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爾巴喬夫時期，西方情報機構利用各種非政府組織，在蘇聯成功組建了主要由知識分子構成的“第五縱隊”。一時間，“改革斗士”的言論充斥報端，反蘇反共成為社會思潮。當時，很多蘇聯民眾對所發生的一切盲目歡迎，全然不知其實質，也沒有意識到嚴重后果，這正是非政府組織想要達到的目的和多年經營的結果。

　　《環球》雜志記者/劉怡然

　　二十世紀下半葉，非政府組織(NGO)在蘇聯的政治進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作為西方實施“和平演變”的工具，“代理”其政治利益的非政府組織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蘇聯的解體。

　　蘇聯解體后的十幾年間，“顏色革命”在后蘇聯空間相繼上演，俄羅斯也一度爆發“反普京”抗議活動，這背后，仍然有非政府組織的影子。

　　普京第三次入主克里姆林宮后，俄羅斯政府對非政府組織嚴加管控，試圖斬斷“西方黑手”，致使其元氣大傷。不過，這些西方“代理人”始終沒有忘記推翻普京的初衷，仍活躍于各個角落，為避免“正面交鋒”，它們還轉戰社交網絡，串聯起來進行活動。對俄羅斯而言，這儼然已成為一種新的挑戰。

　　普京在2012年3月的勝選演說中直至西方勢力。

　　“和平演變”：埋葬蘇聯

　　外國非政府組織在俄羅斯的發跡史要追溯至冷戰時期。

　　二戰結束后，西方將蘇東社會主義國家視為戰略遏制對象，企圖利用一切手段達到削弱社會主義政權、瓦解社會主義陣營的目的。為此，西方還推出“和平演變”戰略，希冀通過內部滲透的方式動搖蘇共統治。

　　非政府組織是“和平演變”戰略的“突擊先鋒”。他們以人員接觸推動演變，通過傳媒擴散、學術交流、文化活動、人權行動、經濟援助等看似合法的途徑，灌輸西方意識形態，動搖民眾對蘇共統治的信心。

　　杜魯門當政時期，美國政府針對社會主義陣營，制定了以非政府組織為主體的“遏制戰略”“真理運動”和“新美國世紀計劃”。同時，為解決官方與非政府組織之間的資金及聯絡溝通等問題，杜魯門還專門成立了“志愿對外援助顧問委員會”，為二者架設橋梁。

　　美國的非政府組織，就人權、反腐、新聞、環保、教育、醫療、文化、慈善、藝術、宗教、學術、社會服務等問題傳播西方價值觀，表面上“中立”“客觀”，具有“公益性”，實際上卻是在駐在國制造謠言、欺騙民眾，歪曲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建設等，以達到顛覆社會主義政權的目的。

　　上世紀80年代戈爾巴喬夫上臺后，大力推行激進的政治體制改革，提出“新思維”、推動“自由化”。這一時期，蘇聯意識形態管控的松動，為非政府組織急速發展、傳播西式“自由”“民主”、推進“和平演變”提供了契機，也導致蘇聯社會輿論一度失控。

　　據蘇共前莫斯科市委第一副書記尤里·普羅科菲耶夫回憶，戈爾巴喬夫時期，西方情報機構利用各種非政府組織，在蘇聯成功組建了主要由知識分子構成的“第五縱隊”。一時間，“改革斗士”的言論充斥報端，反蘇反共成為社會思潮。

　　當時，很多蘇聯民眾對所發生的一切盲目歡迎，全然不知其實質，也沒有意識到嚴重后果，這正是非政府組織想要達到的目的和多年經營的結果。在其大力推動下，蘇聯民眾，成了蘇聯的掘墓人。

　　“顏色革命”：牽制俄羅斯

　　葉利欽執政時期，俄羅斯曾與西方度過一段“蜜月期”。普京執政后，俄羅斯經濟實力增強，更有資本實施獨立自主的內外政策，對待西方的態度逐漸強硬。于是，“遏制俄羅斯”再次成為西方的戰略需要。

　　西方的新遏制政策先從俄羅斯周邊開始：在烏克蘭、格魯吉亞和吉爾吉斯斯坦挑起“顏色革命”，扶植親西方政權上臺，從而對俄羅斯進行戰略牽制。

　　美國前駐俄大使麥克福爾曾公開承認，在2004年的烏克蘭總統選舉中，美國的非政府組織為扶持尤先科上臺總共耗資1830萬美元。這筆資金主要通過美國國際發展局的渠道投入，用于選舉期間的信息宣傳工作。“正是這筆資金決定了2004年烏克蘭‘顏色革命’的結果，華盛頓熱烈歡呼這次勝利。”麥克福爾說。

