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的價值取向決定“市場決定論”的內涵。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不能演變為使私有產權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核心構建應是“市場經濟也可以是社會主義”。改革無止境，但改革要有底線。私有化將使黨徹底脫離群眾，私有經濟也應當是改革的對象。

　　一、 改革的價值取向決定著“市場決定論”的解讀內涵

　　自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被正式提出和確立后，在學理層面和改革政策層面的解讀雖然紛紜，但大致的指向則較為一致，即指向所有制問題。更準確地講是指向公有制主要載體的國有經濟。其主流表述是“‘市場決定論’的前提是我們的市場所有制性質，也就是說，只有一個屬于市場所有制的市場，才可能實現‘市場決定性作用’。我國目前的經濟體制和企業所有制是以國有制為主導，并且和各級地方政府的關系，關聯十分密切，在這個大背景下，實現真正意義的‘市場決定性作用’的難度會很大。”[1]眾所周知，所謂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實際是指市場機制起決定作用，既價格和競爭機制起決定作用。這至少在表面邏輯上是經濟運行機制層面的操作，但為什么主流解讀和主張幾乎一致指向所有制層面?盡管有馬克思主義學者指出所有制是基本制度層面，經濟運行機制從屬之，因而后者不能超越前者而處于第一位。[2]但在理論邏輯上，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實際形態和路徑確實與市場主體有關，這種關聯有可能使市場機制的資源配置作用成為影響乃至改變所有制結構甚或基本經濟制度的敲門磚，為此做一些推論。

　　市場機制對資源的配置作用及配置機理屬經濟學常識，在這一點上西方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似乎差異不大(在配置效率的評價和配置的社會效應的分析上則顯然不同)。而且有市場經濟存在，市場就具有配置資源的作用這一點也是沒有爭議的。因此“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的表述中，有實質意義的內涵不在于市場配置資源，而在于使市場“起決定作用”。這才是“市場決定論”主流解讀者的真正興奮點和關注點。平心而論，此點選的非常準確，因為從此點出發，完全可能使主流解讀者的以私有化為取向的改革主張與具有權威合法性的理論和政策實現對接，從而減免實現私有化主張的意識形態成本。

　　然而，雖然使市場“起決定作用”是具有實質意義的內涵，但這種對接的途徑本身卻內在于市場配置資源的機理之中。這一機理的核心并不在于價格和競爭機制，這兩種機制本身并不能直接配置資源(所以稱之為看不見的手)。資源是實體，對資源的所謂配置無非是指資源在經濟體系中的流動方向，流動途徑，流動量及要達到的配置點。顯然只有市場主體才能進行并完成這種操作。這就是說，資源必須由具體的市場主體來配置。所謂市場機制配置資源實質上是市場主體根據價格信號和競爭態勢配置資源。但是這有一個前提，就是市場主體必須具有資源配置權。而資源配置權從法理上顯然來源于對資源的所有權，即所謂產權，這一點為人類社會經濟形態的演進所證明。雖然迄今為止人類社會有公有產權和私有產權制兩種產權制度，但按國內主流經濟學界認同的西方經濟學理論：只有私有產權主體才可能與市場經濟機制掛鉤。因為私有產權主體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只有市場機制才能保證這一點的實現，因此私有產權主體會自動按照市場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的引導配置資源，實現利益最大化。這同時也意味著資源配置效率的最優化。而公有產權本質上是一種無主體產權(國內信奉西學者稱之為“所有者缺位”)，無主體就無利益最大化的動機和動力，從而也不會受市場機制的引導配置資源，其結果則是資源配置的低效或無效。結論無非是，要達到最優的資源配置效率，就必須由市場配置資源，由市場配置資源就必須實行私有產權制度。

　　顯然，盡管反對私有化的馬克思主義學者一再強調“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并不意味著要全面私有化或者確切地講要使國有企業私有化，但是持私有化主張的西化學者確實可以為其私有化主張提供以西學為依據的上述理論推論。依據上述理論推論“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實質就是“使私有產權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這樣，“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實際是拐著彎說話。如果說中國改革實踐的特色之一是“摸著石頭過河”，那么中國改革理論的特色之一就是“拐著彎說話”。如從市場調節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再到“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及至市場經濟的提出才捅破窗戶紙，又如在所有制表述上將私有經濟稱為非公經濟(這種提法雖然猶如將右手稱為“非左手”而有些怪異，但據說起到了減少改革阻力的作用)。當然將“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推論為“使私有產權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是依據于西方經濟學理論，這顯然與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相對立，也不會為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立場和基本理論的學者認同或承認。但這種推論并非完全沒有現實性，依據如下：

