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在新加坡，主流媒體的論述，都是贊揚李光耀的，把他捧得極高。在他的統治下，政治英明、官吏清廉、街道整潔、民居美化、經建輝煌，旅游發達 … … 幾乎樣樣歸功于他!一眼望去，在新加坡政壇上，李的形象若不是“雄才大略的圣人”，至少該是“白璧無瑕的領袖”了吧! 李光耀是否真的有如“完人”了呢?此刻言之過早，傳統上須待其去世之后方能說個究竟，即所謂“蓋棺論定”。此時此地，何妨聽聽主流媒體以外的異響。以下，讓我們先回顧一下李光耀在反對殖民主義以及爭取新加坡的自治與獨立地位那個歷史時期的一些表現，及其所扮演的角色。

　　初試啼聲

　　1954年11月21日，人民行動黨正式誕生。作為秘書長的李光耀以左翼反殖姿態出現，獲得好評。5個月后，新加坡舉行林德憲制下的立法議會選舉。該立法議會擁有32名議員，其中3名是殖民當局高官兼任，官委4名，另25名民選。人民行動黨本身派出的4位候選人之中，除蒂凡那之外，李光耀、吳秋泉、林清祥共3位中選，成績可喜。選后，由擁有10個議席的勞工陣線組織“部分民選政府”，馬紹爾任首席部長。

　　作為新加坡首席部長的馬紹爾也參加了1955年12月28至29日在吉打州華玲舉行的令人矚目的“華玲會談”。參加會談的馬共方面的代表為總書記陳平、中委陳田及拉昔•邁丁;政府當局一方的主要代表來自馬來亞聯合邦首席部長東姑•阿都拉曼及聯盟黨要陳禎祿。會談沒有取得任何成果，因為馬共不能接受由英國人炮制的、意味著投降的“大赦條件”。無論如何，陳平表示支持對方向英國爭取新馬的獨立，以便為結束這場殖民地戰爭而再度舉行會談，取得成果，建設一個獨立、民主、和平的新國家。

　　1956年4月間，李光耀與林清祥代表人民行動黨參加以馬紹爾為首的13人各黨派代表團，前往倫敦與英國方面舉行關于新加坡內部自治的憲制談判。因為英國不愿讓出內部控制權，談判無功而返，馬紹爾辭職，由林有福接任首席部長。接任首席部長后，林有福采取有別于馬紹爾的手法，直接向反殖民主義力量挑戰，從是年年中逮捕華中進步老師陳仰成開始，直至9月中旬吊銷“華校中學生聯合會”注冊和開除大批在籍中學生，導致數千學生集合于華中、中正校園表示聲討和抗議，社會不安情勢日益嚴重。是年10月下旬，在殖民地軍警大力配合下，高喊“反共”的林有福政府向反殖力量發動武力鎮壓，全島戒嚴，造成13人死亡，百多人重傷，林清祥等群眾領袖以及各界知名人士219人被捕入獄，先后被拘留者達1033人之多。經此風波，人民行動黨受到很大沖擊，有需注意的是，李光耀的言行從此也就相對地緩和下來，還不時強調他的“非共”色彩。

　　1957年3月，林有福率團再往英國，要求重開憲制談判。此項談判斷斷續續舉行，直到次年5月，英國才透露已達成如下協議：新加坡將于1959年獲得部分自治權 - - 外交，國防大權操在英國之手;內部安全則由新、馬、英三方組成的委員會管理，英方任主席。本協議還有一項附加條款：禁止所有曾被控告涉及“顛覆活動”的政治拘留者成為第一屆新憲制選舉的候選人。對此，在場的各有關者包括李光耀都沒有異議。因經英方保證有關條款只是用來對付“共產黨人”而不是“非共人士”之后，李光耀即表示“欣慰”。李光耀深知，條款所針對的人物，就是當時身在牢獄的林清祥等等群眾領袖。

