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昆1998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中譯本1999年出版以來也一直是國內最受歡迎的經濟學教材之一。
新古典經濟學的偏見——專訪復旦大學新政治經濟學中心陳平教授
陳平簡介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復旦大學兼職教授與新政治經濟學中心高級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有：宏觀經濟學，金融經濟學，文化經濟學, 政治經濟學，復雜經濟學與演化經濟學。
哈佛學生的“覺醒”
王敏：最近70名哈佛學生集體退出格里高利•曼昆教授的《經濟學原理》課，并參加波士頓地區的抗議華爾街運動。美國人的憤怒從街頭燃向美國的最高學府，是否意味著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也在現實面前遭遇強烈的挑戰和危機？
陳平：西方這次經濟大衰退，西方的領導人和金融界有主要的責任，但西方主流經濟學對大眾和決策者的誤導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是20世紀70年代開始系統否定大蕭條中誕生的凱恩斯理論，否認經濟危機的可能性和政府干預宏觀經濟的效果，以芝加哥大學的諾獎經濟學家盧卡斯所領導的微觀基礎論和理性預期論，主張市場經濟能自我調節，即使大蕭條的大規模失業也是工人的理性選擇，而政府主導的穩定政策對宏觀經濟波動的干預沒有任何效果。曼昆為代表的后凱恩斯派最終和芝加哥學派妥協，把經濟危機的可能性和政府作用邊緣化。曼昆的經濟學原理教科書是這一妥協的代表。
1980年代初期起，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美國財政部的主導下，向發展中國家推行一整套以自由化、私有化和宏觀緊縮為特征的經濟政策，即華盛頓共識，其理論依據都可以在新古典經濟學的教科書中找到。華盛頓共識推行的結果，給拉美、東歐和東亞各國，帶來一連串的金融危機。但是西方主流經濟學家拒絕反省，最后導致美國和歐洲2008年的金融危機，至今沒有復蘇的跡象。大眾對新古典經濟學體系的信仰也完全被動搖。我們過去近30年的研究，系統批評和取代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基礎理論，包括有效市場理論、經濟波動的噪聲驅動理論、價格的線性供求理論、預算軟約束理論、宏觀經濟的理性預期和微觀基礎理論，以及新制度經濟學的零交易成本理想和制度趨同理論等。以曼昆為代表的經濟學教科書的共同點是否認大蕭條的基本教訓，無視歷史的多樣性和經濟的復雜性，推行自由化與私有化政策，否認政府干預的作用，強調英美模式的普適性，無視世界上多種市場模式的競爭。曼昆事實上還不算最“右”的，他屬于后凱恩斯學派里的妥協派，認為政府干預還有點必要，最“右”的是芝加哥學派，認為政府干預經濟有害無益。
如果比較1973年版麻省理工學院教授薩繆爾森寫的著名的經濟學教科書（簡稱薩本）和曼昆2004年版的經濟學教科書（簡稱曼本），差別是極其顯著的：第一，薩本討論的是混合經濟，曼本刪去“混合”一詞，也就不承認非私有經濟的地位。第二，曼本刪去薩本的經濟思想史和社會主義體制的比較，也就不承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競爭。第三，曼本不提大蕭條的教訓和相應的制度變遷，不提凱恩斯和其他經濟學家對市場缺陷的批評。所有這些，都是使哈佛學生憤怒和反思的原因。
