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新自由主義對所有權制度變遷的影響　　

何其多　　

[摘    要]   中國在新自由主義的推動下形成了對公有企業和公共資源的私有化運動，結果不僅破壞了社會主義公有制，而且形成了享樂主義、拜金主義和消費主義等意識形態的泛濫，使社會主義信仰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危機?！　?/p>

[關鍵概念]   所有權           所有權制度            制度變遷            意識形態            私有化　　

ON THE IDEOLOGICAL ISSUES IN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OF OWNERSHIP　　

He qiduo　　

[ABSTRACT]   Under the impetus of China's neo-liberalism, the privatization movement was come into being for public-owned enterprises and public resources, the resulting not only has been doing damage to the socialist public-owned ownership, but also to the unchecked spread of the ideology of hedonism, money worship and consumerism, the socialist convictions is also facing an unprecedented crisis.　　

[KEY CONCEPTS]   Ownership     Ownership institution     Institutional change     Ideology     Privatization　　

一、引言　　

所有權是人們對組織、財產和資源甚至對人本身（奴隸等）所具有的歸屬權，是人對物甚至也包含著人對人的占有這種原始權利以及由占有而產生的各種派生權利。因此，我們將所有權歸為原始權能。而由所有權派生的其它權利即人們對組織、財產、資源（廣義上也包括對人本身—如奴隸）所具有的占有權、控制權、利用權（使用權、消費權、經營權等）、處置權（轉讓權、抵押權、質押權、贈送權、租賃權等）、收益權、賠償權、征用權、受益權等均為所有權的派生權利。從所有權客體的制度規定中可以判斷一個國家及其不同歷史階段的社會的性質。因為，所有權的客體可以是任何有形財產和組織或任何無形財產和組織，甚至包括人本身。例如，在奴隸社會中，按照奴隸制度之規定，奴隸主對奴隸的各項人生權利甚至對奴隸的生命、身體及其后代的生命及其身體都具有所有權，并且，奴隸主還具有由對奴隸的所有權派生的對奴隸的使用權、奴役權、處置權（買賣權、贈送權、抵押權）和收益權等；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按照資本主義制度之規定，資本家對工人的勞動甚至對工人的勞動力本身具有占有權、使用權和控制權等權利。因此，不同的所有權制度不僅對物的規定是不同的，而且對人本身及其權利的規定也是不同的。而從所有權客體是否可以同時為不同的所有權主體作為所有權對象也同樣可以判斷一個社會的性質以及在這個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政治關系、經濟關系（以生產關系為核心）、法律關系（國家法而不是自然法）和社會關系。即人們對組織、財產和資源的所有制性質可以是排他性的（私有制），也可以是非排他性的（公有制）。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所有權的排他性制度安排不僅降低了整體經濟效率和社會成員的生活質量，而且導致了人與人之間日益擴大的由財產的不平等關系及其惡化而導致的一系列的日益尖銳的政治不平等、法律不平等和社會不平等的反人類性后果。因此，一個社會中占主體地位的財產（主要是生產資料）以及人類組織形式的所有權的性質不僅決定著這個社會中社會成員之間的政治關系、經濟關系、法律關系和社會關系以及人們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甚至生活方式，由此而形成整個社會的階級基礎；同時，財產以及人類組織的所有權的性質還決定著這個社會的社會性質，并對社會的一切現象起到基礎性的和決定性的作用。因此，所有權制度安排以及由社會行為所導致的所有權制度變遷所規定的社會成員對財產甚至對人本身（奴隸和資本主義工人）的所有權及其行使規則對社會制度的性質和人類行為承擔著全部后果。　　