　　人民行動黨開始分裂

　　1957年8月4日，人民行動黨召開第4屆代表大會，以選舉新一屆的中央委員會。由于林清祥等反殖群眾領袖身在牢獄，看來李光耀料定自己可以全面操控新一屆中委會的產生進程。可是事與愿違，雖然他同幾個舊伙伴都順利過關，然而他所屬意的幾個中委候選人，卻因反殖態度曖昧而不受歡迎，以致落選了。另一方面，在新冒出的當選中委之中，竟有陳從今、吳文斗、TT•拉惹等五六個并不屬于他李光耀所要的人。按照常理，一個宣稱崇尚民主的人，無論如何應該坦然接受民主競選的結果，真金不怕火嘛，總有東山再起之日與眾望所歸之時;但李光耀不為此圖，他無視于黨員代表的票決，竟拉攏了幾個舊中委，拒絕出任黨要職，讓新中委會的產生一波三折，造成人民行動黨陷于分裂。

　　英殖民當局最擔心的是新加坡反殖力量的壯大，因此它把反殖人士指為“共產黨恐怖分子”，必欲趕盡殺絕而后快。看到了李光耀的作態，殖民當局控制下的林有福政府于是大肆叫嚷什么“共產黨已顛覆了人民行動黨”，并于1957年8月21日，再度鎮壓反殖力量。人民行動黨中剛剛補上李光耀等人空缺的新當選中委，除了T T•拉惹因病獲保之外，陳從今等都受拘捕，之后大多被驅逐出境。緊接著，李光耀帶領其伙伴回來收拾人民行動黨，并立即修改黨章、設置干部黨員制度。修改后的黨章規定，只有干部黨員才有權參加中委會的選舉和投票，而受遴選的干部黨員又需追隨李光耀的“非共”路線。顯然，由于有了殖民當局和林有福的“拔刀相助”，李光耀從此可以憑借自己定下的“游戲規則”牢牢地控制了人民行動黨。1959年5月31日新加坡自治邦大選投票中，人民行動黨與公開表明親殖民主義的林有福勞工陣線集團，展開對決。沒有太多的考慮，反殖力量和廣大群眾全力支持人民行動黨，讓它在全部51個民選議席中，取得43席的大勝，李光耀因而當上了新加坡自治邦總理。

　　“借刀殺人”

　　當上自治邦總理之后，李光耀顯然志不在為新加坡爭取更上一層樓，即實現人民行動黨成立時宣布的綱領 - - 爭取完全自治和獨立以便實現新馬統一;而是更迷戀于如何借助于殖民主義勢力的屠刀來鏟除反殖力量。1961年5月27日，馬來亞聯合邦總理東姑 • 阿都拉曼在新加坡出席一個宴會時拋出其“大馬來西亞”計劃，說是馬來亞聯合邦愿意接受鄰近幾個英國附屬地包括新加坡、砂拉越、沙巴和汶萊等加入，共同組成一個新國家“馬來西亞聯邦”。這個計劃的隱議程不外是：英殖民主義已看到本地區的反對殖民主義運動風起云涌，而臨近的印尼在蘇加諾總統帶領下正掀起聲勢浩大的反殖浪潮;為了擺脫困境，避免本身成為過街老鼠，英殖民主義只能放棄舊的統治手法，改以新殖民主義的統治花招，通過其主要代理者吉隆坡當局，收編它在本地區的這些附屬地，然后伺機以武力把各地的反殖力量鎮壓下去。由于之前(1961年1月間) 曾在金馬侖高原參與英方召集的密謀會議，李光耀對此計劃的隱議程心知肚明，便在7月15日的安順區補選中，派出其候選人向選民尋求支持“新馬合并”(新加坡加入“馬來西亞”)的計劃。結果，主張“爭取獨立”的馬紹爾勝出，“新馬合并”的計劃敗下陣來。可是，于是年8月1日會見東姑時，李光耀仍宣稱新加坡同意加入“馬來西亞”，僅要求保有勞工與教育的“自主權”。從這些行動中，只能說明李光耀已把新加坡的利益和安順選民的意愿統統擱在一旁。這時，他并不只是停留在同反殖力量劃清界限，而是急于要同反殖力量對著干。由于出現的是對新加坡前途與人民利益的重大原則性的爭論，這一來，李光耀給人民行動黨內部造成了更大的分裂，該黨中央渙散、支部癱瘓、基層倒戈。林清祥、林福壽、方水雙和以李紹祖為首的13位原人民行動黨議員以及廣大支持者，于是年9月3日另行成立一個新黨 - - 新加坡社會主義陣線。