說到混合經濟，我想提醒大家這是最基本的經濟常識：西方從來沒有真正實行過完全的私有產權和自由市場經濟，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和中國一樣也是混合經濟，國有、私營、非營利經濟各占一定比例，只是國情不同，比例也不同。西方政府在國防和福利的開支幾乎占GDP的一半，政府在稅收、監管和金融中的地位遠遠超過發展中國家。諾獎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多次和我說，美國做的和說的并不一致。他們向世界推銷的那一套自由資本主義經濟理論，實質上是一種數學模型裝飾下的意識形態。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只是烏托邦。
美元霸權不再，金融游戲破產
王敏：那么，這次西方自身也遭遇嚴重的經濟危機，到底原因何在呢？
陳平：現在的情況和1930年代大蕭條時一樣嚴重。從美國來看，其根源在于美元主導的世界霸權已大大衰弱，使得美國難以再像以前那樣從外部世界攫取資源，維持本國的高福利。同時，龐大的利益集團綁架了國會的決策，使得美國國內任何應付危機的結構性改革難以開展。
從大蕭條到1970年代石油危機之前，美國維持了經濟繁榮和世界霸權，原因有二：第一，美國在軍備競賽中掌握了制高點，“槍桿子里面出信用”；第二，美國從1930到1970年代采用凱恩斯政策，維護了金融系統的穩定和美元的主導地位。美國戰后經濟的繁榮，也成為西方世界戰后恢復的引擎。這兩條是并行的，軍備競賽成為科技發展的強大動力，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軍事主導了國家的科技戰略，推動大學的高科技研究。同時，軍備實力也決定了一國的金融信用。舉個例子，如果歐元走強導致美元走弱，美國要阻止這個趨勢，不愿提高利率唱衰美國經濟，就在競爭對手附近制造局部戰爭，打擊其市場的安全感。要知道錢通常會有兩種流向：要么流向回報率高、經濟增長快的地方，要么流向安全的地方。制造競爭對手的不安全感，就會把該地區的錢吸引到美國來，美元隨之走強。搞軍備競賽需要大政府才能進行，這也就是我前面所說的，大蕭條后的美國早已不是古典的自由資本主義國家了。
但這套游戲到1970年代就玩不下去了。西德和日本利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之機把美國擠出民用市場，石油危機使美元與黃金脫鉤，歐洲美元市場有效制衡了美聯儲的美元霸權。中東戰爭導致油價飆升，通脹使房地產抵押貸款的利率倒掛，導致了80年代末美國的儲蓄貸款危機。這一危機加速了里根總統的金融自由化浪潮。當時以為可以強化美國的金融霸權，卻不料埋下今天金融危機的種子。
美國在大蕭條后為了維持社會穩定，想出了一個辦法：把無產者變成小資產者，這樣他們就不會起來革命了。要知道大蕭條的時候美國出動了軍隊，開槍對付工人游行。幾萬退伍軍人在首都華盛頓安營扎寨，要求國會提早支付撫恤金被國會否決，美國總統派總參謀長麥克阿瑟親自出動坦克和馬隊來驅散退伍軍人和家屬，放火焚燒他們的帳篷，才有羅斯福總統的上臺。羅斯福新政除了用政府工程來給失業工人創造就業之外，還在戰后推動房地產抵押貸款，使那些本來只能租房的人，通過分期付款變成有房者，這樣就把小資產者綁架到房地產市場了。美國工人于是成為世界上最無社會主義要求的工人，只要按時上下班，按時分期付款，別的什么都不用管，再也不關心政治。
那么，房屋抵押貸款風險由誰來承擔呢？與中國不同，美國實行的是固定利率，而且利率水平很低，風險完全由銀行承擔。美國政府為了規避銀行風險，又規定儲蓄貸款銀行不得經營商業房地產，而且貸款利率受政府管制，禁止惡性競爭。就這樣，美國以一種幾乎是社會主義性質、但實行市場運作的方式，解決了大約一半居民的住房問題。這種做法的前提是美國可以控制全世界的金融市場，控制石油定價，控制長期的低利率。
