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小凱的新興古典經濟學滲透的思維方式也是西方經濟學的線性思維方式，這決定了他所從屬的經濟學范式是西方經濟學范式。經濟學的思維方式要求對稱的思維方式——主客體對稱的思維方式。而西方經濟學以一般均衡論為理論基礎、以自私的個人為起點、以價格經濟學為核心、以配置經濟學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的范式之所以不是科學的經濟學范式，就是因為西方經濟學范式是西方經濟學家線性思維方式的產物。

　　楊小凱：“一個來自科學史上的故事同經濟學的這個發展過程有點類似。當托勒密體系和新觀測到的天文現象產生明顯矛盾時，能解釋這些新發現的新理論就不斷被發展出來。這些新理論可能解釋這些新現象中的幾種，但卻同托勒密體系的核心不一致，且這些新理論彼此之間也不一致。哥白尼則認識到，僅靠增加越來越多的相互矛盾的理論分支，是不可能協調托勒密體系同這些觀測之間的沖突的。他爭辯道，最好的辦法是采用他的哥白尼體系，該體系認為太陽，而不是地球，才是天體運行的中心。一旦采用這個新體系，修改過的托勒密體系就再也沒有內在的不一致，而這個統一的哥白尼和開普勒理論，則能用來解釋托勒密體系不能解釋的所有現象。現在經濟學遇到的情形，同500年前天文學上發生的故事有著驚人的相似。宏觀經濟學、貿易理論、發展經濟學、比較經濟學、產權和交易成本經濟學、增長理論，以及新企業理論，正是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核心與觀察到的經濟現象不一致的反映。我們在本書中試圖做的事情，同哥白尼和開普勒做過的事情相似。通過恢復專業化和分工問題在主流經濟學核心中的應有位置，我們就可以在一個統一的框架內解釋和預見諸如企業出現、景氣周期、失業、貨幣、城市和經濟增長等有趣的現象。”⑥由于建立在某個“統一嚴謹的數學框架”中的托勒密體系，其所采取的參照系——某個“統一嚴謹的數學框架”同宇宙學本身所要求的參照系不對稱，“和新觀測到的天文現象產生明顯矛盾”是必然的，“能解釋這些新發現的新理論就不斷被發展出來”是必然的。同樣，由于“能解釋這些新發現的新理論”本身也不是建立在同宇宙學本身所要求的參照系基礎上，而是建立在各自不同的“統一嚴謹的數學框架”基礎上，所以“這些新理論彼此之間也不一致”也同樣是必然的。這就好像雞和蛋無論哪一個在先，在不同的參照系中都可以自圓其說，都可以得到“統一嚴謹的數學框架”的驗證。無論是新自由主義還是凱恩斯主義，以及其他形形色色以還原論為方法論基礎的西方經濟學這個學派那個學派，均屬于為雞和蛋哪個在先進行“統一嚴謹的數學框架”的邏輯推演、煩瑣論證、各樹一幟，相互之間爭得面紅耳赤，在誰也說服不了誰的論戰中“大師”、“名人”輩出的完整嚴密的理論體系。但他們各自都有、也都只有片面的、抽象的真理，與具體的、真正的真理不沾邊。這說明：僅僅在還原論方法論范式里建構起來的“統一嚴謹的數學框架”不足以建立真正科學的經濟學體系，必須有還原論與整體論相統一的方法，把邏輯與歷史的一致同本質到現象的展開相結合，才有可能得出只可證明不可證偽的經濟學真理。這里參照系是重要的;從宇宙本質到現象展開、生物界從簡單蛋白質到復雜蛋白質演進的邏輯關系與歷史進程來看，無疑是蛋在先;但這個結論不是建立在簡單邏輯分析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邏輯與歷史相一致、認識史與客觀發展史相統一的基礎上，是時間、空間、層次相統一的過程，因而是還原論與整體論的統一。