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對國際金融格局有何影響?陳平教授認為，金磚銀行的建立，既是金融危機后發展中國家對美歐失去信心的產物，也是金磚國家長期對話互動的結果，它將彌補西方主導下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不足。最早呼吁中國出來改革國際金融秩序的，恰恰是受華盛頓共識之害最深的拉美國家。

　　有不少西方媒體質疑金磚五國本身在經濟、外交、政治等方面的差異很大。對此陳平教授指出，金磚國家之間的差異遠小于西方集團，且各具優勢，正好可以互補發展。既然是互利合作，就應當承認各國的利益考慮是正當的，不應當批評對方有什么“小算盤”，要研究的是如何權衡短期和長遠利益的關系。

　　問：2014年7月15日，金磚五國領導人在巴西發表《福塔萊薩宣言》，金磚國家開發銀行成立。外界都把這看作是發展中國家為擺脫美國、世行和IMF的抱團行動。在您看來，美國主導下的國際經濟秩序對金磚國家的發展造成了哪些壁壘？

　　陳平：按照現行的國際秩序，美國控制世行，西歐控制IMF，他們推行的華盛頓共識，主要維護西方國家的利益。世行政策尤其取決于美國的財政部，決策投票權美國獨大。西方發達國家主導世行與IMF的決策，這造成幾個重要后果：

　　第一，西方通過世行和IMF的貸款或救助，都帶有明顯的地緣政治考慮。例如，在東歐轉型時期，對波蘭、匈牙利、捷克等自由化情緒強烈的國家免除債務，并給予大筆優厚的貸款，但對烏克蘭、俄羅斯的貸款不僅條件苛刻，而且數量很少，加重其轉型危機。

　　第二，保護債權人的產權和維護借債國人民生存權之間存在矛盾。金融貸款是有風險的，問題是風險由誰來承擔?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技術比較稀缺，談判又缺少話語權。20世紀70年代油價高漲期間，西方銀行爭相給拉美產油國貸款。結果80年代石油生產過剩，油價大跌，導致拉美國家產生嚴重的債務危機。美國害怕鄰國墨西哥的經濟崩潰會導致大批非法移民流入美國，于是就只救墨西哥，卻不救巴西，導致巴西經濟的大幅動蕩。

　　第三，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周期不同。西方國家出臺金融政策只管自己的利益，往往采取對外轉嫁金融危機。舉例而言，華盛頓共識要求金融自由化，匯率浮動，對外資開放，不得實行資本賬戶管制。一旦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良好，西方國家增長停滯，西方國家就實行貨幣寬松政策，降低利率，匯率貶值，轉嫁其債務負擔。導致大量熱錢涌入發展中國家，造成股市泡沫或房地產泡沫，引發這些國家產生通貨膨脹，匯率升值，出口下降。隨后西方國家又放慢量化寬松或提高利率，大量熱錢又撤離新興市場，導致股市房市的泡沫破裂，匯率貶值，企業大面積破產，失業率上升。新興國家的貨幣政策無法維護自己的利益。

　　第四，危機期間，西方往往采取雙重標準。在經濟衰退時，美國采取刺激政策，降低利率，政府救助陷于困境的大企業。但是，發展中國家如果陷入危機，資本外逃，西方主導的國際機構為了保護債主的利益，卻要求受援國提高利率，開放金融市場，使西方資本可以廉價收購民族企業。例如在東亞金融危機期間，給韓國的貸款條件就是要金融自由化，對外國資本開放金融市場，使西方資本得以趁火打劫，廉價收購韓國核心企業的大量股份。韓國經濟學家曾告訴我，在金融危機之前，韓國大企業的外資比例不到5%，危機后上升到50%左右。韓國企業艱苦奮斗幾十年，到頭來卻發現只是在給西方企業打工。

　　第五，IMF和世行的西方高級雇員的待遇超過發達國家的水平，又沒有競爭風險，因而他們養尊處優，完全不了解發展中國家的國情，只是照搬西方國家的慣例，造成西方國際機構出臺的政策嚴重脫離當地的國情，和當地人民產生嚴重矛盾。

　　所以，發展中國家希望改變現有國際金融秩序的愿望由來已久。這次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的建立，既是金融危機后發展中國家對美歐失去信心的產物，也是金磚國家長期對話互動的結果，可以說是水到渠成。

