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１１月５日電，經１９２位經濟學家、著名大學經濟院系和研究機構負責人、主要經濟和學術媒體負責人以記名投票方式評選，以吳敬璉、周小川、郭樹清等人作為主要貢獻人的“整體改革理論”４日高票獲得第三屆中國經濟理論創(chuàng)新獎。

第三屆中國經濟理論創(chuàng)新獎經向經濟學界公開征集候選經濟理論，進行了兩輪評審專家投票，以透明公開的程序評選出最終獲獎者。獲獎的“整體改革理論”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改革和發(fā)展最具代表性的經濟理論之一，它主張推進配套改革，在搞活企業(yè)、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統(tǒng)一市場、實現宏觀經濟管理模式轉換等方面相互協調，對構建市場經濟的基礎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中國經濟理論創(chuàng)新獎評選是經濟理論界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研究成果的系統(tǒng)梳理和盤點，其宗旨是推動經濟理論的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２００８年以杜潤生及農村發(fā)展問題研究組作為主要貢獻人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理論”獲得首屆中國經濟理論創(chuàng)新獎，２００９年以厲以寧作為主要貢獻人的“國有企業(yè)股份制改革理論”獲得第二屆中國經濟理論創(chuàng)新獎。

中國經濟理論創(chuàng)新獎是中國第一個由經濟學界民主投票并公開計票產生的經濟學大獎，每年評選出一個經一段時間檢驗的原創(chuàng)性經濟理論，獲獎理論將得到由泰康人壽提供的５０萬元獎金。據悉，這是目前國內獎勵金額最高的經濟學獎項。

得知評選結果后，吳敬璉先生表示，這個榮譽屬于中國經濟學家群體，包括團隊中的海內外近百位經濟學家，其中有樓繼偉、李劍閣、劉吉瑞、邱樹芳、劉世錦、錢穎一等，還有中央編譯局、中國社會科學院等單位的研究人員。他認為，這個理論并非盡善盡美，還要不斷發(fā)展。他希望全社會鼓勵經濟學家獨立思考，激發(fā)經濟學家的創(chuàng)造性。

吳敬璉先生近來煥發(fā)了第二青春，“吳市場”“經濟界的良心”“政改斗士”“創(chuàng)新大獎”，好評如潮。

早年吳敬璉師從顧準、孫冶方，據他講頗得倆位器重真?zhèn)鳎匀唤洕^點十分接近，但在1964年的秋天，他成了“批孫”的積極分子，原因嘛，一是思想上的，當時受政治經濟學影響深，二是人事上的，自己被中宣部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編寫組選為骨干。　　

在改革開放時代，吳老哈佛學得資本主義真經，徹底拋棄了陳舊的馬列，成為中國的市場經濟大師，“以市場換技術”，打開國門，不惜代價加入世貿，今天的中國變成了制造大國，但技術還是人家的，產業(yè)也受控于跨國公司。　　

到了老年，吳先生突然發(fā)現，中國的市場經濟不是好的市場經濟，因為它是權貴們的，只有政改才有出路。　　

這的確是非同凡人的見識！三番五次的否定自己所熟知的一切、果敢地批判過去的導師、拋棄曾經引以為豪的成果，這需要多大的勇氣！這才是真正的與時俱進啊。　　

如果倒退20年，依靠簡單販賣制度經濟學肯定能獲得經濟理論創(chuàng)新獎，盡管在西方經濟教科書上是ABC，但在國門初開的中國畢竟是新鮮貨色，然而，在小商販都能張口通脹，閉口通縮的后市場經濟的今日中國，以“整體改革理論”獲得“中國經濟理論創(chuàng)新獎”不啻是一大創(chuàng)新。

事實上，中國經濟學家是勇于創(chuàng)新的。

a關于國企改制與腐敗：

國有資產怎樣改制？在改革過程中，國有資產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驚小怪。只要把企業(yè)財產經營權改為“法人財產權”，國有企業(yè)的一切難題就迎刃而解了。為了達到改革的目標，必須犧牲一代人，這一代人就是3000萬老工人。8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tài)是很有必要的。中國應該用就業(yè)促進就業(yè)，因為有一批人就業(yè)了，賺了錢他馬上會花掉，另外的人就有了賺錢的機會。
    ——厲以寧 

