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中美之間又發生了一起令中國國民沮喪、商務部門尷尬的事件，華為技術有限公司發表公開聲明，接受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要求，放棄對美國服務器技術公司3Leaf Systems的一項知識產權的購買。此前，CFIUS曾以“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為由，建議華為放棄這項收購。這是美國對中國企業在美國本土投資、招標、市場準入等商務活動加以屢屢加以拒絕的最新一例。這與美國企業在華投資，一路綠燈，而且往往還享受“超國民待遇”，形成鮮明對照。

在“保護”中成長

常識告訴我們，小孩出生到成年，多需要精心呵護，才能健康成長。發展中國家幼稚經濟同樣如此，世界經濟史清晰地告訴我們，一國經濟的強大是有序保護而不是放任自由的結果。當今世界經濟強國，都有長期保護主義的記錄。英國有200年，美國有100多年，發達的日本，迄今的市場保護程度，尤其是非關稅壁壘，比中國要高得多。

英國在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前，長期實施保護主義。1651年和1660年，英國議會通過兩份《航海條例》，要求殖民地的貨物必須由雇用英國水手的英國船只運輸，所有從歐洲運往北美及其他英國殖民地的貨物，以及所有由英國殖民地輸出的貨物，都必須經由英國轉運，通過關檢，交付關稅。1699年，為了保護羊毛業與紡織業，英國禁止從國外進口羊毛，而后又禁止從印度進口棉布。據統計，1796-1845年間，英國大多數年份關稅率是30-35%，其中1820-1835年間曾出現增高，最高的年份達65%。正是經濟保護而不是自由貿易，培育了英國工業，使英國日趨強大。1776年亞當·斯密著書《國富論》宣揚自由經濟，但是直到1846年以廢除《谷物法》為標志，英國方才積極倡導并正式走上自由貿易之路。

歐洲另一強國也是當今世界制造業最發達的國家——德國，同樣是通過經濟保護主義實現強大的。英國強大后，用一整套自由貿易理論蠱惑世界。德意志民族向來具有獨立思考精神，經過反復實踐與探索，德國最終選擇了經濟保護主義，并誕生了一套經濟保護主義理論，杰出代表者就是F·李斯特。李斯特在1841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一書中強調，世界沒有普遍適用的經濟發展道路和經濟體制，每個國家都應走自己的道路。李斯特強烈懷疑英國推行自由貿易的動機，“一個人當他已攀上了高峰以后，就會把他逐步攀高時所使用的那個梯子一腳踢開，免得別人跟著上來”。“然后向別的國家苦口宣傳自由貿易的好處，用著那種過來人后悔莫及的語氣告訴它們，它過去走了許多彎路，犯了許多錯誤，到現在才終于發現了自由貿易這個真理”。李斯特的學說在德國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1879年5月首相奧托·馮·俾斯麥發表演說，直接呼吁加強保護主義。他指出，廣開門戶使德國全部產業的發展和整體的經濟地位蒙受損失；采取保護主義的一些國家正在繁榮起來，采取自由主義的各國正在衰落。“鐵血首相”所指的正在繁榮的國家就是美國。

經濟自由主義與保護主義美國都有過長期充分實踐，但是美國為了自己的強大而堅定選擇了經濟保護主義。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誘導了無數讀者，包括很多圣賢，美國開國元勛托馬斯·杰斐遜，就堅定相信，自由貿易可以使美國實現繁榮。事實也表明，在北美殖民地時期，以及美國獨立建國后到第二次美英戰爭的30多年間，通過自由貿易，形成了合乎美國“比較優勢”的經濟結構——對內依靠開采資源、發展農業，對外依附英國、國際市場（美國80%的棉花、出口貨物的50%銷往英國），實現了經濟繁榮。美國人在衣食住行方面趕上甚至超過英國，作為英國人的后裔，身高平均比英國人高出兩英寸，就是營養良好的明證。

