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經濟學家》周刊3月1日一期刊發文章稱，推翻烏克蘭政權的抗議者們對祖國懷有美好憧憬。他們呼吁向歐盟靠攏、終止俄羅斯干涉內政、推翻竊國賊亞努科維奇、建立廉潔政府。但是，他們最根本的要求與許多人幾十年來奮斗的目標一樣，即對抗腐敗、蠻橫的專制政府。他們渴望按規則辦事的民主政體。

　　個中緣由眾人皆知。大體上講，民主國家比非民主國家更加富裕，卷入戰火的幾率較小，反腐敗更加有力。從深層次看，民主國家讓人們直抒胸臆，決定子女和本人的命運。全世界這么多人、這么多地方愿意付出這么大代價，一起為了民主之理念而奮斗，這是其不朽魅力最好的證明。

　　然而，最近基輔等地的歡呼聲背后夾雜著焦慮，因為好幾個國家都上演了同一種令人不安的運動模式。民主聚集在重要廣場。在民眾的堅強護衛和全球新聞媒體的聚焦下，政府被迫讓步。全球歡呼政權垮臺，愿為建立民主政府伸出援助之手。可是，趕走獨裁者容易，建立行之有效的民主政府則困難得多。新政府舉步維艱，經濟疲軟，結果整個國家沒比革命前好多少。這就是阿拉伯革命和10年前的烏克蘭橙色革命的故事。2004年，亞努科維奇被街頭抗議趕下臺，2010年又被選為總統，之后反對派再度上臺，國家狀況還是一樣糟糕。

　　烏克蘭亂局

　　民主正在經歷艱難時世。獨裁者被趕下臺以后，反對派大多無法建立行之有效的民主政府。甚至在那些業已建立民主制度的國家，體制的問題已經變得十分明顯，社會上彌漫著對政治的幻滅情緒。然而，僅僅幾年前，民主還大有統治世界之勢。

　　20世紀下半葉，民主在那些最困難的地域生根發芽——遭納粹重創的德國、窮人最多的印度、經歷過種族隔離的南非。反殖民浪潮創造了一大批民主化的亞非國家，民主政府取代了專制政權。蘇聯垮臺創造了一批中亞的新興民主國家。美國智庫自由之家統計，截至2000年，全世界共有120個民主國家，占全世界總人口的63%。

　　那一年，超過100個國家的代表在華沙齊聚一堂，參加世界民主論壇，宣布“人民意志”乃是“政府權威之基礎”。美國國務院發布報告，“現在看來，民主取得了最終勝利”。

　　但冷靜地來看，民主的勝利沒有那么多必然性。20世紀晚期的進步勢頭在21世紀終止了。今年，全世界約40%的人口將參加自由、公平的選舉。但是，民主在全球的發展停滯了，甚至可能已經逆流。2000年以來，民主面臨的障礙越來越多。民主的問題已經沒法用簡單的數字來呈現。許多名義上的民主國家已經滑向專制政權，民主只剩選舉這一外在形式，缺少民主制度有效運轉所需要的人權和體制保障。

　　勝利能夠點燃人們對民主的信心，例如政權更迭之際的開羅和基輔，但隨后便再度熄滅。在非西方地區，民主屢屢崩潰。而在西方內部，民主常常與債臺高筑、運作失靈等字眼聯系在一起，損害其國內外的名聲。民主永遠有批評者，但現在，西方內部出現種種缺陷，其海外形象日益脆弱。于是，原來的批評聲音重新被加以嚴肅對待。民主失勢，原因何在?

