內之內，采用趕超戰略的國家重工業確實會迅速建立起來，滿足了很多剛剛獨立的或解放的發展中國家希望快速實現‘富國強兵’的愿望，但是從長期、動態的角度看，這個國家所創造的剩余卻很少，因為它所扶持的產業即使有剩余也是從其他部門里轉移過來的，而真正能夠創造剩余的產業卻因為得不到資本而難以發展。在這種情況下，由于資本得不到積累，經濟規模也就擴張得非常緩慢，甚至出現停滯和危機，所以趕超戰略支持的經濟發展是不可持續的。而像上面講到過的，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的國家因為創造了很多的剩余，經濟規模也擴張得非常迅速。” ⑩看來林毅夫“比較優勢論”的立足點是“經濟規模”，參照系是經濟規模“擴張得非常迅速”還是經濟規模“擴張得非常緩慢”，實現經濟規模的機制是價格、利潤與資本積累。這只能說明林毅夫“比較優勢論”的經濟學范式是增長經濟學而非發展經濟學。

　　在對稱經濟學看來，客體是要素，主體也是要素，而且是最重要的要素。人的要素是首要的要素。改革開放意味著以往建立在經濟、超經濟強制基礎上的人身依附關系得到擺脫。人的主體性，是生產力發展的根本標準與動力。改革開放以前生產力發展不快的根本原因是經濟、超經濟強制對人的主體性的壓制，改革開放以后生產力快速發展的根本原因是人的主體性的解放。團隊主體性、企業主體性、區域主體性、政府主體性、國家主體性，是逐步放大了的人的主體性。總體上改革開放使國民整體擺脫人身依附關系的起點平等，大大提高人的主體性，對人的行為從質和量兩方面作出有利于生產力發展的導向。制度高于技術，結構對要素的提升作用，主要是通過制度(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產權制度只是經濟制度的組成部分。私有制是產權制度的必要環節，而非必要條件)對人的主體性的導向、催化和提高來實現的。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快速發展的最根本原因是轉型對人的主體性的解放。改革開放以來的主流經濟學的核心是以金錢為代表的物質財富的增加;在這樣的“經濟學”的引導下，不是使財富成為人的手段，而是使人成為財富的手段;不是使經濟發展成為人全面發展的手段，而是使人的發展成為經濟發展的手段，從而使財富增長與經濟發展越快，人越成為財富與經濟的奴隸。殖民主義的要害與危害，就是摧垮我國民族的主體性。如果說，近代殖民主義的本質表現是搶占地盤，現代殖民主義的本質表現是經濟侵略，那么當代殖民主義的本質表現是對我國的經濟文化統治。主流經濟學用經濟全球化消解經濟主體性，用出口導向型、勞動密集型、資源配置型、世界工廠論來單向定位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片面追求GDP的增長、經濟規模的擴大與資本的快速積累，只會使中國經濟在變幻莫測的世界經濟波動中處于危險的境地。只研究經濟發展、不研究人的全面發展，是主流經濟學的模型不具備解釋力、不具備指導力的根本原因。對稱經濟學范式與主流經濟學范式的根本區別，就在于把后者顛倒了的主客體關系再顛倒過來，實現以主體為中心同客體的統一、以相對主體為中心同相對客體的統一，把主體素質特別是創新能力的提高、人的全面發展放在經濟發展的首要地位。這既是生產力發展的邏輯的要求，也是中國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歷史要求，因而體現了主體性與科學性的統一。