西方經濟學，不管是古典還是新古典，乃至楊小凱的“新興古典”，邊際分析還是超邊際分析，都屬于在還原論思維方式指導下，以社會均衡觀為參照、以一般均衡論為基礎理論、以自私的個人為起點、以價格經濟學為核心、以配置經濟學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的經濟學范式。它們相互之間區別是次要的，理論參照系、理論出發點、理論核心、理論目標是一致的，這就決定了它們屬于同一個經濟學范式。只要范式不改變，那么楊小凱的“宏觀經濟學、貿易理論、發展經濟學、比較經濟學、產權和交易成本經濟學、增長理論，以及新企業理論”，即使是“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核心與觀察到的經濟現象不一致的反映”，也不能根本改變楊小凱的新興古典經濟學仍然屬于西方經濟學范式;同樣，只要沒有超出西方經濟學范式，仍然還是在西方經濟學范式這樣“一個統一的框架內”，那么即使“通過恢復專業化和分工問題在主流經濟學核心中的應有位置”，我們仍然不可能“解釋和預見諸如企業出現、景氣周期、失業、貨幣、城市和經濟增長等有趣的現象”。西方經濟學范式決定了西方經濟學不可能是科學的經濟學。

　　克羅狄斯·托勒密(上圖，90—168)，古希臘天文學家，創建地球是宇宙中心的理論體系。尼古拉·哥白尼(中圖，1473 —1543)，中世紀波蘭天文學家，提出“日心說”，推翻了托勒密體系。開普勒(下圖，1571-1630)是近代德國著名的天體物理學家，發現了行星運動三大定律，為哥白尼創立的“太陽中心說”提供了最為有力的證據。他們三人都是以人類為參照系觀察宇宙的中心，而不是以宇宙本身慣性系為參照觀察宇宙的中心。以宇宙慣性系為參照，宇宙沒有中心，也可以說任何地方都是中心。所以不能混淆參照系與慣性系這兩個不同概念。參照系只能是相對于人而言，因而具有主觀的特征，而慣性系是客觀存在的。參照系與參照系對稱，慣性系與慣性系對稱。同時性在不同的參照系之間只能是相對的，但是在不同的慣性系之間可以絕對存在。參照系與慣性系之間是否對稱，必須放在主客體相統一的更大范圍、更高層面來考察。整個宇宙是一個慣性系，不以人的意識為轉移。在宇宙這個慣性系中，宇稱是守恒的。當我們取宇宙中的一個局部現象——弱相互作用為參照系進行考察時，宇稱是不守恒的。但弱相互作用下的不守恒，是局部的、微觀的、暫時的現象;由于這個不守恒本身是可重復的，所以從整體和長期來看，弱相互作用下宇稱也是守恒的;只是這個守恒通過不守恒表現出來，守恒是本質，不守恒是現象。宇稱守恒是絕對的，不守恒是相對的。宇宙本身作為一個慣性系統，無所謂復雜與簡單。所謂復雜系統與簡單系統的區分，完全是以人類為參照系而 產生出來。所謂復雜系統，是由有序與無序兩個層面組成的系統;簡單系統是由有序一個層面組成的系統。有序與無序、復雜與簡單的區別是相對的，僅取決于主體的參照系。就慣性系來講，宇宙空間無中心;就人類參照系來講，社會空間、人類生存的空間是宇宙的中心。愛因斯坦把參照系與慣性系混為一談，違背了對稱性的原理，就會把人類認識的局限性夸大為對宇宙整體和本質的認識。主客體間的不對稱必然得出錯誤的結論。這說明，對稱邏輯是任何科學研究的必要條件。

　　西方經濟學的線性思維方式決定了西方經濟學范式不可能是科學的經濟學范式。經濟是社會的組成部分，社會是宇宙的產物，經濟學首先必須以宇宙為參照，以社會的出發點為自己立論的出發點。從宇宙和社會的本質——主客體的對稱關系及其演化過程可以看出，任何事物的本質都是一個對稱的結構，而不是某個要素。以要素而不是以本質為出發點的所謂邏輯與歷史的一致，只能是純邏輯的推導過程，同客觀事實發展史相脫節。宇宙和社會的演化是從本質到現象的展開過程說明，要使邏輯與歷史的一致同本體論、歷史觀、認識論的一致結合起來，就必須把邏輯和歷史的一致同從本質到現象的展開結合起來。