　　其一，在經濟學教學與研究領域西方經濟學理論不但成為無可爭議的主流，而且也成為廣為使用和承認的學術標準。這種狀況迄今至少存在了二十年，大量學者及制度安排的設計者和決策者在此浸潤中形成了學術理念和價值立場，而真正主導改革走向的恰恰是這兩個群體。事實上，中國改革歷程中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影響脈絡非常清晰，這足以表明這倆個群體的巨大作用，同時也昭示著他們對“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這一改革舉措也將會有巨大影響力，這一點甚至可能他們自己也毫不懷疑。

　　其二，目前市場經濟在形態上具有現實性，在法律上具有合法性，在政治上具有正確性。在這種市場經濟的三維框架下，所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說在基礎理論上的巨大缺陷就更加凸顯出來。眾所周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礎理論中，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具有同一性和同構性，市場經濟制度等同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中國搞了三十余年改革后，雖然資本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至少在法律層面尚不具有合法性，也不具有政治正確性。但市場經濟卻具有了現實性，合法性和政治正確性。馬克思主義學者只有在這種三維框架下進行理論構建才能為體制內學術所容納。直白地講就是只能在承認市場經濟的現實性，合法性與政治正確性的前提下進行基礎理論的重構。其重構的核心則是“社會主義也可以搞而且應該搞市場經濟”。然而這一點無論從邏輯的自洽性還是從市場經濟改革的實踐看都有值得檢討的問題。馬克思主義創立者的基本理論中將公有制指為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特征，同時認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效率高于資本主義經濟效率。而資本主義經濟在概念意義上與市場經濟具有同一性，因而也可以說社會主義經濟在效率上優于市場經濟，所以傳統上市場經濟并不被納入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范疇的視野中。目前被指稱為理論創新的基本點則是提出了“社會主義也可以搞而且應該搞市場經濟”，這一創新必然面臨如此詰問：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認為社會主義經濟效率優于市場經濟，那么為什么還應該搞市場經濟?正統理論的回答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是優越的，但計劃體制效率低，所以應該搞市場經濟。按此推論，改革應是換體制不換制度。但長期以來理論交鋒的焦點恰恰是以所有制轉換為核心的制度變遷，而非單純體制形式的轉換。并且在學術界和輿論界據強勢的是為制度變遷做注腳的私有化的理論主張。顯然正統理論對搞市場經濟的應然性回答并沒有解決問題。然而這個問題不解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而且應該搞市場經濟”在邏輯上就不自洽。因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而且應該搞市場經濟”的內在前提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不得動搖。可是上述應然性回答所引致的強勢理論話語卻是危及基本制度的私有化理論。由此“社會主義也可以搞而且應該搞市場經濟”在邏輯上就轉換為“市場經濟應該搞而且必須搞私有制為基礎”。應當承認，在關于社會主義可以而且應該搞市場經濟的應然性回答中，將市場經濟單純看做經濟體制而進行的非制度化闡述，經濟學界據強勢地位的群體并未接受，否則就不會出現將市場經濟與私有化掛鉤成為強勢學術主張的怪相。而這種主張對改革實踐的影響是有目共睹的。

　　其三，“社會主義可以搞而且應該搞市場經濟”這一核心理論構建，在文本邏輯上似乎可以解讀為社會主義可以利用市場經濟，從而凸顯市場經濟的手段性和可操控性。可是二十余年市場化改革實踐所彰顯的是私有化程度越來越高，規模越來越大。強勢聲音和舉措也是大力發展非公經濟，而發展公有制經濟鞏固公有制主體地位的聲音和舉措幾近于無，這也正與私有化的理論主張相呼應，而這一切又一直是在市場化改革中推出的，并且也是其主導性內容。如此觀之，在實踐中似乎就不是“社會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而是“私有化的市場經濟可以搞掉社會主義”，被正統理論視之為手段的市場經濟異化了，客體異化為主體，最終喧賓奪主。這種私有化的市場經濟當然是資本主義經濟，這種資本主義經濟換上具有現實性，合法性和政治正確性的市場經濟的“馬甲”后，就會也具有完全的合法性甚至政治正確性。如果這種推論在一定程度上合乎理論邏輯和已經發生并正在演進的現實進程的話，那么“使市場經濟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可能演化為“使私有產權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的推論，至少不是完全無根據的妄言。