　　顯然，李光耀已走上不歸路。他發出警告并威脅說，新加坡如不并入馬來西亞，將招致被“切斷水供”的慘劇，無法生存。又說什么新加坡華人太多，人家會感到不安，因此，要懂得順應人家，新加坡能擁有勞工與教育的自主權，就該知足了。他也大力阻止英國把新加坡的主權交回給人民，說什么共產黨會把新加坡變成“東方的古巴”。原來，他向英國傳達的信息是：爭取獨立的新加坡人民其實都是共產黨的替身，而社會主義陣線主張的一旦新加坡取得獨立，既會優先處理同馬來亞聯合邦的統一問題，也將奉行與世界各國和平友好外交的原則等等，實際上都是為了建立英美所害怕的“東方的古巴”;而古巴，正是青年馬克思主義者卡斯特羅所建立的共產黨政權，云云。其實，在歷史、地理、經濟和政治現實上，新加坡與古巴一樣嗎?李光耀自已也很難自圓其說的，但他要制造借口，讓當時以英國人為主席的新加坡內部安全委員會下手鏟除剛剛成立的社會主義陣線等反殖力量，拔除他的政治對手。

　　在李光耀口中，新加坡除了在不公平、不合理的安排下并入馬來西亞之外，別無出路，或者說到頭來只有死路一條。為此，他在1962年9月1日，搞了一個“全民投票”的鬧劇，為新加坡并入馬來西亞制造“民意”和“法理”依據。他迫使人民在三種都是不公平、不合理的所謂合并安排中，投選其中之一，無論投選哪一種，都是贊成“合并”，這項投票不設反對欄，即使有相當數量的空白票(總投票率的25.7%)，也算“贊成票”。李光耀就是這樣“假造民意”，通過不能表達民意的“全民投票”，設下新加坡人民接受并入馬來西亞的騙局。

　　1963年2月2日，由英、馬、新三方當局所組成的內部安全委員會展開“冷藏行動”，大肆鎮壓反殖力量。社陣、人民黨以及工人、鄉村、學生、文化、教育、婦女運動的領袖不下120人被捕，其中林清祥、林福壽、傅樹楷、方水雙、兀哈爾、詹密星、林史賓、巴尼、布都遮理兄弟倆等等，都被扣上“共黨”、“親共”或“反馬來西亞”的罪名。另有數以百計的反殖人士則因被追捕而轉入地下或流亡海外。

　　事后，李光耀辯解說“2•2大逮捕”行動不是他的主意;無論如何，“借刀殺人”的惡名是總歸洗不脫的。由于看到一切公開的阻力和政治對手都已掃除干凈，李光耀迫不及待地在1963年9月16日原定馬來西亞成立日之前，即8月31日，就大事自行慶祝“新加坡并入馬來西亞”。但物極必反，樂極生悲，由于合并之后李光耀集團與聯合邦中央執政集團各以不同種族的代表作為包裝，為了私利而產生尖銳對立和激烈爭奪，導致1964年下半年新加坡相繼發生了兩次嚴重的種族流血沖突事件。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被火急地逐出馬來西亞，李光耀為此黯然淚下。自此，李光耀只能縮回小島。不過，在英國方面的調教下，他全面投向西方壟斷財團，在東南亞為西方提供另一個“以色列”，因而得以“成功”地在新加坡獨霸一方，呼風喚雨。