　　在對稱經濟學看來，客體是要素，文化也是要素，而且是更重要的要素。要素稟賦論與比較優勢論是否正確，前提是搞清楚什么是比較優勢;搞清楚什么是比較優勢的前提，是搞清楚什么是比較優勢的思維方式。一個國家的比較優勢是什么，不同的思維方式會得出截然相反的結論。那么，我們考察比較優勢的正確的思維方式是什么?是牛頓力學的線性的、純客體的、還原論的思維方式，還是量子力學的主客體統一的、整體論的思維方式?中國“天人合一”中所蘊含的主觀與客觀、主體與客體相對稱的思維方式——對稱邏輯，對于建立對稱經濟學與對稱經濟模式有著先天的優勢。中國傳統“天人合一”的思維方式，奠定了經濟學形而上學——對稱哲學的方法論基礎;對稱哲學，則奠定了對稱經濟學的哲學基礎。對稱經濟學，是對稱的經濟發展觀的理論依據;以對稱的經濟發展觀為指導，可以形成對稱管理學、建構對稱的經濟發展模式。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先天優勢之所以能轉變為后發優勢，就是中國傳統“天人合一”的思維方式和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的碰撞，產生出五度空間的、對稱的、系統論的思維方式，并以此為出發點，進行哲學的、經濟學的、管理學的、經濟發展模式的創新，并帶動制度的、管理的、技術的、產業的創新。通過這些創新，可以使中國經濟后來居上。中國經濟之所以是對稱經濟，是因為中國傳統文化是對稱文化。而中國經濟之所以有可能后來居上，是因為中國經濟是對稱經濟。中華民族的對稱思維方式是中國主要的要素稟賦，也是中國主要的比較優勢。很可惜秉持西方實證主義思維方式的林毅夫先生看不到中國這方面的要素稟賦與比較優勢。

　　在對稱經濟學看來，要素有稟賦，結構也有稟賦，而且是更重要的稟賦。單個資源必須放在整個社會系統的環境中定位，才能真正做到最佳利用。在知識經濟時期與對稱經濟學范式中，從宏觀來看的國內國際經濟結構是五度空間的，而不是平面二維與三維空間的。在社會經濟化、經濟社會化的今天，要用系統論來揚棄還原論，用社會經濟系統工程定位要素稟賦。勞動力密集這個要素不可能單獨發揮作用;與勞動力密集這個所謂比較優勢相配套的，是資源密集，而我國恰恰是人口平均資源貧乏的國家，用勞動力密集這個要素稟賦產生的“比較優勢”發展出口導向勞動力密集型經濟，只能造成我國資源枯竭。這說明：從某個要素看的比較優勢，從結構上看很可能恰恰是比較劣勢。用某個要素來說明比較優勢形成模式發展產業，其結果很可能不是揚長避短，而是揚短避長。要素稟賦最重要的是結構，比較優勢最重要的是結構，轉型經濟最重要的是結構。所謂結構優勢，就是生產中人和人、人和物的結構從不對稱向對稱、消極對稱向積極對稱轉化，在此過程中使人的素質和要素稟賦二者都得到提升，實現勞動力密集和知識密集的統一、勞動力密集和資源再生性開發的統一。對稱結構，是轉型經濟的最深層機制。知識經濟使經濟全球化、生產社會化程度得以按幾何級數增長，這種按幾何級數擴大的生產社會化本身就可以使價值得以擴大、提升、再生。因此，知識經濟以放大的形式，使資源的再生優于資源的配置、資源的配置從屬資源的再生二者之間的內在聯系得以展示和充分發揮。轉型經濟不但表現為經濟活動中知識運營、生產社會化所帶來的資源再生，而且表現為思維結構、社會結構、企業結構、生產結構的對稱、有序、優化組合所帶來的資源的裂變、再生與生產力的幾何級數增長。微觀經濟與宏觀經濟的關系不僅僅是民間與政府、企業與產業的關系。從結構上看，市場除了民間與政府、企業與產業的關系以外，還有物質生產力與精神生產力、物質經濟與精神經濟、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的關系;在性質上，還有財富與幸福的關系;在空間上，還有企業、產業、區域經濟同全球經濟的關系;在時間上，還有配置與再生、生產周期與循環經濟的關系。在配置經濟學看來，比較優勢是要素概念;所謂比較優勢，就是從諸如人口、勞力、資源、成本等要素考慮的比較優勢;其定位是純客體的。在再生經濟學看來，比較優勢是結構概念;在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可以通過主體對客體的整合，使區域的空間結構與時間結構顯示出優勢，其定位是主客體的統一。我國地域遼闊，不同地區互補性強，經過協調就可以門類齊全、結構完整、化劣為優;我國改革開放發展是一個從本土化到國際化、從區域經濟到全球經濟的層層遞進、逐步演化的連續的過程，從本土化、區域化到國際化是中國全球化過程中不可缺少的環節，這個時間結構可以使中國經濟在本土化基礎上國際化、主體性前提下全球化，在全球性經濟危機中使自己立于不敗之地，從而顯示出時間結構優勢。時間結構優勢與空間結構優勢二者是統一的：中國的比較優勢就是通過時間結構優勢展開為空間結構優勢，用空間結構優勢提升時間結構優勢。大中華經濟圈使中華民族的比較優勢與后發優勢得以有機結合，經濟潛力得以充分發揮，使中華民族得以再次騰飛。這說明：只有用五度空間的思維方式，才能完整把握經濟系統，才能給經濟系統中每一個要素與關系以合理定位，建立合理的結構，形成真正的比較優勢。