　　歷史輪回

　　有兩個原因。其一是2007-2008年的金融危機，其二是中國崛起。金融危機造成的心理創傷與經濟損失一樣大。它揭示了西方政治體制的根本性弱點，破壞了西方人固有的自信。西方政府數十年來持續發放福利，任憑債務不斷升高，政客們以為他們已經超越了繁榮泡沫的循環并解除了風險。許多人對本國政治體制不再抱有任何幻想——尤其是當銀行家們為自己訂制高額獎金時，各國政府卻掏出納稅人的錢為銀行紓困。金融危機讓華盛頓共識招致新興世界齊聲譴責。

　　同時，中國共產黨打破了民主世界在經濟發展方面的壟斷。哈佛大學前校長薩默斯觀察到，美國每30年生活水平翻一番，而中國過去30年間每10年生活水平翻一番。中國的精英階層認為，他們的模式——共產黨嚴密控制以及穩定的選賢任能——比民主效率更高，更能避免僵局。中國領導人每10年左右換一屆，按照完成施政目標的能力選拔干部。

　　批評者們譴責中國政府用各種措施控制民意，無論是關押異議者或審查網絡言論。不過，中國政府嚴密控制的決心反過來也證明了對民意的關切。同時，中國領導人有能力處理國家建設方面的重大問題，而這些問題可能困擾民主國家數十年。例如，中國僅用兩年就實現2.4億農民享受養老保險——這要比美國公共養老保險體系的總人口多得多。

　　許多中國人愿意在經濟發展的前提下忍受現行體制。2013年皮尤全球態度調查顯示，85%的中國人對本國發展方向“十分滿意”，而在美國這一數字僅為31%。復旦大學的張維為提出，民主正在破壞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因為民主使得政治僵局制度化、輕視決策、還產生了小布什這樣的二流總統。北京大學的俞可平提出，民主使得一些簡單事情“過于復雜和瑣碎”，讓“某些擅長甜言蜜語的政客誤導民眾”。同樣來自北京大學的王緝思觀察到，“許多引進西方價值觀和政治制度的發展中國家正在遭遇社會動蕩和騷亂”，中國則提供了另一種模式。從非洲(盧旺達)到中東(迪拜)、東南亞(越南)，都在嚴肅對待這一意見。

　　面對2000年以來一系列的民主派失望情緒，中國的發展顯得更加強勢。第一個重大挫折是在俄羅斯。1989年柏林墻倒塌，蘇聯的民主化進程似乎不可阻擋。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在葉利欽領導下醉醺醺地朝民主走了幾步。但1999年末，他將權力移交給普京。這位后現代沙皇已經摧毀了俄羅斯的民主實質。委內瑞拉、烏克蘭、阿根廷等地的獨裁者依樣畫葫蘆，沒有完全拋棄、而是維持著民主的假象。這讓民主的信譽進一步受損。

　　第二個重大挫折是伊拉克戰爭。2003年美國領導的侵略戰爭結束后，傳說中薩達姆擁有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并沒有兌現。隨后，小布什又把戰爭的借口換成了自由與民主。“自由國家協同一致推動民主，乃是敵人失敗的先聲。”他在總統連任講話上說。但這讓民主進程遭受重創。左翼人士找到了新的證據，證明民主不過是美帝國主義的遮羞布。現實主義外交家則認為，當前伊拉克日益動蕩的局勢再度表明，美國領導的民主化進程不是社會不穩定的解藥——美國一旦放棄領導權，社會就動蕩了。

　　第三個嚴重挫折是埃及。穆巴拉克政權2011年垮臺，浪潮般的抗議活動讓人們看到希望，以為民主將在中東地區傳播開來。但頌歌隨即變成悲鳴。埃及大選的贏家不是自由派，而是穆爾西的穆斯林兄弟會。穆爾西把民主當作贏家通吃的體制。2013年7月，軍方介入逮捕埃及首位民選總統穆爾西，關押穆兄會高層人士，殺害數以百計的抗議者。埃及局勢與敘利亞戰爭、利比亞無政府狀態一道打破了“阿拉伯之春”的希望。

　　同時，民主陣營的某些新成員成績不佳。南非自1994年引入民主體制以來，一直是由非洲人國民大會統治。該黨越來越自私自利。土耳其一度將溫和的伊斯蘭教與繁榮、民主結合在一起，而現在正墮入腐敗與專制的深淵。孟加拉國、泰國和柬埔寨的反對黨要么抵制大選，要么拒絕接受選舉結果。