　　誠然，李光耀的“成功”，主要是來自殖民主義勢力的扶持、極右勢力的幫忙;但客觀上也有來自于另一方面，即來自于新加坡左翼進步力量犯了某些嚴重的“錯誤”。1950年代初期，左翼進步力量同標榜“反殖”的李光耀合作，這無異是正確的，讓反殖運動掀起高潮，運動中涌現了不少風云人物，包括林清祥、林福壽、方水雙和李光耀，等等。較后，左翼進步力量缺乏長遠和全局觀點，放棄了本身立于不敗之地的地下組織陣地、自我曝光;與此同時，對李之宣稱“非共”而可能作出對反殖事業的背叛，也喪失了警惕。因此，踏上1960年代，李加緊投靠殖民地當局和聯合邦右派，“借刀殺人”，使左翼進步力量損失慘重。1960年代中期及之后很長時日，新加坡左翼進步力量轉而采取過激甚至“極左”政策，影響惡劣，遺害很深;嚴重脫離群眾，或者說把本身的地盤和群眾推向對方，讓李光耀穩穩坐鎮小島，牢牢掌握其獨裁政權。另一方面，這些“極左”政策也蔓延至半島內地，造成聯合邦左翼隊伍面對一定的混亂和損失。

　　在反殖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

　　這里，順帶對李光耀常掛在口中的 “非共” 一詞，就其時代背景稍作探討。 在那個殖民地年代里，殖民統治者出于維護本身利益的需要，本能地把最早成立而堅決反殖和爭取國家獨立的馬來亞共產黨視為“首號敵人”，“反共”政策成為壓倒一切的政令。凡是具有反殖和維護本地人民尊嚴意識的人士，殖民統治者都要將之套上“共產黨”的紅帽子而加以對付。

　　老百姓則不同，他們從長期體驗中，把那些在反殖運動中起先鋒模范作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心照不宣地認定他們就是真正的“馬共”黨員，而衷心敬佩。至于那些雖然參加反殖運動，但由于他們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欠佳，對個人得失總是放不下，就如當初的李光耀及其同僚那般，群眾雖然給予支持和贊許，但都知道他們只能是“非馬共”人士而已。總之，他們是不能和馬共相比美的。

　　在殖民統治者的“反共”白色恐怖籠罩下，如何與其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老百姓是有智慧和經驗的。他們所認定的“馬共黨員”，是不是有“入黨證據”并不重要，只要這些人在反殖運動中起著先鋒模范作用，經受過考驗，就會給予支持和擁護;當殖民當局指稱這些人是“馬共”時，為了抗議殖民當局迫害這些人，群眾更會盡力“保護”這些“馬共黨員”，并嚴正譴責殖民當局含血噴人和肆意鎮壓反殖斗士，等等。在當時，這是一種“迫害”與“反迫害”的特殊形態下的政治搏斗問題，不是不著邊際的單純法理問題之爭。至今，老一輩人對此猶深有感受。當然，在那樣尖銳復雜的斗爭中，馬共也總結和制訂了一系列地下工作、鍛煉干部和吸收黨員的保密制度和組織措施，嚴防出現差錯而導致公開活動的領袖人物有“非法身份”的物證落入敵手。

　　廣大群眾評判反殖運動中的風云人物，主要根據是他是否堅決“反殖”，而不是其他。當李光耀還站在“反殖”這邊，他喊“非共”，這不重要，也可解讀為他在尋求自保，情有可原。可是，當后來李光耀露出他那親英而不反殖的面目，甚至“借刀殺人”、背叛反殖事業，即使手中抓著巨大的權力，他的公信力或威望，就再也無法建立起來了。

　　總之，在新加坡爭取自治和獨立地位的反殖運動中，李光耀所扮演的角色存在爭議。他靠左翼反殖力量的全力支持而上臺，上臺后卻很快地投靠并借助殖民主義及極右勢力向左翼反殖力量背后捅刀，以之建立其專制統治或者說是“李家王朝”。是權謀超人一等，還是政治信譽不顧，抑或兼而有之?李光耀的第一本回憶錄，說的是1965年新加坡宣布獨立及之前的往事，華文版本的副題是《風雨獨立路》。讀后，不禁要問，李在爭取自治獨立的反殖道路上，究竟冒過哪些風雨、坐過什么監獄?

　　(取自21世紀出版社出版《歲月留痕》第一輯《深埋心中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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