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刀：曹建海就債務危機怒罵政府

　　——為我的新書《債務海嘯》作跋

　　曹建海

　　牛刀再著《債務海嘯》一書，視角觸及全球各國正在和將要發生的債務危機及其對經濟社會的巨大沖擊。這是當前全球經濟面臨的迫在眉睫的問題，是這個紙幣時代各國政府為發展經濟，依據新凱恩斯主義盲目擴大政府開支和貨幣投放，同時放任金融業過度發展的結果。要度過這次危機，需要重新集中人類的智慧和決心，對上世紀70年代以來人類創造的一些制度進行根本的改變。是隔岸觀火，還是五十步笑百步!那么，中國有沒有自己的問題呢?本書在很多方面做了陳述和分析，一些判斷是令人觸目心驚的。

　　一、中國穩定經濟增長和發展房地產業的后果

　　當我們的媒體正津津樂道于歐債危機、日債危機和美國財政懸崖時，已經有不少敏銳且理性的經濟學家和分析師，將目光對準了近30年高速增長的中國神州。單說中國最拿得出手的、在美國主板和納斯達克上市的上市公司，去年以來就連續遭到了以美國渾水公司為代表的、擁有“看空中國”思維的投資機構的巨大打擊，許多企業甚至被迫退市。

　　相比于國內的擁有1600家企業的滬深股市，敢于走出去接受美國證監委監督的企業，畢竟還是有一技之長的。內地上市公司作為中國企業的“優秀”代表，去年以來隨著宏觀經濟調控，普遍依靠政府訂單的“行政關系能力”開始暴露缺點，加之各個階段對公眾股東的財產掠奪，股市開始被公眾拋棄、逃離。在高溢價發行的價格體制下，目前仍有800家獲批的公司股票等待投放，而排隊的3000家公司控制者，也在虎視眈眈地掠取公眾股東的金錢而非擴大經營以實現“發財致富”的目的。國有企業的經營狀況稍好，但是如果考慮到其對關鍵經濟資源的壟斷地位，以及其無度擴張、很少通過分紅惠及公眾的局勢，國有企業的存在，事實上是對民營經濟市場空間的吞噬。特別是2009年以來，國有企業大量介入土地“地王”競拍，與地方政府一道推高房價，國有企業的經濟地位和存在的必要性，已經開始受到各方的高度懷疑質疑。中國民營經濟在上世紀80-90年代曾經有過輝煌，但目前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各式各樣備受社會指責的房地產商。私人房地產企業為何能夠得到發展，除了表面的地方政府賣地與開發商買地的上下游關系，以及涉及開發中涉及的大量稅費，民營開發商向政府官員奉送相當于銷售收入20%的“灰色成本”、從而共享房地產開發巨額收益的做法，可能才是其得到大力支持并迅猛發展的真正秘訣!

　　作為中國的一大特色，房地產業頂者“服務業”帽子，目前成為由主要由三個部分構成的一個龐大軀體：“地方政府土地經營機構+房地產開發業+數量巨大的炒房群體”。切莫小看了炒房群體，目前中國城鎮86%擁有自有住房，這些家庭在有的城市擁有二套以上住房的超過33%，戶持有量在2~1000套之間。

　　以高房價為代價的、由政府和開發商共同決定公眾命運的經濟發展模式，成了2003年中國穩定經濟增長的重要手段。由于這種手段涉及對農民集體組織土地的征收、城鄉居民房屋拆遷和安置等具體事務，中國的房地產開發過程充滿了血腥和暴力;而房屋銷售過程中過高的房價。對公眾消費和除受益房地產之外的其他實體經濟造成了巨大的上傷害。雖然公眾對高房價怨聲載道，2005年“兩會”以來房價無不成為核心熱點，但中央多次對房地產的調控，事實證明很不成功，一些人甚至懷疑中央調控房地產的誠意。例如經濟學家韓志國就明言房價調控是假調控，他寫道：“整整一代人買不起房，這是中國社會的重大潛在危險。流動性泛濫與土地財政導致房價暴漲，中國成為房價與收入比最高的國家之一。高房價扼住了中國經濟喉嚨，房價不大幅下跌增長瓶頸就難以解除。房價不下來的原因，是擔心房價暴跌導致銀行壞賬劇增，土地財政是地方政府的命根子。”

