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1日,在敘土邊境重鎮艾因阿拉伯,一名庫爾德武裝人員在廢墟中巡邏。新華社發
中東劇變已過去4年。這場最初被冠以“阿拉伯之春”的社會政治運動,打破了中東政治舊格局,但并未帶來民眾期盼的繁榮景象。作為影響中東政治的最大域外力量,美國中東政策將何去何從?
中東國家艱難轉型,治理模式仍在探索中
丁隆:“阿拉伯之春”并未給中東國家帶來穩定和發展,一些國家仍處艱難調整過程中。當前中東局勢呈現五個特征:
一、教派沖突愈演愈烈。中東地區當前沖突均有教派色彩,遜尼派與什葉派在伊拉克、敘利亞和也門打“代理人戰爭”,使中東進入以教派劃線、兩大陣營對峙的“冷戰”時期。
二、恐怖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肆虐。“伊斯蘭國”武裝借亂局崛起,“基地”組織阿拉伯半島分支活躍且具實力。北非地區薩拉菲派勢力和“基地”分支活動頻繁。產生于中東地區的宗教極端主義“圣戰薩拉菲”被地區亂局和教派沖突激活。美國蘭德公司一份研究報告指出,2010—2013年,“圣戰薩拉菲”組織數量增長58%,已超過3000個。
三、新舊問題交織。中東地區新的矛盾和沖突不斷,巴以沖突等困擾地區的老問題被邊緣化,但又不時成為攪動地區局勢的熱點。
四、地區力量格局失衡。伊拉克戰爭后,阿拉伯國家實力地位下降,中東劇變又使敘利亞等國元氣大傷,以色列、伊朗和土耳其等國實力上升。國際油價大幅下跌對地區產油國穩定帶來挑戰。
五、外部制衡力量缺失。冷戰后,美國單獨主導中東事務,采取“西促和談、東遏兩伊”戰略,大體維持中東“冷和平”。“9•11”后,美國采取軍事干涉和民主改造雙管齊下戰略,遭受嚴重挫敗。奧巴馬上臺后,美國中東戰略調整“搖擺”,但中東亂局依然。
田文林:中東國家不同程度出現政黨內耗、權力空轉、安全形勢惡化等新問題。利比亞在卡扎菲倒臺后涌現出1700多支民兵武裝,相互掣肘征戰,政治過渡曲折艱難。也門始終未擺脫安全、經濟困境。敘利亞內戰持續數年,約20萬人喪生。
埃及外匯儲備從劇變前的360億美元降至約170億美元,公共債務總額超過2800億美元。利比亞2013年石油出口量降至不足產能的10%。敘利亞經濟更是元氣大傷,據估算,經濟恢復到2010年水平至少需要30年時間。
那些暫時躲過中東“政權更替潮”的國家不同程度面臨低增長、高失業、政體脆弱等問題,繼承問題也日趨凸顯。這些年來,中東國家始終沒有處理好三大問題:一是秩序與發展問題,二是少數與多數問題,三是世俗與宗教問題。要想找到一種能有效解決上述問題的國家治理模式,顯然很難。
“地緣爭奪+教派沖突”,伊朗與沙特的博弈增添地區形勢變數
田文林:中東劇變前,該地區主要是溫和與激進兩大陣營(實際是親美與反美陣營)博弈。劇變后,權力格局重新洗牌。溫和陣營中,突尼斯、埃及、也門等相繼政權更替并陷入困頓,無暇顧及地區事務。沙特等海灣國家取代埃及成為阿拉伯世界的“領頭羊”。激進陣營中,利比亞卡扎菲政權被推翻,并陷入一盤散沙;敘利亞爆發全面內戰。相較而言,伊朗政體穩固,綜合國力較強,加上在地區問題上態度鮮明,其地區影響力日趨提升。沙特與伊朗在各自陣營中地位提升,尤其在美國地區影響力下降的背景下,兩國競爭意識增強。
理解中東地區政治的最好框架,就是伊朗和沙特主導的“新冷戰”態勢。這種“新冷戰”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地緣政治爭奪。雙方在巴林、伊拉克、黎巴嫩、敘利亞、也門等國展開“代理人戰爭”。二是油價戰。2014年6月以來國際油價狂跌,沙特憑借擁有7500億美元外匯及第一大產油國地位,拒不減少保價,其目的是保持市場份額,但削弱伊朗也是動因之一。三是安全領域。2014年12月,海灣國家宣布成立共同海軍部隊,并在沙特組建聯合軍事指揮部,目的就是應對“伊斯蘭國”和伊朗的威脅。