二、新自由主義對所有權制度變遷的影響　　

中國社會主義公有制面臨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逐步控制了理論權力、學術權力、輿論權力（話語霸權）甚至行政權力的、作為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對中國推行和平演變政策主力軍的新自由主義者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社會主義經濟本身的系統性改造—西方資本主義和平演變戰略的系統性實施。這一系統性和平演變的主要內容包括：（一）、以美國為主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為中國培植和輸送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和資本主義理論的系統知識，為和平演變奠定理論基礎和思想基礎。其主要內容是：（1）、具有美籍華人身份的新自由主義者認為到中國改革開放中大顯身手的時機已到或受和平演變政策實施者的歸遣到中國大陸進行一系列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方案的宣傳（為政府官員授課、在高校舉辦講座、新聞宣傳等）；（2）、為中國培養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理論工作者，使其回到中國后成為中國社會誘導中國改革沿著和平演變方向發展的具有“理論權威”的有生力量；（3）、在中國理論界、大學講堂和全社會全面奪取社會主義理論陣地、教育陣地和宣傳陣地，將學術雜志、報刊、電視和網絡等原來的社會主義宣傳工具改造成為宣揚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和資本主義知識體系的宣傳工具，大規模地推行英語學習制度、英語考試制度、西方哲學、西方政治學和西方經濟學必修制度等進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灌輸和資本主義理論的系統性洗腦教育。同時，淡化和排斥社會主義理論課程，使社會主義理論、馬克思主義哲學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教育流于形式，甚至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課和社會主義理論課變為馬克思主義批判課和社會主義批判課，全面否定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通過對一代一代的青年學生進行資本主義信仰教育來消除中國人民對社會主義的信仰，最后建立起以經濟人理性為基礎的利己主義社會觀、享樂主義人生觀、金錢主義價值觀、消費主義生活觀這樣一整套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完成了對中國社會的改造、中國人民的人性改造和中華民族的民族性改造，以服從于資產階級通過擴大市場和消費來實現永不停息的資本積累和資本集中目標；（4）、直接為在中國政府中僭越并控制了改革權的、具有新自由主義傾向的行政官員提供諸如“抓大放小”、“國退民進”、“改制”（“私有化”）等新自由主義的改革方案，欺騙政府推行新自由主義倡導的和平演變路線，不斷擴大資本主義市場范圍以及由市場擴張和直接掠奪公共財富來實現的資本積累。（二）、全面否定社會主義公有制、宏觀經濟計劃和按勞分配在社會主義經濟中保障公平正義和效率乃至在實現科學發展以及構建和諧社會中的基礎性作用，“論證”和宣揚資本主義私有制、資本主義市場和按資分配以及按資本主義權力分配的合理性，從而顛倒社會的是非觀念，破壞正確的社會主義價值觀等符合正義原則的合理秩序。（三）、極力宣揚符合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和價值標準的、為資本積累和資本集中鳴鑼開道的偽科學性質的資本主義理論。這些似是而非的“科學理論”主要是：（1）、以宣揚資本主義自由即金融自由化、貿易自由化、投資自由化、市場化、全球化和對公有企業及其資產進行私有化為核心內容的“華盛頓共識”；（2）、在理論上歪曲解釋私有化運動，即將私有化運動解釋為“新公有化運動”和“民有化運動”等，并聲稱私有化運動是有利于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和符合人民利益的，借以實現剝奪公共資源、公有組織和公有資產的罪惡目的并以此掩耳盜鈴地蒙騙人民（新自由主義者將私有化性質粉飾為社會主義性質的改革實際上就是“皇帝的新裝”—私有化的本質只有新自由主義者裝作不清楚，而“人民的眼睛是血亮的”）；（3）、以“民有經濟”概念代替“私有經濟”概念，從而將“民有經濟”中的“民”所包含的“人民”集合概念蓄意偷換為“私有經濟”中的“私”（資本家）個體概念（即以人民中的個人偷換人民全體），從而以“資本家”（私人）概念代替“人民”（全體）概念，以“資本家”的“私”代替“人民”的“公”。其最終目的就是使私有化者和資本家打著人民的名義將屬于人民的財富變為私人財富，并以此實現迅速擴大資本主義私有制和資本積累的目的，實現在社會中占少數的資本家與人民爭利的圖謀。在新自由主義的理論邏輯中，真正屬于人民所有的全民所有制企業是與真正屬于私人即資本家所有的私有企業爭利，那些所謂“草根金融資本”、“草根工業資本”和“草根房地產資本”（實際上正是與無產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等強勢集團只不過是打著“草根”即人民、甚至打著弱勢群體的名義掠奪人民并妄圖在金融、工業和房地產業等實施資本統治與提出要求全民所有制金融企業、工業企業和房地產企業等行業將屬于全民的社會主義市場退讓給僅僅只是屬于社會少數人的資本家。顯然，事實上，新自由主義者所批判的全民所有制企業與人民爭利的實質正是資本家與人民爭利—包括房地產資本家和礦業資本家在內的資本家暴利不僅說明資本家與人民爭利是虛偽的，而且說明資本家與人民爭利具有極端的貪婪性和無恥性，同時也說明資本暴君（其背后就是資本家暴君）掠奪人民財富和勞動成果的虛偽性、專橫性和殘暴性。透過新自由主義的虛偽聲音和貪婪說詞，我們不難發現，新自由主義者所聲稱的所謂“公有制企業與人民爭利”的強盜邏輯和邪教理論正是新自由主義者為私有化運動和資本主義私有制擴大資本積累和資本主義市場提供的一個聽起來似乎是在為人民說話但實際上是在為資本家說話的反人民的謬論。（四）、在“改制”前為“改制”準備條件的包括全民所有制企業和集體所有制企業在內的公有企業的高級管理者（廠長、經理等）及其政府主管部門的官員蓄意制造公有企業效率不斷下降、虧損不斷擴大的具有犯罪性質的結果，從而綁架政府超越全民公投程序放棄對公有企業的所有權，為下一步進行私有化奠定基礎。這些企業的高級管理者對企業效率下降和虧損不但不承擔任何經濟責任、行政責任和法律責任，反而還因此得到了對企業及其資產進行私有化即進一步瓜分公有資產的權利（對公有企業和公有資產的非法處置權），以此來完成最沒有成本的、最殘酷的和最違反公平正義原則的資本原始積累目標。（五）、向政府決策者灌輸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資本主義知識體系，為政府提供符合其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的“改革方案”即和平演變方案，制定和實施“抓大放小”戰略和“國退民進”戰略，從政策上推動社會主義公有制向資本主義私有制的轉變。（六）、推行私有化運動，從而使全國三十個省市自治區兩千多個縣數十萬計的全民所有制企業和集體企業（合作企業、鄉鎮企業等）被強制私有化為少數私人財產，最終使新自由主義者實現了對公有制企業和大量公共資源（包括政府資產甚至某些黨產、礦產資源等）的全面私有化目標，完成了權貴資本的原始積累并不斷擴大著資本主義資本積累的市場（這是資本積累的源泉）—這就是新自由主義者實施和平演變的最具體和最重要的成果?！　?/p>