從本質到現象的展開，是邏輯與歷史的一致同本體論、歷史觀、認識論相一致的基礎，也是邏輯與歷史的一致同本體論、歷史觀、認識論相一致的總體框架。只有把邏輯和歷史的一致同從本質到現象的展開結合起來，才有真正的邏輯和歷史的一致。因此經濟學的思維方式要求對稱的思維方式——主客體對稱的思維方式。而西方經濟學以一般均衡論為理論基礎、以自私的個人為起點、以價格經濟學為核心、以配置經濟學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的范式之所以不是科學的經濟學范式，就是因為西方經濟學范式是西方經濟學家線性思維方式的產物。楊小凱的新興古典經濟學滲透的思維方式也是西方經濟學的線性思維方式，這決定了他所從屬的經濟學范式是西方經濟學范式。楊小凱：“我們用各種新興古典動態一般均衡模型來解釋很多發展現象，它們都是分工的不同側面。特別是，通過價格制度，我們用一個新興古典序貫均衡模型來揭示有不同分工網絡結構的自發地社會組織試驗的含義。這個模型的特征是有限理性、適應性行為、經濟組織演進方向的不確定性，以及通過社會試驗獲得的信息的自發演進。”⑦“2.1 運用一般均衡概念理解經濟發展機制”。⑧這里楊小凱明確肯定了他的新興古典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是一般均衡論與價格經濟學。楊小凱的超邊際分析就是對分工形成的經濟網絡的每個角點解進行邊際分析，求出其最優解，同時排除不可能為最優的角點解，再進行總成本—收益分析，從中找出效用最大的角點解。楊小凱：“超邊際分析則同線性和非線性規劃、整數和復合整數規劃、動態規劃及控制論有關。超邊際分析除對每一個角點解和內點解進行邊際分析之外，還對它們進行總收益成本分析。”⑨但超邊際分析之所以只能夠分析分工與專業化的簡單模式，不能夠分析分工與專業化的復雜模式，就是因為超邊際分析方法的線性思維方式。正好像企業的產生與發展不是減少交易成本的產物，分工的形成與發展也不是減少交易成本的結果。無論是企業還是分工，其形成與發展都是主客體相互作用的歷史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期間雖然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是主體的動機，但實現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這個目標的過程絕不是對各個“角點解”的超邊際分析的量的疊加，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實現也不是各個“角點解”超邊際分析的函數，而是各個要素與結構的對稱與銜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科學主義與人本主義統一的管理模式就是對稱管理模式。中國管理模式作為對稱管理模式，既是中國“天人合一”、“內圣外王”、“義利統一”、“無為無不為”傳統管理模式的現代發展，又是人類管理模式發展鏈條中科學主義與人本主義相互關系發展的必然結果。中華傳統文化最大的特色是對稱文化。對稱文化：天與人、義與利、道與德、理與氣、名與實、形上與形下、德治與法治、出世與入世的對稱。對稱文化：民主與法制的對稱、公平與效率的對稱、人的理性與非理性的對稱、個人與企業的對稱、民間與政府的對稱。中國管理模式就是對稱管理模式。