然而，石油危機之后通脹引發利率飆升，出現了存貸款利率“倒掛”現象，存款利率高于貸款利率，美國幾千家小銀行因此破產。當時是共和黨執政，堅決不救金融業，把銀行破產留下的房產廉價拍賣，沒人要的房產以一美元的價格送給貧困線以下的黑人扶貧，很快走出金融危機。這和2008年金融危機處理辦法完全相反。此次危機中執政的民主黨花了上萬億美元拯救那些“太大不能倒”的金融寡頭企業，卻無力挽救美國的實體經濟。其政治原因不難理解，共和黨背后的利益集團是軍火工業集團，不把金融放在眼里，主張控制金融。而民主黨背后是大工會、金融財團和好萊塢。奧巴馬接受了金融集團的捐款競選上臺，當然要回報金主來救金融集團，代價是進一步犧牲實業，使美國經濟至今毫無起色。
無論如何，美國控制高科技、控制金融、維持福利社會，這套做法越來越難玩下去了。因為離開了實業支撐的金融，只能是隨時會破滅的泡沫。制造業才是根基，金融業、服務業必須依托于制造業。現在流行一種說法，似乎發展服務業可以拉動消費，不提制造業如何發展升級，只是一種空想。
王敏：西方國家目前普遍存在失業率高的現象，是導致民眾普遍憤怒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之所以發生這種現象，是否與全球范圍內的制造業轉移密不可分？
陳平：曾經一度，歐美老百姓的確憤怒中國的廉價工業產品打敗了他們的工業，擊垮了他們的福利社會，使他們過不上以前的好日子，因此攻擊中國是低人權的經濟增長、底層競賽。但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他們看明白了，中國大量產品運銷歐美，這事兒不是中國政府干的，而是跨國公司干的，錢也是被跨國資本賺走的。而跨國公司的制造業轉移又是美國軍備競賽的結果。中國得到的好處是增加了就業，1億多農民工進城，制造能力大大升級，但是出口加工利潤的大頭落在跨國公司手里。他們沒有拿去造福美國民眾，而是玩金融游戲，搞垮了美國的實體經濟。
那么，跨國公司為什么要把制造業向東方轉移？這要追溯到1980年代里根的經濟政策。里根上臺后，提出了一個自相矛盾的經濟政策，也可以說是他的一大發明：既搞星際大戰來補貼高科技，同時又減稅來減少政府的福利開支。當時美國政府支出1/3用于軍備競賽，2/3用于福利社會。我們都知道，搞軍備競賽需要錢，錢要從稅收中來，那么里根不是擺明了騙人嗎？當時里根的競爭對手老布什也攻擊他在搞“巫術經濟學”。然而，西方民主就是如此“神奇”，誰敢許諾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誰就上臺。
里根依據的理論是經濟學的供應學派，說是減稅比政府擴大開支更能提高效率、增加稅收。后來可以看到，里根的這些許諾從來沒有兌現過，結果是美國財政赤字直線上升。怎么辦呢？里根政府開始向全世界大規模借債來彌補赤字。借債以后，利率升高，美元堅挺，出口大大不利，迫使制造業大規模往外移，這都是里根政策的結果。同時，為了鼓勵借債，他拆除了金融監管防火墻，各種新奇的金融工具層出不窮，最終導致這次金融危機。
實業才能支撐經濟
王敏：您也認為是金融業失控和過度創新導致了2008年至今的金融危機？
陳平：我認為觀察經濟發展的生命周期，不同階段由不同的階層主導。美國最初的成長階段是由發明家帶動的，例如愛迪生；然后是企業家、工程師帶動，比如福特搞的汽車流水線生產；等到市場飽和面臨強勁競爭對手，如克萊斯勒汽車1980年代走出的破產危機，就是由營銷人才亞科卡主導；然后到第四階段，大量企業失去競爭力，兼并潮起來，才會由金融家來主導。英國、美國都先后走過了這條路。其實只要看到哪個國家由金融家主導經濟，這個國家就開始走下坡路了。
現在全世界都在憤怒，指責金融家綁架了政府。華爾街對美國經濟起了破壞作用。歷史往往是不可逆的，制造業出去了就難以回來了。現在美國一些大公司開始把研發都往外移，因為經濟越衰退，利益集團間博弈就越嚴重，交易成本越高，稅收越高，經濟成長空間越小。前段時間微軟的一個高管告訴我，一項新技術研發出來，在美國要從投資、立法到投產，平均周期需10年以上。但如果跟中國的地方政府和企業家洽談，平均22個月就行了。中國的技術不如人，但是決策能力和速度遠高于西方。全球國際分工的大改組是體制的競爭決定的，匯率和勞工成本不是主要因素。
