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本文比較全面地介紹了《21世紀資本論》的寫作背景、主要理論和結論、全書結構、主要內容和學術貢獻;國內外學者有代表性的評論意見;最后，針對《21世紀資本論》以及一些評論意見發表了幾點看法。

一、皮凱蒂及其《21世紀資本論》

　　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1971-),當代法國經濟學家。1989年皮凱蒂進入法國高等師范大學學習數學和經濟學，1993年以一篇研究財富分配的畢業論文獲得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經濟學博士學位，1993-1995年皮凱蒂在麻省理工學院擔任助理教授，1995年重返法國，先后在法國國家科學院、巴黎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和巴黎高等師范大學工作和任教，2006年起至今在法國經濟學院任教。

　　從學術研究及其演化軌跡來看，可以說財富和收入分配問題一直是皮凱蒂研究的中心主題。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皮凱蒂就開始致力于財富分配問題的研究。1993-1995年在美國任教期間，皮凱蒂對于美國經濟學界沉迷于數理模型及其與現實世界的嚴重脫節深感失望，于是他離開了美國重返法國。自2003年返回法國之后，皮凱蒂及其合作者就開始以其前期收集的數據為基礎，在一些有影響力的國際經濟學雜志上持續發表相關論文：其中第一篇論文“1901-1998年法國的收入不平等”發表于《政治經濟學雜志》;同年在《經濟學季刊》發表了一篇關于美國1913-1998年收入不平等問題的論文;2006年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相繼發表兩篇論文，分別探討法國歷史上的財富積累問題和最高收入群體的演進問題;2007年，皮凱蒂發表了探討印度和中國1986-2015年的收入不平等和累進收入稅問題的學術論文。在發表這些學術論文的同時，皮凱蒂也曾將其階段性成果以專著的形式出版，除在法國當地出版的著作外，他于2007年在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了《20世紀的高收入群體：一個基于歐洲大陸和英語國家的對比》一書，2010年出版了《高收入群體：一個全球視角》。

　　正是在長達近20年的持續研究的基礎上，2013年9月皮凱蒂出版了法文版《21世紀的資本論》，2014年3月出版了該書的英文版。英文版一經面世，立即成為暢銷書，并持續名列亞馬遜和《紐約時報》暢銷書榜首，并引起了世界學術界和思想界的廣泛關注和爭議，一些學者對該書給予了高度評價，也有一些人對皮凱蒂在該書中所引用的數據以及表達的觀點提出了質疑。

　　我國學術界和媒體對該書英文版的暢銷這一現象也做出了非常快的反應。從2014年4月起，我國媒體上就有關于這本書在國外暢銷并引起眾多爭議的有關情況的大量報道，并已有該書英文版影印本的小范圍流傳以及國內學者所發表的一些評論。幾個月之后，中信出版社于2014年9月正式出版了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員巴曙松主持翻譯的《21世紀資本論》中文版。在該書中文版出版之前，《參考消息》就已經刊載了該書的部分節譯，并有幾家國內媒體對皮凱蒂進行了采訪。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皮凱蒂及其《21世紀資本論》在如此短的時間內成為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學術界、思想界和閱讀大眾關注的焦點和熱點，的確是學術史和出版史上的一個奇跡。

二、《21世紀資本論》的主要內容及其學術貢獻

1.寫作背景

　　在《21世紀資本論》“導言”中，皮凱蒂對于自己進行財富分配問題研究的事實基礎和理論背景進行了說明。一方面，“現代經濟增長和信息傳播雖然規避了馬克思理念演進結果的發生，但是并未改變資本深層結構與社會不平等的現實”，(第1-2頁，中文版，下同)“當21世紀的今天依然重復著19世紀上演過的資本收益率超過產出與收入增長的劇情時，資本主義不自覺地產生了不可控且不可持續的社會不平等，這從根本上破壞了以民主社會為基礎的精英價值觀。”(第2頁)另一方面，“關于財富分配的學術爭論和政治爭論，長期以來總是充滿偏見并且缺乏事實依據。”(第2頁)“財富分配的社會科學研究經過長時間發展，多是基于各種各樣的理論推測，而確定的事實依據支撐則相對有限。”(第4頁)

　　“相比以往學者的研究成果”，《21世紀資本論》一書“采用了更加廣泛的歷史資料和對比數據，覆蓋了近三個世紀、20多個國家，同時運用新穎的理論架構進行深度分析。”(第1頁)“本書是一部經濟學作品，同時也是一部歷史學作品。”(第34頁)

　　皮凱蒂對馬爾薩斯、阿瑟·揚、李嘉圖、馬克思以及庫茲涅茨等人的理論和觀點進行了簡單的回顧，指出了財富分配問題在歷史上的重要性以及這些經濟學家理論上的“缺陷”，進而說明了他自己在本書中所做的研究和所提出的觀點與已有的這些經濟學家的理論是不同的。

