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國家亦然。2014年6月30日，美國國務卿克接受央視采訪，克里說：“中國真的應該拋棄所謂的美國陰謀論，也就是認為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是針對中國或者說為了遏制中國。遏制中國的理論是錯誤的，百分百是錯誤的說明。”常言說，人三歲看老，看看美國人走過的路，我們就對克里話中有多少“水分”，會有個基本判斷。本文選自張文木《全球視中的中國國家安全戰略·上卷》（山東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二、第三節，根據形勢新變化在此發表時略加最內容。

　　目錄

　　一、美國在歐洲重壓下強力崛起

　　（一）美國獨立并沒有使歐洲放棄對美國的軍事圍剿

　　（二）美國本土在經受歐洲國家的軍事圍剿的同時，其國民精神也經歷著歐洲的文化打壓

　　二、美國利用“歐洲的災難”走向世界霸權

　　（一）“歐洲的災難”，就是“美國的機會”

　　（二）從反霸到爭霸：美國要求與歐洲平分天下

　　三、簡短的小結

　　美國在利用歐洲國家之間矛盾中獲得了難得的崛起機遇，但利用這個機遇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它既要被迫接受歐洲主要國家的戰爭威脅，又要直面幾乎是鋪天蓋地的來自歐洲的文化打壓。可以說，美國的崛起始終伴隨著屈辱、淚水、忍耐和“馬基雅維里”式的謀劃。

　　一、美國在歐洲重壓下強力崛起

　　（一）美國獨立并沒有使歐洲放棄對美國的軍事圍剿

　　1783年9月3日，美英簽訂《巴黎和約》，英國承認美國獨立：確認美國疆界為北接加拿大與大湖地區，南至佛羅里達北界，東起大西洋沿岸，西至密西西比河。這樣美國從獨立戰爭初期的90多萬平方公里擴大到230多萬平方公里，在國家版圖倍增的同時，美國面臨的國家風險也同比增加。對此美國第一代開國領袖有極清醒的判斷，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1757-1804)在為《獨立日報》撰寫的文章中說：

　　有種種跡象使我們可以作出這樣的推測：美國商業特征所表現的冒險精神，已經使歐洲的幾個海上強國感到不安了。它們似乎對我們在運輸業方面造成的太多干擾感到憂慮，而運輸業卻是它們航海業的支柱和它們的海軍力量的基礎。幾個在美洲有殖民地的國家，擔憂地期待著我國可能發生的變化。它們預見到，自己在美洲的領地由于鄰近美國而可能遭受威脅的危險;美國有建立一支強大海軍所必需的一切，而且擁有一切手段。這種想法自然會表示需要鼓勵我們分裂并且盡可能阻止我們獨立地從事積極的貿易的政策。這樣就能符合以下三項目的：阻止我們干擾他們的航海事業，獨占我們的貿易利益，剪掉我們的翅膀，使我們無法飛到危險的高度。[1]

　　事實也正是如此。如果從1783年英國承認美國獨立的《巴黎和約》算起到1865年美國南北戰爭結束的82年間，英國一刻也沒有放棄分裂美國的實際努力。英國在拿破侖戰爭期間，截擊美國商船，阻撓美國與歐洲的貿易。1812年，美英開戰，1814年8月，在拿破侖6月滑鐵盧敗局已定的情況下，英國占領華盛頓，燒毀白宮、國會大廈并于8日借有利的戰爭形勢企圖肢解美國，它向美國議和代表提出“沿美國邊界成立一個中立的印第安緩沖國”[2]的要求。只是歐洲維也納會議談判不順和法國國內的混亂，才使英國放棄這一要求并與美國于12月24日簽訂《根特和約》。1861年美國南北戰爭期間，英國就曾宣布對美國內戰奉行中立政策，承認南方同盟為交戰國，同時英國秘密向南方提供援助，還將海軍開入美國海域。只是由于后來的戰場優勢迅速倒向北方，“英國承認南方和干涉美國內戰的計劃徹底告吹”。[3]

　　此外，對美國崛起產生恐慌并試圖對其遏制的還有法國和西班牙。1861年10月30日，剛剛在克里米亞聯合打敗俄國的英國和法國拉上西班牙簽訂了聯合遠征墨西哥的《倫敦協定》，試圖從南部美國繼南方叛亂州之后再強力插入一道遏制和圍堵美國的藩籬，并對美國的國家統一形成巨大的威脅——這與中國解放戰爭勝利后美國出兵朝鮮形成的威脅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態勢相似。1861年12月和次年1月，西班牙和英法遠征軍登陸墨西哥，后因與法國不和，英、西撤出，法國則單獨以重兵對墨西哥發起攻擊，至1863年6月7日法國攻下首都墨西哥城并扶持馬克西米連上臺。1864年4月10日，拿破侖三世和馬克西米連簽訂《米拉馬協議》，規定：法軍留駐墨西哥到1867年底。1865年，美國統一戰爭結束，北方取得統一全國的勝利，歐洲大國對美國南北分裂的愿望落空，在美國政府的強大壓力下，又鑒于俾斯麥(Otto First Von Bismarck,1815-1898)統一德國后對法國形成的巨大軍事壓力，拿破侖三世才被迫于1867年3月將法軍從墨西哥完全撤回歐洲。

　　（二）美國本土在經受歐洲國家的軍事圍剿的同時，其國民精神也經歷著歐洲的文化打壓

　　1．歐洲人眼中“丑陋的”美國人

　　早在歐洲殖民主義者來到美洲之前，北美的印第安人還處在原始階段。從1603年到1733年，英國人進入北美并對印第安人進行掠奪和屠殺，建立了東起大西洋沿岸西至阿巴拉契亞山脈狹長地帶的13個殖民地。殖民地的建立吸引了大批歐洲移民，其中絕大多數是在歐洲受到迫害的清教徒、資本主義造成的兩極分化中落到生活底層的窮人，特別是英國圈地運動中失去土地的農民。

　　這樣，在歐洲人眼中的大西洋兩岸便出現完全不同的景觀：位于歐洲一方代表“上帝的選民”，北美一方則代表“上帝的棄民”[4]。令人不可思議的是較早提出這些偏見的，有些不是神學家，而是科學家和啟蒙主義思想家，如法國自然學家布豐、哲學家伏爾泰和歷史學家雷納爾等。這些人不顧美洲大陸各地區差異，將北美的自然條件概括為：寒冷、潮濕和鹽化。他們用這里的動物重量、體長和特征試圖證明——用現在的話來說——這里根本就不是人呆的地方，因而美洲不可能有發展。布豐在《動物的退化》一書中論證北美人種與整個北美動物一起處于一種“退化”狀態。伏爾泰挖苦說，如果人們對美洲會出現蒼蠅不感到奇怪的話，為什么對美洲會出現這一群人感到驚訝。[5]

　　為此，杰弗遜寫了《關于弗吉尼亞州的筆記》據理反駁，富蘭克林在法國巴黎的住所請《兩個印度的歷史》的作者雷納爾及其他幾位法國學者，他同時也帶了同等人數的美國學者。先讓雷納爾大談一通美國人種怎么不行后，富蘭克林說“全體起立”。起立后一看，美國這邊個子都比法國人高，最矮的就是那個作者。雷納爾笑笑，很尷尬。[6]

　　漢密爾頓則以犀利的筆調揭露歐洲實行的文化殖民的本質在于歐洲想作“全世界的主人”，他并號召美國人民聯合起來，“教育那個傲慢的弟兄謙虛一點”，為捍衛自己的尊嚴而斗爭。他寫道：

　　我簡單地說：我們的地位要求我們，我們的利益也促使我們要在美國事務的制度上力爭上游。全世界可以在政治上和地理上劃分為四部分，各部分都有獨特的利益。對其他三部分來說，不幸的是，歐洲借助于自己的軍隊和談判，借助于武力和欺騙，已在不同程度上對其他三部分施展統治。非洲、亞洲和美洲相繼感到歐洲的統治。歐洲長期保持的優勢，誘使它想自詡為全世界的主人，而且認為其余的人類都是為它的利益而創造的。作為淵博的哲學家而受人稱贊的人，曾直截了當地把一種天然的優越性歸于自己的居民，而且鄭重聲明：一切動物，包括人類在內，在美洲是會退化的，就是狗，只要在我們的空氣中呼吸一會兒，也就不會叫了。事實是長期支持歐洲人這種妄自尊大的借口的。維護人類的榮譽，教育那個傲慢的弟兄謙虛一點，就是我們的事情了。聯邦會使我們做到這一點。不聯合會給它的勝利增加新的犧牲品。但愿美國人不屑于做大歐洲的工具!但愿十三州結成一個牢不可破的聯邦，同心協力建立起偉大的美國制度，不受大西洋彼岸的一切勢力或影響的支配，并且還能提出新舊世界交往的條件![7]

　　2．歐洲人對美國內戰幸災樂禍，落井下石

　　如果說，美國獨立戰爭前后，歐洲人是在以貴族式的輕蔑眼光在矮化和丑化美國人的話，那么，在美國南北戰爭期間，歐洲人則更是幸災樂禍并等待林肯落井而后下石。

　　戰爭起始階段，除了我們已熟知的英國直接干預外，法國政府對北方懷有敵意，傾向于所謂“南方聯邦”，法國外交部也認為，“一場持久的戰爭，由于積累的仇恨和痛苦，必定造成分裂。帝國的觀望等待政策來源于這個‘預見’：一方面，南方并不追求勝利，而是更傾向于一種自治;另一方面，北方無法戰勝南方，而更不知道怎樣長久地控制南方。根據這種邏輯，就出現了既不幫助南方獲勝也不阻止北方取得決定性成功的政策。一場天昏地暗的惡戰，如果不借助外力，只能導致聯邦的解體，而這正是有利于法國的國家利益。只要給它足夠時間就可以了，只要交戰雙方不斷怒火沖天就可以了，并謹慎鼓勵英國進行有利于南方的干預，而這種干預法國自己是不愿去干的。”[8]