　　房地產對于地方政府的重要性，如果不身處其位，的確很難想象。在“吃飯財政”體制下，土地出讓金事實上是地方政府安排各項建設項目、從銀行獲取貸款的資本金。假如沒有了房地產投資，地方政府的土地就賣不出去，也就失去了從銀行貸款所需要的項目資本金，各種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就無從安排，地方經濟增長也會受到重大影響。然而要保證這個機制的可持續性，就要令依靠土地升值作為根本商業模式的開發商保持充分熱情，房價不斷上漲就成了維持這個機制的最基本需求了。

　　由于上述層面的原因，中央政府一方面談調控房價，一方面更強調穩定經濟增長，認為保證經濟增長速度達到8%是一切政策的底線。這種用短期的宏觀經濟手段來管理中國的長期發展，特別是強調投資、消費、出口互補的“三駕馬車”理論，很明顯是一種缺乏長遠視野的觀點。過度關注經濟增長的指標，自然會忽略了其他指標，如經濟結構、房價、物價、金融結構失衡，甚至忽略了社會穩定，這種增長必然是不可持續的。

　　近期，北京大學林毅夫教授再次呼吁中國依靠基礎設施投資拉動經濟增長，在國家發改委的批復下，全國逾30城欲斥巨資重建古城。筆者認為這是一個錯誤的導向。中國的投資消費結構已經高度失衡，除中國大陸外，世界其他國家投資與消費的比例為25：75，中國2011年為49.2：48.2(其余2.6個百分點為凈出口)。一個基本的道理是，政府投資最終也應為消費服務的。不能指向消費的投資，其建設的目的值得懷疑。根據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的調查，重復建設是各地民眾普遍反映的浪費問題。其中，91.3%受訪者直言當前城市建設浪費現象較多，74.1%的人認為建設浪費是因為公共財政開支被權力左右，88.3%的人建議建立問責機制追究浪費行為。如果考慮到當前的建筑業“皮包化”，即建筑公司不需要維持施工隊伍的體制，地方政府盡管建設工程不斷開工，然而這么多地方、這些年甚至沒有給公眾留下一座堅實的“百年工程”，反而因反復建設而給各地后任留下沉重的巨額債務包袱。截止到2010年，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欠債10.7萬億元。2011年以來雖然銀行開始限制地方政府貸款，但在“影子銀行”猖獗下，地方政府的債務總額有沒有增長?結果應是不言自明的。有人認為地方政府為了還債需繼續賣地從而保房地產，但是地方土地收入與地方債務之間究竟是什么關系?賣地多有助于減少地方政府債務,還是賣地之后狂上項目，反而大幅度增加了地方政府債務?這些都應該需要我們正視的事實，不可因“屁股指揮大腦”而信口開河。

　　二、地產泡沫和信貸亂象：地方債務危機和地產崩盤之源

　　經過了“史上最嚴厲的房地產調控”以及此后“把穩定經濟增長放在更重要位置”，房價如2008-2009年一樣，去年再次經歷了一個由降轉升的反轉，且升勢有日漸凌厲的態勢。根據11月18日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今年10月份70個大中城市住宅銷售價格變動情況，環比9月份上漲的城市已達35個，占比50%;環比上漲的城市價格浮動也小幅上揚，達0.5%。從9月、10月國家70大中城市統計數據來看，整體樓市量價走勢較為反復，而由10月份數據加上當前房企超預期的銷售，整體市場回暖明顯。有地產商直接表示“房企最壞的日子已經過去。”對于房地產未來的方向，眾多專家學者、企業家都把目光投向了“城鎮化”，認為城鎮化或是未來房地產行業發展的重要機遇，或將引領中國地產的新格局。

　　上述情況說明，當前的房地產調控再次陷入了“越調越漲”的局面，中央數次促進房價合理回歸的承諾，也再次成為空談。仔細分析房價上漲的原因，除了我國固有的地方政府土地財政和開發商壟斷房屋開發經營的體制等長期因素，從短期看，2011年以來由于宏觀調控開發商新開工項目較少，導致的商品房庫存消化期縮短，一線城市甚至出現了庫存偏緊的局面。然而，大量閑置量房囤積在投資者手中不能進入市場，使得房價惟由新房供求決定，占存量房比例極低的二手房交易價格，由此也與新房競漲而非替代性競爭，這是我國城市房屋過剩但仍呈供不應求局面的原因。