2.內容簡介

　　A.研究對象和主題

　　在“導言”中，皮凱蒂指出了必須“把分配問題置于經濟分析的核心”，“這一問題很重要，而且不僅是基于歷史原因。自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收入不平等在發達國家顯著增加，尤其是美國，其在21世紀頭十年的收入集中度(事實上甚至略微超過了)20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我們沒有任何理由相信增長是自動平衡的。我們從很早起就應該把收入不平等的問題重新置于經濟分析的核心，并提出19世紀就已經出現的類似問題。長久以來，經濟學家們都忽視了財富分配，部分是由于庫茲涅茨的樂觀結論，部分是由于對以所謂‘代表性行為人’為基礎的簡單數學模型的過度熱情。”(第16-17頁)

　　因此，與西方主流經濟學長期以來研究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效率問題這一主題不同，皮凱蒂集中研究收入和財富分配問題。

　　B.研究方法

　　與以往一些經濟學家主要運用邏輯和理論推導的方法研究收入和財富分配問題不同，皮凱蒂主要是運用歷史和統計的方法來研究收入和財富分配問題。皮凱蒂集中研究了兩個方面：一是收入不平等和收入分配，二是財富分配和財富-收入關系。

　　關于第一個方面，皮凱蒂認為：“我的工作只是突破了庫茲涅茨之前的研究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局限性，他對于美國1913-1948年收入不平等演化的研究是開創性的。通過這種方式，我能夠把庫茲涅茨(已經相當精確)的發展置于更廣闊的視角，從而從根本上挑戰他對于經濟發展和財富分配關系的樂觀理解。”(第17頁)具體來說，皮凱蒂將庫茲涅茨的方法拓展到了法國以及其它約20個國家的范圍，其中包括印度和中國，從而建立了世界頂級收入數據庫，一個關于收入不平等演變過程的最大的歷史數據庫，這是“本書數據的主要來源”。

　　關于第二個方面，皮凱蒂認為：“實際上收入包含兩部分：勞動收入(工資、薪金、獎金、工資以外勞動所得，以及其他法定劃分為與勞動有關的報酬)和資本收入(租金、股利、利息、利潤、資本所得、版權所得，以及其他因擁有以土地、房地產、金融工具、工業設備等形式存在的資本所帶來的收入，這里再次忽略精確的法律劃分)。”對于勞動收入及其不平等，皮凱蒂主要是通過所得稅申報表來進行統計分析的，關于資本收入及其不平等，皮凱蒂則主要是通過地產稅申報表、財產繼承和儲蓄來進行統計分析的。皮凱蒂列舉了以前的學者對于財富分配問題的研究，同時指出了自己的研究所具有的特點：“本書的亮點之一是我致力于收集盡可能完整和一致的歷史資料，用以研究長期收入和財富分配的動態過程。”(第20頁)

　　C.基本內容和主要觀點

　　經過研究，皮凱蒂發現并指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和現象：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進入21世紀以來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平等呈現出了與19世紀相似的兩極分化情形。如何解釋這樣一個事實和新的現象，正是《21世紀資本論》的主題。

　　對于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平等重新惡化的問題，皮凱蒂首先指出：“財富分配的歷史總是深受政治影響，是無法通過純經濟運行機制解釋的。”“不平等是所有相關力量聯合作用的產物。”(第21-22頁)他進一步認為：“知識和技能的擴散對于整體生產率的增長和一國與各國間不平等的削減起著關鍵性的作用，也是在一國范圍內國民收入分配方面的“推動更進一步平等的主要力量”，但是，那種認為由于工人的知識和技能不斷得以提高就可以使勞動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就會上升的“人力資本上升假說”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現實的。

　　在產生收入和財富分配的“趨同”和“分化”兩種力量之間，皮凱蒂認為“一個至關重要的事實是，無論傳播知識和技能的力量有多么強大，特別是在促進國家之間的趨同過程中，它都可能被強大的敵對力量阻撓和擊潰，從而導致更大的不平等。”那么這個“強大的敵對力量”是什么呢?皮凱蒂認為，當經濟增長疲軟和資本回報高的時候，在財富積累和集中的過程中會伴隨著一系列的分化力量，而這個因素“無疑是導致長期財富分配不平等的主要因素”，這個因素就是r>g(這里r代表資本收益率，包括利潤、股利、利息、租金和其他資本收入，以總值的百分比表示;g代表經濟增長率，即年收入或產出的增長)。“在某種意義上，它囊括了我所有結論的整體邏輯。”(第27頁)在皮凱蒂看來，資本收益率大于經濟增長率是導致收入和財富不平等加劇的“關鍵角色”。不過，皮凱蒂并沒有認為資本收益率在任何時候都是大于經濟增長率的，只有在“相對緩慢的經濟增長”條件下，收入和財富的兩極分化才會變成一種主要傾向和現象，例如19世紀和21世紀頭10年。相反，在1914-1945年，由于兩次世界大戰、大蕭條、蘇聯等外部因素的沖擊，發達國家的收入和財富分配反而呈現出更加平等的情勢。

