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發生的通脹與什么因素相關

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楊松林

發表于《香港傳真》No.HK2011-17，2011年3月8日

2010年下半年以來﹐中國居民感覺物價明顯在上漲。數據顯示﹐消費價格指數從6月份的2.9％逐漸攀升到10月份的4.4％﹐11月達到5.1％。一時之間﹐從政府到專家都驚呼要警惕嚴重和長期的通貨膨脹﹐一些專家甚至認為中國已經進入持續通脹的通道。一時間人心惶惶。

對于這次物價上漲﹐很多主流學者認為﹕中國這些年來貨幣發行量遠遠超出GDP增長速度﹐這是造成通脹預期的基本原因﹐甚至認為“中國進入了長期的高通脹時期”。[1] 中國會不會進入一個持續通脹的通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了這次通脹﹐目前通脹的機制是否發生了變化﹐是需要研究的。

通貨膨脹不再是一種印刷機現象[2]

中國幾乎所有經濟學專家都將目光集中在超量發行的人民幣上了﹐他們似乎同時注意到央行貨幣發行量已經遠遠超過GDP凈增長量﹐一些人還驚恐地說中國貨幣流通總量達到80萬億﹐比美國比重還大。[3] 憂慮這么巨大的超發貨幣會形成嚴重的流動性過剩﹐這意味著一輪嚴重通貨膨脹即將到來。

圖~1﹕1990年代以來GDP與貨幣供應量                        （單位﹕億）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9年》﹕國民經濟核算∕國內生產總值﹑金融∕貨幣供應量（《年鑒》中1993年貨幣供應量數字原空缺）。

實際上﹐中國貨幣超量發行并非始于最近幾年﹐而是早在1990年代初就開始了。中國主流專家們注意到這個問題﹐是2010年下半年美聯儲“量化寬松”美元發行﹐各國專家都預期將引起全世界對流動性過剩和通脹預期﹐才回頭看看中國的數字（見圖~1﹑圖~2）。

圖~2﹕當年價GDP增長率和貨幣發行量增長率                  （單位﹕％）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9年》﹕國民經濟核算∕國內生產總值﹑金融∕貨幣供應量﹔2009年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2009年年報（《年鑒》中1993年貨幣供應量數字原空缺）。

顯然﹐自1990年代以來﹐我國貨幣發行量增速絕大多數年份都高于GDP增速﹐而且自1994年以后﹐貨幣發行量已經歷史性地超過了國內生產總值。但是﹐我們并不能從中國經濟實際運行中找到貨幣發行量與物價指數之間的關系（見圖~3）。

圖~3﹕貨幣增量超出GDP增量百分點與消費價格指數            （單位﹕％）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9年》﹕國民經濟核算∕國內生產總值﹑價格指數∕各種價格指數（2009年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2009年年報年鑒）。

顯然﹐1990年代末到21世紀初是我國貨幣發行增幅高于GDP增幅較大時期﹐不僅沒有出現通脹﹐反而出現明顯的通縮。而2004年后超發貨幣情況減輕﹐但CPI反而上漲。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過程表明﹐1990年代以來我國超發貨幣水平與物價指數相關程度非常低﹐這與傳統西方經濟學理論關于通脹原理的描述相差甚遠。不僅中國﹐1980年代以來﹐美國和西方一樣超量發行貨幣﹐尤其是金融創新產生大量金融衍生品爆炸式的膨脹﹐但是我們同樣看不到美國出現通貨膨脹（見圖~4）。[4]

