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政府的“緊箍咒”管得住民間借貸這個“野孩子”嗎?

　　央視網(記者張雷、裴彤)2013年12月16日，網絡上一篇題為《湖南婁底一民企董事長墜亡或涉上億民間借貸》的文章甚是醒目。民間借貸再次鬧出人命，使得人們又一次繃緊神經。

　　就在差不多一個月前，浙江省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了《溫州市民間融資管理條例》，意在對民間借貸行為進行規范。不過，還是有很多網友半開玩笑地問：“緊箍咒能管得住野孩子嗎?”

　　歷史悠久的民間借貸

　　民間借貸，是指正規金融體系之外的借貸行為。民間借貸活動和高利貸在我國自古有之，并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而發展。

　　秦漢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借貸行為特別是高利貸活動日趨活躍。進入唐代，抵押借貸得到了較大發展，典當業的發展也已基本完備。典當品可以是動產或不動產，也可以是人和牲畜等活物。元代高利貸資本發達，借貸利率之高在整個中國古代都很突出。到明清時，借貸形式更加多樣，擔保信用貸款、預抵押貸款等貸款形式相繼產生。

　　在中華民國時期，民間借貸相當發達，“高利貸”、“典當”、“期糧”、“標會”、“童子會”等相當普遍。

　　新中國成立后，經過社會主義改造，民間借貸在我國一度趨于消失。直到改革開放前，民間借貸活動的范圍和規模一直較小，在形式上主要是私人之間的互助借貸，且多局限于農業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內部。

　　改革開放初期，伴隨著鄉鎮企業迅猛發展帶來的巨大資金需求，民間借貸再次活躍起來。在這個領域，浙江溫州一直走在最前列。

　　1984年9月,浙江省溫州市某醫院職工方培林,停薪留職開辦了新中國第一家私人錢莊——“方興錢莊”。據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王曙光介紹,改革開放初期,計劃經濟的思想意識還非常濃厚,政府部門對金融體系的管制十分嚴格,錢莊作為一個新鮮事物,引起全國強烈反響。方興錢莊的成立,盡管與當時的國家金融管理法規不兼容,但是卻得到溫州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1984年年底,中國人民銀行溫州市支行派出調查組，對方興錢莊的情況進行了專題調查,并向市政府提交了調查報告，得出了肯定的結論。不過，這并未為方興錢莊帶來好的結局。1986年11月，中國人民銀行總行一封明傳電報發到中國人民銀行溫州市支行，電報中說：“對于私人錢莊，請按國務院銀行管理暫行條例規定辦，不能發給《經營金融業務許可證》。”

　　私人錢莊被叫停后，溫州的民間借貸轉入地下，也為后來出現問題埋下了伏筆。2007年前后，溫州民間借貸進入活躍期。據統計，僅當年前三季度，39家擔保機構為企業融資就達到了50多億元。這與溫州銀行業當時還不到20億元的新增貸款形成了鮮明對比。

　　促進民營經濟的發展

　　盡管轉入了地下，但民間借貸還是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國家正規金融體系的空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民營企業的快速發展，并給國有銀行培育了客戶。

　　民間借貸以其利率調整靈活、趨利性強、借貸手續簡便、流動快速等優勢，取得了巨大的發展。這些豐厚的民間資本增強了資本的活躍程度，提高了資本的盈利水平，增強了溫州等地區金融的集聚能力和輻射能力，為溫州地區經濟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2009年2月，央行對江蘇、浙江、河北、湖南、內蒙古四省一區的民間借貸市場進行了抽樣調查，數據表明，民間借貸資金越來越多用于生產經營，目前這一比重已達80%以上，占中小企業融資總量的10%左右。這對中小企業和農村經濟發展起到重要作用。

　　眾所周知，溫州經濟在改革開放30年中取得飛速發展，其主要依靠的就是民營企業的發展。在溫州，整個正規金融體系(包括城市信用社和農村信用社在內)基本上不是民營企業解決資金的主要融通途徑。而民間借貸市場為滿足居民消費、中小企業融資、成長型企業克服資金困難等，提供了巨大的幫助，客觀上支持了中小民營企業的發展。溫州的正泰、康奈等知名企業，在創業初期都是靠自籌和民間借貸資金發展起來的。

　　民間資本對區域經濟的發展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數據顯示，2004年至2008年，溫州民間投資對當地GDP的貢獻率持續走高，從2004年的23.1%一直增長到2008年的43.9%。溫州每年GDP的增長中，由民間資本投資直接拉動的比例約占1/3至1/2，足見民間資本在溫州地區經濟增長中舉足輕重的地位。

　　亂象引發刑事和腐敗案件

　　民間借貸在帶來諸多好處的同時，在2008年之后，也顯現出一系列亂象。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社會藍皮書：2012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2008年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對國內經濟的沖擊，中國實施了“四萬億投資計劃”。該計劃對推動經濟快速走出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保持經濟穩定增長，起到了積極作用，但同時也帶來了明顯的經濟過熱。