　　問：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從2013年3月提上日程，到今年正式確定成立，大概用了近一年半的時間。您認為，金磚國家在此時急切地想要成立這樣一個經濟組織，和全球經濟尤其是美國的金融政策之間有什么關系？

　　陳平：第一，國際金融機構改革停滯。2009年在英國倫敦舉行的第二屆G20峰會，當時的英國首相戈登·布朗都公開宣布，華盛頓共識已經結束，必須改革國際金融秩序，采取措施防范危機重演。當時，連西歐國家都接受發展中國家的要求，打算小步改革世行和IMF，在增加資本的同時擴大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投票權。但是，共和黨控制的國會拒絕美國簽署任何改革協議。

　　第二，美國、歐盟、日本在危機期間，拒絕改革國內金融體系，在利益集團內斗下也無法推行凱恩斯政策，只能相繼采取零利率，甚至負利率的貨幣政策大印鈔票，利用美元、歐元、日元作為儲備貨幣的特權地位，對外轉嫁金融危機，大量熱錢涌入新興市場國家，導致發達國家的低利率、低通脹，和新興國家的高利率、高通脹，增長率大幅波動，貧富差距急劇擴大。國際投機資本乘機大施兼并民族企業，控制發展中國家，強化發展中國家對西方的依賴。而發展中國家急需的基礎投資，因為周期長、收益低，很難在國際金融市場融資。所以發展中國家早就希望中國能站出來改革國際金融秩序。

　　第三，中國在金融危機之初，曾對西方國家表達過合作共渡危機的善意，但是西方國家，尤其美國和日本，不但不予理睬，而且把中國的和平崛起作為對西方的主要威脅。美國發現世貿組織已經難以制約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又另搞美國主導的TTI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定)和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試圖繞過中國，建立新的保護西方的游戲規則，再強迫中國等新興國家接受。但這促使新興國家開始團結起來，自主抱團發展。

　　問：2008年金融危機過后，美國及西方的影響力在逐漸減弱，這是不是也給了金磚國家發展的機會？

　　陳平：我發現，最早呼吁中國出來改革國際金融秩序的，恰恰是受華盛頓共識之害最深的拉美國家。2009年9月，在20世紀80年代拉美債務危機期間擔任過巴西財政部長，和美國談判債務重組的巴西經濟學家，在圣保羅組織了一個國際研討會，主題竟然是《危機之后：中國是世界經濟的中心嗎?》，這讓當時的中國人難以想象。會議請我去做主題發言。說實話，過去我出國做經濟學基礎研究近30年，只是業余關心中國問題。對中國模式的研究，是在巴西經濟學家的邀請下逼出來的。2009年我在巴西的講演，第一次總結了中國道路的十條經驗，系統批評了華盛頓共識的謬誤，受到與會經濟學家的極大歡迎，當即要求把我的英文講演譯成葡萄牙文發表。會后阿根廷的財政部長就來問我，中國有無可能給拉美國家貸款?我建議他和中國有關方面接觸一下。

　　會后，組織者還安排我訪問巴西總統的戰略規劃部，他們給我演示巴西的發展規劃，把巴西和中國的大地圖并列，仿照中國的高速鐵路和高速公路的布局，要發展巴西的基礎設施。他們開宗明義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為什么中國能夠有獨立自主的發展政策，而巴西的規劃只要出爐，就立即招來西方的批評?我的回答是，中國能實行獨立的發展政策，能管制資本賬戶，擋住國際熱錢的沖擊，因為中國有獨立自主的工業科技和國防體系。巴西經濟學家給我介紹了他們的發展經驗。事實上，巴西一度發展比中國還快，巴西的土地資源豐富，人民熱情友好，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巴西一位日裔經濟學家告訴我，殖民地國家發展的最大障礙是缺乏自主意識，不像中國、日本有自己的歷史，對西方經驗只是選擇性吸收。過去巴西的發展戰略主要受歐美思潮主導。在貧富分化、受跨國公司控制的基礎上搞民主，只能強化國內的階級對立，降低國際競爭力。倒是危機下出現的軍政權敢于發展國有企業，但金融和技術依然依賴西方。幾十年吃盡苦頭之后，才轉向學習東亞和中國的經驗。

