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斯托在晚年時曾對經濟學做過這樣的總結：“盡管要冒極大的過于簡單化的風險，但還是可以說經濟學家長久以來分為兩派，新牛頓學派和生物學派。”[1]
尼古拉斯·喬治斯庫·羅根則直接將經濟學分為演化的經濟學和非演化的經濟學，他同時還強調，前者是有人文關懷的，后者是沒有人文關懷的。以經濟學說史的標準看，這種劃分的確有些簡單，但它卻簡潔地描述了經濟學多年紛爭的實質。馬歇爾以來，經濟學的主流和非主流基本上可以在演化標準下得到區分，以新古典為內核的主流經濟學屬于非演化一支，而非主流經濟學，盡管各有其非主流的原因，但基本上可歸列為演化一支。在20世紀的絕大部分時間里，非演化的新古典經濟學一直占有壓倒性的優勢，但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演化經濟學呈現出快速發展的態勢，對主流經濟學形成了強有力的挑戰。
       演化經濟學當年為何惜敗于新古典經濟學？在當前的反擊中演化經濟學面臨著哪些困難？演化經濟學將如何實現自己的有機綜合？本文擬對演化經濟學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做簡要闡述。
一、演化經濟學的過去——被湮沒的黑暗時代
       雖然演化二字更多地讓人聯想到生物學，但事實上經濟學中的演化思想遠早于甚至啟發了達爾文的進化論。斯密關于交換傾向與人類進化關系的猜測至今仍為演化生物學家們著迷，達爾文則稱自己從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中直接借鑒了競爭選擇的思想，而后期的演化經濟學家們則發現，包括弗格森、斯密在內的早期蘇格蘭哲學家們關于社會秩序的構想中，已經隱藏了典型的“個體群”的思考方式。
       不過，演化經濟學的正式號角是凡勃倫吹響的。在《經濟學為什么不是一門進化的科學》這一開創性的文獻中，凡勃倫強調，“近代科學”的特征是追求“累積的因果關系”，而“思考習慣” 是經濟學中用來說明人類行動以及行動所帶來的“經濟利害”的中軸。與變化的思考習慣相對應，經濟學也應該是進化的，它應當是——“由經濟的利害所規定的文化的成長過程的理論”。在凡勃倫看來，包括斯密在內的絕大多數持演化觀的經濟學家只能算是前達爾文主義，他們以持有本身是“善”的、必然成為“常態”的“自然法則”為中心，根據這種方法，只會產生把現實變化當作是“正常”的發展路徑的“超進化論的先入之見”。凡勃倫倡導的是后達爾文式的思考方法，它要求從“產生因果關系的”的累積過程出發來解釋變化。
       如我們所知，凡勃倫拋出的石塊只是引起了舊制度經濟學的一陣漣漪，它很快就被新古典經濟學的浪潮所掩蓋了，而且，這種掩蓋如此之長，以致于在20 世紀，對于演化經濟學來說，是“黑暗時代”，是“喪失了機會的世紀”。（霍奇遜，2005）這實在是個非常奇怪的現象，因為在19世紀末期，達爾文革命所引發的反本質論思想無論對當時的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產生了顛覆性影響，它所倡導的一系列理念，如非線性、不可逆等，都使各學科共同體找到了新的發展方向，但經濟學卻似乎無動于衷。《物種起源》發表于1859年，馬歇爾《經濟學原理》發表于之后31年——1890年，凡勃倫的呼吁——《經濟學為什么不是一門進化的科學？》則發表于1899年，這說明雖然經濟學有充分的時間吸收和消化進化理念，但它仍然放棄了它，轉而從在十六、十七世紀就已經成型的牛頓力學體系和數學工具中尋求幫助。被譽為進化革命的達爾文思想促生了地質學、生物學甚至哲學的重大轉折，唯獨未促使經濟學走向演化之路，這實在是一個歷史的誤會。魏特寫道，在19世紀下半葉，在兩個不同的學科幾乎同時發生了庫恩式的“科學革命”，一個是自然史中或科學中的著名的“達爾文革命”，另一個是經濟學中的“邊際革命”，這種巧合確實是對歷史的諷刺，因為不可能再有比這兩種革命所追求的目標更對立的了。尼古拉斯·喬治斯庫·羅根也評論道，“正當杰文斯和瓦爾拉開始為現代經濟學奠基時，物理學一場驚人的革命掃蕩了自然科學和哲學中的機械論教條。奇怪的是，‘效用和自私自利的力學’的建筑師，甚至是晚近的模型設計師，看來都沒有及時地覺察到這種沒落”。[2]
