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冷戰結束后，國際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非洲不再是國際政治舞臺上意識形態領域斗爭中的爭奪對象，其重要性似乎被大大降低。但“9·11事件”后，隨著美國全球戰略調整等因素的變化，非洲又重新成為國際社會關注和爭奪的對象，一些國家在非洲大陸新一輪的角逐再次上演。盡管西方世界的對非政策在冷戰后有了很大的調整，但其推銷西方民主價值觀的意圖仍然排在第一位。在此前提下，各經濟實體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對非洲大陸各有利益訴求，而資源因素幾乎是其共同利益所在。因此，這次第三波的“非洲熱”還是以西方國家基于自身經濟發展對非洲進行資源控制為主要特征的。

　　【關鍵詞】美國 西歐 日本 非洲 對非政策 資源控制

　　【中圖分類號】D83/87 【文獻標識碼】A

　　20世紀90年代初冷戰結束后，國際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東西方兩大陣營對峙的局面被劃上句號，非洲不再是國際政治舞臺上意識形態領域斗爭中的爭奪對象，它的重要性似乎被大大降低，人們關注的好像只有“民主化浪潮”。但是，2001年的“9·11事件”后，隨著美國全球戰略的調整、世界多極化趨勢的發展以及非洲政局日益走向穩定和經濟持續增長，非洲又重新成為國際社會關注和爭奪的對象，一些國家在非洲大陸新一輪的角逐再次上演，由此掀起了第三波“非洲熱”①。與前兩次相比，卷入這波“非洲熱”的國家除了傳統的美國、俄羅斯和一些西歐國家外，一些亞洲后起的國家，如日本、韓國、印度都紛紛擴大各自在非洲的影響力。俄羅斯報紙《生意人報》為此發表評論文章指出：“在國際政治舞臺上已經掀起了新一輪對非洲豐富資源的爭奪戰”，“只不過這次非洲成了經濟擴張的舞臺——從技術到資本”。②

　　盡管這輪“非洲熱”有一些新興經濟體國家參與進來，但唱主角的還是西方一些主要國家，英國《衛報》就曾報道說：“世界各國正在進行一場新的非洲爭奪戰，目標是石油和礦產，參與者是美國、法國、英國和日本，尤其是美日兩國加快了向非洲滲透的步伐。”③當然，這些國家對非洲的關注點并非一致，彼此的對非政策也有差異。

　　以反恐和確保能源供應為中心的美國對非新政策

　　冷戰結束后，非洲對美國的戰略意義下降，但“9·11事件”后美國把反恐和確保能源安全視為國家的一項中長期戰略。在此戰略下，美國對非政策的重心從政治意識形態領域轉向經濟領域，確保美國乃至整個西方世界在非洲的能源利益，并強化非洲在反恐中的地位。200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非洲增長與機遇法》(AGOA)，該法為48個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提供單方面貿易優惠條件，已符合條件的30多個國家可按普惠制向美國免稅出口6350種商品。該法案被認為是美—非經濟關系的里程碑，促進了美國與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的經貿關系。

　　根據美國商務部公布的數字，2005～2008年，美國對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的進出口貿易額逐年上升(詳見下表)。其中，與2007年相比，2008年美國與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貿易額增加了28%，與2001年相比，增加了3倍多。受益于AGOA法案，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已有6000多種商品零關稅或免配額限制進入美國市場，但非洲出口美國的產品仍以資源性產品為主，且較集中。尼日利亞、安哥拉、南非和剛果共和國4個國家占美國從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進口總額的83.7%。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對美國出口的紡織服裝卻減少了10.4%，從2007年的9.58億美元，減少到7.32億美元。

　　在美國2008年從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進口的產品中，石油占82.8%，達到712億美元。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消費國，其中一半以上靠進口。美國從非洲進口的石油已占美國總進口量的16%以上，相當于從沙特阿拉伯進口的石油數量。據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預測，到2015年，美國從非洲進口的石油占其石油進口總量的25%，超過從海灣國家進口的總和。