　　為防止經濟過熱，2010年，我國貨幣政策從適度寬松轉為穩健。進入2011年，央行開始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貨幣政策的快速趨緊，直接傳導到信貸市場，各商業銀行被迫控制信貸額度，中小企業獲取貸款變得更加艱難，民間借貸市場因而成為中小企業“最后的救命稻草”。

　　中小企業對民間借貸市場融資需求的增加，導致民間借貸“量價齊飛”，借貸規模不斷擴大，借貸利率急劇攀升，違約風險也無形增加。但在一定時期內，國際經濟整體形勢不好，對浙江一帶依賴出口的小企業來說，即使獲得大量民間貸款，但經營形勢依然不好，導致貸款到期后難以還款，因而引發大量“跑路”現象。

　　2011年9月下旬，溫州信泰集團董事長胡福林因資金鏈斷裂無奈出走美國，成為八九月間企業主“跑路風”最受關注的事件之一。當地另一家企業主孫福財，則借安排員工集體游覽雁蕩山之機出走。浙江省的調查發現，前9個月省內共發生數十起企業主出走事件。據統計，2011年8月到2012年5月，溫州市法院共受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22000余件，案件總標的額高達210億余元。此外，“跑路”在廣東、山東、福建等地都不同程度出現，最后演變成民事甚至刑事案件。

　　在此類案件中，親人之間發生的民間借貸案件比例持續上升，翁婿之間、父母子女之間、兄弟姐妹之間、表兄弟姐妹之間因借貸產生的案件屢見不鮮。基于當事人之間的特殊關系，案件往往導致矛盾激化、親情盡失，甚至會導致當事人之間刀兵相見的悲劇，給社會帶來不穩定因素。比如，2013年在陜西榆林有一個頗為流傳的故事：一名喬姓商人通過自我精心包裝、高回報允諾等方式，在兩次酒宴間輕松從親朋好友處融資上億元。然而，隨著當地煤礦等資源品市場價格的下行，這些投資者極有可能因暴富神話破滅而面臨血本無歸之災。

　　黑惡勢力和基層干部參與民間借貸，也引發了不少亂象。2012年底，法院對江蘇宜興市檢察院提起公訴的王俊等21人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案作出一審判決。在該案中，王俊團伙用以維持20余人奢靡生活的主要經濟來源，即為參與民間借貸的獲利。在短短5年時間里，王俊通過以銀行短期貸款基準10倍以上的利率向他人放貸，先后非法獲利300余萬元。此外，該團伙還通過介入民間借貸糾紛漁利，在收取一定好處費后，即安排人員將欠債人非法拘禁，采用拳打腳踢、刀背砍等手段進行威脅，逼迫欠債人還債。不規范的民間借貸熱潮，一定程度上助長了黑惡勢力的發展壯大。

　　基層機關干部利用職權向被管理對象借貸資金的現象也時有發生。2012年，宜興市法院在查辦兩起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瀆職犯罪案時發現，兩人均存在利用職權向被管理對象借貸資金的行為，在社會上造成了惡劣影響。

　　“緊箍咒”管得住“野孩子”嗎？

　　針對民間借貸亂象頻出，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2013年11月22日，浙江省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溫州市民間融資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將于明年3月1日起正式實施。

　　《條例》主要呈現四大亮點：一是借款300萬元以上需要報備;二是明確公務員和金融從業人員不得參與;三是定向集合資金管理人募集資金總額不超過凈資產的8倍;四是規定集合資金應當用于生產經營項目。

　　為了讓備案制度落到實處，該《條例》做了兩方面的制度設計。正向鼓勵是：辦理與民間借貸相關的案件時，將備案件視為證明程度較高的證據，作為判斷民間融資合法性的重要依據。政府對履行備案制者予以政策支持。反向約束主要是：不履行備案義務或者提供虛假備案材料的，有關部門責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予以公示，主要給予一定的罰款處罰。

　　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吳志攀表示，國務院把溫州作為全國的金融改革試驗區，而《條例》的出臺也是第一次以法規的形式對民間融資做出了立法解釋，它建立了民間融資的風險監管機制，有利于優化地區性民間融資的環境。

　　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表示，《條例》的意義在于，為企業開辟了新的融資渠道和融資方式;對政府來說，民間融資從地下到了地上，政府可以知曉民間借貸方向，防范危機，維護社會穩定;對老百姓來說，在相對控制風險的情況下，增加了老百姓的財產性收入。以往，在民間借貸中還會出現公務員和金融從業人員參與的情況。《條例》則規定，地方金融管理部門和民間融資行業服務機構工作人員，不得利用職務便利參與民間融資活動。

　　“民間借貸發自民間，自發、無序，目前條例與溫州市情結合很好，吸收了多方的意見。不過，這能否遏制民間借貸亂象，還要在實施過程中接受檢驗。”浙江省人大常委會委員劉國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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