　　目前，房產稅討論的主流聲音已漸失公理。懲治囤房的加稅，對實體經濟的減稅，兩者都是必要的，不可混淆視聽!現在社會的成功人士包括中央機關官員的人群中，擁有二套以上的越來越多，很多人只要房屋投資保值，不要社會公理，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輿論和政策決策。

　　此外，一個不能忽視的因素，是我國近2008年以來以穩定經濟增長為借口的超級寬松貨幣政策，對于房價的上漲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根據世界各央行數據、高盛高華研究，Zerohedge網站展示的對比結果顯示，目前中國的信貸泡沫規模已經名列世界第一。無論官方公布的政府與消費者債務有多少歸入了企業債務，近年來升至史上最高水平的中國信貸泡沫都已經讓高盛擔心：“企業杠桿占GDP比例快速增長，2011年達到了130%，是世界上最高的企業杠桿比例之一。這樣的增長令人擔憂。”一般認為，一個國家如果杠桿占GDP比例超過80%差不多就完蛋了。

　　杠桿比例過高，是2008年以來中國大規模投資制造業的結果，它導致太陽能、鋼鐵和造船等多個行業產能過剩。要利用這種產能，重要的就是改革不僅要支持私人部門，也要更廣泛地支持消費，這會對這些行業、銀行以及經濟有負面影響。Zerohedge分析稱，計入賬面上體現的和未體現的以及影子杠桿后，中國所有的債務會讓美國345%的整體合并債務(不計100萬億美元的聯邦政府義務公民福利項目開支)與GDP比例相形見絀。

　　2011年中國GDP數字為47.2萬億。相比之下，2012年10月末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余額高達62.01萬億，同比增15.9%，較2008年底的30.3萬億，翻了一番多，信貸年復合增長率高達20.1%，高出1978年至2008年期間17.8%年復合增長率2.3個百分點。1995年底中國信貸余額在5萬億左右，但到1999年底信貸余額已經超過10萬億，信貸總量4年間也是翻了一番，年復合增長率也有21%。

　　央行數據還顯示，今年1-10月社會融資規模為13.02萬億元，而同期房地產開發企業到位資金達到7.64萬億元，同比增長11.6%。其中，銀行貸款1.21萬億元，同比增長14.7%;利用外資0.034萬億元，同比增長-52.8%;自籌資金3.15萬億元，同比增長11.7%;其他資金來源3.24萬億元，同比增長12%。在其他資金來源中，定金和預收款2.03萬億元，同比增長16%;個人按揭貸款0.81萬億元，同比增長19.5%。房地產企業從包括金融體系之外的融資規模，相當于央行統計口徑社會融資的68%之多的局面，還是在國家嚴格房地產各項貸款的情況下取得的，堪稱“房地產資金漏斗”。

　　為什么會有如此嚴重的“房地產資金漏斗”呢?其中的奧秘就是影子銀行的存在及其活躍。資料顯示，影子銀行除了銀行業內不受監管的證券化活動之外，還包括委托貸款、小額貸款公司、擔保公司、信托公司、財務公司和金融租賃公司等，還有不受監管的民間金融，主要包括地下錢莊、民間借貸、典當行等。據銀監會首席顧問沈聯濤估計，2010年中國存量影子銀行貸款已達20萬億元，幾乎占中國GDP(國內生產總值)的二分之一。

　　影子銀行的存在，使得在全社會融資當中，人民幣貸款占比已從2002年的91.9%下降至2012年10月的55.5%，委托貸款、信托貸款、未貼現的銀行承兌匯票等表外融資占比日益上升，且其中的一半以上進入房地產業，這是1-10月房地產企業資金來源中自籌資金達3.15萬億元之巨的主要原因。