王敏：您認為中國對于跨國公司的吸引力，已不僅僅在于廉價勞動力，而在于一整套既有規則又充滿活力的機制保障？
陳平：當然是這樣。這最主要還不是受西方教育的經濟學家的貢獻，而要歸功于具體執行經濟政策的地方政府和干部的創新。他們非常清醒和務實，很明白一個政策出來對誰有利對誰不利，頭腦非常清楚，沒有被華盛頓共識忽悠，所以能夠做到揚長避短。世界上只有中國既能吸收跨國公司帶來的先進技術，又不被跨國資本所控制。比如，我們引入跨國公司的一個策略是“市場換技術”，要求跨國汽車公司零部件的國產率必須逐年提高，因此中國的技術、管理人才成長得非常快，這也是中國比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更具競爭力的優勢所在。同時，政府也扶持一些大的國營以及民營企業崛起，與跨國公司競爭，迫使它們降低利潤。好多制衡跨國公司的辦法，照西方主流經濟學標準看，也許是不合理的，甚至是腐敗的根源。但正是這些由基層干部和中層干部在實踐中摸索出的做法，實實在在地推動了中國經濟起飛。中國式混合經濟的健康發展，遠勝過東歐的全面私有化。中國基于學習、創新和分散試驗的新經驗，也將使經濟學超越均衡優化的古典規范，去探索非均衡演化的復雜經濟學。
重建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
王敏：全球化第一階段，即以美國為主導的世界體系，是否已告終結？下一階段我們將如何開啟新的全球化和世界秩序？
陳平：索羅斯在《開放社會》曾提出建立適用于全球市場的監管體制的設想，但我認為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沒有一個出以公心的世界政府。改革現存的全球治理機制也比較難，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赤裸裸地為美歐利益服務的。這些機構的改革會非常遲緩，因為國際機構的改革是實力制衡的游戲，沒有危機，西方不會輕易放棄既得利益。在現有的體系之下，中國以及其他非西方國家很難有具有分量的發言權。
假如沒有世界政府，要維持全球化的市場還有一個可能，就是主要大國之間重新劃分勢力范圍，以適應改變了的世界格局，避免大國之間的直接沖突。二次大戰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是建立在雅爾塔協定基礎上，美、蘇、英瓜分世界，實際上是美國和蘇聯瓜分世界，現在這種格局已經終結，必須重新建立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美國、歐洲、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的幾個經濟體，假如彼此能尊重核心利益，就能維持全球穩定。表面上，還可以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繼續維持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交換條件是美國和歐洲承認中國的核心利益。
我早在2008年的巴黎會議和2010年的堪培拉會議上向美國經濟學家建議，美國如果廢除美臺條約，中國可以勾銷美國一兩千億美元的債務，從而建立穩定的互信合作關系，穩定國際市場。《紐約時報》最近刊登了一篇文章，提出終止美國對臺灣的軍援和軍售，在2015年以前廢除美臺防衛協議，以此交換中國豁免其持有的高達1.14萬億美元的國債，認為這是美國擺脫債務危機的唯一辦法。其思路和我以前的主張一致，只是提高了價碼。可以看出，美國內部對于國際政治新秩序也在進行一些比較務實的思考，越來越多的政治家承認中國的崛起，必須調整西方中心的冷戰格局。
中國等新興市場力量的崛起，毫無疑問會改變世界格局，但還要取決于我們自己堅持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絕不能被西方自由派思想俘虜。推行華盛頓共識的市場化，只能重蹈東歐與蘇聯的覆轍。