　　是企業系統的整體功能，這其中無形的、不可計算的因素的作用大于各種有形的、可計算的因素的作用。分工作為企業的結構之一，只是形成企業整體功能的組成部分，既不能單獨起作用，在整體功能中的作用也不能單獨分開計算。楊小凱的超邊際分析試圖把分工在形成企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中整體功能的作用單獨分開計算，尋找企業分工合理化、效率最大化的途徑，有抽象的認識意義，但如果把其具體化，試圖把企業的整體功能歸結為各個部分功能最大化的總和，只能破壞企業有機體的整體作用。企業經營是全息經營。全息方法說明，經濟規模與規模經濟的關系，是對社會平均勞動時間、平均利潤率的否證。系統方法與控制論方法說明系統結構與自組織能力和系統功能的關系，是對邊際分析方法的否證。在全息方法看來，邊際量與總量之間并不總是存在著正比關系，二者有時成反比的關系;經濟規模不一定等于規模經濟，二者之間的關系是非線性的，分工與經濟規模會不會轉變為規模經濟，會不會出現“一般化報酬遞增”(楊小凱)，要看項目內容(機會)、主體素質、企業文化、團隊精神和管理水平，而不是對分工和經濟規模的關系進行形式化的數學抽象推論。洪秀全等率領50萬眾軍隊、船1萬余艘，船帆遮天蓋日，夾江東下，連克九江、安慶、蕪湖，烽火燃及18省，先后攻克城池600余座，創建了使敵人聞風喪膽的軍隊和政權，其綱領之完備、組織之嚴密、分工之細密、規模之宏偉，甚至超過當時的清王朝，但為什么后來失敗了?因為文化觀念落后，極力貶低踐踏中華傳統文化，使之逐步失去看重中華傳統文化的人民的支持。清王朝滿族統治者雖然對于漢族來講是異族，然而他們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尊重甚于太平天國，這使它的統治根基——人心并未被徹底動搖。到太平天國后期，人民對太平天國的反感甚于對清王朝的反感。這說明：民族感情歸根結底是文化感情，民族凝聚力歸根結底是文化凝聚力，中國超穩定的政治經濟結構根源于中國超穩定的文化結構，僅由此就可以推論企業競爭力很大程度上也來自于企業文化。對于太平天國的成敗、企業文化對企業競爭力的作用，楊小凱能否用各個“角點解”的超邊際分析來解釋?韓信明修棧道、暗渡陳倉，臨晉設疑、夏陽偷渡，木罌渡軍、背水為營，拔旗易幟、傳檄而定，沈沙決水、半渡而擊，四面楚歌、十面埋伏，不按常規出牌，不按兵法排兵布陣，用兵出神入化、變幻莫測；企業人無我有，人有我特，人特我優，人優我換，通過創新戰略——文化創新、管理創新、技術創新在宏觀的買方市場中創造一個微觀的賣方市場，從而降低交易成本取得超額利潤，此類種種對策智謀，楊小凱能否在一個單一的涵蓋式的數學框架之內來論證?對于藍海戰略與紅海戰略孰優孰劣、長尾戰略與龍頭戰略誰勝誰負，楊小凱能否用他的專業化與經濟組織的理論來分析?現代企業管理的核心是機會管理，機會管理就是創造機會、把握機會、通過創造機會來把握機會。機會把握住了，就是超速發展;機會把握不住就得淘汰。這好像與分工、交易費用和經濟規模沒有太大關系，也無法用超邊際分析來解釋。楊小凱在他的新興古典經濟學的著作中，還談到發展經濟學的微觀機制，談到經濟發展的動態機制與發展的宏觀經濟學，談到了分工的內生演進產生的經濟發展，談到分工產生工業化與城市化的內生機制，談到企業制度、內生交易費用和經濟發展的關系，但就是沒有談到機會管理這個現代企業管理中最關鍵的問題。楊小凱講到了“經濟發展、企業

　　孫子是古代軍事家，也是對策思維的典范。孫子的管理智慧，就是要把孫子的對策智慧移植到管理活動中，減少管理活動中的盲目性，提高管理活動中的自覺性，自覺地用經濟對策代替經濟博弈。有的老板認為，商場如戰場，《孫子兵法》中的“兵者，詭道也”就是商場厚黑學;有的老板認為，商場是雙贏合作的場所，好項目是合作出來的，《孫子兵法》中的“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就是商場藍海戰略的理論依據。孫子思想中所包含的主體和客體、主觀和客觀、個體和團隊、戰略和戰術、勢和導、攻和守、進和退、虛和實、奇和正、眾和寡的對稱辯證關系，有普適性、合理性。