　　然而，上述情況仍沒有反映中國金融業的全貌。在中國，公共財政就是一個影子銀行系統，地方政府的賬簿上堆積了大量的債務，而且這些債務大部分都是靠土地作為抵押的。同時，由土地和房地產升值帶來的大部分財富又通過“理財產品”構建的影子銀行所持有。諷刺的是，中央政府對控制影子銀行作出越多的嘗試，金融系統就會變得越脆弱。影子系統中的資金可以通過多種渠道逃出國家的控制，而被認為能解決影子銀行問題的數千頁的監管規則，只會給傳統銀行增加毫無意義的負擔，使它們越來越脆弱。

　　以高利貸為主要方式的影子銀行，事實上也注定了地產泡沫必然破滅的終局，盡管北京可能由于其政治中心的作用而例外。地產泡沫看似茁壯堅硬，但是在高利貸的壓榨下，也注定是不能承受的。今年以來鄂爾多斯、溫州地區地產泡沫的破滅，很大程度上也是拜當地過于活躍的影子銀行所賜。在實體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依靠高利貸支撐其資金循環的房地產泡沫，最終必然走向湮滅的結局。可以預期的是，隨著信貸資金投放越大，投放房地產領域的高利貸就越多，房地產離泡沫破裂更近了，不排除2013年將有更多的城市出現地產崩盤的局面。

　　三、“美國制造”東山再起，中國制造業優勢已被徹底逆轉

　　進入2012年，中國的經濟形勢日益嚴峻。GDP增速滑至8%以下，在政府投資計劃和寬松貨幣政策的雙重刺激下，經濟出現了暫時的反彈和回升跡像。然而，在國際資本紛紛逃離中國大陸的情況下，中國作為跨國公司加工工業基地的地位，已經開始全面動搖。

　　在當下中國，制造加工業危機三個明顯特征：一是所涉及的行業相當普遍：例如汽車、電子、紡織、制衣、制鞋和玩具等行業。冠越玩具廠被李嘉誠拋售4年后倒閉破產。二是關閉企業的數量成倍增長。2012年上半年，企業倒閉率從過去的3%-5%年上升到8%-10%，預計2013年的企業關閉率仍將上升。三是可能發生區域性危機。東莞作為世界工廠的模板，2012年上半年經濟增長2.5%，居全省倒數第一。如果珠三角企業繼續倒閉和外資出逃下去，珠三角最終將變成空三角。

　　由于經濟形勢的惡化，阿迪達斯于今年10月31日正式關閉他們在華的唯一一家直屬工廠——阿迪達斯(蘇州)有限公司，并到明年4月陸續解除部分在華代工廠代工協議。摩托羅拉移動開始大規模裁員，僅北京地區，裁員人數有700人，涉及到軟件設計、測試和維護、硬件設計等多個部門，有些部門更被全員裁掉。蘋果公司CEO蒂姆·庫克接受NBC電視訪問時宣布：2013年將斥資一億美元，將蘋果手提電腦Mac的生產線從中國遷回美國。與此同時，為蘋果的手提電腦代工的臺灣鴻海集團富士康，將跟進蘋果公司把生產線遷回美國的行動，來美國開設廠房，生產蘋果產品。

　　蘋果的回歸，對深受失業率居高不下困擾的美國經濟，是一大利多消息，是2013年美國經濟的好兆頭，預示著2013年美國或將出現制造業重回美國的風潮，“美國制造”有東山再起的態勢。其實，近年來，制造業重回美國的風潮已悄然興起：美國的公司，電子、汽車與機械、醫療器材、化工，等等，已經讓或者正在讓過去十幾年遷往國外的部分生產線回流，比如通用電器公司雇用更多的美國工人生產其公司的家電產品，福特汽車公司宣布將在密西根州增加一千二百個工作職位。波士頓咨詢顧問公司的調查表明：美國有73%制造廠商的高層正計劃或者正在把企業搬離中國，其中大企業比小企業更愿意把工廠從中國搬回美國。

　　美國企業的回流的主要原因，是美國現在已經成為制造業低成本的國家，尤其是較低的能源成本。制造商們在國外闖蕩了幾年發現，美國才是營商環境最好的國家。波士頓咨詢顧問公司的調查表明：一些大企業把生產線遷回美國，是因為在美國取得融資比較容易，他們認為過去把生產線轉移到國外的路子，走的太遠了。