這就留給人們一個奇怪的問題：為什么當其他學科都開始拋棄畢達哥拉斯學派的本質論（也稱類型論）思考方式時，經濟學卻將其發展到了極致？或者說，達爾文為什么沒有戰勝牛頓？
       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看，任何時代的理論都不可避免地帶有“社會構造物”的特征。從思想史的歷程考察，在達爾文之前，進化理念已經在各學科中得以普遍提倡與發展，拉普拉斯的天文學、萊爾的地質學、巴爾的胚胎學都蘊涵了進化的思想，而在社會科學領域，孔德、黑格爾和斯賓塞在探詢人類經濟社會形態變化規律時也都顯示出了演化的思想傾向。作為時代的主流思潮，他們的理論對達爾文進化論的形成和傳播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他們的社會演化理論中，內蘊著兩個關鍵命題：一是演化是否具有目的和方向？二是人類智力和理性是不是社會進化的決定性因素。在第一個問題上，雖然就目的、方向性的具體觀點并不一致，但黑格爾、孔德和斯賓塞都承認社會演化會經歷一個從低級到高級的、從簡單到復雜的過程，存在一個預先的演化頂端，即進步；在第二個問題上，黑格爾和孔德都認為人的理性、知識力量是決定社會進化的關鍵，斯賓塞也不否認這種力量，只不過他更強調從自然與社會的關聯中去思考人類社會進化的動力。
       作為時代的產物，達爾文的進化論不可避免地受到這些理論的影響。達爾文雖然挑戰了神創論，但他在兩個關鍵的地方態度一直非常含糊：第一個問題同樣與目的性和方向性有關，即進化是否具有明確和終極的完美方向。在黑格爾、孔德等人的影響下，當時的各種進化思想都帶有鮮明的目的論傾向，進化普遍被理解為是一項既定計劃的展開。達爾文也不免受到影響，他始終無法鮮明地對目的論和方向論予以反對，“目的論、方向論、進步這些觀念既是達爾文所反對的假設，也是達爾文不由自主地捍衛的假設”。[3]
第二個問題則與意識與物質的關系有關。雖然達爾文在1859年就出版了《物種起源》，但當時他并沒有將人類本身納入到這一解釋框架中，“沒有哪一種觀點比認為心靈——無論多么復雜和有力都不過是大腦的產物這——觀點更能動搖西方思想最為深刻的傳統了……這種觀念太異端了”。[4] 12年后，在《人類的由來》中達爾文終于與兩千年來的哲學和宗教決裂了，[5]
但他仍困惑于人類迥異于其他物種的高度發達的能力是如何形成的這類問題。
       這樣，盡管達爾文將人從進化樹的頂端拉回到普通一枝的位置，但達爾文革命并未解決早期社會進化論中目的性、方向性問題的爭論，社會進化理論中的含混之處也并沒有因貝格爾號的航行而被廓清。在達爾文之后很長一段時間內，進化思想留下的遺產主要包括：被默認的目的性、方向性，存在爭論的意識與物質的第一性，未加解釋的獨特的人類理性、競爭選擇，以及自然、社會的二分法。
       達爾文之后，人們接納了進化遺產中最易于接受和理解的部分。人們易于接受人的生物性觀念，但也堅信人的智力、心靈的獨特性和理性的無邊能力；人們易于接受進化的必然性，但也堅信人類對自己的進化有控制和預測能力。在后期的社會進化思想中，進化的目的性、方向性被強化了，它被視為一個有目標的定向的過程，“大多數自然科學家都不希望看到偶然事件，而希望看到包攬一切的規律性，以肯定它們自己的感覺——世界是理性計劃好的創造的產物，其結果是出現了一長串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但這些理念卻是蕪雜的”。[6]
這些混亂的、未加整理的社會進化思想也影響到了當時的經濟學家，并最終在他們的經濟思想中得到折射。正是因為對諸如人類獨特理性的來源和智慧能力的邊界這類問題的爭論沒有達成一致性結果，邊沁的快樂計算器才得以大行其道，成為早期邊際學派的理論基礎；正是因為意識與物質的第一性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主觀效用價值論才得以發展；正是因為目的性和方向性被默認了，而這一過程又是由人類智力所推進的，迎合人們頭腦中潛在的烏托邦想象，才有了假想中的最優均衡態。