冷戰期間，美國由于打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被中國軍隊牽制力量，導致蘇聯的人造衛星和軍備競賽一度超過美國。美國軍備競賽雖然領先蘇聯，卻將國內的民用市場讓給德國和日本，于是這兩個國家經濟快速崛起。中國的崛起也得益于抓住了歷史機遇。蘇東劇變、中東戰爭和9•11等事件，使世界矛盾的焦點從東亞轉移到中東，牽制住了西方的注意力，為中國贏得了寶貴的30年和平發展的時間。
更重要的是，中國在經濟騰飛的同時，擁有獨立的國防，不依靠美國的庇護，不必聽命于美國，才使中國的經濟決策比德國、日本更為獨立自主。如果中國能夠繼續沿著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團結亞太地區，一定能走出一個全新的格局。如果我們被西方經濟學的偏見迷惑，也可能向拉美一樣成為美歐的依賴經濟。現在我們可以說正站在十字路口上。雖然有人發出悲觀的論調，以為中國什么都不如西方。我卻越來越有信心，中國會走出新的道路。因為西方模式的困境，現在還看不到擺脫的希望。克魯格曼開始談論戰爭，因為結束大蕭條的不是凱恩斯政策，而是兩次世界大戰。美國、歐洲要擺脫金融危機，改革和戰爭都面臨兩難的困境。因為老齡化限制了他們打持久戰的能力，閃電戰又不足以刺激經濟。
《東方早報》：哈佛學生罷了曼昆的課
來源：東方早報 作者：石劍峰 2011-11-16
美國當地時間11月2日，哈佛大學經濟學家格里高利·曼昆（N.Gregory Mankiw)著名的經濟學導論課程“經濟學十講”正在進行時，大約70名學生公然走出課堂，以抗議曼昆對自由市場經濟的偏見，同時聲援已經持續一個多月的“占領華爾街”運動。
在過去的10月，學界大佬出面支持或反對“占領華爾街”的有好幾位，但以“被罷課”形式被牽涉到“占領華爾街”中，曼昆是第一位。
“課程不解決現實問題”
本學年，共有超過700名學生選擇了曼昆教授的“經濟學十講”，這門課程在哈佛大學影響力巨大。上周三抗議那天，曼昆正準備講“收入的不平等性”，而這正是“占領華爾街”運動的主要觀點。
70名抗議學生寫給曼昆的公開信主要質疑了“經濟學十講”具有一定的偏見性，并認為他的課程解決不了現實問題，“今天，我們離開‘經濟學十講’的課堂，是為了表達我們對于這門經濟學導論根深蒂固的偏見的不滿。我們深切地擔憂這些偏見將影響到我們的同學、我們的大學以及我們所身處的整個社會。”抗議學生認為，“我們發現這門課程，對于我們認為已經問題重重且對不平等束手無策的經濟，持一種特殊而且有限的看法。”“由于在您的課程中不涉及第一手資料，學術期刊中的關鍵文獻也并不充分，因此我們幾乎無法接觸其他可供選擇的路徑來研究經濟學。認為亞當·斯密的經濟學原理就比其他任何理論，例如比凱恩斯理論更重要、更基本，這是毫無道理的。”實際上，曼昆對凱恩斯主義是有所批判的。
曼昆：尊重學生抗議
自己的明星課程在遭到學生抗議之后，曼昆接受了媒體的采訪，他并不認同學生對自己課程學術價值的質疑，他說：“我所教授的經濟學是一些主流觀點，沒有夾雜任何政治偏見。大家都知道這點。”但他對學生的抗議行為表示尊重，他認為，能對這些社會問題提出質疑，對“占領華爾街”展開辯論，“這對大家都有好處。”
曼昆是當今世界上最年輕、最優秀的經濟學家之一，曼昆對經濟研究和分析的技術運用嫻熟，比如建數學模型和數量分析方法。曼昆并不放棄凱恩斯主義，而是通過自己在微觀經濟領域的研究，努力為凱恩斯主義提供一個新的、更堅實的微觀基礎。在這一過程中，他大量吸收傾向主義、供給學派和理性預期學派的精華。
不過，曼昆之所以在世界范圍內擁有知名度，主要來自其1992年出版的《宏觀經濟學》和1998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此外，他也曾是小布什總統時期的國家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
齊澤克：這不是嘉年華
