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國的財富與收入不平等問題日益嚴重，嚴重影響了社會的和諧穩定。而西方國家的財富與收入不平等也日益擴大，引起了民眾的不滿例如占領華爾街運動的興起。皮凱蒂在本書中雖然主要研究西方國家的財富與收入不平等，但對中國也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因此，仔細研讀其研究視角、研究方法、主要內容及其政策建議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

一、主要理論基礎

　　(一)資本主義兩條基本定律

　　(1)α=r*β

　　其中α為資本在總收入中所占的份額，r為資本的年收益率，β為資本/收入比或者說資本存量/國民收入流量。

　　(2)β=s/g

　　其中s為儲蓄率，g為增長率即人口增長率與人均增長率之和。需要說明的是這一定律是長期動態變遷定律，在短期不成立。其經濟意義為儲蓄較多而增長緩慢的國家在長期中將積累更多的資本，從而對財富分配與社會結構產生重要影響。

　　這兩條資本主義基本定律是本書的理論基礎，長期的歷史統計數據都以它們為指導。

　　(二)累積增長定律

　　即很低的年增長率如果持續很長時間會導致巨大的不同。這一定律從大歷史的視角出發將會有助于我們理解乃至預測歷史。作者也經常使用這一定律，并且認為每年1-1.5%的增長率已經很可觀了。

　　(三)資本主義不平等的動力機制：r>g

　　r>g其經濟含義為過去的財富積累比產出和工資增長得更快，因此企業家不可避免地變為食利者，從而逐漸地取得社會的支配權。這一動力機制的分化力量遠大于社會的趨同力量，從而不斷地加劇財富與收入的不平等。

二、主要內容概覽

　　(一)導言

　　在導言章節中，作者說明了他為何對財富與收入不平等感興趣，因為這不僅是古典經濟學研究的主題(斯密—馬爾薩斯—李嘉圖—馬克思)，也是當代社會的重要問題。因此這一研究課題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價值。同時作者也說明了庫茲涅茨的倒“U”形曲線缺乏大數據的支持，具有一定的片面性，而作者將以庫茲涅茨的研究方法為基礎，輔以更詳細、更長期的數據研究財富與收入不平等問題，因而作者也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

　　(二)第一部分：收入和資本

　　作者在第一部分主要進行了概念的解讀，例如收入、資本、資本/收入比、人口增長率、人均產值增長率等，并且以這些概念刻畫了18世紀——21世紀主要發達國家的財富與收入動態演化的歷史圖景。

　　(三)第二部分：資本/收入比的動態變化

　　第一部分概覽了全球財富與收入動態變遷的歷史圖景，這一部分作者重點研究了資本的性質，認為其性質已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土地資本的重要性下降，工業與金融資本的重要性上升)，繼而探析了18世紀——21世紀各主要發達國家的資本/收入比的動態變遷，認為其呈“U”型變化(兩次世界大戰是拐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上升，21世紀資本/收入比將繼續上升)。從數據發現此種特征之后，作者對數據進行了經濟學的解讀，認為戰爭毀滅了物質資本存量、降低了儲蓄率，且殖民地在20世紀50年代紛紛獨立，使得發達國家的凈外國資本減少。同時由于大蕭條的影響，戰后各國紛紛實行了混合經濟，資產價格走低，從而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及稍后的一段時期資本/收入比的大幅下降。在20世紀80年代的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下，各國紛紛進行私有化，使得資本/收入比開始上升。

　　作者隨后以α=r*β為基礎分析了21世紀資本/勞動劃分，認為資本收入份額α在英法兩國雖然不太明顯但仍呈“U”型”變化。因為資本純收益率r長期穩定在4%-5%水平(其基本決定因素為技術、資本存量的充足度等因素)，而β呈U形變化，且資本與勞動的替代彈性大于1，因此資本收入份額α在21世紀將繼續趨于上升，資本的重要性與日俱增。由于資本的貪婪本性，并且其在社會經濟中日益凸顯的地位，因而有必要深入研究勞動、資本的不平等結構，深入其內部探詢其變化規律，因此在第三部分作者研究了勞動、資本的不平等結構。