許多國有資產是冰棍，不用也會自然消失的，只有運作起來才會產生效益。管理層收購國企，實現了產權和管理權合一的效果。即使是“零價格”甚至負價格轉讓，國家也不一定吃虧，因為很多國企都有很多的負債和職工負擔，這就好比你帶著女兒改嫁和你單身一個人改嫁時的談判能力肯定是不一樣的。

2月8日在哈爾濱舉行的中國企業(yè)家論壇上，張維迎建議，“應將國有上市公司的股票分給老百姓，給老百姓一只下蛋的母雞“。張維迎建議：將近2萬億美元的國家外匯儲備，拿出一半來分給老百姓。張維迎認為，“中國有一個問題是，太多的財富集中在國家、政府手中，而不是集中在老百姓手中，正好可以利用目前這個危機推進改革。國有上市公司拿出40%股份，外匯儲備拿出1萬億美元，加起來是13億元人民幣，發(fā)到每個人手里是1萬元人民幣”。　　

——張維迎(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北京大學網絡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和北京大學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長)

國有企業(yè)遲早要賣。既然如此，得先賣效益好的，不然，以后效益不好就沒人要了。不妨把這些公共財產看成無主之物，誰先把它拿來賣，這公共財產的產權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當一家國有企業(yè)的廠長，就可以和主管部門合伙把這家工廠賣給有錢人，產權就變成私有了。　　

——樊綱(中國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央行貨幣政策委員)

一，應將屬于政府或者國有企業(yè)集團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平均分發(fā)給中國的人民。這些股票大約價值每人4000元人民幣。對于農村的家庭來說，這些錢相當于三年的收入。

二，大型國有企業(yè)(比如銀行、鐵路、電信、水利和采礦公司)應該盡快上市。尤其是那些擁有采礦權的公司上市時應該包含采礦權，并且地方政府不應該把這些采礦權出讓給新的公司。上市后，這些公司可能價值每人1500元人民幣。這是一個標準的農村家庭又一年的收入。

——謝國忠(原大摩亞太區(qū)首席經濟學家)

腐敗的存在，對社會、經濟發(fā)展來說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優(yōu)的，二好的。反腐敗力度在把握適當、要非常適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適當，間接帶來的負效應也非常大。

——張維迎（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長、中國電信獨立董事）

腐敗是改革的成本。

——張曙光(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

b經濟學家為誰說話的問題：

經濟學家應為誰說話？企業(yè)的生存環(huán)境包括商業(yè)環(huán)境、政治環(huán)境以及輿論環(huán)境。前兩種環(huán)境越來越好，而輿論環(huán)境已經到了1992年以來最不好的時候。最近在社會上、輿論界興起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個中國企業(yè)家隊伍之風。 在這個網絡時代，學者能獨立于大眾輿論才是最不容易的事。對一個真正的學者來講，最難做到的不是你罵政府、罵企業(yè)家，而是你敢不敢站在大眾輿論的對立面，堅持自己的觀點。
    ——張維迎　　

經濟學家就是為利益集團服務的。
——樊綱　　

我們要保護先富裕的人，因為只有富人得到保護，窮人才可能變富。如果打倒了先富的人，這個國家就會變成窮人國了。
    ——茅于軾（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　　

c房價問題：　　

房地產是否有泡沫？什么叫小康，小康概念要擁有兩套房，應該鼓勵中國人購買兩套房，在家住一套，出去休假時住另一套。房價漲得快是正常現象，說明居民的收入多了。以前投資的房產升值了，是好事。

         ——厲以寧(北大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政府有意打壓房價，可能不大有效。因為住房這個商品有兩重價值，一是住，一是投資。現在社會上貨幣過多，投資買房就把房價抬高了，而消費買房的人收入又買不起。如果打壓房價，可能無效，而且這些錢就要流到別的消費領域，使物價上漲。
    ——吳敬鏈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聯通、神州數碼、寶鋼股份獨立董事）

.房價炒高的根本原因不是開發(fā)商心黑，而是百姓太有錢。廉租房應該是沒有廁所的。
　　——茅于軾（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　　

現在離婚率比以前高了很多，理論上離婚就需要兩套房子住人。我們還發(fā)現同居的人現在大量增加，同居也是需要房子的。過去很多大齡青年和父母住在一起，現在大齡青年都搬在外面住了，也是需要房子。我們還發(fā)現有的人有兩個三個家庭，也都需要房子！　　