相對于曼昆、斯蒂格利茨和克魯格曼對“占領華爾街”的評論大多停留在經濟學層面，今年正在紐約大學任教的哲學家齊澤克，他在祖科蒂公園發表的演講，更具有煽動性和表演性。10月9日，他身穿紅色T恤衫，手拿講稿出現在祖科蒂。他每念一句斯拉夫口音很重的英語，圍觀群眾就高聲重復一遍。盡管只是幾個熟悉的段子倒來倒去，但這個大胡子的表演性演說，還是滿足了“占領”群眾的斗志。現場演講視頻還在網絡上廣為流傳。
他第一句話就說，“（他們說）我們全是失敗者，其實真正的失敗者就在華爾街里，他們要靠我們付出數以十億計的金錢救濟才能脫困；有人說我們是社會主義者，但其實這里早就存在社會主義——是專為富人而設的社會主義。”他警告在場群眾，不要把這場運動當成一場嘉年華，過了幾十年后成為美好的回憶和談資，“搞一個嘉年華會很容易，真正重要的是在我們回到正常生活的那天。到時候是否有任何事情改變了？”齊澤克的激進之處在于，他要大家思考用什么社會組合來取代資本主義。“記住，問題不在于腐敗和貪婪,問題在于一個把人推向腐敗的制度。”
不少學者支持抗議
格里高利·曼昆的“經濟學十講”成了學生抗議和宣泄的對象，這對曼昆這樣一位明星學者來說有些許尷尬，尤其是曼昆本人并沒有對“占領華爾街”直接評論。
而他的另一位同行，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家，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早在10月5日就已經走入示威人群，他對這一群眾運動是持謹慎支持態度的，他將美國普通民眾被迫為金融業的風險承擔罪責的不合理現狀，歸結為是社會民主制度的缺失，“我們都在談論經濟學，但很少有人談論民主。我們的金融行業承擔著重要的角色，他們應該分配資本和管理的風險，但現在，因為他們的分配不當造成了風險，而我們卻要為此承擔責任。”“這不是資本主義，不是市場經濟，而是一個扭曲的經濟。” “如果這種形勢繼續下去，我們就無法實現增長，也無法成功創造一個公正的社會。”
斯蒂格利茨把美國當前社會的不公歸結為市場經濟的扭曲，并由此可能對民主制度正常運作提出警告。斯蒂格利茨的這一立場是曖昧的，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則在《紐約時報》的專欄上，公開支持“占領華爾街”。克魯格曼說：“首先要說的是，抗議者對華爾街的指控——不管是就經濟層面，還是就政治層面而言，華爾街都是一股破壞性力量——是完全正確的。”所以克魯格曼說，“這場運動找對了憤怒的對象。”
此外，不少作家也發表聯合聲明聲援“占領華爾街”。比如，10月14日，作家尼爾·蓋曼、拉什迪、娜奧米·克萊恩在occupywriters.com 網站上簽字，對該活動予以聲援：“我們敦促紐約市長布隆伯格尊重‘占領華爾街’行動的憲法第一修正案所賦予的言論自由權，我們，以下簽名的作家以及所有加入我們的人，支持‘占領華爾街’運動以及世界各地的占領運動。”
一些批評學者認為，主流經濟學家尤其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應對此次蔓延全球的經濟危機負有部分責任。
最近出現了一件轟動經濟學界乃至整個社會的事件：哈佛學生罷了鼎鼎大名的經濟學家曼昆的課，并發表了致曼昆的公開信。一位大名鼎鼎的經濟學家何以會有如此遭遇？
反思新古典經濟學由來已久
首先，罷課事件并不是在哈佛大學第一次出現。2003年700多名哈佛學生和畢業生就簽署了一封對哈佛大學經濟學系的請愿書，請愿書要求對Ec10（即《經濟學原理》課程）進行改革以促進經濟學課程的多元化，尤其是要求提供由S.Marglin教授等倡導的具有更廣視野和批判性思考的替代性導論課程。原因是，Ec10是當時哈佛大學提供的唯一的經濟學導論必修課程，而該導論課程就是講授新古典經濟學的各種模型，而且課程原始資料的大部分文章是由講授者M.Feldstein教授自己或同類經濟學家所撰寫。