　　劉邦是政治家，從善如流，善用人才，善于戰略，善于籠絡民心，善于利用天時地利人和創造機會。“夫運籌帷帳之中，決勝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響，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杰也。”人杰為其所用，所以得天下。劉邦能夠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壯大自己的實力，贏在政治家的謀略、大家風范的性格與領袖級的組織能力。

　　韓信是軍事家，善于謀略。明修棧道、暗渡陳倉，臨晉設疑、夏陽偷渡，木罌渡軍、背水為營，拔旗易幟、傳檄而定，沈沙決水、半渡而擊，四面楚歌、十面埋伏，都是他的精彩杰作，也是人類軍事史上謀略的典范。曾幾何時他的軍事實力可以和劉邦、項羽三足鼎立，之所以最后還是被呂后擒殺，是因為他的謀略屬于軍事層面而不屬于政治層面，他雖然能夠在殘酷的軍事斗爭中取勝，卻只能在殘酷的政治斗爭中敗下陣來。韓信贏在善謀，輸在性格優柔寡斷和缺乏政治家的頭腦。

　　項羽是戰術家，崇善武力，是力能扛鼎氣壓萬夫的一代英雄豪杰;曾幾何時，他的軍事實力遠超劉邦。但他不善謀略，不善用人，生性多疑，就一個謀士范增不能用。他英雄氣短兒女情長，贏得起輸不起。贏時歸功于自己，忘記了功臣;遇到困境與失敗時只找客觀原因不找主觀原因，感嘆“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失敗時把責任推到天意，“天要亡我，非戰之罪”;死要面子，能伸不能屈，寧愿自刎烏江邊也不要東山再起的機會。項羽贏在武力，輸在性格剛愎自用、目光短淺，缺乏政治家的頭腦。

　　制度和企業家精神”⑩但他居然把企業制度說成“是基于分工的一種交易結構”，由企業文化、企業精神、企業團隊、企業家素質、員工素質等要素形成企業有機體的“系統質”不見了;在該標題含“企業家精神”字眼的章節中，僅提到“企業家精神的成長是經濟發展的關鍵”，提到企業剩余索取權對培育企業家精神的重要性，設計了企業家剩余索取權與企業家精神最佳結構模型，把企業家剩余索取權看成是企業家知識和思想的定價方式，但企業家精神到底是什么卻只字未提。企業家精神僅僅是企業家的“知識”或“思想”嗎?企業家精神是通過創新來創造機會的創業精神，企業家通過創新來創造機會獲得的回報從質到量也不等同于剩余索取。楊小凱在這里是把企業家和職業經理人混為一談。企業家固然不同于投資者，但企業家也不同于職業經理人。楊小凱看不到機會管理的重要性、看不到企業有機體與真正的企業家精神不是偶然的，而是西方經濟學的線性思維方式和基礎理論一般均衡論的先天局限性造成的。機會管理是主客體對稱的范疇，企業有機體是系統的范疇，需要對稱的、立體的、系統論的思維方式才有可能理解，而均衡論的線性的、平面的思維方式使它不可能涉及這個領域。同時，企業家的機會管理的成本收益和職業經理人的剩余索取不一樣，不可能通過數學模型來評估預測。楊小凱在這里是為了數學建模的需要，不得不把企業家歸類到職業經理人，把企業家的創業收益歸類到職業經理人的剩余索取。這是按圖索驥、削足適履，用數學形式來剪裁經濟學、管理學的思想內容。這說明在楊小凱的超邊際發展經濟學中，不可能給現代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正確定位;他的超邊際分析的統一數學框架無法涵蓋現代企業家的機會管理，無法涵蓋以現代企業家的機會管理為核心的企業經營管理，也就無法給企業做實質性的解釋。