　　為了確保非洲的石油供給和其他西方國家在非洲的利益，美國加強了在非洲的軍事存在。如美軍在非洲之角加強了海岸巡邏并與有關國家進行大規模實戰反恐軍事演習。1992～1994年，美國曾派遣軍隊參加了聯合國在索馬里的維和行動，但遭到地方武裝分子襲擊，損失慘重，美軍出現重大傷亡，被迫撤出。后于1996年創建了“非洲危機應對部隊”，由美國歐洲司令部指揮，“應對部隊”后又更名為“非洲主動應對危機部隊”，2002年，它又被改編為“非洲緊急作戰訓練援助部隊”。引人注目的是，2002年美國同位于幾內亞灣東南部的圣多美和普林西比達成協議，在這個面積僅1000平方公里的島國上建立美國海軍基地和修建一個規模龐大的雷達網。2003年10月美國向吉布提的美軍基地派遣約1800人的特種部隊。同年11月，美軍與塞內加爾和岡比亞兩國軍隊進行聯合軍事演習;2004年美國對馬里、尼日爾、乍得和毛里塔尼亞四國的軍事訓練投入了6500萬美元，并在埃塞俄比亞新設了前線作戰基地;2005年1月美軍在西非幾內亞灣進行海上軍事演練;6月美國與西北非8個國家聯合舉行軍事演習。2006年2月，時任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在訪問北非三國期間，也重點探討了在這一地區建立美軍“前沿作戰基地”和進行反恐聯合軍事演習的事宜。不久，五角大樓宣布建立非洲司令部。2007年10月，美軍非洲司令部正式宣告成立，成為美國全球第6大戰區司令部，由于受到非洲國家的普遍抵制，司令部駐地暫時設在德國斯圖加特，主要處理美軍在非洲大陸除埃及以外的全部軍事活動。為了強化在非洲的軍事存在，美軍除了在非洲新設基地，并加強原有美軍基地的作用，還以美國特種作戰部隊指導一些非洲國家軍隊的形式打擊恐怖組織，同當地部隊進行聯合演習，還向非洲各國提供攻擊性重武器。

　　除了加強在非洲的軍事力量外，美國還通過高層互訪、增加援助等方式，密切與非洲的關系。2003年以來，美國緊急撥款150億美元，用于非洲抗擊艾滋病毒和預防艾滋病，并撥款12億美元防止瘧疾傳播。2003年7月時任美國總統布什訪問了塞內加爾、南非、博茨瓦納、尼日利亞和烏干達等非洲五國，允諾拿出1億美元來幫助東非和非洲之角國家提高反恐能力。2008年2月，布什再次出訪非洲，先后訪問了貝寧、坦桑尼亞、盧旺達、加納和利比里亞五國。布什在訪問坦桑尼亞期間考察了美國援建的達累斯薩拉姆瘧疾防治項目和“總統防治艾滋病緊急救援計劃”，決定向坦桑尼亞提供援助款6.981億美元，用于實施減貧和經濟發展，還向坦桑尼亞兒童提供500萬頂蚊帳，防止5歲以下兒童感染瘧疾。

　　2009年1月，奧巴馬就任美國總統后，對非洲的重視程度進一步提高。同年7月中旬，奧巴馬訪問了加納。8月5日至14日，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又對肯尼亞、南非、安哥拉、剛果民主共和國、尼日利亞、利比里亞和佛得角七國進行了訪問。此行與奧巴馬訪問時間僅相隔不到四周，刷新了美國歷屆總統、國務卿就任后最早訪問非洲的紀錄，突顯奧巴馬政府在加緊對非外交攻勢，鞏固和擴大其在非洲的經濟優勢。為了促進美國與非洲之間的經貿聯系，強化與中東部非洲國家的關系，2011年6月，希拉里訪問了贊比亞、坦桑尼亞和埃塞俄比亞三國。2012年6月美國總統奧巴馬頒布了針對撒哈拉以南地區非洲的新戰略，意圖加強非洲民主進程、促進經濟發展、推動地區和平與安全，以及促進美—非雙邊的機遇與發展。為落實該新戰略，希拉里從2012年8月1日起，又先后訪問了塞內加爾、南蘇丹、烏干達、肯尼亞、馬拉維、南非和加納七國，歷時11天之久。在第一站塞內加爾，希拉里就開始高談她所認為的美國“優越性”——民主與人權價值觀。據肯尼亞《東非人報》報道，2012年上半年美國向非洲六國提供了8200萬美元反恐軍事援助，其中一半給了烏干達。在努力擴大美國自身在非洲影響的同時，希拉里在此次訪非時還“含沙射影”提醒非洲小心中國。她在塞內加爾的演講中說，美國在非洲是“致力于建立能有增加價值的可持續的伙伴關系，而不是從中獲利”。她還表示，美國將堅定地支持民主以及普世人權價值，不像某些國家用“其他方式”從非洲不斷獲取資源。