面對來自學生的壓力，同時為了保住哈佛大學和經濟學系原任課教授的面子，作為折中的結果，哈佛大學答應在經濟學系之外開設學生們所要求的課程。但是，正如此次公開信指出的，許多哈佛學生并沒有能力選擇Ec10之外的課程，因為此課程除對于經濟學、環境科學以及公共政策學學生來說是必修的，當社會學專業必須選擇一門經濟學導論課程時，唯一的另一門可供選擇的課程——S.Marglin教授開講的經濟學批判卻每隔一年才開設一次（今年就沒開課）。
其次，罷課事件也不是針對主流經濟學課程的孤立事件。2000年7月法國就爆發了“post-autistic”經濟學革新運動，它將目前在經濟學課程表中居壓倒性支配地位的新古典理論及其方法稱視為“我向思考的”（autistic thinking），因為它基于狹隘的視野而沒有能力與其他人交流，甚至也沒有興趣與他人進行交流，而只是做離群索居自我封閉的思索，從而只能集中于自身的智力游戲之中，并把數學本身當成追求的目標，而排除或禁止批判性的思考。法國經濟學學生在因特網上發表了一封對他們教授的請愿書，呼吁脫離虛構的世界，尋求一種適于分析對象復雜性的多元化方法，更多的關注具體的經濟現實。
隨后2000年9月，英國開始發行電子出版物《post-autistic經濟學通訊》，11月又創立了網站，《post-autistic經濟學通訊》也改名為《post-autistic經濟學評論》；12月，post-autistic經濟學運動的法國學生領導人參加了在英國召開的“經濟學的未來”國際會議，從而激發了該項運動在法國和世界其他地方之間的聯系。
2001年7月，劍橋大學27名博士生發表了“開放經濟學”的公開信呼應法國學生的要求，要求對主流方法的基礎作公開爭論并引入其他相競爭的理論和方法；2001年8月，來自22個國家的75名學生、研究者和教授在美國堪薩斯城密蘇里大學發表了呼吁對經濟學進行根本性變革的“堪薩斯城宣言”，請求世界各地的經濟學家們克服有關人類行為的僵化觀念，在研究中認真考慮文化、歷史和方法論問題，開展跨學科對話；最后，這一反思思潮延伸到了美國主流大學，并在哈佛爆發。
再次，此事件是一些學者以經濟危機為契機抓緊對新古典經濟學進行反思的結果。事實上，針對2008年11月英國女王訪問倫敦經濟學院向學者們提出的“為什么沒有人預見到信貸緊縮”這一所謂的“女王難題”，英國一些經濟學家S.Dow、P.Earl、J.Foster、G.Harcourt、G.Hodgson等10位主將就聯合上書指出：“經濟學家的受訓面太窄，只關注數學技術和建構不依賴經驗的形式模型，這是我們這一職業失敗的主要原因。在許多主流經濟學學術期刊和院系中存在的為數學而數學的研究追求進一步加劇了這一缺陷”，正是“這一不大關注現實世界的對數學技術的偏好，讓許多經濟學家偏離了至關重要的整體性觀察的軌道。這導致經濟學家們無法對經濟學分支領域的過度專業化及進一步探討損害大局觀念形成的原因之動力進行反思”。而且，在這些“后-我向思考”經濟學家們看來，英國及其他國家有影響力的主要經濟學家尤其是那些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對此次危機是負有部分責任的”。
在2010年“后-我向思考”雜志為追究經濟學家對此次經濟危機的責任而在設立了“經濟學炸藥獎”（the Dynamite Prize in Economics），最后獲獎的10位是：格林斯潘、弗里德曼、薩默斯、布萊克和斯托爾斯、法瑪、薩繆爾森、盧卡斯、理查德•波茲、普雷斯科特和基德蘭德、林德伯格；他們幾乎都是新古典經濟學的發展者和鼓吹者，以及數理模型的構建者和應用者，在經濟危機的醞釀和爆發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新古典經濟學是不合理世界的“辯護學”
最后，此事件也是經濟危機的現實以及“占領華爾街運動”直接促發的結果。新古典經濟學以基于形式邏輯的數理模型來為現實社會的收入分配進行辯護，不僅將現實收入都視為合理的，而且論證市場機制將會導向整個社會的和諧和社會福利的最大化，甚至以邏輯上的最優來設計市場機制和秩序。有新古典經濟學家就宣稱：如果這個世界與他的模型不相像，那這個世界就太糟了。然而，現實世界確實與主流經濟學的理性模型相差甚遠，糟糕的經濟危機就是明證，而主流經濟學不僅無法預測它，而且更無法解決它。