　　對于如何解決目前存在于以發達國家為典型的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平等加劇的問題，皮凱蒂提出的解決方案是：“理想的工具是全球累進資本稅，配合非常高度的國際金融透明度。”(第531頁)不過他自己認為，這是“一個有用的烏托邦”。

　　D.全書結構

　　除“導言”和“結論”外，《21世紀資本論》共分四個部分一共16章。

　　第一部分“收入和資本”(第1-2章)，其主要內容是：“介紹了基本的觀點，這些觀點將在后面的章節里反復出現。具體來說，第一章介紹了國民收入、資本和資本/收入比的概念，并重筆墨描述了全球收入和產出分配的變化過程。第二章詳細分析了自工業革命以來人口和產出增長率的演變。”(第35頁)

　　第二部分“資本/收入比的動態變化”(3-6章)，其主要內容是：“研究21世紀資本/收入比的長期演變和全球范圍內國民收入在勞動收入和資本收入間的分配前景。第三章回顧了18世紀以來的資本變形記，從我們長期以來掌握最多數據的兩個國家(英國和法國)的例子說起。第四章介紹了德國和美國的情況。第五、六章在資料允許的情況下，將分析的地理范圍擴大到了全球，并試圖從這些歷史事實中總結出經驗，以助于我們預測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里資本/收入比以及資本-勞動劃分可能的演變路徑。”

　　第三部分“不平等的結構”(第7-12章)，其主要內容是：“第七章主要是讓讀者了解不平等的數量級，包括勞動收入的不平等，以及資本所有權及其收益的不平等。第八章分析了這些不平等的歷史動態變化。第九章和第十章將分析擴大到了所有我們擁有歷史數據的國家，分別看看勞動收入不平等和資本收入不平等。第十一章研究了長時間以來繼承財富重要性的變化。最后，第十二章對21世紀前幾十年財富的全球分配進行了展望。”

　　第四部分“21世紀的資本監管”(第13-16章)，其主要內容是：“前三部分主要是闡述事實，并分析觀察到的變化產生的原因，而第四部分旨在從前面三個部分總結出政策方面的經驗教訓。第十三章探討了適合現狀的“社會國家”是怎樣的。第十四章在過去經驗和近期趨勢的基礎上，對累進所得稅進行了再思考。第十五章描述了適合21世紀情況的累進稅制是怎么樣的，并將這個理想化的工具和在政治進程中產生的其他管理方式進行了對比，包括歐洲的財產稅、中國的資本管制、美國的移民政策改革，以及許多國家的保護主義復興。第十六章主要解決公共債務問題和當自然資本開始退化時公共資本最優積累的相關問題。”(第35-36頁)

　　E.主要理論內容

　　《21世紀資本論》的主要理論內容可以概括為如下幾個方面：

　　1.正如皮凱蒂自己所言，他對于收入和財富分配問題的研究不同于以往的同類研究的最主要特點在于，他不是依據抽象的理論和邏輯來分析這一問題，而是完全依賴于對歷史數據的收集和整理。這一研究方法與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是完全不同的。

　　2.皮凱蒂第一次系統地收集了從19世紀-21世紀頭10年共300年跨度的、近20個國家的收入和財富分配方面的統計數據，前后持續了近20年，其間的艱辛是可想而知的。正像一些人指出的那樣，他最終形成的數據本身也可能在某些方面是可以提出質疑的，但是，從總體上來說，皮凱蒂進行的這一工作是開創性的。畢竟因為有了皮凱蒂的這一工作，世人對19-21世紀頭10年主要國家的收入和財富分配及其變化軌跡才有了清晰的認知。不僅如此，皮凱蒂還摒棄了基尼系數的計算方法，重點統計和考察了富裕群體中占前10%和1%的那部分人的收入和財富變化情況，從而使人們對于收入和財富分配的不平等狀況有了更加深切的認識。

　　3.正因為皮凱蒂收集的數據時間跨度長，因而從數據統計中他得出了與庫茲涅茨完全不同的結論，即從長期來看，經濟增長并不會自動導致收入和財富的均等化趨勢，而是相反，收入和財富分配的不平等和兩極分化是自由的市場經濟條件下正常的經濟增長所產生的必然趨勢。 換句話說，庫茲涅茨得出的結論是長期的經濟增長過程中收入分配呈現的是倒U型，而皮凱蒂認為呈現的是U型