——董藩（北京師范大學教授）　　

保守地說，今后10年，中國的大城市，無論是上海、北京還是南京，房價要漲3倍；大膽地說，10年房價要漲5倍以上。

——王建(國家發(fā)改委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研究員、常務副秘書長)

.中國房地產可能增長100年。
　　——樊綱（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
　　說房地產炒過頭，那是胡話。
    ——李揚(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所長) 　　

.中國房市無泡沫。　　

——王慶（摩根士丹利大中華區(qū)首席經濟學家）　　

d物價問題：　　

CPI全年3%目標能夠實現。　　

——姚景源（國家統(tǒng)計局總經濟師）　　

CPI上漲不等于通貨膨脹。判斷通脹不要緊盯CPI，物價漲跌因素很多。中國只有一個CPI，食品類占了三分之一，為33.67%，但是在美國CPI有兩個，一個叫做核心CPI，相當于中國的非食品類；另一個叫做綜合CPI，而通常衡量是否通脹用的是核心CPI。最好用非食品類價格指數來討論通貨問題，并提出從2000年以來非食品類的物價變動沒有超過 2%。　　

——王國剛（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長）　　

要容忍更高的通脹。　　

——厲以寧。

教育及醫(yī)療是否應產業(yè)化？中國目前為什么窮人上不起大學？是因為收費太低。一個真正好的體制，我可以收費高，但我花80%在獎學金上，窮人就上得起大學了。比如，讓窮人一年出4000元，他也出不起。
    ——張維迎　　

e貧富差距問題：　　

我國當前貧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窮人太窮。因為城里也出現了窮人，才有了收入分配不公。不應該有仇富心理。目前我國個稅征收有很多漏洞，以至于一些富人并沒有按章納稅。因此，我們要完善目前的征稅體系，而不是說我們應該用征稅的方式縮小貧富差距。

——林毅夫(原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中國的貧富差距大嗎？中國的貧富差距還不夠大，只有拉大差距，社會才能進步，和諧社會才能有希望。中國窮人為什么窮，因為他們都有仇富心理。我要為富人說話，不是為了討好富人。今天有些人罵富人，好像是給窮人出氣，其實他們是害了窮人。殺富濟不了貧，窮人應該將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舊衣，天經地義。將基尼系數農村城市分開計算,這樣中國貧富分化就不嚴重了。農民有望進入社會中產者階層。中國農民不要害怕當中產階級。
    ——厲以寧

只要抓總量增加。不必管分配。發(fā)展到一定程度，一切問題都會解決。
——張維迎　　

我國雖然基尼系數已超過國際警戒線，但發(fā)生社會動蕩的可能性甚微。
——蕭灼基　　

中國是否應健全福利與社會保障制度？我建議取消所謂的養(yǎng)老保險失業(yè)保險工傷保險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熱情和能力。
    ——厲以寧　　

 歷史上沒有見過一個不令人反胃的社會福利制度。我們往往感到愛莫能助，不是不愿意出錢，而是拿出錢來不知會落在誰的手里。
    ——張五常　　

f經濟危機的原因解釋：　　

經濟起落的最大原因是金本位(金本位制就是以黃金為本位幣的貨幣制度)消失。在金銀本位時代，很少出現大起大落的現象，經濟危機不像現在這么嚴重。面對這樣一個事實就形成了一種理論，就是貨幣推動。政府為了財政的需要，超發(fā)了貨幣，擴大了信用。過量的貨幣流進了市場，造成了流動性泛濫，通貨膨脹。金本位時代不會出現這種情況。　　

經濟好比一個人，大繁榮和大蕭條都是病，救市措施就是藥。事實上，現代所有的醫(yī)學科技沒有顯著降低死亡率，就是為人減少疼痛。人類的生活好了以后，就尤其怕疼，他用很貴的藥，花錢只為減少疼痛。經濟就很像這個過程。　　

——周其仁（北京大學國家發(fā)展研究院院長）　　

我把堵車看成是一個城市繁榮的標志，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如果一個城市沒有堵車，那它的經濟也可能凋零衰敗。1998年特大水災刺激了需求，拉動增長，光水毀房屋就幾百萬間，所以水災拉動中國經濟增長1.35%。

——劉偉(北大經濟學院院長)