　　“使市場經濟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演化為“使私有產權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顯然不應當成為社會主義價值取向改革的應然選項。為此決策層和為政者首先要真下決心改變經濟學領域中西方經濟學理論據主導和強勢地位的狀況。經濟學是高度意識形態化的學科，這是陣地之爭而非學術之爭。西方經濟學理論在資本主義國家據統治地位的原因，絕非學術上更科學，而是資產階級出于階級本能運用手中的政治經濟權力有意為之的結果。新中國成立之初，在高教領域將西方經濟學理論邊緣化，也是無產階級運用手中權力所為，盡管有某種程度的矯枉過正，但這是必要的也是清醒的決策。同樣，改革開放后西方經濟學理論又重據主流和主導地位，雖有迎合現實需要之因，但也是權力所為，絕非西方經濟學比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更科學所致。因為確立學科地位要靠撥款取向，靠人員選用標準和選用規則的制定，靠主流課程的設置安排，靠課題項目的目的性篩選，靠評獎的傾斜，靠體制內學術刊物的選文導向等等，這都取決于為政者手中的權力。單靠加強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研究和學科建設并不能根本解決問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徒勞無功(筆者作為高校中的一員，敢負責任地講，目前高校的一些馬克思主義學科點完全是掛羊頭賣狗肉)。因此必須運用權力做硬性的制度安排。現在包括西學擁躉者在內的高教界人士都要求高等教育去行政化，這實際上意味著西學擁躉者也承認西方經濟學據主流地位是當年行政權力發揮作用所致。只不過時過境遷，西方經濟學理論已經據主流和主導地位，這時提去行政化才能避免再次翻牌的命運。在此應當指出，在經濟學，法學，歷史學這類高度意識形態化的學科中，據主導地位的學說在歷史現實中從來沒有也不可能靠學術之爭確立，它一定體現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要求。為政者對此決不可幼稚，更不應裝傻充愣(前者可悲而后者則可鄙)。

　　其次，重新定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核心建構：從“社會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轉為“市場經濟可以是社會主義”。當初將“社會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核心建構，是為證明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具有相容性，目的是推進市場化改革，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社會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在建構邏輯上是將市場經濟作為目標的，在這一目標引導下，市場經濟已經具有了廣泛的現實性，完全的合法性和高度的政治正確性。因此“搞市場經濟”不但不再是問題，而且市場經濟已經形成了強勢的話語霸權和實踐霸權。話語霸權的基本特征是：對市場經濟只能做以西學為依據的一元化的單向度的解釋和定位，改革實踐必須以這種解釋和定位為依據。否則就是反改革，就是僵化保守，就是所謂維護既得利益。這種一元化單向度的解釋和定位的基本理論線索與核心內容無非是以人的自利性為理論原點，推導出市場經濟只與私有制相匹配，因此市場化改革的核心只能是私有化的產權改革。其經典表述是“市場經濟都是一樣的，都必須以私有制為基礎”。改革實踐也確實在很大程度上印證了這一霸權解釋和定位，從而使話語霸權轉化為實踐霸權——沒有私有化的產權改革就不算改革。顯然，這種以私有化為主旨的實踐霸權最終會導致“市場經濟搞掉社會主義”。因此必須將“市場經濟可以是社會主義”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核心建構。這一建構的基本結構特點是：消解事實上存在的市場經濟在改革中的目標地位，真正將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確立為改革的目標，在此框架內探索和闡明什么樣的市場經濟才能實現這一目標，才可能是社會主義的。唯如此，市場經濟才能真正回歸其手段地位的定位，“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才會作為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的手段性議題來討論，而不是作為以顛覆基本經濟制度為目的的制度性議題來討論。

　　就一般意義而言，目的與手段的關系是辯證的。首先目的決定手段的選擇，同時手段選擇合宜及其運用合度與否又決定目的實現的成敗。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即使手段與目的高度匹配，但手段運用失度也會使目的的實現功敗垂成。選擇市場經濟作為社會主義自我完善和發展的手段即使完全合宜，也會面臨手段運用合度的問題。就中國市場化改革的理論構建和實踐而言，市場經濟利用的合度性不僅僅是，甚至也不主要是確定市場作用的邊界。更重要的是在市場化改革的理論構建和實踐中，市場經濟始終是與所有制掛鉤的(從補充論到共同發展論，再到兩個毫不動搖論，直至當今的混合所有制論，脈絡非常清晰)。而所有制結構合度與否則是致命的，因為市場作用邊界的確定是有彈性的可調整的，可以試錯。可是由公轉私為取向的所有制結構的變遷則是剛性的，一旦確立幾無回調空間，并會侵及上層建筑直至動搖國本。所以市場化改革要有底線意識底線思維，為此個人淺見如下。