需要指出的是,沙特與伊朗內政外交均有較重宗教色彩。沙特是遜尼派陣營主要代表,伊朗是什葉派陣營中流砥柱,雙方博弈兼有“地緣政治+教派沖突”雙重性質。總體來看,伊朗與沙特間的“新冷戰”可能導致地區形勢充滿變數。一方面,地區國家教派矛盾升溫。這種以教派沖突為底色的地區矛盾,比單純的國家利益爭奪更難化解。另一方面,以色列成為“鷸蚌相爭”的最大受益者。中東劇變以來,相關國家地緣版圖碎片化趨勢明顯,相形之下,以色列地緣環境日趨改善,因掣肘減少而在中東行事尺度更大。
“伊斯蘭國”迅速坐大,地區恐怖主義勢力連點成片
田文林:中東地區恐怖活動一直十分猖獗。中東劇變后,中東國家轉型不暢,地區安全真空增大,為恐怖活動滋生蔓延提供豐厚土壤。“基地”等恐怖組織趁機擴大活動范圍,并著重在三不管地帶(如利比亞東部、馬里北部、埃及西奈半島及敘利亞部分地區)建立活動據點。當前興起的“伊斯蘭國”以敘利亞和伊拉克為主要活動基地,將整個西亞北非的極端勢力連點成面,并在全世界得到了幾十個極端組織的支持。美國國務院反恐報告顯示,西亞北非發生的重大恐怖事件,1998年不足300起,2008年達到1600起,2013年為4650起。受其影響,法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西方國家頻頻出現“獨狼式”恐怖襲擊事件。
丁隆:傳統意義上的恐怖組織只通過制造恐慌達到政治目的,不謀求控制領土、建立政治實體。“伊斯蘭國”武裝是有軍隊、資金、較強動員和招募能力、一定治理能力的宗教極端主義叛亂武裝。一批薩達姆時期伊拉克軍隊中下層軍官的加入,增強了該組織的作戰能力,使其成為“有軍隊的恐怖組織”。“伊斯蘭國”武裝崛起是伊拉克亂局和敘利亞內戰的直接后果。一些西方和中東國家支持敘利亞反對派,大批“圣戰者”獲得資金和武器,在敘利亞戰場獲得作戰經驗。中東國家人口增長快,經濟發展緩慢,青年失業率高;西方國家穆斯林移民無法融入當地社會,也為“伊斯蘭國”武裝提供了“兵源”。
李偉建:“伊斯蘭國”迅速崛起,直接原因有三:其一,其成員主要由部分“基地”組織伊拉克分支成員、薩達姆殘部和在中東各地流竄的“圣戰”分子組成,這些人地形熟、人脈廣、有豐富的作戰經驗。其二,“伊斯蘭國”所代表的宗教意識形態、現代的宣傳手法和充足的資金誘惑使其能夠不斷招募到新的人員加入。第三,它前期得到了本地區一些國家和民眾的支持。支持者大多出于遜尼派的身份認同,認為“伊斯蘭國”代表了“在和什葉派的爭奪中處于下風的遜尼派的反抗”。
但歸根到底,“伊斯蘭國”是中東亂局的產物,而美國對這樣的亂局難辭其咎。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導致伊拉克安全局勢持續惡化;中東劇變后,美國先是在動蕩的局勢中推波助瀾,高調支持所謂的“民主革命”,然而在“變局”變為“亂局”之后,其政治熱情又很快消退,在地區安全局勢依然險惡的情況下反而加快了戰略收縮步伐,這在很大程度上使“伊斯蘭國”得以趁亂而起,并迅速坐大。
美國陷入“打不贏、走不了、回不去”的尷尬處境
田文林:美國是影響中東政治的最大域外力量。美國在中東十年反恐,結果陷入戰爭泥潭,軟硬實力嚴重受損,迫使奧巴馬政府反思中東政策,減少在中東戰略投入。美國戰略收縮是在中東局勢仍是“夾生飯”背景下進行的,導致中東權力失衡加劇,地區熱點不斷激化升溫。在巨大內外壓力下,奧巴馬政府不得不改弦易轍,加大反恐投入。
美國中東政策進退失據,面臨若干結構性矛盾。首先,硬實力不足與四面出擊的困境。奧巴馬2014年9月在聯大發言時,將埃博拉、俄羅斯和“伊斯蘭國”并列為“三大威脅”。美國面臨對手越來越多,但應對挑戰的實力和手段卻日趨捉襟見肘。目前,美國外債超過17萬億美元,軍費開支縮減,軍事投送能力下降。這使美國戰略抉擇難度加大。