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后是主流經濟學宏微觀合流并徹底奠定主流地位的時代，也是社會進化理論發生重大轉折的時代。社會進化思想中那些將生物規律直接套用到人類社會的相關理論受到普遍置疑，與種族、性別有關聯的理念被徹底剔除了，狹隘社會達爾文主義使得人們對進化論在人類事務的應用產生了懷疑甚至是厭惡，并使社會達爾文主義從此背上了惡名。人們正確地意識到生物界的規律不能不加詮釋和區分地應用于人類社會，為了避免類似的悲劇發生，進化論從此進入了“謹慎隱喻”的時代，但進步、目的論和理性能力卻依然得以保留，并潛在地成為歐洲民族主義和西方中心主義思想的支撐。如此一來，人們正確地潑掉了將生物規律機械套用于人類社會的“臟水”，卻也倒掉了人類社會和自然之間聯系的“孩子”，并且留下了一些未加清洗的痕跡。方向性、目的性、主觀世界的重要性、人類無邊的理性以及烏托邦的渴望都在經濟學思想中得以繼續保存。基于當時的經濟學界迫切希望將經濟學建成為一門不帶傳統社會科學色彩的“真科學”的熱情，在數學工具和物理學術語的幫助下，在邊際學派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新古典經濟學得以繼續發展，而這一時期的演化經濟學，則“受到了嚴厲的批評,  甚至使用‘演化’這個詞也要冒聲譽受到嚴重損害的風險”。[7]
        結合社會進化理論的變化，在某種意義上，新古典不是非演化，而是有目的和方向的演化，是基于完美理性的完美演化的凝固。新古典經濟學家暗合社會進化論中的理性、方向和目的，也容納了進化論中的關鍵術語——競爭和選擇，構建了一個理性的、理想的有必然實現目的的進化。它可以說是演化思想的另外一種變形，它仍然是體現時代思潮的“社會建構物”，也正因如此，才有演化經濟學家主張將新古典視為演化經濟學的特例。（弗羅門，2003）
 
二、演化經濟學的現在——繁榮及繁榮背后的困境
        然而，尷尬的是，雖然新古典暗合了當時社會思潮中的目的論和理性無邊精神，但進化論在科學思考方式上引發的變革又從根本上與之相悖。達爾文革命之后，當時處于主流地位的、源于畢達哥拉斯學派的本質論思考方式就引起了廣泛的質疑。本質論堅持的信條是：所有表象上變化的現象均可歸入到若干特質恒定的類別中，每一個類別和其他本質截然不同；一切變異是偶然的、相互無關的，基本類型和其所代表的個體之間的差異是完全可以忽視的。時間無涉、種群穩定、可預見性和最優均衡是本質論在自然科學領域中的關鍵詞，如牛頓力學中的質點模型、生物學的神創論等。而進化論則與本質論迥然不同：進化論認為演化動力來自個體差異，這種差異是基礎性實在的本身，而不是對不變的基礎性實在的偏離。因為演化的絕對性，所以時間是重要的，因為個體變異是動力，所以類型不會是穩定的。很顯然，這種反本質論的思考方式與新古典的靜態、時間可逆、個體主義都是無法共存的。因此，盡管吸收了目的性、方向性和完全理性，但由于放棄了進化思維的本體論，新古典經濟學就像一個奇怪的混和物。
        扭曲成型的新古典經濟學雖然取得了科學的形式，但隱患卻始終未能消除，這使它自誕生之日就不斷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指責和批判。20世紀初期，思維方式的變革已經悄然發生，本質論、機械主義和簡單還原主義從那個時候起已經開始被各學科共同體所放棄，物理學中的量子學說取代了經典的牛頓力學體系。20世紀下半葉，復雜性科學所取得的進展更進一步加速了本質論的崩潰，非均衡、非線性的動態系統特征開始成為各類學科共同體新的認識論基礎。分子生物學和古生物學的進展使目的論、方向性越來越受到懷疑，行為科學、后弗洛伊德心理學、腦科學諸領域所取得的進步也使新古典的重要基石——完全理性——開始出現松動的跡象。與此同時，對現實經濟現象解釋力的匱乏也加速了新古典的衰落并與此同時推進了演化經濟學的發展：大量的創新行為和報酬遞增現象的存在，人類學習和知識積累所展露出的驚人創造力使桑巴特所稱的文藝復興時期以來的積極——理想主義樂觀經濟學再次出現復興跡象；經濟學很難再將“物質”與“存在”作為唯一的研究對象，而必須轉化到“思想”和“生成”的軌道上去，不能再孤立地關注“作為交易者和消費者的人類”，而應該關注“作為生產者的人類”在知識擴展下的無限潛能。