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被逐出馬來西亞的事實, 充分印證了林清祥等反殖愛國力量之前的預言: 馬來西亞計劃是英國人所主導并在各反動勢力配合下推出的一個新殖民主義陰謀, 其主要目的在于鎮壓有關地區的反殖運動, 不是為了新馬兩地的真正統一或沙巴、砂拉越人民的利益和前途，李光耀之所以那么賣力地推銷“馬來西亞”，不言自明。另一方面，人們也清楚地看到，有關各地特別是新加坡的反殖愛國力量被鎮壓下去之后，倉促并湊起來的馬來西亞立即成為各反動勢力的幾個野心家的分贓戰場。人民行動黨主席杜進才博士后來曾公開承認，除了李光耀及其副手吳慶瑞之外，黨的其他領導人對于馬來西亞計劃下的合并，并沒有真正的參與。

　　站在人民的對立面

　　當李光耀為被“逐出”而哭喪著臉時，新加坡全島鞭炮之聲四起,人民為“脫離”馬來西亞獲得獨立而笑臉歡呼，奔走相告。正如反殖愛國力量之前所宣示的，英國必須把獨立主權交回給新加坡人民。新加坡是本區域一個中心城市，有著各種優勢足以彌補存在的弱點，何況更有著優越的人力人才資源和光榮的反殖建國傳統。只要萬眾一心，自立更生、發奮圖強，對外奉行中立、和平、友好原則，新加坡是完全能夠生存和發展起來的。而且，新加坡人民掌握了獨立自主權，也就有能力排除新殖民主義的阻擾，為以后新馬的真正統一，打下了牢靠的基礎。其實，在這歷史的轉折關頭，要是李光耀能夠“從善如流”，打開牢房，讓林清祥等所有反殖愛國人士恢復自由，同人民一起奮斗，建設具有獨立自主地位的新加坡國家，相信他能贏回威望，重拾1950年代的“輝煌”。但歷史不能假設，哭臉與笑臉畢竟不同一條心。

　　據李光耀在其第一本回憶錄的結尾中透露，當他還在馬來西亞而被認為不聽話正要受對付時，是英國人提供了保護傘。由此，人們不難理解此后他為何只能接受保護者的調教。英國人選擇把新加坡的獨立自主權交由李光耀代理，是有其原因的。對英國人而言，成立馬來西亞明擺著是“合而治之”的新殖民主義手法，而讓新加坡分割開來，固然是舊殖民主義“分而治之”的老套，但這正是對“馬來西亞”的補充，從而緩和了新馬兩個代理者之間的內斗和互咬。明乎此，對新加坡的“獨立”的實質意義不能不打折扣，而李光耀只能夠繼續執行沒有馬來西亞名目的新殖民主義的政策和圖謀，這并不為奇。李光耀在其統治下的新加坡，是緊緊依靠英美勢力，在加緊摧殘反殖、愛國、民主、進步力量方面，甚至干得比殖民主義者更為“出色”。這正是殖民主義勢力夢寐以求，卻是反殖、愛國、民主、進步力量所不愿意看到的。

　　人們注意到，新加坡在1965年8月9日宣布獨立后，林清祥等人并不曾獲得釋放。可以 說，“非共”的李光耀對付被拘留的反殖愛國人士，其手段之無情、毒辣，比“反共”的英殖民當局有過之而無不及。人所共知，獨立后新加坡任何反殖愛國的政治拘留人士要想獲得釋放，都必須公開譴責自己的過去，不肯就范者，就得面對無期的拘禁。 “非共”的李光耀繼承了全部“反共”政策，以清除“共產黨勢力”為名，無情打擊和摧殘“反對黨”和異議者。例如，從人民行動黨分裂出來的異議人士所組織的社會主義陣線，既沒有舉起共產主義的旗幟，更沒有提出任何為實現共產主義社會而斗爭的綱領，它所宣示的，只不過是爭取獨立和民主，爭取實現人民行動黨早期提倡而較后不提的社會主義綱領，這樣的左翼反對黨，在世界上任何民主國家，原是無可非議的。可是，李光耀掌權后，以“反共”為借口，從對付林清祥等開始，一波又一波地逮捕和監禁社陣干部以及有群眾基礎的反對者，加以身心摧殘，使反對黨不得翻身，撲滅一切敢于冒出來的反對力量，所有這些，難道不就是為了謀取本身的政治霸權而施展的鐵血手腕嗎?顯然，李光耀醉心孵育的，不外是一個民主世界的怪胎——建立一手遮天的無反對黨議員的“議會”。對此，看來許多知名的反共人物都要自嘆不如。盡管李光耀在多次場合中依舊聲稱自己是民主社會主義者，但無可否認，李光耀初期的民主社會主義理念經過多次重大的修改，早已空殼化;隨著他踐踏人民的民主權利，對反對者無所不用其極，導致人民行動黨在1976年被社會黨國際除名。