　　歐盟主導下的西歐主要國家對非政策新動向

　　受歷史和地緣因素的影響，英、法、德、意、葡等西歐國家一直將非洲視作自己的勢力范圍。當世界其他地區加強了對非聯系后，歐盟及其成員國也很快調整對非政策，通過各種渠道強化歐—非關系。1996年，葡萄牙率先提議舉行非洲—歐洲國家首腦會議。該提議在1999年7月非洲統一組織第35屆首腦會議上被接受。2000年4月，由非統組織成員國和歐盟成員國領導人參加的首屆非洲—歐洲首腦會議在埃及首都開羅舉行，共有67位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或代表出席了會議。作為世界上首次洲際性的與非洲大陸的對話會議，與會代表探討了非—歐大陸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等領域的合作，以構筑面向21世紀的非歐新型戰略伙伴關系。會議主要議題包括貿易、投資、債務、難民、技術轉讓、地區安全、加快非洲與世界經濟接軌等問題，為拓展歐非傳統關系、走向全面對話合作邁出了重要一步。

　　但是，因為歐盟內部成員國對非看法存在差異，在此后5年中，歐盟基本上沒有出臺具有實質意義的對非新政策，直到2005年才陸續提出一系列對非政策文件，明確提升了非洲在其外交政策議程中的地位。2005年12月歐盟理事會通過題為《歐盟對非戰略：走向戰略伙伴關系》的對非戰略文件，提出歐盟將在實現和平與穩定、促進經貿發展等關乎可持續發展的核心領域，與非洲各國開展合作，實質性減免非洲債務并增加對非援助，在未來10年建立歐非間的戰略伙伴關系，幫助非洲最終實現聯合國“千年目標”。這是歐盟首次在視非洲為平等政治伙伴的原則基礎上，為未來的對非政策提供全面和長期的指導框架。2007年6月，歐盟委員會通過了《從開羅到里斯本：歐盟—非洲戰略伙伴關系》文件，目的是與非洲建立平等伙伴關系，希望通過對話，推動形成歐非關系新格局，對非洲施加更多影響。同年12月，來自歐洲和非洲80個國家的領導人參加了在葡萄牙里斯本舉行的第二屆歐盟—非洲首腦會議，主要商討在歐盟與非洲之間建立權利平等、責任共擔的平等伙伴關系，試圖合作打造建立在平等基礎上的戰略伙伴關系。此次會議最終通過了非洲—歐盟戰略伙伴關系、非歐聯合戰略文件，以及實施這一戰略的行動計劃等，從而確立了雙方建立長期戰略伙伴關系的四個主要目標：加強非洲與歐盟的政治伙伴關系;強化和促進和平、安全、民主治理和人權、基本自由、性別平等及可持續發展;共同促進和堅持有效的多邊主義;促進廣泛的以人民為中心的伙伴關系發展。會議表示，歐盟和非洲建立平等的戰略伙伴關系，以應對全球性挑戰。這是歐—非關系史上第一次正式提出雙方建立平等戰略伙伴關系，對歐非關系發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2010年11月，第三屆歐盟—非洲首腦會議在利比亞首都的黎波里召開，峰會的主題是“投資、經濟增長和創造就業機會”，來自非洲53個國家與歐盟及其27個成員國的政府首腦或代表出席了會議，進一步強化了雙邊關系。