同時，當前的經濟危機根本上是收入差距不斷拉大的結果。美國國會預算處 (CBO)最近所公布的研究結果就指出，1979年到2007年間，美國最富有的1%高收入族群稅后所得增長多達275%，中產階級同期間稅后所得只成長40%。而且，收入差距的拉大本身又是歐美社會經濟政策受新自由主義支配的結果。
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李普曼在《外交事務》的文章就指出了美國經濟鴻溝日益擴大的兩大原因：一是市場力量的自然結果，美國崇尚自由市場主義，而市場機制下的分配機制根本上就是由力量決定，強勢的管理階層可以享受高額薪資而不必管公司的業績如何，以致少數菁英攫取了巨額的金融利益；二是公共政策的扭曲，自1970年代迄今公共政策持續偏向有錢人：國會一再為高所得者減稅、放寬資本利得及其他投資所得的稅負，一再放松對金融市場的監理，讓富有的經理人及投資者通過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創造出的衍生金融工具而變得更富。
面對經濟危機，新古典經濟學家卻爭辯說，衰退是由暫時的混淆引起的，并宣稱任何試圖與商業周期作斗爭的努力都只能適得其反；面對美國社會爆發的聲勢浩大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大多數主流經濟學家都持冷漠乃至敵視的態度。顯然，經濟危機使得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缺陷完全暴露出來。
總之，哈佛學生的罷課具有深刻的學術和現實根源，它是20多年來西方經濟學反思運動的延續，是沒有根治的現代主流經濟學教學之內在缺陷的周期性爆發。事實上，長期占據支配地位的新古典經濟學及其課程，只是提供一個與無論何種具體問題度都沒有聯系的“想象世界”，而且它還借助數學工具極力排斥其他思想的挑戰，從而對學生的思想和理解力造成了嚴重的壓制。
Julie A. Nelson就寫道：“塔利班及其原教旨主義思維已經成為現代社會中最控制和壓迫婦女的東西。現代學院派經濟學和全球經濟政策已經被喬治•索羅斯所抨擊的那種‘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僵硬思維所控制”。
試想，盡管每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都會捧出一兩個“著名”經濟學家，但這些經濟學家究竟對社會提供什么幫助呢？有人就調侃地說，未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可能熱門議題是：1.如果你能發展一個數學模型解釋“在不完全信息之下，為什么肚子餓了要吃飯”且能精確地預測吃幾碗；2.如果你能發展一個嚴格數學模型解釋“在不確定時，為什么理性的經濟學人會遲到”且能精確地預測遲到幾分鐘；3.如果你能發展一個嚴格數學模型解釋“在不完全信息之下，為什么一群高學位的經濟學人湊在一起會變得很不經濟”。
因此，早在1992年一封由霍奇遜和麥克洛斯基起草并得到44名杰出經濟學家簽名的“請愿書”就在《美國經濟評論》以付費廣告形式發表，新古典經濟學的衰落過程也正是我國把它捧若至寶引進的過程。那么，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學生們又一次走出了這種“黑板經濟學”的課堂，我國的經濟學學生又有何反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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