　　巴西經濟學家的認識水平，遠在中國臺灣、香港的經濟學家之上——他們對西方政治和文化的依賴，比拉美還深，不少人存在殖民地心態，不能只給他們送錢賺，更得讓他們體會被殖民之苦，才能放棄對西方的幻想，看清世界大局。東歐國家加入歐盟后，才體會到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邊緣區，比以前更難過。日本十年停滯后，經濟的穩定已經離不開中國，但是政治文化還沒有脫西回亞。這次經濟衰退如果持續下去，東亞的政治變化也將到來。

　　美國在重返亞洲、利用歷史問題制造麻煩牽制中國的時候，中國的經濟外交走向拉美和非洲，實在出乎西方的預料之外。巴西足球雖然沒有進入決賽，在發展中國家依然一流。中國民眾千萬不能重美歐輕拉美。巴西的生物能源和中型飛機工業都比中國先進，工業發展水平在印度之上，速度比俄國快，人才比南非多，和中國也沒有地緣沖突。如果中國能和巴西首先搞好合作互信的關系，再加上俄羅斯需要中國的支持對抗北約，金磚銀行必能突破西方的障礙穩定發展，從而改變東亞的政治格局。

　　令人驚奇的倒是，中國國內這兩年對中國模式是否存在的爭論，竟然發生在中國主流經濟學界和主流媒體?？梢妵鴥仁苋P西化教育的經濟學家，對華盛頓共識的認識還落在拉美和印度的經濟學界之后。

　　這次金融危機中，金磚五國除了中國之外，都受到國際熱錢的巨大沖擊。西方國家把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的建立，看成是中俄聯手對抗西方霸權的努力，這是不對的。我的觀察，金融危機在西方的復蘇緩慢，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認識到，金融危機引發的西方衰退至少和日本一樣會停滯十年或更長，這迫使原來親西方的巴西、南非和印度，決心走獨立自主的路，學中國而非西方的發展模式。這才使各方超越上海合作組織的歐亞體系，建立橫跨亞歐非美四大洲的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如果金磚銀行能穩定發展十年以上，最終會成為“后美國時代”金融新秩序的開始。

　　問：金磚五國最初只有經濟聯系，隨后政治色彩逐漸加強。那么，從經濟和政治角度來考量，金磚國家開發銀行能否撼動美國稱霸的全球秩序？

　　陳平：如果金磚五國能在實踐中創出一條合作發展的新路，必將撼動美國的金融霸權。我們來看如下的事實：

　　依據聯合國統計局和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最新數據，金磚國家的人口達30億，占世界人口的42%，為美國人口的9.5倍，歐盟人口的6倍。真實GDP按購買力平價計算，是23萬億美元，占世界GDP的27%，為美國的1.3倍，歐盟的1.5倍。外貿總額為3.8萬億美元，占世界總額的17%，為美國的1.7倍，歐盟的1.4倍。外匯儲備達5萬億美元，為歐盟的6倍。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的初期協議資本即高達1000億美元，而IMF和世界銀行的資本也不過3000億美元的規模。歐盟2007-2013年用于援助轉型國家的結構整合基金也就4600億美元的規模，平均每年不到800億美元。據說，中國在非洲的外援和投資，這些年早已超過世界銀行，所以西方開始攻擊中國是“新殖民主義”。

　　由此可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哪怕最初只發展金磚國家之間的金融合作，幾年后就可能超越IMF和世行對發展中國家的貸款規模，擺脫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的控制。如果金磚銀行進一步擴大經營范圍，吸引更多的發展中國家加入，可以考慮給急需基礎設施投資的東歐和南歐國家貸款，則美國主導的金融霸權體系將不得不和金磚國家合作，最終成為多元體系，否則就有被新興國家邊緣化的危險。因為金磚國家除了南非之外，經濟增長率都高于發達國家。

　　問：在整體目標和具體運作上，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和世行、IMF最大的差異在哪里？

　　陳平：第一，世行和IMF的整體目標是建立和維護美國主導、其他西方國家和日本輔助的不平等的國際分工體系，發展中國家只是發達國家的依賴經濟。在冷戰時期，還是西方圍堵社會主義經濟，約束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工具，所以，金融政策和西方的政治密切相連。