　　二、 改革無止境，但市場化改革要有底線

　　改革無止境一直是正統的主流觀點和結論，在理論邏輯上這種觀點和結論是可以成立的。但改革總是具體的實際的，就是市場化改革而言應是有止境的。止境就是所謂的目標，達到目標，改革起碼應處于相對靜止狀態。正統理論一般將市場化改革的目標定位于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就產生一個邏輯悖論，將市場經濟視為手段本是正統改革理論的邏輯起點，可是它又成了目標。手段本是用來達到目標的，結果是目標與手段同一化了，目標就是手段，手段也是目標。邏輯混亂莫過于此，而且此之混亂長達二十余年，至今未予指認，況乎澄清。

　　手段與目標混同問題的本質是改革的去目標化。改革原本是有目標的，總體目標就是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具體到市場經濟改革的目標則是共同富裕。虛置共同富裕目標的所謂市場化改革就是改革的去目標化。結果只能是改革承諾的落空，改革的合法性也必然受到質疑。因為市場經濟雖然對生產力發展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但其內在的競爭分化機制則與共同富裕目標南轅北轍，認為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會自動生成共同富裕的社會經濟狀態只是一廂情愿。如果要說市場經濟具有實現共同富裕的手段意義，那么其意義也僅在于促進生產力發展，為共同富裕提供物質基礎，這是利用市場經濟的最大邊界。如果將發展市場經濟與私有化掛鉤就是跨越底線，從而導致改革的去目標化。因為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不可能達成共同富裕這一點，不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給予過證明，西方經濟學實際上也是默認的。西方經濟學理論認為私有制市場經濟能夠使市場主體按其要素貢獻各得其所，它不否認貧富分化存在，但同時認為收入低是要素貢獻少，或稱之為效率低所致，因而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因此盡管西方經濟學理論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私有制市場經濟中存在貧富分化的原因上有完全不同理論解釋和證明，但在私有制市場經濟中不會存在共同富裕這一點上倒是有共識的。也許正是因為如此，對改革議題影響頗大同時又主張私有化的經濟學者，在改革話語體系中很巧妙地用橄欖型分配模式置換了共同富裕目標。以致于共同富裕在改革的主流話語中基本不被提及，在改革實踐的設計中基本被虛置，在公開的學術文本及官方設置的學術課題中基本被屏蔽。伴隨著共同富裕的非目標化，保證共同富裕實現的基本制度安排——公有制主體地位的底線必然漸行漸遠。在學術界和改革設計領域以及媒體追捧的所謂改革方向上，公有制主體地位實際處于改革的逆向排序中——公有制主體地位事實上成了改革的對象。當然，在官方權威文本和法定意義上，公有制主體地位仍是基本經濟制度的核心內容。但現實基本經濟制度的建構并非與之完全吻合。因此公有制主體地位作為市場化改革的底線才成為一個現實問題。實際上這一問題一直存在，但在新一輪“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為導向的改革中，這一問題更加凸顯，也更加緊迫。因為這一改革導向如果被解讀成走向私有化的路徑，并將此路徑付諸改革實踐的話，公有制主體地位的底線將會全線失守。當前盡管話語表述不同，但這一問題事實上已成為經濟學界不同價值取向的學者關注的核心問題。這一問題具有諸多視角，諸多層次和諸多維度，是一個復雜性問題。

　　首先，馬克思主義學者將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作為改革的底線，并將其與中國社會主義的前途命運相聯系。這一分析視角是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也是符合事實的。但在為什么私有化會危及社會主義前途和命運的具體路徑的解釋上，卻過于原則化，無非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固然正確，但沒有具體路徑的邏輯展開，描述力和解釋力就欠缺，其結論的警醒度就不夠。對包括黨員領導干部在內的缺乏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的廣大受眾而言，這個結論甚至有些聳人聽聞，因而相信乃至重視這一結論的人并不普遍。并且這一研究路向不但不受重視，在學界還可能受到貶抑，被指為反改革。可是，要使公有制主體地位真正堅持住，這一研究路向必須確定下來，私有化危及社會主義前途命運的具體路徑必須給予有說服力的描述和解釋。