　　與過去相比，歐盟對非戰略調整呈現了新的動向：第一，突出建立雙方平等戰略伙伴關系，以改變過去“援助與被援助”的模式，使歐非關系建立在權利平等、責任共擔的基礎上。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曾強調：“非洲必須成為歐盟對外關系的重點，歐盟—非洲關系必須超越過時的捐助者與受益者關系，轉向基于共同利益和共同面對全球化挑戰的真正平等的伙伴關系。”他表示，越來越多的全球性挑戰需要兩大洲建立伙伴關系。歐盟對歐非關系的這種重新定位，有助于改善歐盟在非洲大陸的前宗主國形象，鞏固和加強歐盟在該地區的影響力。第二，謀求合作領域的擴大及合作層次的加深。歐盟期望擴大歐非合作范圍，建立合作機制，并為雙方的伙伴關系賦予更具務實性和操作性的內容。在2007年6月出臺的對非政策文件中，歐盟委員會明確指出：雙方的關系應超越發展合作，歐非關系議程將擴大到包括所有雙方共同關心和事關雙方共同利益的問題。在第二屆歐非首腦會議文件中，雙方確定將圍繞8大領域分別建立伙伴關系：和平和安全合作，民主管理和人權合作，貿易和地區融合合作，千年發展目標合作，能源合作，氣候變化合作，移民、人口流動與就業合作以及科學、信息社會及空間合作。第三，完善合作機制，以確保雙方就共同關心的問題能夠進行密切交流和對話。這包括：定期舉行非歐首腦會議(確定每三年輪流在非洲和歐洲舉行)、歐盟委員會與非盟委員會對話機制、歐洲議會與泛非議會對話機制、歐盟經濟社會理事會和非盟經濟社會文化理事會的對話機制、歐非雙方非正式機構之間(市民社會組織)對話機制以及執行和后續機制等。第四，在推進民主化的前提下，實行對非務實政策。歐盟改變過去在非洲強行推銷民主的做法，對選擇改革、推進“良政”的非洲國家，歐盟加大援助力度。在第二次歐非首腦會議結束后，歐盟即同撒哈拉以南的31個非洲國家簽署文件，表示自2008年起的5年內，向這些國家再提供117億美元的援助，并在歐洲發展基金框架下每年向這些國家提供48億美元的援助。

　　之所以出現上述新動向，主要是在全球化的國際環境下，歐盟亟須保障自身戰略利益、能源安全利益以及經濟可持續發展。近年來，非洲日益成為歐洲非傳統安全威脅的主要來源地。非洲是歐洲的近鄰，長期貧困與戰亂導致了大量非法移民涌向歐洲，特別是經濟發達的西歐國家，這直接影響到歐盟內部的安全和穩定。在能源安全方面，2006年以來，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矛盾的不斷升級，使西歐一些國家時常面臨“斷氣”的危險，暴露出歐盟能源供應途徑單一的隱患，再加上“阿拉伯之春”加劇了中東局勢動蕩，也讓歐盟不得不考慮實現能源進口來源多樣化，其中首選的來源地就是黑非洲。近年來，世界能源市場上的一個重大變化就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不斷發現新油田，由于新的勘探技術的運用，非洲探明的石油儲量不斷增加，僅次于中東和南美。連長期被認為不產石油的非洲內陸大湖地區也發現了豐富的油氣資源，非洲儲油量占世界總儲油量的比重不斷上升，從過去的不足10%上升到20%。非—歐之間僅隔直布羅陀海峽和地中海，能源運輸距離短，非洲很自然地成為歐盟能源替代的首選地。當然，國際社會對非洲關注度的持續上升，中國以及美、日、俄、印等國加大對非政策力度，也使歐盟有一種緊迫感，擔心其在非洲大陸的傳統優勢和利益被擠占，迫使它加速調整對非政策。

　　此外，歐盟內部的“三駕馬車”——英、法、德的推動也起了重要作用。這三個國家過去在非洲都占有大片殖民地，對非洲有難以割舍的“歷史情結”。三國領導人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頻頻訪問非洲，分別出臺了自己的對非舉措。