　　有需補充指出，許多新加坡反殖愛國者，他們曾經全心全意擁護人民行動黨，大力支持李光耀上臺。1960年代初，他們在反對馬來西亞計劃下的新馬“假合并”安排的運動中，不能不與李光耀的主張相對立;當李“借刀殺人”時，他們之中也有不少人幸免于難而轉入地下之后流亡海外。新加坡被逐出馬來西亞時，李并沒有放松對這群人士的追捕。這群人士后來投身于馬共所領導的馬泰邊區武裝戰線。踏上1980年代，國際與新馬的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反共的冷戰思維已經過時，和平、民主與發展成為主潮流。在泰國政府的調解下，交戰雙方的馬來西亞政府與馬來亞共產黨都愿意和解，以結束英國人遺留下來的戰爭狀態。1989年12月2日，泰王國、馬來西亞政府與馬共三方共同簽署《合艾和平協議》。李光耀控制下的新加坡政府卻表示不愿參與這項對馬共的“和解”，甚至對那些投身于馬泰邊區武裝戰線的新加坡反殖愛國者，李也拒絕他們回返新加坡。有人說，這是李的“反共冷戰思維”陰魂不散;但鑒于李“最后”終于同中共打交道，因此，合理的解釋不外是，李之所以堅持到底反馬共，在于它直接觸及李個人“威望”的敏感問題，要知道一旦馬共這些反殖愛國者堂堂正正地在新加坡出現，不免引起年青一代的好奇和追問，到時，官方一向以來所描繪的李在新加坡的反殖和爭取自治獨立運動中的“英勇”形象，不知將如何收場。

　　對華文教育背景者深具偏見

　　當1963年9月16日馬來西亞宣告成立之后的第5天，即9月21日，李光耀就在新加坡舉行加入馬來西亞的第一次地方選舉投票。在全島51個選區中，人民行動黨獲得37個議席。它的這項勝利是在預料之中，因為強大的“社陣”等反殖力量在是年2月2日“冷藏行動”中已受到重創。但這次選舉也有其引人注意之處：在南洋大學畢業生帶動下的一批新血，以“社陣”的旗幟參加選舉，讓“社陣”奪得13個議席，成為最大的反對黨。李光耀不能容忍來自這些華文教育背景者的挑戰，因而遷怒于這些挑戰者的教育背景，就在選舉過后的第二天，便褫奪了南大創辦人陳六使的公民權。接著，他利用政權力量對付南大學生、教職員、副校長等;進而策動改組和接管南大，直至1979年將南大并入新加坡大學。與此同時，李光耀按照英校面貌改造華校，最后連根拔除整個華校中小學教育體系(至于其他如馬來及淡米爾母語教育體系，早被消滅殆盡)，這也是殖民主義者過去想搞而搞不到的。