　　4.針對19世紀和21世紀頭10年出現的收入和財富分配嚴重不平等的現象，皮凱蒂首先提出了一個用于解釋這兩個不同歷史階段所出現的共同現象的一般理論，即資本收益率(r)與經濟增長率(g)之比理論(r>g)和資本與收入之比( β)理論(α =r × β)。皮凱蒂還進一步認識到21世紀頭10年出現的收入和財富分配嚴重不平等與19世紀存在的收入和財富分配嚴重不平等在程度或水平和形成原因方面的差異性，具體來說，皮凱蒂認為，21世紀頭10年出現的收入和財富分配的嚴重不平等與19世紀相比情況還是要好得多。“財富集中度仍然很高，只是不再像100年之前那樣極端。人口中最貧窮的一半仍然一無所有，只是不過現在有了所謂‘世襲中產階層’，其財富占了社會財富的1/4-1/3。如今最富有的10%人群占有了全部財富的2/3，而不是此前的90%。”。(第387頁)與19世紀收入和財富分配嚴重不平等相比，21世紀頭10年收入和財富分配嚴重不平等的產生還有一些特殊的原因，主要有通貨膨脹、資本主要表現形式的重大變化、稅收和監管政策的重大調整及其弱化等等。

　　5.對于資本形式變化及其對收入和財富分配產生的重大影響，皮凱蒂先后具體考察了法國、英國、德國、美國、加拿大等國家的情況。其中，皮凱蒂考察了英法兩國在土地資本、殖民地和外國資本、公共債務、公共資本等方面的變化及其與國民收入之比的關系，考察了德國“萊因資本主義”或“利益相關者模式”在私人資本與國民收入之比方面與英法兩國的差異，考察了美國私人資本收入比之所以相對穩定的原因，考察了加拿大資本發展的特殊性等。皮凱蒂的分析表明，雖然這些國家在1700-2012年的資本收入比存在一些差異，但是，資本收入比在20世紀后半期開始呈現出共同的上升趨勢。

　　6.皮凱蒂不僅關注了一國范圍內的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平等現象，而且對于全球范圍內國家之間的收入和財富分配的不平等問題也進行了研究。他指出了國家之間收入和財富不平等的狀況和變化趨勢：“歐美這兩個區域在工業革命期間的全球產出比重是其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的2-3倍。……所有跡象表明，這個人均產出分化的階段結束了，隨之進入了一個趨同的時期。但是，分化導致的‘追趕’效應還遠遠沒有結束。目前預測這個進程何時結束還為時尚早。”(第60頁)從年人均產出來看，截止到2012年，全球人均產出為1萬歐元，而不同地區和國家的狀況是：歐盟國家(5.4億人)超過2.7萬歐元，其中西歐國家為3.1萬歐元，前東歐國家則為1.6萬歐元，俄羅斯和烏克蘭(2億人)為1.5萬歐元，美國和加拿大(3.5億人)為4萬歐元，拉美國家(6億人)為1萬歐元，撒哈拉以南非洲(9億人)僅為2000歐元，印度略好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北非則更好一些，中國為8000歐元(略低于世界不均水平)，日本為3萬歐元。(第63-64頁)(皮凱蒂對于用匯率和購買力平價估算不同國家的人均產出的這兩種方法進行了討論)皮凱蒂進一步指出了全球收入分配比產出分配更不平等的事實：“一般而言，全球的收入分配比產出分配更不平等，原因是人均收入最高的國家更可能擁有其他國家的部分資本，因而能夠得到來源于人均產出更國家的資本收入。”(第68頁)“許多研究也表明，自由貿易帶來的好處主要來自知識的擴散、開放國境所帶來的生產率提升，而不是來自和分工有關的靜態收益，后者的作用看似較為微弱。”(第71頁)皮凱蒂進而認為：“落后國家是通過提高科技水平、專業知識與技能和教育水準來追趕發達國家的，而不是通過成為富國的資產。”而科技水平、專業知識和技能以及教育水準的提高都有賴于“一個合法而高效的政府。”

　　8.皮凱蒂研究了人口增長率與收入和財富分配之間的關系，根據歷史統計，皮凱蒂做出了如下的估算：1700-2012年，全球平均的人口年增長率約為0.8%，其中18世紀為0.8%，19世紀為0.9，20世紀為1.6%，而“未來幾個世紀的全球人口增長率將大大低于0.8，而聯合國做出的0.1-0.2%的極長期預測頗具合理性。”(第83頁)。皮凱蒂之所以專門對全球人口增長率進行估算，是因為他認為人口增長率與經濟增長率有某種經驗上的正向關系，即低的人口增長率與低的經濟增長率是相對應的。不僅如此，人口增長率還會進一步影響到收入和財富的分配：“在其他各種條件相同時，強勁的人口增長往往能發揮均等化的作用，因為它削弱了繼承財富的地位—每一代人在某種意義上都必須依靠自己的努力。”換句話說，平均的每個家庭子女數量越少，從父輩繼承的財富就會在資本總額中占有更高的比例。對此，皮凱蒂對發達國家的這一狀況進行了統計和估算。就發達國家存在的低人口增長率和經濟增長率以及由此而產生的財產繼承和“世襲社會”這些方面來說，21世紀似乎與19世紀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據此，皮凱蒂把19世紀和20世紀下半葉以來都稱作“世襲資本主義”或“拼爹資本主義”。