　　(四)第三部分：不平等的結構

　　在這一部分中，作者重點研究了資本與勞動在初次分配中的不平等。通過分析社會結構即上層階層(上層10%)、中產階級(中間40%)、下層階級(底層50%)所占社會總收入的比重分析了發達國家的資本、勞動、總收入的不平等程度。作者發現資本導致的不平等比勞動導致的不平等更加嚴重、資本所有權的分配比勞動收入的分配更為集中。隨后，作者分析了這種不平等是否具有合理性。

　　這種不平等一般具有兩種形式：一是超級世襲社會繼承財富比努力工作更重要，主要出現在大革命前的法國;二是超級精英社會，超高薪酬主導社會，例如現在的美國。作者認為在不久的將來這兩種形式有可能相互交織、難解難分，那時，社會將會更加不平等。

　　在研究這種不平等結構中作者認為使用分配表比使用基尼系數更能反映社會現實?；嵯禂抵皇且粋€抽象、冰冷的數字，不能反映社會分層，他主張回到古典經濟學的社會表格與政治算術的社會結構視角研究不平等問題。

　　然后作者詳細分析了19世紀以來發達各國不平等的程度及其結構變遷。他發現法國現在主要表現為資本不平等，而美國主要是超級經理人的崛起引發的不平等，法國的勞動不平等較為穩定，美國稍遜一籌。

　　作者緊接著分析了勞動收入不平等內在的因果機制。認為雖然教育與技術在降低勞動不平等上起到重要作用，卻存在很大局限，因為知名學府更傾向于選擇特權階層學生，寒門子弟較少，因而勞動收入不平等與社會性架構與制度密切相關。

　　作者緊接著考察了資本所有權的不平等。認為一戰前歐洲大陸財富過于集中是因為資本收益率r高于經濟增長率g(r>g機制)。因此若想抑制資本所有權的不平等需要降低r或提高g，而g在未來穩定在1%-1.5%已經是樂觀的估計了，所以重點應放在降低資本收益率r上即通過控制資本與勞動關系、采取稅收與制度措施等降低r。西方主流經濟學認為市場經濟可以自動實現更為平等、更為和諧的社會是一種烏托邦，如果不采取措施，在不久的將來，繼承財富將比勞動更加重要，財富不平等將會大大加劇。

　　總之，隨著r>g這一根本動力機制發揮作用，同時由于規模效應(資本規模越大資本收益率也會越高)，財富分化現象將會加劇，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將不可避免。而扭轉這一趨勢的最優措施是累進資本稅與遺產稅，因此作者在第四部分重點分析了累進稅的經濟效應與社會效應。

　　(五)第四部分：21世紀的資本監管

　　作者在前三部分使用歷史、統計的方法分析了18世紀以來資本分配、資本內部結構及貧富差距的演化。作者認為貧富差距在21世紀將卷土重來，當今世界逐漸淪為“承襲制資本主義”，而要對此進行有效的制約，需要全球范圍內的累進資本稅(再分配政策)。累進資本稅不僅可以抑制貧富差距的擴大，還可以使財富置于民眾的民主監督之下，促進有效的銀行監管體系的建立;它代表了社會正義與個人自由之間的一個理想的折中，不會引起社會很大的震動。作者承認全球累進資本稅帶有烏托邦色彩，但他爭辯道，可以走區域性——洲際性——全球性的漸進道路逐步實現這一宏大的構想。

　　總之，皮凱蒂以大歷史、大數據的視角梳理了18世紀——21世紀西方發達國家財富與收入不平等的演化，認為其不平等趨勢已越發嚴重，而扭轉這一趨勢的政策措施就是累進資本稅與遺產稅。

三、主要方法論

　　(一)歷史、統計、理論的有機結合

　　熊彼特曾在其巨著《經濟分析史》中說道：“科學的”經濟學家和其他一切對經濟課題進行思考、談論與著述的人們的區別，在于掌握技巧或技術，而這些技術可分為三類：歷史、統計和“理論”。三者合起來構成我們的所謂“經濟分析”。而本書完美的體現了熊彼特所倡導的經濟分析技巧或者方法。作者通過統計的分析方法研究了18世紀——21世紀前十年的財富與收入分配的動態演化，并且使用經濟學理論闡述了其內在的因果機制，使理論與現象相“耦合”，具有一定的說服力。并且熊彼特非常推崇歷史的分析方法，受德國歷史學派影響很深，而皮凱蒂也充分認識到了歷史的重要性，他說道：“新方法經常導致研究者忽視歷史，也認識不到歷史經驗仍然是我們知識的主要來源”?？傊S多經濟學家都呼吁經濟學需要結合歷史學、政治學、社會學等眾多學科的跨學科研究，而不是數學的智力游戲。皮凱蒂的這本書的流行也許會使我們更加認識到目前經濟學主流分析技術的貧乏。