其次,不愿在中東加大反恐投入但又試圖掌控中東局勢的矛盾。數年來,奧巴馬一直謀求從中東脫身。“重返中東反恐”與奧巴馬此前的外交政策方向背道而馳。“伊斯蘭國”興起后的兩個多月內,奧巴馬面對馬利基政府的求援,遲遲未施援手,即便開始空襲后,仍一再強調軍事行動“有限”。相反,“伊斯蘭國”在伊拉克、敘利亞吸引和招募到許多感受到壓迫、背叛和恐嚇的遜尼派民眾。美國要想擊敗“伊斯蘭國”,需要包括外交、情報、經濟、政治乃至意識形態在內的綜合戰略,并需費時很多年才能見效。
第三,清剿“伊斯蘭國”與遏制激進陣營何者優先的矛盾。美國要想同時實現打敗“伊斯蘭國”、推翻巴沙爾、繼續遏制伊朗這三大目標幾乎不可能。美國中東反恐的西方和地區盟友各懷心思,“出工不出力”。數據顯示,2014年12月美國進行了62次空襲,而美國盟友只在敘利亞實施了2次空襲。地區反恐力量難以形成合力,無法對“伊斯蘭國”構成實質威脅。敘利亞和伊朗反“伊斯蘭國”意愿最強、軍力也相對強大,但美國卻將其排除在反恐聯盟之外。美國2014年9月還通過新法案,撥款5億美元武裝和訓練敘“溫和反對派”。這種夾帶私貨的反恐戰略,難以有效清剿“伊斯蘭國”。反過來,如果美國將反恐置于優先位置,加大與伊朗、敘利亞等國反恐合作,勢必要在伊核問題、巴沙爾政權去留問題上妥協,這又會引發沙特、以色列等地區盟友竭力反對。美國“兩面不討好”,兩大目標無論何者優先,都有相當大的副作用。
第四,如何突破“反恐投入越多、留下爛攤子越大”困局。當年美國傾其國力在中東反恐,但效果適得其反,極端恐怖勢力反而更趨壯大。這充分表明,在反恐問題上,“高投入不等于高效益”,甚至可能“越反越恐”。因此美國決策者十分擔心,如果美國在反“伊斯蘭國”行動中投入過大,“用力過猛”,會再次陷入中東泥潭。到底何種反恐策略有效,美國該如何把握火候,恐怕至今心中無底。
丁隆:美國中東戰略調整主要出于兩個考慮:一是直接軍事介入成本高,效果差;二是美國不再需要中東石油,中東戰略地位下降。美國中東政策將從直接軍事干涉變為充當“離岸平衡手”角色,以避免軍事介入高昂的經濟和道義成本,同時保持對地區局勢一定的掌控,防止中東出現能夠挑戰其地位的強國。在手段上,從全面介入改為集中投放外交和軍事資源,在危機爆發并威脅自身利益時,通過規模和時間有限的軍事打擊,恢復地區力量平衡。美國撤離中東和重返亞太戰略同步進行,美國認識到恐怖主義雖危及其安全,但在全球議程中不應排在優先位置,美國應著力維護其對亞太事務的主導權,這已在美國決策層形成高度共識,不會輕易改變。然而,在戰略執行層面,中東亂局牽制美國的精力和資源,導致其在中東陷入“打不贏、走不了、回不去”的尷尬處境。
李偉建:美國在應對中東極端思潮和恐怖主義問題上既無長期戰略構想,也沒做好打持久戰準備。其迄今所為僅是策略變化而非戰略調整,是權宜之計而非長遠規劃。美國一方面要堅持重心東移,繼續其亞太再平衡戰略,一方面又受到“伊斯蘭國”極端組織牽扯,一時難以脫身,但美國不會根本改變甚至放慢其戰略東移步伐。最近,美國對敘利亞問題立場似乎出現松動,不再堅持巴沙爾政府下臺作為敘問題政治解決的前提。同時,美國同伊朗關系也出現緩和跡象。這或多或少也與美國試圖拉攏更多地區國家參與反恐,以使自己可以盡早脫身的戰略思考有關。
盡管奧巴馬中東政策始終備受爭議,但不再卷入中東泥潭似乎已成美國國內共識,美國從中東戰略收縮的大趨勢不會改變。當前需要關注的是正在這一戰略態勢下悄然發生的美國與伊朗關系趨緩以及美國對敘利亞立場的微妙變化,因為這些變化無疑將對中東形勢未來發展產生重要影響。
丁隆(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外語學院教授)
田文林(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副研究員)
李偉建(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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