　　9.皮凱蒂不僅區分了資本收入和勞動收入，而且對這兩個部分內部存在的巨大差異進行了分析。關于資本收入，皮凱蒂認為，不同規模的資本收益率并不是相同的，富裕者的平均資本收益往往會高于那些財富規模不大的人，“這樣的機制自動導致資本分配的兩極分化”，“因此資本收益率的不平等也會在很大程度上放大并加速r>g的不平等效果”。(第444頁)對此，皮凱蒂通過對全球財富排行榜和美國高校基金會的分析進行了證實。關于勞動收入，皮凱蒂指出，自1980年代以來，雖然從總體上來看，所有發達國家的勞動收入的不平等有所增長，但是，在英語國家與非英語國家之間又存在明顯的差別，具體來說，在英語國家(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主要是因為“超級經理人的崛起”，才使這些國家的收入不平等呈現出更加嚴重的狀態。就此，皮凱蒂對用于解釋勞動收入變化的“教育和技術賽跑理論”提出了質疑。皮凱蒂還指出，在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平等的形成中，資本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是大于勞動收入不平等的作用的。

　　10.針對如何解決20世紀末以來出現的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平等重新嚴重化的問題，皮凱蒂對與之相關的一些問題進行了討論，并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和主張。首先，他通過對2008年金融危機與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所產生的不同影響進行比較，說明了政府和中央銀行在當代市場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其次，他討論了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在推動社會流動性方面的作用問題;對資本化的養老金體系與現收現付制這兩種不同的養老金制度進行了比較分析;再次，他考察了累進所得稅和遺產稅在英國、法國、美國等國家的發展狀況，說明了稅收在調節國民收入和財富分配中的重要作用;最后，他集中討論了“全球稅”問題。皮凱蒂認為，在解決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平等問題上，僅有“社會國家”(即福利國家)和累進所得稅這兩個20世紀的重要發明是不夠的，“為了管理21世紀的全球承襲制資本主義，理想的工具是全球累進資本稅，配合非常高度的國際金融透明度。”(第531頁)在皮凱蒂自己看來，全球累進稅是一個“有用的烏托邦”，其涵義是，雖然在可預見的未來這一“理想的制度”不會被付諸實踐，“但它仍然可以作為一個有價值的參考點，一個可以有來衡量其他備選方案的標準。”(第532頁)同時，“資本稅的最主要目的不是為社會國家融資，而是管理資本主義制度。首先其目標是終止無限增加的財富不平等;其次，是對金融和銀行體系施加有效管理以避免危機。”(第534-535頁)針對發達國家普遍存在的高額公共債務問題，皮凱蒂對資本稅、通貨膨脹和財政緊縮等三種不同的解決方式進行了比較分析，認為“針對私人資本的特別稅是最公平和有效的解決方案。”(第558頁)皮凱蒂承認，“累進資本稅面臨純粹的意識形態障礙， 這需要花時間來克服。”(第573頁)

三、國內外學者對于《21世紀資本論》的評論

　　自《21世紀資本論》英文版出版以來，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內，同內外學者發表了大量的評論，其中有肯定和贊揚，也有批評和質疑。

　　國際上有代表性的評論有：

　　曾任世界銀行經濟學的布蘭科·米蘭諾維奇稱這本書是“經濟思想史上具有分水嶺意義的著作之一”。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在《紐約時報》上連續發表評論文章，稱這本書是“最近十年來最重要的經濟著作”。

　　《經濟學人》雜志稱“該書可能改變我們研究過去兩個世紀經濟史的范式”。

　　《紐約時報》倫敦站站長史蒂芬·厄蘭格在發表的題為“與亞當斯密和馬克思較量的皮凱蒂及《21世紀資本論》”的評論文章中指出：“他的作品既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挑戰，也是對放任經濟學的挑戰。”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伯特·索羅在《新共和》雜志上發表了“為什么皮凱蒂是對的”一文，從總體上認可皮凱蒂所做的研究工作和提出的主要觀點，同時，也指出了皮凱蒂在一些概念上的模糊之處，例如皮凱蒂把資本與財富相混同。索羅還認為在美國要征收皮凱蒂主張的資本稅“沒有什么現實的可能性”。