　　與此同時，法國人擔心美國南北統一，將導致美國成為一個獨裁國家：“美國將不再是一個由平等的主權國家組成的聯邦，而將成為一個不平等的、只有主人和附庸的聯邦”，“這種獨裁最終將可能發展成為帝國，或一個獨夫政府”。這種對美國“獨裁”的指責，為歐洲人肢解美國的企圖在做理論準備。一些人認為：“如果民主制度被保存，讓美國國土縮小也在所不辭。”北美分裂國家，分成多少塊?《論壇報》在1861年年初就把分裂看成既成事實，后來繼續認為有一部分州可能不會回到北方，但希望這些州的數目越小越好。一些更大膽的分析家傾向于把這塊美國蛋糕分割成三塊。在最盲目樂觀的時候，有的政府媒體甚至把美國分成五塊。同年3月《祖國報》文章則大膽預測：“美國將被分割成北方、南方、中部、西部和太平洋五個共和國”。[9]即使到了1863年，北方已取得決定性勝利時，法國《新聞報》還認為：“把一個分裂的聯邦用武力統一起來變得一天比一天不可能”。一家還是親北方的《兩個世界的雜志》也認為：一個被占領的南方將是新世界的“艱難時世的愛爾蘭，匈牙利或波蘭”，戰勝者永遠的肉中刺，一塊永無寧日的被占領土。戰勝的北方也意味著失敗的聯邦，并將使北方像普羅米修斯那樣因其盜火行為而受到天罰。[10]

　　在英國，盡管態度不如法國那樣明朗，但希望美國南北分裂也是主流意見。1862年，一個美國南方分裂勢力的主要支持者約翰·A.羅巴克在英國下院說：“北方永遠不會成為我們的朋友，南方倒是我們結交的對象。他們是英國人，而不是歐洲的棄民。”[11]當時影響英國政策的主要因素是這樣一種信念，即聯邦制恢復是不可能的。到1861年春，特別是在布溪戰役之后，分裂的災難已被認為是在所難免了。許多人認為，因為英國將不得不與南部邦聯同處于一個世界，所以不與它交往是沒有多少意義的。如果能幫助北方承認南方不可避免的結局進而結束戰爭，那將是一件真正的好事。[12]1862年，英國財政大臣威廉·E..格拉斯通在公開場合不無惋惜地說，北方的民眾“還沒有喝下這杯苦酒，……但全世界所有其他人都看出他們必須把這杯苦酒喝下去”。[13]“格拉斯通演講雖然激起了美國的憤怒——這種態度被看成是親南部邦聯的，但他只不過是說出那些最了解情況的英國人的觀點。”[14]

　　3．歐洲人編織“文明的沖突”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北方勝利后歐洲又出現與今天亨廷頓“文明沖突論”相類似的觀點。1862年，巴黎出版了一本埃德溫·德萊昂寫的《美國聯邦國的真實情況》，將美國國家統一戰爭解釋為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竭力謀求在美洲大陸建立霸權的一場斗爭，他寫道：“一場戰爭可以隱藏另一場戰爭;號稱解放的戰爭將一個巨大的征服陰謀掩蓋起來;為了解放黑人而進行的戰爭實際上是對拉丁族的懲罰性遠征;那些自稱是種族解放者的人實際是在策劃對所有種族的絕對征服。”[15]1864年1月12日法國《國家報》載文認為，美國“北方民族和南方民族從種族來源上就非常不同，一方大多數是法國人和西班牙人，而另一方主要是英國人、荷蘭人、德國人和瑞典人;他們被非常遠的距離分割開，在不同的地區生活，從事的職業也不同。這兩個民族互相認為彼此是競爭對手”，北方如果成為勝利者，它將成為一個重塑的“美國盎格魯”民族，將專門從事對別國的征服。[16]

　　當時推動這種“文明沖突”論的還有另一本名為《泛拉丁主義——南方邦聯和法國結盟的必要》的小冊子。全書的首頁就提出：“三種力量、勢力和文明在當今得以發展并試圖瓜分世界，這就是俄羅斯—斯拉夫主義，盎格魯撒克遜主義和高盧—拉丁主義”，“俄羅斯對那些愚昧無知的、野蠻的、衰老和腐朽的文明的統治對歐洲來說是災難性的，但只要歐洲維持現狀，遵守紀律而自身強大，俄羅斯—斯拉夫民族只能在亞洲發展。沙皇的大炮不可能敲開歐洲的大門”。[17]其次是盎格魯撒克遜主義。如果說英國作為盎格魯撒克遜比較文明的一面的代表，美國則代表了該民族對其他文明進行破壞的侵略的另外一面。與其說它頑強不如說它頑固，比狂暴稍好一點，美國人是這個民族中比較有本領的學徒。就像世界的壓路機，他們把“美國南方的森林破壞殆盡”，將整個大陸都平整過來;他們“隨意創造城市”;“他們制造民族”。他們用同樣的手段破壞一切，“在這個廣闊的空間里，盎格魯撒克遜人已經消滅或想要消滅所有其他的人：赫德森河邊的荷蘭人、德拉華的瑞典人、密蘇里、阿肯色、得克薩斯、路易斯安那、印第安納、伊利諾伊、威斯康星、亞拉巴馬的法國人，佛羅里達、加利福尼亞、新墨西哥的西班牙人;他們正在吸收白人的不同民族。而對于紅種人和黑人，他們把第一種人消滅了其中的大部分或者把他們徹底邊緣化;而第二種人，在北方，他們對待黑人非常冷淡并用一種社會等級式的傲慢與之相處，甚至有人以和黑人做鄰居為恥。在南方，他們能在一起生活，但互相的關系則按照更加社會化的方法來管理”。[18]所有這一切構成了兩個民族，即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和高盧—拉丁民族沖突，而以林肯為首的美國北方人則是這場沖突中拉丁民族的主要敵人!

　　4．歐洲人的“邪惡軸心”論

　　歐洲還將美國人描寫成犯有“種族滅絕罪”的劊子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后來美國人也曾利用同樣的手法妖魔化其政治對手即蘇聯的斯大林、南斯拉夫的米勒舍維奇和它認為是敵人的民族和國家。《泛拉丁主義》一書認為，美國北方人“已經當真地用死亡和流放的手段對一個800萬人口的國家進行清洗”。對這些無心無肺的人，“歷史告訴他們這種大規模的屠殺并不是不可能，不用到古代歷史中尋找例證，這種例子在歷史上數不勝數，就是在北方佬的身邊和新近歷史中就能找到：新英格蘭的清教徒不是將紅種人(印第安人的一支)一個不留地屠殺掉了嗎?”該書大聲疾呼：盎格魯撒克遜人是我們的敵人!。[19]

　　有意思的是，當年歐洲人這種對美國人的攻擊還摻加了類似今天小布什政府攻擊東方國家的所謂“邪惡軸心”內容。1863年，沙俄海軍對美國北方進行了引人注目的官方訪問，以示對林肯政府的支持。“俄國人受到了幾乎是歇斯底里般的熱情歡迎和招待。全國都乞求上帝保佑俄國人。1866年，沙皇在一次暗殺陰謀中幸免于難，為此，美國國會通過了一個專門決議，向沙皇表示慰問”。[20]這引起了歐洲人的指責，1863年6月19日，《美國邦聯國的真實情況》一書的作者德萊昂在致本杰明的信中認為“林肯與沙皇專制主義相互表現出來的友好讓整個歐洲吃驚”[21]，法國《祖國報》有意將林肯與沙皇作為兩個邪惡“軸心”并列一起，認為“北方聯邦是美國反叛各州的劊子手，沙皇俄國是追求自由民族的劊子手。”[22]1867年4月9日，美國參院以37：2的表決結果批準從俄國手中購買阿拉斯加的條約，英國駐華盛頓公使向國內報告說，這項條約是美俄聯手挑戰英國權勢的一個信號。[23]

　　5．歐洲人也拋出“美國威脅”論

　　南北戰爭之后，美國迅速崛起。這時歐洲又出現“美國威脅”論。先是渲染美國經濟威脅論。1893年，埃米爾·巴比埃寫了一本《在金元帝國旅行》指責美國商品——火車頭、煤、絲織品、水果、棉花以及美國的葡萄酒——已充斥歐洲。經濟學家保羅·德·盧西埃在1892年出版的《美國生活》中寫道：“美國從一件令人好奇的東西變成了一件令人恐懼的東西”，美國“已成為舊大陸的一個可怕的對手”;“法國士兵的背包里裝著在芝加哥生產的牛肉罐頭”。[24]

　　接著就是美國軍事威脅論。1898年，美國拿下夏威夷，并向西班牙挑戰，入侵古巴和菲律賓。這在歐洲掀起“美國威脅”論聲浪。1899年有一個叫奧克塔夫·諾埃爾的人寫了一本名叫《美國禍害》的書，認為：從門羅時期開始，美國“對舊大陸一直懷有很深的敵意”。這種敵意如今終于爆發出來了，對抗在所難免。“在地球的各個地方，美國不久將必然與歐洲發生沖突”。[25]美國“朝著全球干涉主義剛剛邁出了新的一步——在古巴的是一小步，在馬尼拉的則是一大步”。[26] 菲律賓只不過是“吸引美國的遠東貿易的鑰匙”。[27]作者認為全書內容可用一句話概括，那就是：“世界屬于美國人”。[28]

　　二、美國利用“歐洲的災難”走向世界霸權

　　盡管如此，此時，甚至今后更長一段時期內的世界還不是美國的世界。事實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世界基本上還是由歐洲主宰的。[29]進入20世紀的美國人對歐洲人，尤其是對歐洲的大國保持著相當的警惕，歐洲對美國的安全仍有相當的壓力，歐洲仍是美國的真正威脅。而徹底解除歐洲威脅仍是美國人關注的主要安全問題。

　　（一）“歐洲的災難”，就是“美國的機會”

　　“歐洲的災難”，就是“美國的機會”，這是杰出的外交史學家塞繆爾·弗拉格·比米斯1926年寫的《平尼克條約——對歐洲災難和美國機會的研究》一書中的主題。[30]當然這也是理解美國崛起進程中“戰略機遇期”一撥撥出現的重要線索。

　　1．少年歐洲遭遇“粉碎性骨折”

　　前面講過，公元843年歐洲查理大帝的三個孫子將歐洲三分天下，這無異于將歐洲在成長之初就使其腳跟部遭遇粉碎性骨折，由此造成歐洲地緣政治的破碎板塊。而這又恰好為歐洲大陸以外的其他國家得以以所謂“均勢戰略”加以利用：先是由英國利用，美國強大后，美國也利用歐洲這種天然破碎的格局介入繼而主導歐洲事務。換言之，正是歐洲地緣政治的天然破碎性，才為英國、繼而美國提供了成長為世界性大國的條件。

　　2．拿破侖戰爭：杰斐遜趁“危機時刻向英國背上捅上一刀”

