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熊光清，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2004級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內容提要】伊拉克戰爭使美國的結盟體系出現裂痕，美國霸權的合法性進一步削弱，美軍虐俘事件更是損害了美國的國家形象，并且美國民主改造伊斯蘭世界的計劃受阻，伊拉克戰爭也沒有達到預期的反恐目標。伊拉克戰爭削弱了美國文化的吸引力、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和利用國際機制的能力，美國的軟實力在這場戰爭中明顯受損。

　　【關 鍵 詞】美國/伊拉克戰爭/軟實力

　　美國的軟實力是美國在全球推行霸權政策的重要基礎。軟實力就是國家在國際事務中通過吸引而非強制就能達到自己目的的能力，軟實力資源包括文化的吸引力、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和利用國際機制的能力三個方面。約瑟夫·奈認為，在全球信息時代，可能獲得軟實力的國家需要具備下列三個條件：一是其主流文化和觀念更接近普遍的全球規則(它目前強調自由主義、多元主義、自治);二是它最具有多渠道的交流，因而對于各種問題的定性也最具有影響;三是它的國內和國際表現能夠增強其信譽。而美國無疑在這些方面具有巨大的優勢[1](P73)。

　　2003年3月，美國悍然發動了伊拉克戰爭，一時展示了美國的硬實力，但是，伊拉克戰爭削弱了美國文化的吸引力、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和利用國際機制的能力，美國的軟實力在這場戰爭中明顯受損。

　　一、美國的結盟體系出現裂痕

　　美國的結盟體系出現裂痕，使美國的軟實力受到了很大的損害。美國結盟體系中重要的一環就是美歐聯盟，美歐聯盟是美國霸權體系的重要支柱。冷戰期間，美國出于對抗蘇聯的需要，與歐洲結成了政治和軍事同盟，并積極支持歐洲一體化進程。冷戰結束后，美國從全球戰略利益出發，仍然非常重視美歐關系。但是，2003年，法國和德國沒有像1991年海灣戰爭、1999年科索沃戰爭和2001年阿富汗戰爭時那樣支持美國，而是明確反對美國對伊動用武力，這大大出乎美國的預料。這不僅反映出美國與法德之間的戰略利益沖突已經表面化，而且還意味著美國與以法德為軸心的歐盟之間出現了一個大的裂痕。在伊拉克戰爭前，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就提出了“老歐洲”和“新歐洲”概念，表示美國要對這兩部分采取不同的政策。由于美國的主要歐洲盟國反對美國對伊拉克使用武力，堅持讓國際組織對伊繼續實施核查，并在安理會上采取了強硬的立場，從而導致了所謂“大西洋裂痕”的出現，冷戰后美國苦心經營的美歐聯盟體系幾乎面臨崩潰。伊拉克戰爭后，美歐分歧仍然十分明顯。可以說，伊拉克戰爭使美歐之間的矛盾完全暴露出來，“大西洋裂痕”也明顯擴大。

　　對于因伊拉克問題而加劇的美歐分歧，應當說是由于美歐之間長期存在的政治文化的不同和戰略利益的不同造成的，而伊拉克戰爭只不過是催化劑。美歐之間世界觀、安全觀和治理觀方面的分野是造成美歐裂痕不斷擴大的政治文化原因。這些觀念性分歧雖然尚未觸及由美歐共同分享的西方價值觀的核心，但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導致了美歐集體認同的危機和集體身份的淡化。從雙方近期關系來看，布什政府盡管有強烈的修復美歐關系的愿望，但是由于美國在導彈防御系統計劃、大氣變暖問題、國際刑事法庭、巴以沖突、反恐等問題上與歐洲盟友都存在分歧，雙方關系難免不太和諧，甚至可能再次出現重大裂痕。加上現在的歐洲已經不是過去躲在美國核保護傘下的孱弱的歐洲，而是具有強大經濟實力，軍事上追求獨立防務、外交上追求獨立外交政策的歐洲，歐洲的獨立自主傾向不斷上升。因而，“大西洋裂痕”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很難得到根本彌合，美歐矛盾至多會因雙方關系的調整而得到暫時緩和。當然，美歐之間的共同利益是存在的，美歐之間不僅會在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繼續合作，而且還要共同面對恐怖主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等問題的挑戰，美歐仍是重要的戰略伙伴，美歐關系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整也會出現矛盾緩和的趨勢。但是，從長遠來看，美歐分歧難以彌合，美歐之間的摩擦會經常出現，美歐聯盟會逐步變得脆弱。