　　從中國的宏觀經濟環境分析，由于2008年底以來貨幣供給的極度擴張，外國投資公司他們在中國的工廠生產費用節節上升，本來生產線外移為降低成本，卻遇到許多料想不到的成本。近幾年來中國工人的工資保持每年17%的漲幅，到2015年，在中國設廠與美國區別不大，而美國工人的生產力較中國高出3.3到3.4倍，加上美國工廠的自動化程度高，中國廉價勞工的吸引力對美國企業而言已不存在了。

　　當前中國制造業的困境，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建立在廉價勞動力、原材料和土地基礎上的世界工廠的輝煌，急劇喪失生產成本的比較優勢。其次，多數制造業企業依賴投資和房地產，客觀造成了抽離主業資金的作用;再次，由于多數企業盤踞制造環節、普功能單一缺乏核心能力，受外圍經濟、投資規模、宏觀經濟政策變化影響巨大。

　　雖然擴張性的經濟政策可以緩解經濟繼續下行的局面，但在“房地產金融漏斗”的作用下，大量的資金借實業之名進行地產投資，在房地產調控下資金緊張局面更加明顯。因此，現時壓塌內地制造業的最后一根稻草，可能并非來自制造業內部，而是來自地產泡沫爆破后，令大部分資金投入到房地產市場的實體企業面臨資金鏈斷裂的問題。不少內地實業企業將資金轉投內地房地產市場作炒賣，而現時內地房地產已有爆破跡象，一旦房地產泡沫爆破，很多企業將因此倒閉。

　　在中國的經濟增長過程中，政府推動占據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但由此必然嚴重扼殺企業家的創新精神。而根據美國管理學家彼得·德魯克的觀點，正是成千上萬企業家的創新活動，有效地創造了就業機會，也創造了GDP，從而避免了歷次經濟大衰退，這打破了前蘇聯經濟學家康德拉季耶夫的“經濟發展過程必然出現周期性的經濟危機”的論斷。

　　很顯然，正是企業家的創新活動，而不是由美聯儲或任何一個政府的政策避免了經濟大衰退。當前全球經濟危機的原因在于不合理的政府宏觀經濟政策。中國經濟危機的根源，在于政府過度干預經濟和扼殺企業家創新活動。政府應該保護企業家的創新精神和創新熱情。

　　內地企業要生存，經濟結構必需調整，由政府拉動改為企業推動，這樣內地企業才會有前途及競爭力。事實上，政府的訊息有時未必正確，如當初大力鼓勵發展光伏行業，結果最後卻令人失望。中國政府曾力推光伏行業的發展，但由於盲目發展，產能過剩，又遇到外國反傾銷，市場縮小，令光伏產業出現了現金流斷裂，資金流動困難。若政府要改革，應控制自己的開支，包括控制投資和政府消費，同時放松對實體經濟領域的管制，給企業家精神以足夠的發揮空間。

　　四、城鎮化反思：著力擴大居民消費需求而非現代化

　　12月16日剛剛結束的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城鎮化是中國現代化的歷史任務，是未來擴大消費內需的最大潛力所在。這種提法雖然客觀，但在當前地方政府嚴重依賴土地財政，以及中央政府缺乏對地方政府責任有效約束的情況下，城鎮化很有可能延續原有的圈地造城運動，依然是粗放經濟，依然是地方政府和開發商主導、而城鄉居民仍處于被盤剝和掠奪的狀態，13億人的消費、企業家精神等可能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真正動力，被徹底壓死了。如果是這樣，新型城鎮化根本談不上轉換發展方式，仍然在走老路。

　　什么是經濟發展方式的轉換?筆者認為不是粗放增長與集約增長的區別，最關鍵的是變政府推動經濟為13億居民消費推動的經濟。如果任由政府高層借頂層設計為名，代替人民作出重大決策，而置全國人民過上幸福生活的要求于不顧，仍然依靠素質低、私心大的政府官員階層推動所謂新型城鎮化道路。那么，經濟發展必然將在重重的矛盾爆發中走向死局甚至崩潰。

　　例如，中央高層認為加大城市棚戶區改造有利于清理“貧民窟”，避免出現拉美國家城市的“二元結構”局面。可是，只要農民工分不到保障房，只要城市人口收入分化的局面不改，單純依靠城市建設的“一元化”，根本無法掩蓋城市居民階層的“二元化”。隨著大量低租金的城中村的消失，農民工有可能大量露宿于道路橋洞之中，其悲慘的景象，可能遠勝比拉美城市的貧民窟!