圖~4﹕美國消費品年末通貨膨脹率﹐1960~2005年                （單位﹕％）

數據源﹕根據美國勞工部網站數據計算（http://www.bls.gov/cpi/home.htm#overview）。

很長時間以來﹐我國主流經濟學專家在經濟宏觀預期和分析方面錯誤百出﹐屢試屢錯﹐幾乎沒有給出過任何有價值的預見和合乎實際的分析。西方即將發生經濟危機的預測﹐早在世紀初很多非主流學者就進行了分析﹐但主流學者竟然沒有一個人對此有所警覺﹐反而越來越高調贊美全球化﹐贊揚模式。這次物價上漲﹐眾口一辭﹐又照搬西方經濟學理論來解釋和預期。實際上﹐西方經濟理論自身已經無力描述目前的經濟現象﹐再鸚鵡學舌地用這些理論套用中國﹐只能將經濟理論研究引向歧途并使決策者感到迷茫。

從邏輯上講﹐貨幣發行多了﹐產品和服務少了﹐單位產品和服務的價格就會提高。不過﹐這個邏輯的提前提是﹕多印出來的錢要去買商品和服務。那么如果這些錢沒有進入實體經濟呢﹐就不會出現通貨膨脹。或者換個角度說﹕假如確實超過GDP增長速度發行了大量貨幣﹐但是沒有發生通貨膨脹﹐那么只能有一個解釋 — 相當一部分錢沒有進入實體經濟循環中﹐否則不會出現這種情況。

年年超出GDP增長發行那么大量的貨幣﹐卻沒有出現通脹﹐這些錢哪里去了呢﹖

其實﹐早在2007年王小強博士的《投機賭博新經濟》一書第三章的一段就說得清清楚楚﹕

隨著股票價格與企業經營越來越沒有關系﹐新增貨幣與經濟增長之間有什么聯系﹐越來越說不清楚。過去降低利率﹐刺激投資。經濟學把投資與消費定義為“最終需求”﹐因為投資世界意味著添置機器設備﹑興建土木工程﹑雇傭職工發薪領獎﹐增加購買﹐刺激供給。現在原來花錢買東西的投資﹐越來越大部分﹐乃至絕大部分﹐不買東西只買錢。股票市場﹑外匯市場﹑債券市場﹑期貨市場﹐全是錢買錢的金融市場﹐錢生錢的貨幣經濟。金融投機賭博與物質生產投資﹐牛驥不同槽了。[5]

也就是說﹐全球化期間的世界經濟有兩個系統﹐一個是創造物質財富和服務的實體經濟﹐一個是以錢生錢的貨幣經濟?！皬呢泿殴紾DP﹑就業﹑通貨膨脹﹐中間橫臥一位體積大GDP幾十倍的貨幣經濟﹐先得經過不買東西的金融市場﹐錢買錢﹑錢生錢地反復折騰。新增貨幣經過多長時間﹑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親近GDP﹐得請教金融市場喜怒無常﹑翻臉不認人”。[6]

1900~1985年﹐道瓊斯指數年均增長3~4％。而1985~2007年﹐年均增長14％。外匯交易額與世界進出口額相比﹐外匯交易額一直是進出口額的兩三倍﹐到1990年接近30倍﹐2000年接近70倍﹐2004年接近二百倍。期貨﹐尤其是金融期貨更是紅火﹐交易量從此前每年增加幾個頂多十幾個點﹐一下子變成幾十倍甚至上百倍。到現在﹐世界每一百美元的交易中﹐1~2元是實體經濟中發生的﹐也就是物質生產和服務的交易﹐剩下的都是玩以錢生錢的交易。

中國1990年代初開始這場游戲﹐目前深滬兩市上市公司流通市值約20萬億﹐這意味著有20萬億人民幣不在實體經濟中﹐而是作為賭博籌碼在做游戲。到2010年﹐中國大約每天產生一千億人民幣的GDP﹐2010年10月滬市日交易額平均達到2337億﹐深市當月日交易額超過滬市﹐兩市不下每天4500億。而股指期貨開張第六天就超過現貨交易額﹐加上其他期貨每天交易額不下4500億。國際清算銀行2010年9月1日發布的三年一度的外匯與衍生工具市場成交額調查報告顯示﹐2010年4月﹐中國日均外匯交易額已達198億美元﹐也就是約1300億。也就是說﹐中國目前每天發生的交易中﹐每十元交易中﹐頂多有一元是在投資﹑買商品和服務﹐其余的都在玩以錢生錢的把戲。