　　研究不平等問題的著名經濟學家彼得·林德特在發表的評論文章中，雖然從總體上并未否定皮凱蒂的基本結論，但是他認為皮凱蒂的論證過程并不是完全充分的，特別是對于1910-1945年這段歷史完全用“外部沖擊”來解釋是不夠的，對收入不平等的研究也不能僅局限于考察頂層人群的狀況，等等。

　　美國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大衛·哈維發表“有了皮凱蒂，我們仍需要馬克思”的評論文章，一方面盛贊皮凱蒂“摧毀了人們關于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普遍觀念”，但另一方面他指出：“皮凱蒂的一大套數據中，很多內容都富有價值，但他對于不平等和寡頭傾向出現的解釋則有著嚴重缺陷。他為扭轉不平等現狀而提出的建議，即使不算烏托邦，也是很天真的。他當然沒有提供資本在21世紀的動作模型。為此，我們仍然需要馬克思或當代與他同等級的思想家。”

　　國內學者比較有代表性的評論有：

　　清華大學崔之元教授還在《21世紀資本論》中文版出版之前就在《新知》雜志上發表了題為“皮克提的‘定海神針’”的介紹和評論文章。崔之元引用了哈佛大學前校長薩默斯所說的觀點“即使皮克提的理論解釋全錯，他轉變政治話語的數據工作也值得獲諾貝爾獎了”之后指出：“為什么薩默斯說皮克提的數據工作本身可以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這是因為皮克提在研究收入和財富分配的不平等問題上有重大的方法論創新。以往的研究大都采用家計抽樣調查數據，但這種隨機樣本很少能反映最富有的10%或1%人群的情況。皮克提及其合作者另辟蹊徑，將法國、英國、德國、美國等國家自引入所得稅和遺產稅以來的全部數據系統梳理，展現了收入和財富不平等在幾個世紀以來的演化軌跡和趨勢。”文章中，崔之元教授對于薩默斯所提出的“理論解釋全錯”的具體所指進行了分析，并對皮凱蒂的理論與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詹姆斯·米德對于收入分配問題的研究進行了比較。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楊春學在《經濟學動態》上發表了“如何看待《21世紀資本論》對經濟學的貢獻”一文，把皮凱蒂這一著作在學術上的主要貢獻概括為“四個主要觀點和一個大膽預測”。四個主要觀點是：純粹資本主義天生具有一種使財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均等加劇且得到無限持續的內在趨勢;在財富和收入不平等中，最嚴重的問題不在于基尼系數的大小，而在于不平等的結構細節中;最重要的不是不平等的程度，而是不平等的合理性問題;分配是一個政治問題，不能把它簡化為純粹經濟的機制問題。一個大膽預測是：21世紀的歐美財富和收入分配將重歸“長期趨勢”。該文作者表示既不同意一些人對于這部著作的過高評價，也不贊同一些人對于這部著作過于輕視的觀點，對此，作者分別舉例進行了評論和說明。

　　清華大學經管學院李稻葵教授在《新財富》上發表了“理解《21世紀資本論》離不開中國”一文，他明確表示：皮凱蒂這本書存在兩大缺陷：“其一是眼光僅限于20多個發達國家，未能把全球作為一體來研究，而必須考慮中國等新興經濟體，才能厘清該書發現的經濟現象背后的原因，整個結論將會逆轉。其二是皮凱蒂沒有厘清消費性財富和生產性資本的區別，而簡單地將兩者相加，這帶來了相當的誤導，其政策建議更顯簡單粗暴。”李稻葵從理論邏輯和把中國等新興經濟體考慮進去之后這兩個角度，對皮凱蒂關于資本收入比的理論和財富或資本集中度不斷上漲的理論及其政策建議都提出了質疑，并且指出：“盡管在學術上，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不一定完全得到同行的認可，但是，非常有可能的是，它將引發一場西方國家政治經濟理念的大辯論和大革命。撒切爾夫人和里根的意識形態遺產，有可能因為一個法國經濟學的暢銷書而發生動搖和逆轉。”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袁志剛教授在《東方早報》上發表了“皮凱蒂的結論不能直接搬到中國”一文，著重就皮凱蒂的觀點和結論對于中國的適用性問題進行了分析。他認為，皮凱蒂的r>g理論不適用于中國，因為從全球產業鏈的角度看，中國實業資本的回報率并不比GDP增長率高。中國的收入和財富分配問題主要表現為城鄉差距以及城市房地產和金融資產的膨脹。因此，不能直接將皮凱蒂的結論照搬到中國來。

　　此外，國內一些學者還發表了題為“《資本論》的又一次勝利”(孫承叔)、“《21世紀資本論》是《資本論》續篇”(邰鵬峰)等文章，把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與馬克思的《資本論》相提并論。

