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正站在十字路口。在經歷了30年前所未有的快速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后，中國又很好地抵御了全球經濟危機。但它也承受了嚴重的經濟失衡，威脅到它實現步入高收入行列的能力。問題在于，面對來自高風險影子銀行和沉重地方政府債務負擔的金融動蕩的挑戰，中國領導人是否有政策空間，讓經濟走上更健全的軌道?

　　全球經濟危機爆發后，中國看來似乎將完成再平衡的目標。其經常項目盈余從2007年占GDP超過10%，下降到2012年的2.6%，并自1998年以來第一次出現了大規模資本賬戶赤字。此外，2012年中國外匯儲備只增加了987億美元——在2007年至2011年間，平均年增長4350億美元以上。這意味著人民幣匯率升值壓力的減小。

　　但是，中國的失衡去年又卷土重來。2013年貿易盈余可能突破2500億美元;資本賬戶盈余在前三季度超過2000億美元;外匯儲備也激增5097億美元。與此同時，較低的經常項目盈余(以占GDP比重衡量)可能是因為投資-收入赤字增加的結果。此外，盡管發達經濟體的復蘇提振了出口，持續的產能過剩，加上家庭消費增長較2012年放緩，導致盡管依然算得上強勁的投資增長，下降到過去11年以來的最低水平。

　　理論上，一國可以在幾十年的時間里，一直存在經常項目赤字或盈余。但中國的長期盈余卻是有問題的。中國仍是世界最窮的國家之一，人均收入不到7000美元，它作為世界最大資本出口國，彰顯出資源的嚴重錯配。

　　事實上，在經歷了20年的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雙盈余后，中國的外匯儲備將突破4萬億美元大關，所增加的每一美元所帶來的邊際成本，都遠遠高于潛在收益。在這樣的情況下，繼續積累外匯儲備，毫無疑問只會產生反效果。

　　當然，中國經濟的再平衡需要時間，并且會帶來一些風險和犧牲。但中國領導人必須認識到，中國面臨著大規模福利損失，因此需要拿出接受短期增長放緩，以換取更穩定長期增長路徑的意愿。事實上，只要政策配套設計合理，增長放緩的時間和影響是可以最小化的。

　　關鍵的第一步，是中國人民銀行停止干預外匯市場，這將能阻止中國外匯儲備的增加。換句話說，中國應該盡快采取浮動匯率機制。

　　盡管這一轉變會給中國經濟增長帶來負面影響，但卻不會像許多人所擔心的那樣嚴重。首先，雖然它可能造成人民幣升值，但中國國內的共識是當前匯率與均衡水平相差不遠，因而升值步伐應該是溫和的。

　　同樣的，盡管人民幣升值會抑制出口增長，但減速大概不會很嚴重，因為中國的出口領域主要是加工貿易(具體的說，就是組裝進口自日本和韓國等國家的中間產品)。隨之增加的進口也不可能對中國經濟增長造成巨大傷害;它更有可能起到補充而不是替代內需的作用。簡言之，中國承擔得起再平衡的成本。

　　過去幾年流入中國的流動資金，是日益短期、旨在進行匯率和利率套利的資本(即所謂的“熱錢”)。因此，當升值預期消失時，資本可能大量外流。為了防止大規模資本外逃威脅中國的金融穩定，必須謹慎處理資金的跨境流動。

　　由市場力量決定的彈性匯率，將排除貨幣投機者對人民幣升值單邊下注的機會，從而減少熱錢存量。熱錢目前占據了中國資本賬戶盈余的大頭。即使中國的經常項目在一段時間內保持盈余，從雙盈余轉向更加正常的外部處境，將能大幅改善資源配置的效率。

　　中國國際收支結構的必要調整已經拖得太久。是時候做出改變了，即使這需要為一些風險做好準備。

　　作者是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前委員，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前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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