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退休”了，這位自新加坡自治那一天起便不間斷出任內閣職務的87歲老人，如今終于“全退”了。他和搭檔吳作棟的雙雙謝幕鞠躬，加上此前不久，新加坡國會選舉中執政黨人民行動黨的“退”和反對黨歷史性的突破，一時間讓新加坡的“新”，儼然名副其實了一把。

　　然而李光耀并沒有遠離人們的視線：東方或西方尋章摘句，試圖給這位進入政治暮年的歷史人物蓋棺論定者有之，力圖分析“后李光耀時代”新加坡、乃至“新加坡式亞洲發展模式”走向者也為數不少。不僅如此，李光耀本人也并沒有就此從舞臺側門走入后臺，再從后臺登車離去，而是依舊不時在閃光燈面前露個面，對新聞媒體不冷不熱地吹一點點風。

　　正如法國《世界之眼》雜志專題文章所坦言，所謂“后李光耀時代”其實尚未開始，李光耀的影響力，在這個僅有707。1平方公里的彈丸小國依舊無處不在，但這并不妨礙我們去認真研究一下這個事實上并沒有真正退休、理論上卻已經退休3次的老人。

　　合作者和不合作者

　　自青年時代開始，李光耀就曾表現出一個“良好合作者”的氣質。

　　他是華人，祖籍廣東大埔的客家第四代，盡管在新加坡土生土長，卻是純正華人血統。盡管如此，由于自幼受祖父李云龍影響，他受到的是殖民地化英式教育，先是直落古樓小學，繼而是萊佛士書院-萊佛士學院，一脈相承的殖民地系英語教學培養、熏陶，課內、課外、參考書、伙伴，不是西人便是“新格里希(說英語的新加坡華裔)”，甚至連殖民者子弟熱衷的童子軍也不曾錯過。他的學業曾被二戰打斷，但戰后他不但立即重拾學業，還遠赴英國，就讀倫敦經濟學院、菲茨威廉學院和劍橋大學，接受正統的英式精英教育，并捧回一個炫目的“雙五星”。

　　他的家族是英屬海峽殖民地的優秀屬民、華人中鳳毛麟角的既得利益者，但他的學業和前途一度被日本侵略、占領打斷，于是他曾轉而和占領者合作，利用自己的中英文特長，受雇于日本占領當局的“報道課”。

　　戰后英國人回來，他仍然是良好的合作者。留學歸來，他執業律師，隨即從政，成為活躍的政治人物，最初加入的政黨，同樣是親英的進步黨。

　　新加坡自治后，李光耀是內閣和議會中推動“星馬合并”的熱心人，正式合并后也竭力主張“星馬合作”，他本人曾自詡是“馬來人最好的合作伙伴”。新加坡獨立后，成為美國東南亞戰略的重要環節，他再次以“美國在東南亞最優秀合作者”的面目登場。

　　1970年代起，臺海兩岸的對峙、競爭漸漸登上東亞-東南亞地緣政治的“中心球場”，李光耀和新加坡則左右逢源，在大陸和臺灣均扮演“諍友”角色，一度被雙方官方、民間視為最好的合作者。這在當時的氛圍里，也算得絕無僅有的異數。

　　不論在東盟，在西方世界，李光耀也同樣竭力扮演一個優秀合作者，八面玲瓏的外交手段，讓新加坡占了不少地緣政治和大國博弈的便宜。

　　然而“合作者”僅僅是李光耀的半張面孔，他的性格里一直都有“不合作”的另一面。

　　日據時期，李光耀表面上是和占領軍合作的“順民”，暗地里卻既通盟軍，又大做倒賣木薯粉的黑市買賣。戰后他繼續接受英式精英教育，參加親英組織，卻早在1950年就加入馬來亞反殖民團體“馬來亞論壇”(這時他還在英國)。歸國后他成為所謂“啤酒精英”，開始嘗試走底層路線，并在1952年著名的“郵差罷工事件”中以律師身份代表郵差與殖民當局談判，從而實現了從“親英精英”到“本土精英”的成功轉型。為了維系和馬來聯邦的關系他苦心孤詣，但一旦發現矛盾不可調和，他又是最早用實際行動打破聯姻幻想的人。盡管在冷戰期間和冷戰后，他和新加坡都竭力配合美國戰略，并利用語言和地理之便，在國際商業循環中得到合作紅利，但他也不時用“民主不能強加”之類的“亞洲價值觀”，向西方朋友展現一下自己的不合作精神。