　　事實證明，最高明治理，從來都是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我們事實計劃生育和實行火葬制度，實際上限制了居民生老病死的天賦人權，其依據是要防止人口太多消耗資源;然而，為了“保增長”這個口號，我們的政策卻放任各級政府、央企、地產商的瘋狂占地和大興土木，放任上億社會“成功人士”成十套、百套甚至千套炒房囤房;我們以世界不足20%的人口，卻耗費全球一半以上的煤炭、鋼鐵、水泥。這些都屬于現實給自上而下制定政策者的殘酷教訓。

　　按照被西方社會廣泛接受并踐行的中國老子的觀點，最好的統治者，人民并不知道他的存在;其次的統治者，人民親近他并且稱贊他;再次的統治者，人民畏懼他;更次的統治者，人民輕蔑他。統治者的誠信不足，人民才不相信他，最好的統治者是多么悠閑。他很少發號施令，事情辦成功了，老百姓說：“我們本來就是這樣的啊。”

　　為何應限制政府權力?新奧地利學派的創始人米塞斯認為“國家機器的任務只有一個，就是保護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私產以及抵御暴力侵略，一切超出這一職能范圍的政府行為都是罪惡。”哈耶克認為，“需對所有的強權或專制給予限制”，“對于政府，則要求其按規則管理國家，明確其責任范圍，且絕無逾越該責任范圍的權利。”

　　限制政府的權力，關鍵要嚴格控制政府的開支，特別是大規模的固定資產投資。目前中國政府投資多缺乏目的性，很多被懷疑為基于決策者升官發財的動機產物;由于規模太大，而且無限貸款透支未來時期的稅收，導致依賴拆遷買地推高房價致民不聊生;由于資金嚴重短缺，大部分地區涉及挪用社保基金問題，口頭說的減稅事實上多在增稅。不僅要限制政府投資，還要限制作為政治組織存在的國有企業的投資，將其規劃在一個不影響民營經濟活力的范圍。

　　中國擴大消費的動力在哪里?筆者認為并非來自城鎮化和現代化，而來自房價回落，來民營實體經濟振興擴大就業增加普通居民收入，來自政府控制政府和國有企業的亂投資，將節約的資金用于給實體經濟減稅和為城鄉居民充實并發放社會保障資金。由此，收入分配改革關鍵不在個人之間的收入分配，而在于政府(含國有企業)、企業(主要是民營企業)和居民個人之間的分配關系。只有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才能改變政府、企業和居民個人的需求結構，才能實現產業轉型和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五、治理房地產和金融混亂重回實體經濟

　　中國房地產和金融業過度繁榮且管理混亂的局面，與實體經濟特別是農業、制造業的凋零，屬于同一經濟整體結構失衡的正反面。例如，只有200多萬人的房地產開發業和地方政府土地經營機構，2011年經營收入達9億元，超過了包括農林牧漁在內的大農業總產值的8.63萬億元，而后者就業人口高達2.6億元。

　　金融業的暴利更是令人觸目心驚的。以國家規定存貸款利率和利差的銀行業為例，截至2012年三季度末，國內銀行業總資產規模突破128萬億元，中國銀行業成為國內金融系統的重要支柱。從盈利能力上看，2011全年中國銀行業凈利潤達1.04萬億元，伴隨著宏觀經濟整體下行，盡管銀行凈利潤增速放緩，今年前三季度16家上市銀行仍凈賺8127億元。與此同時，以銀行理財產品、私募股權投資、信托產品、委托貸款等為名的影子銀行業務，其利率更是達到了14-30%甚至更高，成為吞噬各行各業利潤的重要工具。目前國內影子銀行主要集中在三類，其一是地方政府的融資平臺及項目公司，其二是部分房地產企業，其三是信貸可得性差的民營企業。尤其是2010年后地產調控和融資平臺清理，兩者均出現資金鏈緊張，被迫尋求外部融資。