企業管理學不能數學化，經濟學也不能數學化。經濟學的核心是價值，價值不能數學化。能數學化的是價格，而價格只是價值的局部表現。由于數理邏輯本質上仍然屬于知性邏輯的范疇，所以不能由知性邏輯的必要性推出數理邏輯的必要性。數理邏輯是對知性邏輯的簡潔化，因而充其量是有益的，但不是必要的。只要符合知性邏輯，用自然語言照樣可以論證經濟學原理。把經濟學數學化，把只有理性才能把握的復雜知識硬塞入知性認識的框架，其結果就是出現大量的悖論。這就是西方經濟學出現大量悖論的根源。無法給企業和經濟發展做實質性解釋的企業超邊際分析數學框架只能是數學游戲。

　　萊布尼茨(1646-1716)，德國近代哲學家、數學家。用數學的方法研究形式邏輯的思想來源于萊布尼茨，他認為經典的傳統邏輯必須改造和發展，使之更為精確和便于演算。所以數理邏輯不是新的邏輯，沒有超出傳統邏輯的知性邏輯的范疇。數理邏輯就是精確化、數學化的形式邏輯。

　　數學模型之所以不能反映企業管理和經濟發展的本質和規律，還因為純數學只能證明不能發現，只能根據現有的經濟現象進行建模，而不能預測經濟的發展。一旦經濟增長方式改變，原有的模型就將無效。比如丁伯根的“蛛網理論”，其依據就是農產品的生產周期較長。在生產規模既定之后生產過程未定之前，無法中途改變規模以適應需求變化。因此，農產品的需求信息與價格有一定的滯后性。把這種由于信息不對稱與生產周期造成的價格變動軌跡畫在以價格和產量為軸的坐標圖上，形同蛛網，就形成蛛網理論。問題是蛛網理論的基礎是信息不對稱造成的價格反映的失靈，但信息不對稱是歷史的、相對的;一旦信息工具與手段發達、信息對稱了，價格反映靈敏了，“蛛網理論”也就失去了客觀依據。所以要使數學模型能反映經濟的本質，預測經濟的發展，靠得還是模型后面的思想——正確的方法論與正確的思維方法。是否更深刻、更正確認識經濟本質與規律，不是看其是否運用數學方程，而是看其整體抽象度。而數學不可能做到最高層次的抽象;能做到最高層次抽象的是哲學方法論。五度空間方法，就是這樣的方法;對稱方法，就是這樣的方法;對稱邏輯，就是這樣的方法;還原論與整體論相統一的方法，就是這樣的方法;分析與綜合相統一的方法，就是這樣的方法;邏輯與歷史統一的方法，就是這樣的方法。想用數學方法代替哲學的方法，只能菜籃打水，樹杈打漁，掛一漏萬，不著要領。缺乏管理學和經濟學的形而上學思維是楊小凱發展經濟學的典型缺陷。楊小凱自己也認為數學不是萬能的。楊小凱：“很顯然，不管數學形式化的潛在好處是什么，它并不意味著凡是用復雜數學包裝起來的經濟思想就一定是深刻的。的確，我們也看到，很多建立在復雜數學之上的經濟模型，其實思想非常膚淺。原因在于，即使是目前最高深的數學技術，也不能刻畫出紛繁復雜的經濟現象的豐富實質。因此，對于真實世界而言，現在很多運用了高深數學技術的經濟模型，仍然顯得過于簡單，從而也就不能用于政策制定或商業問題上。與此同時，還有很多重要的經濟思想，則由于太復雜而不能用數學語言形式化。”⑾這說明，楊小凱自己也承認他的超邊際分析的數學框架無法統一解釋復雜的經濟與企業管理現象。然而，楊小凱卻似乎明知不可而為之：“但是，數學形式化能加速知識累積的優點，將毫無疑問地使主流經濟學在演進過程中以應用越來越復雜的數學，并將這些深刻思想形式化為特征。”⑿人類任何“深刻的思想”都是內容和形式的統一，如果能夠形式化也就不可能是什么“深刻的思想”。任何語言，包括自然語言和人工語言(數學是一種人工語言)，都必須轉變成概念、范疇與范疇體系，才能表達思想;而概念、范疇、范疇體系是內容與形式的統一。要形成概念、范疇與范疇體系，自然語言是不可替代的，人工語言只能是自然語言的輔助工具和補充。