　　新加坡是個小國，又是個東南亞少有的純移民國家，從誕生的第一天起，就身不由己地深陷區內、區外各個強權、各派勢力和各種思潮的矛盾交織纏繞，這種復雜性催生了新加坡這個“人造國家”，也讓既有合作者、也有不合作者一面的“合成人”李光耀有了用武之地，正所謂時勢造英雄。

　　1957年6月29日，新加坡人民行動黨重新改選，李光耀作為候選代表在立法會現場。

　　曾經聯共的反共者

　　李光耀是個反共者，這點他在自己的著作和公開講話中從不諱言。他坦言，新加坡之所以積極加入美國所倡導的東南亞條約組織等區域軍事聯盟，目的就在于遏制共產主義勢力在東南亞的擴張，而力主與大馬合并，也有借馬來人之手清除新加坡華裔中左翼勢力的明顯考量。為了抵制東南亞〔〕的“顛覆滲透”，他曾長期和具有“豐富反共經驗”的臺灣蔣氏父子發展軍事合作關系，也曾“直諫”鄧小平，勸說其放棄對南洋〔〕的“國際主義支持”。他對越南的態度前后變化迥異，當初的“冷”是抵御“共產勢力擴張”的需要，后來的“熱”，則有配合美國，在越南推動和平演變的意圖。直到近年，他仍然不改反共本色，并將之作為勸說美國介入東南亞，游說南洋各國“警惕中國野心”的重要論據之一。

　　以“反共需要”為名，新加坡的左翼政治活動家和左翼組織遭到長期壓制。曾是殖民時代新加坡群眾基礎最廣泛團體之一的社會主義陣線長期處于非法狀態，著名左翼領袖林清祥被逮捕關押和放逐多年，其他左翼領袖(如謝太寶)甚至有被關押近30年之久的。直到1987年，新加坡還曾以“反共產主義顛覆”為由，未經審判便逮捕、關押了16名左翼知識分子，而這起名噪一時的“5·21事件”，16名受害人究竟是“共產主義者”，還是普通的自由知識分子，至今也沒個定論。

　　然而這位“反共專家”卻有一段無法磨滅的“聯共史”：上世紀50年代中葉，他的“啤酒精英”團體就曾正式和左翼工會結盟，共同爭取海峽殖民地的自治權。這是因為李光耀發現，傳統的精英社團無法爭取新加坡基層，尤其華裔基層民眾的支持。如今帶有反共色彩的新加坡執政黨—人民行動黨，成立之初卻有濃厚的左翼色彩。1957年李光耀曾和左翼發生沖突，這一沖突隨著當時殖民當局負責人林有福鎮壓“共產主義者”并逮捕林清祥、德萬奈爾而暫告平息。1959年6月3日新加坡自治，兩天后李光耀的人民行動黨組閣，隨即便釋放了2人，直到1961年李光耀和黨內左翼勢力“大決裂”，這段“聯共史”才告一段落。

　　對于這段新加坡自治早期政治史，李光耀始終閃爍其辭，“斷代為史”，真實的一面恐怕只能留待后人梳理。但不難看出，他與左翼團體當初的聯合，是出于時勢的需要，他和他的支持者需要左翼的基層人氣和組織體系，而社會主義團體需要借他們這個精英組織的“殼”，以規避馬來亞〔〕始終得不到合法地位這一大難題。

　　但這畢竟是權宜的政治聯姻，骨子里反共的李光耀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獨立之初的人民行動黨雖然獲得51個議席中的43個，但基層組織卻是左翼的天下，51個分部中的35個、23個秘書處中的19個控制在左翼手中，議會中右翼比左翼也只多出1席(26：25)。這種“精英搭臺，左翼分子唱戲”的局面，李光耀是無法容忍的，寧可選擇和馬來亞合并，也要肅清左翼勢力，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選擇。

　　然而，李光耀的“反共”更多出于本位利益考量，而較少意識形態對抗的色彩。他聯馬、聯美，反的只是本土、緊鄰，或在他看來威脅到自己利益的“共”，至于和自己井水不犯河水的“共”則無關痛癢。正因如此，冷戰后期的他并未參加里根-布什的“反鐵幕大合唱”(蘇、東之“共”與自己關系不大)，當紅色中國表明其不染指東南亞、不輸出革命姿態后，他也并未參加上世紀90年代初，對中國的國際孤立，甚至公開為之衛護。