　　殖民地當局歧視南大和壓制母語教育，用的是赤裸裸的“反共”招牌;而李光耀收起招牌，善用偽裝。他指責陳六使等人是什么“大漢沙文主義者”，說這些人是在冒險，因為新加坡周圍是個馬來人的大海洋。其實，作為歷史上中華移民的后裔，本地區的華人歷盡滄桑、受盡殖民統治者的欺壓，他們用血汗澆灌了這里的鄉土，用真誠同各所在地的其他民族人民同呼吸共患難，一同建設和維護新興的國家，難道他們竟是“大漢沙文主義者”嗎?這等指責，不是現代版的“莫須有”罪名又是什么?新加坡華人社會熱愛本身的文化，努力興建具有民族特色的南洋大學，讓年青一代接受優良文化傳統并發揚光大，這是天經地義，既沒有侵略性，也同周圍廣大的馬來族群匯合成為共同發揚東方文明、抗拒殖民主義文化教育霸權的洪流，何罪之有?新加坡在這方面出現的佼佼者，前有陳嘉庚，后有陳六使、李光前等等，青史留美名;而李光耀則與“香蕉人”結下不解之緣，誰說歷史不是公正的!東南亞數以千萬計的華人，無論如何已在當地開花結果，葉落歸根。至于李光耀所謂“被大海洋包圍”云云，從歷史上看，只有殖民主義侵略者，他們才真正陷于本地區各民族人民汪洋大海的包圍之中，因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不得不逐步退出甚至被趕走。

　　有學者強烈批評指出，李光耀以吸取西方投資為理由，以“家長選擇子女讀英校”為借口，威迫利誘，軟硬兼施，為英文至上主義的語文教育政策鳴鑼開道，已經把平等對待各語文教育的政策淪為笑柄。他舉例說，以華人占絕大多數的新加坡，華文教育在人民行動黨政府所謂平等政策下走向式微，而占人口不到百分之三十的馬來西亞華人，卻在不平等的政策下，建構了完整的華文教育體系。事實告訴人們，新加坡既失去了東方文明特別是中華文化的哺育，也沒有西方文明的根基，勢將淪為功利主義的“偽西方社會”，一有國難，就出現“逃兵”。更有學者一針見血地指出，每一個民族的形成，其人民都自然地擁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人民才會對自己的民族有歸屬感，才會忠于自己的民族，才會為自己民族的生存作出無私的犧牲，這個民族才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在英格魯•撒克遜民族系統以外的人民使用英文，只是把英文作為一個工具語文來使用。(李光耀政府)通過語言轉移計劃的巨大社會工程，以英文這個工具語文來取代自身民族的母語，這個民族還能擁有自己的民族魂嗎?難怪2003年新加坡媒體的民意調查，有二成多的新加坡年青人，不愿意留下來為新加坡犧牲。這些學者的分析說明了，今后，歷史學家或許不能不作出研討：是誰在損害新加坡的元氣?是誰在挫傷新加坡人民的鄉土情懷和愛國精神?

　　誠然，李光耀既提倡“儒家思想”，也鼓吹“講華語運動”;但幾十年下來，民間的傳統美德被官方搞得不倫不類;豐富多彩的各種方言在新一代中消聲匿跡了，華語華文被架空并鎖在學校課室的冷氣窗櫥里，“高處不勝寒”。西方的功利主義思想，侵蝕著市民的腦袋，英文則從官場迅速向社會上泛濫。實際上，李光耀只不過把提倡“儒家思想”和鼓吹“講華語運動”，作為其崇洋和英文至上的補充。1991年9月15日，時任新加坡副總理的王鼎昌(1993年8月28日獲選為新加坡共和國首任民選總統)，也在一個座談會上坦白承認，(新加坡政府)雖然口口聲聲強調學習華語(母語)的重要性，但是對華文的應用和中華文化卻沒有認真的對待與照顧。

　　其實，新加坡不僅在地理、商業、經濟上擁有優勢，在文化上更是世界上難找的一個大寶藏。這里有東方文明，也有西方文明。例如：馬來文明、印度文明、中華文明、歐美文明，以及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等等宗教以及傳統信仰和當代思潮，和諧共處，相得益彰。此地，“文明沖突”論調沒有市場，“沙文主義”之說不攻自破。我們應該珍惜并發揚新加坡的優勢而不是反其道而行。李光耀不是推崇西方文明，而是迷信西方物欲;他不愿意領略中華文明的光輝，但中華文明則是人類所在的這個星球上從不斷滅的一支古文明，它自強不息、萬代更新!