　　在新一輪烏克蘭危機中，西方非政府組織也為推翻親俄的亞努科維奇政權立下了“汗馬功勞”。2013年底至2014年初，在烏克蘭基輔獨立廣場的暴力示威活動中，西方非政府組織的影子隨處可見，他們策劃示威活動，為抗議者發放“報酬”，還提供食品和帳篷。

　　烏克蘭執法機構的消息人士曾披露，基輔抗議活動期間，美國政府每周通過外交途徑向美國駐烏使館賬戶打入2000萬美元，這些資金由使館分配給各個組織，最終發放到受雇示威者手中。

　　據俄羅斯媒體報道，抗議小組的普通牽頭人每天可得到200美元，如果能把小組發展至10人以上，其頭目的報酬可增至每天500美元，如果直接對警察發動攻擊，則能拿到2000美元。在金錢的誘惑下，很多烏克蘭普通民眾加入抗議示威者的行列，盡管他們并沒有什么明確的政治主張。

　　此間，美國副國務卿紐蘭、德國外長施泰因邁爾、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阿什頓也來到獨立廣場，為抗議者鼓勁，美國國會參議員麥凱恩甚至在獨立廣場發表煽動性的演說，支持他們繼續抗議甚至推翻亞努科維奇政府。

　　由此，一出“非政府組織搭臺、外國政府唱戲”的鬧劇完整呈現。這與冷戰時期的“和平演變”戰略一脈相承，最終目的是推翻親俄政權。

　　“反普京”：未竟的事業

　　盡管西方勢力在東歐、中亞、外高加索鬧得熱火朝天，但其更重要的目標是推翻普京政權，為此，非政府組織也不遺余力。

　　2011年底，俄羅斯舉行國家杜馬(議會下院)選舉。當時，一些反對派聲稱杜馬第一大黨統一俄羅斯黨選舉舞弊。他們與非政府組織一唱一和、推波助瀾，共同策劃了幾場有數十萬人參加的抗議活動，“俄羅斯不需要普京”成為抗議活動的主題。

　　其間，監督貪污腐敗的“透明國際”、選舉監督機構“聲音”協會、人權團體“紀念”協會、維權團體“爭取人權”運動、“大赦國際”俄羅斯分部等非政府組織發揮了骨干作用，他們資助學者、作家、媒體人、博客寫手等意見領袖，勾結反對派，通過社交網絡和親西方媒體大肆渲染反普京情緒。

　　為應對“反普”風波，普京一邊在主流媒體上發表靈活、務實的施政綱要，一邊放低身段表示愿意與反對派對話。普京的一系列積極舉措贏得了選民好感，最終拿到六成選票，在首輪選舉中即一舉獲勝。

　　2012年3月4日晚，普京在簡短的勝選演說中直指西方勢力。他說，大選結果表明，俄羅斯人在政治上成熟了，沒有任何人可以給俄羅斯強加任何東西;俄羅斯人民能夠明辨“改革”與“政治離間”的區別，能夠認識到“政治離間”的唯一目的就是摧毀俄羅斯。

　　此后，俄羅斯政府多措并舉，對非政府組織嚴加管控。一是通過《外國代理人法》，管控接受外國資助并從事政治活動的具有“代理人”特征的非政府組織;二是通過立法允許執法機構對非政府組織進行突擊檢查;三是禁止政黨接受“外國代理人”捐款。

　　重拳打壓之下，俄羅斯非政府組織元氣大傷。目前，俄司法部已下令關閉至少9000個非政府組織，另有5610個組織面臨罰款。截至2015年1月下旬，俄羅斯已有34個非政府組織被司法部認定為“外國代理人”，其詳細資料及接受外國資助情況也被公之于眾。

　　俄羅斯輿論認為，被認定為“外國代理人”的非政府組織，有三分之一近期將自行消亡。俄《獨立報》對此評論道，俄羅斯的“外國代理人”正處于“絕種”的邊緣。

　　“網絡串聯”：新的生存之道

　　為了躲避“剿殺”，俄羅斯的非政府組織正在謀劃新的生存之道。現在，它們已開始轉戰互聯網，通過社交網絡串聯起來進行活動。這給俄羅斯政府帶來了新的挑戰，因為，目前一些在俄羅斯很受歡迎的網站，并不在俄執法部門監管范圍之內，比如，俄羅斯最大的、在東歐頗具影響力的搜索引擎Yandex注冊地在荷蘭，最大的本土社交網站VK近期也將其俄羅斯域名改成了國際域名。

