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大西洋的凱恩斯和哈耶克之爭
其實凱恩斯學派和哈耶克學派的主張各有優勢和很強的政策借鑒意義,但是最終政策傾斜點會向哪一派靠近,要取決于現實的政治博弈、民意和市場風向標
■ 環球財經特約撰稿 蔣旭峰 (發自華盛頓)
若說奧朗德擊敗薩科齊入主法國愛麗舍宮見證了緊縮財政政策和刺激政策之爭的風向標轉向,那么在美國馬里蘭州戴維營舉行的八國集團峰會則是這一爭辯的加速器。
在八國集團領導人的全家福合影上,分站在東道主美國總統奧巴馬兩旁的是奧朗德和德國“鐵娘子”默克爾,《戴維營宣言》開篇的第一句就是奧巴馬和奧朗德的“雙奧”式主張——“促進經濟增長和就業創造是八國集團面臨的迫切任務”。
其實,在這場跨大西洋的大討論背后,有兩個未見其人、但聞其聲的經濟學泰斗——凱恩斯和哈耶克。而源于他們二人的學派之爭,也是透析當今世界經濟走向的反光鏡。
花錢的愉悅
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傷痛以及英國失業大軍引發的一系列社會問題,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主張國家采用擴張性經濟政策,通過增加需求來促進經濟增長。這一主張在上世紀30年代美國大蕭條時期、約翰遜等美國民主黨總統執政時期得以廣泛應用。
1931年凱恩斯在英國的一檔廣播節目中向聽眾闡述多花錢的功勞:“你每節省5個先令,就使得一個人失業了一天。你不買東西,貨架就無法清空,就無法上新貨,就有人會失業。相反,你買東西的同時,就在增加就業。愛國的家庭主婦們,明天一大早就上街買東西吧!在購物的同時,你們還可以享受到為國家增加就業和增加財富的愉悅!”
在歐元區近一半的經濟體陷入衰退,英國、丹麥和捷克也陷入衰退的背景下,按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新凱恩斯學派代表人物保羅·克魯格曼的說法,當前歐元區一味堅持緊縮政策是“經濟自殺”行為,加大政府開支是歐元區擺脫衰退的惟一道路,但目前默克爾式的緊縮政策還在像“僵尸”一般游走在歐羅巴大陸。
在希臘等國年輕人失業率高達50%的嚴峻局勢下,按照克魯格曼等經濟學家的主張,歐洲應當廣泛開展以工代賑、增加政府投資項目。凱恩斯就曾宣稱過:“為何不把倫敦城的南部推倒重建?這肯定能夠創造新就業崗位。難道讓閑著無事做的人領失業救濟比有活干更好嗎?”
開支的奴役
出生于奧地利的弗雷德里克·哈耶克是新自由主義的代表經濟學家。涉獵范圍包括經濟學、心理學、哲學等眾多領域的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等著作中指出,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背后有一種自發調節平衡的機能。他反對國家對于經濟生活的干預,將上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滯脹歸罪于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認為實現經濟自由的途徑是推行市場經濟,讓市場機制充分發揮調節作用。
當前美國分貝最大的哈耶克之聲來自共和黨總統競選人、得克薩斯州聯邦眾議員羅恩·保羅。與哈耶克一樣反對國家對貨幣發行過度干預的保羅的代表作是《終結美聯儲》,為其在美國贏得眾多瘋狂的年輕粉絲,而此書的獻辭就是“獻給弗雷德里克·哈耶克”。
美國總統里根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執政期是哈耶克學說作為大西洋兩岸執政主流思想的黃金時期。近年來在關于危機和增長議題的討論中,哈耶克的影響力也一直存在。歐洲央行前行長特里謝就強調財政緊縮對強化市場信心的重要性:“提振信心的政策舉措是能夠促進經濟增長,而非妨礙經濟增長的”,這也是美國當前共和黨財政保守派的主張。
《華爾街日報》等自由市場學派媒體重鎮多次撰文強調,世界經濟擺脫70年代滯脹局面就是依靠鼓勵私人投資、冒險、資本形成的改革措施,從而提高了勞動大軍的流動性和經濟的靈活性,減少了價格管制并降低了稅率。作為歐洲經濟樣板的德國之所以能夠闖過本世紀初的經濟困境,在相當大程度上是依靠施羅德總理在2003年推出的削減福利、增加就業市場靈活度和降低企業所得稅的改革。
如今,美國共和黨領袖、眾議長博納等人的政策觀點與當年的施羅德較為相似。博納5月15日再次批評白宮的經濟政策并開出哈耶克式藥方,要想加速美國經濟增長,就必須要減少稅負、減少政府監管和減少政府開支。
從德國政治家看待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的立場上,更能清楚地看到哈耶克的身影。德國財長朔伊布勒在2010年就曾譏諷美國、英國等國應對金融危機的刺激政策,這位輪椅上的大人物說:“這些國家已經給經濟注入了數不清的錢了,結果卻是慘淡的。”默克爾在八國集團峰會召開前重申,依靠擴大財政支出并新增債務來刺激經濟增長的做法只會讓歐元區陷入新一輪更深的債務危機。
該學派的專家認為,增長無疑是讓歐洲擺脫危機的惟一途徑,但問題的關鍵在于增長應當來自何方?他們強調,經濟增長應當是通過降低稅率、勞動力市場改革、放松監管等舉措帶來的私營部門增長。
哈耶克的支持者認為,在金融危機之后,很多歐洲國家的公共債務占GDP的比重已經增加了超過20個百分點,目前歐洲很多國家不具備進一步以大幅增加開支來拉動經濟增長的財政和市場條件。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資深研究員雅各布·柯克加德等專家指出,在一定程度上,德國人是在利用市場壓力和歐債危機將德式財政紀律輸送到歐洲大陸的南端。