[8] 簡言之，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不滿與爭議已經累積到了一個無法緩和的地步，必須有一個新的理論取而代之。1981年博爾丁的《演化經濟學》和1982年納爾遜和溫特的《經濟變遷的演化理論》的相繼出版，標志著演化思想開始試圖走向聚合，以形成一種比較系統的新的經濟理論。20世紀80年代后期，布萊恩·阿瑟等人的報酬遞增理論也對演化經濟學的復興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1989年，歐洲演化經濟學會成立，兩年后《演化經濟學》雜志創刊，霍奇遜等人旋即提出了演化經濟學的綱領，即“接納新事象、反對還原論（Novelty Embracing, Anti-Reductionism）”，并勾勒了演化經濟學的宏微觀體系。[9] 到目前為止，演化經濟學已經出版和發表了大量著作和論文，呈現出一派繁榮景象。從理論意義上說，這種繁榮開辟了一種新的理論進路，代表了回歸真實世界的傾向；在實踐價值上，演化經濟學對技術政策、技術演化、國家創新體系的研究成果尤為突出。
        正如魏特(U. Witt) 和霍奇遜所指出的，同意新奇在經濟變化中所起的關鍵作用, 這是演化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在研究綱領上的基本區別，“作為社會經濟演化的一個恰當概念，正確地評價新奇的突現及其傳播的關鍵性作用是必不可少的”。[10] 在演化經濟學家們看來，為解釋持久的經濟變化過程，生產要素的投入(新古典經濟學給定機制下人們通過相互作用所導致的資源配置) 只是必要條件，而充分條件則要來自于新古典經濟學假定前提的變化，即新偏好的形成、技術和制度的創新、新商品的出現以及新資源的創造，換言之，它關鍵性地取決于“新奇的創生”。[11] 新奇的創生是永無休止的經濟變化的原因，在演化經濟學的框架中它被處理為經濟系統內生的。因此，如果說新古典經濟學是研究存在(being) 的經濟學，那么, 演化經濟學就是研究生成(becoming) 的經濟學。在強調新奇這一關鍵性綱領的基礎上，演化經濟學關注的是商品、技術和制度的變化過程，由于商品、技術和制度的不斷“刷新”才是經濟持續的動力和表現形式，那么重要的是關注它們如何通過個體量的變化傳遞到實體變化的，例如，商品選擇在新古典經濟學中表現為消費者理性計算后的結果，但在演化經濟學將其區分為廠商選擇生產什么，消費者選擇買與不買，消費者間和消費者自己選擇是否進行更多的購買，個體變化是商品數量的變化，實體變化則是新商品的出現，所有量的變化的積累最終一定會呈現新的商品，即新實體的出現。在這一過程中，再生產（無論是擴散還是廠商再選擇）與個體——實體間的過渡成為關鍵性因素，演化就是從一個舊的實體轉化到一個新的實體。它包括兩個過程：涌現過程，即新實體的群體數量增加；消失過程，即舊實體的群體數量減少。這種在過程中探尋動力和事物變化的研究，無疑更有利于解釋真實經濟現象。
        復興的演化經濟學與新古典的區別是多方面的。在方法論上，它主張個體群思考，強調個體差異性和群體選擇的作用，而不是新古典的原子式同質個人；在研究對象上，它關注時間不可逆世界中的經濟進程，而不是新古典的強調結果；在研究方法上，它對經濟行為主體和經濟活動的“環境”，如制度、習俗、政治格局尤為重視，而不是像新古典那樣在靜態的假想世界中進行純粹研究。演化經濟學尤其重視學習、認知的過程及其對偏好、行為選擇的隨機擾動作用。在演化經濟學家看來，由于不確定性和新奇事件的存在，經濟事件不可能以目的論的方式展開；在各種高度不確定的隨機因素擾動下，經濟演進過程是非均衡狀態，演進過程無法實現最優解，而恰好是這些隨機因素擾動決定了系統中不同個體會在期望、偏好、能力、知識存量和認知模式等方面出現差別，從而為經濟演化奠定了“變異”的基礎。
        盡管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進展，但以波普爾的“簡單的、新的和強有力的”[12] 標準評價，演化經濟學仍處于一種“繁榮的非主流”境地。總體看，演化經濟學當前的發展面臨著突出的三大困難：