　　(二)階層分析方法

　　馬克思以階級劃分社會從而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的演變規律，皮凱蒂雖沒有馬克思激進使用階級一詞，卻也使用了階層分析方法分析社會不平等結構的內部變遷。階層分析方法最為人詬病的是缺少微觀基礎，但是這種分析方法有其優點，容易把握社會的總體、結構變遷，從而抓住社會的主要矛盾。皮凱蒂使用分配表，研究上層的10%、中層的40%、底層的50%，使我們對不平等的印象大大加深了，這是本書的一大優點。

　　(三)大歷史與大數據視角

　　自從法國年鑒學派大師布羅代爾隱約使用大歷史視角分析歷史以來，許多學者受到啟發，黃仁宇也是其中一位。黃仁宇以宏觀及放寬視野的方法研究中國歷史可謂獨樹一幟。大歷史視角即以宏觀的視角分析歷史，不拘泥于具體的人與物，重視整體、結構的變遷，可以說本書很好的體現了這種大歷史觀。歷史學的大歷史觀與文字的分析方法，未能使統計的方法普及可以說是其一大缺陷，而本書的數據跨度200-300年可以說是大數據、大歷史觀的完美體現。

　　四、本書為何流行

　　本書出版以來不僅受到公眾的追捧也受到經濟學界的高度關注。齊昊(2014)認為“僅從表現資本主義歷史上不平等的演變，這本書就在理論和政策上具有重要貢獻。”黃有光(2014)認為“雖然皮凱蒂的主要論點是基于一個邏輯錯誤，但這幾十年來，許多國家的收入分配大量不平均化，卻是事實。因此，對增加對有錢人的稅收的建議，并不反對。”保羅·克魯格曼(2014)認為本書“將成為本年度最重要的經濟學著作，甚或將是這個10年最重要的一本。”還有許多經濟學家對此書進行了評論，在此不一一贅述，但依然可以看出本書在經濟學界引起了極大的震動。

　　(一)公眾之間的流行

　　作者選擇了社會關注的重點、熱點問題——財富與收入的不平等，在西方發達國家及中國社會不平等問題日益凸顯，而作者選擇這一領域進行研究無疑將會引起公眾的關注。本書通俗易懂，作者沒有像西方的很多經濟學家那樣使用眾多的數學公式迷惑眾人，皮凱蒂認為“很長時間以來，經濟學家一直試圖根據其所謂的科學方法自我定義。實際上，那些方法往往過度使用數學模型，它們常常不過是一個借口，為的僅僅是占領研究領域以及掩蓋內容的空虛。”同時，作者通過追蹤歷史變化狀況并在實際數據和抽象關系之間建立聯系，使本書對現實具有一定的解釋力，從而使其在公眾之中不脛而走。

　　(二)專業學者的關注

　　但是何以這本書也引起了經濟學的主流學者的關注呢?因為作者本身屬于經濟學的主流，其在學術界具有一定的地位，而且本書的結論即當今社會財富與收入愈發不平等也引起經濟學保守派的攻擊。故而本書不僅在公眾之中還是在專業學者之中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動。以中國而言，同時也因為在經濟學界很少有人研究分配問題，正如汪丁丁所言：“中國的經濟學家迷信新古典經濟學關于自由市場的假設，從而很難承擔他們在中國這一特定社會里 應當承擔的職能。這一職能現在由中國的社會學家承擔。”因此，本書不僅引起西方學界也引起了中國學界的關注。