　　正如一些人指出的那樣，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的熱銷和熱評，已經成為2014年世界范圍內思想和學術界的一個“事件”。從以上所引評論可以看出，人們對于皮凱蒂這本書的認識和評價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有理由相信，圍繞這本書的討論還將繼續下去。

四、幾點看法

　　第一、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在短時間內成為暢銷書并首先在西方學術界引起極大關注，除了商業炒作的作用外，至少與以下兩個方面的主要背景有關：一方面，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使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普遍陷入持續的低迷，一直到現在，也未見強勁的復蘇跡象。受危機的沖擊和影響，西方發達國家民眾的生活福利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與此同時，西方發達國家那些富豪和精英們所擁有的財富，似乎并沒有受到實質性的損失。無論是作為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還是危機產生的進一步結果，貧富差別甚至兩極分化，已經是西方發達國家的民眾可以感知的事情。于是，當皮凱蒂用系統的數據和理論指明了這一事實的客觀存在及其發生機理之后，必然引起包括普通公民在內的普遍共鳴和興趣。因為皮凱蒂說的，是事關每一個人的事情。不僅如此，為了提振經濟，西方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正在醞釀和討論與稅收和福利制度改革有關的相關政策問題，而皮凱蒂的著作，恰好與這一政策和政治背景相關聯。另一方面，長期以來，特別是在美國、英國等西方發達國家，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一直是占主流地位的經濟學。這一經濟學宣傳的一個核心觀點就是，自由的市場經濟不僅可以帶來資源的最優配置，而且也會產生社會福利的共同增進。在某種意義上來說，許多受過西方主流經濟學正規訓練的人，都對這一點深信不疑。在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論框架里，既沒有什么經濟危機或金融危機的發生，也沒有什么收入和財富分配的兩極分化。然而，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使西方許多有識之士已經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科學性產生了嚴重的質疑。人們渴望對于社會財富狀況得到了解和理解，而皮凱蒂的書，有如朝露春雨，極大地滿足了人們的這種心理和認知需求。

　　可以想像，如果沒有金融危機的爆發，如果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處于一種上升的勢頭和階段，也許皮凱蒂的著作并不會在西方世界迅速地引起如此廣泛的關注和討論。

　　就中國而言，收入和財富分配的嚴重不平等也是一個人所共知的經驗事實，如何實現共同富裕已成為黨和政府的施政重點和全國人民的企盼。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本來不是講中國故事的《21世紀資本論》，也同樣引起了中國學者和普通讀者的廣泛關注。

　　第二、皮凱蒂運用歷史統計方法，以英國和法國等發達國家的歷史數據為基礎，估算了近300年的資本收入比，從而得出了與庫茲涅茨相反的結論，并顛覆了西方主流經濟學關于經濟增長可以自動導致社會收入和財富均等化的理論。無論是就研究方法還是所得到的基本結論而言，都可以堪稱是一項重大的學術和思想貢獻，這正是《21世紀資本論》這本書的最大亮點，而且這一點也已被國內外絕大多數學者所認同。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皮凱蒂的這一重大學術成果和貢獻對于我們反思中國經濟學教育和研究存在的嚴重西化傾向和問題，對于我們深化認識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巨大局限性和弊端，對于我們努力創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學，無疑都具有極大的啟發和借鑒意義。一定意義上來說，皮凱蒂對于西方主流經濟學研究范式的反叛，正是使他成為一位具有杰出學術貢獻的經濟學家的先決條件和前提。我們要創立中國特色的經濟學理論，就必須學習和借鑒皮凱蒂的這種“反主流”的精神，而不能一味充當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小販子”。

　　第三、對于通過收集歷史數據所顯示出來的事實結果，皮凱蒂提出了關于資本收益率與經濟增長率之比的理論以及資本收入比理論，并結合18-21世紀不同階段的具體歷史特征對這兩個比值的長期變化進行了解釋。也就是說，正如皮凱蒂本人所言，《21世紀資本論》并不是一部純粹的歷史著作，而且也是一部經濟學著作。通過理論與歷史相結合，皮凱蒂得出的結論是：自由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有一種產生收入和財富分配嚴重不平等的內在必然趨勢。這一結論顯然是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這可能是《21世紀資本論》之所以引起如此廣泛關注和爭議的原因之一。但是，應該公正地講，皮凱蒂的這一結論并不新鮮，因為早在一百多年前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就已經更加有力地得出了同樣的甚至更加深刻的結論：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僅會產生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兩極分化，而且會產生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并且在馬克思看來，貧富兩極分化與經濟危機的產生具有內在的必然聯系。雖然皮凱蒂本人否認他的著作與馬克思的《資本論》的聯系，但是，我國一些學者仍然把皮凱蒂的這部著作與馬克思的《資本論》關聯起來，并且甚至相提并論。實事求是地說，就理論邏輯的嚴謹性、深刻性、系統性以及由理論分析所得到的結論等各方面而言，《21世紀資本論》與《資本論》是根本無法相提并論的。在這一點上，美國經濟學家大衛·哈維的看法更加公允。當代現實突出地表明，資本主義的問題，并不僅僅在于收入和財富分配的不平等問題，而是它是否可以繼續或永恒地存在下去的問題，就后一個問題而言，毫無疑問，皮凱蒂甚至都沒有正能夠提出來，而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卻提供了最完整的科學分析。