但是，以聯邦財長漢密爾頓為代表的經濟民族主義者，堅持實施保護主義政策，認為只有這樣才使美國強大，國家擺脫依附，實現真正獨立。經由國內政黨與精英分子的反復激烈斗爭，漢密爾頓個人甚至付出血的代價，國家遭受烈火的“洗禮”（紐約、華盛頓在第二次美英戰爭中被英軍焚毀），美國精英方才認識到，經濟繁榮不等于國家富強，落后挨打，富而不強同樣危險。如此，美國最終走上了經濟保護主義道路，而且在這條道路上一走就是100多年。美國通過一系列關稅立法（1816年關稅法案將平均關稅提高到25%，1828年提高到50%），大力扶植民族制造業的發展。此后，盡管仍有自由與保護之爭，甚至由此演化為南北戰爭，但是國家的保護主義政策不僅沒有動搖，而且不斷強化。美國的保護主義直接壯大了民族企業，促進了工資上漲，并維持著高工資，如此可以持續吸引、留住優秀人才，為美國發起世界第二次工業革命提供了良好的國內環境，而正是第二次工業革命一舉將美國推向世界強權的寶座。到1872年（也有說是1880年）美國經濟超過英國，即便如此，美國并未拆除傳統的經濟藩籬。

美國的崛起，又為保護主義增添了而一個經典案例。美國等到具有強大甚至全方位競爭力后，便接過了英國的經濟自由主義的大旗，并發起成立“關稅總協定”（GATT，1947年）等國際組織來加以推動。而昔日的鼓吹者在不斷失落中搞起了“帝國特惠制”（1932年），逐步轉向了保護主義。前不久，有高官在要刊發文宣揚“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推動經濟全球化進程”，一大論證就是“貿易中心國家都是經濟強國”，真是貽笑大方，不僅不懂經濟，而且不懂歷史。理論邏輯與經濟歷史所揭示的是“經濟強國才是貿易中心國”，那些所謂“貿易中心國”（如荷蘭、西班牙等）因貿易而得到的經濟繁榮只是曇花一現。中國南宋通過“茶馬互市”等商業活動，把經濟搞得十分繁榮，府庫積累的絹帛與錢繩都腐朽了，卻一個偏安一隅、任人欺辱、窩囊透頂的王朝。

“自由”與“保護”隨機應變

大英帝國用思想理論、堅船利炮兩手，打開后進國家國門，鋪就自由貿易之路。作為大英帝國的衣缽繼承者，美國對英國的手法顯然發揚光大，在“胡蘿卜”與“大棒”的選擇上，更加細致精巧。在以大棒做后盾的基礎上，美國設計了一系列手段，包括一套宣傳自由主義經濟學說，一批推進經濟自由主義人才（如“芝加哥男孩”），一組實行經濟自由主義政策（弗里德曼的致富“金馬甲”），一個后進國家“拒絕或接受同樣是失敗”的世界體系，以此來推行經濟自由。

美國正式對外兜售經濟自由主義由布雷頓森林體系開始，首先集中于建立一個商品自由流通的世界。20世紀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資本的自由流動被提上議事日程。到了20世紀90年代初，隨著蘇東巨變，冷戰結束，自由主義登峰造極。1990年由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炮制的“華盛頓共識”誕生，“共識”要求在全球范圍內建立一個無管制的金融市場，拆除一切制約國際資本流動的障礙。1990年，美國哈佛大學的學者拋出“哈佛報告”。報告認為，只有保持央行高度獨立，才能在低通脹條件下，實現適度經濟增長和低失業率。1991年，應美國的要求，國際組織以國內生產總值（GDP）取代國民生產總值（GNP）成為國民經濟增長的一種標準的統計方法，如此很好地掩蓋了跨國公司為東道國制造“數字業績”而將財富輸送母國的實質。也是從這個節點，西方多家研究機構（如美國“傳統基金會”）著手對全球不同國度的經濟自由度進行評估，每年發布世界自由經濟指數，它們“倒因為果”，“揭示”一個相同而又清晰的結論：經濟越自由，國家越富裕。