總結新自由主義者和平演變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教訓，我們不難發現，理論上無法提出系統性的提高公有制經濟效率的改革方案和改革的決策者在新自由主義者的誘導下錯誤地放棄了對中小公有制企業的發展和對公共資源的全面的強有力的控制正是中國公有制實現了向私有制變遷的重要內因，而上述新自由主義者推行和平演變戰略的系統性步驟不過是導致私有化結果的外因。同時，我們發現，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中，以新自由主義者為主流的理論界關注的不是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而是怎樣破壞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資本主義的問題?；蛘哒f被邊緣化了的中國非主流理論—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在作為主流理論的新自由主義理論的理論暴力下失去了理論權力（例如話語權、論文發表權、著作出版權等），從而形成了社會主義理論缺乏對社會主義建設應有的理論建樹的后果。而從社會主義理論家自身原因來看，在時至今日的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我們仍然沒有真正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能夠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提供實實在在的、具有指導性意義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體系、政策體系和整體方案。顯然，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建設缺失的時間越長，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乃至社會主義制度建設處于在新自由主義強大攻勢下被動挨打的不得局面的持續時間也將越長，社會主義建設遭受的損失也將越嚴重。因此，科學的、可行的、具有切實指導性的、符合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需要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建設在半個世紀以來一直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最基本的、最急切的、需要理論界全力以赴地不懈努力解決的重大問題?！　?/p>

三、主要結論　　

中國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主要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進行的私有化運動正是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即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推動下完成的。新自由主義者不僅系統地實施了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公有產權制度和公有企業及其資產以及大量的公共資源進行了以私有化為核心的和平演變，而且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甚至中華民族的民族性以及中國人的生活方式進行了影響深遠的和平演變?！　?/p>

中國社會在所有權制度變遷中所完成的意識形態變遷意味著中國社會至少在某種程度上被新自由主義化和資本主義化了，而資本主義化的結果就是，中國越來越多的人完成了從社會主義信仰到資本主義信仰的轉變。所有權制度變遷和意識形態變遷導致的結果是使國民越來越信奉利己主義社會生觀、享樂主義人生觀、金錢主義價值觀和消費主義生活觀，使中華民族的民族性越來越伴隨著日益增多的個體的墮落而走向墮落—這是一個民族及其文明走向衰落的標志。因此，即使中國經濟建設已經取得了如何巨大的成就，但繁榮只是假象，是物欲橫流中的墮落。任何一個社會主義者都必須對此保持清醒的認識，客觀地對待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成就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文化及至中華民族的民族性的惡劣而深遠的影響?！　?/p>

主要參考文獻：　　

[1].馬克思：《資本論》（中文版），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版。　　

[2].斯蒂芬·霍爾姆斯：《反自由主義剖析》（中文版），曦中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2002年版?！　?/p>

[3].程恩富：《旗幟顯明地予以抵制和反對新自由主義》，《求是》，2005年第3期?！　?/p>

[4].魏伯樂、奧蘭·揚、馬塞厄斯·芬格：《私有化的局限》（中文版），王小衛、周纓譯，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2006年版。　　

[5].阿爾弗雷多·薩德-費洛、黛博拉·約翰斯頓：《新自由主義：批判讀本》（中文版），陳剛譯，江蘇人民出版社，南京，2006年版?！　?/p>

[6]. 陳平：《新自由主義的興起與衰落》，世界知識出版社，北京，2008年版?！　?/p>

[7].克里斯·哈曼：《對新自由主義理論研究的反思》（中文），唐科譯，烏有之鄉網，　2008年10月22日　?！　?/p>

[8].張順洪：《關于當前的意識形態斗爭》，《政治學研究》，2009年第3期?！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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