　　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的整體目標只有一個，就是獨立自主地發展民族經濟，建立平等互惠的合作關系。從經濟結構看，俄國、巴西、南非都是資源輸出大國，中國是制造業的輸出大國，印度是服務業的輸出大國，五國之間有很強的互補關系。金磚四國都急需基礎設施的巨大投資，中國有巨大的外匯儲備，又有世界最強的基礎設施的裝備和施工能力，與其投資美國國債，匯率間接受美元控制，不如投資新興國家的基礎設施，以形成長期的伙伴關系。

　　第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的股份結構是平等的，沒有一國能控制理事會和日常經營，銀行總部設在上海，但是行長和理事長分別由印度人和俄國人擔任。這不但在道德上對美國金融霸權提出挑戰，而且在國際政治上打破美國試圖拉攏俄國和印度制衡中國的圖謀，是極為高明的政治安排。美國口頭上唱民主的高調，在國際事務上卻是一家獨大。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的建立，超越了美國和前蘇聯的國際金融模式。

　　問：有不少西方媒體質疑金磚五國本身在經濟、外交、政治等方面的差異很大，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在實際運行過程中不可避免會受到這些差異的干擾。在您看來，金磚五國之間應該如何協調，最大程度上避免因為“差異”造成的發展障礙？

　　陳平：依我的觀察，金磚五國之間的差異，要小于西方陣營之間的矛盾。因為金磚國家的共同目標是經濟發展，擺脫對西方列強的依賴。西方國家的格局，實際上是維護二戰后美國的霸權。美國至今在西歐、日本駐軍，只要有巨大的貿易逆差，就用軍事政治壓力迫使歐元、日元升值。在危機中，美歐日先后實行零利率政策，恰恰是互相打貨幣戰爭，轉嫁危機。由于美歐日的技術水平相同，人口老化的程度也類似，所以美歐日在經濟上的競爭關系，遠大于金磚國家。至今德國、日本的精英并不服氣美國戰后的獨霸格局。所以冷戰期間，美國對中國的經濟技術封鎖，德國、日本和其他西歐國家只是半心半意地服從，暗中大挖美國市場的墻角。

　　歷史上，中國和拉美、非洲從無殖民關系，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大量進口自然資源，大大提高了原材料的國際市場價格，使巴西、南非、俄羅斯的出口都獲得巨大收益。中俄邊界問題已經解決，兩國之間的依賴遠遠大于分歧。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東擴，加深了俄國對西方擴張的戒心。這次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的最大突破是印度的積極參與。如果中印在金融發展上能實現合作，并在未來解決中印邊界問題，就可以突破美國圍堵中國的包圍圈，真正主導發展中國家的團結合作，粉碎西方關于中國新殖民主義的宣傳。這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外交上的最大突破。就此而言，我不同意西方媒體的宣傳。金磚國家和其他新興國家之間的差異，遠遠小于西方發達國家之間的差異，因為發展中國家的成長空間遠比發達國家更大，所以合作共贏的機遇也就高于西方發達國家。

　　金磚銀行面對的最大的挑戰，不是內訌，而是受援國的腐敗。因為發展中國家缺少管理和技術人才。西方培養的人才又多受西方個人主義的影響，要求高官厚祿，但發展中國家養不起。結果高管貪、員工偷，本來可以盈利的貸款也會打水漂。從根本上解決的辦法是培養新一代的干部和技術人員，而且基礎設施的建設必須讓周邊居民分利，才會減少腐敗和偷盜的風險。這也是中國模式發揮的最大機會。

　　我建議，中國專家可以自告奮勇主持金磚銀行的培訓項目。對接受貸款的國家的項目，舉行分期分批的干部輪訓，帶他們去參觀中國的紅色基地，介紹中國的革命史和改革史，并到中國有關的公司和大學去實習培訓。如果金磚國家不能培養出一代有志于獨立發展的人才，并和民眾建立同心同德的關系，則任何開發銀行都難以持續。

　　發展中國家的差異，主要來自地域、資源、人口和技術的差異，這些條件差異和發展目標的差異，恰恰有助于發展貿易和互補合作。發達國家的差距越小，同質競爭的程度越高，反而增長空間越窄。舉例言之，俄羅斯資源豐富但是地廣人稀，軍工先進，民用經濟落后，和中國正好互補。印度軟件業發達，制造業落后，和中國也是互補。巴西和南非的資源出口換取中國的工業品和基礎設施投資，都是立刻可以上馬的項目。