        第一，缺乏價格理論。演化經濟學不同意主流經濟學視價格為市場結果的觀點，而是認為價格決定本身是一種習俗和慣例，它體現了權力，并具有連續性，能使市場這種有組織的制度化交易得以持續下去。“一定時期內保持特定水平的價格獲得一定的約束力和權威性，社會也會使自己的方式和習慣適應這種價格，因此正是價格在已經建立的社會生活框架中使人們的行為保持了相互的協調一致。”[13] 產業結構、文化傳統以及權力主體的變化對價格形成的影響被演化經濟學置于價格分析的突出地位，這種處理思路使演化經濟學很難形成一個像新古典經濟學那樣的普適性價格理論。因為一旦視價格為一種習俗，演化分析就首先指向價格賴以形成的制度，分析哪些信息和慣例對價格形成有影響，這決定了演化價格理論只能是特定的，情境化的，每一種理論都與市場結構、商品類型和公司組織形式以及國家和地區的文化特征有關系，它更接近于定價的過程理論，而非可以描述數量變動趨勢的價格理論。這種強調定價過程中復雜的社會因素卻很難描述變動趨勢的做法幾乎成為所有制度——歷史——社會結構分析的共有缺陷，這種匱乏早年曾經直接導致了舊制度經濟學的衰亡，而今天，演化經濟學也面臨著這種威脅。霍奇遜不得不承認，這一匱乏使演化經濟學在批判新古典理論時，只能是“可以理解但卻是幾乎無效地聲稱新古典是不現實的”。[14]
        第二，分析框架的不統一。長期以來，達爾文主義一直是演化分析的基本框架。但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演化經濟學陣營對進化論的使用卻發生了激烈的爭論。霍奇遜和肯德森等人一直都積極倡導普遍達爾文主義，雖然他們承認在性質上，經濟與自然這兩個系統具有不同的含義，但以一個理論的概括力剔除掉細微的差異之后，所有的經濟演化過程無一例外地具有同一的基礎性流程，那就是變異、選擇和擴散。而以魏特和福斯特為代表的一些經濟學家則強烈反對在演化經濟學中使用生物學隱喻，魏特則認為，不斷地參照生物學的發展去調整演化經濟學的結構、觀點和內容將給演化經濟學穿上不適當的“緊身衣”，應該放棄。他尖銳地指出：“把生物學的思想移植到經濟學中來仍然存在著嚴重的缺陷……關于經濟現象如何演化的重要思想是獨立地產生于達爾文主義啟示之外的。”[15] 福斯特和魏特都主張用自組織理論替代達爾文主義, 在他們看來,“自組織理論為演化過程提供了一種抽象的和一般的描述”。[16]
        是繼續沿用達爾文主義還是用自組織理論取而代之? 這是演化經濟學必須面臨的問題。福斯特和魏特等反對者之所以強調要疏離達爾文主義，一方面是擔心出現牛頓力學束縛新古典經濟學那樣的局面，另一方面也是因為自組織理論能提供更接近“科學”形式的路徑；但霍奇遜和肯德森等人之所以在承認自然和經濟的區別之后仍堅持使用達爾文主義，不僅僅是堅信演化哲學的普適性，更為重要的是，自組織理論有可能使形式化和模型化再度泛濫在演化經濟學中，而這一點則正是他們長期以來反對的。對于一個系統的理論而言，僅確定“新奇”這一核心還遠不足以支撐起整個體系，對基本分析框架的分歧只會導致演化經濟學呈現一種無序的、眾說紛紜的狀態。
        第三，層級融合困難。 演化分析反對簡單還原主義，認為個體和群體、微觀和宏觀之間不能簡單加總或還原；在多層級的經濟系統中，每一層級的個體群都構成下一層級的環境，其本身又受到上一層級個體群的影響，只有清晰地揭示它們之間復雜的利益沖突和相互作用，才能正確地認識演化動力和演化方向。演化經濟學家認為，傳統的個人主義和整體主義的二分法無法為演化分析提供支持，演化中的層級問題必須通過宏微觀回饋環來反映，只有這一概念才能包容演化實體（微觀＝個人行為和知識）與總經濟過程（宏觀＝經濟整體）之間存在的隨機關系。