五、我們學到了什么

　　(一)經濟學家與公共政策

　　經濟學家可以對公共政策的制定及形成產生重要影響，正如科斯所說：“經濟學家們如果不能經常影響經濟政策的主要方向，他們的觀點也能在諸多細小方面發揮作用。”因此，經濟學家不能躲在象牙塔中置身于社會之外，他們可以對社會產生重要影響。正如戈登·塔洛克所言：“普通經濟學家在為公共福利做出貢獻的同時一樣也能有助于自己的學術職業發展。”皮凱蒂的這本書很好的體現了這一點。可以說皮凱蒂具有深沉的人道主義關懷，袁志剛認為他是“思考大問題的經濟學家”，他把社會的重要問題作為自己的研究領域，這種問題導向型的研究方法值得我們借鑒，而本書將會對各個國家社會政策的制定產生深刻的影響。

　　(二)跨學科研究方法

　　自從1776年亞當·斯密發表《國富論》以來，經濟學日益發展為一門專業化的學科，當時經濟學是一門包括哲學、歷史、倫理、政治經濟學、數學在內的綜合學科，但是1870年經濟學爆發邊際革命，經濟學日益數學化、形式化，遠離了現實生活發展為一門狹隘的學科。本文認為這是經濟學的不幸，因而筆者認為經濟學的發展要借鑒古典經濟學的傳統即使用跨學科的方法，走出狹隘的形式主義范式，走向關注社會現實之路，如此經濟學才能走向繁榮發展之路。法國大學生曾在2000年6月發起了“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他們由于對經濟學的無力及形式化、數學化不滿，開始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統治地位進行了嚴厲的批判，提出了一整套的經濟學教育與研究的改革綱領。身為法國經濟學家的皮凱蒂對此也許深有同感，因而這本書才走出了形式主義的窠臼，可以說本書將對經濟學研究的轉向將產生重要影響。

　　(三)中國政府、學術機構、社會組織緊密合作構造完整的中國數據庫

　　皮凱蒂說道：“關于財富分配的學術爭論和政治爭論，長期以來總是充滿偏見并且缺乏事實依據。”而中國也深受其苦，中國媒體與公眾明顯有著仇富心理，而此種心理具有許多偏見并且受到缺乏數據的支持。因而中國的學術乃至社會討論都需要完整的數據庫的支撐，但是正如皮凱蒂所說的“中國經濟增長收益的社會分配情況鮮為人知。”皮凱蒂的這本書得益于西方發達國家完整的數據庫，因而中國政府、學術機構、社會組織需要協同努力構筑完整、精確的中國數據庫，如此才能更好的研究中國的財富與收入不平等問題，才能更好的進行公眾之間的辯論與政策的制定。

　　(四)在我國累進稅就足夠了嗎?

　　皮凱蒂的主要研究對象是西方發達國家，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非常完善，因而由于政府壟斷及權力過大引起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較小，皮凱蒂研究顯示的財富與收入不平等主要呈現的是資本與結果的不平等，因而使用累進稅可以大大緩解不平等狀況。但是我國的情況遠較發達國家復雜，目前我國的腐敗性收入、灰色收入及政府壟斷等因素引起的收入不平等較為嚴重即初次分配嚴重不公，而主要作用于再次分配的資本及遺產繼承的累進稅作用將會大打折扣。因此，我國目前改革的方向是繼續完善我國的市場經濟，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繼續進行市場化改革。同時政治改革即建立一種分權、民主、法治、憲政四位一體的包容性政治制度(Acemoglu & Robinson，2012;田國強、陳旭東，2014)也勢在必行，然后再輔以累進的資本及遺產繼承稅緩解由市場帶來的不平等結果。只有如此，普通民眾經濟機會及結果都會較為均等，蛋糕也才能繼續做大。

六、結語

　　自由市經濟經濟并不是萬能的，正如弗蘭克·奈特所說，長期而言，市場經濟的負面后果(壟斷的傾向和收入不平等的累積效應)可使自由消失到零。托馬斯·皮凱蒂以詳實的數據證明了當代社會正朝著這一方向(收入不平等的累積效應導致的社會分化乃至自由的減少)高歌猛進，故而，它需要一定的制度基礎或政府的干預。他開出的藥方——累進資本稅與遺產稅——雖不能從根本上扭轉這一趨勢，但無疑具有重要的抑制作用。但是在我國累進稅的政策措施還遠不足夠，只能作為一種輔助措施，經濟乃至政治體制改革還需繼續推進。

　　拓展閱讀：經濟學風暴：《21世紀資本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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