　　李光耀本人曾為自己這種看似有些功利主義的“不徹底反共”辯解，稱自己并不反對社會主義(畢竟民主社會主義在歐洲仍是正統政治思潮之一)，而只是反對“列寧主義的集權模式和組織形式”，并將之作為其長期迫害新加坡左翼政治人物的辯護詞。這固然有一定道理，但事實上他本人被歐美和自由派人士所詬病的，恰是“集權”的一面。從這一點上看，李光耀似乎和自己昔日的盟友、后來的政敵并無太多差異—要說差異，大約不過是他們都喜歡自己集權，憎惡對手集權罷了。

　　華人與非華人

　　從血統上看，李光耀是純正華人，但從教育上看則是不折不扣的“香蕉人”。在踏入政壇前，他和華人社區的互動并不密切，最早與華裔親密接觸，則是出于爭取基層支持的需要。

　　在長達5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強調或淡化華人色彩，是李光耀審時度勢、交替使用的兩大方略。

　　爭取自治之初，為了擺脫“親英精英”形象，取悅在海峽殖民地占人口多數的華人鄉親，他強化華人形象，甚至在公共場合放棄使用用慣了的英文名“哈利·李”。但當自治實現、左翼在華人圈坐大時，他便不惜通過與馬來亞合并的辦法“稀釋”華裔情結。當馬來聯邦倚仗人口優勢，強推歧視華裔政策時，他打出“保護華人利益”旗號，促成新加坡獨立;獨立后為了切斷華裔和“唐山”的認祖歸宗淵源，他再度淡化族裔色彩，樹立“新加坡國民”理念，甚至為此不惜關閉了“南洋華人文化大本營”—新加坡南洋大學。

　　為了對抗強大的中華文化圈影響和“共產主義滲透”，李光耀采取了“西化”政策，通過經濟、司法體系和行政模式的西方化、現代化，爭取“國際化”紅利，同時強化英語地位，充分利用新加坡交通要沖、戰略要地的便利，實現經濟“搭便車”。他讓新一代華裔認定“西化”更有前途，“唐山化”則星光黯淡。他成功地讓這個“人造國家”在短短一兩代人的時間里，便神奇地實現了新的國家認同，并在很大程度上剪斷了新加坡華人的“唐山”臍帶。

　　淡化華人色彩還有助于李光耀對新加坡的控制：建國以來，他煞費苦心搞“集選區”、反對黨比例上限，讓反對黨即使獲得25%左右的平均選票，最終到手的議席也只有區區一兩個，“保證少數族裔當選權”就是個屢試不爽的金牌道具。

　　然而當李光耀發現，自己的“集權式”、“高壓式”現代化，開始越來越多被西方詬病時，他便再次祭起“華人文化圈”、“儒家治國”的法寶。他強調新加坡這個南洋華人國家的特殊性和東方性，為自己的做法辯護。他搞的新聞管制、家長制、裙帶作風、威權政體、變相世襲，以及苛嚴的法規、令人側目的鞭刑，等等等等，都會被“文明世界”斥之為“野蠻行為”。

　　總的來說，在“大中華圈”正式外交場合說英文、在英語圈則說普通話的李光耀，推行的主要是一條“黃皮白心”的路線。如南洋大學事件，自獨立的那一天起，新加坡就不斷試圖拿它開刀。當華人激烈反彈，政府不得不妥協后，李光耀就在70年代初打出“雙語文化”旗號，在全新加坡強制以英語作為中小學第一教學語言，從而使新加坡華裔的母語能力直線下降。最終讓南洋大學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不得不在1980年關閉，被并入用英語教學的國立新加坡大學。

　　如今的新加坡華裔已經普遍“黃皮白心”，以說英語為榮、說漢語為恥，很多人即使在家也常常以英語交流。新加坡國立大學博士張漢音曾做過一個調查，發現有超過20%的年輕新加坡華人表示“如果有來生，一定不做華人”。其族裔認同度之差，比新加坡馬來裔、印度裔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對于當初李光耀所聲稱的立國初衷而言，實在是個不小的諷刺。

　　其實李光耀和新加坡如此做，有其良苦用心：相比龐大的馬來西亞，新加坡必須強調華人社區的特質，才有自立的基礎;但一旦自成一體，華裔和母體—中國本土的血脈聯系，就成為新加坡立國的最大隱患，因此他們才一方面在名義上強調華人文化的獨特性，另一方面又在實質上掏空華人文化的內涵。