        在宏微觀回饋環中，首先需要確定不同層級中具有共同“質”的要素，其次要對不同層級間要素的相互作用機理進行說明。演化經濟學將同“質”要素確定為知識，個人、企業組織和產業被視為知識的不同載體，知識存量和結構的變化構成經濟系統運動的原動力，實踐性的生產知識和主體對經濟環境中的機會和約束的理解，即相對主體而言的世界狀態知識，這些要素協同演進，從而在不同層面上表現出經濟的變遷。但如何揭示各層級中知識要素的相互作用則成為演化經濟學家深感棘手的難題，“演化經濟理論研究的困難主要是由于他們試圖解釋經濟體系中所應用的知識的內生轉變”。[17] 因為分布在不同層級的知識在屬性上存在著差異，認知、慣例和預期在不同層級上具有不同的形式和性質，（比如，在組織內部，個人知識和組織知識的含義、表達形式及擴散方式就不一樣。）而它們的演化又相互關聯，這樣，不同層級間知識要素的聯系和過渡就成為一個尤其困難的問題，它既包括同一層級內的，又包括多層級間的，不僅有橫向的、同時段的作用，還有縱向的、歷時的作用，唯有將這些復雜的作用方式揭示出來，演化過程才能立體化、動態化和清晰化，而不是漫無邊際和大而無當的。正如皮里坎指出的那樣，多層次組織誠然是生物學和經濟學相互連接的唯一框架，但由于人類個體比氨基酸分子復雜得多和更具異質性，因此與組織復雜性相近、數量相同而且同質的行為主體相比，高度的差異質量性使組織過程問題變得更為復雜，這是為什么大多數經濟學家都只是研究單一層次組織的原因。（皮里坎，2004）
 
 
三、演化經濟學的將來
        量子論的提出者普朗克曾說過，科學是內在的整體，它被分解為單獨的部門不是取決于事物的本質，而是取決于人類認知能力的局限性。實際上存在著由物理到化學，通過生物學和人類學到社會科學的連續的鏈條，這是一個任何一處都不能被打斷的鏈條。[18] 演化經濟學倡導真實全面地解釋經濟現象的理論取向，無疑對經濟學的發展具有非常積極的促進作用，但還原真實的過程也是學科通融的過程，遇到種種困境在所難免。當前演化經濟學遇到的種種困難，所折射的也是普朗克所說的這種人類認知能力的局限性。當前，演化經濟學在“整合”方面進行的主要努力集中在兩個方面：
        第一，尋找堅實的自然科學基礎。演化經濟學家奉行的原則之一——“累積因果”注定了它將取得比傳統經濟學更為廣闊的分析領域，與此同時也決定了它需要比傳統經濟學更為堅實的自然科學基礎。20世紀90年代以來，演化經濟學中的學科交融其傾向日趨明顯，一些自然科學領域的研究成果為演化經濟學理解經濟現象提供了新的依據，尤其在理性、非理性、交換傾向、利他行為等傳統經濟學的“軟肋”問題上，來自腦科學、古生物學和分子生物學的新進展為演化經濟學開辟了新的分析進路。例如，在解釋人類合作起源的問題上，演化心理學家約翰·圖比和克斯邁德斯提出了這樣的觀點，即人類存在一種懲罰性的道德感，或者激情，它造成的懲罰足夠強烈，使免費搭車者難以獲得比合作者更高的適存概率。經濟學家赫伯斯·金迪斯等人則通過計算機仿真模擬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即人類在進化過程中必須獲得可遺傳的、利他的情感因素，這是合作形成和社會起源的關鍵。芝加哥大學的萊恩小組則提供了生物學證明，他們的研究表明，基因、環境、生物的行為心理結構，以及生物社會的組織結構是共生演化的。[19]
        另一重要的啟發則來自以色列科學家哈伊姆·奧菲克的研究。他證明，人類進化尤其是腦進化的持續動力來自交換活動，在持續的歷史進程中，交換和腦進化扮演著互激式的角色，腦進化產生的一系列后果擴大了人類交換范圍，日趨復雜化的交換活動又反過來影響了腦的進化，并導致了社會秩序的出現和發展。奧非克強調，只有當分工結構和參與實體被適當地置于接受自然選擇的狀態中，分工才可以進化，而這種分工進化又會反過來刺激人腦的進化，這在史前期是完全成立的，在史后的7000多年尤其是工業革命以來的200多年時間里，市場選擇的力量越來越強，而自然選擇的力量開始逐步減弱，但兩者的指向卻是一致性的，那就是人類知識和認知的進化，因為脫離了認知水平的發展，分工深化無從談起。奧菲克關于腦進化的思路，為演化經濟學提供的認知論意義在于：如果人腦是經由一個連續的過程進化而來的，那么作為腦進化之意識形式的認知水平，就是一個伴隨人類進化過程而不斷進化的產物。這其中的引申意義在于：我們怎樣思考，我們就有怎樣的未來，因為我們自己的演化受到我們自身創造物的影響。在人類掌握了調控和引導自身社會的知識能力之后，由人類改變的社會反過來也會影響人類進化本身。長期以來，主流經濟學蔑視演化經濟學的主要一點，就是認為它過于傾向于“人文”而沒有“科學”，因此加里·貝克爾才不屑地評論道：“對于解釋行為問題，這些看似誘人的新觀點尤其沒用。”[20] 因此，借鑒這些自然科學的最新成果并將其融合在演化經濟學體系中，無疑對增強演化經濟學的科學性大有裨益。