　　美國戰后霸權體系的一個重要支柱就是它的結盟體系。如果霸權國的結盟體系分崩離析，它的霸權地位就會嚴重受損，對其他國家的影響力和號召力就會下降，對國際機制的控制力也會降低，因而它的軟實力就會明顯下降。所以，美歐結盟體系出現裂痕無疑削弱了美國的軟實力。

　　二、伊拉克戰爭使美國霸權的合法性削弱

　　伊拉克戰爭是一場合法性很低的戰爭。禁止以武力相威脅或使用武力，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明確確立的一項國際法基本原則。《聯合國憲章》是第一個明文規定禁止以武力相威脅或使用武力的國際公約。《聯合國憲章》第2條第4款規定：“各會員國在其國際關系上不得使用威脅或武力，或以與聯合國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會員國或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按照《聯合國憲章》的規定，只有兩種合法使用武力的行為不受限制和禁止。一是單獨或集體自衛。《聯合國憲章》第51條規定：“聯合國任何會員國受武力攻擊時，在安全理事會采取必要辦法，以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以前，本憲章不得認為禁止行使單獨或集體自衛之自然權利。”二是聯合國安理會根據《聯合國憲章》第42條所采取的行為。《聯合國憲章》第42條規定：“安全理事會如認第四十一條所規定之辦法為不足或已經證明為不足時，得采取必要之空海陸軍行動，以維持或恢復國際和平及安全。此項行動得包括聯合國會員國之空海陸軍示威、封鎖及其他軍事舉動。”從這里可以看出，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顯然是缺乏合法依據的，并嚴重踐踏了國際法的基本原則。

　　在伊拉克戰爭中，全世界只有35個國家支持美國，但堅定反對其發動戰爭的國家數目大致是這個數字的兩倍。很多國家認為，和平手段也能達到解除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即使伊拉克存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這一目的。在聯合國安理會否決了美國等國家提出的對伊動武的決議后，美國仍然悍然發動了伊拉克戰爭。可以說，如果美軍進入伊拉克之后，能夠發現或者找到伊拉克“藏匿”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或者薩達姆真的在戰場上使用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美國還多少可以為其戰爭行為找到一點“合法依據”。但是，美國政府至今沒有找到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證據，并且它最后還不得不承認發動伊拉克戰爭時情報有誤，承認伊拉克并不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當一個霸權國在沒有充分理由、也沒有權威國際組織授權之時，就對一個弱小國家使用武力，無論其硬實力多么強大，都會受到全世界對其合法性的質疑。質疑的根本問題就是：誰給了你這樣的權力?誰還能制約你的權力?一個世界體系中的超強國家不經授權對另外一個國家使用武力至少違反了兩條國際規范：第一，違反了主權原則;第二，踐踏了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制度[2]。正因為如此，就連美國人自己都認識到了，伊拉克戰爭使美國霸權的合法性受到了嚴重的損害[3]。美國“單邊主義”軍事干涉可能在軍事上一時得手，但在道義上無疑是失敗者，在國際社會也會留下窮兵黷武、仗勢欺人的名聲，并損害美國的國家形象。同時，美國這種違犯聯合國憲章和國際關系準則的行動對其與國際機構和盟國的關系也會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并降低美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

　　三、美軍虐俘事件損害了美國的國家形象

　　美軍虐俘事件損害了美國的國家形象，從而也削弱了美國的軟實力。第一個鼓起勇氣向上級告發虐俘問題的是在阿布格萊布監獄執勤的美陸軍第372憲兵連軍士約瑟夫·達比。起初，他也和許多美軍士兵一樣，覺得自己來伊拉克是幫助那里的人民從薩達姆的統治下“解放”出來的。但是，到伊拉克之后，他發現自己所看到的美軍虐待伊拉克人的情景與他所理解的“解放者”形象格格不入，最后終于鼓起勇氣把真相揭露了出來。據美國《新聞周刊》報道，對恐怖嫌疑分子可以使用“壓迫和威脅”的技巧是經過政府最高層批準了的。一份重要的備忘錄記載，“9·11”事件4個月后，司法部一名法官建議喬治·W.布什總統和美國軍方在反恐戰爭中不必一定遵守有關囚犯處理的國際法，這為虐囚事件鋪平了道路。2004年5月初，在關于美軍虐俘事件的美國參議院聽證會上，參議員約翰·W.瓦勒(John W.Warner)說：“對戰俘的虐待是一種令人吃驚的和完全不能接受的違反軍事規則和條令的事件。對我們國家和美國軍隊的聲譽和信任的損害會潛在地削弱美國軍隊及其家庭以及為了自由事業與我們并肩戰斗的聯軍所付出的重大代價和犧牲。在美國軍隊其它值得驕傲的歷史中，這一次美軍領導力和紀律的煥散程度表現出一個特別罕見的時期。它損害了所有美國代表的價值觀念的共同意志和傳統。”[4]十分明顯，在這一事件中，美國對于人權問題采用了雙重標準，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了美國人權政策的虛偽性。