　　19世紀初，歐洲爆發拿破侖戰爭，杰斐遜與拿破侖之間似乎有兩國聯合從大西洋兩岸削弱英國的默契。

　　當時杰斐遜在與漢密爾頓的爭論中確實表達過這種意思。漢密爾頓認為，“美國惟一真正的政策是與英國結成某種形式的聯盟”;但杰斐遜反問漢密爾頓：“美國是否也應與拿破侖一起制衡英國呢?”杰斐遜等人的理由是：“對美國的利益而言，英國畢竟是世界上最危險的國家。英國的艦隊是能夠對美國采取行動最強大的軍隊。正是英國的商人，在其祖國的支持下，擁有在倫敦融資的便利，在世界各地與美國的利益競爭。兩個大陸國家，一個在歐洲，一個在北美，可以共同限制英國的抱負;同時英國的海上力量也可把歐洲大陸國家穩妥地限制在大西洋的己方一側。”[31]杰斐遜的想法與大西洋對岸的拿破侖不謀而合。

　　1803年美國從法國手中購得路易斯安那，次年與法國簽訂《路易斯安那條約》。此后美國便事實上與法國聯手從大西洋東西兩岸削弱英國。1806年和1807年，拿破侖頒布《柏林敕令》和《米蘭敕令》，針對英國實行大陸貿易封鎖政策，1806年，在杰斐遜的鼓動下，國會開始考慮同英國打一場經濟戰的可能性，4月18日通過了與法國封鎖政策默契的《禁止進口法》并為杰斐遜即予簽署。[32]此后，杰斐遜派前聯邦黨人威廉·平克尼協助美國駐倫敦公使詹姆斯·門羅，并給他們開出英國根本無法接受——其實杰斐遜也不想讓他們談成——的條件去與英國談判。12月30日，美英簽訂《門羅—平克尼條約》。結果由于“條約違背了美國總統的指示”[33]，杰斐遜沒有將該條約提交參議院批準。1807年6月22日，英國艦艇襲擊美國帆艦“切薩皮克”號，激起美國人激憤。12月14日美國開始實施《禁運法》，12月22日，又通過封港法案。“這些法案停止對英國貿易，因此實際起到支持和補充拿破侖的大陸封鎖體系的作用。”[34]1808年3月美國國會又通過了一個補充法案，除其他目的外，它禁止陸海兩路的出口貿易，通過限制英國殖民地加拿大而進一步打擊英國。[35]1809年3月杰斐遜于任期結束之際，不顧國家備受經濟蕭條之苦及各地的反對聲浪，他還是促使國會通過《禁止通商法》。盡管作用有限，但“切斷了來自英國的進口”[36]。這一年拿破侖粉碎了英奧組成的第五次反法聯盟，1810年拿破侖幾乎控制了除俄國外的整個歐洲大陸，其事業達到頂峰。

　　1810年杰斐遜趁“危機時刻向英國背上捅上一刀”，：11月2日，宣布斷絕同英國的貿易。美國1811年占領——似乎也是美法雙方的默認[37]——還處在拿破侖統治下的西班牙屬地佛羅里達半島。1812年6月18日，美國對英國正式宣戰。

　　真是天不亡英，只是由于此時拿破侖野心過于膨脹，輕率遠征并敗于俄國——這與20世紀40年代的已開始全面對華戰爭的日本又向美國發動且敗于太平洋戰爭，由此使中國抗戰出現轉機的結果相似——才使英國逃掉法美雙向合擊下的毀滅命運。事后杰斐遜痛苦地寫道：拿破侖兵敗俄國，“這給我國帶來了災難”，使英國軍隊騰出手來對付美洲，并激起了其向那些在危機時刻向英國背后捅一刀的人實施報復的欲望。[38]與日本如果能預見到希特勒失敗，它就不會發動太平洋戰爭一樣，曾簽署1812年戰爭法案的杰斐遜的后繼者麥迪遜總統多年后坦言，倘若他能夠預見到法國的失敗，他就不會支持1812年6月18日簽署的對英戰爭法案。[39]1812年，英國打入美國并于1814年攻陷美國首都，美國人英勇抵抗并于1814年8月迫使英國簽訂《根特和約》，英國最終確認美國獨立。美國人稱此次為“第二次獨立戰爭”[40]，這話聽起來似乎像曹操剛從“華容道”跑出來的感覺。

　　3．林肯在關鍵時刻贏得俄國支持

　　1861年美國爆發內戰，美國北方統一南方的行動首次遇到英國、法國和西班牙等歐洲列強的聯合抵制。但美國還是利用法國“在英國不予合作的情況下，是不愿意采取行動的”心理，以及英法之間“從來沒有誰相信過誰”這種歐洲政治的“十分有趣的糾纏狀態”，千方百計與英法緩和，同時，林肯利用俄國要報克里米亞戰敗之仇的心理，在關鍵時刻贏得了俄國海軍支持，不僅最終獲得國家統一的勝利，而且還在內戰結束后獲得俄國沙皇同意賣給美國的阿拉斯加。

　　4．只有英國“在西美戰爭中偏袒美國”[41]

　　19世紀末，美國開始向遠東進發。1898年4月，美國向西班牙開戰。當時歐洲大陸都把美國發動這次戰爭看做是侵略，美國則利用英國當時相對孤立的處境，希望美國在其與法德俄斗爭中給予支持的心情，贏得英國“在西美戰爭中偏袒美國”的立場[42]。事實上，此時的英國正在準備次年發動的英布戰爭[43]和應付英法兩國為爭奪非洲殖民地在法紹達于9月引起的沖突。戰爭開始前，西班牙女王曾向其姨媽、大不列顛維多利亞女王求救，法國和德國等列強也討論出面調停和避免戰爭的可能，但由于英國政府拒絕合作，致使這些努力無果而終。當得到英國人宣布他們“將完全遵循總統的意愿”后，麥金萊總統委婉地拒絕了歐洲列強調停的建議并于4月29日簽署了宣戰聲明。[44]“正是英國的友好行動，把美國從外交困境中拯救出來，使美國在這次戰爭中的預定目標得以順利實現”。[45]

　　（二）從反霸到爭霸：美國要求與歐洲平分天下

　　進入20世紀的世界政治，北美行情明顯看漲：1898年，美國奪得夏威夷、波多黎各、關島、古巴和菲律賓，并由此進入遠東地區，提出“門戶開放”，要求與列強一起瓜分在中國的帝國主義利益。1900年美國參加八國聯軍入侵中國，1903年美國唆使巴拿馬從哥倫比亞分離出來，并取得駐軍和運河控制權。西奧多·羅斯福執政期間(1901-1909)，美國逐步奪取圣多明各、洪都拉斯、尼加拉瓜的財政監督權。1913年伍德羅·威爾遜時期(1917-1921)于1914年和1916年兩次武裝干涉墨西哥，同期又將尼加拉瓜、多米尼加和海地置于美國保護之下。與此同時，在北大西洋的東岸，歐洲各大國戰云密布，德、奧、意三國同盟與英、法、俄三國協約勢不兩立，大戰在即;在北太平洋西岸，西方帝國主義支持的中國軍閥混戰，中華民族處于危險關頭，民族民主革命方興未艾。而這時的美國蓄勢待發，從受歐洲壓迫轉入與歐洲爭奪世界階段。

　　1．第一次世界大戰使世界金融中心迅速從英國向美國轉移

　　對歐洲來說，20世紀一開始就不是一個吉祥的世紀：1899年至1902年的英布戰爭、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戰爭、繼1882年5月德奧意三國同盟之后，1907年英法俄三國協約出現、1905年、1911年因德法關系緊張引發的兩次摩洛哥危機、1912年至1913年的巴爾干戰爭等，1914年6月28日，薩拉熱窩事件引發歐洲陷入全面大戰。1917年4月美國參戰，同盟國戰敗。

　　值得指出的是，以往我們研究這場戰爭更多的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使美國壟斷資產階級大發橫財”[46] 的角度看美國參戰的意義。除此之外，如果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美國出兵將“勝利近在咫尺”的德國一舉擊敗的重大意義在于歐洲再次恢復很可能為德國人改變的有利于美國的德、法、英之間傳統均勢——這個均勢給歐洲帶來的災難，卻總能使美國在每次重大關口逢兇化吉。不僅如此，美國還進一步通過“道威斯計劃”[47]和 “楊格計劃”[48]重新培植起德國抗衡英、法的力量——同二戰后的馬歇爾計劃將已被美蘇打倒的英法再次扶起以抗衡蘇聯一樣，并由此再制造新的“歐洲的災難”以重新獲利。

　　總之，“美國擴張的歷程，突出的是實力的作用，而不是像許多人常常認為的那樣，是美德或道義原則的作用。”[49]美國就像古羅馬觀看角斗的主人，將戰敗的角斗士養壯，并不是出于憐憫之心，而是為觀賞下一場角斗。這是老英國實現其世界霸權的重要經驗，作為老英國大弟子的美國，還沒上場就已對這份經驗心領神會并玩得得心應手(這一點，對中國人來說，要不要學在其次，但不能不懂。套用斯大林諷刺丘吉爾的話說就是：因為中國人相當單純，因此就認為他們沒有識別能力，看不見眼前的事物，那是錯誤的。[50])。

　　第一次世界大戰使世界金融中心迅速從大西洋東岸向西岸轉移。戰爭期間，美國工業公司所獲純利潤1914年為39.4億美元，1918年增至83.62億美元。鋼產量1913年為3180萬噸，1918年增至4510萬噸。大戰期間，美國一方面供給歐洲各交戰國以武器和糧食，另一方面又盡可能地搶占歐洲的世界市場。對外貿易激增，從而積累了大量資本。大戰結束時，全世界黃金儲備1/3集中在美國。1914年，美國洛克菲勒的“花旗銀行”在國外只有一家分行，1919年底增至74家。美國壟斷資本在全世界大肆奪取銷售市場、原材料產地和投資場地，美國已取代英、德、法等歐洲國家掌握了世界經濟霸權。“世界金融中心，由倫敦轉到了紐約。”[51]

　　2．“決心已下的美國人努力運用二戰的機遇來摧毀英國”