這就是這些超發貨幣的去向。賭癮和毒癮是一樣的﹐一旦染上了就難改。滬深兩市市價總值一直高攀﹐不用擔心這些錢會輕易退出股市﹑期貨﹑匯市和樓市。同時一旦大家都選擇退出﹐這些“財富”就遠遠不值那么多錢了。

因此﹐當市場經濟進入以金融經濟為主導的階段﹐超發的貨幣不會造成實體經濟通脹。至于這樣玩錢最后的結局是什么﹐那是另一個問題。

收入差距擴大化也會抑制通貨膨脹

還有一個因素會影響貨幣發行與通脹的關系﹐這就是收入分配。如果收入分配更加平均﹐居民收入的貨幣沖擊居民消費價格的能力強﹐如果收入分配更加不平均﹐居民收入沖擊消費價格的能力就弱。

20世紀初中國開始建立股票﹑期貨市場后﹐金融市場一直在高速發展。如果金融市場確實能吸納大量貨幣﹐但有些情況還是難以解釋﹕1995年貨幣發行增速超過GDP增速3.4個百分點﹐同年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上升17.1％。而2001年貨幣發行同樣超出3.9個百分點﹐但物價指數只上升0.7％。類似情況在1996年到21世紀初表現得很明顯。這個時期雖然股市和期貨已經很紅火﹐增發貨幣也很多﹐但消費品價格下降幅度非常大﹐很多年是負數。也就是說﹐在存在一個巨大金融市場情況下﹐還有其他因素也在影響物價起落。

我們關心的通脹是指消費價格指數﹐但央行發行的貨幣并不都在消費領域﹐從支出角度看﹐貨幣分別在消費﹑資本形成和凈出口中存在。貨幣發行量無論多還是少﹐只在居民消費領域中影響居民消費價格。從1990年代中期到現在﹐居民消費占經濟的比重越來越低。大量資金涌進了投資和沉淀為凈出口形成的“外匯占款”中（見圖~5）。

圖~5﹕2000~2008年支出法GDP結構變化

居民消費占GDP比重從46.4％下降到35.3％﹐下降幅度達到24％﹐這意味著超量發行的貨幣更多的是在投資和凈出口占用。雖然政府消費與居民消費在很多方面是重合的﹐但同期政府消費占GDP比重也從15.9％下降到13.3％。這應該是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一直不高的另一個主要原因。

那么﹐這些年來﹐居民收入一直在增長﹐為什么居民消費支出一直在下降呢﹖看了以下數字會有認識（見圖~6）。

這十幾年來﹐城鎮居民收入中生活消費支出比重一直在下降﹐從1990年代中期的91％下降到71％。農村情況也是如此﹐1990年農民家庭人均消費支出與純收入之比為85％﹐而2008年下降到77％。[7] 居民收入中越來越多的現金變成儲蓄﹐尤其是投入到包括股票﹑房產的投資領域里去了。這些現金并沒有形成對居民消費品和服務的壓力﹐居民收入對居民消費價格的影響力越來越低。

圖~6﹕城鎮居民生活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重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信息網﹕統計數據∕年度數據1996~2009年∕人民生活∕城鎮居民家庭基本情況（http://www.tjcn.org/）。

圖~7﹕城鎮10％最高收入群體收入占全體居民收入比重及其消費與積累結構

那么是不是中國人越來越偏愛儲蓄和投資了呢﹖這個判斷并不全面。2008年﹐城鎮10％最低收入群體消費性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95.3％﹐儲蓄率非常低。占人口大部分的農民情況更嚴重﹐2004年20％最低收入群體消費支出占純收入的比例為124％﹐也就是他們是借錢也要消費的。20％中低收入群體消費支出占純收入比重為86％。到2008年﹐最低收入群體這個數字上升到143％﹐而且20％中低收入群體消費比例上升到90％。問題只能從不同收入群體的收入的儲蓄~投資率不同﹐和不同收入群體收入占總收入比重來觀察（見圖~7）。