　　美軍虐俘行為有相當的普遍性，用紅十字國際委員會負責人的話說，是“系統行為”，而不是孤立和偶爾為之的行為。美軍虐俘事件反映出美國文化價值觀念方面的許多問題。第一，美軍虐俘行為或許不反映美國的規范性價值，但它卻反映了美國文化中的某些不良傾向。虐俘事件中表現出的暴力和性侮辱傾向令人發指，這同美國文化的暴力傾向和性泛濫傾向密切相關。第二，美軍虐俘事件不是單純的境外現象，而是美國國內“容忍暴力的監獄文化”的一種延伸，其國內的虐囚事件每年有數十萬宗之多。美軍虐俘事件不僅暴露了其人權外交的虛偽性，也暴露了其國內人權領域中的問題，使美國“人權衛士”的形象大打折扣。

　　美國政府一向注意自己的國家形象，花費大量的金錢并通過各種手段來樹立自己良好的形象，以輔助其全球戰略的推行。但是美軍虐俘事件充分暴露了美國推廣人權和民主使命的虛偽，使美國的形象從“解放者”一下跌至“侵略者”，美國的“人權神話”完全破產了，從而顯露了美國國家形象的負面真相，削弱了其文化價值觀念的吸引力。

　　四、美國民主改造伊斯蘭世界的計劃嚴重受阻

　　發動伊拉克戰爭，推翻薩達姆政權，是美國實施“整合”中東、民主改造伊斯蘭世界的第一個步驟。但是，盡管美國運用戰爭手段推翻了薩達姆政權，但民主改造伊拉克面臨重重困難。美國學者艾利特·A.科本(Eliot A.Coben)就說：“推翻薩達姆后的伊拉克問題表明，盡管美國的軍隊訓練有素，但美國不能找到對于建立秩序和開始建立民主體制來阻止伊拉克陷入暴力和無序的領導和管理核心。”[5]首先，薩達姆執政的20多年培養了一大批以提克里特家族為核心的“保薩”勢力，他們把持了伊拉克的黨、政、軍、憲、特等各個部門。這些人不會隨著薩達姆政權的崩潰而瓦解，還會繼續成為伊拉克政治舞臺上的重要因素。其次，伊拉克是個多民族國家，政治派別和宗教團體眾多，各種政治力量的背景、主張和所代表的利益各不相同，相互積怨很深。今后在伊拉克權力分配問題上，各派免不了會有一番明爭暗斗。伊拉克大多數人信仰伊斯蘭教，什葉派教徒約占人口的54%，在伊拉克掌握權力的大部分是遜尼派，約占人口的32%。什葉派與遜尼派之間的矛盾十分尖銳。并且，伊拉克的民族問題也很棘手。現居住在伊北部山區的庫爾德族人約占伊人口的20%。1991年海灣戰爭后，美在伊北部建立“禁飛區”，北部的庫爾德人已逐漸形成了類似獨立國家的實體。一旦庫爾德人獨立，就極可能在相關國家產生可怕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導致整個地區更大的動蕩。因此，如何讓什葉派和遜尼派、庫爾德人和阿拉伯人之間和睦相處，將是伊拉克重建面臨的一大難題。

　　以伊拉克戰爭為突破口，進而實現中東地區的政權性質和國家體制“脫胎換骨”的改變，是美國改造中東地區的戰略藍圖。美國“大中東計劃”的要點是美國和歐盟國家聯手，向以色列、土耳其、阿富汗、巴基斯坦和阿盟22個成員國提供援助，幫助這些國家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方面實行改革。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心臟地帶伊拉克扶植親美政權，已經并將使當前阿拉伯世界出現前所未有的深刻影響與變化。溫和的阿拉伯國家壓力倍增，沙特等海灣國家擔心美國控制伊拉克后，其在美國能源格局中的地位下降，將不得不按美國的模式進行政治改革。而要在中東政教合一的君主專制國家推行“美式”民主的主、客觀條件并不具備，且會觸及一大批利益集團，稍有不慎就會危及現政權的統治，并且激進的中東國家可能更加窮兵黷武。就充滿變數的中東格局而言，如果美國繼續在阿以爭端中奉行雙重標準，漠視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的合法民族權利，并繼續以反恐為借口打壓阿拉伯國家和伊斯蘭世界，安全形勢嚴峻的中東地區就很難實現持久和平與穩定。換言之，如果沒有巴勒斯坦問題和伊拉克問題的合理解決以及中東和平進程的實質性進展，美國改造中東地區的戰略意圖就難以如愿。這樣，美國在傳播意識形態方面將受到打擊，從而損害美國意識形態的吸引力。