　　所謂“高薪養廉”

　　據說，李光耀的回憶錄花足資本，處處顯露其具有官方背景和資助的研究及資料搜集隊伍的身影。對于1998年出版的《李光耀回憶錄：1923 - 1965》，即李光耀的第一本回憶錄《風雨獨立路》，據說惡評與吹捧同樣多，鬧了好一陣子;至于2000年9月接著出版的《李光耀回憶錄：1965 - 2000》，即其第二本回憶錄《經濟騰飛路》，則引不起人們多大興趣。

　　有需指出，1965年之后，不僅在理念上，而且在實踐上，李光耀已明顯拋棄其民主社會主義，從而鎖定威權體制(應該說是專斷獨裁體制〕的建構、放棄福利國家政策、推崇并投靠國際壟斷財團以保證新加坡的所謂“安全”與“穩定”，這些都是李光耀在其第二本回憶錄中對新加坡今天的“成就”所津津樂道的。一句話，說的不外是在經濟“發展主義理念”下，投靠西方霸權，建立和鞏固其專制王朝的故事。然而在新加坡，自由企業為主的本地資本經濟并不受重視，勞動力市場所追求的在于滿足國際財團的需求，年青人創業的空間基本上不復存在。李光耀英文精英集團把持一切，被邊緣化的廣大下層永遠沒有“出頭天”，難怪老百姓要形容李光耀是“紅毛攬條條，人民無查肖”(閩方言：紅毛抱緊緊，人民打一邊)。

　　在《經濟騰飛路》中，李光耀相信，新加坡 “經濟騰飛”和“官吏清廉” 的形象，特別是后者，只要巧加包裝，最能營造他個人的品牌。他從不會忘記譏諷周邊國家官場的“貪污腐化”。他嘩眾取寵，打擊別人，以抬高其“威權體制”的地位，讓其“專制統治”合理化。

　　究竟李光耀口中的新加坡官吏的清廉是怎么一回事?有如廣為人知的毛澤東時代新中國當官者一心“為人民服務”嗎?不是!據說李光耀統治下的新加坡一概排斥“共產風”。有如鮮為人知的泛馬伊斯蘭黨在馬來西亞的吉蘭丹州提倡的“圣潔”和“純樸”嗎?也不是!李光耀是隨著美國“反恐”指揮棒起舞者，泛馬伊斯蘭黨的清廉，只能被目為“苦行者”的修行而備受奚落。要不，像中國大陸今天在全民監督下肅貪和反腐敗嗎?或者，像西方發達國家的兩黨或多黨互相制衡、促成官吏以清廉為榮譽嗎?所有這些都不是。據說，李光耀統治下的新加坡之官吏，是由大家長“高薪養廉”的!

　　無可否認，在本區域，新加坡公務員的清廉是具有其名氣的：一是公務員不卷入黨派斗爭，其薪津待遇較好;二是退休制度健全，足夠養老。僅此二項，即可以“養廉”。當然，從另一方面論，在殖民地時期，公務員大都看不起老百姓，口碑也好不了。

　　人民行動黨執掌了政權，特別是1965年之后，李光耀一步步地提高公務員的薪津，一般而言，不要說周邊地區的遠遠不能相比，新加坡公務員的薪津在扣除了生活指數之后，要比臺北，甚至香港的還來得高。可是，新加坡公務員對自己的“高薪”，所擁有的實際支配權卻低得驚人。原來，新加坡公務員的退休金的籌措是這樣的：在職期間，按月要提存百分之十七點五;政府再補貼百分之十七點五，合計為總薪津的百分之三十之高，由國家扣存。因此，公務員在職期間，只能以其百分之六七十的薪津抓緊支付衣和食、分期付款住與行之必需，即使是上層公務員，其手頭上也并不那么充裕，“錢不夠花”;至于退休之后的生活、醫療保健，全在“國家”的壟斷操縱之中，誰敢不聽掌權者大家長的話，就要面對風燭殘年之后果。

　　幾十年來，新加坡政府采取的政策，是讓人民(包括中下層公務員)只擁有少量可以維持生計的收入、“錢不夠用”，卻將人民身上克扣而來的龐大財富由“國家”直接掌控，然后交由李光耀欽點的官僚壟斷資本機構如發展銀行、淡馬錫機構等等去操縱投資。李光耀的說法是，他用人民的錢替人民生財，為新加坡謀利，因此，象新加坡總理，其薪俸在全世界政府首腦中，可謂“名列前茅”，這是新加坡人民理應“高薪豢養”的頂尖人物。現在，人們要提問的是，既然是從全民荷包中扣除并累積而來的“國家”資產，則其整個運作過程，理應全面民主化和透明化，難道人民只有接受命令的份，卻沒有參與決策的權利嗎?為什么是由你一手支配、搞“一言堂”呢?為什么是你“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呢?