        第二，尋找新的理論工具。盡管對新古典經濟學存在諸多不滿，但演化經濟學家對新古典形成過程中數學工具的貢獻卻看得很清楚。對于解決價格難題、層級融合這類問題，僅有新的理念是不夠的，它必須要得到一種合適的工具。新工具必須能滿足演化經濟學的基本綱領，并能拓展分析的領域，它依賴的基礎不能像新古典那樣脫離現實。演化經濟學家曾試圖用進化博弈論來完善自己的工具箱，但它仍不能完全符合“演化”之所需，雖然相對于納什均衡, 進化穩定策略把均衡看作是調整過程的產物而不是某種突然出現的東西, 因而它在一定程度上能使博弈過程動態化, 但它關注的焦點仍是均衡選擇，且學習過程中仍需對理性給予足夠的假設。
        當前，另一個新的工具——多元代理模型正在引起演化經濟學家的注意，這一模型與新古典經濟學采用的數學工具有明顯的區別。新古典的微觀模型是“代數型的”，其典型就是阿羅和德布魯的均衡模型，生產可能性集合被假設為閉的和凸的，但沒有給出任何具體的特性，然而在非常廣義的不動點定理的幫助下，卻證明出了均衡的存在。多元代理模型則與之不同，每一個代理人都具有非常具體的行為規則集合，給定任何情況，一個具體的代理人行為就能夠得以確定。在這個意義上講，多元代理模型是“數值型的”，任何代理人的行為都可以從相應的條件集合中進行數值化的計算。多元代理模型在以下三個方面能很好地滿足“演化”分析的需要：第一，模型能夠涵蓋不同代理人的多元性，而無需脫離實際地用同質性假設去回避問題。在新古典經濟學的均衡理論模型中，每一個代理人可能有不同的特征，但在細節化分析中，比如要分析一個變量的增量變化會給均衡帶來什么樣的變化，卻必須假定代理人都是同一類型的，如果不這樣處理，就很難對這一模型發生的變化進行數學分析。而在多元代理模型中，這一過程是通過計算機進行數值化運算的，代理人的不同特征不會阻礙這一過程的運算，這就將差異性包容在模型中了；第二，在多元代理模型中，路徑依賴能被很好地包容，代理人每一次行為的結果都反映在下一步過程之中，由市場匹配規則（market-matching rule）用來確定下一步的起始狀態。這種“時期分析”在沒有計算機的時代是很難完成的，這一處理使極大化或均衡不再成為必要，從而從新古典理論框架下獲得了自由。這樣，借助于多元代理模型，演化經濟學的關鍵性命題——變異、選擇和復制都能被包容。當然，多元代理模型也存在一些困難，例如，在多樣化處理時，對每一個代理人數據的輸入時間如何確定的問題，即頻率和時間的處理的問題，這將關系到演化的展開過程。但總體而言，多元代理模型為超越均衡理論框架提供了一個有力的工具。演化經濟學家期望，運用多元代理模型實驗方法，可以得到純理論推理所難以得到的許多種類的知識，多元代理模型可能成為經濟學邁入新時代的啟動器。[21]
        尋找堅實的自然科學基礎和適當的工具將有助于解決演化經濟學當前面臨的諸多困難。比如，在框架問題上，自組織理論和達爾文主義的分歧將隨著演化經濟學家對生物學認識的加深而逐步消除。當前，生物學家對基因層次上的選擇存在自組織過程這一點已逐步形成了共識，綜合進化論所強調的共生演化也暗示了自組織過程與達爾文的變異、復制與選擇是可以兼容的。在層級融合問題上，演化心理學和腦科學的進一步發展必定能為人類解釋復雜的知識問題提供更多的依據。只要繼續保持學科的開放性，困擾演化經濟學家的知識層級問題也會逐步得到解決，而價格理論中定價過程和價格數量變化也存在通過多元代理模型來獲得雙向突破的可能性。
        在演化視野下，演化經濟學將時間緯度拓展到了極大，并開始關注人的類存在這樣的命題。可以說，演化經濟學和主流經濟學的交鋒，實際上是“人文”經濟學和“科學”經濟學的交鋒，借助于“惟有變是永恒的”這一理念，借助于開放式的學科態度，演化經濟學能否在“科學”經濟學和“人文”經濟學之間拓展出第三條道路，我們將拭目以待。

                                                                                                              
作者：楊虎濤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  （武漢  430073）