城鎮10％最高收入群體的收入從占全部城鎮居民收入的比重從1995年的19.4％上升到2008年的27.6％。而其投資~儲蓄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從20.1％上升到38.0％。正是這兩個原因﹐他們的投資~儲蓄占全體居民收入的3.9％上升到10.5％。從經驗上也可以判斷﹕富人收入增長再快﹐也不會因此多吃多少肉﹐多穿多少件衣服﹐多買幾臺電視機。

1990年代初到1990年代中期﹐城鎮單位職工工資大幅度上調。1990~1995年﹐國營單位年均上調21.2％﹐集體單位年均上調15.3％。當時國有單位占雇員人數的大部分（73％）﹐工資上調相對平均。1995年﹐城鎮10％最高收入群體收入與10％最低收入群體收入比為396比100。同期﹐農民收入增長也達到年均21.0％。同期﹐城鄉居民收入比為271比100。

正是因為城鄉居民收入大幅度提高﹐而且收入相對平均使各收入群體的消費率也偏高﹐這就促使1990年代前期居民消費指數大幅攀升到兩位數。

1990年代后期國企和集體企業改制﹐從1995~2001年國企職工減少了3546萬﹐減少約三分之一﹔集體企業職工減少1835萬﹐減少近三分之二﹐累計約5400萬公有制單位職工下崗。這就造成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擴大。最高10％收入與最低10％群體收入比擴大到537比100﹐擴大36％。同時﹐農村居民收入增幅突然降低﹐年均純收入只有7.0％﹐增速下降三分之二﹐城鄉收入差距拉大到290比1。同時﹐農村收入差距也迅速擴大。[8]

以上數字來自國家統計年鑒抽樣調查數字。根據王小魯先生研究﹐黑色和灰色收入主要是占城鎮人口20％的高收入群體獲得﹐而這種收入抽樣調查無法統計﹐他根據數據綜合平衡和小樣本抽樣調查﹐認為城鎮10％最高收入群體的收入大約是實際公布數字的420％。按照王小魯先生的結論﹐10％高收入群體用以投資和儲蓄的占其收入的份額會達到85％而不是年鑒中的38％（因為抽樣調查的支出基本準確﹐多出的收入部分完全被歸于儲蓄和投資）。本文僅僅提供一個趨勢性分析。[9]

也就是說﹐隨著高收入群體的收入占總收入比重上升﹐消費占總收入比重下降﹐會有比重越來越大的現金進入到儲蓄和投資市場（包括投資房產和股票等）中。消費需求增幅將越來越低于收入增幅。這就減輕了貨幣發行對消費品價格的壓力。不過從另一方面來說﹐這也是國內消費需求持續低迷的原因。西方國家在傳統生產過剩型經濟危機中﹐貨幣發行量急劇擴張但物價低迷的情況﹐也是描述這種關系。

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收入平均化容易形成對居民消費價格上升的壓力﹔同時﹐收入差距化容易減緩對居民消費價格的壓力。

這次食品﹑房租上漲的原因是什么

問題在于﹐股市﹑樓市﹑匯市﹑期貨依然紅紅火火﹐居民支出占支出法GDP比重依然在下降﹐貧富差距還在繼續擴大﹐為什么2010年下半年出現了以食品和房租為主導的通貨膨脹呢﹖

