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價問題關系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尤其是農產品價格與人們的日常生活關系更大。近年來，由于農產品一系列神奇的漲價，富有極高智慧的中國百姓發明了一系列新的詞匯，比方說蒜你狠、豆你玩、姜你軍、糖高宗、蘋什么、玉米瘋、辣翻天、棉花掌、藥你命（中藥材）等等。最近一段時間，國內的物價上漲已經引起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國務院、發改委制定了很多措施，力求把生活必需品的物價控制在合理的水平上。這個話題值得一說。
    上面列舉的這些新詞并不能代表近年來一系列漲價的全部，較早時候普洱茶的瘋狂漲價，很多人還記憶猶新。如今碰到一些經營茶葉的商人，不少還感嘆說，自己手里還存了大量的普洱茶，當年高價買進，如今舍不得賠本賣出，只好存在手里，等著價格回升。這種情形彷佛像是在股市上被高位套牢一樣。好在普洱茶存放幾年問題不大，要是其它茶葉或商品，后果就比較嚴重。今年，大紅袍也突然遭遇了普洱茶以前的狀態，但是，很多茶商已經有了普洱茶的經驗教訓，吃一塹長一智，大紅袍漲價的風潮沒能狠命刮起來。
    有一位茶商向我大致講述了當年普洱茶如何被炒作的過程。說起來也不復雜，有一批資本比較雄厚的商人，突然進入普洱茶市場，他們從普洱茶生產的源頭入手，大規模地包銷普洱茶，使得市場上普洱茶的供應，絕大部分份額都在他們的掌握中。與此同時，他們適量地向市場投放普洱茶。然后，又自己派人將已經投放的普洱茶再以更高的價格收回來。我認識的那個茶葉零售商告訴我，當時的情形令人不可思議：他頭天以100元的價格進貨的茶餅，第二天就有人以120元的價格買走；如此這般循環往復，普洱茶的價格便一路飛升，每一次都能很方便地賺錢。于是，他進貨的數量越來越大，終于，在高價位上進了好幾噸普洱茶，再也沒人來收貨了。他說，自己做茶葉十幾年賺的錢，都變成了普洱茶砸在手里。那些在幕后炒作的更為雄厚的資本，大都已經獲利退場。
    這位茶商向我講述的在普洱茶上“被套牢”的經過，與房市、股市很像，事實上，與“蒜你狠”、“豆你玩”等農產品市場也很像，都有大資本炒作的明顯痕跡。于是，人們套用“房奴”、“卡奴”的概念，又發明了一個新詞，叫做“菜奴”。我只是很奇怪，為何人們沒有讓“股奴”這個詞流行起來？稍稍一想便發現，金融資本已經成為發財的高級階段、高級手段。盡管金融炒作的本質與上述普洱茶的人為炒作沒什么區別，但是，以股市為主的金融炒作依然被金融操控的輿論稱之為“市場經濟規律”。于是，面對很顯然的股市炒作、金融炒作，人們也不愿接受自己是“股奴”的現實，而是等著機構或政府出手，把自己救出來。
    大資本人為炒作價格（包括股票價格）涉及到一個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信奉市場經濟的學者總是說，市場是不會騙人的，因為市場天然具有一只“看不見的手”，能夠實現調控。如果按照這種思路，我們似乎不應該對漲價問題如此敏感，就把它當做供需關系的市場規律好了。然而，即便在把市場經濟當成天條的美國，對于房價、股價、物價等等，也不拿“看不見的手”說事，而總是要求政府通過各種手段來調控市場，例如稅收等經濟政策，或者利率等貨幣政策。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到，市場經濟理論所謂“看不見的手”，幾乎都是胡扯。如果把股市看作是市場經濟的晴雨表，政府干嘛還用一些列經濟政策、貨幣政策來影響股票指數？因此，所謂“看不見的手”以及那些把市場規律奉為不可抗拒的信條的主張，往往是市場操縱者用來欺騙別人的。當今世界，我幾乎看不到市場經濟“看不見的手”發揮主導作用的經濟領域。相反，以美國為首，幾乎每一個國家的經濟，都在人為的操控之下。股民們不把自己稱為“股奴”，無非是中了“看不見的手”這種謬論的毒。小股民們如果清醒一點，立刻就會明白，自己就是被現代金融詭計操控的“股奴”。換一個角度說，如果廣大的老百姓和經濟學家都主張要控制物價，那就等于說絕大部分人都主張政府要干預市場，所以，“看不見的手”即便存在，也不是市場經濟的真理。