　　第四、除了國內外學者已經指出的存在于《21世紀資本論》中的一些概念模糊甚至錯誤之外(例如對于資本定義的泛化、對于資本與財富的混淆等)，皮凱蒂對于馬克思的關于一般利潤率趨于下降規律理論以及整個馬克思理論的理解更是存在明顯的粗糙和誤解，在此有必要進行一些澄清。

　　馬克思的一般利潤率趨于下降規律的理論是馬克思經濟學理論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在《資本論》第三卷第三篇馬克思對這一理論的含義進行了全面的闡釋。與許多學者誤解的完全不同，馬克思的這一理論的結論并不是指利潤率會越來越低，甚至像皮凱蒂從別的學者那里照搬來的誤解的那樣，認為利潤率最終會趨于零，從而整個資本主義會“自動崩潰”。“自動崩潰論”是許多西方學者在沒有認真研讀馬克思的文本的前提下強加于馬克思的一個錯誤認識和結論。事實上，馬克思不僅分析了由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導致資本有機構成提高進而推動利潤率下降的一面，而且還分析了同樣由于勞動生產率提高以及其他一些因素對于利潤率下降的阻礙作用的另一面，同時，馬克思還指出了利潤率下降與利潤量增加是同時并存的。最重要的是，馬克思把由于利潤率下降趨勢而產生的資本過剩與人口即勞動力過剩結合起來，進一步深刻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必然性和內在機理，從而說明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局限性。

　　自《資本論》第三卷發表以來，圍繞馬克思的一般利潤率趨于下降規律的理論，國內外學者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并運用于對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分析。所有這些研究成果表明，馬克思的一般利潤率趨于下降規律的理論對于解釋資本主義的技術創新、金融化、資本壟斷、資本輸出和殖民主義、金融危機等所有重大經濟現象，都具有無可比擬的說服力。

　　皮凱蒂對馬克思的一般利潤率趨于下降規律理論的膚淺認識和錯誤理解，無疑是其學術上的不嚴謹和政治上的過分敏感的一個集中表現。其實，《21世紀資本論》與《資本論》在理論學術上的巨大差距已經是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皮凱蒂完全不用有意撇清與馬克思及其理論的關系。

　　第五、正如一些學者公正地指出的那樣，《21世紀資本論》在理論邏輯上的嚴謹性以及政策建議上的可行性及其合理性方面都確實存在著一些缺陷。就理論邏輯的嚴謹性而言，皮凱蒂不僅因為沒有嚴格區分資本的總收益和凈收益(扣除折舊)從而使資本收益率大于經濟增長率的基本結論遭受質疑，而且因為沒有區分真正的資本和一般的財產從而使他計算的資本收入和勞動收入存在有意混淆“階級陣線”的重大缺陷。就后一方面而言，真正需要分析的，并不是資本家的工資性收入和普通雇傭勞動者的財產性收入是多少，而是資本家的利潤(無論采取什么具體名目)和普通雇傭勞動者的工資(無論其構成是怎樣的)是多少。就皮凱蒂所提出的征收“全球資本稅”的這一政策建議可言，正如他自己所言，這是一個“烏托邦”，雖然他加上了“有用”的修飾詞。盡管他一再強調和論證了這一建議的價值和意義，但是，該建議的“烏托邦”的基本性質并不因此而有任何改變。而這一點恰好充分地表現了皮凱蒂仍然只是一個充滿幻想的小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基本特點。對于資本主義發展而產生的嚴重的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平等的事實，皮凱蒂最終也只能提出一個并不可行的改良主義的方案。歷史終將證明，只有馬克思及其《資本論》才真正科學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的發展規律和歷史趨勢，只有用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才是人類的真正出路。

　　無論在銷售上多么流行，我們都必須嚴肅認真、客觀公正地對《21資本論》進行評價。從一定意義上來說，把皮凱蒂與馬克思、把《21世紀資本論》與《資本論》相提并論，不是有意貶低了馬克思就是有意抬高了皮凱蒂。馬克思就是馬克思，皮凱蒂就是皮凱蒂;《資本論》就是《資本論》，《21世紀資本論》就是《21世紀資本論》，它絕不是當代版的《資本論》。《資本論》是世界學術思想史上的恒星，而《21世紀資本論》很可能只是一顆流星而已，即使它是耀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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