　　筆者認為，這一探究應從破解這樣一種改革迷思展開。這種迷思的核心內容是認為，即使將私有經濟發展到完全私有化的程度也不會危及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只要保持黨的領導地位，利用私有化發展生產力達到一定程度，再搞與之相適應的公有制。實際上這一觀點在中共建政初期就有其雛形存在，改革時期則成為一些人的迷思，當然這一迷思尚未完全公開見諸于廟堂之上。破解這一迷思的根本之點在于：私有化將使共產黨徹底脫離群眾，而脫離群眾將使共產黨徹底喪失執政地位，先搞私有制再搞社會主義公有制之夢必成泡影，這就是私有化必然危及社會主義前途命運的具體歷史路徑。伴隨著私有化程度的不斷提高，這一路徑已經具有一定程度的現實性，因而有必要深入論之。

　　群眾路線之于共產黨的意義和功用，并不僅僅體現于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其更重要的方面在于，群眾路線體現了無產階級政黨的政治本質和政治追求，因此群眾路線也必然要貫穿在黨的行動綱領和一系列具體政策行為當中。這種綱領和政策的貫徹推行，既體現了黨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的政治本質和政治追求，同時也是無產階級政黨保持與人民群眾密切聯系的基本支撐點，也是人民群眾支持黨愿意跟黨走的基本動力源。歷史證明，工作作風和工作方法意義上的群眾路線的具體做法，只有立足于這一基本點之上才有長期效用和實質意義。民主革命時期以武裝斗爭為主要形式，黨領導的革命軍隊是黨的群眾路線的主要載體，這只軍隊之所以被稱為人民軍隊，并不僅僅在于這支軍隊嚴格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作風，更在于共產黨以這支革命軍隊為后盾實行的革命綱領，尤其是以耕者有其田為核心的經濟綱領。黨和軍隊的作風正，人民群眾固然稱贊，但真正讓人民群眾舍家甚至舍命去支持黨和軍隊的根本原因則是黨的綱領政策代表了人民群眾根本的切身利益。當年國民黨之敗不僅僅敗于屬個人私德范疇的腐敗，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其綱領和政策行為損害了人民利益，從而徹底脫離了人民群眾。所以，無產階級政黨的綱領和政策行為正確與否，是黨是否脫離群眾的根本所在。

　　那么私有化的制度設計和政策行為如何會使無產階級政黨徹底脫離群眾?就歷史而言，建國初期至1956年，當時國家經濟體制和經濟結構中是存在一定數量的資本主義經濟的，對這一部分資本主義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必要性的正統理論解釋，一般集中于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及國家工業化的必然需要上。但這一改造的另一重要意義則被長期忽略了，這一意義是：對資本主義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也是確保黨不脫離群眾不變質的必然需要。毛澤東同志在中共建政前夕明確指出腐蝕黨的肌體的糖衣炮彈來自資產階級，并為此發出嚴厲告誡，確是明智之見。但只要共產黨是在資產階級存在的條件下執政，這個問題就顯然不是靠教育甚至告誡所能有效解決的。當時資產階級對黨的腐蝕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對黨員干部的示范效應;二是資產階級為謀取經濟利益直接收買黨員干部。當年“三反”運動揭示出的案例基本上是貪圖享受和追求奢侈的生活方式，以及出賣國家經濟情報為資本家謀私利。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意識信仰的確立和道德取向的選擇并不完全取決于教育與訓導，它還必然受到經濟基礎的影響和制約，這是不依主觀意志為轉移的。而意識信仰的確立和道德取向的選擇必然決定或影響人的政治行為，經濟行為和社會行為。因此抑制腐敗行為必須要有經濟基礎的視角。1956年對資本主義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事實上體現了這一視角，從此開始直至改革開放之前，腐敗之所以不彰顯，黨和群眾的關系之所以較密切，黨員干部的威信之所以較現在為高，這是與1956年以后建立的公有制的制度支撐有直接關聯的。試想一下，如果建國初期不對資本主義經濟實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針，而是大力扶植，同時又如現在一樣將資產階級奢靡的生活方式捧為時尚，成為引領社會生活方式的標準范本，那么生產力能否真正發展，工業化能否實現暫且不論，共產黨能維持三十年清正廉潔密切聯系群眾的好形象嗎(不能否定前三十年的重要點之一就是這一良好形象)?