　　上面只是美國歷史上合縱連橫與歐洲大國進行戰略博弈的頭幾場劇幕，第一次世界大戰只不過是一個小高潮，但還不是劇終。因為這時的世界還是由歐洲主宰的世界，美國的外交這時還只不過是歐洲規則下的外事活動。[52]下一步，對美國而言，就是由世界金融中心，取代英國和歐洲成為世界政治中心。而實現這一目標的最大障礙還是位于大西洋東岸的英國和歐洲大陸。

　　但是，與亞洲和北美洲不同，歐洲大陸破碎的國家板塊發展的前提是必須有更大的外圍地區支撐。因此，從“農村包圍城市”，即釜底抽薪，從外圍壓擠歐洲，尤其是英、法的生存空間，是削弱歐洲的終極方式。這是拿破侖曾用以打擊英國的方式，現在美國人也開始用這種方式打擊歐洲：從世界范圍“解放”英法殖民地國家，讓它們獨立，從外圍截斷支撐英法國家的超額利潤。另一方面，美國又從歐洲大陸內部通過縱容蘇聯占領東歐，從歐洲大陸內部擠垮支撐西歐列強在歐洲大陸的生存空間。

　　最終讓美國拉下世界霸權更替劇幕的時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尤其是軸心國敗局已定的1943年。

　　直到二戰結束前，美國的主要對手是歐洲。雅爾塔協定既是打敗法西斯的結果，同時也是美國通過深思熟慮的戰略力量布局削弱歐洲的產物。1943年反法西斯戰爭快勝利的時候，“英國人和美國人之間，西方的同盟國家和蘇聯之間，已經開始產生了裂痕”。[53]英美之間的矛盾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對法國的處置;殖民地的民族自決;第二戰場開辟地點。

　　（1）美蘇共謀從歐洲外圍地區削弱歐洲

　　1943年3月丘吉爾派他的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去見羅斯福，首次談論有關戰后安排事宜。羅斯福告訴艾登，“解放法國的軍隊應該無限期治理法國，管理法國本土各地方當局以及該國散布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54] 。此前，羅斯福同蘇聯莫洛托夫討論時，曾把法國列入戰后應解除武裝的國家之一。當莫洛托夫特別問到法國重建為大國的問題時，羅斯福說“那是在十年至二十年內也許可能”。在卡薩布蘭卡時，他責備羅伯特·墨菲向自由法國作出的把法帝國的每個部分都歸還法國的承諾。他還同墨菲和艾森豪威爾討論大幅縮小法帝國的計劃。[55]為此，羅斯福長期冷落和不承認戴高樂的“自由法國”。關于蘇聯，羅斯福表示他“并不反對寇松線，這意味著將蘇聯邊界大幅西移，并以東普魯士補償波蘭。對蘇聯恢復蘇德戰爭前的蘇芬邊界，羅斯福沒有異議。他甚至不反對蘇聯重新吞并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這幾個波羅的海國家。盡管他希望從國際尤其是美國的輿論考慮，最好能有一場全民公決裝飾門面，即使受操縱的”[56]。羅斯福的這種對蘇立場，《羅斯福傳》的作者加拿大人康拉德·布萊克有精彩的分析。他說：“羅斯福在有關蘇聯的問題上并沒有不切實際的幼稚看法，對東歐也并非感情用事，蘇聯在贏得戰爭的過程中付出巨大的生命和財產代價，羅斯福期望它因此而得到補償;他還就此堅定了自己的決心，即美國將一勞永逸地擺脫孤立主義，并在全世界發揮領導作用。”[57]其實，“在全世界發揮領導作用”，對這時的美國來說還是一個目標而不是現實。而實現這個目標則是需要平衡歐洲和蘇聯之間力量的智謀和手段的。

　　1943年11月18日，即在德黑蘭會議前夕，丘吉爾召集幕僚談到美國人時說：最近給他“留下了敵意的感覺。”[58] 與此同時，羅斯福也召開參謀長聯席會議，在明知英國主要軍事力量部署在地中海并且無力他顧的情況下，提出讓英國獨占法國及盧森堡、比利時、巴登。而馬歇爾等則向羅斯福總統提議“美國人應該向歐洲進軍”。[59]

　　11月28日，即德黑蘭會議召開當天早晨，斯大林與羅斯福會前交換戰后政治安排。斯大林支持美英聯合進駐法國北部。而羅斯福和斯大林都認為印度支那不應該在戰后歸還給法國，而應該在20-30年的時間內，讓它逐步獨立。[60]據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的《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披露：羅斯福向斯大林“甚至提出美蘇共謀反對英帝國主義的可能性”[61]。當時擔任斯大林翻譯的瓦列金·別列什科夫也證明了這一點。他在《斯大林私人翻譯回憶錄》一書中披露斯大林與羅斯福在德黑蘭第一次會晤時，在描繪了太平洋上的苦戰之后，羅斯福提到殖民地帝國問題，他對斯大林說：

　　“我在我們的戰友丘吉爾缺席時談這個問題，”總統強調說，“因為他不喜歡提到這個題目。美國和蘇聯不是殖民大國，我們更容易討論這些問題。我想殖民帝國在戰爭結束之后不會存在很長時間……”

　　羅斯福說，愿意在將來仔細探討殖民地戰后的地位問題，但最好是在丘吉爾缺席的情況下做這件事，后者對印度沒有任何計劃。

　　斯大林顯然避免了被拖入如此敏感的話題。他僅僅指出，戰后殖民地的問題可能會變得緊迫，并且表示同意，即蘇聯和美國，與那些擁有殖民地的國家相比，較容易討論這個問題。而我則驚訝于羅斯福的一項動議，跟前不久，1940年11月在柏林與莫洛托夫談判時我所聽到的希特勒的建議一樣，即蘇聯與德國、意大利和日本一起分享英國的殖民遺產。顯然，這些土地吸引了不少人……

　　整體上，我的印象是，斯大林和羅斯福對第一次接觸感到滿意。但這并不能使他們改變自己的原則立場。[62]

　　德黑蘭會議期間，羅斯福拒絕單獨與丘吉爾會見，“理由是斯大林可能會覺得他們在一起協調行動和政策來對付他”;“使丘吉爾更加不安的是，羅斯福出于安全原因并不是住在本國的大使館而是住在蘇聯大使館，這樣似乎隨時都可以同斯大林進行私人接觸”。[63]而對“蘇聯安排來照顧總統的服務人員和其他居住在這些房間里的人，都是內務人民委員會(NKVD)的成員”的可能性，“羅斯福則不在乎。但是，羅斯福認為和斯大林建立正常的關系是非常必要的。如果羅斯福的談話被偷聽了，這可能更有助于與狐疑心過重的東道主建立信任的方式”[64]。

　　實際上，丘吉爾在1943年就被他的盟友羅斯福聯合斯大林給出賣了。支撐英國和法國國家利益的是廣大的海外殖民地，對此戴高樂看得明白，他知道羅斯福支持世界上殖民地的獨立，而這些新成立的、羽毛未豐的國家，一定會依靠美國的慷慨度日，這些國家政府的人事和決策也會受到華盛頓和羅斯福的遙控指揮。[65]

　　（2）美蘇合伙從歐洲內部壓縮戰后英法安全空間

　　在關于第二戰場的地點問題上，丘吉爾與羅斯福一直存在著“兩條路線”的激烈爭論。丘吉爾回憶錄中說他自己“更喜歡的方案是，利用伊斯的里亞半島和盧布爾雅那峽谷，從意大利北展開右翼攻勢，直向維也納”。丘吉爾說：“這個路線得到了參與德黑蘭三方會談的英國三軍參謀長的完全同意。”[66]而羅斯福則堅持在英國南部渡海經法國進入德國。在1943年的德黑蘭會議中，丘吉爾還力爭將進攻兵力重心部署在地中海一線。此前，美國盛傳丘吉爾“極力阻撓橫渡英吉利海峽的‘霸王’計劃”。當德黑蘭會議經過激烈辯論最終使英方認可以“霸王計劃”為重心的開辟歐洲第二戰場方案后，羅斯福的軍事顧問們長松口氣說：“我們總算是沒有被丘吉爾拉到巴爾干半島去。”[67]羅斯福則注意到“進攻巴爾干半島的計劃這一點也可能是以政治考慮為基礎的”。[68]

　　其實，讀者只要看看地圖就明白，如果盟軍從諾曼底登陸開辟第二戰場，英國在歐洲大陸的勢力范圍就會大大縮小，而蘇聯的勢力就會擴展到東歐并形成對西歐的威懾。如果采取丘吉爾的路線，即從意大利攻入德國，則英國就會保持對整個歐洲及其戰后政治的實際影響力。這是因為，軍隊所向乃國家權力所至;國家乃至地區的影響力是隨軍事力量的進入而存在和繼續的。斯大林對此看得明白，他私下對當時還是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人的米洛凡 • 杰拉斯說：“這次戰爭和以往戰爭不同，誰解放領土，誰就把自己的社會制度推行到他們軍隊所到之處。絕不可能不是這樣。”[69]美國的戰略家們也看得明白，他們認為除了打擊希特勒這一目標外，“英國人的另一點考慮是，在地中海采取的新措施能最終制止蘇聯在巴爾干半島各國的擴張”。[70]而在蘇、美、英三家中，只有丘吉爾是揣著明白裝糊涂，說英美盟軍向羅馬以北推進，是為了“能很好地減輕俄國的負擔”。[71] 丘吉爾和他的參謀長們聲稱：“在地中海的進一步戰斗根本不是出自邊緣戰略或戰后政治考慮的產物”。[72]對此，姚有志主編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略指導教程》有比較到位的分析：

　　英國一再拖延在歐洲開辟第二戰場，如果說是軍事原因，不如說是政治原因。據有關材料分析，英國是著眼于維持和保衛自己的殖民地，而中近東地區正是英國的傳統勢力范圍，只有控制了北非和中東，才能確保蘇伊士運河通向遠東殖民地的航路安全。因此地中海對英國來說具有重大的戰略價值。把用兵重點放在地中海沿岸的北非和巴爾干，英國就有希望在戰爭結束時控制地中海、巴爾干和南歐，保住自己的傳統利益。二是出于意識形態和地緣利益方面的利害沖突，英國不希望戰后出現一個強大的蘇聯，企圖通過拖延開辟第二戰場，進一步削弱蘇聯的力量。[73]