　　所有這一切都證明，維持民主正常運轉是一項非常漫長的工作，那種以為民主可以自己迅速生根發芽的想法已經煙消云散。雖然民主如小布什和托尼·布萊爾所說是“普世的追求”，但它還是一種基于文化的實踐。西方國家幾乎都是在建立復雜的政治制度很長時間以后才落實選舉權，實現強有力的公民組織和憲法權利，而西方社會一貫珍視個人權利與司法獨立等理念。

　　不過，原本視為民主范例的體制最近幾年卻變得過時而無用。美國已成為政治僵局的代名詞。這個國家如此癡迷于黨派之爭，以至于過去兩年間兩度站在債務違約的懸崖邊緣。分割選區以謀取選舉優勢的行為也侵蝕了美國民主。這種行為鼓勵極端主義，因為政客們只顧吸引“死忠”選民，拋棄了大量的普通選民。金錢獲得了美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影響力。數以千計的說客(平均每位國會議員要應對超過20名說客)讓立法過程變得更為冗長和復雜，讓特殊利益集團更有機會參與其中。所有這一切給人造成的印象是，美國民主是可以買賣的，富人權力比窮人大，盡管說客和金主們宣稱政黨開銷是在踐行言論自由的權利。結果是，美國的形象——乃至民主本身——遭受可怕的沖擊。

　　歐盟也不是民主的榜樣。1999年引入歐元主要是技術官僚的決策;只有兩個國家(丹麥和瑞典)就此問題舉行全民公決(結果都是否決)。鞏固歐盟權力的《里斯本條約》遭選民們錯誤地投票否決。歐元危機最困難的日子里，歐元精英們強迫意大利和希臘用技術官僚取代民選領導人。歐洲議會修補民主赤字的努力失敗了，這一機構本身遭到忽視與鄙夷。歐盟已成為孕育民粹主義政黨的沃土，荷蘭自由黨的海爾特·維爾德斯和法國國民陣線的瑪麗娜·勒龐等人宣稱，將捍衛普通百姓，對抗傲慢、無能的精英。希臘的金色黎明黨正在考驗民主國家對納粹式政黨的容忍限度。原本用來遏制歐洲民粹主義的機制，如今卻讓它死灰復燃。

　　民主的壞脾氣

　　甚至在其心臟地帶，民主也遭受著嚴重的結構性問題，而非小毛病。自民主的黎明——19世紀晚期以來，民主通過民族國家和全國性議會得以體現。人民選出代表，在一定時期內行使國家權力。但這種安排從上到下均遭到沖擊。

　　從上層來看，全球化改變了一國政治的根基。國家領導人將一大部分權力移交給全球市場和跨國主體。結果，政治家無法向選民兌現承諾，國際組織影響力越來越大。來自底層的挑戰同樣嚴峻：NGO和說客等“微觀權力”正在擾亂傳統政治結構。互聯網讓微觀權力的組織和宣傳工作變得更加便利;觀眾們每個星期參與一次生活秀的投票，網民們輕點鼠標便可發出聯署信，在這樣的世界，每隔幾年才輪到一次的政治選舉越來越與時代脫節。

　　但是，民主面臨的最大挑戰既不是來自上層，也不是來自底層，而是來自中間——選民本身。柏拉圖關于民主的主要憂慮是市民“沉湎于日常生活的享樂”。這的確是真知灼見。民主政府逐漸習慣于背負龐大的結構性債務，借錢滿足選民的短期需求，忽視長期投資。法國和意大利已經30多年沒有實現過財政平衡。金融危機驟然暴露了此類以借債度日的民主國家的真面目。

