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學者托馬斯·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以下簡稱“新”資本論)英文版出版以后，在美國學界和政界引發了廣泛熱議。用左翼自由派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的話來講，該書讓右翼保守派陷入了“恐慌”，因為它擊垮了長期以來后者對社會財富分配模式及后果的自信。從后者對該書的回饋來看，他們已經“沒了主意”。面對“新”資本論“旋風”，傳統基金會、企業研究所等右翼智庫組織召開了多次學術研討會商討對策，來自右翼學者的反擊之聲也屢屢見諸報端。不過迄今為止，雖然右翼學者們的觀點聽起來很“有道理”，但在經濟周期循環跌宕、貧富差距問題廣受關注的當今美國，這些說法很難抵御“新”資本論所帶來的陣陣寒潮。從某種意義上講，“皮凱蒂問題”對美國社會的再解構，讓中下層民眾感受到了一絲抗爭的新希望，也讓保守派知識精英陷入了失去擁護者的危機。

　　一、“新”資本論對美國右翼思想基礎構成的挑戰

　　美國右翼陣營的主流價值觀是保守主義理念。在經濟領域，它堅持自由企業制度和自由市場經濟兩大原則，敵視一切“大政府”觀念及經濟平均主義傾向，包括強調國家干預經濟的凱恩斯主義和主張國家全面調控的社會主義。皮凱蒂理論的激進之處，在于其揭開了不受干預(或少受干預)的市場經濟是“最優”經濟的神話。皮凱蒂在書中指出了不受干預的自由市場經濟的“拙劣”本性——無論經濟增長多么強勁，勞動增值的速度都無法超過資本增值的速度。這樣一來，資本主義社會的財富分配方式就會問題越來越大，資本持有者越來越富、勞動生產者則越來越貧窮。而在經濟低增長或危機狀態下，情況會更糟糕。

　　對于這一觀點，一些保守派學者從學術嚴謹性方面提出了質疑。專欄作家克萊夫·克魯克稱，書中數據存在缺陷、所得結論狂妄自大、不能自證、前后矛盾，明顯缺乏專業性和嚴肅性。從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經驗也可以看出，從資本積累中受益的，不僅包括資本所有者，還有勞動者。AlterNet網站資深編輯琳恩·S·帕拉莫和傳統基金會研究員柯蒂斯·S·杜拜認為，皮凱蒂研究中的歷史數據明顯匱乏，罔顧國家、人口等許多變量。共和黨聯邦眾議員、經濟學家菲爾·格萊姆等聲稱，皮凱蒂書中對于里根以后美國財富分配問題的研究只將著眼點放在了稅前現金收益上，忽略了稅收、非現金補償及社會福利體系等對最終分配結果的影響，從而得出了“扭曲”的結論。

　　還有一些保守派經濟學家對書中的核心模型提出質疑，指正其在資本和勞動替代問題上的“錯誤”。皮凱蒂認為，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住房價格的上漲是造成資本增長超過收入增長的主要原因，是富裕的房主們通過收益再投資的方式制造了更多的資本。麻省理工學院學者馬特·羅格奈爾批評稱，如果用常規的替代評估法(準確計算折舊率)加以度量，廠房作為資本要素的財富收益比從長期來看，并沒有皮凱蒂所描述的那樣高。羅格奈爾通過研究發現，富人擁有的財富越多，他們能分享全部收益的份額就越低，其經濟、政治和社會文化影響也會相應走低。杜拜則聲稱，導致社會不平等的原因很多，皮凱蒂所說的“資本”只是其中一個。

　　右翼保守派學者之所以重視他們認為言之無據、漏洞百出的“新”資本論，是因為后者挑戰的是他們一直奉為圭臬的核心價值觀念，這種觀念不容半點“玷污”。克魯克稱，皮凱蒂理論中的最可怕之處在于，善于投資的資本家已經不再是經濟的“救世主”，而是變成了社會的“毀滅者”。資本積累也因此變成了一種與生俱來的“原罪”，成了造成社會不平等的全部原因。如果是這樣的話，資本所有者與其躬行節儉，還不如傾情揮霍。

　　基于皮凱蒂研究及結論的“頑劣”，美國右翼保守派毫不猶豫地給他扣上“馬克思主義”的帽子。《國民評論》影評作者羅斯·都塞特徑直將皮凱蒂稱作“馬克思還魂”，稱皮凱蒂是一位拒絕馬克思主義標簽的社會民主黨人，但皮凱蒂觀點卻是馬克思主義的，是一種“仁慈的”馬克思主義。企業研究所的詹姆斯·佩特庫奇斯則把皮凱蒂稱作“馬克思主義的衛道士”，其觀點是一個“共產主義陰謀”。大衛·布魯克斯也將皮凱蒂的觀點稱作“準馬克思主義”。對此，皮凱蒂并不認同，并一再表明自己的非馬克思主義身份，稱他本人相信市場資本主義的生產和創新能力，這些能力足以帶來足夠多的收入增長，也足以阻止大眾走向革命。