　　俄羅斯公民社會發展基金會不久前發布報告指出，在俄羅斯點擊量排進前20名的網站中，有谷歌、YouTube、維基百科、臉譜、推特五家外國網站，榜單上的15家俄羅斯網站，外資份額也很高，并在逐年上升。這種情況，加大了俄網絡管理部門的管控難度，也為非政府組織進行“線上滲透”提供了可乘之機。

　　非政府組織通過網絡串聯，在傳播的廣度、深度與互動性上更勝一籌，更易于挑起群體性事件，威脅普京政權。而國際互聯網域名和IP地址，也是由美國幾家非政府組織管理著，它們的背后，則是美國政府參與建立的國際互聯網名稱和編號分配公司。

　　當前，值得俄羅斯警惕的是，西方制裁的負面影響正在傳導至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西方非政府組織是否會通過新形式，利用民眾的情緒制造“反普京”抗議活動，值得進一步觀察。

　　NGO：社會新的一極

　　《環球》雜志記者/曹妍

　　NGO一詞最早見于1945年簽署的《聯合國憲章》。NGO的英文原文是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直譯為“非政府組織”，有時也稱為民間組織、非營利組織、公民社會、獨立組織、志愿組織、社團等。

　　NGO并不是一個具有明確內涵和外延的術語，一般來說是指“獨立于政府和企業之外的社會組織”，被稱為“第三部門”。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萊斯特·薩拉蒙教授提出NGO具有以下五個特征：組織性、非政府性、非營利性、自治性、志愿性。

　　一般認為，現代意義上的NGO出現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后。不過，國際社會對非政府組織的集中關注大致始于上世紀80年代末期。當時，隨著全球人口、貧困和環境等問題日益嚴峻，人們發現僅僅依靠傳統的政府和市場這兩大力量無法解決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問題，于是NGO迅速發展壯大并成為社會新的一極。

　　NGO的存在是為了實現某種社會目標，其活動范圍涵蓋文化教育、衛生保健、生態保護、宗教慈善等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為實現自己的目標，不同的NGO采取不同的方法，包括游說、印刷宣傳品、宣傳教育，或者開展項目或活動。

　　常見的NGO包括人道主義組織、私人基金會、環境保護組織、人權團體、學術團體、慈善組織、專業協會、互助或自助組織等。其資金來源錯綜復雜，有來自政府、商業機構或基金會的贊助，也有私人捐款、自籌資金、會員費、投資收入等。

　　NGO與商業機構、政府的關系非常復雜，有些時候是敵對關系，有時候又會充當相關勢力的“白手套”。

　　俄羅斯境內的“外國代理人”

　　《環球》雜志記者/劉怡然 曹妍

　　截至2015年1月下旬，俄羅斯已有34個非政府組織被司法部認定為“外國代理人”，其詳細資料及接受外國資助情況也被公之于眾。其中較有影響力的非政府組織為：

　　“聲音”協會：成立于2000年，聲稱其宗旨為“保護選民的權利”。該協會得到了美國國際開發署的資助，2011年底至2012年初曾參與掀起大規模反普京示威活動。俄羅斯選舉權公共研究所在一份報告中認定，“聲音”協會不斷批評政府，并利用民調方式影響公共輿論，進而試圖影響議會選舉和總統選舉結果。2012年，應俄方要求，美國國際開發署停止資助該組織。2013年6月，該組織被認定為“接受外國資金并參與政治活動”的“外國代理人”。

　　“紀念”協會：成立于1989年，旨在研究蘇聯時期的“政治迫害行為”。2013年4月俄羅斯總檢察長辦公室發表聲明稱，“紀念”協會使用來自美國的資金從事政治活動，并影響公共輿論。2013年5月，該組織被認定為“外國代理人”。

　　“莫斯科公民教育學校”：成立于1992年12月，主要是為普通人、官員、社會組織和媒體舉辦學習班，還從事人文領域的出版工作。該組織得到了歐盟委員會的資金支持，2014年12月被認定為“外國代理人”。

　　“捍衛憲法和自由的律師”組織：成立于2003年，聲稱其主要目標是保護俄羅斯憲法中規定的權利以及歐洲人權公約中規定的人權及基本自由。該組織為公民和社會團體提供免費法律援助，2014年7月被認定為“外國代理人”。

　　“禁止酷刑委員會”：成立于2000年，對俄羅斯“濫用酷刑”問題進行公開監督，并為遭受酷刑的人提供專業的法律及醫療援助。2015年1月，該組織被認定為“外國代理人”。

　　來源：2015年02月04日出版的《環球》雜志 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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