　　隨著危機后的刺激政策逐步縮小，政客們現在必須直面兩難困境。政客們要想說服選民接受財政緊縮，那么他們在選舉中就會不受歡迎。增長放緩、財政吃緊，導致利益集團爭奪有限資源的競爭將更加激烈。更糟糕的是，這種競爭是在人口老齡化的西方世界展開。老人投票率比年輕人高，許多國家現在面臨過去與未來的斗爭，既有福利與未來投資的斗爭。

　　日益蔓延的厭倦情緒讓民主雪上加霜。發達國家的黨員數量持續下降：僅僅1%的英國人現在參加政黨，而1950年的數字是20%。選民數量也在下降，一項針對49個民主國家的研究顯示，選民數量從1980—1984年至2007—2013年間下降了10個百分點。2012年針對7個歐洲國家的調查顯示，逾半數選民“根本不信任政府”。同年英國尤戈夫調查公司針對英國選民的調查表明，62%的受訪者認為“政客永遠在撒謊”。

　　同時，“鬧著玩兒”和“游行抗議”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2010年，冰島的“最佳黨”承諾將公然腐敗，卻贏得足夠選票，成功走進雷克雅未克市議會。2013年，四分之一的意大利選民支持貝佩·格里洛——一位喜劇演員。如果人們真是一無所求，這種對政治的普遍厭倦情緒也許是健康的;但選民實際上有很多要求。結果將造成惡劣、不穩定的影響，一方面依賴政府，一方面卻鄙視政府。這種依賴關系使得政府過度擴張、背負過多債務，而鄙夷的情緒剝奪了政府的合法性。民主的機能失調與壞脾氣接踵而來。

　　心臟地帶的民主問題有助于解釋其他地方遭遇的困難。20世紀民主之所以運轉良好，一部分原因是美國的霸權：其他國家自然而然想要模仿世界領袖。但隨著中國的影響力越來越大，美國和歐洲失去了榜樣的魅力和推廣民主的胃口。既然美國政府連預算都通不過，更談不上對未來的任何規劃，那其他發展中國家為什么要把民主當作理想政體呢?既然歐元國家的精英們為了財政原則而踢走民選領導人，那獨裁者們為什么要聽從歐洲的民主教誨呢?

　　與此同時，新興世界的民主國家遭遇了發達世界的同樣問題。這些國家也受到短期開銷的束縛，拿不出長期投資。巴西允許公務員53歲退休，卻造不出一個現代化的機場。印度花錢收買各類團體，卻沒錢投資基礎設施建設。各國的政治體制被利益集團所綁架，被反民主的惡習所破壞。英國歷史學家帕特里克·弗倫奇寫道，印度下院所有30歲以下的議員均出自政治世家。甚至資本家們都不再愿意支持民主：許多印度商業大亨一直在抱怨，印度的混亂民主造就糟糕的基礎設施，而中國的威權體制造出了高速公路、漂亮的機場和高速鐵路。

　　以前，民主也曾退卻。如今事情沒那么糟糕，但針對民主的優越性和必然性這一理念，中國造成的威脅遠比共產主義來得大。

　　法國政治思想家托克維爾在19世紀時指出，民主的外表總是看起來比內在虛弱：表面上各種混亂，實際上卻具有很多內在力量。產生新的領導人，提供新的政策，民主國家能夠比專制國家采取更加新穎的策略處理問題，雖然尋找正確的政策可能來來回回花費很多時間。但新興民主國家和老牌民主國家若想確保勝利，都必須打牢根基。

　　讓民主恢復正常

　　詹姆斯·麥迪遜和約翰·穆勒等現代民主的奠基者最讓人詫異的是他們的清醒態度。他們將民主視為有力、但不完美的機制：需要審慎設計，發揮人類的創造力，但還要制約反常的人性，確保機器正常工作，不斷加油、調試、試驗。

　　清醒的品格在建立民主制度伊始尤為重要。最近之所以出現那么多失敗的民主試驗，原因之一就是過于看重選舉，輕視了民主的其他必要因素。例如，國家的力量必須得到制衡，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必須得到保障。那些最成功的新興民主國家，秘訣之一便是克服了多數主義的誘惑——贏得大選以后，多數派即可為所欲為。印度從1974年(除了實施緊急狀態的那幾年)、巴西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兩國都得以保持民主政體至今，原因都只有一個：限制政府權力和保障個人權利。