毫無疑問，美國從它主張的自由經濟與主導的世界體系中輕松、持續地獲取巨大利益。但是，禍福相依，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美國從自由貿易、自由市場中獲取利益的同時，也愈發增加了對這種不勞而獲收益的依賴，從而使得美國的企業創新、國民奮進逐漸失去了動力。如此，像羅馬帝國、大英帝國遭受“不義之財的魔咒”一樣，美國的衰落不可避免。面對朝氣蓬勃的新興后來者，美國養尊處優的企業、國民越來越缺乏競爭力。玩弄自由經濟越來越力不從心，如是，美國以自己的利益為基軸，自由主義和保護主義交替使用，隨機應變。從20世紀80年代起，美國國內的經濟民族主義重新抬頭，在與歐洲、日本、“四小龍”、如今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的經濟摩擦中，美國的所謂“公平貿易”不時出現，而且調門越來越高。統計數據顯示，當今世界，美國是發起反補貼、反傾銷最積極也是數量最多的國家。在美國經濟時好時壞的周期中，保護主義潮漲潮落；在美國經濟實力總體衰落中，保護主義呈現總體走強態勢。

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爆了2008年國際金融大危機。危機發生后，美國國會在經濟拯救法案中增加了購買國貨條款，第一個豎起保護主義大旗。多年來，美國為保護主義興起做了“充足的功課”，僅在“國家安全”的名義下就有從1917年的《與敵貿易法》到2007年的《外國投資與國家安全法》等十來部法律法規，此外還有諸多涉及反壟斷、反傾銷等與保護主義相關的法律法規。對于任何一個美國不喜歡或有挑戰性的競爭對手，美國都可隨便用某一種名義加以拒絕。法律官司持久且昂貴，被美國敲打的對手即便僥幸贏了官司，但是十有八九還是輸了票子。因此，在經濟保護主義問題上，聰明的對手，是不會與美國講道論理，美國人根本也不相信這套，他們相信的就是實力。國家博弈，利益至上，實力是劍，道義是枷，“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是最有效手段。

在名義上，政府代表國家行使權力；在實際中，政府官員則是代表本國利益集團謀取利益。政府是船長，利益集團是羅盤，船長要始終按羅盤指引的方向前進。這是合乎邏輯與歷史規律的。保護主義要保護的是本國企業市場份額（也就是企業利潤），保護勞動者就業，保護國家利益最大化以及保護國家安全。保護企業市場份額與勞動者就業，在現行國際法理與道義之下，名不正言不順。因此，往往便用可以自由界定、抽象的、亦真亦假的“國家安全”作為擋箭牌。當今國際交往準則，功利主義當頭。“沒有永恒的朋友，也沒有永恒的敵人，只有永恒的利益”。特別是像美國這樣，多年來，一直高舉功利主義大旗的國家，國家利益最大化，非常清晰。顯然，拒絕中方對美直接投資，是出于嚴密的市場保護主義。

中國：亂了思想，手足無措

出于對本國企業與國民的保護，本著國家利益最大化，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以各種名義，設立重重關卡，不斷強化經濟保護，易于理解，非常正常。反觀中國，一個發展中國家，謀不如人，力不如人，技不如人，卻高叫著“我家大門常打開，敞開懷抱等你”，讓國人、世人大跌眼鏡，顯得十分另類。

對于自己在美國市場遭受強大政府力量的阻擊，華為僅一家公司做了自己的最大努力與掙扎。美方的解釋是，華為缺乏透明度，被懷疑與中國政府甚至軍方有關聯。華為在2008年與Bain Capital LLC一起計劃收購美國3Com公司失敗時，就自己是一家“100%的民營企業”給予了澄清。此次遭挫，公司副董事長兼美國分公司總裁在公司網站上發布公開信，聲明“愿意遵照美國政府在安全方面的任何要求，開放給美國的權威機構進行調查，我們將坦誠的給以配合”。華為的努力可謂仁至義盡，但是與此同時，也透露出無奈與天真。

而對于近年來，中資企業（如中石油、大公國際以及華為等）一再在美國市場受挫，中國政府部門總是以“遺憾”一詞做出反應，耐人尋味。“彈丸小國”阿聯酋迪拜世界港口公司收購美國港口失敗后，當年即推遲與美國的自由貿易談判，使兩國貿易談判蒙上了陰影。而“泱泱大國”中國只有阿Q式怒目相向，實際什么也沒有做，說實話也不知道怎樣做。我們不知道代表誰的利益，如何代表這種利益。因為我們的指導思想，亂了！在自由與保護之間無所適從。