　　按照常規的看法，房地產開發盈利能力強，但是比起金融業，則后者的盈利能力要高得多了。經濟發展需要金融業，但金融的作用得有一定限制，必須促進實業發展而不是阻礙甚至限制其發展。房地產和金融業的混亂，根子還在于房地產的過度發展，導致宏觀經濟被迫因為房價的大漲而被迫多次調控，進而引發實體經濟的大起大落。國家為了穩定經濟增長速度，多次實施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以支持作為經濟增長動力的政府投資和房地產投資，這引起了社會流動性的泛濫，各種炒風日盛，最后定格在各種形式的“炒錢”上，這是“影子銀行”產生的基本背景。由于“房地產金融漏斗”的作用，導致國家為發展實體經濟的信貸資金，絕大部分流入房地產領域和其他炒作領域。這種局面如不改變，信貸資金投放最終必然引發嚴重的金融危機。

　　解決上述的關鍵是消除房地產泡沫。有人說中國不能承受泡沫破裂之重，因此我們要拼命維護泡沫。這是最為荒唐的邏輯!筆者認為，泡沫破裂只是早到晚到的問題，不存在安然通過的問題。重要的是，泡沫破裂之后，我們該怎么辦?不是做阻止泡沫破裂的無效抵抗。

　　消除房地產泡沫，需要從兩個方面發力：一是打破房地產開發商開發建設住房的壟斷權，給包括農村集體土地開發建設的房屋發放平等的房屋產權證明，實現住房供給的多元化;二是嚴格打擊住房投機，通過公布房屋產籍信息和對多套住房擁有者征收累進稅率的房產稅，促進存量過剩房屋流向市場，則房價必然面臨大幅回落從而帶動住房消費的路子來。

　　在金融領域，應加快推進利率市場化。中國影子銀行的發展是由于銀行收緊信貸，企業資金鏈收緊，被迫尋求資金救急;另一方面，較低的實際利率甚至負利率促使私人部門存款離開銀行體系，把錢投到高收益的理財產品、信托產品去。因此，逐步放開銀行信貸管制和存款利率上限，讓資金價格“隨行就市”，可以解決“影子銀行”產生的根源性問題。其次，要建立“影子銀行”的監控體系，加強影子銀行體系透明度，建立銀行與非銀行金融機構之間的防火墻，對銀行體系內的“影子銀行”活動和體系外的差異化處理。同時，密切關注銀行同業間的業務創新，把控銀行將同業經營風險擴大甚至向外轉移，避免“歐美式”影子銀行體系的轟然倒塌。

　　在消除地產和信貸泡沫的基礎上，應大力發展農業、制造業、現代服務業等實體經濟，特別要關注農業、農民和農村“三農”問題。目前農民貧困的原因不在于沒有進城，而是政策對農產品價格的管制，特別是以補貼為名義壓制農產品的價格機制，導致農民的農民的勞動和投入根本無法收回。為何創造財富的人最窮，而炒房炒樓者如此富有?這是我們必須嚴肅考慮的一個問題。

　　對于農民，提高收入顯然比什么城鎮化、現代化要重要得多。提高農民收入的手段，不僅要城市放開農民進城務工和生活居住的各種限制，特別是戶籍的限制;對于留守于農村的農民，則應逐步放開農產品價格的管制，使農產品價格穩定在農民人工和生產資料投入成本之外，仍有正常的利潤空間;徹底改變地方政府、企業和開發商變相低價征收農民土地局面，維護農民對非農開發土地的權益;基于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原則，通過補課的方式，加大對農村基礎設施的投入，為農民的居所建設污水管道系統;逐步推進城鄉社會保障的一體化，推動農民和城鎮居民的保障平等。

　　發展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主要不是依靠政府產業規劃，而在于打破國有經濟對一些經濟領域的壟斷;在自由競爭的前提下，充分發揮企業家精神的能動性和創造性，本著專注、著眼未來和民生關懷理念，滿足公眾日益增加的消費需求，以消費需求促進產業和經濟發展;政府的職責，不是大規模基礎建設投資，不是指定產業規劃和產業政策，而是限制行政壟斷，為企業的經營創造公平、穩定、可預期的外部經濟環境。

　　2012年12月18日于北京

　　(序者為經濟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工業經濟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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