　　現在看到，恰恰是在削弱戰后蘇聯方面，美國與英國存在著更大分歧。英美雙方都明白，英美盟軍開辟第二戰場的地點對英國戰后勢力范圍大小至關重要。在丘吉爾看來，戰后當美國軍隊退回美洲后，能夠影響歐洲的力量只有英國和蘇聯。因此，防范蘇聯，盡可能縮小蘇聯在歐洲的影響力，是英國戰后是否能夠保持世界大國地位的關鍵。而這時羅斯福也在考慮戰后世界力量安排，1942年夏羅斯福曾對他的加勒比海問題首席顧問查爾斯·陶西格說：“我們戰后將會同英國發生的糾紛，也許比目前同德國發生的糾紛來得大。”[74]

　　自18世紀以來，美國一直受著歐洲在世界政治中的擠壓。一戰后，美國崛起，但由于介入這場戰爭的力度有限，這時的美國還是“在由歐洲軍事、經濟和文化主導下的世界體系當中得以建立并從事其對外事務的”，[75]因而沒有形成有世界影響力的霸權地位。盡管英國在世界上仍擁有廣大殖民地，二戰中，英國國力已在希特勒的沖擊下大為衰落，各殖民地的民族民主浪潮也正在削弱著英國的國際霸主地位。英國丘吉爾在戰爭中考慮的首要任務是戰后保持英國帝國的完整和英國的世界霸權地位。1942年秋，奧利弗·斯坦利被任命為英國殖民地國務大臣。丘吉爾對他說：“只要我還在這里，我們就要堅持傳統，毫不放松地保持帝國的完整。我們決不讓西南非洲的霍屯督人通過普選把白人扔進海去。”[76]同年11月，丘吉爾利用倫敦市長舉辦的宴會發表講演，向英國人民作出領土承諾：

　　我還要在此明確宣布一點，以免有任何地方會產生任何誤解。我們決心保住我們自己的所有。我擔任國王陛下的首席大臣，決不是為了主持大英帝國的清算破產的。如果真有那么一天，需要有人來承擔這一任務，那就另請高明吧。[77]

　　與此相反，美國考慮的首要任務是如何削弱歐洲，尤其是英國的世界霸權地位。而要做到這一點的關鍵，就是要保證有一個最好是能夠從東面牽制歐洲的國家力量，顯然蘇聯將是美國實現這項戰略目標的最佳“搭檔”。這用羅斯福的話解釋就是“美國和蘇聯不是殖民大國，我們更容易討論這些問題”[78]。如果蘇聯能從東面牽制歐洲，就能為美國減輕來自大西洋東岸的西歐對美國的傳統壓力;而要做到這一點的關鍵，則是從地緣政治上將蘇聯戰后的勢力范圍擴大到東歐，由此大幅壓縮歐洲列強的戰略空間;要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就是避免英國軍事力量大規模地從東歐切入，而丘吉爾開辟第二戰場的方案恰好就是英國實現這一戰略意圖最有利的選擇。

　　“但是，羅斯福也是一位為避免損失而兩邊下注的謹慎之人。他頒布命令，宣布其亞洲盟友中國為一個大國，可以分享對戰后世界的共同管轄權，并在聯合國安理會擁有一席之地”，[79]這既可在聯合國里制衡英國和俄國，在地緣政治上也可利用中國從南部抵擋俄國的影響力。最后“倘若蘇聯人不像他所希望的那樣給予足夠的合作，羅斯福還另有一手，那就是秘密備用的更為可怕的武器——原子彈”。[80]曾有科學顧問及一些原子科學家提議與蘇聯分享原子武器的秘密，而“羅斯福愿意與英國分享情報而對蘇聯實施封鎖”，以防“如果蘇聯人蛻變到像1941年德國軍隊入侵之前那樣令人討厭，美國還是有辦法對付的”。[81]“羅斯福確定要保持美英兩國對原子武器的壟斷，其想法是英國仍然是平衡蘇聯力量的一個重要國家”。[82]當然在德黑蘭會議前后羅斯福的考慮的重點是如何削弱戰后歐洲而不是蘇聯。

　　丘吉爾以為羅斯福拒絕自己的方案是“因為受他的軍事顧問偏見的影響而在爭論中搖擺不定，結果把所有這些雖然次要卻充滿希望的機會扔在一邊”，丘吉爾的話只說對了一半，在選擇開辟第二戰場地點上，羅斯福的確受到時任陸軍參謀長的喬治•C.馬歇爾（George Catlett Marshall,1880-1959）等的影響。但羅斯福總統對丘吉爾的意圖也并不是不明白，他曾私下對兒子伊利奧(Illiott Roosevelt)說：“當丘吉爾為他入侵巴爾干的主張辯護時，屋子里每一個人都明白他的真正用意何在。大家都知道，他很迫切地想打進中歐，使蘇軍無法進入奧地利和羅馬尼亞，假如可能的話，甚至匈牙利也不讓蘇軍進入。”[83] 1943年8月10日，羅斯福總統在聯席會議上批評丘吉爾方案，認為：“試圖將軍事戰略奠基在政治結果的賭注上是不明智的。”[84]斯大林也看穿了丘吉爾的意圖，贊同羅斯福的方案并嘲笑丘吉爾：“正因為俄國人相當單純，因此就認為他們沒有識別能力，看不見眼前的事物，那是錯誤的。”[85]而丘吉爾也是在斯大林直率詢問英國人是否真對從法國登陸的“霸王”計劃有信心或者“只是口頭上說說來安慰俄國人”之后，才被迫放棄了他自己的從巴爾干開辟第二戰場的方案。[86]1945年3月丘吉爾向羅斯福“抱怨”蘇聯正在波蘭和羅馬尼亞強行建立親蘇聯的政權，并提議他和羅斯福要求斯大林“防止在羅馬尼亞清洗非共產主義分子，履行雅爾塔保證，創立一個真正的代議制的波蘭政府”。但此時丘吉爾已無力回天，“羅斯福拒絕了丘吉爾的建議。因為實際上已經承認了東歐是蘇聯的控制范圍”。[87]

　　丘吉爾一直到晚年仍耿耿于懷，指責沒有從意大利乘勝北進，使“在意大利的盟軍已失掉了在俄國人之前到達維也納的可能性，失掉了‘到達維也納以后可能得到的一切……’”他下結論說“除了在希臘，我們影響東南歐解放的軍事威力失去了大好機會”，[88]“這在戰爭導向上是一個錯誤，即使沒有采取以上方案而最終取得勝利也不能作為辯解之詞”。[89]丘吉爾可能已經意識到，大英帝國及歐洲霸權的掘墓人并不是共產主義的蘇聯，而恰恰是反對共產主義卻又覬覦世界霸主地位的“民主”的美國。

　　（3）美國通過削弱歐洲布置了一個兩翼弱勢及由此對美國雙向依賴的安全布局

　　對此，還是美國人自己看得明白，說得明白。就在二戰快要結束的時候，美國駐歐洲記者霍德華·史密斯(Howard K. Smith)站在易北河畔，眺望對岸的俄軍，發現“新俄國”進入歐洲太深了。然而他再看看地圖，又進一步發現“螳螂捕蟬，黃雀在后”：自二戰爆發以來，擴張得最厲害的還不是俄國，而是美國。“從邊境算起，俄國的統治新范圍擴增600英里，而美國則是7000英里”。[90]美國作家沃爾特· 拉塞爾·米德在《美國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響了世界》一書中更進一步認為：“英國的崩潰，至少部分上是美國造成的，而且是故意造成的。”[91]“美國人不費一槍一彈就摧毀了英國，而且事實上還保護它不受更加殘暴的敵人的傷害。”[92] 凱恩斯傳記《為英國而戰》的作者斯基德爾斯基認為：“決心已下的美國人努力運用二戰的機遇來摧毀英國。”[93]

　　諾曼底登陸造成的后果，是蘇聯勢力上升和蘇聯對歐洲強國的戰略空間的大幅擠壓，歷史上的大歐洲，現在變成夾在蘇聯和美國之間的“西歐”。從此，西歐就成了美國的附庸。美國是遠交近攻，把蘇聯放大，歐洲壓縮，亞洲這邊尚未崛起，美國就這樣布置了一個兩翼弱勢并由此對美國形成雙向絕對依賴的布局。“1948年3月，英國、法國、比利時、荷蘭和盧森堡借助布魯塞爾條約聯合起來，旨在保護自己免遭蘇聯、如果需要也免遭一個復興德國的侵略，希望美國也加入他們的聯盟，因為他們深知美國的力量對他們的安全是絕對必要的。”[94]簡而言之，后來的北約及歐洲的聯合，與其說是歐洲自覺的產物，還不如說是蘇聯和東歐壓迫的產物。而這種“壓迫”又恰恰是由美國人安排好的。

　　美國在二戰前基本任務是反對歐洲霸權。而美國的霸權則是從和蘇聯對陣后才開始的。所以真正導致歐洲衰落的是美國人;極而言之，歐洲的衰落，是資本主義的美國人聯合共產主義的蘇聯人對歐洲人落井下石的結果。而二戰結束和雅爾塔體系的建立敲響了大英帝國和歐洲霸權的喪鐘。與此同時，“美國與蘇聯已從戰爭中崛起為世界的支配力量。在一個無政府的世界里，它們時而對立，時而合作，努力探索創建秩序和自己與友邦安全的道路”。[95]

　　美國外交史學者孔華潤對美國的外交思想有一段精彩的概括，他說：“美國的官員都是一向從長計議的優秀的世界主義者，不是那種在每天結束的時候只關心賬簿上數字的短視的買賣人。”[96]其實，除馬歇爾等少數人外，大部分美國人并不具有“從長計議”的政治視野。