觀察中國改革以來幾次發生通貨膨脹的過程和原因就會有答案。

這次物價上漲呈現了典型的結構性上漲﹐主要是食品和房租。2010年11月﹐食品上漲11.7％﹐其中糧食14.7％﹑肉類及肉制品9.9％﹑蛋類17.6％﹑水產11.9％﹑鮮菜21.3％﹑水果28.1％。鮮菜﹑水果生產周期短﹐不易儲存﹐稍微增加供給量價格就下去了。溫總理在新華網與網民交流時指出的這次物價上漲“74％是食品﹐糧油﹑蔬菜﹑水果﹐18％是住房”﹐符合實際情況。而肉類﹑蛋類﹑水產等的主要原料 — 糧食 — 價格上漲﹐則是帶動食品價格全面上漲的關鍵因素。

食品價格飛漲是否是因為生產不好﹐供給不足﹐需要加大農業產出提高供給量﹖或者國際市場糧價大漲﹐進口糧食價格上升﹖顯然沒有發生這些情況﹐2010年我國農業依然創造歷史性的豐收﹐我國進口糧食占用糧比重一直很低。

這次農產品和食品價格上漲的基本動因﹐是國家在2009~2010年連續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推動的。2007年到目前﹐小麥收購價格從每噸1400元左右提高到目前的2100元左右﹔粳稻收購價格從每噸1700元左右上升到2100元左右﹔玉米收購價格從每噸1100元左右上升到目前的1900元左右。糧食綜合價格兩年來提高30％以上﹐其他農幅產品收購價格也提高﹐兩年來農產品收購價格總體提高30％左右。

可以說﹐是政府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促進了食品價格的提高。但是﹐這次政府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是合理的和被迫的。

改革前﹐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比較明顯。為了提高農民收入﹐國家從1979年開始到1995年結束﹐數次大幅度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甚至可以說﹐改革前期農民收入大幅增長的主要因素是農產品價格大幅上升﹐而同期工業品價格總體趨于下降﹐使城鄉收入差距在一個時期明顯改善。

1978~1995年﹐我國農民純收入按現價計算年均增長15.8％﹐按指數計算為8.3％。同期農產品收入價格年均增長10.5％。也就是說﹐農民收入增長的三分之二左右來自農副產品價格的增長（見圖~8）。

圖~8﹕1978~1995年農民人均純收入與其他相關項目年均增長率    （單位﹕％）

農民收入大幅度增長使城鄉收入差距在一個時期得到縮小。但1996年開始﹐農民收入增長明顯放慢﹐農民家庭純收入按現價計算下降到年均增長5.2％﹐按指數計算下降到年均增長4.6％。同期農產品收購價格年均增長為負7.1％。在可以看出﹐農民收入增長與農產品價格增長高度關聯。農產品收購價格高漲時期﹐當年價計算的農民收入與指數計算的收入差距甚大。而收購價格增長緩慢時期﹐兩者差距就小。

但是﹐農民純收入增幅的持續下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已經超過改革前的水平（見圖~9）。

圖~9﹕城鄉人均收入差距變化情況

為了解決農民收入增長過緩問題﹐國家在2004~2006年連續出臺政策﹐免除農業稅﹐加大農產品收購補貼﹐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農民收入增長過緩問題。但是﹐農民收入增速依然較低﹐城鄉收入差距擴大速度雖然比前一時期放緩﹐但差距總體還是在擴大。同時﹐世界糧食價格在2005年后開始上漲。由于我國化肥和一些農資依賴國際市場程度越來越強﹐國際農資價格的上漲也帶來問題。三農問題已經引起各方面嚴重憂慮﹐尤其是全球經濟危機發生﹐迫使中央政府采取了再一次大幅度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的政策。

那么﹐有可能在2011年繼續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嗎﹖可能性很小。這不僅因為食品價格上漲已經引起很糟的通脹預期﹐同時﹐提升價格的空間已經沒有。