　　增長經濟學以“要素稟賦”為核心概念，發展經濟學以“經濟主體性”為核心概念。一個國家的比較優勢相對于其他國家而言，比較優勢只有通過對外貿易才能實現。如果一個國家以比較優勢作為經濟增長的立足點，那么這個國家的經濟增長模式只能是外向型增長模式。可是改革開放30多年的經驗證明：外向型增長模式只能帶來國內資源枯竭、商品匱乏、

　　物價上漲、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后果;出口產品換來的大量外匯隨著美元的不斷貶值而不斷縮水，靠血汗工廠、廉價勞力生產的產品等于白送人。市場讓出去了，技術沒有換回來;相應國內的國民創新體系卻受到“比較優勢論”、“市場換技術”理論及根據這種理論制定出來的各種政策、特別是教育產業化政策的沖擊而不斷萎縮。事實證明：建立在“比較優勢戰略”基礎上的出口導向型勞動力密集型經濟增長模式是舍近求遠、舍本求末、本末倒置的增長模式，是典型的泡沫GDP增長模式，是不可持續發展的、跛腳的增長模式，是一條與我國大國地位和真正的“要素稟賦”特征極不對稱的、畸形“發展”的模式。實踐證明：如果一個國家的經濟規模擴大是以犧牲民族的與企業的經濟主體性為代價，那么其增長將是不可持續的。如果一國離開客體要素稟賦就沒有比較優勢，就會使出口產品競爭力下降，就會引發國內經濟不景氣、產業結構不能升級，那只能說這個國家的經濟結構本身就有問題。全球化對不發展國家是有利還是不利，關鍵在于不發達國家的主體性發展程度。像我們這樣全世界人口最多、國內市場最大、產業結構最齊全、產品門類最完整、各地區各具特色又發展嚴重不平衡的發展中國家的主體性，應該包括創新—創造—創業機制暢通靈活的國民創新體系與國民創業體系，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保證國家經濟安全的產業結構完整的經濟體系、核心技術保密體系、金融危機防范體系、糧食危機防范體系、戰略物資儲備體系、內需導向型市場體系、民生保障體系、各區域優勢互補體系，以及為建立這樣的體系所必須的強有力的政府宏觀調控能力，而不是僅僅著眼于先天的和外國相比的要素稟賦、比較優勢，也不是資本積累、GDP增長與經濟規模擴大的速度。民營企業可以追求利潤最大化，但作為國家和掌握國民經濟命脈的國有企業如果不是從主體的角度來定位經濟體、定位經濟發展模式，那么就無從理解企業主體、區域主體、民族主體、國家主體在經濟活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不能理解國際經濟關系、區際經濟關系。要從主體的角度來定位經濟體，就不能以價格機制作為我國市場經濟的核心機制，而必須以價值機制作為我國市場經濟的核心機制。民族與國家的經濟主體性，既是價值的主體，也是價值機制的前提與組成部分。以價格機制作為市場經濟的核心機制的市場原教旨主義主流經濟學的要害，是打著經濟全球化、全球市場化、用價格機制“優化”配置全球資源的幌子，用全球化和全球價格機制來吞掉國家與民族的經濟主體性，把貧富兩極分化從國內擴大到全球;在全球“價格”機制的基礎上，把西方“價值”觀念和霸權主義通過“顏色革命”推廣到全球。配置經濟學——西方新古典經濟學的價格機制一元化、利潤最大化、經濟規模最大化是西方價值一元化和把經濟全球化演變成世界單極化的理論基礎與理論工具。市場經濟是主體經濟，也是立體經濟。如果說，過去的計劃經濟是從宏觀方面違背了市場主體化、立體化原則，那么“世界工廠論”、“要素稟賦論”、“比較優勢論”則是在微觀產業層面違背了市場主體化、立體化原則。市場主體化、立體化是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統一的基礎，也是對稱的經濟發展觀的基礎。只有對市場的立體的思維，各種對立才會揚棄、分歧才會趨同，各種意識形態才會被統一到科學的發展觀中，成為一元與多元相一致、絕對與相對相統一的完整嚴密的一般的、人類的經濟學科學理論體系對稱經濟學體系。