　　用開發銀行的形式，對基礎設施給與長期貸款，借貸國可以保持基礎設施的主權，有利于建立長期的信任合作關系，比中國單獨到金磚國家投資控股，大大減少了政治風險和西方離間的可能。既然是互利合作，就應當承認各國的利益考慮是正當的，不應當批評對方有什么“小算盤”。要討論的只是如何權衡短期和長遠利益的關系，中國在“全國一盤棋”下的統籌規劃經驗，可以介紹給新興國家參考，這比華盛頓共識強調市場萬能的短期行為，更有利于發展基礎設施的建設。

　　問：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總部設在上海，從中國的角度來說，應該在金磚國家發展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

　　陳平：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的總部設在上海，預示著上海將成為東方發展中國家的金融中心，長遠而言，將超過倫敦、東京、新加坡和香港的地位。中國扮演的角色，第一，要讓金磚各國常駐上海的人員賓至如歸，成為吸引金磚各國金融人才的中心，建立長久的人際網絡。上海的對外服務能力，包括語言和文化交流能力都需要大幅提升。例如，上海的文化娛樂事業過度西方化。如今拉美音樂舞蹈風行美歐，非洲的音樂舞蹈也對西方通俗文化影響很大，但拉美和非洲文化在中國的市場很小。上海的文化界和服務業要和金融界與時俱進，把國際化從美歐化過渡到真正的世界化和多元化。

　　第二，中國人應先當學生，后作先生。中國是農業國，現代金融的歷史很短。印度人在許多國際金融機構任職，英語的寫作和溝通能力都強過華裔;巴西和美國在金融談判上有豐富的國際經驗;俄羅斯和西方強權的對抗經驗也大于中國人;南非有處理合資矛盾的經驗;這些都值得中國人學習。上海高校國際研究的重點是西方發達國家，亞非拉的歷史、文化、語言研究都有待升級，除了培養英語人才之外，還應兼有俄語、法語、西語、葡語等多種語言的人才。上海各大學的經濟和金融學院，在和金磚國家專家的交往中，才能更深入地理解和總結中國自己的發展經驗，從而建立超越西方的發展經濟學和發展金融學。

　　所以，中國可以更多組織外國金融員工參觀中國各地，并和有關大學合作，一起探討中國發展的經驗和教訓。例如，國內媒體大肆批評的國企和土地政策，在非洲國家卻是積極仿效的對象。因為他們吃盡跨國公司壟斷之苦，沒有國企和跨國公司競爭，哪來民營企業的生存空間?最近我在牛津大學開會，遇見埃塞俄比亞的總統顧問，他們正在中國幫助下大搞基礎建設。我問他們的土地政策，回答是和中國一樣，是地方政府控制。他表示非洲國家必須學中國的土地政策，才能有錢搞基礎建設，土地私有化是一條死路。相比之下，金磚國家許多人對中國的發展經驗非常好奇，但是中國人自己卻很少進行總結。

　　第三，中國要多出資，多出力，多干事，少出頭，才能多交朋友，減少其他國家的戒心和誤解。要重新發揚毛澤東時代吃苦在前享樂在后、謙虛謹慎的作風，避免土豪式的財大氣粗，盛氣凌人的氣派。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的國際接軌，學的是美國而非德國，極大地拉大高管和員工的收入差距。我建議，中國在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的高管，可以用個人名義把應得的報酬降低一級或捐給社會，出差自愿降低對方招待的規格，才能突顯中國模式和美英模式的差別。西方諾獎經濟學家中只有斯蒂格利茨才能做到，他在發展中國家贏得了巨大聲譽。西方的權威是金錢和武力造成的，中國的影響要靠以身作則來建立。建議中國派出的工作人員，一定要德才兼備，待遇適當，不可學西方的高薪特權傳統。

　　第四，要在各個業務部門，發揮骨干帶頭作用，建立可持續的商業模式。金磚銀行整體必須盈利，金磚各國是發展中國家，不可能長期虧損補貼。但是金磚銀行的利潤也必須低于商業銀行，才能在發展中國家建立口碑。中國國家開發銀行在國內的運行有許多經驗，能否推廣到發展中國家，也要進行實踐與總結。

　　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總部設在上海，是巨大的機遇和挑戰。如能成功，將是國際金融后美國時代的起點。上海的高校和文化界也將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我期待金磚銀行十年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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