    中國老百姓通過“菜奴”的現象，還發明了一個詞，叫做“海豚族”，意思是說，價格飛漲是因為有人“海量囤積”。對于“菜奴”如此，對于“股奴”難道不同樣如此？只不過，在傳統的觀念中，對于普通商品的囤積居奇，中國人很容易理解它的實質，但是，對于股市的囤積居奇、買空賣空，人們常常被現代金融詭計欺騙，被“愚民”之后，反而認為那是正常的市場規律。對于當今世界經濟，很少有經濟學家告訴我們，物價上漲的各種因素中，供需關系的比重究竟有多大？人為投機、囤積居奇、買空賣空、炒作概念、用壟斷或聯盟來哄抬物價等手段對于物價的影響，已經非常明顯。中國古代社會在幾千年前就制定了針對此種市場炒作行為的政策，比方說我在以前文章里說過的“常平倉”制度，就是針對糧食市場的調控制度。糧食作為人們生活最基本的需求，中國古代政治經濟，從很早就確立了政府干預的制度。換句話說，中國古人很早就認為像糧食這樣重要的生活必需品，不能靠極不可靠的“看不見的手”的來調控，只有靠政府“看得見的手”，才能使其平穩。實現這一目標的另一個主導思想是：常平倉物價調控的主導思想，不是賺錢，甚至是賠錢來保證人們的基本生活需要。這也是當今中國政府對于國有企業在控制物價中的要求。
    然而，中國古代政府調控物價的政治經濟方式，在當今社會遭遇了巨大的挑戰。首先是普通商品的期貨市場。期貨貿易被稱為是現代化的商業手段，實際上，人們沒能清醒地意識到，期貨市場常常就是炒作物價的合法手段。期貨市場等于是削弱了中國古代政府強有力的物價調控手段，而將普通大宗商品的定價能力轉移到大資本手中。當然，對于期貨市場的這個認識并不是說要關閉所有期貨市場，而是要指出，我們應該認識到期貨市場的兩面性，要從制度上避免期貨市場可能產生危害。這一制度的確立，必須是由公正的政府來主導，而不能聽信那些資本家、金融家、大商人建立在所謂“看不見的手”荒唐理論基礎上。對于期貨市場如此，對于股票市場同樣如此。
    中國近來出現的物價上漲壓力，人們還“發明”了一個詞，叫做“輸入性上漲”。其實，與世界接軌的期貨市場、股票市場，就是“輸入性上漲”的輸入渠道之一。但我要說的是，“輸入性上漲”被一些專家稱為新發明的詞匯，這個觀點并不正確。“輸入性上漲”在中國歷史上很早就出現了，例如導致明朝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輸入性上漲”。中國古代貨幣經歷了賤金屬貨幣、紙幣、貴金屬貨幣這樣一個大致的過程。早期主要是以銅鐵等賤金屬為貨幣，宋元之際在世界上首先開始大量使用紙幣，明朝開始建立了“銀本位”的貴金屬貨幣。明朝末年物價上漲，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西方劣質白銀向中國大量輸入，導致明朝的物價上漲，從而引發農民起義。這可以看成是中國早期“輸入性上漲”的一個經典案例。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與西方商人、西方資本家打交道，我們不能聽信“看不見的手”這種說辭，必須使用“看得見的手”實施有力的政府調控。因此，中國政府當前控制物價上漲的一系列手段，其實就是中國傳統政治的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