　　值得一提的是，同時被掏空的還有印度裔、馬來裔的文化，取而代之的則是舶來品英語。由于“南洋十字路口”的重要地位，新加坡一度憑借英語左右逢源，成為亞洲金融和航運中心之一。用英語而非另一種族裔語言替代漢語，既可避免出現“少數統治多數”的族裔分歧，又可防止其他近鄰借機覬覦，可謂一舉兩得。正是在這種思想支配下，新加坡將國家符號、象征提升到空前的高度，新加坡華裔在被中國內地人問及“你是哪里人”時，總會先回答“我是新加坡公民”，然后再小聲說出自己在大陸的原籍。

　　由于獨立較晚，新加坡并不是1954年9月成立的、旨在防堵中國“擴張”的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組織成員，但在歷史上，它卻十分積極地參與美國在東南亞的軍事行動。新加坡的海、空軍基地都提供給美軍永久使用，在美軍撤出越南和菲律賓后，新加坡成為東南亞美國唯一的永久性落腳點，也是除日本外，世界上為數不多允許美國航母在緊急情況下進駐的國家。由于不論在亞洲還是東盟，新加坡的國力、經濟力都排不到前列，且隨著經濟的發展，這種劣勢還有擴大之嫌，新加坡當局認為，自己必須依附一個強者，方能自立自強，在世界上發出自己響亮的聲音和充分的影響力。在他們看來，在同文同種的中國，和世界第一、且具有共同“英語紐帶”的美國間，靠攏美國無疑是上上之選。

　　當然，隨著中國的日漸強大，這種“一邊倒”逐漸變成了表面上的“左右逢源”。但從內心而言，“親美疏中”、“遠交近防”，是新加坡不變的既定方針。因為在他們看來，近在咫尺且語言、人種相同的中國，隨時可能“吞噬”這個彈丸小國，而遠在萬里之外的美國，則不會有這樣的胃口。

　　在中外之間左右逢源

　　李光耀迄今訪問過中國大陸27次，據說是除柬埔寨西哈努克國王外，訪華次數最多的外國領導人。照理說，這樣一位領導人應該和中國很親切，但這位1976年5月就來過中國的領導人，卻執意遲遲不肯和中國建交。一如他所公開聲稱的，直到1975年才獨立的文萊都和中國建交很久之后，才在1990年10月3日與中國建交，成為最后一個與中國建交的東盟國家。

　　這位早在70年代末就和鄧小平促膝長談，且時常在國際上以“和中國領導人說得上話”自豪的領導人，卻在東盟其他國家紛紛倡言積極引入大陸資金時大喊“謹慎”，在中國遭遇“非典”之際落井下石，并先后和日本、澳大利亞、美國乃至韓國大談“要提防中國”，要求美國多多參與亞洲軍事事務，以抑制中國的發展。

　　長期以來，李光耀利用“西方眼中的中國通，中國眼中的西方通”的角色之便，在中國與西方世界打交道中賺取“中介費”。然而冷戰后期出于“聯華抗蘇”戰略目的，西方直接和中國接線搭鉤;近年來隨著中國國力的提升和經濟的發展，更已成為任何西方國家都不能不頻繁打交道的世界大國，新加坡這個“中介”不論從經濟上、政治上還是文化上，都已力不從心。中國改革開放之初大批官員穿梭前往新加坡“取經”，和新加坡大小商戶在中國受到熱烈追捧的盛況一去不復返。

　　在兩岸關系上同樣如此。新加坡1980年即成為臺海兩岸對話的東道主，但和臺灣的軍事合作關系卻一直保持到今天，其“星光部隊”定期在臺灣訓練，早已是公開的秘密。李光耀曾希望自己長期扮演臺海“和事佬”、“傳聲筒”和“中間人”的角色，好兩頭獲利，并借機抬高身價。但隨著兩岸關系的升溫，和各種直接溝通渠道的暢順，自幾年前開始，新加坡在臺海問題上左右逢源的空間已越來越小。