　　本文摘自陳世清著《超越中國“主流經濟學家”》一書(80萬字)，該書已先由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數字出版。紙質版稍后。

陳世清：新古典經濟學方法與對稱經濟學方法（四）

　　林毅夫的要素稟賦論與比較優勢論屬于西方配置經濟學范式，而配置經濟學源于選擇理性。林毅夫：“我是接受貝克爾的看法的。經濟學研究的是人的選擇的科學，以決策者是理性的為出發點來觀察社會經濟現象，我認為這是經濟學的本體，任何經濟理論都建立在這個基礎上。” ⑾“不管在什么社會里，人都是理性的。所謂理性指的是一個決策者在作決策時，在他可作的選擇中，總會選擇他認為是最好的選擇。” ⑿按林毅夫的說法，發展中國家是采用比較優勢戰略還是趕超戰略，是決策者理性選擇的結果，而決策者理性選擇的依據是利益最大化和要素稟賦。以決策者是理性的為出發點來觀察社會經濟現象是正確的，把人的經濟理性歸結為選擇理性是錯誤的。人的“理性”必須被理性地對待;過分“理性”，使之庸俗化固然不行;但沒有理性，或讓感性戰勝理性，也不足取。人需要理性，也同樣需要把“理性”約束在合理的范圍內。同時，人的理性不僅表現在選擇，人的理性更重要的是體現在創造。把人的理性限定在選擇，是配置經濟學的思辯產物;把人的理性升華為創造，是再生經濟學的哲學概括。因此，再生經濟學與配置經濟學、價值經濟學與價格經濟學：不同歷史時期，有不同的“經濟學范式”，也有不同的理性標準。人類第一次創業與第二次創業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本質不同;在人類第二次創業時期，經濟學范式同人類一次創業時期的經濟學范式有本質不同，因而也有本質不同的經濟理性標準。選擇哲學與配置經濟學一樣，其歷史背景是小商品經濟;創造哲學與再生經濟學一起，是知識市場經濟的時代精神。隨著選擇哲學被創造哲學所代替，配置經濟學范式將轉換為再生經濟學范式。