　　千百萬美國人心目中的戰爭英雄美國陸軍上將喬治·巴頓(George Smith Patton ，1885-1945)，就是看不透其中事理的美國人之一。巴頓是一員天才戰將，天生敏銳，“不幸的是，巴頓一遇到政治問題就變成了業余愛好者”[97]。巴頓比較早地看出坦克戰在未來戰爭中的獨特作用，他也是最早看到蘇聯將與西方發生對抗的軍人之一。但當他的敏銳與簡單的政治頭腦結合起來，那就成了美國的克星。巴頓率軍進入歐洲時心里始終是以蘇聯而不是以納粹德國為對手。當他的軍隊進入捷克斯洛伐克境內而蘇軍還遠在幾百英里之外時，他對艾森豪威爾命令他停下來把布拉格留給蘇聯人極為惱怒。1945年8月11日，他給艾森豪威爾寫信，想要他的上司相信，“戰敗的德國人不再是真正的威脅，真正的威脅是‘蒙古人’”。為了讓德國重新成為對抗蘇聯的屏障，他繼續大量使用曾經與納粹關系密切的當地官員。[98]他對馬歇爾的親蘇政策極為憤怒，他在給艾森豪威爾的副官約瑟夫·麥克納尼中將的電話中咆哮道：“我們為什么要在乎那些狗娘養的‘蒙古人’怎么想?我們早晚要和那些雜種打仗。為什么我們不趁現在我們的軍隊還完好無損的時候，猛踢他們的屁股，在三個月內把他們趕回莫斯科去?有歸我們控制的德軍的協助，我們可以輕而易舉地做到。我們可以裝備他們。他們恨這些蒙古雜種!”[99]巴頓不理解馬歇爾，卻與英國人摻和一起，“在歐洲那些硝煙彌漫的暗淡日子里，巴頓和蒙哥馬利最終達成了某些共識：即西方聯盟和蘇聯之間終將爆發戰爭，而且這種危險很快出現”。[100]1945年7月英國大選中工黨獲勝，艾德里(Clement Attle,1883-1967)當選首相，丘吉爾下野。巴頓為此情緒激烈并挑起“一場大論戰”，事后有當事人回憶說：“我記不起都說了些什么，將軍的理論是：‘給我下達命令吧，我會把那些蘇聯人趕出維斯瓦河。’”同一天，巴頓還詳述了他對蘇聯人的見解說：“我們理解蘇聯人的困難之處在于沒有認識到他們不是歐洲人而是亞洲人這個事實，所以考慮問題會出現偏差。”[101]艾森豪威爾曾警告巴頓不要做那些追悔莫及的事情，并將此事向馬歇爾寫信作了匯報，說：“實際情況是，巴頓的個人信念與目前所持的‘艱難和平’觀念格格不入。他做不到閉上嘴巴，因為他是巴頓。”9月16日，艾森豪威爾去看望巴頓，“討論他們的前途而不是德國的局勢”。[102]12月，巴頓被一軍車相撞身亡。[103]美國作家赫什森(Stanley P.Hirshon) 在其研究著作《巴頓將軍》(General Patton: A Sodier`s Life)一書中認為，“巴頓姑息納粹分子的行為，而不是他對蘇聯人的仇恨，導致了他的隕落。”[104]其實，巴頓對納粹分子的姑息態度與他對蘇聯的仇恨是聯系在一起的，而對蘇聯的敵對態度又是與他對馬歇爾利用蘇聯制衡歐洲的大戰略不理解相聯系的。因此，不懂美國大政治才是巴頓隕落的真正原因。與此相對，艾森豪威爾則是對馬歇爾戰略思想理解和執行得比較好的高級將領，同樣的原因，艾森豪威爾戰后仕途再上層樓。比較而言，前者只是軍人，后者則是軍人兼政治家。

　　喬治 • C. 馬歇爾是美國歷史上少有的“從長計議的優秀的世界主義者”，美國外交史學者孔華潤稱馬歇爾是“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第一戰略的設計者”。[105]他把英國的“均勢”策略發揮到極致，他站在羅斯福后面，不事張揚，但卻像一位外科手術醫生肢解并重新安排了世界地緣政治格局，并由此實現了使美國長治久安的戰略目的。

　　1945年喬治 • C.馬歇爾在五角大樓的告別演說，繼而1947年在普林斯頓大學的演說中表露出對美國削弱歐洲戰略成功的喜悅及戰后美國的全球抱負，他告訴美國人應該了解他們的歷史，了解他們同其他國家的關系，了解美國在世界上的新地位。美國應該擔當起一個世界強國的責任，美國對外政策的視野，再也不能局限于美洲了，而應以全球作為美國利益的著眼點。[106]這些話的潛臺詞就是，我們不應忘記歐洲壓迫美國的歷史和政治關系，現在這種歷史和關系已經倒置，今后美國應有從歐洲手中接“棒”的抱負并“以全球作為美國利益的著眼點”。

　　馬歇爾可以說是推動這場利用二戰達到資本主義陣營內部角色“和平演變”的最重要幕僚。[107]而實現這一歷史轉折的關鍵并不是美國與英國的合作，而是美國與自己未來的對手蘇聯的合作，換言之，不是美國一家，而是美國和蘇聯兩家聯手最終擊敗以英法為首的歐洲帝國的。[108]20世紀20年代，蔣介石在廣州時曾在日記中說：“政治生活全是權謀，至于道義則不可復問矣。”及抵南昌，又續記說：“歷史無事實，事實決不能記載也。”[109]其實，上述“權謀”也正是美國一直在各種文件中最諱莫如深且“決不能記載”的“事實”部分。

　　（4）歐洲的衰落

　　值得說明的是，這種合作不僅僅在二戰德黑蘭會議和雅爾塔會議期間，而且在戰后相當一段時期還在英法力量沒有退出的重要地區繼續發揮作用。比如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事件”[110]發生，“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布爾加寧就致函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建議美蘇共同出兵，制止英法對埃及的侵略”，而“美國同情埃及人的抱負，對納賽爾印象甚佳，并渴望贏得他的友誼，因此主張英國主動撤離”[111]。美國在聯合國與蘇聯聯合一致譴責英國和法國。盡管以色列向艾森豪威爾作出自由進出亞喀巴灣的保證，英國、法國最終還有以色列在美國的壓力下被迫撤退。英國、法國和以色列對美國大為不滿。對此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解釋道：美國應當填補英法走后留下的“政治真空地帶”，“并將蘇聯的影響排除出這個地區”[112]。與此同時，美國仍堅守在德黑蘭和雅爾塔會議與蘇聯的默契，“匈牙利動亂時，美國口惠而實不至，空唱高調”[113]，任由蘇聯對發生在匈牙利的政治事件[114]及較早的波蘭的“自由主義運動”[115]采取強力干涉和軍事鎮壓。美國學者對此解釋是艾森豪威爾政府“不愿意冒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風險，干預蘇聯勢力范圍的事務，因為那里的利益對蘇聯而言是生死攸關的，蘇聯人肯定會為此而戰”[116]。這里的問題是，這個“勢力范圍”是羅斯福、馬歇爾為了擊敗歐洲幫著蘇聯人在德黑蘭會議及雅爾塔會議上爭得的。

　　英法退出中東后，歐洲由此不可避免地衰落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在中東的“蘇伊士運河危機”及東南亞的印支半島全面擠壓英法勢力。毛澤東對此看得明白，1957年1月27日，他在一次會議說：“英國資產階級歷史來老奸巨滑，是最善于在適當的時候作出妥協的一個階級。現在它把中東搞到美國人手里去了。這個錯誤可大啦!這樣的錯誤，在它歷史上數得出多少呀?這一回為什么沖昏頭腦犯這個錯誤呢?因為美國壓得太兇，它沉不住氣，想把中東奪回去，阻止美國。英國的矛頭主要是對埃及的嗎?不是。英國的文章是對付美國的，美國是對付英國的。從這個事件可以看出當前斗爭的重點。當然，帝國主義國家跟社會主義國家的矛盾是很厲害的矛盾，但是，他們現在是假借反共產主義之名來爭地盤。爭什么地盤呢?爭亞洲非洲十億人口的地盤。目前他們的爭奪集中在中東這個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地區，特別是埃及蘇伊士運河地區。”[117]1974年5月25日，毛澤東在與英國前首相希思會談提到艾登時說：“他在蘇伊士運河問題上吃了大虧。”希思回答說：“是的，吃了大虧。”[118]

　　對于這個結果，歐洲人也早是心知肚明，但只是無能為力。1954年4月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阿瑟·雷德福海軍上將訪問英國，當時法國軍隊在奠邊府即將遭到重大軍事失敗，雷德福敦促丘吉爾幫助法國人維持在印度支那的殖民地，丘吉爾感到惱火并粗暴地問：英國自己不愿為保住印度而作戰，為什么要為法國保住印度支那去打仗?雷德福對這位曾以“鐵幕演說”震動西方世界的反共斗士說：如果英國人拒絕與我們一起去擊敗共產主義在亞洲的侵略，國會也許對英國人會不高興的。丘吉爾一聽這話就氣不打一處來，生硬地回擊說：“當我們不再依賴美國的援助時我將感到高興。”[119]

　　對于美國人的陰招，看得最明白的，除了深受其苦英國人外，還有總是從歐洲分裂中受益的俄國人。1897年7月俄國財政大臣維特在與來訪的德國威廉二世皇帝談到美國對歐洲的新威脅時斷言：“要不了多久，歐洲就會變成一個被文人雅士仰慕過的曾經美似天仙而現在已經老態龍鐘、步履艱難的婦人了。”[120]德皇問：“那末，依您看，怎樣才能避免發生這種狀況呢?”維特正面回答道：

　　陛下設想如果歐洲是一個大帝國，歐洲各國之間不花那么多的財力、資源、鮮血和勞動來相互競爭，這些國家不擁有千百萬軍隊來進行角逐，歐洲不象現在這樣由于各國彼此害怕鄰國而成為一個名符其實的兵營;那么，歐洲就會富強得多，文明得多，它確實將成為全世界的主人，不至于因為互相競爭、互相敵視、互相殘殺而衰敗下去。要做到這點，首先必須力求在俄、德、法三國之間建立鞏固的同盟關系。一旦這些國家建立起牢國穩妥的聯盟，歐洲大陸其他國家無疑也會趨附這個中心聯盟，從而形成一個大陸總同盟，它能使歐洲擺脫它本身為了相互廝殺而造成的沉重負擔。到那時，歐洲就將成為偉大的歐洲，就能東山再起，它在全世界所起的主宰作用將強而有力，并將長期保持下去。否則，歐洲和歐洲各國就會有大難當頭的危險。[121]

　　維特的這種后來發展為“歐盟”的看法為當時的歐洲各大國視而不見。歐洲果然在幾十年后便“大難當頭”，成了兩次世界大戰的策源地。俄國人算是看透了歐洲人的沒出息，在德黑蘭和雅爾塔經歷西方國家矛盾內幕的斯大林1952年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比維特的話說得更透。他說：

　　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爭奪市場的斗爭以及它們想把自己的競爭者淹死的愿望，在實踐上是比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的矛盾更為劇烈。[122]