　　就英國而言，昔日的“大英帝國”在19世紀和20世紀的世界戰略無不與非洲有著密切的關聯，迄今為止，英國的大國地位仍然以英聯邦為依托，而眾多的非洲英語國家大都是英聯邦的成員，彼此有著密切的政治、經濟、文化甚至軍事聯系。在尼日利亞，最大的石油投資商就是英國與荷蘭共同擁有的殼牌公司。2002年，英國時任首相布萊爾在同非洲國家領導人談及英國的對非政策時表示，“9·11”事件表明，“我們雙方的安全要依靠大家的繁榮”。④從1997年布萊爾就任英國首相后，英國在對非政策上更加注重非洲事務，力圖提高非洲在英國對外經貿合作中的地位，借助英國貿易投資署在非洲國家的分支機構，為英國投資商在非洲尋找商機提供政策建議，并幫助非洲國家提高貿易能力。由于英國對非洲大宗礦產品需求量較大，英國對非洲貿易長期為逆差，2010年英非的貿易額是220.35億英鎊，其中英國的貿易逆差為15.3億英鎊。⑤

　　非洲也是法國的傳統勢力范圍，有分析說，失去了非洲的法國，將不可能成為“世界大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法國在非洲有21個殖民地，占非洲總面積的37%，是在非洲占有面積最大的殖民國家。法國對非洲政治和文化層面的影響非常大。此外，法國是西方在非洲駐軍最多、對非洲國家直接軍事干預最多的國家。非洲也是法國傳統的投資和貿易對象，更是法國眾多戰略物資的供應地，法國100%的鈾、鈷，72%的錳，80%的鋁礬土和52%的鉻都來自非洲。

　　德國在統一之初，其對非政策處于相對邊緣化的地位，但進入21世紀后，隨著在全球性問題、資源和市場、國際政治訴求等方面的利益需求不斷增加，非洲在德國政治、經濟和對外關系中的重要性逐漸上升，尤其是對于德國成為聯合國“非常任理事國”的愿望，來自非洲國家的支持至關重要。在2011年出臺的對非政策中，德國政府致力于與非洲國家建立平等的伙伴關系，不再強調大幅增加對非援助，而是將貿易、投資和援助有機結合，以擴大其在非洲的影響力。在與非洲的合作機制上，德國除了參加歐盟—非洲首腦會議外，還單獨建立了定期召開的德國—非洲合作伙伴論壇、德國—非洲信息通信技術論壇、德國—非洲能源論壇等。德國政府在致力于推進非洲區域一體化并參與相關基礎設施建設的同時，還以提供援助推進合作項目等為條件，要求非洲各國改善經營環境;通過組織商業考察、推進人員交流等方式，鼓勵和促進德國企業在非洲投資;政府為在非洲運營的德國企業提供出口信用擔保，以降低經營風險;通過德國政府派專家協助的方式，改善非洲國家私營企業的運營狀況;德國政府還允諾協助本國新能源和環保產業的中小企業對非洲出口產品。⑥

　　日本對非新政策：偏重政治和能源利益

　　日本在歷史上雖然沒有將殖民魔爪伸到非洲，但出于政治和能源考慮，冷戰后對非舉措頻出。早在1995年的“非洲國家大使會議”上，日本就提出了其非洲政策的基本框架：從國際責任出發改善對非洲的政策;不僅要為非洲經濟發展作貢獻，而且要為其政治改革作貢獻;加強經濟合作;加強政府交流、增進相互理解。這四條成為后來日本歷屆政府發展對非關系的基本原則，在此后日本歷屆政府的不斷磨合下，逐漸建立了一套權責分明、多元包容的援非決策和實施機制。

　　在加強雙邊政府交流層面上，除了不斷邀請非洲各國領導人訪日外，日本政府領導人也相繼踏上非洲大陸。2001年1月森喜朗訪問南非、肯尼亞和尼日利亞三國，這是日本首相首次訪問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2006年4月末5月初，日本時任首相小泉純一郎又訪問了埃塞俄比亞、加納以及非洲聯盟總部，成為第二位訪問黑非洲的日本首相。2014年1月，首相安倍晉三成為第三位訪非首相，先后訪問了科特迪瓦、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亞三國，隨團訪問的還有34位日本大企業的代表。針對此次訪問，日本《每日新聞》稱：日本政府要向非洲各國宣揚日本對非支援是“高品質的、不以資源掠奪為目標的支援”。⑦在訪問埃塞俄比亞時，安倍推出了所謂“使每個人變強的日本非洲戰略”，聲稱要提高“培養非洲人的能力”，特別關注對非洲青年和婦女的職業技能傳授，大打感情牌。