　　歷史上，右翼保守陣營曾借助麥卡錫“謠言”在美國國內掀起長達數年的白色恐怖。“新”資本論所帶來的“均貧富”的思想苗頭，讓這些人再次想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威脅。不管這種觀點對錯與否，先為其貼上“馬克思主義”的標簽，有利于對其從源頭上的扼殺，以保護他們心中所珍視的“自由制度”。

　　二、“新”資本論對美國右翼的社會基礎構成的挑戰

　　在社會秩序觀上，美國右翼保守派堅持自我長成的“有機體”理論，傾心于人與人之間的“機會平等”而不是“結果平等”。自由市場經濟學家們透過各種各樣的經濟模型所表達的，多數也都是增長與不增長的效率問題，而不是平等與不平等的公平問題。保守派一直宣揚，從某種程度上說，不平等也是“一種積極的、不可缺少的社會價值”，個人憑借勤奮和努力出人頭地本無錯誤，失敗者往往也是自身不幸的制造者，不能讓前者為后者的問題買單。

　　“新”資本論與美國右翼保守派的社會秩序觀念有明顯的沖突之處。皮凱蒂認為，在市場經濟背景之下，不僅資本的所有者會從國民收入中逐漸攫取更多的份額，而且勞動收入中也會有越來越多的份額用來供養一群從自身利益出發、壟斷支付系統的“超級經理人”。皮凱蒂聲稱，這樣一個“富人”階層具有強大的經濟、政治和社會文化影響力的社會，無論如何都稱不上一個好社會。皮凱蒂強調，他之所以不斷提醒人們重視當前的經濟不平等問題，并不是為了讓社會走向財產均分，而是讓人類社會避開比“鍍金時代”更糟糕的悲劇。但保守派理論家們擔心，這種“無盡頭的不平等螺旋”理論的傳播，會加劇美國社會的心理失衡。“新”資本論的存在，會讓很多人對財富問題產生誤解，不求自身努力，但求歸咎于人，不求安分守己，但求剝奪瓜分。如此一來，階級對抗意識會充斥整個知識階層，“精英價值觀”在西方社會中的基礎性地位會被顛覆，資本主義和福利國家之間的契合性也會蕩然無存。總而言之，這是極其恐怖的“非美國”話語方式，會導致資本主義社會價值的分裂和秩序的喪失。

　　事實上，“新”資本論的傳播，也的確激起了美國社會底層群體進行政治抗爭的欲望和情緒，尤其是曾參與和支持“占領華爾街”運動的人。2011年爆發的這次運動，有上百條的標語和口號，但其核心是控訴金融領域的貪污和腐敗、經濟不平等和社會不公、錢權政體和資本主義制度危機。其中，“窮者越窮，富者越富”的標語與“新”資本論的結論驚人合拍，“推翻整個制度，資本主義是有組織的犯罪”的口號，則讓華盛頓的統治者們如坐針氈。在華爾街“富人”的反撲下，這次運動在美國沒有被描述為“民主的覺醒”，而是被描繪成了“種族主義者”進行的顛覆社會制度的“恐怖主義”暴行。當局最終選擇了暴力高壓，和平占領運動被瓦解。

　　“占領華爾街”運動沒有嚴肅的理論支撐，也沒有明確突出的領導人，但運動所表達的“窮人”對資本垂簾和寡頭聽政問題的憤慨，卻恰恰是美國社會和文化分裂的真實寫照。在美國，有4600萬人生活在聯邦貧困線以下，盡管其中大部分人終日操勞，但其生活水平越來越遠離相對富裕的“中產階層”。右翼保守派擔心，“新”資本論的面世會讓諸如此類的運動長出理論的翅膀。

　　“新”資本論在美國“走紅”以后，皮凱蒂受到了自稱“占領華爾街”運動領袖的民主黨聯邦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的邀請，在MoveOn網站進行了一次“特別的對話”。沃倫是美國民主黨內進步民粹主義左派，主張“抓盡華爾街高管”和激進環保主義，被美國右翼稱作“坦誠激昂的馬克思主義者”。會談后，沃倫呼吁MoveOn網站的幾萬名支持者“行動起來”，改變美國社會的不平等狀況。