　　筆者的一位朋友曾在新加坡教書五年，每次唱新加坡國歌時，身為中國人的她都肅立旁觀，卻引來當地同事的非議，認為她“不愛國”。這讓她非常好笑—中國人有什么必要愛新加坡呢?問題是如此淺顯的道理，在新加坡卻很難講得通，新加坡乒協引進了多批中國籍小球員，代表新加坡打球，當這些小球員獲得好成績時，竟引來“新加坡人是否應為外來人帶來的成績而驕傲”的大討論，讓這些小球員莫衷一是，而其中一些小球員受不了壓力，聲稱“不再為新加坡打球”后，這些人又掉過頭來指責他們“不愛新加坡”。

　　不久前，一名參加中國國慶閱兵、擁有新加坡“綠卡”的女孩在電視上說“為能參加祖國國慶盛典而自豪”，竟引來新加坡網民“不愛國”的圍攻。而事實上作為“綠卡族”，這名女孩的國籍并不是新加坡而是中國，她把中國當作祖國理所當然。這樣的小事，同樣能反映出左右逢源的新加坡、新加坡人，面對劇變的國際大勢，所表現出的困惑和不適應，這種不適應對于80多歲的李光耀而言，恐怕會更強烈些。

　　國家或家國

　　新加坡是一個國家，但也是一個“家國”。

　　李光耀從自治起，當過31年內閣總理，近14年“國務資政”和近7年“內閣高級資政”，理論上從來不是新加坡的最高元首。他退休后，繼任人選并非兒子李顯龍，而是伙伴吳作棟，這也讓他理直氣壯地宣稱，自己并未“傳子”—李顯龍接替的可是吳作棟，而不是他李光耀。

　　然而不論新加坡人或外國人，熟悉內情者都知道，新加坡究竟誰當家。

　　不管掛著怎樣的頭銜，李光耀都是這個國家最有影響力和權威的人，他精心設計的政治制度確保了新加坡社會的平穩、高效和秩序，也讓反對派束手束腳，無法構成對現行體制的任何實質性威脅。即便最新一屆選舉反對黨的“大突破”，也不過拿到87個直選議席中的6席，并在區區一個集選區獲勝，連“反對黨議員人數不得低于9名”的憲法新修正案規定“標桿”都沒能一次性湊齊。

　　他雖然第三次，并號稱“永遠”退休，但影響力仍在。新加坡的政治體制、經濟模式雖經微調，但大體上仍是他的模式。李光耀退休了，但李光耀時代并未“退休”，更何況，就在退休前幾日，他還出席新加坡主權基金的重要會議，并就這一新加坡國立投資機構未來20年的投資戰略調整發表重要講話。

　　不僅如此，他的“家國”構架依然完整：

　　大兒子李顯龍牢牢把持總理位置，暫時看不出任何動搖傾向?；蛟S有朝一日，李顯龍也會“退休”，但只要現有軌跡不便，恐怕也只會是“李光耀式退休”。

　　次子李顯揚曾是新加坡最大國企—新加坡電信的CEO，如今國企被淡馬錫控股，可是淡馬錫這家主權投資基金卻控制在李顯龍妻子何晶手中。

　　李光耀在闡述反共理論時，曾抨擊“列寧式集權”，他也曾批評過東盟其他國家曾經的裙帶、腐敗作風。他早早建立了廉政公署，推行清廉行政，并成為香港等周邊許多地區的效仿模板。然而這些努力一方面是為了國家，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家國”，他也集權，也搞裙帶—只不過不是他所抨擊的那幾種罷了。

　　在新加坡國內，由于外松內緊的控制，針對李氏“家國”的批評只能隔靴搔癢，細若蚊足，甚至外國媒體也談虎色變：大名鼎鼎的彭博社、《經濟學人》和《多倫多星報》等都曾因批評李氏父子的裙帶風，或曝光李氏秘聞，被精通英美法律體系的李氏父子“修理”。

　　可以想象，在“家國”模式下，李光耀的退休固然是“退而不休”，李氏“家國”體制的退休，則更或許是遙不可及的事。

　　當然，時代畢竟在進步，李顯龍不是李光耀。他可能具備甚至超過其父的才能、頭腦，卻不具備其父的閱歷，如今的新加坡所處的，也不是昔日“風云十字路口”的洞天福地。本次國會選舉，反對黨工人黨同時參加8個選區競逐，在所有參選選區得票率均突破40%，并贏得一個集選區，在執政黨“鐵選區”阿裕尼擊敗現任外長楊榮文，取得獨立以來最矚目的成績。固然，這一切都不足以撼動執政黨人民行動黨的優勢，更不足以一下改變“家國”體制，但量的積累和時間的推進，終或令一切發生不可逆轉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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