　　近年來，只要人民行動黨在選舉中的形勢有難，或者在執政上遭遇挑戰，李光耀控制下的政府，就會假公濟私，吐出一些糖水，討好選民，或者干脆向特定的家庭戶頭派發紅包，爭取好感。借問，這是哪一號的“廉潔”執政者?李光耀之前洋洋得意地譏諷周邊國家的執政者，到頭來，不就是“五十步”笑“ 一百步”嗎?

　　假如說新加坡官吏的清廉是由李的“高薪”養育起來的，那只能讓人啼笑皆非。其實，李光耀“高薪豢養”的究竟是什么官吏?是誰剝奪了人民對財富的支配權?值得爭議!有人說，在目前新加坡威權體制下的所謂“高薪養廉”，顯然是偷換概念。所謂“高薪養廉”也者，不外是“監守自盜”或“合法”“搜刮民脂民膏”的同義詞，無異是家族壟斷全民財富的障眼法。雖然，這樣的論斷，放在“法律”高手的掌權者身上，或者許多人在口頭上難于認同，但他們心里都明白，是誰在玩弄“法律”搞得所有政治對手及不聽大家長之指使者傾家蕩產以至逃難流亡;而又是誰在玩弄“法律”造就自家權財傾國、不可一世!

　　容不得不同意見

　　1968年新加坡舉行脫離馬來西亞之后的第一次大選，由于李紹祖極左表現的影響，最大反對黨社陣以及左翼人士拒絕參與競選，專注于議會外斗爭，人民行動黨獲得了全部65個議席。此后，1972年(仍舊65席)，1976年(增至69席)，1980年(75席)所舉行的大選，都是人民行動黨獨占議會的清一色局面。直到1981年12月的一次補選中，勞工陣線的拉賈勒南擊敗了人民行動黨的候選人，局面才有所突破。此后舉行的7次大選中，李光耀加緊玩弄選區分分合合的花招，嚴厲對付與封殺反對黨的侯選人和中選議員;盡管被打破的局面再也無望彌補回來，人民行動黨在議會仍占絕對優勢。最近幾年來，越來越多的選民，拋開人民行動黨，轉而聲援甚至支持反對黨，但對人民行動黨還未能構成實質上的威脅。

　　由于長期一黨獨大、權柄緊握，李光耀已經成為“超人”的統治者。人們看到，過去是 華文教育背景者被歧視;反對黨受對付;反殖進步人士被以紅帽子套著鎮壓。現在，連英文教育背景者及其精英，包括曾為李政權效犬馬之勞的蕭添壽律師等等，只要稍有異議，都在打擊之列;人民行動黨的元老，哪一個不受李的氣;即使貴為新加坡的總統，敢不“聽話”的，一一給予顏色看。

　　1990年8月27日，掌權31年的李光耀卸下總理之職，改任“資政” (Senior Minister) 。接任步上總理座位的是吳作棟，兩屆后由李之長子顯龍正式坐正。其實，誰也沒有懷疑，小退而不休的李資政仍握實權，這些年來，其權勢不是越來越趨收縮，而是越來越為膨脹。

　　絕對的權力，使李資政不能聽取任何不同的聲音，哪怕是力量極為弱小的在野民主黨派所發出的絲絲鳴放，也非封殺不可。以往的不說，最近以來民主黨徐順全的一再落難，在新加坡，人人有目共睹，心有余悸。

　　今天，新加坡社會的政治控制已經發展到這樣一個地步，政府其實用不著出面，社會的方方面面，包括在歷史上敢于質疑執政當局的新加坡媒體，早已劃地為牢、自我設限，深恐不時遭受對付。

　　新加坡，是新加坡人民的新加坡!終將從威權統治底下解脫出來，成為一個生動活潑、充滿政治激情的公民社會!

　　(取自21世紀出版社出版《歲月留痕》第一輯《深埋心中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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