　　眼光回到現實，如果真正堅持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真正堅持實事求是，就應當明確認識并承認，私有經濟(主要指資本主義經濟)的存在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生產力發展，但對無產階級政黨的肌體是有負面影響的。這種影響基本上仍是建國初期的兩種表現形式：即生活方式的示范效應和為謀取私利而對黨員干部的收買。改革開放以來，從黨風不正發展到嚴重腐敗和嚴重脫離群眾的原因，不完全在于治黨不嚴，重要的原因在于私有經濟與腐敗有高度的相關性，隨著改革中私有化程度的不斷提高，腐敗程度也是水漲船高。那種認為完成了私有化的市場改革，腐敗就會大大減少乃至消失的觀點，不是幼稚就是有意誤導。改革以來的歷史已證明：私有化與腐敗有正相關性，如果私有化進一步發展，必將還會證明。而腐敗是黨脫離群眾的最嚴重的一種表現。至于西化學者拿西方制度做改革的風向標，鼓吹私有制為基礎的西方制度無腐敗，則完全不符合事實。事實上，西方資本主義早期盛行的腐敗是外在化顯性化的，隨著西方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統治的成熟，腐敗已經內生化體制化了。資產階級政治統治和金融資本統治完全融為一體，腐敗已成為一種合法化的體制行為，其程度更深性質更惡劣。如近幾年的金融危機完全是金融資本不顧民眾利益，為私利而肆意妄為的結果。可是這種結果卻由合法執行體制行為的政府買單，其實質則是廣大民眾買單。而他們的利益絲毫未損，照樣拿高額收益，以致于引發了占領華爾街運動。這一運動又被政府的合法體制行為鎮壓，這是典型的體制性制度性腐敗。

　　當然問題還不止于此，如果實行全面私有化，即使執政黨不愿脫離群眾，即使黨的工作作風做出一些調整，也是無補于大局的。因為一旦全面私有化，稅收，就業等關系國計民生的全局性問題都要依賴私有經濟，對宏觀經濟運行的調控也將失去直接的抓手。在這樣的制度框架內，為政者屁股坐在私人資本一邊將是唯一的必然的選擇，為私人資本服務將會是為政者核心的執政邏輯。多年來大官伴大款現象的泛濫，并非完全是為政者個人的政治道德問題，這恰恰是經濟邏輯決定政治邏輯的必然體現。同時由于失去了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礎——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執政黨也只能放棄共同富裕這一改革目標的承諾，而以所謂橄欖型分配模式和社會保障托底代之。而歷史和現實表明，當代資產階級也能接受這一模式。由此，原本不同的“主義和旗幟”的趨同，將為人民群眾的直接的社會經濟感受所驗證，這種驗證也將使自由憲政的鼓吹得到底層的呼應——換一個黨執政有什么區別嗎?因此說，源自私有化的這種趨同是黨徹底脫離群眾的標志，它將使無產階級政黨失去源自其”主義和旗幟”的對人民的獨特感召力和引領力，其政治前途如何就是可預知的了。此推論并非憑空而來，伴隨著私有化的進展，稍有點實事求是精神的人士都能從中國社會近些年的變遷中看到端倪。

　　其次，目前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與發展混合所有制相關聯似乎正在成為熱門的理論話題和政策實踐導向。主張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和主張私有化的人士事實上都認同這種關聯的重要性，因此爭議勢所難免。筆者認為，在這種關聯性的爭議中，應分析和闡明如下一些問題：

　　其一，概念要厘清。混合所有制本質上無非是公有制與私有制混合。但現在兩者在概念上完全不對稱。指代公有制的主要概念表述是國有經濟，指代私有制的主要概念表述則是私營經濟。“國有”屬所有制概念，而“私營”則是經營性概念，不是所有制概念。用“國有”對“私營”是驢唇不對馬嘴。因此應以“私有經濟”取代“私營經濟”。私有經濟既然早就合法化并且規模如此之大，在概念表述上就應直接一些，官方正式文本更應如此。

　　其二，在厘清概念的基礎上談發展混合所有制時，還要明確發展的前提和目的：前提顯然應是確保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這也是發展混合所有制的底線。目的則是實現“兩個毫不動搖”，公有制經濟和私有經濟都發展，而不是在混合所有制的“馬甲”下搞私有化。這個前提應是改革的定海神針，目的則應成為改革路徑設計的基本依據。在此之下，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就不應是單向度的混合：只能“私”混“公”甚至“私”控“公”。而應是雙向度的：“公”也可以混“私”，甚至“公”控“私”。一切以公有制經濟和私有制經濟共同發展轉移。這才真正體現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本意。至于那種認為私有經濟比公有經濟效率高，所以只能“私”混公甚至控“公”的說教，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是站不住腳的，是由特定立場決定的偏狹之見。私有經濟效率不高甚至破產者在國內外經濟中比比皆是，并非公有經濟獨有之現象。可是這種偏狹之見在西化學者和媒體的鼓吹下，已形成一種歪風：公有經濟搞不好就是公有制必然導致的低效率造成的，搞好了又被歸于壟斷之功，與公有制無關。此論毫無實事求是之心，只有嘩眾取寵之意，偏見使本應客觀的學術操守斯文掃地。