　　三、“新”資本論成為美國“左翼”政治斗爭的新武器

　　“新”資本論通過經濟學的推理，將讀者帶入了“公平”這一社會核心命題，也為美國兩黨之間關于增稅、減稅孰是孰非的長期論爭注入了新的“談資”。在書中，就如何終結“富人”劫掠社會財富這一問題，皮凱蒂總結出了三種方法：戰爭、稅收和罰沒。其中，向“富人”增稅是最保守且有效的選擇。“新”資本論的這種觀點，非常符合民主黨的胃口，即以提高稅收和再分配的方式調節貧富差距，但也同時激怒了一直以減稅為法寶的右翼保守派。

　　保守派認為，皮凱蒂有關戰爭會阻斷資本傳承、迅速消耗財富的說法還靠點譜，其他兩種方法，只能導致集權和濫權。即便是最“溫和”的增稅理論，也不過是克魯格曼等自由派理論家的“百年陳舊觀點”的新幫兇。凱恩斯主義不受阻遏的結果，將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到來。不知不覺中，美國會走上俄羅斯式甚至中國式“威權政治”的道路。他們相信，增稅會抑制經濟增長，讓普通家庭失去收入增加的機會，壞處遠比好處多。相反，最好的辦法是讓社會低收入階層有機會積聚資本、享受回報。如果每個人都想的是分蛋糕，而不是把蛋糕做大，不平等問題會更突出。

　　針對皮凱蒂的觀點，保守派經濟學教授阿蘭·梅爾策和斯科特·理查德亦利用“勞動經濟學”模型和不同的數據對政府的二次分配問題進行了再研究。結果表明，凱恩斯主義的經濟管理方式不會減輕不平等問題，因為高稅收會抑制勞動者的工作積極性甚至鼓勵失業，進而降低經濟增長率。 都塞特也稱，20世紀一個繁榮的、非革命性的工人階層的崛起，足以說明皮凱蒂的觀點缺乏說服力。同時，以增稅的方法剝奪“富人”財富太激進和不公平，因為在這些人所掙得的財富中，99%都來自于踏踏實實的正常收入。

　　不過，保守派經濟學家有權利說增稅不好，卻沒有能力說減稅哪里都好。冷戰結束以來，他們一直在強調減稅和放松管制，告誡政府要相信市場經濟的自我恢復能力。但結果是，1997—2011年，美國最富有的400位富翁的年收入增長了3倍有余，而針對這些人的所得稅稅率一直未超過40%。奧巴馬政府推出對高收入階層增稅的政策之前，他們的個人所得稅稅負下降到了17%，比一個年均只有2.6萬美元收入的公交司機的稅負比例還要低5個百分點。沃倫稱，此類政策只會讓少數“富人”受益，而廣大中產階級所能得到的，只會是不斷增加的經濟壓力。

　　2011年，奧巴馬政府決定拿“富人”開刀，新稅收計劃限制年收入超過20萬美元的個人，以及年收入超過25萬美元的家庭，從稅收中扣除抵押貸款利息和慈善捐贈，并對所謂的“附帶權益”(主要包括投資利潤)征收較高的所得稅。被逼到墻角的“富人”偽裝成草根階層、以“茶黨”運動的形式發起了對民主黨的反擊。在壓力之下，國會共和黨人為白宮制造了“財政懸崖”、立志推翻“奧巴馬醫改”，并威脅以“濫權”的罪名起訴總統。“茶黨”運動支持者聲稱，無論如何，政府也沒有權力讓辛苦掙錢的中產階級為豢養“窮人”的醫保體系買單。

　　歸根結底，雖然難以填補的貧富差距鴻溝一直存在，但在美國現存的政治體制之下，想讓“窮人”翻身，太難了。民主黨很愿意把“新”資本論作為控訴共和黨的思想武器，但更多是出于謀取政治資本的需求。同時，在解決社會不公問題時，單純應之以向“富人”增稅的手段，顯然有些過于化繁為簡了。皮凱蒂認為，美國的不平等主要不是稅收，而是民眾受教育機會的不均等。對于正身處困境的民主黨來說，皮凱蒂的建議也許可以為該黨在其他領域的改革提供一些參考。

　　總體而言，“新”資本論給長時間處于左右“僵持”狀態的美國思想界投下了一顆激起漣漪的小石子，但該理論所提供的解決當前社會財富不均問題的各種路徑，或許能激起美國社會對某些環節的些許改良，卻難以撼動左右兩大政治陣營通過“拉鋸”方法謀求中間道路的固有發展模式。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項目“外部干預與重建政權合法性的生成”[12YJGJW010]和北京外國語大學“模式與進程：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政治制度現代化”[8016]項目的資助項目)

　　(作者：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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