　　五、伊拉克戰爭沒有達到預期的反恐目標

　　對于“9·11”事件，美國政府拒絕深刻反省，也沒有找到消除恐怖主義的有效手段。“9.11”事件發生后，許多有識之士，包括美國的有識之士都對事件發生的原因進行了深刻反思。許多國家(包括一些西方發達國家)認識到，恐怖主義在全球的肆虐與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拉大了貧富差距、使許多國家被“邊緣化”有著緊密的聯系。但是，美國政府無意認真反思和檢討其對外政策的弊端，在許多重大的國際問題上依然我行我素，并且特別傾向通過以暴易暴的反恐戰爭來消除恐怖主義。

　　美國急于發動反恐戰爭，與美國希圖通過反恐戰爭推行其霸權戰略不無關系。借反恐之名發動的伊拉克戰爭使美國順利實現了“倒薩”目標，拔掉了橫亙在美國單極霸權之路上的一個硬釘子，美國一時間向世界展示了自己超強的軍事實力。然而，“倒薩”成功并不意味著美國的單極霸權之路就從此坦蕩無阻了。“倒薩”固然使美國的霸權戰略向前推進了一大步，但從長遠來看，其負面影響是明顯的。最明顯的后果就是單邊“倒薩”使美國的“軟實力”下降，這不僅大大抵消了“倒薩”的收益，而且使反恐的目標更加難以完成。

　　伊拉克戰爭是美國反恐戰爭的第二階段，這場戰爭也沒有達到預期的反恐目標。以暴制暴的手段根本無法消除恐怖主義，反而使恐怖主義分子制造出了更多的慘劇，本·拉登和基地組織仍然存在，針對美國和西方國家目標的恐怖襲擊越來越多，令人防不勝防。塞繆爾·P.亨廷頓(Samuel P.Huntington)認為，當前是穆斯林戰爭時代。“在所有穆斯林世界中，特別是阿拉伯人中，存在著強烈的對西方國家及其財富、實力和文化的不滿、憤恨、忌妒和敵視。”[6]顯然，以暴易暴的方式并不能解決問題，并且只會使矛盾更加激化。這不僅暴露了美國解決國際問題方式的單一性和武斷性，由此激發的中東地區人民對美國的仇恨也降低了美國文化和意識形態影響力。

　　從以上各方面看，伊拉克戰爭無疑削弱了美國的軟實力。約瑟夫·S.奈對當前美國軟實力的衰退表示了擔憂。他說：“近年來，反美主義已經增強，美國的軟實力——基于美國政策和價值觀念合法性的吸引力——處于衰退之中。”[7]伊拉克戰爭對美國軟實力的削弱也表明了美國硬實力的有限性，說明美國的霸權戰略與美國實力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矛盾。

　　【參考文獻】

　　[1][美]約瑟夫·奈.美國霸權的困惑——為什么美國不能獨斷專行[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

　　[2]秦亞青.權勢霸權、制度霸權與美國的地位[J].現代國際關系，2004，(3).

　　[3]Robert W.Tucker and David C.Hendrickson，"The Sources of American Legitimacy".Foreign Affairs，83-6(Nov/Dec，2004).

　　[4]"Senate Panel Hearings on Iraq Abuses".

　　http：//www.nytimes.com/2004/05/11/politics/11 WEB-ATEX.html?pagewanted=1

　　and http：//www.nytimes.com/2004/05/11/politics/11 WEB-ATEX.html?pagewanted=2.

　　[5]Eliot A.Cohen，"History and the Hyperpower".Foreign Affairs，83-3(July/Aug2004).

　　[6]Samuel P.Huntington，"The Age of Muslim War".Newsweek，138-25(12/17/2001).

　　[7]Joseph S.Nye，"The Decline of America's Soft Power".Foreign Affair，83-3(May/Jun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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