　　強有力的政制不但能夠促進長期穩定，還可以減少少數派篡權的幾率。它還能夠支持打擊腐敗——發展中國家的禍根。相反，新興民主國家受挫的第一個信號就是民選領導人逾越權力——通常是以代表大多數人的名義。

　　這類反自由的行為發生時，最需要吸取教訓的是新興民主政體的設計者：他們應當看到，對于健康的民主政體而言，強有力的分權制衡的重要性不亞于選舉權。甚至謀求獨攬大權的政客也應當從埃及和烏克蘭吸取教訓。

　　即使是成熟的民主國家也要注意自身的制度建設。全球化和數字革命使得某些最受推崇的政治體制變得陳舊不堪。制度完備的民主國家需要將自身體制升級換代，解決本國問題，重新拾起民主的國際威望。某些國家已經開始有所準備。美國參議院采取措施，加大參議員阻撓提名的難度。一些州引入公開初選，并將劃分選區的工作交給獨立委員會。還有別的措施。改革政黨資金政策，公布所有金主的名字，這也許能減少特殊利益集團的影響力。歐洲議會可以要求議員提供公款開銷的發票。意大利議會有太多享受高薪的議員，上下議院權力過于均等，導致任何議案都難以通過。可是，改革者必須有大魄力。限制特殊利益集團的最好辦法是限制政府項目數量。解決政治厭倦情緒的最好辦法是政客們少說大話。簡而言之，政府越小，民主就越健康——這一理念可追溯至美國革命。

　　這些分權制衡的理念乃是出于對暴政的恐懼。但如今，尤其是在西方，扼殺民主的敵人越來越隱蔽。一個是政府規模。政府持續擴張，導致個人權利受損，特殊利益集團受益。另一個敵人是政府允諾空頭支票的惡習，要么是發放根本承擔不起的福利，要么是發動贏不了的戰爭(例如打擊毒品)。選民和政府都必須認可限制政府擴張權力的欲望。現在正是時候在更大范圍內限制政府權力。成熟的民主國家，與新興民主國家一樣，都需要對民選政府進行分權制衡。

　　對于虛弱的民主國家來說，賦予智者與好人以更大權力，這難道不是一劑良藥嗎?不盡然。無私的規則可以防止人們選擇導致破產和社會停滯的政府支出方案，或者保護少數族裔免于迫害。但是，技術官僚的統治也有其局限性。在財政政策和福利改革等重大領域，權力應謹慎行使，過程必須公開、透明。

　　一些權力向上集中，由領導人和技術官僚決策，那么另一些權力則應下放給普通民眾，以取得制衡。難點在于，如何利用全球化與本土化這兩股力量，不回避、不抗拒。既有的民主國家面臨的兩股力量——上層的全球化，下層的微觀權力——如果取得平衡，就能夠增強民主，而非破壞民主。

　　托克維爾提出，本土的民主常常是最好的民主形式：“市鎮集會對于個人自由的意義，就像小學的科學課一樣;它教導人民如何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使用、享受民主。”市長的支持率通常是全國性政客的兩倍。現代技術能夠幫助實行現代版的托克維爾式市鎮集會，推動公民參與和創新。過度的網絡民主形式(每件事都要反反復復的投票)可能會受到特殊利益集團操縱。但技術和直接民主能夠相互制衡，打個比方，獨立的預算委員會可以評估發起投票的成本和可行性。

　　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曾說過：“民主不會永遠存在。它會衰弱、耗盡，然后自殺。從來沒有哪個民主政體最終沒有自殺。”顯然他錯了。民主是20世紀意識形態之爭的偉大勝利者。但如果民主還想延續20世紀的輝煌戰績，它必須在幼時得到一絲不茍的呵護，成年后得到孜孜不倦的雕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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