　　對稱

　　選擇理性 配置經濟學

　　對稱

　　創造理性 再生經濟學

　　人的理性與經濟學范式

　　就選擇理性本身而言，也必須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無論是個人還是集體，在根據利益最大化原則進行選擇時，都是理性的;問題是理性的人在進行選擇時要受制于現有的社會條件：制度與政策導向的制約。利益有不同的層次，理性本來也有不同的層次。當低層次的利益與高層次利益、低層次理性與高層次理性、企業理性與政府理性、國民理性與國家理性有沖突時，應該通過制度設計與政策導向，使國民素質提高與社會理性選擇能力結合起來;在國民素質提高的基礎上，在進行社會選擇時，更多地看到自身根本的、長遠的、全局的利益。這與其說是社會選擇問題，還不如說是社會改造問題;社會選擇問題從屬于社會改造問題。把決策者混同于一般個人，把政府混同于企業，把理性混同于選擇理性，然后籠統地以利益最大化和要素稟賦為決策者選擇比較優勢戰略的依據，是草率和片面的。

　　從選擇理性來看，要素稟賦是靜態的、純客體的。從創造理性來看，要素稟賦不是靜態的純客體的，而是動態的、主客體共同決定的。在知識經濟時代，要素稟賦、先天優勢能否轉變為比較優勢與后發優勢，取決于人的主體性的發揮程度。先天優勢轉變為比較優勢要靠提升要素稟賦，提升要素稟賦使先天優勢轉變為比較優勢是人的主體性發揮的微觀體現。一個國家的資源是一個系統;在這個系統中，各個要素不是分離的，它們之間的關系不是并列的。低層次的要素固然是高層次的要素的基礎，但低層次要素的質和量由高層次要素的質和量決定。一個國家的制度和組織程度、國民素質，可以決定低層次資源的開發和使用程度。這就是為什么總體上資本密集型國家會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而總體上勞動密集型國家，會出口資本密集型產品的根本原因。資源稟賦是劣勢還是優勢，不僅著眼于某個資源本身，而且要著眼于整個社會發展水平;是資本密集還是勞動密集，不是著眼于單個產品，還要著眼于社會組織化程度。國際貿易的基礎固然是優勢互補，但作為互補的優勢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的;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制約的。在資源稟賦觀與上可以看出西方經濟學線性思維方式和選擇理性的局限性。

　　從選擇理性來看，比較優勢是靜態的、純客體的。創造理性認為，比較優勢不是靜態的純客體的，而是動態的、主客體共同決定的，隨著社會的發展，主體性的地位越來越高、作用越來越大，在知識經濟時代，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將由主體來定義與定位。因此，離開經濟發展的歷史背景和人的主體性發展的不同階段，靜態地、消極地看待要素稟賦與比較優勢，實際阻斷了像我國這樣目前來看資源貧乏國家、特別是貧窮國家的發展道路，使之消極地淪為“世界工廠”的地位，靠出賣廉價勞動力來糊口。所以，要把國際貿易、國際分工同建設我國國民創新體系結合起來。如果僅僅從工業經濟的眼光消極地、靜態地、純客體的角度去理解要素稟賦與比較優勢問題，只能使窮的越窮、富的越富，使富國與窮國的兩極分化現象更嚴重，使我國同發達國家的差距繼續拉大。社會的發展，先天的比較優勢會越來越弱化，而后天比較優勢則會越來越強化。在知識經濟和經濟全球化時代，比較優勢取決于知識、制度與新科技產業中的核心技術。而恰恰是后者，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壟斷，“你方唱罷我登場”是規律性的普遍現象。西方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赫克歇爾、俄林、薩謬爾森等人的建立在“生產要素比例——生產要素密度原理”基礎上的比較優勢原理，只適合于工業經濟時期。在人類創業的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的經濟增長方式中，同一個地方、同一種要素稟賦、同一種文化有不同的比較優勢，在國際經濟體系中也就有不同的地位。以牛頓力學為代表的近代科學的發展，可能要以西方“天人相分”的哲學為背景;而以相對論、量子力學為代表的現代自然科學的發展，則恰恰需要以中華民族“天人合一”的思維方式為參照。在工業經濟時代，也許東部平原地帶更適合車水馬龍;在生態創業時期，也許人們更需要西部山區的郁郁蔥蔥。我國勞動力密集的優勢并非只能通過出口產品價格低廉來體現;植樹造林、開發荒地也許更能產生生態生產力。“競爭力”這個時髦概念出現于自由競爭時期;然而就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深層結構而言，“生產力”是個更重要的概念。以競爭力為核心，價格舉足輕重;以生產力為窠臼，人的數量與質量更根本。不同的范式、不同的增長方式、不同的發展模式，決定不同的比較優勢。在這里，是主體決定客體而非相反。