　　其三，既然公有經濟和私有經濟是平等的市場主體已成為體制性表述，那么就不能只將國有企業置于改革對象的地位，私有企業也應是改革的對象。改革國有企業的主要理由是其不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私有企業在治理結構，經營行為和手段，乃至企業的社會責任等方面也有大量不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問題。既然搞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同時體制性話語中又不明確承認私有企業的資本主義性質，而是將其定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者，那么就不能按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標準要求對待之，而應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標準要求對待之。按此要求，對私有企業也應針對其問題加以改革，使其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者的身份相吻合。可是目前正統的體制性提法是：一提國有企業就是改革，一提非公經濟就是發展。最近者如國家發改委發布的25個“十三五”課題之21項“國有企業改革和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就是這種典型的一以貫之的體制性提法。這種提法形成了體制性的政策導向：對國有企業只出改革政策不出發展政策，對非公經濟只出發展政策不出改革政策。對國有企業的基本改革導向是敞開大門降低門檻，讓私有經濟改革公有經濟。這樣一方面是非公經濟不斷發展，同時國有經濟作為改革的對象不斷向私有經濟讓出地盤，如此的結果還能是“公有制為主體”嗎?既然權威的政策設計是“兩個毫不動搖”，那么能體現這一政策設計的提法應是“國有企業和非公經濟的改革和發展”，即兩者都需要改革和發展：國有企業不但是改革的對象，更是發展的主體，非公經濟不但是發展的主體，也是改革的對象。提出非公經濟需要改革不但開辟了改革的新領域，而且能真正體現改革的深刻性和全面性，從而更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總之，在私有經濟已占半壁江山之上的背景下，談全面深化改革時再將其置于改革的視域之外，理論上既不合邏輯，實踐上也無法真正避開。因此，目前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就不應是單向的國企改革，也要包括私有企業的改革，后者也可搞混合所有制。實際上《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也明確提出“允許更多國有經濟和其他所有制經濟發展成混合所有制經濟”。[3]這并非如持私有化主張的學者所鼓噪的僅針對國企搞混合所有制，私企同樣可以搞混合所有制。當然私有經濟的改革并非僅限于此，還應對其進行一系列的其他改革，以使私有經濟真正成為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經濟形態。至于改革的主導者當然是政府，這是政府權力和責任，不存在所謂越界問題。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強力部門主導企業治理結構改革，規范企業行為也是責無旁貸的。眾所周知，經濟自由化程度最高的美國，在歷史上由強力部門干預或規制企業行為也是常態化的。中國私有經濟產生的背景更為特殊，絕大多數都是接受過政府各種扶持或是在國企產權改革中化公為私而來，這種產生背景也決定了私有經濟接受政府主導的改革是合乎情理的。

　　再次，公有制經濟(主要是國企)要有自己的代言人和輿論維護者。目前在公眾心目中，國企只是改革的對象，甚至處于輿論被告席的地位，這與主流媒體的導向有關：一提國企不是壟斷自肥就是貪腐橫行，一提私企就是既為國家創造了稅款，又解決了大量的就業問題從而養活了勞動者。在號稱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國度中，執政者主管的主流媒體似乎忘記了或者是干脆不承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常識：私有經濟上繳的稅款是勞動者創造的，同時勞動者還為私有經濟業主創造了利潤，使他們過上了優裕乃至窮奢極欲的生活。筆者無意貶低私有經濟，重提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這一基本常識，一方面是因為建國后在思想意識領域本已解決了的“誰養活誰”的問題似乎重又浮現，另一方面是想指出，國企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和功能暫且不論，其道德形象起碼是不低于私有經濟的。遭主流媒體痛扁完全是有意為之，目的為私有化開路。當然，國企確實有很多問題，但根本的問題是企業的全民性質體現的遠遠不夠，全民性從福利的角度就是普惠性和底層關懷。這點做不好而內部福利又畸高，就難免被私有化主張的學者以壟斷垢之，并借此兜售其私有化的私貨，而主流媒體一直在為此提供大量平臺。長此以往，公有經濟的主要主體——國有企業會是一個什么樣的社會形象?在經濟史上，有被謠言弄垮的企業，純被罵垮的則未見，在中國有可能要開這個先例。國企被罵垮的路徑無非是：先貶其道德形象，形成千夫所指之局，然后以改革之名私有化了之。解決這個問題，一方面要進行以增強國企全民性為導向的改革，一方面就是要使公有經濟的代言人和輿論維護者走上前臺，國家主流媒體應提供有效的傳播平臺，徹底改變對國企和私企一貶一褒的不正常局面，從而在輿論宣傳層面也真正體現“兩個毫不動搖”。

