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下旬以來，敘利亞局勢急劇惡化，美國將武裝打擊敘利亞風聲鶴唳。受此影響，國際金融市場大幅震蕩。筆者以為，對于全球經濟而言，敘利亞問題的尷尬之處恰在于它的爆發時點。

　　無論美國經濟、歐洲經濟還是新興市場經濟，正處于各自較為關鍵的敏感階段，敘利亞問題放大了現有各種不確定性，并由此給全球經濟復蘇蒙上陰影。

　　首先，美國經濟正處于QE政策即將啟動退出和債務上限之爭漸趨激烈的敏感階段，敘利亞局勢惡化可能將拖累美國財政鞏固進程、加大美國債務負擔，進而給美國經濟可持續增長帶來一定壓力。筆者分析了1991年海灣戰爭和1999年科索沃戰爭期間的美國經濟數據，結果發現：一方面，局部戰爭對美國實體經濟增長的整體影響偏負面，戰爭導致的投資收縮會抵消政府國防支出增加帶來的短期增長提振效應。

　　海灣戰爭爆發于1991年1月，1990年四季度和1991年一季度，強勁的國防支出分別給美國經濟提供了0.4個和0.24個百分點的增長貢獻，高于0.19個百分點的歷史平均貢獻。但受戰爭影響，這兩個季度美國投資大幅減少，并造成了3.64個和2.04個百分點的增長拖累，不僅抵消了國防支出的貢獻，還直接導致這兩個季度美國GDP分別萎縮了3.4%和1.9%，陷入其十年來首次衰退。

　　再看現在，美國經濟剛剛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復蘇基礎并不穩固，而且增長對投資的依賴較大，2013年二季度，美國實際GDP季環比年率增長2.5%，其中投資做出了1.48個百分點的貢獻，甚至高于消費的1.21。如果美國武裝干預敘利亞，那么，國防支出的增長貢獻雖有望小幅提升，但投資受到的打擊可能會產生相對更大的增長拖累效應，進而對美國經濟復蘇進程產生沖擊。再加上美聯儲退出QE已成定局，長期利率呈上升趨勢，美國經濟增長下半年可能將面臨雙重壓力。

　　另一方面，局部戰爭將帶來一定的財政壓力和債務風險。本次敘利亞局勢惡化同1991年海灣戰爭和1999年科索沃戰爭的宏觀背景完全不同，從債務規模看，2012年美國負債率為106.5%，2013年預估值為108%，遠高于前兩次局部戰爭時期的水平。而從債務可持續性看，現在的形勢更是不容樂觀。海灣戰爭和科索沃戰爭期間美國國債上限分別為4.145萬億美元和5.645萬億美元，戰爭期間和戰后一段時間內美國國債發行均沒有觸及上限，海灣戰爭結束2年后、科索沃戰爭結束3年后美國國債上限才被提升。

　　但敘利亞局勢惡化前，美國國債總額就已達到16.394萬億美元的上限，財政部使用各種特殊方法也僅能維持到2013年10月中旬。8月26日，美國財長杰克·盧就已致信眾議院議長博納，要求共和黨同意提高債務上限，但在戰爭降低減赤可信度的背景下，美國國會關于國債的上限之爭可能更趨激烈，如果未能及時達成一致，美國債務違約風險可能將突然躍升。

　　其次，歐洲經濟正處于剛剛走出連續衰退和德國大選將至的敏感階段，敘利亞局勢惡化可能將中斷歐債危機漸趨緩解的演化態勢，加劇歐洲內部分化，并給歐洲經濟徹底擺脫衰退帶來一定的壓力。

　　作為歐洲最重要的三個國家，德國、法國和英國均參加了1991年海灣戰爭和1999年科索沃戰爭。從歷史經驗看，局部戰爭加大了債務負擔，削弱了投資增長，進而拖累了經濟增長。

　　再看現在，歐債危機的緊張局勢自2013年以來逐步緩解，并使得經濟形勢趨向好轉，2013年二季度，歐元區實際GDP實現0.3%的環比增長，結束了此前連續6個季度負增長的衰退態勢。但值得強調的是，歐債危機并未根本性終結，敘利亞局勢惡化將加大參戰歐洲國家的政府支出，并對市場信心產生全局性負面影響，進而可能導致債務風險上升，債務危機再度惡化。

　　此外，歐元區經濟復蘇的基礎也并不穩固，二季度經濟增長雖已實現由負轉正，但失業率不降反升，7月為12.1%。在就業不足的背景下，信心趨強對經濟復蘇貢獻較大，8月歐元區消費者信心指數就從2012年末的-26.3升至-15.6，投資者信心指數則從2012年末的-16.8升至-4.9，敘利亞局勢惡化帶來的恐慌效應可能將削弱信心指數，特別是投資者信心指數，進而導致經濟復蘇缺乏支撐。

　　最后，新興市場經濟體正處于經濟增長放緩和局部金融震蕩的敏感階段，敘利亞局勢惡化可能將帶來“滯脹”壓力，導致局部危機擴大化。從歷史經驗看，中東局勢緊張階段，國際油價的上漲往往給全球經濟帶來一定的通脹壓力，而新興市場經濟體由于經濟增長的能源消耗較大，會受到較大影響。

　　再看現在，2012年以來新興市場就呈現出經濟增長放緩的態勢，2012年整體經濟增速為4.9%，較2011年下降了1.3個百分點，根據IMF的預測，2013年經濟增速也僅為5%。值得注意的是，敘利亞局勢惡化之前，新興市場的通脹壓力相對不大，2013年IMF預測的通脹率為5.9%，較2011年下降1.3個百分點，并低于本世紀以來6.77%的年均水平，但這一預測是基于2013年國際油價下跌4.7%的情景假定，而敘利亞局勢的惡化已經讓國際油價大幅飆升。因此，受敘利亞問題的影響，新興市場面臨的輸入型通脹壓力大幅加大。在經濟增長乏力和通脹壓力驟增的背景下，新興市場陷入“滯脹”困境的可能性明顯加大，一旦陷入“滯脹”，政策將面臨兩難，長期經濟發展穩定性將有所下降。

　　此外，歷史經驗表明，局部戰爭期間新興證券市場往往面臨著較大的資本外流壓力。根據IMF的數據，海灣戰爭爆發的1991年，凈流入新興市場的國際資本為1039.76億美元，其中證券投資凈流入僅為110.6億美元;而科索沃戰爭爆發的1999年，凈流入新興市場的國際資本則為365.99億美元，凈流入量是1990~2012年間的最低值，當年新興市場證券投資凈流出279.76億美元。

　　再看現在，受QE政策即將退出和發達國家經濟基本面好轉的影響，新興市場本就面臨著較大的資本外流壓力，敘利亞問題可能將使得形勢進一步惡化。根據IMF的統計，2012年流入新興市場的國際資本僅為1448.67億美元，創2003年以來的最低點，而證券投資凈流入為1649.02億美元，1981年以來首次超過全部資金凈流入量。

　　值得強調的是，新興證券市場易發生大漲大跌的情況，資金流動則具有較大不穩定性，在印度和印尼等少數新興股市近期大幅下跌的背景下，國際投資者可能將由于敘利亞局勢惡化進一步加快證券投資的全球布局調整，大幅撤出新興市場股市，進而導致少數新興證券市場的局部危機更趨惡化，同時也可能由此波及其他基本面還比較健康的新興市場經濟體。

　　(作者：資深世界經濟觀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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