　　先天優勢轉變為后發優勢要靠模式轉軌，模式轉軌使先天優勢轉變為后發優勢是人的主體性發揮的宏觀展開。在16、17世紀以前的一、二千年間，中華文明曾經作為人類當時最鼎盛的文明，中華文明都占有主導地位。只是到了近代，中國逐漸衰弱，人類文明才由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西方世界獨占鰲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該成為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更高級的經濟形態。經濟全球化時期，全球經濟是一個巨型系統，一個民族如果沒有主體性，或有主體性而不參與全球化，都不能使自己處于同全球經濟系統中其他要素的對稱關系中，從而實現能量、信息、物質的交流與再生。中國改革開放中的主體性使之在經濟全球化中可以使自己處于同經濟全球化中其他要素的對稱關系中，在全球經濟重新洗牌中盡得天時、地利、人和之利，從而實現跳躍式且可持續發展。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應該自覺地順應歷史潮流，建立以主體為中心同客體統一、相對主體為中心同相對客體統一的經濟發展模式。以生產資料共有制為主導的經濟制度、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政治制度，應該成為建立以主體為中心同客體統一、相對主體為中心同相對客體統一的經濟發展模式的制度優勢;中華民族固有的集體觀念和協作精神優勢，應該成為建立以主體為中心同客體統一、相對主體為中心同相對客體統一的經濟發展模式的精神優勢。這才是真正的中國經濟比較優勢。在中國經濟學中，創業經濟學是基礎，知識運營學是主導，縱深科學是把它們貫串起來的線索和紐帶，它們共同構成了中國經濟學、中國經濟轉型發展的完整體系。而林毅夫的建立在“要素秉賦”論基礎上的“比較優勢論”、“世界工廠論”、“市場換技術論”則已經被全球金融危機、被全球金融危機逼出來的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發展模式轉軌的實踐所證偽。

　　本文摘自陳世清著《超越中國“主流經濟學家”》一書(80萬字)，該書已先由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數字出版。紙質版稍后。

陳世清：新古典經濟學方法與對稱經濟學方法（五）

　　林毅夫：“因此，兩個國家從長期比較起來，當然是采用比較優勢發展戰略的國家發展較好，實行趕超戰略的國家可謂‘欲速則不達’，這是短期的趕超和長期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造成的。但是很多國家領導人和社會精英都看不到這個矛盾，只看到本國與發達國家在技術與產業結構等方面的巨大差距，并急切的想要彌補這一差距，卻不知道產業、技術結構都是內生變量，不能靠直接干預去改變。” ⒀林毅夫這種“產業、技術結構都是內生變量，不能靠直接干預去改變”的思維方式就是經典的線性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否定了在知識經濟時代通過全球知識的重新洗牌實現技術和經濟的重新洗牌使發展中國家實現后來居上的可能。這實際上就是說，技術落后的發展中國家只能跟在發達國家后面一步步爬行。