　　最后，應當明確強調黨管經濟的原則。改革開放時期提出黨政分開政企分開，對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有一定的必要性，但不能做絕對化的理解，分開是相對的。既然共產黨的最高綱領仍是共產主義，那么共產黨的執政目標就只能是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進而為實現共產主義創造條件，完成這一目標需要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而只有共產黨才有建立強大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意愿，因此黨管經濟是達成執政目標實現最終綱領的必然選擇。真正的問題不在于應不應當管，而在于怎樣管。就目前的現實要求和存在的問題而言，黨管經濟主要應集中在兩方面，一是從決策層面對頂層改革方案明確劃線，不能削弱甚至取消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改革方案要真正體現“兩個毫不動搖”，而不是“一個毫不動搖”。不能出現黨的權威文件和具體改革實踐錯位甚至兩張皮的現象，在這個問題上是有教訓的(國企產權改革中大量國有資產流失現象)。二是將“黨管干部”和“黨管人才”作為實現黨管經濟的重要手段。隨著黨員干部隊伍成分的變遷，目前黨員干部隊伍主要缺的不是知識，缺的是對黨的最高綱領的真誠信念和發展社會主義的真正自信。這種匱乏使相當一部分黨員干部對大力發展私有經濟并使國企化公為私的理念頗為認同，并因此在貫徹中央改革意圖時往往做片面的解讀和操作：發展私有經濟一以貫之，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和發展公有經濟幾乎未見分毫。人才隊伍也是如此，信奉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理論人才和真心為發展社會主義企業奉獻的經濟管理人才不但奇缺，而且現有的這支隊伍也處于邊緣地位，得不到強有力的支持。這導致經濟理論方面私有化的主張事實上在學術界占優，進而影響改革方向和實際改革進程。同時在經濟管理人才方面，國有企業也只能以高薪招攬所謂人才，結果遭到社會的廣為詬病。因此“黨管干部”和“黨管人才”重點要落實到黨培養自己的干部自己的人才，用傳統但也是最到位的話語表述就是要培養“黨的人”。這里要著重指出的是，從目前黨的隊伍的現狀來看，所謂“黨的人”已不能與黨員身份完全重合，甚至黨員身份已不是這里所指的“黨的人”的主要標準。就黨員干部而言，“黨的人”是指真正信奉黨的最高綱領和宗旨，并真正為之奮斗的人，而不是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人。對經濟理論人才和經濟管理人才而言也應是這一標準。自改革開放以來，確實搞了大量培訓，甚至花重金送到西方國家培訓，或接受西方國家各種基金會資助的培訓。這類培訓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黨員干部對市場經濟的認知程度和管理能力，也形成了熟悉并信奉西方經濟學的理論群體。但這類培訓不能滿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甚至還有某些負面的效應。一直以來也在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功關鍵在人，可關鍵在于什么樣的人，并未全面搞清。盡管也提“德才兼備”，但“德”的核心似乎并未真正從政治信仰的高度界定。改革事業是人搞出來的，有了成績要歸功于人，有問題也要歸于人，不應只用“不可避免”來文過飾非。“三個自信”是針對存在的問題提出來的，樹立“自信”要靠解決存在的問題，而解決問題關鍵靠人，靠大批真正的“黨的人”。戰爭年代靠“黨的人”戰勝了強大的敵人，建國初期在極其復雜困難的環境下克服了艱難險阻，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建立了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也是靠“黨的人”。同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功也要靠“黨的人”。而這也是目前最匱乏也最需下決心培養的。歷史給予任何偉大事業的“時間窗口”都是有限的，該下決心了。否則，重演“竟無一人是男兒”的一幕并非全無可能。

　　北京信息科技大學政教學院教授：石冀平，郵箱：[email protected]

　　[1] 劉志勤《改革理論在實踐中磨合》，《環球時報》2014年1月2日

　　[2] 周新成《怎樣理解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烏有日刊》2014年3月28日

　　[3] 《光明日報》2013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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