　　斯大林的這句話，既是對他在1940年與德國人及1943年在德黑蘭與美國人的交往經驗的高度總結，同時又是對西方陣營的所謂“民主和平”論的辛辣諷刺。

　　三、簡短的小結

　　歐洲的武力和文化的剿殺畢竟沒有嚇倒美國人，相反，美國人在歐洲的重壓下經過兩個多世紀的奮斗反而強力崛起。到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美國資本主義工業飛躍發展。1860年，美國工業生產居世界第四位，到1894年躍居世界第一位，工業生產量占歐洲各國生產總量的一半左右。從1860年至1900年，美國工業生產增長了6倍。20世紀初，美國工業優勢更加突出，1913年美國工業產品已占世界工業產品總量的1/3以上，比英、德、法、日四國工業產品的總和還要多。其中煤、鐵、鋼和石油的產量增長尤為顯著。19世紀最后30年，美國鐵路增加14萬英里。[123]從國家獨立到1867年購買阿拉斯加，美國從在半個多世紀前版圖僅限于阿巴拉契亞山脈以東狹長地帶的國家，擴張成為一個擁有位于北緯35-70度之間龐大版圖的大國。從此一個強大國家——美利堅合眾國，在大西洋西岸迅速崛起。

　　美國，這個被歐洲丟棄在北美荒野的“俄狄浦斯”(Oidipous)[124]，在歐洲人無名的恐懼中，終于長大了。

　　縱觀歷史，美國——當然歐洲也是一樣——的表現顯然不夠厚道。美國學者孔華潤先生對此總結得比較深刻，他說：“盡管美國在歷史上一直有反對帝國主義的訴求，然而一旦機會出現，這種訴求并不能使它獲得對帝國主義流毒的免疫力。”[125]歷史的真實是，只是當英法霸權在世界范圍為美蘇兩家徹底擠垮并對美國形成絕對依附后，美國和蘇聯爭奪世界霸權的“冷戰”才成為時代的主要矛盾。后來，美國又聯合中國和歐洲在這場爭奪世界霸權的斗爭中打敗了蘇聯霸權，繼而反轉聯合歐洲通過推動東歐政治“巨變”和科索沃戰爭奪回了西方在德黑蘭會議上被迫讓渡給蘇聯的巴爾干地緣政治利益。“蘇聯在東歐的勢力范圍——為羅斯福在雅爾塔勉強承認，長期以來被莫斯科視為它生死攸關的利益——就這樣消失了。”[126]基辛格說：

　　要不是俄國，拿破侖與希特勒幾乎篤定可建立世界性的帝國。因此俄羅斯對歐洲具有雙重意義，既是均勢的威脅，又是均勢的關鍵國之一，對均勢重要但又不完全屬于均勢。[127]

　　基辛格對俄羅斯的地緣政治特點的概括是相當精辟的。這句話換個說法就是：要不是俄國，美國也不可能贏得二戰后的世界;要是俄國過于衰弱，美國還會失去這個世界。此中地緣政治含義奧巴馬心知肚明，所以他說：“如果普京總統溺水，我當然會救他。”普京回答說：“奧巴馬是一個相當正派和勇敢的人，他肯定會這樣做。”[128]

　　[1] [美]漢密爾頓、杰伊、麥迪遜著，程逢如等譯：《聯邦黨人文集》，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52頁。

　　[2] 王繩祖主編：《國際關系史》第1卷(1648-1814)，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年版，第357頁。

　　[3] 王繩祖等主編：《國際關系史》第2卷(1648-1814)，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年版，第360頁。

　　[4] “上帝選民”，16世紀歐洲瑞士新教卡爾文教術語?？栁?1509-1564)出生法國，因接受新教受法國政府迫害，遂流亡瑞士日內瓦。1536年發表《基督教信仰典范》一文，對新教原理作系統闡述。提出“先定論”，認為人的得救與否不依靠齋戒、懺悔和赦罪，而完全靠上帝的先定旨意。認為從創世時人類就有“選民”和“棄民”之分。“選民”注定得救，“棄民”注定受窮和失敗。

　　[5] [法]菲利普·羅杰著，吳強等譯：《美利堅敵人——法國反美主義的來龍去脈》，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12、68頁。

　　[6] 朱曾文譯：《杰斐遜選集》，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177、182頁。

　　[7] [美]漢密爾頓、杰伊、麥迪遜著，程逢如等譯：《聯邦黨人文集》，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57-58頁。

　　[8] 轉引自 [法]菲利普·羅杰著，吳強等譯：《美利堅敵人——法國反美主義的來龍去脈》，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75頁。

　　[9] 轉引自 [法]菲利普·羅杰著，吳強等譯：《美利堅敵人——法國反美主義的來龍去脈》，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78-79頁。

　　[10] 轉引自 [法]菲利普·羅杰著，吳強等譯：《美利堅敵人——法國反美主義的來龍去脈》，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77-78頁。

　　[11] 轉引自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上)，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226頁。

　　[12] 參閱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上)，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226頁。

　　[13] 轉引自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上)，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226-227頁。

　　[14] 轉引自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上)，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227頁。

　　[15] 轉引自 [法]菲利普·羅杰著，吳強等譯：《美利堅敵人——法國反美主義的來龍去脈》，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85頁。

　　[16] 轉引自[法]菲利普·羅杰著，吳強等譯：《美利堅敵人——法國反美主義的來龍去脈》，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87頁。

　　[17] 轉引自[法]菲利普·羅杰著，吳強等譯：《美利堅敵人——法國反美主義的來龍去脈》，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88頁。

　　[18] 轉引自[法]菲利普·羅杰著，吳強等譯：《美利堅敵人——法國反美主義的來龍去脈》，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頁。

　　[19] 轉引自[法]菲利普·羅杰著，吳強等譯：《美利堅敵人——法國反美主義的來龍去脈》，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90頁。

　　[20] 王繩祖等主編：《國際關系史》第2卷(1648-1814)，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年版，第361頁。

　　[21] 轉引自[法]菲利普·羅杰著，吳強等譯：《美利堅敵人——法國反美主義的來龍去脈》，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85頁。

　　[22] 轉引自[法]菲利普·羅杰著，吳強等譯：《美利堅敵人——法國反美主義的來龍去脈》，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85頁。

　　[23] 參見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上)，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227頁。

　　[24] 轉引自[法]菲利普·羅杰著，吳強等譯：《美利堅敵人——法國反美主義的來龍去脈》，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140頁。

　　[25] 轉引自[法]菲利普·羅杰著，吳強等譯：《美利堅敵人——法國反美主義的來龍去脈》，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148頁。

　　[26]轉引自[法]菲利普·羅杰著，吳強等譯：《美利堅敵人——法國反美主義的來龍去脈》，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146頁。

　　[27]轉引自[法]菲利普·羅杰著，吳強等譯：《美利堅敵人——法國反美主義的來龍去脈》，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147頁。

　　[28] 轉引自[法]菲利普·羅杰著，吳強等譯：《美利堅敵人——法國反美主義的來龍去脈》，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147頁。

　　[29] 美國外交史學者孔華潤等學者甚至認為歐洲主導世界的形勢一直延續到1945年，他說：“在我們追溯1913年至1945年間的美國對外關系史時，重要的一點是應當認識到美國是在由歐洲軍事、經濟和文化主導下的世界體系當中得以建立并從事其對外事務的。”筆者認為這個判斷是準確的。參見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下)，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1頁。

　　[30] 參見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上)，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94頁。

　　[31] [美]沃爾特•拉塞爾•米德著，曹化銀譯：《美國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響了世界》，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212-213頁。

　　[32] 參見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上)，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126頁。

　　[33] 參閱王繩祖等主編：《國際關系史》第1卷(1648-1814)，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年版，第354頁。

　　[34] 參閱王繩祖等主編：《國際關系史》第1卷(1648-1814)，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年版，第354頁。

　　[35] 參見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 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上)，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132頁。

　　[36] 參見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 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上)，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頁。

　　[37] 1803年4月拿破侖就出售路易斯安那與美國達成協議時說：“我放棄路易斯安那。我要割讓的不僅僅是新奧爾良，整個殖民地都要毫無保留地讓出去。”參見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 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上)，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頁。

　　[38] 參見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上)，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146頁。

　　參見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上)，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141頁。

　　[40] 參見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上)，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145頁。

　　[41] 轉引自王繩祖等主編：《國際關系史》第3卷(1648-1814)，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頁。

　　[42] “在歐洲列強中，只有英國‘在西美戰爭中偏袒美國’。英國所以采取這種立場，不是因為英國特別同情美國的欲望，而是因為英國這時在國際舞臺上陷于孤立，這就使得英國不得不去尋找像美國這樣的大國的友誼，希望以此換取美國在非洲和遠東事務中支持它反對德、法、俄三國。正是英國的友好行動，把美國從外交困境中拯救出來，使美國在這次戰爭中的預定目標得以順利實現。”參閱王繩祖等主編：《國際關系史》第3卷(1648-1814)，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頁。

　　[43] “英布戰爭”，亦稱“布爾戰爭”或“南非戰爭”。英國對南非布爾人的戰爭。布爾人是荷蘭人南非移民的后裔，19世紀在南非建立德蘭士瓦共和國和奧蘭治自由邦。由于該地發現重要礦藏，英國力圖吞并這兩個國家，于1899年發動戰爭。布爾人戰敗，1902年媾和，德蘭士瓦和奧蘭治被英國吞并。1910年并入英國自治領南非聯邦。

　　[44] 參見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上)，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422-424頁。

　　[45] 參閱王繩祖等主編：《國際關系史》第3卷(1648-1814)，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頁。

　　[46] 劉明翰、海恩忠主編：《世界史簡編》，山東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800頁。

　　[47] “道威斯計劃”，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協約國提出的德國賠款計劃。因由美國代表道威斯(Charles Gates Dawes,1865-1951)策劃制訂，故名。1924年起施行。規定德國于該計劃生效的第一年支付賠款10億馬克，以后逐年增加，自第五年起每年支付25億馬克，但沒有規定終止時間。為確保德國能按期支付賠款，決定由美、英兩國提供德國8億金馬克的復興貸款，并把復興后的德國置于外國的監督之下。道威斯計劃使德國工業得到巨大發展。為德國軍國主義復興奠定了工業基礎。

　　[48]“楊格計劃”，協約國于1930年起實施代替“道威斯計劃”。因由美國代表楊格(Owen D. Young, 1874-1962)策劃制訂，故名。1929年德國借口經濟危機無力償付賠款。美國支持德國要求，在本計劃內降低德國賠款額，比道威斯計劃每年少20%。并取消對德國經濟的一切管制，便于大規模發展重工業，恢復其壟斷資本勢力。1931年德國停付賠款，1932年洛桑會議協約國同意停止索取賠款，計劃因而結束。