由于歷史進化和現實的原因，自然語言可以表達人類知性、理性，邏輯、非邏輯的完整思想;而數學等人工語言即使轉變成概念，也只能近似地表達人的知性認識，如果僅僅停留在形式層面則什么也表達不了。所以把自然語言看成低級語言、數學等人工語言看成高級語言是錯誤的，正好像把漢語看成低級語言、把英語看成高級語言，把用漢語發表的論文看成低級論文、用英語發表的論文看成高級論文是荒謬的一樣。“深刻思想形式化”就像“木的鐵”、“圓的方”一樣，是自相矛盾的命題，是一個悖論、一個偽命題。“深刻思想形式化”就和制造“永動機”一樣，是一個根本實現不了的幻想。西方經濟學家之所以會有把經濟學“深刻思想形式化”這樣不切實際的幻想，一方面是因為他們把形式邏輯看成和語言一樣的純形式的思維方式，另一方面他們把經濟看成只是現象，再深刻的經濟思想也不過是對現象的羅列概括，而不是對經濟規律的反映，因此這些所謂“深刻的經濟思想”可以在“形式化”后像疊磚頭一樣得到“累積”。這說明，線性、還原論、經驗主義與形式主義的思維方式是西方經濟學的致命缺陷，使西方經濟學無法自圓其說，無法解釋經濟現實，同時也是西方經濟學和西方現代管理學脫節的根本原因，而無法與現代管理學銜接的經濟學不可能是現代經濟學，更不可能是科學的經濟學。現代企業管理是文化管理為主導、機會管理為核心、人本管理為基礎的立體管理。分工和合作濃縮在團隊管理中，是人本管理的一個環節;經濟規模從屬于規模經濟的需要，而規模經濟是機會管理的延伸;企業理念是企業文化的核心、現代企業管理的靈魂。企業家是現代企業的核心，是機會管理作為現代企業管理核心的人格化，真正的企業家的看家本領就是機會管理，企業其他管理圍繞機會管理這個核心展開。所有這些現代企業管理的軟件、硬件似乎很難能夠納入楊小凱的“角點解”進行超邊際分析。楊小凱的新興古典經濟學是工業化、城市化時期比較平面只有硬件缺乏軟件的經濟活動的反映，拿到現在來只能造成理論與實際的脫節。現代企業管理中，機會管理是本，企業家人格是最大的資本，有形資本、分工、交易費用、經濟規模與經濟組織是末。知識經濟時代的機會管理需要企業家的對策論思維而非博弈論思維，要取得利潤最大化和“一般化報酬遞增”，不是僅僅取決于量的線性分析，更多是取決于結構的非線性分析。對于經濟博弈，超邊際分析方法也許可以派上用場;對于經濟對策，超邊際分析方法無能為力。就是邊際分析本身，知識經濟時代的邊際分析同工業經濟時代的邊際分析也有本質的不同。后者是邊際效用遞減規律，邊際報酬遞減規律，前者則相反，是邊際效用遞增規律，邊際報酬遞增規律。要提高企業的整體功能必須靠復雜系統論的全息方法;對稱的、五度空間的、復雜系統論的全息方法是超邊際效益分析方法，是對超邊際效率分析方法的揚棄。所以我們要區別“邊際效益分析”與“邊際效率分析”這兩個概念。

　　霍金(1942—)，英國當代物理學家。他用數學方法推出整個宇宙起源于無任何靜止質量、沒有大小、能級無限大的“奇點”。霍金的“奇點”不是宇宙真正的起點，而是荒謬的極點。霍金通過數學計算認為人只要乘坐速度超過光速的宇宙飛船，就可以穿越“時間隧道”而回到過去，和死去的親人見面也是荒唐的。即使人可以乘坐速度超過光速的宇宙飛船穿越“時間隧道”而回到“過去”，看到的也只是“過去”的影像，而不可能和死去的親人談話。這說明，用數學這種抽象的方法，來演繹復雜的過程、推斷具體的結論，無異于用樹叉來打漁。具體的對象只能用具體的思維方法來把握。正好像金錢不是萬能，數學方法也不是萬能;研究復雜事物的本質，哲學和直覺是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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