　　日本對非洲的援助始于20世紀60年代，80年代有了較大幅度的增長，1989年日本對非洲的官方發展援助曾達到10.42億美元。90年代初，“民主化”浪潮席卷非洲，日本亦從本國利益出發，開始調整對非政策，將人道援助、環境保護、自由民主、人權、良政等列為官方發展援助的理念。近年來，日本在爭取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開發能源等方面有求于非洲各國，所以，日方加大了對非洲的工作力度。2003年9月，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在東京舉行的第三屆非洲發展國際會議上，首次表示日本將在5年內無償向非洲國家提供10億美元的援助，并放棄對非洲貧困國家總額約30億美元的債務。日本對非洲的官方發展援助主要用于資助非洲國家改善醫療衛生、教育、供水以及食品安全等，在改善非洲人民的生活、促進健康和發展教育等方面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日本對非關系的一個重要機制是“東京非洲發展國際會議”。1993年，日本、聯合國、全球非洲聯盟共同主辦了首次東京非洲發展國際會議，此后每5年舉辦一次，每次有不同的主題。與其他洲際性的對非會議不同的是，日本舉辦的對非協調會議具有更大的隱蔽性，它不以國家政府出面，而是由某一城市或民間組織進行協調召開，召開的地點不是在非洲和日本輪流舉行，而是全在日本。會議的議題也主要以非洲的民生為主，將對非援助的著眼點放在了“人”的層面上。

　　2008年在日本橫濱舉辦的第四屆東京非洲發展國際會議上，來自非洲52個國家的代表出席了此次會議，其中包括40位非洲國家領導人，如南非總統姆貝基，非盟主席國、坦桑尼亞總統賈卡亞·基奎特，加蓬總統邦戈，盧旺達總統卡加梅，埃塞俄比亞總理梅萊斯·澤納維等。此外，一些非洲區域性機構和國際組織等也派代表參加了會議。本屆會議的議題包括應對糧食危機、促進非洲國家經濟增長和消除貧困等。時任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在開幕式上表示，未來5年，日本政府將在基礎設施、農業生產、傳染病預防和科學技術合作等方面擴大對非洲的援助，幫助非洲培養10萬名醫護人員，增加非洲留學生，并將建立一個專門基金，以促進日本企業對非洲的投資。此外，日本將向非洲國家提供相當于40億美元的日元長期低息貸款，并在2012年前將對非官方發展援助額增加一倍;在10年內利用其技術優勢幫助非洲將糧食年產量在現今1400萬噸的基礎上翻一番。⑧

　　2013年6月在橫濱舉行的第五屆東京非洲發展國際會議上，通過了《橫濱宣言2013》和《橫濱行動計劃2013-2017》，表示為實現非洲的可持續發展，將促進民間部門成為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推進基礎設施建設，在應對氣候變化條件下加強農業建設，提高非洲衛生醫療和教育水平，支持非洲在2015年前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計劃，加強反恐培訓，支持非洲反恐和打擊海盜及跨國犯罪等，承諾5年之內為非洲提供約313億美元的經濟援助。值得注意的是，共有51個非洲國家的領導人或代表及多個國際組織機構負責人出席了此次會議，在人數和規模以及對非援助的數額上都上了一個新臺階。

　　現在，日本的援非戰略目標已超出了搶占市場的經濟層面，更多地著眼于自身的全球政治利益，尤其是為“入常”拉選票。日本將打開非洲外交局面視為自身成為“正常國家”或“政治大國”的捷徑之一，同時也是為了對中國在非洲擴大影響形成某種牽制。非洲有54個國家，是發展中國家最集中的大陸，日本在爭取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問題上，一直在尋求非洲國家的支持。在每屆東京非洲發展國際會議上，日本首相都會大聲疾呼“聯合國改革的必要性”。為了博得非洲國家的好感，2008年4月，日本表示今后5年將出資300億日元(約合2.9億美元)，幫助非洲國家建1000所小學。