[1]邁克爾·曾伯格：《經濟學大師的人生哲學》，商務印書館，2002年，第313頁。
[2]Georgescu-Roegen, N., The Entropy Law and the Economic Proce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2-3.
[3]彼得·狄肯斯：《社會達爾文主義——將進化思想和社會理論聯系起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8頁。
[4]斯蒂芬·杰·古爾德：《自達爾文以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第7頁。
[5]達爾文在M筆記中寫道，柏拉圖在《斐多篇》中說，我們想象的理念來自預先存在的靈魂，而不是來自經驗——然而預先存在的是猴子。轉引自斯蒂芬·杰·古爾德：《自達爾文以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第9頁。
[6]Bowler，The non darwinian revolution：reinterpreting a historical myth，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8,P.56.
[7]G. M. Hodgson ( ed. ) , The Foundation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 1890 -1973. VoL.1 Edward Elgar , 1998，P.143.
[8]Erik s Reinert，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Income Inequality ，Edward Elgar，2004，P.226.
[9]這一體系的構成是：第一層級是習俗起源、微觀層次的個人認知、學習過程與預期的形成，到第二層級的技術變遷、產業演化、勞動力市場的自組織，第三層級的總量關系與社會經濟體系的制度分析，最后，通過制度的相關性與總量表現之間的關系分析擴展到長期歷史的解釋與推測。
P.347.
[13]馬克R.圖爾：《價格決定的制度主義理論》，載霍奇遜主編：《制度與演化經濟學現代文選：關鍵性概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7頁。
[14]G.M.霍奇遜著：《現代制度主義經濟學宣言》，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22頁。
[15]魏特：《演化經濟學：一個闡釋性評述》，載《演化經濟學——綱領與范圍》，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2頁。
[16]U. Witt ,  Self organisation and Economics——What Is New ?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1997（8） ，P.489-507.
[17]E. S. Andersen , Evolutionary Economics :Post schumpeterian contributions , Pinter Publishers Ltd.,1994, P.13.
[18]普朗克：《世界物理圖景的統一性》，轉引自黎鳴：《 試論唯物辯證法的擬化形式》，《中國社會科學》1981第3期。
[19]參見《科技日報》2006年8月17日。
[20]G.M.霍奇遜著：《現代制度主義經濟學宣言》，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140頁。
[21][日]鹽澤由典：《21世紀的演化經濟學：一個宣言》， 《政治經濟學評論》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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