改革開放30年，中國經濟實現了持續快速增長。中國諸多學者專家將這一成就主要歸功于中國對外不斷開放、參與國際分工、融入全球化所取得的，因此即便經濟社會出了諸多問題、盡管在國際上遭遇百般挫折，但是對“進一步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積極引進與利用外資”、“積極促進國際自由貿易”，甚至“全力阻止全球化倒退”等是毫不含糊的，不允許有任何人對此提出質疑與挑戰，說白了，在一些人看來，自由經濟似乎被中國的偉大實踐檢驗為真理了。

將全球化當著神話，當著“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這種認識是幼稚而危險的。所謂“歷史潮流”也是有反復、起落、甚至中斷的。如今，被當著“歷史潮流”的全球化就興起、中斷過多次。一些西方學者甚至認為，今天的世界在很多方面，如貿易和資本流通規模、金融的開放度等，并未超過20世紀初期的水平。部分發達國家商品貿易對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20世紀90年代還低于20世紀初期。

然而，“與國際接軌”的功用的確被神話了。中國經濟的偉大成就遠遠不是“融入全球化”所能完全而切實解釋的。如果深入透視這些年的發展，不難發覺，中國經濟的繁榮，與昔日西班牙、葡萄牙、荷蘭發現美洲新大陸所帶來的繁榮相似，尤其是與美國獨立戰爭后近30年的繁榮十分類似，是用廉價資源、廉價勞動力、廉價環境，還加上廉價主權（給外資超國民待遇）換來的。這種“與國際接軌”的努力成就更多的體現經濟繁榮，而不是經濟強大；是脂肪與肥膘的堆積，而不是肌肉與筋骨的強健。

自由經濟可能會贏得一時的繁榮，但是無法持久；自由經濟可能有助于一國經濟做大，但是無法做強。西班牙、葡萄牙、荷蘭以及美國建國初期30年的歷史表明，自由經濟所帶來的繁榮是禁不起時間檢驗的，這猶如夏日的玫瑰，一場冰雹即會零落成泥。因為在自由經濟上建立的繁榮，猶如高速的經濟列車行駛在別人的軌道上。多年來，我們逐漸形成了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市場、資金、技術、營銷、品牌，甚至是貨幣、秩序、理論、人才的高度的、全方位的、不對稱的依賴，我們沒有能力與底氣與美國叫板，也不知道如何叫板，所以我們的企業遭遇挫折只能“向隅而泣”，政府部門只有表示“遺憾”。

美國政府懷疑華為等中資企業與中國軍方“有染”，而且一直是不愿求證的懷疑。然而，美國諸多企業如波音、通用電氣等等與軍方關系密切，高盛、大摩等等機構通過“旋轉門”與政府難分彼此，Google、穆迪等等與政府情報部門長期合作，這些機構與企業在中國多年來，中國賺取無數錢財，而且往往像“神龕”一樣被供奉。Google公司在華作惡多端，與中方發生爭端時，美國國務院多次高調出場，為Google“伸張正義”。這些活生生的事例，我們相關部門怎么學也學不會？

不僅是不會用，不會說，而且還做出奇異的舉動來。2007年，杭州娃哈哈集團與法國達能集團并購糾紛被媒體炒得熱火朝天。多位學界騷人紛紛擱筆費評章，孰是孰非爭得不可開交。主管相關事務相關部門，不知所措，竟然荒唐地舉起“中立”大旗，不免讓人想起，當年晚清政府袖手旁觀日俄在中國土地上打仗的情形。晚清政府作壁上觀的是外人廝殺，如今咱們橫眉冷對的是自己與別人廝殺。

在美國拒絕中國華為投資行動時，中國政府也發布了《關于建立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安全審查制度的通知》，響動不小。《通知》字里行間透露出，為維護國家安全，未來要強化對外資在華并購的審查，一時間贏得不少國民的喝彩，算是狠狠瞪了霸道的美國人一眼。但是，文件的蹊蹺在于，這些年來美國高盛等金融機構在華興風作浪，不僅虹吸中國的財富，而且嚴重擾亂中國經濟與社會秩序，威脅中國金融信息安全。金融是眾人皆知的國家安全最薄弱環節，最為關乎國家安全的金融并購，卻不在《通知》所涵蓋的審查之中。更為詭異的是，在此之前，我有關部門與政要一再表示“在華注冊的外資企業即是中國企業”，任何外國投資者都可以設立一個“中國企業”在中國順利展開并購，如此這個響動甚大的《通知》高調發布意義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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