　　一個國家采取什么樣的發展戰略，取決于這個國家采用什么樣的增長方式;一個國家采用什么樣的增長方式，取決于這個國家采用什么樣的發展模式。對稱經濟學的發展模式，是五度空間的發展模式。五度空間的發展模式更全面、更系統地揭示了經濟技術發展的本質和結構。五度空間模式揭示了知識經濟(層次)、全球化與多元化(空間)、超速發展(時間)、合作主導競爭與雙贏發展(性質)的相互關系。既然層次、時間、空間可以相互轉化，知識的重新洗牌將帶動經濟技術的重新洗牌，經濟全球化與經濟區域化是雙向同步過程，經濟上落后的國家有可能跨階段發展并后來居上;既然層次、時間、空間可以相互轉化，知識經濟時代的產業技術結構、特別是像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的產業技術結構，就應該是以創新業為先導、知識業為主導、制造業為核心、農業為基礎、服務業為配套的再生型→循環型→生態型→穩定型→對稱型結構,以取得可持續發展與超速發展。我國實行趕超戰略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

　　目標決定戰略而不是相反。企業的目標是利潤;對于數字經濟學來講，國家只是放大的企業，宏觀經濟只是放大的微觀經濟，因而國家的目標是GDP增長。在他們看來，汶川大地震造成的幾千億人民幣的損失，國家財政拿出幾百億來重建，不是中國人民財富的損失，而是為GDP增長、企業利潤增加、國家經濟規模擴大帶來機會的大好事。這種扭曲的、宏觀經濟微觀化的 “破窗”經濟學固然可以作為民營企業的指導，但作為政府絕對不可以隨雞起舞。我國國家的發展目標、政府宏觀調控的目標應該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民族凝聚力增強、社會可持續發展，并以此作為選擇發展模式、采取發展戰略的最高指導思想，而不是以GDP增長最快、經濟規模最大、資本積累最多作為選擇發展模式、采取發展戰略的最高指導思想。由國家的發展模式決定國家的發展戰略，由國家發展戰略決定產業、技術結構，與其說是政府直接干預，不如說本身就是產業技術的內生變量。

　　中國在知識經濟、全球化經濟重新洗牌中之所以有后發優勢，不僅在于熱力學第二定律的作用，而在于新的科技革命為中國對稱文化、特別是中國文化中的對稱思維方式大顯身手提供了平臺。中華民族“天人合一”的對稱思維方式，是現代科學發展的催化劑，是中國科學發展、并用科學發展帶動經濟技術發展的最大的先天優勢。

　　當然，在經濟全球化中實現知識與經濟的全新洗牌，熱力學第二定律也是發揮作用的。只是在社會領域與在自然領域，熱力學第二定律的表現形式不一樣：后者自發起作用，前者要通過人的自覺活動來實現。這個“自覺活動”就是自覺地用“先天優勢”來激發“后發優勢”。沒有這種“先天優勢”的激發作用，“后發優勢”只能是一種落差;不但不能實現知識與經濟的重新洗牌，而且只能擴大差別。所以，找準先天優勢，理順先天優勢與后發優勢之間的先后程序、層層遞進關系，是使先天優勢轉變為后發優勢的關鍵，也是落后國家在全球知識與經濟重新洗牌中后來居上的關鍵。充分發揮中華民族對稱思維方式的先天優勢，是發揮中華民族文化其他方面的先天優勢、并使先天優勢轉變為后發優勢的前提，而把先天優勢通過主觀努力轉變為后發優勢，就是比較優勢形成的“內生變量”。

　　思維方式創新

　　哲學創新 哲學后來居上

　　哲學范式創新

　　帶動

　　經濟學創新 經濟學后來居上

　　管理學創新 管理學后來居上

　　制度創新 制度后來居上

　　知識創新 知識后來居上

　　科學創新 科學后來居上

　　技術創新 技術后來居上

　　產業創新 知識產業發展后來居上

　　產業創新 信息產業發展后來居上

　　產業創新 服務產業發展后來居上

　　產業創新 傳統產業發展后來居上

　　產業技術內生變量形成路線圖

　　本文摘自陳世清著《超越中國“主流經濟學家”》一書(80萬字)，該書已先由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數字出版。紙質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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