　　[49]參見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上)，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175頁。

　　[50] 1943年8月10日羅斯福總統在聯席會議上批評丘吉爾方案，認為：“試圖將軍事戰略奠基在政治結果的賭注上是不明智的。”[50]斯大林也看穿了丘吉爾的意圖，贊同羅斯福的方案并嘲笑丘吉爾：“正因為俄國人相當單純，因此就認為他們沒有識別能力，看不見眼前的事物，那是錯誤的。”轉引自[美]羅伯特·達萊克著，陳啟迪等譯：《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617頁。

　　[51] 劉明翰、海恩忠主編：《世界史簡編》，山東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800頁。

　　[52]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夜的世界是由歐洲主宰的。在我們追溯1913年至1945年間的美國對外關系史時，重要的一點是應當認識到美國是在由歐洲軍事、經濟和文化主導下的世界體系當中得以建立并從事其對外事務的。”參見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下)，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1頁。

　　[53] [加拿大]康拉德·布萊克著，張帆等譯：《羅斯福傳》，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42頁。

　　[54] [加拿大]康拉德·布萊克著，張帆等譯：《羅斯福傳》，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29頁。

　　[55] [美]羅伯特·達萊克著，陳啟迪等譯：《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542頁。

　　[56] [加拿大]康拉德·布萊克著，張帆等譯：《羅斯福傳》，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30頁。

　　[57] [加拿大]康拉德·布萊克著，張帆等譯：《羅斯福傳》，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30頁。

　　[58] [加拿大]康拉德·布萊克著，張帆等譯：《羅斯福傳》，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41頁。

　　[59] [加拿大]康拉德·布萊克著，張帆等譯：《羅斯福傳》，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42頁。

　　[60] [加拿大]康拉德·布萊克著，張帆等譯：《羅斯福傳》，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46頁。

　　[61] 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下)，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229頁

　　[62] 瓦列金·別列什科夫著，薛福岐譯：《斯大林私人翻譯回憶錄》，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第245頁。

　　[63] [英]伊恩·格雷著，張志明等譯：《斯大林——歷史人物》，新華出版社1981年版，第477頁。

　　[64] [加拿大]康拉德·布萊克著，張帆等譯：《羅斯福傳》，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46-347頁。

　　[65] [加拿大]康拉德·布萊克著，張帆等譯：《羅斯福傳》，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83頁。

　　[66] 〔英〕溫斯頓·丘吉爾著，魏群、高虹譯：《二戰回憶錄》，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08、907頁。

　　[67] 〔英〕溫斯頓·丘吉爾著，魏群、高虹譯：《二戰回憶錄》，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09頁。

　　[68] [美]羅伯特·達萊克著，陳啟迪等譯：《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616頁。

　　[69] [南]米洛凡••杰拉斯著，趙洵、林英譯：《同斯大林談話》，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9頁。

　　[70] [美]羅伯特·達萊克著，陳啟迪等譯：《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562頁。

　　[71] 薩本仁、薩支輝著：《丘吉爾與英國對外政策》，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259頁。

　　[72] [美]羅伯特·達萊克著，陳啟迪等譯：《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562頁。

　　[73] 姚有志主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略指導教程》，軍事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頁。

　　[74] [美]羅伯特·達萊克著，陳啟明等譯：《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612頁。

　　[75] 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下)，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1頁。

　　[76] [美]羅伯特·達萊克著，陳啟明等譯：《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612頁。

　　[77] 溫斯頓••S•丘吉爾編選，李陽譯：《永不屈服——丘吉爾一生最佳講演集》，世界知識出版社2009年版，第304頁。

　　[78] 瓦列金·別列什科夫著，薛福岐譯：《斯大林私人翻譯回憶錄》，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第245頁。

　　[79] 參見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下)，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227頁。

　　[80] 參見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下)，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228頁。

　　[81] 參見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下)，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228頁。

　　[82] 參見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下)，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190頁。

　　[83] 薩本仁、薩支輝著：《丘吉爾與英國對外政策》，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260頁。

　　[84] 韓永利著：《戰時美國大戰略與中國抗日戰場：1941-1945》，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42頁。

　　[85] 轉引自[美]羅伯特·達萊克著，陳啟迪等譯：《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617頁。

　　[86] [美]羅伯特·達萊克著，陳啟迪等譯：《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616頁。

　　[87] [美]羅伯特·達萊克著，陳啟迪等譯：《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741-742頁。

　　[88] 轉引自[美]羅伯特·達萊克著，陳啟迪等譯：《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652頁。

　　[89] 〔英〕溫斯頓·丘吉爾著，魏群、高虹譯：《二戰回憶錄》，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09頁。

　　[90] Donald W. White: The American Century,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a World Power,The Comosing Room of Michigan,Inc., 1996, P.46

　　[91] [美]沃爾特·拉塞爾·米德著，曹化銀譯：《美國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響了世界》，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134頁。

　　[92] [美]沃爾特•拉塞爾•米德著，曹化銀譯：《美國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響了世界》，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137頁。

　　[93]轉引自[美]沃爾特·拉塞爾·米德著，曹化銀譯：《美國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響了世界》，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134頁。

　　[94] 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下)，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268頁。

　　[95] 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下)，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248頁。

　　[96] 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上)，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514頁。

　　[97] [美]赫什森(Stanley P.Hirshon)著，趙洪云、趙毅譯：《巴頓將軍》(書名原文：General Patton: A Sodier`s Life)，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85頁。

　　[98] 威廉·B.布魯爾著，王獻志、曾文輝譯：《盟軍首腦決策內幕解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93頁。

　　[99] 轉引自威廉·B.布魯爾著，王獻志、曾文輝譯：《盟軍首腦決策內幕解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94頁。

　　[100] 威廉·B.布魯爾著，王獻志、曾文輝譯：《盟軍首腦決策內幕解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91頁。

　　[101] [美]赫什森(Stanley P.Hirshon)著，趙洪云、趙毅譯：《巴頓將軍》(書名原文：General Patton: A Sodier`s Life)，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82頁。

　　[102] [美]赫什森(Stanley P.Hirshon)著，趙洪云、趙毅譯：《巴頓將軍》(書名原文：General Patton: A Sodier`s Life)，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89頁。

　　[103] 關于巴頓車禍詳細情況可參見[美]赫什森(Stanley P.Hirshon)著，趙洪云、趙毅譯：《巴頓將軍》(書名原文：General Patton: A Sodier`s Life)，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87-398頁。

　　[104] [美]赫什森(Stanley P.Hirshon)著，趙洪云、趙毅譯：《巴頓將軍》(書名原文：General Patton: A Sodier`s Life)，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82頁。

　　[105] 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 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下)，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270頁。

　　[106] 熊偉民：《權利的考驗——喬治••C •馬歇爾傳記》，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04頁。

　　[107] 1959年10月16日馬歇爾去世，作為利益博弈對手并輸在馬歇爾手中的丘吉爾對馬歇爾的評價是“美國最后的一位偉人”;杜魯門則評價馬歇爾是“我們這一時代偉人之中的偉人”。轉引自熊偉民著：《權利的考驗——喬治·C·馬歇爾傳記》，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70頁。

　　[108] 遲至1946年9月的民意測驗顯示，只有8%的美國人愿意放棄與莫斯科的和解，而74%的人則認為，美蘇兩國對它們之間已出現的不和都負有責任。參見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下)，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248頁。

　　[109] 黃仁宇著：《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05頁。

　　[110]“七月革命”后，以納賽爾為首的埃及新政府要求英國無條件撤出埃及。1954年，英埃簽訂了《關于蘇伊士運河基地的協定》，規定全部英軍在協定簽訂后20個月內撤出埃及。1956年10月29日，第二次中東戰爭爆發，以色列在英法支持下，出動大軍分四路侵入埃及。31日，在所謂“調解”被埃及拒絕后，英法出動飛機對埃及開羅、亞歷山大、塞得港、蘇伊士等城市狂轟濫炸。11月1日，聯大召開緊急會議，3日，聯大以59票對5票的絕對優勢通過立即?；鸷统奋姷臎Q議。在美蘇強勢要求下，12月22日，英法軍隊完全撤出埃及領土。

　　[111] 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下)，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330頁。

　　[112] [美]羅伯特·H. 費雷爾著，陳子思等譯《艾森豪威爾日記》，新華出版社1987年版，第438頁。

　　[113] 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下)，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513頁。

　　[114] “匈牙利事件”。 1956年匈牙利發生的一場大規模動亂。

　　[115] 指“波蘭十月事件”，又稱“波茲南事件”，是 1956年發生在波蘭西部城市波茲南的一次事件。

　　[116] 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下)，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312頁。

　　[117] 《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1月27日)，《毛澤東文集》第7卷，199年版，第187～188頁。

　　[118] 《同希思的談話》(1974年5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605頁。

　　[119] 轉引自[美]尼克松著，尤勰等譯：《領導者》，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頁。

　　[120] 謝爾蓋·尤里耶維奇·維特著，張開譯：《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維特伯爵的回憶》，新華出版社1983年版，第96頁;另可參見同書第383、36頁。

　　[121] 謝爾蓋·尤里耶維奇·維特著，張開譯：《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維特伯爵的回憶》，新華出版社1983年版，第96頁;參見第366、367頁。

　　[122] 《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5頁。

　　[123] 劉明翰、海恩忠主編：《世界史簡編》，山東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592頁。

　　[124] 俄狄浦斯，希臘神話中底比斯國王拉伊俄斯的兒子。因神曾預言他將殺父娶母，出生后就被其父棄在山崖，但為牧人所救，由科林斯國王收養。長大后，想逃避殺父娶母的命運，卻無意中殺死親父并娶其母為妻。此處比喻美國的命運是生于歐洲但注定要毀滅歐洲的“俄狄浦斯”式的命運。參見梁德潤編著：《希臘羅馬神話和圣經小辭典》，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第44頁。

　　[125] 轉引自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下)，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328頁。

　　[126] 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下)，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465頁。

　　[127] [美]亨利·基辛格著，顧淑馨、林添貴譯：《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122頁。

　　[128] 《奧巴馬稱愿救“溺水”普京》觀察者網，http://www.guancha.cn/Neighbors/2014_04_26_224692.shtml。登陸時間：2014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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