向左走,向右走
為了應對市場壓力,歐元區國家大多采取了財政“砍”字當頭的措施,為的是贏得投資者的信心,并為推動經濟中長期結構性改革贏得時間。但是在經濟衰退期推動結構性改革談何容易,來自政府的有效需求減少使得多個重要經濟體進入“二次衰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預測,今年整個歐元區都將陷入經濟衰退。
不景氣的經濟使得歐洲的就業形勢惡化且民怨增加。歐盟統計局的數據顯示,3月份歐元區國家失業率達到10.9%,創歐元區成立以來新高;與此同時,以緊縮為核心的應對危機措施并未使得歐元區高債務國的債務水平降低,歐盟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去年歐元區17國的政府債務占其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2010年的85.3%上升至87.2%,其中希臘的負債率高達165.3%。
凱恩斯學派也未放棄大危機創造的絕佳爭辯時機,他們認為在西班牙等歐元區邊緣國家,緊縮政策帶來了可以比肩大蕭條期間的經濟衰退和高失業率。“提振信心的童話無法兌現。”克魯格曼如是評價。
法國左翼社會黨候選人奧朗德5月6日擊敗薩科齊,意味著全球第五大經濟體的政治經濟風向標在“向左轉”。奧朗德贏得大選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他利用民眾對緊縮政策的厭倦,反對歐洲貫徹德式緊縮財政政策,希望通過修改“財政契約”和采取適當舉措來刺激經濟增長。但是,法國大選結果公布之后,市場再次展現出了“精神分裂癥”,日本東京和美國紐約股市旋即低開,因為投資者擔心歐洲經濟“向左走”會使得市場關注的財政紀律再度松弛。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近期在瑞士蘇黎世講話時指出,關于緊縮和增長之爭是當前眼下最時興的熱議話題,但是對于這兩者非左即右的探討是一個“偽命題”,關鍵是要找到兩者的合適平衡點,來促進強勁經濟增長。
八國集團宣言關于增長和緊縮的表述明顯是“兩張皮”,體現了美、德、法等大國之間的政策分歧沒有消除。“八國集團歡迎歐洲關于如何在提振經濟增長的同時推進結構性財政整頓的討論??各國應采取的正確經濟政策不會完全相同。”
現實政治博弈
盡管奧巴馬在飛往故鄉芝加哥參加北約峰會之前,興高采烈地宣布八國集團峰會取得了重要共識,但自從去年共和黨人贏得了美國國會眾議院的主導權之后,美國的財政政策在今年底的大選前都會延續中間偏右色彩,奧巴馬自己提出的多個就業促進議案都未能通過國會。面臨大選壓力的他深悉,其實凱恩斯學派和哈耶克學派的主張各有優勢和很強的政策借鑒意義,但是最終政策傾斜點會向哪一派靠近,要取決于現實的政治博弈、民意和市場風向標。
在30年代這兩位相識的經濟學家的爭鋒中,凱恩斯顯然占據上風。凱恩斯的傳記作家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指出:“在上世紀30年代的論戰中,哈耶克被凱恩斯擊敗,原因并非是凱恩斯‘證明’了自己觀點正確,關鍵在于當世界經濟崩潰之際,沒人會對造成崩潰的原因這一問題感興趣。”
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歐洲政黨政治出現“向中間靠攏”的趨勢。在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的影響下,歐洲政黨政治雖大體延續了這一趨勢,但是近期斯洛伐克、羅馬尼亞、法國等國都出現了政治“左轉”跡象,右翼執政聯盟在德國北方兩州的地方選舉中“失血”。在此大背景下,即便是德國財長朔伊布勒等人的口吻都有松動跡象。
不可否認,在相當大程度上,歐元區的走向和歐債危機的解決之道取決于德國政治家的意愿,而這一意愿又在相當大程度上取決于德國國內政治力量的分化組合。這一情形同樣適用于頭戴財政“緊箍咒”的奧巴馬政府。近期,朔伊布勒在與西班牙財長金多斯會晤后表示,應當采取刺激增長的舉措,但他強調政策空間“有限”。
當年投資人士通過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公文包的厚度來判斷美聯儲加息的可能性大小,如今通過默克爾的一顰一笑來判斷歐元區的未來并不夸張。在風景秀美的戴維營,奧巴馬迎接默克爾時問候說:“別來無恙?”默克爾一言不發。奧巴馬無趣地說道:“你應該有心事吧?”默克爾依舊一言不發。的確,希臘這個歐元區成員國是去是留以及如何應對后續政治、經濟風險,讓默克爾等歐洲領導人心煩。
這么多年來,兩大經濟學派的思想碰撞互有攻守。哈耶克就說過,當他提出嚴肅的觀點時,盡管凱恩斯并不一定贊同,但是也嚴肅地對待哈耶克的觀點并尊敬他。這一20世紀的大論戰已經延續到了21世紀。歐盟領導人5月23日舉行的非正式會議以及希臘6月17日舉行的新一輪議會選舉都是觀察兩大經濟學派碰撞的絕佳契機。
不過,兩個經濟學派的邊界似乎并沒有那般涇渭分明。自從上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凱恩斯主義被認為已經多次壽終正寢了,但是經濟學大師米爾頓·弗里德曼則指出:“在某種意義上,我們都是凱恩斯主義者了;在另一種意義上,我們又都不算是凱恩斯主義者。”危機既有可能讓兩大學派的邊界變得更清晰,也有可能變得更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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