2010年年中芝加哥期貨市場小麥離岸價格為177美元一噸﹐折合人民幣約1168元一噸。玉米離岸價格為149美元一噸﹐折合人民幣約一千元一噸。消息說河北石家莊2010年產三等普通白小麥平均入廠價格2180元∕噸﹐泰州地區面粉加工企業及個體糧食經紀人等社會收購主體收購價格為2100元∕噸﹐外地調入價為2140元∕噸。如果按2150元一噸白小麥計算﹐比國際市場小麥離岸價格高出86％。消息說“國儲庫昨日已經開始掛牌收購玉米﹐價格在2030元∕噸”﹐[10] 比國際市場高出117％。因此﹐再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的空間已經被封死了。

因此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由于中國加入全球化進程﹐進入一個虛擬經濟或賭博經濟階段﹐因此貨幣的超量發行并不必然造成通貨膨脹。

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受居民收入差距化的約束﹐收入越平均﹐通脹的危險越大﹔收入差距越大﹐通脹危險越小。

這次食品帶動的物價上漲是政府為了提高農民收入﹐大幅提高農副產品收購價格的必然結果。但由于前述兩個原因和國際農產品價格的壓力﹐食品價格不會繼續上升﹐而且不會傳導為全面物價上漲。相反﹐在目前食品價格的基礎上﹐2011年尤其以后很長時期中國依然受虛擬經濟和收入差距擴大的制約﹐會進入新一輪的通縮通道。

從食品價格上漲引起的思考

農民人均收入增長勢頭的低迷是一件影響中國經濟健康發展的嚴重問題﹐甚至可以說是嚴重阻礙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因素。

2010年2月3日﹐胡錦濤總書記在省級干部研討會上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講了三條﹐第一條就提綱挈領地指出﹕“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也就是說大幅度提高國內需求﹐主要是居民消費需求是核心。其他兩條中﹐技術升級能力與兩頭在外的發展模式高度關聯。越是依賴合資和外資﹐技術升級沖動越低。國內消費上不去﹐增長就必須依賴出口。騰龍換鳥的前提是不過度依賴外需。第三條中﹐服務業只能在國內發展﹐內需不振同樣沒戲。因此如何提高國內居民消費需求是中國徹底擺脫全球化惡果的關鍵綱領。

而提高居民消費需求﹐關鍵在于大幅度提高勞動者收入水平﹐使之恢復到正常國家狀態。這十幾年來正是我國勞動者報酬占收入法GDP份額持續下降﹐才使居民消費占支出法GDP比重持續下降的根本原因（見圖~10）。

圖~10﹕1999~2007年收入法結構變化情況

那么為什么勞動者報酬的份額占GDP份額在21世紀大幅下降了呢﹖

首先﹐這與兩頭在外的發展模式和中國特殊政治體制有關。兩頭在外意味著要把“招商引資”作為政府推進經濟發展的主要手段。當“引進投資”的數額與“GDP增長率”作為考核干部政績的最高指標時﹐這種力量具備變成地方政府官員偏愛﹑庇護資本的傾向。到21世紀﹐開放初期那種地域優勢和工業基礎優勢已經難以成為各地競爭投資的法寶﹐各地惟一能夠吸引資本的手段就只有出讓利益和壓低或維持低工資兩條。因此﹐雖然其間我國制定了最低工資法規﹐但各地政府都更傾向于保護資本的利益。這對于本來就處于弱勢地位的工人來講無疑是個災難。時至今日﹐廣東的富士康因“血汗工廠”而呆不下去的時候﹐河南必然欣喜若狂。加上一些“專家”們嚇唬官員們說﹕“再不善待老板他們就跑越南去了”﹐這就造成中國工人工資成長與經濟增長不成比例。而其他新興市場國家在這么長時間中早就發愁勞動價格高了﹐且不說韓國﹑新加坡﹑中國臺灣等地在這個過程中實現了中產階級化。

其次﹐我國農村第二步改革的時機﹑方向上都出了問題﹐使農民缺少繼續提高收入的可能性空間。

三農問題的本質是農業技術進步率低于非農產業﹐因此勞動生產率提升的空間小于非農產業﹐由此造成農民人均產出的增長速度總會低于制造業和服務業﹐并形成農民收入存在一種與其他產業居民拉大的趨勢。