.中國危機的真正原因之一是勞動合同法。　　

——劉吉（前中國社科院副院長）　　

g國際關系問題：　　

買美國債是幫助自己。
　　——林毅夫（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　　

把當年侵略中國的八國聯軍的八個國家找過來，這八個國家，每一個國家建一所學院，就建在圓明園的遺址上面，形成一所聯合大學！就叫做圓明園大學或叫八國聯合大學。簡稱八國聯大。

——王建國(北大國情研究中心副主任/國際MBA與案例教學中心主任/光華管理學院、新加坡國立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導)

在經濟理論創(chuàng)新獎嗣后的論壇上，張維迎院長發(fā)表了要亞當斯密，不要凱恩斯的演說，有了斯密的分工，就有了發(fā)明創(chuàng)造，而交易使其成為正的循環(huán)。企業(yè)家通過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需求，而凱恩斯則依賴政府創(chuàng)造總需求，政府需求不需要創(chuàng)新，所以不僅效率不高，而且浪費。要堅決反對國企份額的擴大，重讀國富論。

讓1929年的大蕭條回答一下張維迎院長吧。　　

美國經濟隨即全面陷入毀滅性的災難之中，可怕的連鎖反應很快發(fā)生：瘋狂擠兌、銀行倒閉、工廠關門、工人失業(yè)、貧困來臨、有組織的抵抗、內戰(zhàn)邊緣。農業(yè)資本家和大農場主大量銷毀“過剩”的產品，用小麥和玉米替煤炭做燃料，把牛奶倒進密西西比河，使這條河變成“銀河”。城巿中的無家可歸者用木板、舊鐵皮、油布甚至牛皮紙搭起了簡陋的棲身之所，這些小屋聚集的村落被稱為“胡佛村”。流浪漢的要飯袋被叫做“胡佛袋”，由于無力購買燃油而改由畜力拉動的汽車叫做“胡佛車”，甚至露宿街頭長椅上的流浪漢上蓋著的報紙也被叫做“胡佛毯”。而街頭上的蘋果小販則成了大蕭條時期最為人熟知的象征之一。在那些被迫以經營流動水果攤討生活的人中，有許多從前是成功的商人和銀行家。

　　股票巿場的大崩潰導致了持續(xù)四年的大蕭條，這次經濟危機很快從美國蔓延到其他工業(yè)國家。對千百萬人而言，生活成為吃、穿、住的掙扎。各國為維護本國利益，加強了貿易保護的措施和手段，進一步加劇惡化世界經濟形勢，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的一個重要根源。

大蕭條也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大蕭條期間約有200-400萬中學生中途輟學；許多人忍受不了生理和心理的痛苦而自殺；社會治安日益惡化。其中最重要的問題是失業(yè)。在美國，失業(yè)人口總數達到了830萬，在美國各城巿，排隊領救濟食品的窮人長達幾個街區(qū)。英國則有500-700萬人失業(yè)，不得不排著更長的隊伍等候在勞務交易巿場內。

胡佛總統(tǒng)信奉亞當斯密的自由放任，結果被美國人民放逐了，羅斯福當選總統(tǒng)，推行新政，一是穩(wěn)定金融，二是救濟與社保，三是改革，到1939年，羅斯福總統(tǒng)實施的新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使美國避免了經濟大崩潰，有助于美國走出危機。這也就是凱恩斯主義的來源，它提高了政府對經濟的政策參與性。　　

新宏觀用產業(yè)分級模型指出，市場經濟由于利潤的存在，消費需求一方面來源于總投資，扣除上游企業(yè)利潤，必定小于總投資；另一方面，消費需求又是最后需求，肩負利潤實現的重任，即要求其大于總投資，這是市場經濟系統(tǒng)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結果導致總供給與總需求結構性失衡，即頂級企業(yè)投的越多，虧得越多。這也就產生了儲蓄難題與節(jié)儉悖論，儲備需求是擺脫此困境的有效選擇。　　

危機來臨時，面包衣服都變得昂貴稀缺，它們不需要什么創(chuàng)新，但由于失業(yè)，沒有收入，沒錢買。企業(yè)家有錢但都不投資，因為東西賣不出去。這里張教授的分工交易都失去了用場。