　　另外，日本作為世界能源消費大國之一，幾乎所有能源都依靠進口，對非洲石油資源的垂涎自然是它重視非洲的重要原因。⑨非洲自然資源豐富，日本近年來與非洲的資源、能源合作日趨加強。據媒體報道，日本每天的原油消耗量為430萬桶，其中80%來自中東地區。為實現能源進口的多元化，日本對非洲越來越重視。在日本政府一系列優惠政策的支持下，日本企業在埃及、阿爾及利亞、安哥拉等國勘探和開采石油。雙方合作方式包括購買股份參與開發、簽署產量分成協議和轉讓協議、直接投資開發油田等。目前，日本更加重視“股份油”，即在產油國石油項目中參股或投資，每年從該國石油產量中分取一定份額，這樣日本的石油供給將會十分穩定。與此同時，日本政府還從非洲國家購買已探明的石油儲量，企圖從中獲得一定的產品支配權。僅在2006年，日本從非洲的進口額就達到1.54萬億日元(約合149億美元)，其中主要是石油、鉑金、鐵礦、章魚和可可等。

　　與其他西方國家相比，日本的對非政策除了體現在聯合國等國際舞臺上拉選票和自身能源需求外，還有配合美國的非洲戰略、牽制中國的目的，并且這種跡象越來越明顯。2013年3月27日，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在東京的一次記者會上直言不諱地宣稱，2013年將在南蘇丹建立日本在非洲的第33個使館，強調“為了不輸給中國，將加強與非洲各國的交往和經濟合作”。值得借鑒的是，日本對非關系中，始終注重長遠利益和發揮民營企業的作用。

　　從以上敘述和分析不難看出，西方世界對非洲的政策在冷戰后雖然有了很大的調整，但其推銷西方民主價值觀的意圖仍然排在第一位。在此前提下，各經濟實體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對非洲大陸各有利益訴求。其中，非洲的資源因素幾乎是其共同利益所在。由此可見，這次第三波的“非洲熱”還是以西方國家基于自身經濟發展對非洲進行資源控制為主要特征的。

　　注釋

　　①前兩次“非洲熱”分別是19世紀下半葉西方殖民列強對非洲的領土占領和20世紀下半葉東西方兩大陣營對非洲意識形態的政治控制。

　　②《第三次瓜分非洲》，《生意人報》(俄羅斯)，2006年9月5日。

　　③轉引自《美國探討確保非洲油田安全，將登陸竊取石油》，《環球時報》，2005年6月13日。

　　④ULF Engle ed., Africa and North: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Marginalization, London, 2005, p.59.

　　⑤[UK]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United Kingdom Balance of Payments, Palgrave Mecmillan, 2011, p.108.

　　⑥The Federal Foreign Office, Germany and Africa: A Strategy Paper by the German Government, 2011, p.35.

　　⑦轉引自《日媒渲染與中國對抗》，《環球時報》，2014年1月10日。

　　⑧日本《朝日新聞》，2008年5月28日;《每日新聞》，2008年5月28日。

　　⑨Chris Alden, China in Africa, London, 2008, p.110.

　　Analysis of the New Policy Trend toward Africa in the Main Western Countries

　　Mu Tao

　　Abstract: After the Cold War, 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frica was no longer the target other countries fight for in the ideological struggle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rena, and its importance seemed to be greatly reduced. But along with the American global strategic adjustment after the "9.11 Incident", Africa once again attracts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and becomes the target other countries fight for, and a new round of competition between some countries is occurred in the African continent. Though the Western world has greatly changed its Africa polic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its intention to sell Western democratic values is still of primary importance. In this context, out of self-interests, the economies have varied interest demands in Africa, with resources being the common interests. Therefore, the third wave of "Africa Rush" is still mainly characterized by the Western control of the African resources based on the benefits of their own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words: America, Western Europe, Japan, Africa, Africa policy, control of resources

　　【作者簡介】

　　沐濤，華東師范大學非洲研究所所長、教授，中國非洲問題研究會和中國非洲史研究會副會長。研究方向為非洲史、猶太文明史和發展中國家現代化。主要著作有《南非對外關系研究》、《中非關系史》(合著)、《非洲黑人文明》(合著)、《南非現代化研究》(合著)、《尼日利亞史》(譯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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