這個問題無論在哪個國家都存在﹐無論是三農問題解決比較好的美國﹑歐洲還是日本﹐無論是采取土地私有化還是采取公有化﹐都面臨同樣問題。到目前﹐即使三農問題走入比較平穩階段的國家﹐每個農民獲得的轉移支付都占到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中國屬于人均耕地偏低的國家﹐農村勞動力無論如何轉移﹐也不可能達到美國﹑阿根廷﹑加拿大那樣的集約化和技術裝備水平。一些三農問題解決同樣較好的國家和地區﹐比如日﹑韓﹑以色列﹑中國臺灣地區和歐洲多數國家﹐思路是圍繞“擴大農民經營空間”來做文章。也就是讓農民除了做農業﹐還兼營其他行業﹐尤其是涉農的農村金融﹔農副產品加工﹔食品和鮮活零售﹔農用生產資料的銷售甚至生產﹔農村商業﹑保險﹑醫療和養老﹑教育等產業﹐基本劃給農民經營。這樣﹐農民也有了一個技術進步率高﹐產品增值和勞動生產率擴張空間大的行業來經營﹐不至于被局限在低勞動生產率增長空間的桎梏中。

所謂劃歸農民經營﹐無非是通過金融政策（貼息等優惠）﹑產業政策（城鄉資本的差別化政策）﹑稅收政策（減免稅）來實現。直到今天日本農民戶均耕地不過20多畝﹐15畝以下的農戶超過農戶總數的60％。幾乎全部農民都兼營其他行業。

但是這里有個前提條件﹐就是這些“城鄉差異化”（而不是“城鄉一體化”）的施政要點是合作化和集體化。

這些國家通過立法來實現合作化和集體化不是他們“熱愛社會主義”﹐而是這種政策無法對分散的小農實施。改革初期﹐哪個農戶通過關系搞到貸款辦了非農產業﹐他就有致富機會（當然也有破產機會）﹐搞不到的就沒有。從公平角度上講本身存在這樣邏輯﹕憑什么給他優惠﹐不給我優惠﹖憑什么他獲得這些優惠成了老板﹐我沒有這些優惠就只能給他打工﹖因此﹐日本和中國臺灣幾乎全部農民都是農協或農會會員﹐所有優惠政策都是對著農會的企業而不對單一農民。

農業技術進步率和勞動生產率提高空間過小決定了農民只能兼營其他產業才能趨近市民﹔而農民的資本﹑技術﹑社會關系都遠低于城市﹐因此只能通過“城鄉差異化”政策給農民以“特殊公民待遇”才能實現讓農民充分經營非農產業﹔而這種“特殊公民待遇”僅僅給部分農戶不解決問題﹐必須給全體農民 — 因此農村必須在適當時機在伴隨這些政策條件下實行合作化和集體化。

嚴格來講﹐到1990年代中期﹐農產品收購價格已經接近甚至超過國際市場價格﹐國家已經沒有多少讓農民收入接近和趕上市民收入的辦法。農村第二步改革在1990年代初期就該實行﹐而且只能參照以上方向。

但是﹐由于小崗村“血手印”的渲染﹐無論政府還是老百姓對合作化﹑集體化都是談虎色變。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繩﹐造成我國農村第二步改革遲遲找不到方向﹐最后竟然找到勞均耕地一千多畝的美國模式﹐走“公司加農戶”﹑“城鄉一體化”和通過土地流轉擴大集約化的道路。這明擺著是一條走不通的道路。與中國人均耕地接近并較成功解決三農問題的國家﹐沒有一個走這個模式。

這些年來﹐越來越多的農戶入不敷出﹐而且情況越來越嚴重﹐處于破產狀態（見圖~11）。

圖~11﹕20％最低收入農村居民收支情況﹐2004~2008年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信息網：統計數據∕年度數據2005~2009年∕人民生活∕農村居民家庭基本情況（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09/indexch.htm）。