中國的4萬億政府投資與12萬億的商業(yè)信貸的確拉動了猝死的經濟，但不可避免的虧損，其原因當不是張維迎所謂的沒有創(chuàng)新，事實上，即使有創(chuàng)新，也必然虧損，因為創(chuàng)新解決的是商品供給，是物的范疇，而消費不足是需求方，是價值范疇，錢的問題。這點張院長搞不清楚凱恩斯的需求，把它與亞當斯密的供給混淆起來，好比是市民沒錢買糧食，張維迎說，那我搞個創(chuàng)新，賣給肉給他。

經濟學的需求是個基本概念，即有購買的意愿，且有支付能力，但很多中國的經濟學家都搞不清楚，張院長請開動腦筋思考一下，在投資普遍虧損的情況下，作為理性自利的教授你干嗎？既然沒有投資，哪里來的就業(yè)收入消費？沒有消費，又何談追加投資？城市化、農民進城、年輕人結婚、土地稀缺一定推高房價都是只看意愿，不管購買力的經濟囈語。

產權改革激勵國民創(chuàng)富無可厚非，問題是這些主流的海龜學派絞盡腦汁瓜分國有資產，以便于龐大的國際資本各個擊破，中國石油、建設銀行以原始股的價格賣給美國銀行，花旗銀行，然后由其翻幾倍賣給中國國民；身為寶鋼經濟學院教授的吳敬璉，面對鐵礦石談判屢戰(zhàn)屢敗，不乏話語權的他卻平靜的出奇，胡士泰這些經濟間諜又是如何成功潛伏的呢？以市場經濟強國沒錯，錯的是死心塌地甘為國際大資本的附庸。

張維迎身為電信公司的獨立董事，面對垃圾短信、欺詐短信，雙重收費，為什么一直沉默不語？難道這就是維護消費者的公眾利益？當然，教父吳敬璉為他做了義不容辭的辯護。

央視二套熱播的《華爾街》，吳敬璉，陳志武為學術總顧問，它指出是布雷頓森林體系挽救了整個世界，應該真心擁護美國的量化寬松，容忍美元泛濫，對新中國的革命干擾了資本主義成長憤憤不平，字里行間，言辭語氣中流露出對美國天堂的完全頂禮膜拜，華爾街是全世界的大教堂，這是不容質疑的，老先生握緊了干癟的拳頭。

吳老先生桃李滿天下，又頗有縱橫開闔的手段，外有哈佛耶魯鼎力相助，內與董事長、銀行行長、經濟學院院長、著名法學家聯袂，拿著教授、獨立董事、研究員的薪水，戴著華麗的光環(huán)，緊握著話筒不放，年輕人、陌生人不許進入！我的地盤我做主！只要投了帖子，加盟本教，即使如張維迎不知需求為何物的呆子照樣可以穩(wěn)坐光華院長不變。

中國有一個超穩(wěn)定的基因，老同志習慣做大佬，經濟學界與文藝界雷同，趙本山、成龍、劉德華、李連杰、黃宏、郭達、蔡明、馮鞏、郭冬臨、姜昆、李雙江、閻維文、宋祖英、邢質斌、趙忠祥，一張老臉幾十年不換，時刻不離座位，風水輪流轉，好處大家享，按資排輩，以等級劃分三六九，有謙讓，更多的是袁世凱的“勸進”。如此所謂的創(chuàng)新只能是中國式的了。

權利、地位、金錢，一個都不少，誰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身為權貴又去否定哪家權貴呢？政改的真實目的是為百姓增加福祉還是瓜分更大的權力？

美國獨立戰(zhàn)爭勝利后，華盛頓辭去了所有公職；圣馬丁享有秘魯、智力、阿根廷三國“自由奠基人”稱號，之后辭職隱居；他們都有不迷戀權勢的偉大靈魂。陳光標的捐贈表達了對財富的清醒態(tài)度。

而理性自利的經濟學家卻總是自利地看待錢與權，張維迎宣稱，只要出價足夠高，他可以出賣自己的理論。

拉幫結派，爭權奪利，傾心賣國、雖口吐蓮花，桂冠疊代，道貌岸然，然掩蓋不了骯臟的靈魂。

附文：

誤國精英利用改革禍國殃民，歷史要求再次撥亂反正
而后來真正禍害中國改革的書是那本《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作者：吳敬璉、樓繼偉、周小川、郭樹清、李劍閣，中國展望出版社1988年4月第1版）。 許多人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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