數據表明﹐有20％的農戶每年的總支出都大于總收入20％以上﹐尤其是現金支出連年超過支出30~40％。這種狀態應該已經持續十幾年了﹐而且虧空窟窿越來越大。作為家庭經營者來講﹐意味著已經破產。還有20％的農戶徘徊在破產的邊緣﹐現金收支方面一直處于虧空﹐越來越接近那20％最低群體。分散在數億農民中的這些小農面臨的問題不是簡單的靠“公司加農戶”﹑“土地流轉”和出去打工就能解決的。這是小農經濟大面積破產的前兆。而中國小農破產造成的社會危機﹐是中國幾千年社會劇烈震蕩的主要動力。

現實的問題是﹐農戶越不能通過家庭經營實現小康﹐離鄉的農民工忍受工資的底線越低﹐爭取自身權利的沖動越小。最重要的是﹐農民工忍受低工資底線越低﹐城鎮居民工資提高的空間也壓得越低。為什么通鋼陳國軍聲稱要用物美價廉的農民工替代原廠職工竟然惹起殺身大禍﹖因為工人很清楚他放狠的話不是嚇唬人的﹐很容易兌現。于是絕望﹐于是由動口不動手改為動口又動手。目前約兩億農民工已經占到非農產業職工的一半以上。如果不能提高農戶收入﹐這種局面就無法扭轉。這種局面不扭轉﹐就無法有效提高我國勞動者報酬份額﹐也就無法提高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造成無法有效擴大居民消費需求﹐最終讓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落空。

徹底扭轉政府官員圍繞GDP和招商引資執政﹑偏好資本的傾向﹐讓政府真正成為“為人民服務”而不是“為資本服務”的政府。正確選擇以城鄉差別化為政策引導﹑以合作化為內容的農村第二步改革﹐推動勞動者報酬大幅提高﹐是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前提條件。只要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到1990年代中前期狀態﹐即使物價再度攀升也不足為患。過來的人都清楚﹐1990年代連年中前期兩位數的通貨膨脹﹐連感覺都沒有。

[1] 最近主流學者已經將中國進入高通脹期作為不爭的事實。胡星斗在博客中題目就是〈中國進入了長期的高通脹時期〉（http://www.blogchina.com/201012041055290.html）。謝國忠在《21世紀》雜志發文章說﹕“我們只能眼睜睜迎接十年通脹”。對中國體制內外眾多學者來說﹐通脹已經不是預期有無問題﹐而是分析其原因和如何控制的問題。

[2] 弗里德曼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一個重要貢獻﹐是他指出“通貨膨脹就是一種印刷機現象”。

[3] 胡星斗在博客中說﹕“據報道﹐目前中國的貨幣流通總量高達80萬億以上……也就是說與美國相比﹐中國的貨幣量是其正常值的3.6倍”﹐而根據2009年統計公報和2010年貨幣發行數字﹐應該在70萬億左右﹐但也確實很高了。

[4] 王小強﹕《投機賭博新經濟》﹐香港大風出版社2007年。

[5] 王小強﹕《投機賭博新經濟》第104頁。

[6] 王小強﹕《投機賭博新經濟》第108頁。

[7]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編﹕〈人民生活﹕農村居民家庭基本情況〉﹐《中國統計年鑒2009》﹐中國統計出版社2009年﹐第337頁。

[8] 按照國家統計局有按五等分農民家庭收入口徑后的數字看﹐從2003年開始﹐20％最高收入群體與20％最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比就達到733比100﹐比城市差距還大。

[9] 王小魯﹕〈高低階層居民收入差距達55倍﹐灰色收入是主因〉﹐《第一財經日報》2010年2月1日。

[10]〈北方港口玉米收購價格混亂〉﹐中國玉米市場網2010年12月27日（http://www.ex-starch.com/web/news/news_detail.jsp?parentid=47&classid=70&infoid=95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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